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东刚
摘要：近代中国和日本政府消费支出的总体发展趋势是在较低水平基础上，保持了一种持续、稳定和快速的增长态势，且呈现出阶段性的变动特征和周期性波动。中日近代经济的增长，政府职能和作用的扩大和强化，政府财政规模的扩大所导致的消费和劳务的上升，以及军费开支的扩张等因素是导致近代中日政府消费支出总量和结构变动上升的根本性原因。由于中日两国在政府消费支出总量和结构的变动上存在显著差异，其对两国近代经济发展的贡献力不尽相同。
(摘录文章的部分内容）
19世纪中叶, 中日两国长期闭关自守的国门均被西方列强的坚炮利船所叩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完全改变了中日两国社会的自然历史进程，促成了各自封建经济的解体，带来了各自传统社会所不能容纳的新的生产力和制度安排，直接刺激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中日两国开始步入经济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中 。与传统社会相比较，近代中日两国是处一种由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渡时期。过渡型经济形态的本质特征就决定了近代中日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政府消费支出发生了很大变化，其对近代中日经济增长的贡献力也更加突出。本文试图从宏观的角度，采用实证分析和动态分析方法，就近代中日政府消费支出的变动趋势及其特征展开实证分析，探究其形成原因，考察和比较中日两国政府消费支出变动的总体特征和异同，说明中日政府消费支出变动的内在规律，辨析中日两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模式。
一、 近代中国政府消费支出的变动趋势及其特征
政府消费支出是指政府作为消费单位对最终产品和劳务的购买支出，它是总需求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代中国有关政府消费支出的长期统计数据付之或缺，统计资料的缺乏无疑是阻碍本问题开展研究的最大障碍，也是迄今尚无人对此问题有过研究的根本性原因。为此，我们首要任务就是利用旧中国零散又珍贵的财政及其有关资料，采用相关的分析方法，对政府消费支出进行了估算。
我们估算结果，来进一步分析近代中国经济生活中的政府消费支出的变动趋势及其特征，似乎可以从中得出如下几个结论：
（一）、中国自19世纪80年代中期近代化开始起步以后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近半个世纪期间，近代中国政府消费支出的变动趋势总体上呈现显著的不断上升态势。
（二）、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中国政府消费支出总额的上升变动并非直线运动，而是在曲折不居的升降波动中逐步上涨，并呈现出某种周期性波动的迹象。
（三）、近代中国政府消费支出不断上升不仅表现在政府消费支出总量的上升变动，还表现在政府消费支出结构的变化。
政府消费支出中中央政府消费支出所占比重不断上升以及地方政府消费支出所占比例日渐下降的变动，不仅是政府消费支出结构不断趋于合理的反映，也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职能扩大及政府参与经济活动能力提高的具体体现。这种政府消费支出结构的变动，已为世界许多国家的统计资料所证明，同样也存在于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进而成为测度近代中国经济近代化发展程度的一个重要宏观经济变量指标。
二、 近代日本政府消费支出的变动及其特点
19世纪80年代中叶至20世纪40年代的日本政府消费支出总额的不断上升变动态势亦并非直线增长，也是在曲折的变动中不断上涨，呈现出阶段性的变动特征和周期性波动。对这种阶段性和周期性波动开展深入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把握近代日本政府消费支出发展的本质特征和规律。
我们可以将近代日本政府消费支出的发展变动大体划分为五个阶段：1887~1897年为第一阶段,第一阶段属于起点高，增长幅度较快的时期。第二阶段是处于1897~1904年的7年间，实际政府消费支出总额由1897年的383百万日元增加至1904年的1428百万日元，7年间增加了2.7倍，其间平均递增率为10.38%，增长幅度均高于各个时期，是50余年中发展最快的阶段，属于近代日本政府消费支出的高速发展阶段。第三阶段是1904~1919年的15年间，是继第二阶段高速增长后的一次大幅度下降阶段，也是50余年中发展最慢的阶段。其间实际政府消费支出由1904年的1428百万日元降至1919年的99百万日元，其间下降幅度达-0.14%。第四阶段1919~1930年的11年间，其间实际政府消费支出总额由1919年的994百万日元猛增加至1930年的1476百万日元，11年中增加了48.5%，平均每年增加43.8百万日元，年均递增率达5.73%。在第三阶段低迷下降后，第四阶段开始大幅度上升，显示出良好的上涨走势，属于增幅下降后的稳定上升时期。第五阶段是1930-1938年的8年间，实际政府消费支出由1930年的1476百万日元增加至1940年的3377百万日元，8年中增加了近1.3倍，年均递增率达5.98%。第五阶段是仅次于第二阶段的政府消费支出增长速度较快的时期，属于第四阶段保持高速增长以后的又一快速增长阶段。
概括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日本政府消费支出的总体态势，我们可以发现，其发展阶段经历了初期阶段起点高，快速增长，而后增幅减慢和平稳增长的全过程。1887-1938年的全时期内，实际政府消费支出的增长幅度既高于实际国民消费需求的增长速度，也高于同期总需求的增长速度，表现出强劲的增长态势。
同样，近代日本政府消费支出不断上升的发展趋势不仅表现在其政府消费支出总量和人均政府消费支出额的上升变动，也体现在政府消费支出结构的变化。
就近代日本政府总支出和消费支出、投资和军事开支所占比重综观之，非军事性开支始终占有60%左右的绝对份额，其中政府消费支出亦保持在35%以上的比重。自19世纪80年代中叶开始至20世纪40年代，中央政府的消费支出所占全部政府支出的比重，平均为23.7%，而同期地方政府消费支出所占比重略低于中央政府，达20.2%。自1910年开始，地方政府消费支出呈现不断上升态势，1935年达到历史最高点，所占比重为28.1%。另据相关资料显示，中央政府消费支出和地方政府消费支出占全部政府消费支出的比例亦经历了一种不断变化的过程。1880年中央政府消费支出所占比重为54.1%，地方政府为45.9%，此后地方政府所占比重呈现下降趋势，1900年时地方政府消费支出仅占37.7%，而中央政府消费支出占62.3%。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地方政府消费支出所占比重不断上升，1920年为44%，1930年超过中央政府，达54.1%，而至1940年又大幅度下降，仅占20.8%，中央政府高达79.2%。以上数字表明，中央和地方政府消费支出在总体态势上呈现不断上升的同时，中央和地方政府消费支出结构亦呈现出波动发展的变动趋势，除个别时期以外，中央政府消费支出始终占有较大份额，这充分说明近代日本中央政府参与国家经济活动和发挥政府经济职能的作用日渐显著和强化。
下面我们将按照经济功能划分的标准来考察近代日本政府消费支出结构的变动趋势及其特征。首先看军事费支出状况，近代日本的军事费开支包括直接军费和间接军费，前者包括常备国防费（包括一般会计陆海军省经费和征兵费）、战费（包括临时军费特别会计和陆海军省以外各省的战争关联支出）后者包括战争关联费（包括军事扶助、军人退休金及恩惠）和军事公债利息。据统计数据显示，近代日本军费开支呈现显著的不断上升趋势，其平均所占全部政府支出的比重达35%以上，军费开支占政府消费支出的比重亦高达34%，其中1890年为21.5%，1900年为33.7%，1920年为39.2%，1940年高达80.2%。战后，随着非军事化政策的推进，军费大幅度削减，1976年时军费开支占政府消费支出的比例仅为2.7% 。在近代日本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历次战争期间，如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年）、日俄战争（1904-190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九﹒一八”事变（1913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1937-1945年），军费开支都呈现大幅度上升态势，其间各时期军费所占全部政府支出的比重分别为60.1%（1895年），73.2%（1905年），35.2%（1915年），18.4%（1930年），50.8%（1940年） 。
政府官员的工薪报酬开支是政府消费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政府规模的扩大和政府职能的增强，工薪报酬开支呈现不断上涨的趋势。据统计资料显示，名义工薪报酬支出由1885年的24百万日元猛增至1940年的977百万日元，55年间增加了近40倍，每年增加17.3百万日元，年均递增率近7%；实际工薪报酬支出则由1885年的100百万日元增至1940年的928百万日元，55年中增加了8.3倍，年递增率4.1%。虽然近代日本政府官员工薪报酬支出总额呈现上升态势，但受到军费开支的挤占，其所占比重却不断下降。以名义值计算，其所占比重由1885年的40%降至1940年的20.3%，实际值则由35.3%下降到27.5% 。
三、影响中日政府消费支出变动的因素分析
我们不仅要实证地考察近代中日两国政府消费支出不断上升趋势的客观存在及其特征，更应对造成其变动的原因进行探讨和说明。政府消费支出不断上升的变动趋势，不是一种个别的、偶然性的短期现象，而是一种普遍的、必然的客观规律，它反映着政府经济活动与经济增长之间内在本质联系。近代中日政府消费支出不断上升的变动趋势，受多种客观条件和因素的影响，从长期分析的角度看，主要有以下诸方面：
（一）近代中日两国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是政府消费支出逐渐上升的物质保证
近代中国经济在其发展较为正常的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期间有缓慢的增长。如果按1936年不变价格计算，工农业总产值由1887年的146.13亿元，到1936年增加到306.12亿元，近50年的时间里增加了1.1倍，年平均递增率为1.5% 。国民收入由1887年的143.43亿元，增加到1936年的354.6亿元，49年间增长了1.5倍，年平均递增1.86%。人均国民收入由38元增加到69.43元，增长了83%，年平均递增1.23% 。其中，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1920-1936年期间，是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上增长速度最快的时期，在国家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化的道路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仍以通常用来衡量经济发展的三项主要指标来看，工农业总产值由1920年的229.98亿元，增加到1936年306.12亿元，年平均递增1.80%；国民收入由1914年的187.64亿元，增加到1936年的257.98亿元，年平均递增1.45%；人均国民收入由41.22元增加为51.51元，年平均递增0.9% 。三项指标均在抗战爆发前的1936年达到旧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近代中国经济的发展无疑决定了政府消费支出总量和结构呈逐渐上升态势。
近代日本经济取得的显著增长实绩无疑是政府消费支出大幅度上升的基本物质条件。据统计资料显示，1885年至1940年的55年里，实际GNP总值由1885年的38.52亿日元，增加到1940年的228.48亿日元，55年中增加了近5倍，年均递增率达3.29%；同期人均GNP亦呈现出强劲的上升发展态势，由1885年的101日元增加到1940年的318日元，55年中增加了2倍多，年平均递增率为2.1% 。其间农业生产总值增长达到1.34%（1889-1938年），生产效率增长率达1.56%，对农业产出贡献强劲。日本自1880年中期成功地实现了工业化起步后迅速发展，取得了公认的经济发展成就。广义制造业（工矿业、建筑业、交通、通信、公共事业等），近代日本平均增长率高达6.3%，工业生产指数增长率为5.4%，大大超过同期欧美各国 。由上可见，近代日本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为政府消费支出的上升提供了物质基础。
从20世纪80年以来，关于日本德川时代和明治初期经济的数量研究十分盛行，成果丰硕 。其中多数强调传统要素的发展和历史的连续性，一改过去认为德川时代经济陷于停滞，日本前工业化的近世与工业化的近代之间横亘着一道裂谷的传统观点，高度评价当时的经济发展成果。一些研究指出江户时代的传统要素在进入明治时代后又得到进一步发展，加之现代要素的作用，19世纪80年代日本的社会和经济已发展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战前日本的现代经济增长已具备了比较有利的初期条件。但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当时日本的经济水平还很低，资料显示：日本1886年的人均国民收入只相当于英国(1765~1785年)的60%，美国(1834-1843年)的29%，澳大利亚(1861-1869年)的18%，德国(1850-1859年)的45%，加拿大(1870-1874年)的27% 。根据格雪克隆和加森克劳提出的“相对后进性”假说，即在初期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一般用人均GNP来测定)越低，其后来的经济增长率就越高，因为经济发展水平的低下意味着该国的技术水平比先进国家落后，因此从先进国家引进技术，促进经济增长的可能性就大。日本在进入工业化之前经济存在着“相对后进性”优势，从而使日本享有现代经济增长开始之前的长期发展趋势所带来的相对有利地位。工业化前与工业化间经济的连续性以及相对后进性优势的存在，就使得日本在进入经济近代化之后的半个世纪里，经济增长出现了显著的趋势加速(trend acceleration)的特征。而这种加速趋势是以人口及劳动力增长率的上升和过剩劳动力的存在为基础所产生的资本形成的加快，及其相关的技术进步的加速得以实现的。
（二）政府职能与作用的扩大和强化是促使政府消费支出不断上升的主要动因
众所周知，与传统社会的政权相比较，由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组成的中国近代权力主体群性质虽然仍是具有浓厚的传统中央集权的专制政治或是为达到这一目标的军阀政治，但其政府职能以及对社会经济发展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已发生很大变化。晚清政府在19世纪中期出于“图强”的政治目的，创办了一些军事、船舶工业，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此后的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为加强军事力量，致力于近代工业及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使中国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经济有了较快的增长。与此同时，近代中国政权主体受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为维护自身政权的存在和稳定，被迫从西方移植来了新的制度安排，建立了新型的商业制度、工厂制度、银行制度，实现了工商管理机构及其体制的近代化，并为适应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颁布了一系列旨在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和法规，从而使政府的职能更加突出经济方面，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更加强化。
有别于近代中国权力主体对政治目标函数的偏好所导致的传统政治与新式经济不同质、非均衡的特征，由明治政府、大正政府和昭和政府组成的日本政权主体群性质则更多地体现出政治与经济目标相一致，呈现出趋同于资本主义性质的一元化取向，从而促使其政府的政治和经济职能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强于近代中国。1868年明治政府以“殖产兴业”、“富国强兵”为中心开展的明治维新运动，充分利用国家权力干预经济，大力推进经济组织的现代化和积极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迈出了经济近代化道路的第一步，从而为资本主义的顺利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此后的历届日本政府都以发展经济，提高国家经济实力为重任，大力推行经济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在同样受到现代西方文明冲击的条件下，不是像近代中国政府群那样被迫地移植西方的制度安排，而是主动、积极地变迁制度，改善制度环境，将政府干预手段从传统的以国家直接干预为主改变为依靠制定法规政策制度，创造良好的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等间接的干预为主 ，建立了新型的近代经济制度和市场体制，实现了工商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近代化，从而使政府的经济职能更加实出，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的范围和程度亦更加显著。
（三）政府财政规模的扩大是导致政府消费支出上升的基础
中国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晚期，中央政府财政收支基本维持在3000万~4000万银两左右，并长期顺差，鸦片战争以后，虽然财政支出加剧，1842-1891年内，由3150万两增加至7936万两 ，50年中财政支出增加一倍有余，但至19世纪80年代，政府财政收入平均仍在8000万两左右，财政收支基本平衡，且规模不大。19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开始了经济近代化的历程，中国的近代工业先是官办，而后是民办——开始产生。随着近代政府群职能和参与经济活动的不断扩大和强化，政府规模逐渐扩大，从而导致政府财政规模显著扩展。1899年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为129.2百万元，支出148.3百万元，财政收支总计277.5百万元。1919年时财政收入490.4百万元，支出495.8百万元，合计986.2百万元 。而至1937年财政规模更加扩大，这年财政收入达559百万元，支出2091百万元，财政收支高达2650百万元 。以可比价格计算（1933年价格），1899年的财政收支总额为453.5万百元，1937年为1955.3百万元，38年间增加3.3倍，年平均递增率近4%。由此可见，近代政府财政规模的不断扩大，使其有能力提高在消费和劳务的购买支出，从而使政府消费支出得以快速上升。
日本在其经济近代化开始之前的19世纪60年代，明治维新之初，政府财政收支只有6359万日元 。到了70年代，财政收支有所上升，但也基本保持在1亿~1.2亿日元之间，并长期处于顺差状态。19世纪80年代中叶经济近代化起步以后，伴随着政府职能转化和参与社会经济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政府规模也逐渐扩大，从而促使政府财政规模日渐拓展。近代日本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租税和公债收入，初期租税的比例超过80%，1887年开征了收入弹性更高的所得税，使日本政府财政收入至20世纪20年代以后有了大幅度增加。同时伴随着近代税收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财政收入来源逐渐实现了由间接税向直接税的转化，到了1940年，直接税收入已达50%以上 ，从而使日本政府财政规模显著扩大。据统计，1885年政府财政收入为62.2百万日元，财政支出61.1百万日元，财政收支合计123.3百万日元。1895年时政府财政收入为118.4百万日元，支出为91.6百万日元，财政收支合计210百万日元。进入20世纪以后，财政规模快速上涨，1900年时财政收支总额高达553.8百万日元，1910年又达1221.1百万日元，10年中增加了1.2倍。1920年时财政收入达20亿日元，支出15亿日元，合计35亿日元以上。到了1940年财政规模更加扩大，这年财政收入高达64.4亿日元，支出61.7亿日元，合计126.1亿日元 。1885-1940年的55年间，日本政府财政总额增加了101倍，年递增率8.8%，大大高于同期中国政府财政规模的上涨速度。与此同时，随着近代日本政府规模的不断扩大，政府公务人员的人数及其收入也大幅度提高，从而使政府财政规模和工薪报酬开支显著上升。据统计，1880年时政府公务人员人数仅有11.7万人，占全社会劳动力总数的比例仅为0.59%，1900年增加至40.1万人，比1880年增加了2.4倍，所占总劳动力比例升至1.61%，1920年时又增至101.8万人，比1880年增加了7.7倍，所占总劳动力比例升到了3.73%，1940年时公务人员总数为185.4万人，比1880年增加了近15倍，所占总劳动力比例为5.7% 。同时人均公务员收入亦呈现显著的上升态势，1900年时中央政府公务员人均收入为620.3日元，地方政府为108.8日元，平均270.7日元，到了1930年时分别为651.8日元和176.1日元，平均481.9日元 ，比1900年增加了近80%。同样我们可以看出，伴随着日本政府财政规模的显著提高，才为政府消费支出的扩大提供了条件，从而使政府消费支出得以快速增长。
（四）政府军事开支的扩张是促使政府消费支出上升的强有力推动力量
如上所言，近代中国政府群性质仍是传统的中央集权的专制政治或军阀政治，政府行为目标更多地取决于其政治目标。传统政治与新式经济的不同质、不对称和非均衡，使政府的职能及其活动过多地取决于其政治目标，其经济目标也是为其政治目标服务的，进而使近代中国政府的军事费开支在政府总消费支出中所占比重庞大。晚清政府在坚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信条下，大规模投资军事工业，而后陆续创办的民用工业也是为其军事工业服务的。据统计，从1872年至1894年，晚清政府兴办的军用和民用工业共27家，投资额达2964万元 。北洋政府军事费开支庞大是众所周知的事情，1913年军事费高达172.7百万元，占财政总支出的27%，而1925年军费上涨至297.7百万元，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上升至47% 。南京政府为加强军事力量，大量购买美国军械，军事费开支更加庞大，1927年军务费开支占实际财政支出的比重高达87%，1937年仍达到66.4%的比重 。战争时期，为打内战，国民党军务费开支直线上升，其中接受的“美援”大部分是用于军事方面。
近代日本经济发展过程中，军费开支因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九·一八”事变、华北事变、太平洋战争的军备扩大而逐渐上升，占政府总财政支出和总消费支出的比率也不断提高。19世纪80年代后半期到90年代前半期，被日本学者称为“小政府”时代，这时期，全部军费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仅15%~18%左右，规模很小。即使如此，明治政府为了对抗中国清朝政府，在扩充军备中尤以扩充海军和修筑铁路、公路以备战时服务的建设项目为急务。中央财政规模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前大约维持在8000万日元左右，而甲午战后一下子超过2亿日元，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军费的大幅度增加。地方财政战后增加的势头更猛，到1900年前后其规模已达到战前的3倍。甲午战争后，日本实现了从“小政府”向“大政府”的转变 。日俄战争（1904-1905年）时，军费开支占总财政支出的比重高达74.2%，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4-1920年）也有27.1%之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1937-1940年间，其所占比重更达42.7%，1941-1945年间更高达58.3%，其中战时军事开支占总军费支出的比重达94%。 实际财政支出亦随军费开支增大而增大，财政支出占GNE的比重，由1888年的12%，上升到1938年的37% 。近代日本军费上升的原因无疑是扩充军备及其“转换效应”所致 。
近代中日两国都是中央集权式国家政体，权力主体都可凭借其在政治力量对比与资源配置权力上的优势地位，根据经济和政治目标函数最大化原则决定其消费支出行为、方向、速度、形式、步骤，并通过隶属于权力主体的各级行政系列加以贯彻实施。但由于两国权力主体政治和经济目标函数的不同——日本政府追求政治和经济双重目标的优化，谋求资本主义制度的最终确立和发展，中国政府以追求政治目标为主，经济目标辅之，导致二者非同质发展，这决定了两国政府消费支出对各自经济近代化的贡献不尽相同。由上可知，伴随着经济近代化的深入，近代政府职能和作用的扩大和强化，政府财政规模的扩大所导致的消费和劳务的上升，以及军费开支的扩张等因素是导致近代中日政府消费支出总量和结构变动上升的根本性原因。
四、中国与日本政府消费支出变动的比较分析
我们在对近代中国和日本政府消费支出变动发展趋势及其总体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了纵向分析后，将两国结合起来开展横向的对比研究，以求进一步探求各自政府消费支出的变动规律及其异同。
虽然中日两国经济近代化几乎同时起步，两国在历史背景、起始条件、国际环境和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相同之处，初期经济发展水平相差无几 ，但从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之间的50年左右时间里，日本经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和实绩，而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却远远落后于日本，且随时间的推移，差距越来越大。到30年代日本已经成功地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步入近代化国家的行列，而中国则始终没有实现库兹涅茨所谓的真正意义上的“近代经济增长”，两国的经济实力相差甚远。
两国政府消费支出的变动及其增长速度也存在差距。1887年至1936年期间，日本政府实际消费支出总额由1887年的3.2亿日元增加至1936年的21.35亿日元，49年间增加了5.7倍，年均增长率3.9%；所占GNE的比重则由1888年的6.7%，上升到1938年的11.8% ；其所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由1887年的59.6%降至1936年的27.8%。其中，中央政府实际消费支出由1887年的1.52亿日元，增加到1936年的7.98亿日元，49年间增加了4.3倍，年递增率3.4%，其所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亦由1887年的28.3%降至1936年的10.4%，其所占政府消费支出的比重亦呈现下降态势，由47.5%降至37.4%。同期地方政府消费支出表现出与中央政府消费支出变动不同的态势，其实际消费支出总额由1887年的1.68亿日元增至1936年的13.37亿日元，49年间增加了近7倍，年递增率4.3%，其增长幅度大大高于同期中央政府消费支出的增长幅度。同期地方政府消费支出所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亦呈现下降趋势，由1887年的31.3%降至17.4%，所占政府消费支出的比重却没有下降，而呈现出略有上升的态势，由52.5%升至62.6%。
我们再来看看同期中国的情况，1887年至1936年期间，中国政府实际消费支出总额由1887年的2.63亿元增加至1936年的12.38亿元，49年中增加了3.7倍，低于同期日本5.7倍的增加幅度，年均增长率也低于日本，为3.2%，其所占GNP的比重由1887年的2.2%仅上升至1936年的6.2%，上升幅度远不及同期日本。政府消费支出所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亦不及日本，由1887年的99.2%降至1936年的75.0%。政府财政支出中政府消费支出所占比重居高不下的状况表明政府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被消耗掉，政府消费扩张所导致政府投资减少的挤出效应颇为显著，从而限制了政府的储蓄规模和资本形成，使中国政府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所发挥的作用远不及日本政府。资料又显示，同期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消费支出也表现出与日本不同的情况，中央政府实际消费支出由1887年的1.84亿元增加到1936年的10.03亿元，增加了4.5倍，年递增率3.5%，与同期日本不相上下，其所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则由69.4%略降至60.8%，其所占政府消费支出的比重则由70%升至81.0%。同期地方政府实际消费支出则由1887年的0.79亿元增加到1936年的2.35亿元，49年间增加了近2倍，大大低于同期日本地方政府消费支出的增加幅度，年递增率亦不及日本，仅有2.2%的增长速度，所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则由1887年的不足30%降至14.2%，其所占政府消费支出的比重则由1887年的30%降至19%。
从世界经济发展史的角度来考察，政府消费支出的发展演变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变动特征。西方发达国家历史统计资料业已证明，随着近代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国民收入水平不断上升，政府规模不断扩大，政府参与国家经济活动的实力和范围日益扩展和增强，政府消费支出呈现出不断上升的变动趋势，结构也不断趋于合理。这种趋势的变动同样也存在于近代中国和日本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是近代中日两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职能扩大以及政府参与社会经济活动能力和范围日渐扩展和增强的必然体现。但中日政府消费支出总量和结构的变动差异表明，近代中日两国政府对各自国家经济发展的贡献力和参与程度不尽相同，进而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了近代中日两国经济发展的深刻历史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