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主任出席“中国道路与中国话语”高端学术研讨会并作主旨演讲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深刻总结70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辟中国道路的奋斗历程和成功经验，探索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7月13日，由中共中央党校专家工作室、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联合主办的“中国道路与中国话语”高端学术研讨会在津举行。来自中央党校、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兰州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30余位国内马克思主义理论专家学者围绕会议主题展开热烈讨论。
南开大学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李义丹，原中央党校校委委员、中央党校专家工作室领衔专家韩庆祥出席了当天上午举行的开幕式并致辞。
李义丹代表南开大学向本次会议的召开表示衷心祝贺，并向出席会议的各位专家学者表示热烈欢迎。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了加强话语体系建设、讲好中国故事、不断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指示，对中国道路和中国话语进行研究是新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此次研讨会的召开，有助于把这一研究主题推向新高度、新阶段，南开大学也将进一步发挥马克思主义学科在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中的引领和带动作用，为传播新思想、构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道路和中国话语体系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
韩庆祥在致辞中介绍了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成立专家工作室的初衷和工作室的发展情况，并阐述了“中国奇迹、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话语”及其内在逻辑，即 “用中国话语表达中国理论，用中国理论阐述中国道路，用中国道路解释中国奇迹。”他表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成立专家工作室，这是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管理体制的一种创新、培养学术人才的一种创新，是为了构建一个具有共同研究主题和方向、具有共同旨趣的学术共同体，希望能在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上发出中央党校的声音。
在开幕式后的主旨演讲阶段，中心主任、南开大学讲席教授逄锦聚发表了 “中国民族道路的特色和实践意义”的主旨演讲。他谈道，中国道路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道路具有世界意义，我们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完善发展中国道路。逄锦聚表示，中国道路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中国实践中长期探索中成长、在改革发展中不断完善和发展，体现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尊重人民的群众的首创精神，也是衡量中华民族五千年优秀文化传统、又充分借鉴世界各国文明的一个结果；中国道路虽然是中国特色的道路，但也具有世界意义，它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中国经验和中国力量，它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揭示了新世纪世界经济发展和全球治理的方向，为解决人民共同面临的时代课题、实现世界各国互利共赢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新中国成立70年的光辉历史和改革开放41年的辉煌成就，向全世界昭示了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强大生命力，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于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必须以更坚强的决心、更加有力的举措、更加完善的制度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美好的未来，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国梦的实现提供不竭的强大政治动力。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占斌围绕“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工业道路”进行了主旨演讲。他说，回顾我们国家工业化的历程，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快速推进工业化的决定性因素。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正确分析社会的主要矛盾，与时俱进制定国家发展战略和发展规划，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道路，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进入新时代以后，提出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是我们的主要矛盾。这意味着我们要进一步提高工业化发展的层次和水平，要建设现代化的经济体系来推动工业化的发展，只有这样才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这也要求我们大力实施创新驱动的战略，加强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加强全面实发展，合力破除我国工业化发展体制机制方面的障碍和弊端，建立一个有利于工业化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来推动我国工业化高质量发展。
北京大学教授丰子义，原中央编译局秘书长、教授杨金海，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院长、教授郝立新，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颜晓峰，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陈曙光，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丁俊萍，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常务副院长李冉等与会专家学者，也纷纷围绕中国道路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道路与历史方位、中国道路与战略目标、中国话语的核心要素、中国理论与中国话语、中国道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议题发表了主旨演讲。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王新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办公室副主任黄相怀、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付洪分别主持了会议开幕式和主旨演讲阶段。
南开大学诞生于五四运动时代大潮之中，在南开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学校始终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相关学科的发展和建设工作，哲学社会科学始终是南开的优势和特色，南开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学科有着光荣的历史和传统。近些年来，以逄锦聚教授等领衔的学术团队，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等领域，对中国道路和中国话语方面进行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在今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南开大学时，逄锦聚教授团队撰写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通论”一书被习总书记翻阅。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已成为第一批全国重点马院，获批第一批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材研究基地），学校提出举全校之力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发展马克思主义学院，在人才队伍建设、学科发展、思政课改革和建设等方面获得了喜人成果。
中心学者在《经济日报》发表学术文章
《经济日报》在7月16日12版刊登了中心学者何自力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解读中国经济奇迹的密码 ——对<别误读中国经济>的评析》。正文如下：
一直以来，国际社会有一种唱衰中国经济的错误论调，认为中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存在着矛盾，不可能实现经济繁荣。但是，铁的事实证明，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创造了经济奇迹。最近，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英国经济学家罗思义的专著《别误读中国经济》。作为一个外国学者，罗思义对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功表示充分的肯定，向外国读者全面介绍了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对那些歪曲和唱衰中国发展成就的观点进行有力地批驳。他说，从“经济增速、生活水平增速、经济快速增长时期所惠及的人口占世界比重与减贫成就等角度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成就，这些成就不仅惠及中国，也惠及全人类”。罗思义的观点新颖、思想深刻，提供了观察中国经济的独特视角，对人们认识和了解中国经济很有参考价值。
20世纪70年代起，新自由主义思潮开始流行，其核心内容是主张经济自由主义，推动全盘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反对国家干预。新自由主义不但对西方经济和政治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而且以“华盛顿共识”的名义对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等的改革产生重要影响，流行一时的“休克疗法”就是其翻版。与一些人对新自由主义顶礼膜拜不同，罗思义对新自由主义持严厉的批判态度，并用大量的事实证明实施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有害后果。在书中，他对西方国家等实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表现与中国进行了比较分析。中国于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到20世纪90年代取得巨大成功。1978年至1991年，中国GDP年平均增长9.1%左右，而世界平均水平约为3.0%，所有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约为3.3%，美国约为2.8%。西方发展模式使西方发达经济体经济陷入持续停滞，与中国发展道路相比没有表现出显著优势；俄罗斯遵循“华盛顿共识”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等新自由主义政策，“导致其遭受工业革命以来和平时期最为严重的经济崩溃”。由此罗思义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经济发展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像西方国家和东欧国家那样照搬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而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独特的中国模式，“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完胜‘华盛顿共识’”。罗思义的观察无疑是实事求是且富有说服力的，对人们深刻认识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和致命缺陷、自觉抵制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推动经济发展需要经济理论的指导，使用的经济理论不同，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就不同。西方经济学是西方国家流行的经济理论，一些人把西方经济学看作反映市场经济规律的成熟理论，主张用西方经济学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发展，罗思义对此持反对态度。罗思义深谙西方经济学，他基于西方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对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观点以及据此制定的经济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深入分析，指出西方经济学理论存在根本缺陷，据此制定的经济政策难以克服和解决西方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和困难，更不可能帮助中国解决自己的改革和发展问题。罗思义认为，中国在实践中探索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经济理论体系，实现了许多重大理论创新，如经济发展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远比西方经济理论科学、中国发展模式比西方发展模式具有更大的优势，它们是中国取得经济建设巨大成就的重要原因。应该说，罗思义的认识是实事求是的，观点很有说服力，对人们准确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科学性及其对中国经济发展取得成功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意义。
除了深入研究中国取得经济奇迹的原因，罗思义也高度关注中国发展对世界经济发展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重大影响。可以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重大转折点，它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西方资本主义失去主导世界经济发展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能力。后危机时代西方经济陷入持续停滞，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大行其道，逆全球化暗流涌动，世界经济向何处去、经济全球化朝何处发展，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关心和思考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从对外开放中获得重要发展动力，也为世界经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面对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的浊浪和阻碍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逆流，中国义无反顾地高举多边主义和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旗帜，以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经济全球化朝正确方向发展，显示了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应有的责任和担当。罗思义对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给予了高度评价和肯定，特别是在比较中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美国的“零和游戏”理念基础上，罗思义明确指出，亚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接受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有助于实现繁荣，而接受维系美国经济霸权的美国“零和游戏”的道路，将会严重影响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罗思义对中国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推动经济全球化朝正确方向发展方面所做的努力给予了高度认可，这既体现了他对世界经济发展和国际格局变化大趋势的深刻洞察，也体现了他对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的真诚期待。
读罗思义的书，会感到他表达观点的方式很有特点，他善于用比较的方法分析问题，善于摆事实讲道理，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字斟句酌，娓娓道来。文章很少进行抽象晦涩的议论，而是在充分尊重客观事实和占有大量新鲜的事实和精准的数据的基础上，深入浅出，把复杂的理论讲得通俗易懂，令人信服。罗思义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与他深厚的理论积淀分不开，与他始终不渝地坚持科学的批判精神分不开，也与他使用的观察和研究经济现象的科学方法分不开。罗思义早在1992年的一篇文章《中国的经济改革为何成功，而俄罗斯怎么会落败》中就准确地预测到中国经济将长期取得成功，在书中罗思义总结了他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秘诀：“首先是恪守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中国经济进行细致的实证研究，并在此基础上从历史和国际角度对中国与其他国家发展成就进行比较；其次，深入学习中国经济改革理论；最后，运用现代西方实证经济研究方法验证中国经济理论。”罗思义的研究方法无疑对我们开展经济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中心团队著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首发式在京举行
7月18日，由南开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和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经济科学出版社共同主办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讨会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首发式”在北京举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作者代表、中心主任、南开大学讲席教授逄锦聚报告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研究撰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话语体系的体会。
与会专家认为，在长期探索发展的基础上，以党的十八大为标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其中经济思想是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新时代经济思想，回应时代的关切，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飞跃，是中国经济建设改革发展经验的凝结，时代发展的结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进一步焕发出蓬勃的生机和真理的光芒，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也是指导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指导思想。
中心主任为经济学院新生开展“使命与责任”主题教育活动
9月7日上午，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面向新入学的本、硕、博新生开展入学教育，南开大学原副校长、中心主任、经济学院教授逄锦聚以“中国经济学的使命和经济学人的责任”为主题，向新生讲述其使命责任，督促新生立公增能，做合格南开经济学人。
勇担使命，经世济民
活动伊始，逄锦聚教授就指出经济学人的使命，即经世济民。经济学要为有效地治理和促进中国和世界经济的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促进民众福祉的不断提高提供理论的、政策的支持，要在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过程中引领社会前进。这是每一个南开经济学子都应该担当的使命。
立公增能，全面发展
南开素来重视培养公能兼备的人才，南开经济学人不仅要具备较强的综合素质，同时还要具备扎实的能力。为此，逄锦聚教授指出，经院学子须着重增强自己的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等各方面能力。一个合格的南开经济学人要重视“三做”，即好好做人，认真做事，踏实做学问，做人是做事和做学问的前提，学生要着重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素质。
牢记嘱托，砥砺前行
在入学教育结束后，学子们反映热烈，纷纷表示受益匪浅。2019级本科新生纷纷表示，在之后的学习生活中，要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始终秉承“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南开经济学传统，将小我融入大我，为新时代的经济社会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据悉，本次活动是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入学教育活动之一，旨在引导入学新生树立远大抱负，肩负重要使命，为接下来的学习生活打下坚实思想基础。
中心学者在《环球时报》发表学术文章
《环球时报》在9月18日14版刊登了中心学者何自力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欧美降息量宽难纾困》。正文如下：
近日，欧洲央行宣布下调存款利率10个基点至-0.50%，同时宣布从11月1日起重启资产购买计划，规模为每月200亿欧元，且无固定期限。美联储随后降息也将是大概率事件，这意味着欧美新一轮降息和量宽大幕正式开启。怎么看待此轮降息和量宽潮的动因和效果？
此轮降息和量宽的直接动因是欧美经济衰退的迹象越来越明显。统计数据显示，欧元区二季度GDP环比增长0.2%，比一季度环比增幅放缓0.2个百分点。美国8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跌至49.9，为10年来首次跌破50荣枯线，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从上月的98.4降至89.8，创下自2012年12月以来的最大月度跌幅。
治理经济衰退，一如医生治病，对症下药方可见效。欧美此轮降息和量宽则是病急乱投医，难以产生积极效果。因为欧美国家目前面临的经济衰退并不是由经济周期因素引起的，而是由长期存在且愈演愈烈的结构性问题引起的。西方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一是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和社会不平等加剧，社会矛盾和冲突严重激化;二是去工业化加剧，制造业失去竞争力;三是人口老龄化加剧，财政负担加重而高质量劳动资源严重匮乏;四是机器人替代劳动加速，就业形势严峻;五是货物出口能力衰竭，国际收支不平衡加剧。
这些结构性问题交织，直接导致欧美国家消费严重萎缩和投资动力严重不足，引发经济停滞和经济衰退。结构性问题不是从外部强加给欧美国家的，而是欧美国家实行的自由市场经济内生的，具有客观必然性。显然，要解决西方国家经济停滞和经济衰退问题，必须先解决结构性问题。而要解决结构性问题，就是要对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进行重大变革，而这一切在西方国家现有制度框架下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
传统的西方宏观经济理论根本认识不到这些结构性问题才是经济衰退的真正原因，而是恪守经济自由主义的教条，相信自由市场经济具有自动恢复平衡的能力，一旦出现经济危机和经济衰退，政府只要通过降低利率和税率的办法刺激投资和消费，就能促进经济增长，克服经济衰退。这种认识上的错误导致宏观调控牛头不对马嘴，无法产生积极效果。尤其是真正反映经济实际状况的消费支出、投资水平、收入增长、货物出口、技术创新等指标乏善可陈。面对新的经济衰退，欧美政府的应对政策毫无新意，依然沿袭旧的降息和量宽思路，效果可想而知。
首先，经济失衡是经济衰退的根本原因，降息和量宽政策在结构性问题面前根本无能为力。
其次，自金融危机以来欧美国家就一直不断靠降息刺激经济但收效甚微，已经证明降息并非上策。
再次，欧美掀起降息和量宽潮势必引发货币战，货币战没有赢家，只会恶化贸易和投资环境，加大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加速经济衰退。
中心学者在《经济日报》发表学术文章
《经济日报》在9月19日14版刊登了中心学者何自力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发展回顾与展望》。正文如下：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理论创新成果，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进程，为加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步伐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强大理论指导。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极大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极大增强社会发展活力，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也随之形成和发展。
新中国成立之初，如何壮大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推动经济恢复和发展，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是党面临的重要任务。我们党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原理，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新论断，如，用国家资本主义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通过互助组、初级社、人民公社等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等等。在此指导下，我们党在城市成功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农村建立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得以形成和巩固，为经济建设全面开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
新中国成立时面临的是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局面，我们党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原理，从实际出发，提出了一系列新论断，如，关于加快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论断；关于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综合平衡的论断；关于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协调发展的论断；等等。这是我们党从实际出发探索和认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初步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产物，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此指导下，我们党充分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将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用于国家最急需的部门，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取得显著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物质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总结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借鉴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为推动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比如，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方面，认识到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生产力是根本任务；在所有制方面，提出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分配制度方面，认识到基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但要发挥按劳分配对调动劳动者生产积极性的重要作用，还要发挥按要素贡献分配对提高技术、知识、信息、资本、管理、土地等生产要素利用效率的激励作用，提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在经济体制方面，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等等。这些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的理论总结和升华，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新成果，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挥了积极指导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审视国际国内新的形势，总结实践、展望未来，成功驾驭了我国经济发展大局，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我们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保证我国经济沿着正确方向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中；坚持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立足大局，把握规律；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坚决扫除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坚持适应我国经济发展主要矛盾变化完善宏观调控，相机抉择，开准药方，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坚持问题导向部署经济发展新战略，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变革产生深远影响；坚持正确工作策略和方法，稳中求进，保持战略定力、坚持底线思维，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迈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行动指南，对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指导意义。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特色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伟大成果，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下取得的。同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丰富实践经验也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提供了丰厚的土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既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脉相承，又具有自己的鲜明特点。
其一，紧扣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以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交换关系作为研究对象。在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进程中，我们党排除形形色色非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干扰和影响，从中国实际出发，着力探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规律性，阐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性质、实现形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经济运行机制和经济体制安排的新特点，为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提供重要理论指导。把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交换关系作为研究对象，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这有助于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有助于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发展的正确方向，有助于经济学更好服务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其二，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基本方法论。在新中国成立70年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过程中，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并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中的新问题新情况，提出了许多具有鲜明辩证法色彩的经济理论，如，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用好“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加强党的领导和尊重人民首创精神相结合；“摸着石头过河”和顶层设计相结合；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试点先行和全面推进相结合；改革、发展、稳定相统一；等等。在这些理论的指导下，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其三，坚持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理论研究的根本立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这一重要论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质，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发展指明了方向。我们党领导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是亿万人民共同参与的伟大事业，也是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伟大事业。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只有根植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把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创造的丰富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通过人民群众的生产实践对经济学的真理性进行检验，才能不断发展，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其四，坚持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探索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逻辑起点。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进程中，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所有制问题研究。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发展历程充分证明，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探索作为逻辑起点是科学的，符合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的实际，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建国初期，我们没收官僚资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引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确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导地位，为随后全面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形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提供了制度保障。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探索并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此为基础形成了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力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其五，坚持以揭示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规律性作为理论研究的重要任务。恩格斯说：“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逻辑过程与历史过程相统一是经济理论创新和发展的根本原则。科学的经济学命题和观点不是来自人的主观想象，不在于有多么精妙的表达形式，而在于是否反映客观的社会经济实践，反映特定历史条件下社会经济活动的规律性。世界上不存在普遍适用的经济学灵丹妙药，脱离实际、缺乏历史感的经济学没有生命力。新中国成立70年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发展紧紧扣住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丰富实践，把揭示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规律性作为重要任务，所提出的一系列理论创新成果接地气，符合中国实际，这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原因。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发展的新任务
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个新时代，是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继续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进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理论指导。
第一，深入研究新时代我国发展新历史方位的内涵和特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就要研究新历史方位的深刻内涵，探索新时代经济发展规律，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理论指导。
第二，深入研究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及其对社会生产目的的新要求。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就要着力探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发展和变化的规律性，为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推动发展方式转变，优化经济结构，更充分满足人民在经济、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提供理论指导。
第三，深入研究新时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迁的新特点和新趋势。人类社会经历了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产业变迁的发展阶段后，正在进入新一轮以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等为特征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时期。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就要深入研究人工智能和数字产业发展的规律性，为我国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第四，深入研究新时代我国生产关系的新变化和新特征。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已经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形成，但是还不完善。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就要进一步加强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及其实现形式的研究，要进一步加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研究，为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提供理论指导。
第五，深入研究新时代我国所处国际环境的新变化和新特点。眼下，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发展面临全新的外部环境。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就要深刻认识这一“变局”的丰富内涵，揭示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发展变化的规律性，为推动经济全球化朝正确方向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理论指导。
中心王玉茹教授撰写序言的《南开经济研究所民国社会经济期刊汇编》新书发布式在我校举行
在南开大学百年华诞到来之际，由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率馆内同仁编辑，将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20世纪30—50年代出版的中外文期刊3种30余册影印，由中心王玉茹教授撰写序言。题名《南开经济研究所民国社会经济期刊汇编》，列入国家图书馆“民国文献资料丛编”，在2019年6月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
2019年9月26日下午，南开大学图书馆百年庆典活动之一：特藏文献《南开经济研究所民国社会经济期刊汇编》新书发布式在南开大学图书馆放映厅举行。发布式由图书馆党委书记穆祥望主持，该书的主编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元青教授、序言撰写人中心王玉茹教授、中国古籍保护协会王红蕾副秘书长为新书揭幕，国家图书馆民国时期文献保护工作办公室马静主任、国家图书馆出版社魏崇社长先后致辞。
《南开经济研究所民国社会经济期刊汇编》包括：中文刊《经济统计季刊》1932-1933年两卷8期；后改名为《政治经济学报》1934-37年3卷11期。《南开指数年刊》1934-1936年；《南开指数专刊》1949-1950年第一、第二辑。英文刊：Nankai Weekly Statistical Review（《南开统计周报》），曾易名为Monthly Bulletinon Economic China（《中国经济月报》），后改名为Nankai Social & Economic Quarterly（《南开社会经济季刊》）。按时间排序，共计20册。
中心学者在《环球时报》发表学术文章
《环球时报》在9月29日07版刊登了中心学者何自力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制度优势为中国经济保驾护航》。正文如下：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长期保持健康稳定态势，与频遭经济危机打击的西方形成了鲜明对照。
经济危机是指由于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总量和结构失衡而引发的国民经济剧烈波动，表现为大量商品滞销，众多企业倒闭，失业人口剧增，经济增长停滞，整个社会经济陷入瘫痪和混乱状态。早期资本主义面对经济危机通常靠市场自发调节恢复平衡，1929-1933年大萧条之后，西方国家开始加强政府干预。70年代以来为摆脱“滞涨”危机，西方国家重新强调依靠市场自发恢复平衡，削弱国家干预，导致经济危机频繁发生，最近一次严重危机是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其阴影至今没有消除。近期欧美国家开启了新一轮以降息和量宽为内容的宏观调控周期，试图克服越来越明显的经济衰退。然而此次衰退的主要诱因是制度性和结构性问题，如收入分配两极分化、严重的去工业化、经济高度虚拟化、低技能失业人口规模扩大、政府债台高筑等，要克服经济衰退，必须要对西方国家基本经济制度和宏观调控体制进行深刻变革。可以说，西方国家之所以反复遭受经济衰退和经济危机之困，根本原因是其反危机的措施没有触动导致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本矛盾。
而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没有发生西方那样的经济危机，根本上讲得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制度优势。
其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避免经济危机提供了坚实制度基础。历史经验表明，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制度性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私人垄断资本往往以损害社会利益、长远利益、国家利益为代价谋求私利，使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矛盾不断激化，导致经济危机发生。我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上，各类经济组织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生产目的，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当前利益与长期利益实现了有机统一，从根本制度上保证我国经济长期健康稳定运行。
其二，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有助于防范经济危机发生。市场经济具有自主经营、加快要素流动、通过平等竞争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优势，但也存在着自发性、盲目性、投机性、短期性、滞后性和容易导致垄断行为等弱点，这些弱点会引发经济危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能够通过国有企业、经济规划、宏观政策、产业政策、微观政策、改革政策、社会政策等手段保持宏观经济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实现社会和谐，有力地克服市场经济的弱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优势与市场经济的优势相结合，既能够充分释放市场的活力，又能够保证国民经济协调稳定运行，从而有效地避免危机发生。
其三，党对经济工作集中统一领导，有利于集思广益、凝聚共识，有利于调动各方、形成合力，具有防范和应对各类重大风险和危机的强大能力。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政治逻辑，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发展和共同富裕，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经济逻辑，政治逻辑与经济逻辑相辅相成，相互作用，共同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伟大成就，实现长期健康稳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