中心教授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立项
日前，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立项结果公布，南开大学共有11个项目获得立项。其中两项由中心教授刘凤义、安虎森负责。
据悉，我校立项项目分别为：由APEC研究中心胡昭玲负责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的东亚生产分工优化研究》、孟夏负责的《中国参与2016年APEC秘鲁会议》；跨国公司研究中心蒋殿春负责的《跨国并购与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张诚负责的《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影响研究》；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刘岳兵负责的《近代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思想逻辑——从国体论到日本精神论》、杨令侠负责的《加拿大少数族裔移民的移入、融入与文化调适研究》；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刘凤义负责的《经济新常态下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共生性研究》、安虎森负责的《产业战略性转移与经济地理的重塑——“一带一路”国家重大战略的政治经济学思考》；中国公司治理研究院彭正银负责的《网络社会的演化趋势与治理研究》、周建负责的《政府治理对我国企业董事会资本配置与战略决策机制的影响研究》；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刘永华负责的《明清时期的礼仪变革与乡村社会》。
中心学者在《人民日报》发表学术文章
《人民日报》在1月28日07版上刊登了中心学者陈宗胜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陈宗胜：补齐经济中高速增长的“短板”》。正文如下：
2015年，我国经济保持了6.9%的中高速增长。这一增长速度是在世界经济整体依然低迷的大环境下取得的，是在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进程中实现的，充分表明我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但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在当前我国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保持中高速增长还要解决一些突出问题、补齐一些“短板”。
我国经济增长还存在着一些明显缺陷或不足。一是人均收入的世界排名依然很低。我国经济总量已经达到10万多亿美元，排名世界第二。但从人均收入来看，排名仅在世界第八十位左右。二是经济增长质量仍不够高。经济增长的技术含量和质量效益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三是经济的匹配性较差。由于供给结构不合理，一些产品无法实现其效用，无法实际被消费或使用。比如，有些产品生产过多，而与其配套的产品产量过少，导致一些产品实际上无法被使用或消费。这也是一些产品库存量较大的重要原因。四是产业结构还“过重”。发达国家是轻型、知识型产业结构，在结构调整时主要把高端人才转移到新行业就可以了。我国经济还是重型、“汗水型”结构，在推进结构升级时损失相对较大，因为有些硬件装备是转不到新行业的。这些都是GDP(国内生产总值)的缩减因素，表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紧迫性。五是因为产品质量不高、规划不科学、重复建设及环境污染问题，我国实际经济财富的积累要慢一些。比如，有些几年、十几年前建设的公路、高速路、厂房、居民住宅等，很快就被推倒或拆掉再建，地下管网埋了再扒的现象较为普遍。这些在创造新的GDP过程中产生的破坏现象，虽然创造了GDP，但并未形成社会财富积累，实际上是无效的GDP。
上述问题主要存在于经济的供给侧，表现为GDP增长质量较低、匹配性较差、结构不合理、补偿性较强。解决上述问题，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必须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加有效供给量，特别是在结构改进、动力提升的基础上提高投资质量。在新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投资，基本策略是加快推进体制改革，向改革要投资质量提升，以改革推动投资规模扩大。
应继续推进行政体制改革，激发投资主体活力。着力推广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中取得的行政体制改革经验，简政放权，简化手续，推动创业创新。实践证明，简政放权激发了投资主体活力，这几年每天都有上万家新企业注册，投资主体大大增加。这启发我们，只要加快行政体制改革、简化手续，就一定能在增加投资主体方面见成效。应推进税收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分税制，中央层面可适度增加一些涉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同时适度增加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分享权。还应对中小企业减免税收，让利于民营企业，推动其增加投资，促进其发展。应改革金融管理体制。大力发展民营、中小型金融机构或类金融机构，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为中小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应加大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力度，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投资项目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
中心主任逄锦聚教授出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协同创新中心总结推动会
1月29日，南开大学召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以下简称“中心”)总结推动会，专题研讨、推动中心有关工作。南开大学党委书记薛进文，南开大学校长龚克，南开大学副校长佟家栋、朱光磊，南开大学原副校长、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主任逄锦聚出席会议，战略部、社科处、财务处负责人以及中心成员参加会议。会议由朱光磊主持。
学校领导认真听取了中心的工作汇报，并对中心的工作提出意见和要求。薛进文指出，一年来“中心”工作成效显著，成果丰硕，令人鼓舞。“中心”要充分利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聚焦国家战略需求，集中发声；加强人才队伍建设，聘请海内外高端人才入驻南开经济学科；发挥协同优势，做好校内协同和校外协同，举办若干有重大影响力的高端学术活动，扩大“中心”的影响力，要进一步探索新机制新办法，真正成为学校机制体制改革的示范区。
龚克强调，“中心”要进一步梳理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大突出问题，聚焦研究；通过举办学科联席会、重大问题发布会、成果发布会等形式，促进校内协同和校外协同；在经济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中，贯彻“公能”素质教育，培养高素质人才，为教育教学改革探索新路子；探索更加科学的学术评价体系。
中心主任逄锦聚就2015年协同创新中心工作进展作了汇报。他说，自中心成立以来，按照“国家急需、世界一流”的要求，以服务国家经济建设和理论创新重大需要为宗旨，以机制体制改革为保障，各协同单位通力合作，联合攻关，在科研创新、人才培养、学术交流、智库建设、制度创新等方面均取得了实质性进展，科学研究取得丰硕成果，世界一流学术高地建设迈开实质性步伐；咨询研究成果丰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智库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创建了经济学拔尖创新人才班，不断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人才培养机制；创新了国际交流与合作模式，努力打造中国经济的国际学术交流和话语传播平台；探索了促进协同创新的管理制度，着力构建科学有效的组织管理体制，营造有利于协同创新的环境与氛围。
逄锦聚说，在中心发展中也遇到了一些新的问题，协同创新体制机制需要进一步探索完善，成果质量需要进一步提高。今后中心要进一步凝练研究方向，进一步探索完善协同创新机制，产出更多影响力更高的一流成果，提高咨询研究能力，争取进入国家智库行列。
之后，协同创新中心有关负责人就财务情况作了汇报。
中心学者在《环球时报》发表学术文章
《环球时报》在2月17日刊登了中心学者何自力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西方中产是去工业化的受害者》。正文如下：
中产阶级占主体一直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发达国家的标志。然而，多家知名西方民调机构的调查结果却显示，西方社会的中产阶级正在加速分化，多数人的收入水平呈现下降趋势。
以美国为例，美国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程度已经超过所有主要国家，顶层1%人群掌握的财富相当于低层90%人口的总财富，20名富豪的财富，超过全国一半人口的总财富。皮尤研究中心最新研究显示，美国中产阶级家庭所占比例已不到一半。
西方中产阶级主要由三类职业人群构成：一类是政府部门的中级行政官员;一类是各种经济组织的中级管理人员;再一类是科研人员、教师、医生、律师、演员、体育明星等。这些职业人群大都从事专业性比较强的工作，以工薪收入为主，收入水平居于社会的中间水平。
中产阶级在西方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只是工业化和制造业为主的经济结构的产物。西方资本主义有500年的发展历史，在工业化时代之前的简单协作和工场手工业时期，企业规模小，分工简单，管理职能没有专业化，少数人富有而多数人贫困，不存在中产阶级。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机器大工业生产体系的形成和建立将资本主义带入工业化时代，为中产阶级的形成和迅速壮大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技术基础和制度组织条件。二战后，中产阶级在西方社会成为主体，到20世纪末中产阶级比例达到80%以上。
西方中产阶级之所以现在面临困境，直接原因是去工业化的发生，即重化工业和加工制造业的严重萎缩。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农业、采矿、炼钢、纺织、服装、造船、机器制造等第一和第二产业在西方国家产业结构中的主体地位加速下降，而以金融、通讯、交通、旅游、咨询、广告、餐饮、娱乐、家政等为主的第三产业迅速上升，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不论是就业人数还是增加值现都已超过七成。
伴随着去工业化的，是越来越多的生产性企业要么倒闭，要么转移到海外，要么转型为服务性企业;越来越多的企业白领职员要么失业，要么从事一般性服务劳动，收入大大下降。去工业化和经济增长陷入停滞导致西方国家政府财政收入锐减，不得不大规模削减政府公共福利开支，也使得中产阶级收入降低，人数锐减。西方国家的服务业本来是依托发达的制造业而发展起来的，在服务业就业的部分人群的收入水平也达到了社会的中等水平。然而，随着制造业的衰落，服务业失去了服务对象和发展的动力，收入水平呈现不断下降态势，中等收入人群的数量不断减少。
目前，西方主要发达经济体均处于经济衰退之中且在继续下行，失业率居高不下，而失去工作的主要是中产阶级。中产阶级衰落和分化的结果是社会阶级结构重新表现为少数最富有人群与多数低收入人群的对立。缺乏保障和安全感的生活状况使中产阶级对前途充满恐惧和不安，对社会的态度亦由温和保守转变为不满，正在成为希望改变现存社会秩序的重要力量。
中心学者在《光明网》发表学术文章
《光明网》在2月24日刊登了中心学者何自力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四个没有变”彰显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广阔》。正文如下：
习近平总书记在东北老工业基地视察期间强调指出，我国经济形势和运行态势总体是好的，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空间大的基本特质没有变，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变，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没有变。这“四个没有变”的判断是准确客观的，对国内外唱衰中国甚至企图做空中国经济的声音是有力的回击，对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动中国经济继续向好发展是极大的鼓舞。
中国经济基本面向好发展在世界经济复苏缓慢的大背景下呈现耀眼光茫。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曾经是全球经济增长引擎的发达经济体经济陷入严重停滞，复苏前景渺茫。新兴经济体受发达经济体经济停滞的外溢效应的影响，经济出现严重下行态势，结构调整任务艰巨。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中国经济出现产能过剩扩大、出口规模缩小、经济增速减缓的新问题、新情况。但是，与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经济持续低迷，复苏迟缓的状况相比，中国经济下行的速度很平缓，经济增速仍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名列前茅，就业、投资、消费、物价等反映经济运行质量的重要指标表现良好，经济结构调整保持优化态势，高科技产业的增速更是非常抢眼，经济运行基本面呈现积极向好发展态势，可谓风景这边独好。
中国经济基本面向好发展立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成果，即强大的制造业基础。西方发达经济体发生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去工业化和产业空心化，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节，经济刺激政策已难以推动投资和消费，致使经济复苏缺乏动力。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三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艰苦奋斗和积极努力，我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制造大国，拥有最为完整和系统的产业链，具有强大的生产能力，深厚的工业基础为中国经济的中高速运行提供了重要保证：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有助于增强产业竞争力；制造业为技术创新提供平台和依托有助于推动技术进步；制造业的发展可以带动投资和消费，有助于拉动经济增长；制造业提供大量投资品和消费品，推动商品贸易的扩大，进而拉动经济增长；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通常高于服务业，制造业居主体地位有助于加快经济增长；制造业是服务业的基础，制造业的发展有助于推动服务业的发展，使产业结构趋于优化。总之，中国制造业具有显著优势，充分发挥制造业的优势有助于中国经济实现中高速运行，迈向中高端水平。
中国经济基本面向好发展得益于宏观调控体制创新。西方发达经济体大都实行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市场机制发挥自发调节作用，宏观调控的政策手段很少，主要是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只是辅助手段，调控的重点是需求侧，调控方式缺乏前瞻性、强制性和精准性，对小的经济波动还可以应付，而对百年一遇的严重危机就无能为力了。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沉重打击西方发达经济体，严重拖累世界经济，发达经济体用尽宏观调控手段进行救助和刺激，但是至今停滞态势依然故我，经济复苏遥遥无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最大优势是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政府与市场相结合，集中力量办大事，在经济面临较大波动乃至下行压力时，政府可以从需求侧和供给侧协同发力，综合运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经济手段和行政、法律手段进行宏观调控。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政府先是投入4万亿资金扛住了危机的强大冲击，确保经济稳定运行，接着在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转方式、惠民生和防风险的方针指导下，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管理与需求侧管理协同发力，着力完成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从生产领域加强优质供给，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供给体系更好适应需求结构变化。目前中国经济虽然仍面临下行压力，但是由于宏观调控目标明确，区间调控、定向调控和相机抉择相结合，总量调控与结构调控相结合，经济手段与法律手段相结合，短期调控与长期调控相结合，取得了非常好的调控效果，经济运行总体可控，运行处于合理区间，各项经济指标均表现良好，这些成就的取得是与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理念和调控体制机制的形成和良好运行分不开的。
中国经济基本面向好发展从根本上得益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成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比如，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关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的理论；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理论；关于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的理论；关于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理论；关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这些重大理论创新是适应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政治经济学，是党和国家各项决策活动的重要理论依据。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成果的指导下，我们党科学地进行体制机制顶层设计，为全面推动改革提供蓝图；积极探索基本经济制度的具体实现形式，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坚实物质基础；努力推动政府与市场的有效结合，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结构调整，不断改善民生，努力防范风险；着力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积极贯彻“五大发展理念”，努力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统筹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积极落实“一带一路”倡议，深入参与全球治理，积极引领经济全球化步入快速发展新阶段。
中心获中共天津市委研究室感谢及表彰
近日，中心和中心主任逄锦聚教授分别收到中共天津市委研究室的感谢函。感谢函中表示，中心寄送的一系列观点建议与研究报告等，已摘编上报市领导同志参阅或作为文件起草过程中的重要参考，对中心的智力支持表示感谢。
中心成立以来，积极服务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对区域发展问题进行深入调研，建言献策，提供咨询，研究成果取得突破性进展，受到党和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和表彰嘉奖。未来，中心将紧紧围绕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深入开展调研，充分发挥智库优势，贴近实际需求，拿出更多质量更好、针对性更强、时效性更高的研究成果，为国家科学决策提供智力支持。
中心学者在《光明网》发表学术文章
《光明网》在3月8日刊登了中心学者何自力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新型政商关系助推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正文如下：
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民建工商联委员时，用“亲”和“清”两个字深刻阐明了新型政商关系的内涵和特点，为党和政府各级领导指导和推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表达了党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和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关心和期待，对新常态下塑造风清气正的新型政商关系，更好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是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在这个基本经济制度和大政方针的有力支撑和正确指引下，我们党广泛动员和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努力调动各种经济成分积极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充分发挥多种经济成分各自的独特优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得到显著提高，人民生活得到很大改善。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符合现阶段中国国情的，体现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这一客观规律。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是与民营经济的贡献分不开的。目前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数量已占市场主体的90%，对GDP的贡献率超过60%，就业贡献率超过80%，固定资产投资贡献率超过65%，对外直接投资的贡献率超过67%。为了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实现国民经济协调稳定健康运行，要继续毫不动摇地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要抓好用好战略机遇，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努力迈向中高端水平，在推进结构调整、培育新增长点、加快转型升级中发挥更大作用。
毋庸讳言，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无论是党政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还是非公有制经济自身的发展，都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政商关系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扭曲。一些党政领导干部对非公经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不足，缺乏为非公经济发展真诚服务的热情和积极性，更有甚者，一些领导干部缺乏廉洁自律意识，与民营企业家的关系不清不白，借职务之便谋取私利，扭曲了政商关系，严重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一些民营企业家自身缺乏守法意识，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机会，不惜以种种违法方式拉拢腐蚀一些意志薄弱的领导干部，把这些人当作自己的保护伞，以谋求不当利益，破坏了正常的市场秩序，毒化了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这些都有损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有损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为了使非公有制经济更加健康地发展，必须克服政商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努力构建新型政商关系。具体来说就是：
其一、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干部要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深刻认识坚持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意义，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工作实践中切实巩固好和发展好公有制经济，切实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不能因为要维护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就歧视非公有制经济，阻碍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损害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权益，也不能因为要鼓励和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就放任非公有制经济无序发展，削弱甚至放弃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损害党执政的政治基础和全体人民共同利益的物质基础。
其二、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干部要在思想上和情感上关心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做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良师益友，践行“亲”与“清”，“亲”就是要坦荡真诚地同民营企业加强接触交往，特别是在民营企业遇到困难和问题情况下更要积极作为、靠前服务，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多关注、多谈心、多引导，帮助解决实际困难；“清”，就是同民营企业家的关系要清白、纯洁，要廉洁奉公，不能有贪心私念，不能以权谋私，不能搞权钱交易。
其三、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要加强政治学习，了解和熟悉党和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正确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内涵和制度特征，在思想上情感上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行动上自觉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要因为公有制在基本经济制度中居于主体地位，就不思进取，妄自菲薄，自暴自弃，丧失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信心，也不要因为党和政府鼓励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就贬低和轻视公有制经济，更不要一遇挫折就把怨气和怒气撒向公有制经济。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共同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共同基础，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而不是相互排斥、相互抵消。
其四、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是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前提，为了实现健康成长，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应当积极践行“亲”与“清”，“亲”，就是要积极主动同各级党委和政府及部门多沟通多交流，要讲真话、说实情、建诤言，满腔热情支持地方经济发展；“清”，就是要加强自我学习、自我教育、自我提升，十分珍视和维护好自身社会形象，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投身光彩事业，致富思源，义利兼顾，自觉履行社会责任，洁身自好、走正道，做到遵纪守法办企业、光明正大搞经营，
其五、要确保制度的稳定性和政策的连续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变，我们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没有变，我们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没有变。”这“三个没有变”表达了我们党的一贯立场，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应当坚定信心、把握大势、奋发进取，充分利用前所未有的良好政策环境和社会氛围，推动企业取得新的更好的发展。
中心周立群教授就天津供给侧改革建言献策
去年以来，“供给侧改革”迅速走热，成为各方讨论的焦点所在。人们熟悉的“投资、消费、出口”需求侧的三驾马车似乎深陷泥沼，供给侧改革能否扭转经济下行的趋势？对于天津而言，供给侧改革具体又意味着什么？针对这些问题，日前，天津日报记者专访了中心教授、南开大学滨海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周立群教授。
关于天津如何推进供给侧改革，周立群指出，天津应该结合自身实际，走出一条具有特色的改革道路。目前来看，国内各大经济板块可以粗略地划分为三种类型：一是转型成熟区，以深圳和杭州等为代表。较早适应经济新常态并推进供给侧改革，结构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二是待转型区，推进供给侧改革存在很大困难，代表是河北、山西以及东北，特点是产业单一、结构单一。三是转型关键区，以天津等为代表。天津前些年的发展为供给侧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现代制造研发基地已具雏形，但仍不稳固，自身先进产业的竞争力还有待加强，因此处于比较关键时期。天津在供给侧改革的过程中，要避免陷入一种误区——完全依照深圳、杭州改革模式进行照搬。这并非不能参考借鉴它们的经验，但更应根据市情地情不同制定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
在供给侧改革整体的指导下，中国目前正在培育和放大新动能，新一轮的发展需要新的动力源。天津近年来的发展一直在培育新动能，已经迈出了扎实的一步。非常典型的是“科技小巨人”和“万企转型升级”，这也是天津未来推进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抓手。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包括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和补短板等重点任务，必须调整结构适应经济新常态。就天津而言，产业结构调整正在稳步推进，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制造业和服务业结构。先进制造研发基地，需要一个强大的服务业体系的支撑。天津的物流、航运和金融租赁等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联系紧密，走在全国前列。另一方面，作为现代都市，与民生相结合的大量服务业也实现了快速发展，包括文化创意、娱乐、信息服务等。但服务业的结构调整仍将是“十三五”期间的一个难题，需要加快步伐。
各地因各自情况不同，供给结构调整的重点也有所不同。对天津而言，制造业仍占据了大头，因此传统工业和现代先进制造业结构的调整（即制造业内部结构）至关重要。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支撑和带动天津发展的关键。
中心刘刚教授接受北方网采访，解读五大发展理念
日前，北方网联合市社科联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做客《新闻会客厅》，为广大网友解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中心教授、南开大学滨海开发研究院教授刘刚，天津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副主任闫金明，天津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秘书长张再生做客本期节目。
关于对五大理念的理解，刘刚教授指出，中国经济发展在近30多年的时间里，早期的发展更加强调投入和要素。90年代提出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换，后来开始提出经济发展的创新驱动、协调发展和协同发展。最近，开始提出“绿色发展”、“共享发展”这些理念。五大发展理念实际上是针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中的矛盾和问题，制定了新的发展速度，这个发展速度能够全面概括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和未来预期的方向，为 “十三五”时期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明确了发展速度。
关于创新驱动，刘刚教授认为，创新驱动是一个国家战略，同时也是一个发展理念。过去的发展依靠要素驱动，主要是劳动力、土地、投资要素等来推动经济的发展。那么创新驱动，就是整个经济的动力机制发生转化，随着劳动力的减少，将不再依靠这些简单的、初级的要素，而是依靠人力资本、知识、技术以及一些生产方式的创新来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这种发展思维和发展战略的转变，是基于中国经济发展实际和国际竞争的实际提出来的。过去，我们可以引导国际技术。现在，当我们发现在技术竞争上，跟国际水平逐渐趋同，需要我们来创新了。在这个时候，我们必须寻找新的增长要素。这种要素在哪里？是我们的头脑里，在我们所积累的知识里，在我们所创造的技术里。所以这种发展理念提出发展战略的事实，就会使得中国的整个经济发展进入到新阶段。创新发展是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的重要前提。
中国的创新已经初步具备了世界影响。五大理念提出以后，在接下来的五年甚至十年里，创新驱动将逐渐成为一种全国行为。我们可以总结先进地区的经验，然后指导其他省市的发展，通过创新、通过知识、通过技术使得经济和国际竞争力得到极大提升。“双创”、“互联网+”以及《中国制造2025》，都是国家创新驱动的具体的手段和措施，国家要依赖这些计划，实现创新发展。今后，国家还会出台一系列的措施，这使得创新发展成为措施出台最密集的一个领域，这也说明了创新发展在整个“十三五”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中心教授贺京同等著（译）作入选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
2015年经济学书单
2016年1月，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2015年度经济学书单（100种）发布。中心教授贺京同及其研究团队完成的三本著（译）作入选，分别为《行为经济学：选择、互动与宏观行为》（贺京同、那艺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11月）、《实验经济学：反思规则》（尼古拉斯·巴德斯利等著，贺京同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7月）和《宏观经济思想七学派》（埃德蒙德·菲尔普斯著，贺京同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年7月）。
据悉，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的年度书单共收录了100种2015年在中国大陆出版的经济类图书，在选取方法上有别于豆瓣、亚马逊等网站的算法推荐，而主要以追求第一手的研究和资料、通俗读物尽量保证有研究背景为选书标准，因此对于专业领域人士更具有参考价值。书单下设通俗读物、通识教材、方法与工具、行为与实验、金融理论及实务、中国经济、跨学科、经济政策、经济史、传记与思想史、经典作品等栏目。其中，在行为与实验经济学栏目下入选的5种图书中，贺京同教授团队独占2席。
谷书堂先生千古
谷书堂，男，1925年10月生，山东威海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全国高校政治经济学科领军人物，南开大学荣誉教授、南开政治经济学学科开拓者和杰出代表。2016年3月27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天津逝世，享年91岁。
谷书堂教授1946年入南开大学经济学系学习，194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中国民主青年同盟，1950年毕业前夕，被选调到天津市委宣传部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回南开大学经济系任教师并作管理工作。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兼任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执行主席、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常务理事，全国高等教育学会理事、天津市政府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天津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天津市经济学会会长；南京大学、山东大学、西北大学、兰州大学等十余所高等院校的兼职教授等职。
谷书堂教授是著名经济学家，毕生呕心沥血，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在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价值理论、分配理论以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设等方面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并卓有建树，为推动我国改革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创新性重大贡献。
1955年，谷书堂教授和魏埙教授联合发表《价值法则及其在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各个阶段上的作用及形式》的论文，文中提出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二重含义及其价值决定”的理论观点，引起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后应上海人民出版社之邀，将论文扩充，于1956年出版发行单行本，在国内理论界产生重要影响。时年，他刚刚30岁。
改革开放伊始，谷书堂教授又于1979年发表了《论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的调节作用》一文，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国内最早明确提出我国经济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经济学家之一。在同年提交全国价值规律讨论会的论文《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中，谷书堂教授又进一步提出了全民所有制企业之间的“商品关系论”，从而为论证社会主义经济也是商品经济提供了有力的理论论据。
20世纪80年代初，谷书堂教授主持了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依据研究”，完成并出版《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专著，进一步系统提出并论证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思想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应以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理论作为依据”的主张。
1987年谷书堂教授在国内率先提出“按要素贡献分配”的观点，并始终主张“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这些理论观点为党和国家决策提供了理论参考，对推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发挥了重要作用。
创新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和教材体系，是谷书堂教授毕生的追求。他于1979年主编出版的由13所高校参加编写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北方本），被教育部定为全国文科院校统编教材，先后八版，发行逾150万册，并获国家级优秀教材奖和优秀教学成果奖。他主编的《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被教育部学位办推荐为全国硕士研究生教材，获得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奖。这些教材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和话语体系的构建，为经济学合格人才的培养发挥了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后，谷书堂教授受命于拨乱反正之际，先后出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常务副所长、所长和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他以适应国家急需、经世济民为己任，和他的同事们一起，团结带领广大师生，发挥南开经济学科“知中国，服务中国”的优良传统，抓住历史机遇，恢复或建立多个应用型新兴学科，使南开大学经济学院迅速成为当时国内高校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经济学院之一。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致力于人才培养，是谷书堂教授终生献身的事业。他不拘一格培养人才的教育理念和身体力行的实践探索，为我国教育改革事业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和经验。作为教师，谷书堂教授不仅将理论讲解得深刻精辟，而且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引导学生独立思考、举一反三。作为管理者，谷书堂教授珍爱人才、善聚英才而用之的大家风范，也是众人皆知。他汇聚人才、珍重人才的眼光从不局限于国内，也将视野扩大到国外，充分挖掘海外校友、国际友人、合作院校的人才资源潜力，创办新的学术机构，开辟新的学科领域，填补了国内空白。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出现新的高潮，现代化建设对人才提出新的需求。在这样的背景下，时任经济研究所所长和经济学院院长的谷书堂教授敏锐地抓住这一机遇，在学校的支持下，先后为全国各省市举办了二十七期“对外开放领导干部培训班”，连续为当时的地矿部举办了三期“研究生课程进修班”，以及为改革开放前沿城市深圳举办“博士生班”。经过学习，这些学员大大地提高了经济学的理论素养，并在其后的实践中快速成长为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栋梁。他们当中，有的担任了中央部委和省市自治区的主要领导人，有的活跃在金融、教育、科研、企业管理等各条战线，以实际行动为中国改革开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同时也不断地继承和弘扬着南开优良传统。
1997年，谷书堂教授办理了离休手续，但他仍然以“老骥伏枥，壮心不已”的精神，参加学术活动、指导博士生、笔耕不辍。这期间他出版的著作有：《政治经济学通论》（修订再版），《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北方本”第七版和第八版，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路径之探讨》等。2009年8月，长达157万余字的《谷书堂文集》（上下卷）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是谷书堂教授多年从事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总结，也是新中国六十年经济理论进展的一个缩影。透过这个文集，我们看到了一个忠诚于人民的知识分子探索真理的脚步和心路历程。
鉴于谷书堂教授在学科建设、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的卓越贡献，1991年国务院授予他“政府特殊津贴”，1995年教育部授予他“全国优秀教师”称号；他多次入选《中国世纪专家》，《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等名人传记。他的治学业绩在国际上亦有相当影响，曾为日本等国培养和指导高级进修生、研究生，并被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IBC）和美国传记研究所（ABI）分别收入名人录。2012年，南开大学特别颁授谷书堂教授“荣誉教授”称号和“特别贡献奖”。
谷书堂教授的一生是成就非凡的一生。他热爱国家、服务人民；桃李满园，著作等身；为人坦荡豁达，处事平和公正；团结同志，提携后生；为教育事业倾注心血，鞠躬尽瘁。他如巍巍高山，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噩耗传来，南开悲恸，山河动容，人们难以想象，一位耄耋老人，直到病重住院的前一刻，仍在思考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建设和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
谷书堂教授永垂不朽！
附：
致谢
在谷书堂教授重病期间，到医院看望和以各种方式表达问候和关心，去世后到灵堂吊唁、致函或致电悼念的主要领导、专家学者和单位有：
主要领导：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部长 袁贵仁
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主任 徐绍史
国家行政学院院长 马建堂
中共天津市委常委，秘书长 成其圣
天津市委常委，天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宗国英
中共安徽省委原书记 王金山
广东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长 宋海
深圳市人民政府原副市长，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临时党委书记 唐杰
校领导：
南开大学党委书记 薛进文
南开大学校长 龚克
南开大学党委副书记 张士琪
南开大学党委副书记 张亚
南开大学副校长 朱光磊
南开大学副校长 佟家栋
南开大学原党委书记 洪国起
南开大学原校长 候自新
南开大学原副校长 朱光华
著名学者：
西南财经大学原校长 刘诗白
中国人民大学资深教授 卫兴华
厦门大学原副校长 吴宣恭
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 杜厚文
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 洪银兴
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 林岗
中央民族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 黄泰岩
武汉大学资深教授 谭崇台
天津财经大学校长 李维安
西南财经大学原副校长 刘灿
武汉大学教授 简新华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张宇
西北大学教授 白永秀
河南大学中原发展研究院院长 耿明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