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不理”拍卖的深度思考
——南开经济学专家对“狗不理”拍卖的讨论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
4月中旬，国资委关于《国有中小企业管理层收购的规定》的出台，使国有企业改革又面临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为了迎接新一轮国企改革高潮的到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专家学者就引起全国关注的“狗不理”的国有产权拍卖案进行了深度的讨论，以期对当前全国以及天津市的国企改革攻坚建言献策。讨论围绕着以下四个问题展开。
第一，狗不理拍卖对国与企业改革的利益相关者产生了什么影响？这些影响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第二，同仁堂到底是一个什么性质的企业？其收购行为是否为企业家的理性行为？第三，谁来为“狗不理”的“天价”买单？第四，透过“狗不理”的拍卖我们得到了什么启示？
一、“天价”收购“狗不理”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利益相关者都产生什么影响？这些影响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
刘刚教授认为，“狗不理”拍卖是政府偏好的结果，政府的效用函数主导了整个拍卖过程。“狗不理”以“天价”出售使国有资产得到了保值增值，最大的受益者是国有资产的所有者和监管者，也即和平区政府和天津市国资委。但对于收购者天津同仁堂来说，却以远高于预期成本的代价获得了“狗不理”的国有产权。除了要支付106亿元的拍卖款给和平区政府，还要承担由政府干预导致的近0.8亿的基建负债；还要投入0.5亿以上的企业运营资金，过高的资金负担无疑会增大企业经营的困难；而企业原有的经营者和职工来说只能是保证了短期利益，而无法保证企业持续的发展和竞争力的提升。超高的拍卖价格只是满足了政府的目标函数，但却很难避免恶意收购的风险，或者可能导致经营者放弃主营业务，逃避债务等逆向行为的风险，企业并购者后在文化理念上差异的风险等等，对企业的持续稳定发展带来了诸多不稳定和不安全因素。因此，此次拍卖并不是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理想结果。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应该是以企业的持续发展为目标，以利益相关者的共同治理为基础，这样才能取得改革的最终成功。
二、同仁堂到底是一个什么性质的企业？其收购行为是否为一个企业家的理性行为？
谢思全教授认为，天津同仁堂是由私人企业家张彦森收购并控制同仁堂60%股权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张彦森入主后，通过加强管理和营销，很快使企业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从张彦森收购同仁堂的成功过程可以得知，由于民营企业家掌握了企业的实际控制权，因此摆脱了国有企业代理人的多重目标，以企业的利润目标为出发点，企业的行为发生了明显转变。
然而，在“狗不理”拍卖的前两天，同仁堂突然杀出，并最终以1.06亿的高价夺得“狗不理”。这种行却引起了人们的困惑：同仁堂以“天价”收购“狗不理”是否进行了成本--收益分析？是否考虑了高价收购给企业带来资金和运营的困难，以及跨行业经营的风险因素？相对于广东和浙江民营企业在拍卖会上的理性选择，同仁堂的行为似乎激情大于理性，而这种非理性的激情又使人联想到同仁堂国有控股权的背景，进而联想到政府背景。因为像天津同仁堂这种法律上仍然是国有控股的混合所有制结构，毕竟还隐含着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目标差异。这种差异往往会在一个特定环境下显现出来，最终会影响民营企业家的正确决策。
三、谁来为“狗不理” 的“天价”买单？
贺京同教授提出，“狗不理”的国有资产高价售出是一件好事，但是问题在于谁来为这个1.08亿的“天价”买单？同仁堂注册资本只有五千万，而一个多亿的收购资金从何而来？可能的答案只有两个，一是借助银行贷款完成收购，那么“狗不理”将在本来很高的负债上又添新债。而以“狗不理”现在的主营业务来看，何时才能还上这笔贷款？最后岂不又是“企业出钱，银行买单”?
二是玩一个“空转”，即由同仁堂举牌把“狗不理”留在天津，但同仁堂又拿不出1.08亿的资金。结果可能是在政府的默许下，同仁堂规避财务负担。这样做的结果是，天津市的GDP总量出现一个虚拟的大泡，而广东、浙江等民营企业则是陪着天津市“白”玩了一把。这样的改制除了满足了政府的政绩目标之外，毫无效率可言。
四、“狗不理”拍卖给我们的启示
透过“狗不理”的产权拍卖一案，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得到一些启示。
第一是关于国企改革的目标问题
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终极目标应该是搞活企业，提高效率，兼顾利益，增大福利。而如果单纯地以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为目标，一味追求企业的高价拍卖，不仅不可能实现国有企业改革的终极目标，而且还会给企业发展带来阻力，给社会带来压力。结果可能适得其反。
第二是关于产权转让的方式问题
国企改革是一个经济体制的变迁问题，其中牵涉到复杂的社会关系和利益格局。既不能用一刀切的行政命令推行改制；也不能付诸单纯的市场交易。此次“狗不理”的产权采取拍卖形式，而且卖出了“天价”，但这种拍卖只是“股东至上” 主义的结果，对其他相关者的利益以及企业的永续发展并无好处。因此，国企转制方式的选择应该以效率为目标，以激励为手段，实事求是，一事一议地制定改革方案。
第三是关于天津的市场发育问题
“狗不理”的产权拍卖虽然按照程序完成了交易。但是这场交易却显示出一种耐人寻味的所谓“市场失灵”。首先是交易者的行为超出了应有的理性，其次是社会舆论显示出天津人市场观念的不足。在拍卖之前，社会上充斥着一种“狗不理”落入“外地人之手”的愤世情绪，更有一些“早就内定”的流言到处传播；而当“狗不理”真的拍到同仁堂手中，“背后有人”的言传又到处飞扬。
上述种种现象，表现出天津人的市场观念以及天津市场发育程度的不足，人们的思维和行为还不能融会于市场经济的原则之中。对此，参与拍卖的浙江民企发表了极为不满的看法。他们认为在“狗不理”的产权拍卖中，存在着一些非正式的“潜规则”。以至于浙江人经过充分准备，试图以3个亿拿下“狗不理”这个全国名牌，最后因预期交易成本高昂而退出竞争。
“狗不理”产权拍卖，使我们在与南方市场经济大省的同台竞争中，认识到天津市在市场制度发育上的差距。当然，仅仅认识还远远不够，值得关注的是，如果这种差距不能尽快弥合，则天津失去的将是更多的机会和更大的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