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消费需求变动的宏观分析
张 东 刚
摘 要：日本自19世纪80年代中叶近代化开始起步以后至20世纪40年代的50余年中，国民消费需求和人均消费需求的长期变动总体上呈现出明显和快速的上升趋势，并表现出阶段性的发展特征和周期性波动规律。中日近代经济发展中，国民消费需求和人均消费需求都呈现不断上升的变动，但各自增长幅度和对两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却不尽相同。
关键词：消费需求 变动趋势 宏观分析
19世纪中叶, 日本长期闭关自守的国门被西方列强的坚炮利船所叩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完全改变了其社会的自然历史进程，促成了其封建经济的解体，带来了其传统社会所不能容纳的新的生产力和制度安排，直接刺激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开始步入经济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中。
近代日本经济最根本的特征是由自然经济转变为商品经济，由封闭经济转化为开放经济。过渡型经济形态的本质特征，就决定了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需求导向作用的显著和强化。本文主旨就是对这一历史转换过程中，近代日本消费需求的变动趋势及其特征展开实证性分析，论证和说明近代日本消费需求变动的内在规律，辨析日本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
一、消费需求的变动趋势及其特征
日本自19世纪80年代中叶近代化开始起动以后至20世纪40年代的半个世纪中，国民消费需求的长期变动总体上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1885-1940年的55年间，名义国民消费需求总额由1885年的6.52亿日元，增加到1940年的202.9亿日元，55年间增加了30多倍，年均增加值为3.57亿日元，年平均增长率高达6.45%。若以1934年—1936年可比价格计算，1940年比1885年增加了101.05亿日元，55年中增加3.07倍，年平均增加值1.84亿日元，年均递增率2.59%。由上可见，无论是可变价格还是不变价格计算的近代日本消费需求增长速度都大大高于近代中国国民消费需求的增长速度。从长期趋势看，是一条斜率较陡的上升直线，这充分说明，近代日本消费需求总的发展趋势是在起点较高的基础上，保持了持续、稳定和快速的增长态势。人均消费需求变动与整体国民消费需求的发展趋势十分相似，也呈现出持续上升和快速增长的态势。名义人均国民消费需求额，1885年为17.1日元，到了1940年猛增至282日元，55年间增加了15.1倍，年平均增加额4.8日元，年均增长率5.2%，略低于国民整体消费需求的增长幅度。若以1934-1936年不变价格计算，人均消费额则由1885年的86日元增加到1940年的186日元，55年间增长1.2倍，年平均增长率1.4%，也低于国民消费总额的增长幅度。人均实际消费支出指数在第二次大战期间（1940-45年）大幅度滑坡为-5.46%，复兴期和经济高度增长期（1945-75年），伴随着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人均消费支出年递增率高达6.17%，1975-1990年间又趋下降，年平均递增2.95%。
日本在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变过程中，消费需求显著上升的变动趋势是近代日本经济增长和商品经济不断发展的必然反映。伴随着近代日本经济增长的推动和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深入，国民实际收入水平明显提高，从而为消费需求的不断上升创造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19世纪80年中期至20世纪40年代的近代日本国民消费需求总额和人均实际消费支出额的上升变动并不是直线增长，而是在曲折的升降波动中不断上升，呈现出阶段性的发展特征和周期性波动规律。对这种阶段性和周期波动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我们能够更加深刻地认识近代日本国民消费需求发展的规律和本质。
根据长期趋势曲线波动的轨迹，我们可以将近代日本消费需求的发展变动大体划分为5个阶段。消费需求在上升期(Upswing)与下降期(downswing)的增长幅度波动升降，阶段性特征显著。1887年~1897年为第1阶段，其间实际国民消费需求总额由1887年37.65亿日元增加至1897年的49.72亿日元，10年中增加32%，年均增加额1.2亿日元，年平均增长率3.15%。人均实际消费需求额则由97日元增至117日元，10年中增加21%，低于国民消费需求的增加幅度，年平均增加额2日元，年递增率2.19%。与后几个阶段相比较，第1阶段没有出现太大的波动，但增长的速度比较显著，增长幅度均高于以后几个时期，是50余年间发展最快的阶段，属于消费需求的高速发展阶段。这时期又由于人口增幅缓慢，只有0.96%，致使人均实际消费需求增长幅度也大大高于以后几个阶段的幅长幅度。第2阶段是处于1897年~1904年的7年间，国民实际消费需求总额由1897年的49.72亿日元增加到1904年的55.15亿日元，7年间仅增加了11%，年平均的递增率1.02%；人均消费需求受人口增幅加剧，呈现负增长态势，年增长率为-0.14%，人均实际消费的绝对值虽有增加，但增幅极为有限，10年间只增加2日元。这说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期的日本消费需求的增长速度十分缓慢，增幅也颇为狭窄，属于高速发展后的低速下降阶段，也是50余年中发展最慢的阶段。第3阶段是1904年~1919年的15年间，是继第2阶段低速下降后的又一飞跃增长时期，其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增长的幅度也大大提高，属于低迷徘徊后的快速发展阶段。其间国民消费需求总额由1904年的55.15亿日元增加至1919年的86.97亿日元，15年中增加58%，大大高于上两个时期的增加幅度，年均递增额3.2亿日元，年平均增长率2.99%，同期人口增长速度较第2阶段大体相似，呈现平稳增长的趋势，因此人均消费需求额亦表现出相同的走势，其消费额由1904年的119日元增加至1919年的158日元，15年间增幅33%，年均递增1.80%。在战前50多年的各阶段发展过程中，第3阶段是仅次于第1阶段国民与人均消费需求增长速度较快的时期。第4阶段是1919年-1930年的11年间，其间国民消费需求总额1930年比1919年增加23.08亿日元，11年中增长27%，年平均增长率2.60%，略低于上一阶段的增长幅度。同期人口增幅快于上一时期，达1.51%，导致人均消费额与国民消费需求总额呈现出相同的走势，年均增长率1.09%，也略低于上一阶段的增长幅度。在第3阶段增长快速的基础上，第4阶段的增长速度开始有所减慢，但国民和人均消费需求绝对值有增无减，仍然保持了良好的上升势头。第4阶段是快速发展之后出现的稳定增长时期。第5阶段是从1930-1938年的8年中，其间国民消费需求总额由1930年的110.05亿日元猛增至1938年的130.57亿日元，8年间增加19%，年均递增率2.23%；人均消费需求额则由171日元增加至184日元，8年中增加7.6%，年平均增长率仅为0.95%。由上可见，第5阶段无论是国民消费需求总额还是人均消费支出额的增长幅度均低于前两个时期，仍处于快速增长后的稳定上升时期。概括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近代日本消费需求变动的总体情况，我们可以看出，其发展阶段经历了初期阶段的快速增长，而后增幅减慢和平稳增长发展的全过程。
近代日本消费需求的发展变动还反映出十分明显的周期性波动趋势。消费需求周期波动是经济周期波动的一种特殊形态。经济周期是指社会经济生活中总体经济活动交替出现的扩张或收缩从一个低谷到另一个低谷周而复始的有规则性变动过程。就此意义而言，消费需求周期也就是其扩张或收缩交替反复出现的波动过程。根据西方经济学一般将经济周期划分为“古典周期”和“增长周期”的分法，我们也可以将消费需求周期区分为“消费需求古典周期”和“消费需求增长周期”。前者是指消费需求绝对量下降或上升的交替变动，后者是指消费需求增长率上升或下降的波动过程。
我们发现近代日本消费需求不仅是不断变化的，而且呈现出周期性波动，从1885年~1940年间起码经历了三个完整的周期性波动。第一个周期从1887年为上升期的起点，中间由于1890年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影响而经过一次低落后继续上升，到1896年上升至最高点，从1897年开始下降，至1903年跌到谷底。第一个周期的上升期长度为9年，下降期长度为7年，周期长度16年。第二个周期从1904年开始上升，上升期到1919年达到波峰，从1920年开始回落，到1929年降至谷底。第二个周期上升期长度为16年，下降期长度为10年，周期长度26年。第三个周期性从1930年开始，上升期至1934年达到最高点，从1935年开始下降，其后为下降期。从1938年至1945年期间，日本经历了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经济处于战时状态，正常的经济运行及其发展规律受到严重干扰和破坏。按照西方多数经济周期理论，这为期7年的战时经济时期，正常的经济周期波动，由于外生因素的巨大影响而中断，无法进行分析。
总体来说，近代日本消费需求周期波动呈现如下特点：首先，平均为期20年的周期波动是近代日本消费需求周期波动的基本长度。近代日本消费需求周期波动中，从波峰到波峰的时期平均为19年，从波谷到波谷的时期为21年，因此近代日本消费需求的周期波动大体上是20年。这种类型的波动是属于库兹涅茨(Knznets)提出的时度跨度平均为20年左右的中长期波动。
其次，第一个周期属于“古典周期”，第二个周期呈现出“增长周期”的征兆。“古典周期”的突出特点是消费需求绝对量低于前期，增长率接近或降至零值以下，表现为普遍衰退。在第一个周期(1887-1903年)中，1903年消费需求不变价格绝对量不仅在1902年53.48亿日元(七年移动平均值)的基础上下降为53.16亿元(同上)[2](p241)，下降了3200万日元，而且其增长率也比1902年下降了0.6%。显然，这次周期是属于明显的“古典周期”。“增长周期”一般表现为增长中的下降，主要是增长率下降，绝对量呈上升趋势。近代日本消费需求的第二个周期波动就体现这种特征。在第二个周期(1903-1929年)里，消费需求绝对量逐年上升，其年平均增长率为2.8%。谷底年份(1929年)的消费需求绝对量和增长率分别比上年上升了1.17亿日元和1.1%，因此，这次周期是属于增长周期。
再次，近代日本消费需求周期波动的幅度(简称波幅)总体上呈显著下降趋势，波幅的峰谷落差额，各周期间呈相反走势。三次周期波幅落差值分别为2.3、5.3、0.3个百分点，最高值与最低值相差5个百分点，三次周期波幅峰谷值落差平均为2.6个百分点，总体上呈下降态势。仔细观察还可以发现，各周期间波幅落差额呈相反走势，表现出较强的波动现象。
下面有必要对近代日本消费需求阶段的变动和周期波动的成因展开进一步分析，以求能够更加深入地揭示消费需求变动特征及其内在规律。第一周期处于明治时期的二、三十年代。明治初期，日本政府积极推行近代化政策，废除封建等级制度和改革地税，颁行国内、国外交通自由化，实施义务教育法令，加大通讯等社会间接资本投入，保护和扶植各类国营和民间企业，积极引进先进产业、技术和设备以及制度安排，从而使日本从十九世纪中期后开始步入了近代化的道路。该周期的上升期(1885-1896年)，日本的近代产业显著增长，私营铁路从1881年日本铁道开设后迅速发展，营业里程在1895年达到2731公里，大大超过了国营铁路955公里。电力在1887年东京电灯公司开办以后，在全国迅速普及。海运业自1885年开设了大阪商船、日本邮船公司，并在日本政府大力援助下顺利地发展起来。近代棉纺织业自1883年大阪纺织公司成立后，取得了良好的实绩，1887年以后得以快速发展。中日甲午战争的巨额赔款高达当时日本国民收入的四分之一之巨，加大了这期间资本投入和财政支出。1894年治外法权的撤销和自1889年以后关税自主权的逐步恢复，使日本不仅“一扫三十年来之污辱，跃身于国际友谊伙伴之中”，开始摆脱半殖民地的政治经济局面，而且这期间由于银价在世界市场上的低落(当时日本也是以银本位制国家)，使出口价格低廉，促使出口大幅度扩展，从而刺激了产业活动，国民经济显著增长。这一时期日本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达3.21%，人均生产增长率达2.25%。国民消费需求随经济的发展也获得较快增长，1896年达到最高点，国民消费需求比1895年上升了38.6%。但自1897年确立金本位制后，导致由于银价下跌而使出口增长的推动力受挫，国际收支恶化，经济多次出现恐慌状态，国民收入水平下降。1903年的国民消费需求和人均消费需求均为负增长，分别比去年下降了0.6%和1.7%(原数据为7年移动平均值)，达到低谷。
第二个周期内，日俄战争刺激了所有产业的发展。战争过程中，日本政府四次大举外债和五次发行内债，战后推行铁路国有化政策和开拓海外殖民地，以及受日俄战争的刺激，积极推行产业调整政策，使产业结构逐渐向重工业转移，从而使日本自1906年下半年开始出现了一个新建和扩建企业的投资高峰。此后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参战国丧失了出口余力，日本大举进入国际市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出口增加，使恶化的国际收支得以改善。出口的扩张，刺激了投资活动，投资率上升。以纤维为中心的轻工业以及钢铁机械、造船等重工业的急速发展，扩大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加剧了农村和城市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这时期经济增长创造了5-6%的高速度，该周期上升期的GNP和人均GNP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3.4%和2.21%，从而使国民消费需求得以快速增长，1919年达到高峰，其增长率比去年上升了4.6%。此后，随着出口受挫，使国际收支出现新的不均衡。1920年的经济恐慌、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以及1927年爆发了金融恐慌，日本政府于1929年被迫推行紧缩财政政策(井上财政)，加之受到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日本经济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企业倒闭，失业增加，社会购买力急剧下降，国民消费需求至1929年跌入低谷。
第三个周期从1930年开始，转年日本政府禁止黄金出口，推行积极财政政策(高桥财政)，将国内货币机制同国际金本位制度隔开，采取了以赤字公债为中心的通货膨胀政策，以图恢复景气。由于禁止黄金出口，汇率下跌，交易条件处于低水平，促使出口快速增长。加之这时期工业生产的飞速发展，特别是重工业的发展极其显著以及化学工业也蓬勃发展起来，使劳动力需求增大，失业减少，国民收入和社会总需求快速增长，国民消费需求至1934年达到最高点，1934年比1933年增长了31%。此后，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并大力推行经济军事化和长期扩军备战的法西斯体制。1941年爆发太平洋争，日本经济处于战时经济体制，由于战局的恶化乃至最后战败，使经济陷入崩溃状态。
近代日本55年的时间序列统计资料表明，国民平均消费倾向却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由1885/1890年间的0.86，降至1936/1940年间的0.63，平均为0.79，55年中下了0.23个百分点，大大高于近代中国国民平均消费倾向的下降幅度。 且国民平均消费倾向的变动呈现显著的阶段性变化特征。19世纪80年代中期至20世纪之初，平均消费倾向基本无变化，较为稳定，一般介于0.85~0.86之间。到了20世纪二十年代之前，平均消费倾向趋于下降，平均在0.8左右。进入二十年代，又趋于轻微上升，介于0.81~0.82之间。到了20世纪三十年代，平均消费倾向又有较大幅度下降，平均介于0.73~0.63之间，其中1940年达到0.58，为55年中的最低点。边际消费倾向与消费的收入弹性如同平均消费倾向一样，也呈现显著的下降趋势，且前者的下降幅度大大高于后者。1885年-1940年间，日本国民边际消费倾向由1891/1895年间的0.80，降至1936/1940年间的0.29，55年间下降了0.51个百分点，平均为0.75，低于近代中国边际消费倾向的平均水平。同期日本国民消费的收入弹性下降幅度也十分明显，由1891/1895年间的0.94，下降至1936/1940年间的0.46，55年中下降了0.48个百分点，平均为0.83，这说明国民收入每增加一单位，消费支出则增加0.83个单位。
近代日本个人消费倾向的变动亦呈现明显的下降态势，由1891年的1.01降至1938的0.76，47年间下降了0.25个百分点，其下降幅度高于近代日本国民平均消费倾向下降幅度，更大大高于近代中国国民平均消费倾向的下降幅度。从长期趋势曲线看，近50年的发展变动过程中体现出一个明显的特点，即20世纪一十年代中期以前消费倾向变动较为平缓，振荡不大，大体上介于1.02~0.90之间，而自1915年以后的消费倾向变动变得波动较大，曲线波幅振荡较为激烈，进入20世纪20年代以后呈现显著的下降态势。
消费作为收入的函数，随收入的变动而变动。消费倾向变动趋势取决于社会平均边际消费倾向和社会平均消费倾向的对比关系。如果社会平均边际消费倾向高于社会平均消费倾向，那么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社会消费倾向将趋于提高；反之，如果社会平均边际消费倾向低于社会平均消费倾向，那么，社会消费倾向就会随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下降。如果社会平均消费倾向等于社会平均边际消费倾向，那么消费倾向则保持不变。从实证分析的角度看，一定时期内消费倾向呈现递减趋势，即随着收入增加，消费支出绝对量会随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但消费支出增加的比例低于收入增加的比例。如上所述，近代日本经济发展过程中，国民收入呈现强劲的增长劲头，1885年至1940年的55年中，国民收入增长近5倍，年均增长速度达3.16%，但同期社会边际消费倾向一直低于社会平均消费倾向，前者为0.75，后者为0.79，从而导致战前的日本国民消费倾向呈递减趋势。近代日本个人消费倾向亦呈现相同的变动走势，根据日本学者尾高煌之助建立的消费函数计量模型显示，1892年~1938年间日本个人平均消费倾向为0.93，边际消费倾向为0.81，前者亦高于后者，而同期日本人均实际国民收入增长2.4倍(1885-1940)，年平均增长2.26%，说明个人消费倾向亦呈现下降趋势。
二、 中国与日本消费需求变动的比较分析
在对近代中国和日本消费需求变动趋势及其特征作了纵向分析以后，还有必要将中日两国联系起来进行横向的对比研究，以求进一步分析日本消费需求的变动特征及其异同。
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打开了日本封闭已久的国门，日本被西方列强强行纳入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中。面对着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中日几乎同时开始了各自的近代化过程。中日同为后发达国家，在向西方学习，开始资本主义近代化的过程中，两国在历史背景、起始条件、国际环境和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相同之处，尤其是两国在开始实行近代化初始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都不高。西蒙·库兹涅茨把日本近代经济增长的开始期定为1874-1879年，并推算这期间人均GNP为74美元(用1965年美元表示)，大约相当于西方一些发达国家进入近代经济增长前夕的一半至三分之一。日本学者西川俊作认为用1965年美元汇率来换算是有偏差的，评价过低，用购买力平价法加以修正后，为110美元，提高了49%，但此经济发展水平仍只相当于英国初期经济水平316美元的三分之一。1883-1887年日本国民收入为600百万日元，人均国民收入仅为15.6日元(当年价格)，按照当时的汇率兑换约合13.2美元。而同期(1887年)中国的国民收入为32.14亿两，人均国民收入为8.5两(均为当年价格)，按照当年的汇率折算约合10.88美元，仅为日本人均收入的82.4%。
中日经济近代化几乎同时起步，初期经济发展水平相差无几，但从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之间的50年左右时间里，日本经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和实绩，而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却远远落后于日本，且随时间的推移，差距越来越大。到30年代日本已经成功地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步入近代化国家的行列，而中国则始终没有实现库兹涅茨所谓的真正意义上的“近代经济增长”，两国的经济实力相差甚远。
在近代中日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国民收入和国民消费需求都呈现出不断上升的变动趋势，但两国国民收入和国民消费需求增长幅度不尽相同。1887年至1936年的49年间，日本国民收入和人均国民收入呈现大幅度的增长态势，实际国民收入由1887年的43.42亿日元增加至1936年的207.14亿元，49年中增加3.8倍，年均增长率3.2%，实际人均国民收入由112日元增加到292日元，其间增加1.6倍，年均递增1.94%。而在大相相同的时期内，中国实际国民收入则由1887年的143.43亿元增至1936年的309.4亿元，49年中仅增加1.2倍，年平均增长率1.58%，实际人均国民收入则由37.98元增加到60.57元，增加仅60%，年率0.96%。可见中国的发展速度大大落后于日本。中国和日本大体上都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由西方引进近代工业技术、设备和制度安排，从而步入经济近代化历程的，但在其后50余年的发展过程里，日本的近代工业迅速发展，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取得了公认的经济发展成就。日本工业生产指数的增长率与欧美各国相比较，其战前增长率为5.4%(1881-1937年)，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美各国。欧美各国的增长率，美国为3.7%，意大利为3.1%，德国为2.9%，英国1.6%。日本工业总产值在世界各国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890年的不足1%，升到1937年的4%，令西方国家不得不刮目相看。而到本世纪30年代，中国的工业生产水平在世界范围内尚无任何地位而言。而且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不仅大大低于同期的日本，甚至也低于西方发达国经济起飞阶段，如美国1834/1843年~1869/1878年期间国民收入年增长率5.2%，人均国民收入为1.4%，英国1801/1811年~1831/1841年期间分别为3.2%和1.5%，均高于中国1.58%和0.96%的增长年率。
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必然促使国民消费需求水平呈现同步增长的态势。但是中日国民收入增长幅度的不同，必然影响国民消费需求增长速度出现差异。1887-1936年间，中日国民消费需求增长变动的总体状况也存在差距。1887年至1936年期间，中国国民实际消费需求总额由131.94亿元增至279.8亿元，49年间增加1.1倍，年递增率1.55%，实际人均消费需求额则由34.95元增加到54.79元，其间增加57%，年率0.92%。而同期日本国民实际消费需求总额则由1887年的37.65亿日元，增加到1936年的130.57亿日元，增加2.5倍，年率2.55%，人均实际消费需求额由97日元增至184日元，增加90%，年率1.33%。由上可见，中国国民消费需求的增长速度虽然低于同期日本，但其低幅程度不及实际国民收入和人均国民收入那样大。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和国民收入的上升，消费需求呈上升走势是世界性的发展趋势，中国和日本也不例外。如上所述，中国在其经济近代化过程 ，国民消费需求亦呈逐步上升趋势，但与同期日本相比较，中国实际国民消费需求增长速度仅低于同期日本1个百分点，实际人均消费需求增长速度与日本不相上下，仅低于日本0.4个百分点，而同期两国国民收入的增长幅度也迥然有异，实际国民收入和人均国民收入，日本分别为3.16%和1.94%，而同期中国这两项指标只分别增长了1.58%和0.96%，与日本形成显明的对照。国民消费需求以同于或略低于国民收入的比率增长，其结果必然导致储蓄率的低下，限制了资本供给能力，阻碍了工业化水平的稳步提高和经济增长。
消费倾向反映了收入与消费之间比例关系的变动，从上表可以看出，日本国民消费倾向由1887年的0.867下降至1936年的0.630，49年间下降了0.237个百分点，而同期中国消费倾向由0.919降至0.904，仅仅下降了0.015个百分点，下降幅度大大低于日本。
由上可见，近代日本经济发展历程中，国民收入的增长一直是以高于个人消费需求的速度增长，人均消费需求较之中国缓慢，而近代中国国民收入增长却是以略低或几乎相同于个人消费需求的速度增长，人均消费需求变化又较之日本颇为激烈。近代日本消费需求之所以上升缓慢，是由于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效地避免了近代西欧生活方式的影响，日本在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以及制度安排的同时，日本人的消费模式仍很大程度上依赖过去形成的习惯，消费生活带有较强的传统因素，避免了消费需求和通货膨胀所造成的困扰，制约和影响消费需求变化的三大因素对近代日本消费需求的变动影响不大，为此，在日本学术界形成了独特的“消费习惯假说”。消费水平的上升落后于生产率的增长，其结果导致了储蓄率的上升，从而保证了资本形成的迅速扩大，为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创造了条件。而中国在漫长的中世纪时代商品经济就有一定程度的发展，长途贸易的商品主要是那些奇珍怪异的奢侈品和土特产品等消费产品，其消费对象主要是贵族、官僚等富有阶层。到了19世纪后半期，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西方机制消费品大量涌入中国，70年代初期在中国进口货物商品结构中，直接消费品的进口值占进口总值的比重就高达83.4%，至90年代初仍居78.6%之高。这些琳琅满目，价格昂贵的舶来消费品又成为中国富有阶层新的消费热点，更刺激了他们的消费欲望，获得这些高档消费品就成为显示其权力和地位的新标志。与日本的情况不同，中国在总的经济发展水平提高极慢的情况之下，一些大城市却畸形发展起来。如上海在20世纪前半期号称东方第一大都会，其城市面貌和功能结构已经达到和接近西方近代化城市的水准，出现了高楼大厦林立，公司洋行毗邻，娱乐场所彻夜灯火通明，中外游客川流不息的繁荣景象。大量中国富有的寄生阶层云集于此，过着挥金如土，奢侈豪华的生活，其消费水平之高，令西方游客瞠目结舌。他们的超前消费使国民收入剩余的相当一部分被挥霍掉，阻碍了国民收入剩余转化为储蓄并投向生产领域，抑制了经济增长。当时就有学者提出：“华人祇知享受西方物质文明，而昧于所以创造之道。时人有谓：吾国经济，不啻中古生产与现代消费之混合制，此言并非过甚。”这种中古生产与现代消费并存的格局就表明生产水平的上升落后于消费水平的变动和发展，其结果必然阻碍中国经济的发展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