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地简报

2018年第一期工作简报

发布时间:2018-04-10来源:浏览次数:671

中心主任逄锦聚教授参加“百人宣讲团”

将十九大精神传递到教育系统的“神经末梢”

开展“百人宣讲”,将十九大精神传递到教育系统的“神经末梢”。近日,教育系统党的十九大精神“百人宣讲团”成员将宣讲十九大精神视为首要政治任务,纷纷进校园开展面对面宣讲、互动化对谈,在全国教育系统掀起了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的热潮。

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南开大学原副校长、中心主任逄锦聚教授今年已经70岁了。这段时间以来,却频频出差成了“空中飞人”:“作为‘百人宣讲团’成员,我们要把党的十九大精神传递到最基层,打通理论武装‘最后一公里’。”

中心学者在《天津日报》发表学术文章

    《天津日报》在1809版刊登了中心学者刘刚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实现更高质量的经济增长》。正文如下:

    近期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发展历程和分析当前经济形势的基础上,把追求和推动高质量发展作为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任务。如何通过供给侧结构改革实现更高质量的经济发展,是2018年经济工作的重心。

    一、提高经济运行质量是当前面临的首要问题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劳动力、土地、资本和技术创新都曾经成为主导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依据主要依赖要素投入还是技术进步,可以把经济发展战略划分为要素驱动和创新驱动两种类型。要素驱动的经济发展战略立足于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主要依靠廉价劳动力、土地和资源的配置和利用所产生的“要素租金”推动经济增长和发展。而创新驱动的经济发展战略则立足于先发优势和竞争优势,强调依靠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创新租金”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究竟哪种经济发展战略能够带来经济快速增长,使经济发展呈现出报酬递增效应,并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而是取决于特定条件下可获得和利用的驱动因素是什么,及其与之相适应的组织和制度安排的适应性和有效性。随着外部环境的改变,尤其是可获得和利用的驱动因素及其相应租金的耗散,发现和创造新的驱动因素,制定和实施新的经济发展战略,是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不仅仅涉及驱动因素的变化,而且涉及实现机制的形成及其组织和制度变革过程。

    改革开放以来,立足于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充分利用有利于自由贸易的国际秩序和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依赖要素投入和外源型技术进步,中国经济实现了长达30多年的高增长,成长为“世界工厂”和第二大经济体,被誉为“中国奇迹”。随着国际和国内市场条件的新变化、要素成本的上涨和资源环境约束的加强,要素驱动的经济发展战略局限性开始显现。首先,过度依赖要素投入驱动经济增长,尤其在包括人口和土地红利在内的“要素租金”枯竭的条件下,经济面临报酬递减和资源环境约束的瓶颈;其次,由于过度依赖外源型技术的引进和吸收,在国际竞争中,中国企业和产业仅仅拥有比较优势,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第三,在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逐渐丧失的条件下,如果不能通过科技创新获取先发优势和实现从外源型技术向内源型技术的转变,中国经济将可能步入发展困境;最后,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带来的环境压力日益加大,尤其是环境污染已经影响到广大人民的生活质量和水平的提升。

      2012年以来,经济增长速度的持续下滑表明,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发展阶段。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对新发展阶段的主要矛盾和基本特征进行了科学的概括。其中,追求更高质量和更高效益的经济增长,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是新时代经济发展的主题。

    更高质量和更高效益的经济增长有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产品从低端向高端的升级;二是指经济结构的深度调整;三是指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的转换。其中动力机制的转换是根本,如果仍然延续前期工业化阶段的要素驱动的经济增长,不可能实现经济发展的高质量和高效益。

    如何通过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现从制造经济向创新经济的转型,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和效益发展的基石。与要素驱动发展战略不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立足于先发优势和竞争优势,依赖科技创新推动中国经济的内生增长和可持续发展。

    二、提升有效科技供给能力

    与前期主要依赖比较优势不同,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来源于科技创新带来的竞争优势。特别是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和从技术引进到自主创新的转变,不仅仅涉及技术和企业,而且涉及组织、制度和政策设计因素,是一场深刻的经济和社会变革过程。

    经济高质量和效益发展的根本驱动力是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和有效科技供给的增加。国际经验表明,在工业化的第三阶段,通过自主创新和有效科技供给能力的提升,在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我国将涌现出一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型企业,同时催生包括科技研发、设计服务和科技金融在内的生产型服务业发展,促进城市功能及空间结构的新变革。

    从近五年来的发展实际看,经济转型升级与第四次工业革命发生和发展的交融和共生,为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时代背景。从某种意义上说,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按照中国逻辑发生和发展。“互联网+”“中国制造2025”“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战略的制定和实施,都充分体现了两者相互交融和共生的趋势。

    新技术经济范式发源于基于基础研究的通用技术的突破和产业化。历次工业革命的通用技术被称为“关键生产要素”,同时具备生产成本持续下降、供给能力无限和运用前景广泛三个方面特征。围绕着“关键生产要素”的开发和应用,通用技术与其他技术的新组合产生技术群落。技术群落与经济和社会的融合,不仅形成战略性新兴产业而且带动现有产业升级,进而推动经济结构的深度调整和社会变革。

    在新技术经济范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科技与经济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是高度互动的。科技与经济和社会的融合不仅表现在从基础研究到技术开发再到产业化的过程,而且表现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为基础研究和技术开发提供了强大动力。因而,科技与经济和社会之间的正反馈,是不断提升科技供给能力和实现创新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和机制。

    一种创新技术能否发展为新经济、新产业,实现与经济社会的融合,不仅取决于该技术与其他技术之间的竞争,而且取决于能否适应市场、组织和制度环境,类似于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阐述的物种与环境相互适应现象,因此我们将创新科技与经济社会融合过程比喻为创新的“达尔文海”。

    创新的“达尔文海”现象首先表现在基础研究阶段,即基础研究技术路径选择的多样化带来的不确定性,导致许多科学技术在基础研究阶段就可能面临被淘汰的风险。其次表现在产品开发阶段,在不同技术路径的竞争中,新技术和新产品同样面临被淘汰的可能。第三,即使进入产业化阶段,市场不确定性成为影响产品能否胜出的关键。在许多情况下,可能因为市场垄断力量的存在,更高效率的新兴技术面临被“淘汰”的命运。第四,对于科技工作者的创新型创业活动,“达尔文海”同样存在。因为,与企业家相比,科学家是一种更加专业的职业。企业家则需要具备更为广泛的市场机会识别、团队管理建设和资源整合的能力。

    创新的“达尔文海”现象揭示出,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的融合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而是经济和社会变革过程,不仅是科技和产业界的问题,而且涉及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市场规则的制定、政治家的智慧和大国之间的力量博弈。

    三、构建富有活力的创新生态系统

    无论从发达国家还是国内先进城市发展的经验看,突破“达尔文海”和提升科技供给能力的关键是构建包括政府、大学、科研院所、企业和中介组织在内的多元创新主体相互联系和互动的创新生态系统。

    在创新生态系统中,栖息着三大群落:基础研究、产品开发和技术应用。其中,依托长远战略眼光,基础研究群落负责创造新知识和提出新概念,开发群落则着重于推动产品和服务的开发,应用群落则把验证的技术和产品扩散到相关产业和散布到全世界。创新生态系统概念的提出认识到技术创新是一个非线性的过程,是多元创新主体相互联系和作用、共生共荣的结果。多元创新主体围绕技术集成、产品研发和产业链形成多种多样的合作,任何局部链条和环节都关系着整个系统的运行和绩效。

    与创新体系概念不同,创新生态系统的建设是以市场为导向的,更加强调利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推动包括政府在内的多元创新主体之间的互动,实现基础研究到产品研发再到规模生产的自我组织以实现报酬递增。政府的作用不仅表现为增进和弥补市场,而且表现为能够集政治家和科技战略家的智慧提高科技治理体系的顶层设计能力。

    同时,创新生态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性的,任何一个创新都是在一个特定的地理空间、政治经济环境、社会文化环境下内生的。在创新生态系统的建设过程中,只能立足于自身的实际学习、借鉴和创建,而不能简单移植和模仿。

      2012年以来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我国的经济转型和升级已经到了攻关期。围绕增加有效科技供给提升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实现经济结构的深度调整和增长动能的转换,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经济工作的主战场。与这一过程相伴随的是我国经济从制造经济向创新经济的转变,继“世界工厂”之后成长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和经济强国。

中心主任逄锦聚出席“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高级研修班开班仪式并作首讲

113日上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高级研修班开班仪式在中国人民大学明德主楼728会议室举办。此次研修班为“政治经济学大讲堂”第六期,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主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协办,持续时间为113日到116日,共设10讲,来自各级政府机关、中央党校及各地方党校、各高校等企事业单位的90多名学员参加。高级研修班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为主题,加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习、研究与运用,全面总结改革开放四十年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历程,推进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科建设。

    中心主任逄锦聚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贺耀敏教授、经济学院书记关雪凌教授、经济学院刘守英教授、邱海平教授等出席了开班仪式。开班仪式由邱海平教授主持。

开班仪式后,中心主任逄锦聚教授为学员们授课,授课主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价值和时代意义”。

逄锦聚教授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来源于当代中国实践经验总结、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政治经济学、中国五千年文明成果以及世界各国经济学的科学成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的理论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是党和国家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必须长期坚持,不断丰富发展。

    新中国成立近70年改革开放40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成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指导下取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经济建设的根本指导理论。另一方面,当前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但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也十分突出,中国要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为世界经济和经济学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最后,逄锦聚教授强调实践发展永无止境,对马克思创立政治经济学的学习、继承和创新永无止境,我们要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站在实践和时代前沿效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一步创新。

    逄锦聚教授全面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研究对象,时代意义和发展目标,紧密联系当前的改革发展实际和最新理论发展成果,内容充实,观点鲜明,引发了学员们的深入思考,受到广泛好评。

中心学者钟茂初教授当选全国政协委员

    124日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名单,共2158人。中心学者钟茂初教授当选,我校共7位教授当选,分别是:

  九三学社:陈永川(组合数学中心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

  无党派人士:许京军(副校长,物理科学学院教授)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袁直(教代会执委会、工会副主席(),化学学院教授)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曹雪涛(党的十九大代表,校党委副书记、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经济界:范小云(金融学院常务副院长)、钟茂初(中心学者、经济学院教授)

  教育界:卜显和(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

中心学者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学术文章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13104版刊登了中心学者钟茂初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发展理念》。正文如下:

    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纳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从经济学角度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内涵可理解为,人类经济活动过程中不对自然生态系统产生负外部性影响。以此为基础的发展准则是,经济活动应当在生态承载力范围内进行,发展过程中必须遵循土地开发面积比例、生态功能区红线、资源环境可损耗额度、全球生态系统安全贡献、生态公平等约束。

    人类经济活动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相互依存

    从西方经济学学理角度来认识,传统经济社会中人类经济活动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是分立的“主体”,人类经济活动的目标是生产者的利润最大化和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经济活动主体必然会以对自然生态系统产生负外部性的方式来实现上述目标。其机理是,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竞争优势、技术进步以及应对经济危机等,成本外部化是其重要手段,而生态环境成本的外部化是其主要路径,最终承接者必然是自然生态系统。当各经济活动主体的负外部性影响加总超过了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力时,将导致自然生态系统生态功能的劣化,并由此而形成人与自然“不和谐的关系”。而新发展理念“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经济内涵则是:人类经济活动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利益“主体”,自然生态系统能够稳定提供生态功能,是人类经济活动系统永续实现其利益的源泉;人类经济活动必须以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力为约束,一切针对自然生态系统的负外部性行为和公地悲剧行为,都必须通过制度构建予以消除。

    解决人类经济活动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不和谐关系”,其实质是解决传统经济活动过程中所形成的、针对自然生态系统的负外部性生态影响。从解决外部性的经济学视角来看,主要有如下解决路径。一是明晰产权。如对于重要的生态功能区,其产权为全民所有,管理权归属中央政府,相应区域范围内应严格禁止开发。二是形成价格和成本补偿机制。如针对碳排放、污染排放,通过排放额度初始配置和排放权交易,形成实际价格,一方面使有限的排放额度得到优化配置,另一方面也可以遏制各经济活动主体不承担责任、不支付成本的“外部性”动机。三是外部成本内部化。如将生态环境影响纳入政绩考核,从而将经济活动所造成的生态环境代价转化为行为决策者的内在成本。由此,可有效遏制不顾生态环境影响而追求经济增长的“外部性”动机。四是有效遏制“搭便车”行为。如以“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确立各行为主体承担生态维护和生态环境治理的责任,并辅之以激励和处罚机制,遏制有关生态环境领域的“搭便车”行为。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内涵是:“绿水青山”代表生态环境构成的自然财富,“金山银山”代表人类经济活动所形成的“经济财富”,社会总财富是由“自然财富”和“经济财富”加总构成的。在代际财富传承过程中,社会总财富不减少是“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准则。在传统的财富认识中,往往只把经济活动创造的“经济财富”认为是财富,以为“自然财富”必须通过经济活动转化为“经济财富”,才能称其为社会财富的一部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提出,是对传统财富认识观念的改变,认为“自然财富”本身就是人类社会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经济财富”的增加不能损害“自然财富”的可持续性。亦即“经济财富”不可完全替代“自然财富”(人造财富的增加难以替代自然资源及生态环境的损耗),要真正保持人类社会总财富的充分发展,就必须使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构成的“自然财富”不减少。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财富认识观念,是合理处理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也是把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作为行为准则的逻辑基础。从学理角度来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两种新发展理念的表述,其内涵是一致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站在人类与自然生态系统是利益相关者角度的认识,关注人类经济活动受自然生态系统的约束及可能承受的反作用;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则是将自然生态系统内化为人类利益构成要素角度的认识,把维护生态系统责任纳入到自身价值取向之中。

    在生态承载力范围内进行经济活动

    切实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其关键点在于,将人类经济活动控制在生态承载力范围内。基于这一内涵,可以归纳出如下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遵循的若干约束,这也是落实“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理念的评判标准。

    一是最小安全面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体现为“人类经济活动开发利用的土地面积”与“维护自然生态系统功能的保护土地面积”之间的平衡关系。最小安全面积的意涵是,用于生态保护的土地面积占国土面积的比例,不得低于25%—30%,如此才能整体上有效地维护生态系统及其生态功能的完好性,从而保证整体上的生态安全。基于此,在国家省市县乡村各层级的发展过程中,均应将最小安全面积作为基本准绳。

    二是生态功能区红线。生物多样性作为地球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生态功能完好性的重要表征指标,应通过对重要生态功能区的严格保护和禁止开发来维护。在各重要生态功能区(湿地、森林、生物多样性资源丰富区域等)内,只有严格禁止任何形式的经济开发活动,才能有效维护以生物多样性为主要表征的生态系统稳定性,才能维护人类生存传承环境的稳定性。因此,应尽快建立健全相关法律制度,保障生态红线区域永久禁止开发。

    三是资源消耗与环境损耗的承载力约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还体现为,“人类经济活动可消耗资源可损耗环境的额度”与“维护自然生态系统资源再生能力和环境自净化能力”之间的平衡关系。各级政府在制定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规划时,应根据自然系统的承载力和自净化能力,确定各经济活动区域内的自然资源可消耗额度、污染物及废弃物排放额度,在额度指标硬约束下,规划确定其可承载的经济规模和增长指标。

    四是生态承载力的人口经济规模约束。各区域应根据当地自然地理条件及累积的发展水平,评判其人口经济规模是否超过了生态承载容量,并根据是否超载、超载严重程度来决定其未来发展取向。京津冀区域及周边城市,成都、重庆、郑州等中心城市及其周边城市,均为生态承载力较低且已经严重超载的区域,不宜继续扩大规模。生态承载力相对有发展潜力的城市群是福州、宁波(结合舟山)、杭州(结合绍兴及嘉兴)、厦门、珠海(结合澳门及中山)、海口等,可根据生态承载力确立“东南沿海新发展战略”。

    五是全球生态系统安全的贡献。基于全球生态系统稳定和完好性的目标,各层级经济主体应合理分担全球生态责任。基于我国对巴黎协定的自主贡献目标,人均GDP已经达到或即将进入14000美元发展水平门槛的省区、城市,应提前达到碳峰值、进入绝对量减排阶段。

    六是生态环境公平与生态贫困治理。人类经济活动形成的群体间的经济差距和不公平,往往会转化为生态环境利益分享的不公平、承受生态环境影响的不公平,以及承担维护治理生态环境责任的不公平。如果生态不公平不能得到有效治理,则将最终转化为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强化损耗。因此,生态保护与贫困治理必须有机结合。“退耕还林”等举措的生态环境保护效益是首要的;当地脱贫应主要依靠长期的生态补偿制度与生态协作制度,不应是阶段性政策,并要将其纳入中央政府及生态受益区域的经常性预算。

教育部致信中心主任逄锦聚教授表示感谢和新春祝福

新春佳节之际,教育部长陈宝生致信中心主任逄锦聚教授表示感谢和新年的祝福。

    信中说,201311月,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加快推进教育部马工程重点教材编写、审议进度,教育部组织全国各学科领域28位优秀专家,成立了教育部马工程重点教材审议委员会。审议委员会成立四年多来,各位委员高度重视、勇于负责、勠力同心、辛勤工作。既对教材的政治性、思想性、学术性、规范性认真审读,严格把关;又与教材编写组开展平等、深入的学术交流,展现出高度的政治责任、高尚的学术风范、深厚的学术素养,得到了教材编写组专家的由衷敬佩和感激,大大推动了教育部马工程教材编写、审议的进度。

    信中说,“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专家们付出的辛勤劳动将浇灌高等教育的沃土,专家们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将培育国家建设的中坚。

    值春节到来之际,部长祝专家在新的一年身体健康,阖家欢乐,万事如意!

中心主任在《人民日报》发表学术文章

 《人民日报》在2516版刊登了中心主任逄锦聚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正文如下: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来,改革开放在极大解放社会生产力,促进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事业全面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发展和完善。作为指导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科学经济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在改革开放中形成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在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探索的基础上,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鲜明的问题导向、巨大的理论需求。在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不断总结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我国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改革理论、国有企业和多种所有制企业理论、区域经济理论、宏观调控理论、对外开放理论等。这些理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全球性问题凸显的外部环境,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等一系列深刻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观大势、谋全局、干实事,成功驾驭了我国经济发展大局,同时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推向新的高度,形成了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其主要内容包括:坚持加强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坚决扫除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坚持适应我国经济发展主要矛盾变化完善宏观调控,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坚持问题导向部署经济发展新战略;坚持正确工作策略和方法;等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不仅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而且蕴含着现代经济学的一般原理;不仅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指导思想和中国经济学的宝贵财富,也为世界经济发展和经济学创新贡献了中国智慧。

    科学的理论总是在科学的实践基础上产生的。科学的理论一旦产生,又会成为锐利的思想武器,指导实践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成为被群众所掌握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正是这样。它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产生和发展,又成为指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不断取得成功的科学理论。近年来,世界上许多有识之士都在探究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奥秘。其实,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探索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又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指导改革开放实践,就是中国成功的奥秘之一。

    有一种说法认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就,是引进和学习西方经济学并以之指导实践的结果,与中国自己的理论创新无关。这种说法不符合事实。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引进、学习西方经济学理论,特别是关于市场经济运行、现代化大生产管理的理论,但对这些理论的基本态度是借鉴而决不照搬。西方经济学包含着有益的成分,但也包含着不科学的成分。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和危机之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长期复苏乏力,就是现实对西方现代主流经济学的质疑和颠覆。而且,即使对西方发达国家有用的理论,对于我国的实践也未必有用。所以,对于我国来说,西方经济学理论只能作为一种借鉴,真正指导我国改革开放走向成功的根本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经济理论而言,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科学理论不仅扎根中国实践又成功指导中国实践,而且与时俱进、走向世界,不断放射出真理光芒。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无疑要认真总结过去的经验,但总结经验的目的是为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抓住机遇、更好前进。党的十九大提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理论工作者既要发挥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得天独厚的优势,又要继承发展中华优秀经济思想,并吸收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和别国经验,着力加强对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的研究,加强对“五位一体”“四个全面”的研究,充分阐释新时代、新方位、新思想、新目标和新举措,进一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并努力为世界经济学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世界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中国也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我们必须在理论上跟上时代,不断认识规律,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更加完备,为中国和世界繁荣发展贡献更多智慧、更大力量。

中心学者3项成果荣获2017年南开大学教学成果奖

211日,教务处公示了2017年南开大学教学成果奖评审结果。此次评审共收到推荐项目51项,经过2018年第二次校教学指导委员会会议评审,评出特等奖1项,一等奖26项,二等奖24项。其中,经济学院推荐上报的中心学者作为主要完成人的3项教学成果全部获奖,荣获一等奖1项,二等奖2项。它们分别是:

    一等奖成果为《以一流本科教育助推“双一流”建设——理论经济学人才培养体系与实践》。成果主要完成人为段文斌、刘凤义、孙景宇、胡秋阳、谷云、蒋雅文、乔晓楠、张云。

    二等奖成果第1项为《政治经济学——当代视角》(教材)。成果主要完成人:张俊山。

    二等奖成果第2项为《行为经济学课程体系》。成果主要完成人:贺京同、那艺。

    根据学校安排,此次评审中获得特等奖、一等奖项目经整合后将申报天津市教学成果奖。

中心学者在《求是》发表学术文章

《求是》在2018年第4期刊登了中心学者何自力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新时代必须更好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正文如下:

    近年来,有关“国进民退”的话题经常会出现。党的十九大报告重申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表明了我们党的一贯立场,回应了社会的重大关切。立足新时代的历史方位,我们要进一步深刻认识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更好地推动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共同发展。

一、“两个毫不动摇”充分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势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经济基础的核心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生产资料所有制构成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两个毫不动摇”是对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内涵的丰富和发展,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是理解中国道路和破解中国奇迹奥秘的密钥。

  开辟科学社会主义新境界。在比较长的时期里,人们把实行单一公有制看作是社会主义的唯一模式。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相结合,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基本国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并建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开辟了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境界。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了“两个毫不动摇”的表述,即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进一步明确了我们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决心。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并要求把“两个毫不动摇”体现到各项具体政策中,极大地激发了我国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活力,使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

  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成发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新型市场经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基。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有利于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国防实力、民族凝聚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和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富裕。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有利于形成平等竞争的市场关系,增强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活力,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深刻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发展和完善。

  取得经济发展巨大成就。在“两个毫不动摇”方针的正确指引下,中国经济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取得了重大发展成就。2017年,国资监管系统企业当年实现营业收入50万亿元,其中中央企业实现营业收入26.4万亿元,实现利润14230.8亿元,累计上缴税金2.2万亿元。国有企业的创新能力明显提高,在国产大飞机、港珠澳大桥、“蓝鲸1号”钻井平台、北斗系统、特高压输电、高铁等一大批重大创新工程上取得突破。在钢铁、煤炭、石油石化、有色金属、造船等传统行业,国有企业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不断提高,经济效益、产品附加值显著提升。与此同时,民营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快速发展。截至20179月,仅私营企业就有2607.29万户,注册资本165.38万亿元,分别占企业总量的89.7%60.3%,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者。当前,民营企业创造的增加值超过GDP60%,税收贡献率超过50%,就业贡献率超过80%。改革开放40年来,正是在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共同推动下,我国综合实力不断增强,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国际地位大幅提高,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二、更好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是进入新时代的必然要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在新时代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更好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对如期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坚持和完善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基础的必然要求。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顶梁柱”。非公有制经济在稳定增长、增加就业、推动创新、出口创汇、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期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必须按照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进一步坚持和完善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既面临难得的机遇,也遇到了一些风险和挑战。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国有企业的改革需要深化,结构需要优化,创新能力需要提高。一些民营企业出现了要素成本增加、生产经营困难、创新意愿和能力不足等诸多挑战。需要看到,这些困难是我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所遇到的正常现象,不能因此否定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积极作用,更不能说成是“国进民退”,把民营企业出现的困难归咎于国有经济。解决当前的困难,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必须主动适应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努力在新时代实现新作为、新提升、新发展。

  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始终是我们党的奋斗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新时代我们党的一个重大任务,就是要更加关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需求,着力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完成这一重大任务,必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既要充分发挥公有制经济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公平正义和实现共同富裕中的重大作用,也要充分发挥非公有制经济在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需求方面的优势,并为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参与市场竞争、平等实现发展提供更好的制度环境和营商环境,激发社会创造活力,让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离不开产权制度和企业组织的有力支撑,这就要求必须更好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不断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支持民营企业发展,鼓励各种经济成分积极投身于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实体经济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核心,国有企业具有资金实力雄厚、技术力量强的优势,要在发展实体经济中发挥骨干作用;民营企业具有机制灵活、市场敏锐度高的特点,也要在发展实体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更好坚持“两个毫不动摇”,能够有效激发实体经济两种微观主体的积极性,发挥国有经济对民营经济的引导和带动作用,实现“国引民进、共同发展”。

  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必然要求。进入新时代,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我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更加紧密相关。面对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和保护主义升温,我国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努力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主动引领经济全球化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企业是主体。国有企业是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主力军,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资源开发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民营企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力量,在装备供给、工程服务、投资建厂、市场开拓等方面大有可为。我们只有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才能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各自的优势,共同打造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互利合作平台,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应有的贡献。

三、在深化改革中更好坚持“两个毫不动摇”

  立足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必须避免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二元对立的思维,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更好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既要理直气壮地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不断增强国有企业活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又要坚定不移推动非公有制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为非公有制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进一步深化国企国资改革。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国有企业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使国有企业成为更加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市场主体,通过竞争等市场手段平等获得要素资源。完善国有资产产权制度,进一步明晰国有产权所有者和代理人的关系,依法合规界定企业产权归属,保障国有资本收益权和企业自主经营权。围绕管资本为主加快转变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职能,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提高国有资本运行和配置效率。积极稳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在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电信、军工等领域迈出实质性步伐,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进一步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要着力放开市场准入,凡是法律法规未明确禁入的行业和领域都应该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凡是我国政府已向外资开放或承诺开放的领域都应该向国内民间资本开放。着力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健全完善金融体系,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可靠、高效、便捷的服务。加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支持建立面向民营企业的共性技术服务平台,积极发展技术市场,为民营企业自主创新提供技术支持和专业化服务。引导民营企业利用产权市场组合民间资本,进行跨地区、跨行业兼并重组,培育一批特色突出、市场竞争力强的大企业集团。进一步清理、精简涉及民间投资管理的行政审批事项和涉企收费,规范中间环节、中介组织行为,减轻企业负担,降低企业成本。

  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制度。要完善物权、债权、股权、知识产权的相关法律法规制度,形成清晰界定所有、占有、支配、使用、收益、处置等产权权能的完整制度安排。完善有利于激励创新的知识产权归属制度,明确规定并有效保护职务发明人的产权权益。加强产权保护,落实产权保护政策,依法甄别纠正社会反映强烈的产权纠纷案件。消除对产权的所有制歧视,平等对待公有产权与非公有产权,在执法、司法和行政实践中加强对平等市场主体之间产权纠纷的公平裁决。

中心主任在《人民日报》发表学术文章

《人民日报》在22008版刊登了中心主任逄锦聚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什么是幸福经济学》。正文如下: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化解社会主要矛盾,让人民拥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宗旨和奋斗目标。在这样的背景下,南开大学倪志良教授潜心研究、历时六年编著的《幸福经济学》由南开大学出版社适时出版,为我们研究幸福经济和幸福经济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示。

    一切人类努力的伟大目标在于获得幸福。幸福既然具有终极目标意义,为什么人类还存在这么多的认知误区与行动陷阱?该书或可为我们解开心中迷惑。

    该书分为三篇。第一篇立足个体,从人的“认知、行为、情绪”开始,探索幸福、幸福经济、幸福经济学。本书融合了东西方先哲的智慧思考与现代心理学、脑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主张“知行感合一”的幸福——在认知层面少些纠结,少些对抗,多些“大其心(容天下之物)”的接受、一致、欣赏、感恩,多些认知的“至简、至上、至真”,成为一个“心正、意诚”,意义感和使命感充足的人;在行为层面少些忙碌,少些被动,多些“上其行”的真诚担当,多些“至义、至善”,成为一个“顺势合赋”、潜能得以充分挖掘的人;在情绪层面少些忧恼,少些怨恨,多些“和其情”的美感体验,多些“至乐、至安、至美”,成为一个积极、快乐、心安的人。当今,太多的外在无效信息,会导致个体“内在信息难以达成一致,内在价值观难以确立并坚定,内在意义感难以捕捉并恒久,行为难以惟精惟一、卓尔有效,幸福感难以获得并持续”。唯有“动静等观”,做到“静能安,动能专”,才能不断提高幸福基数值。

    第二篇,以幸福为目标,聚焦生命资源的最优配置问题。作者着力探讨如何将生命中最为珍贵的资源——“时间”和“精力”均衡配置于收入、名望、健康和人际(亲情、友情、爱情)等诸多方面,使个体几十年的生命体验达到最优。个体追逐物质、名望都具有充分的合理性,但虚名和物质财富的堆积都无法必然保证心安。幸福的真谛,在于“物”更在于“人”,在于“外”更在于“内”。

    当代,借助数理手段,中外的经济学理论已经将人与物的关系探讨得淋漓尽致,但这绝非人类生活的全部。在货币的度量衡面前,世界可以被简化,但更可能被扭曲——追逐“效用最大化”被直白地实践为追逐收入最大化,健康、亲情、社会贡献等“无价”被严重忽视。实际上,恰恰是这些无价的“非商品”,决定着生命的质量与意义。忽视“无价”会导致生命资源严重错配,现实中如此事例比比皆是。在人生的殿堂中,“无价”的拱顶之石若被“有价”的横流物欲淹没与动摇,生活之大美定会逝去,生命之神圣定会坍塌。

    第三篇,民生幸福与财税责任。作者的原本专业领域是财政学,本篇是对幸福问题的宏观层面研究,自然会认真探讨政府的财政担当、幸福固然需要个体的努力“修己”,“道术同修,理技共达”,均衡配置好自身的生命资源,实现“知行感”合一;但民生幸福也深受教育、文化、科技、医疗、环保、公共安全等社会因素的影响。政府的公共政策,对公共物品与服务的提供以及对支出结构的优化,对国民幸福感的影响效果往往大于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增长。

      13亿人的泱泱大国,人口数倍、数十倍于小国,治理难度可想而知。唯其艰难,方显勇毅;唯其磨砺,始得玉成。只要持续秉承“心正”“意诚”等传统智慧,只要财政敢于担当、善于担当,民生幸福道虽远,然可期!

    《幸福经济学》是一门尝试性新型课程,从开始筹备到公开讲课,走过了六年时间。全书的特色之一还包括170余个案例,这些案例是当时在讲课中用来说明观点而反复考虑反复筛选的,现在读来,经典而不失生动,简单而具有说服力。

    通读此书,能够深感作者六年多的态度之“诚”,六年多的思考之“真”。《幸福经济学》教材是一部创新、用心、可读之作,但这又不仅仅是一部教材,毕竟,幸福,事关个体一切内在努力的终极目标;民生幸福,事关国家治理的至善选择。

    我相信《幸福经济学》能够为个人的幸福修为、能够为各级政府的幸福治理贡献微薄的积极力量。

中心学者在《天津日报》发表学术观点

《天津日报》在3605版发表了中心学者钟茂初的学术观点,正文如下:

    不断优化营商环境,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提升经济发展质量,成为出席全国两会的天津代表委员关注的重点。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优化营商环境就是解放生产力、提高竞争力,只有破障碍、去烦苛、筑坦途,才能为市场主体添活力,为人民群众增便利。

    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钟茂初认为,服务企业、服务发展,关键是把企业需求转化为政策创新。各级有关部门应当瞄准痛点,对困扰企业发展的普遍性问题,逐步寻求解决之道。“举一反三,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带动同类问题在全市铺开解决,最终形成各部门相互配合相互协调的长效机制,使这些问题不再成为影响创新创业和企业发展的障碍。”

中心主任出席“2018年南开大学中青年学术骨干国情研修班”并作主题报告

    如何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怎样认识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331日,南开大学讲席教授、中心主任逄锦聚来到2018年南开大学中青年学术骨干国情研修班,分享学术经验,交流学习体会。

    校长曹雪涛与研修班37名学员一起,在浙江嘉善归谷科技园创业学院听取了主题报告。

    逄锦聚说,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障,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场深刻变革,将为实现党的十九大确定的宏伟目标提供制度保证、组织保证和人才保证。在梳理新中国成立至今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逐步建立、不断改革发展的历史后,逄锦聚谈道,面对新时代新任务提出的新要求,党和国家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主要体现在机构设置不够优化、职能配置不够协同,机制运行不够高效。这些问题,是影响和制约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性体制问题,是我们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重大问题。

    十九届三中全会指出,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目标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党和国家机构体系。首要任务是完善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制度,加强党对各领域各方面的工作领导,确保党的领导全覆盖,确保党的领导更加坚强有力。原则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优化协同高效、坚持全面依法治国。逄锦聚阐释道,坚持的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是全面胜利的根本保,历史证明只有共产党领导才能从胜利走向胜利,全面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现代化强国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主义基本立场的坚持和发展。“始终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始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为人民利益和幸福而努力工作”“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机构改革最终目的是要老百姓得实惠。

    逄锦聚说,与以往历次机构改革不同的是,此次机构改革更加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强调统筹党政军群机构改革。深化党合国家机构改革,必须“以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为统领,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导向,以推进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优化协同高效为着力点,改革机构设置,优化职能配置,深化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提高效率效能”。机构和职能优化,科学合理、权责一致;相关机构之间的配合联动,有统有分,有主有次;体制机运行的效率效能,履职到位、流程顺畅;三者相互关联促近,内在统一。

    逄锦聚希望各位中青年学术骨干要按照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对教育的要求,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既向学生传授科学知识,更要提升学生的思想、道德、文化、精神,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要站在党和国家的全局的高度,急党之所急,想党之所想,在认真学习贯彻中央精神的同时,运用学术知识去阐释其背后的理论支持,密切跟踪其在贯彻执行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提出决策建议,服务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要在新的时代继承和发扬张伯苓老校长提出的“土货化”办学方针,学习国外优秀经验,充分了解中国国情,将学术研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全面深化改革、治理能力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增强落实的能力和本领,达到中国特色、世界一流。

    南开大学党委组织部、人事处、附属医院(第四医院)负责人,部分挂职干部,校友代表一同参加。

中心安虎森教授当选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副理事长

331日,中国区域科学协会第七届理事换届大会在河北大学成功举办,会议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中心安虎森教授当选为副理事长,同时当选的还有经济学院江曼琦教授。

中国区域科学协会是经教育部同意,民政部登记的全国性学术团体,成立于1991年,旨在团结组织我国区域科学和区域经济工作者,以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20124月起,协会调整完善会长制,施行理事长制,首任理事长为我校郝寿义教授(现任副会长)。协会现设有23个专业委员会,共有会员1000余人。

安虎森教授、江曼琦教授当选副理事长职务,对于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我校区域经济学影响力,加强与国内外相关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合作交流发挥了积极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