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与生态维护：权衡抑或双赢？

经济发展与生态维护：权衡抑或双赢？

内容摘要：本文讨论了“可持续发展”研究与实践中的“经济发展——生态维护权衡”问题，作者的研究结论认为：描述生态环境在恶化后好转的环境Kuznets曲线是一个貌似真实的虚幻，而追求经济发展与生态维护的双赢也是不可企及的目标。经济发展与生态维护只能是基于各种利益关系的权衡。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 经济发展——生态维护权衡 环境Kuznets曲线 
Keyword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alance of economy and ecology,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s

“可持续发展”所追求的是人类多重的价值（个人价值、集体价值、人类种群价值、生存价值、精神价值等）以及多样化人类社会的多种需求（生存的物质需求、发展的物质需求、精神满足的人文需求、社会关系的人文需求、有关人类整体的生态需求、有关地球生态系统的生态需求等）。既要追求物质经济活动的增长、也要追求环境生态功能的维护、还要追求两者间的协调。然而在现实中，环境质量退化与经济增长往往是伴随而行，那么在人类的经济活动中应当如何兼顾“经济增长”与“生态维护”两个目标而使人类各种利益得以共同提高？因而，“经济发展——生态维护的权衡”也就成为了“可持续发展”研究和实践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1. 经济增长—环境质量变动关系
在讨论“经济发展——生态维护的权衡”问题时，首先要讨论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着显著的关联关系。Commoner(1972，1991)为了表征环境质量以及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使用了“环境应力”（environmental stress）及其变化作为可持续发展的一个评价指标。他认为：工业化每年排入环境中的污染物数量是衡量环境质量退化程度的基本标志，环境质量的变化主要受制于三个因素：人口规模及人口增长因素、经济增长因素、技术进步因素。有实证分析“验证”了这一关系，以中国为例，1984—1998全国城市面上的大气污染与GDP增长的变化关系来看，表现出如下特征：大气污染物排放量与经济增长速度之间具有显著的同步、同向变动关系；经济增长高峰期对应于污染物排放量升势的加强；经济增长相对低迷期，污染物排放量的减势并不十分明显，污染物排放的升势具有某种不对称变化的刚性。（邹骥，2000）
在讨论“经济发展——生态维护的权衡”问题时，还要讨论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之间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还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既有的研究一般认为，在短期内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更多的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没有自然资源的消耗利用就很难实现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没有一定水平的资源存量也很难进行资源利用和经济投入；但在长期内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可以转化为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了就可能使资源的利用效率提高、就可能加大对环境改善的投入、从环境投入转化的经济增长也可以部分地转化为环境资源并可以补偿资源消耗量，从而使环境和经济发展呈良性循环。（Dasgupta and Maler，1994）

2. 环境Kuznets曲线
在分析实际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时，有实证研究认为存在一种类似Kuznets曲线的动态关系。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恶化程度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逐步加深、达到一定严重程度后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逐步得以改善，环境状态随经济发展水平呈“倒U型”态势。在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经济运行处于一种生态维系状态、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在自我更新的范围内、排放的废物数量有限且可生物降解；随着经济的加速发展、资源消耗速度开始超出资源更新速度、废弃物排放超出了环境的净化能力；在经济发达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环境意识得到了强化、环境治理得以实施、环境恶化得以遏制，从而使环境状态由最坏情形下有所回复。
一般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环境及自然资源状态取决于：1）国民经济规模（国民经济规模越大，自然资源的消耗量就越大、污染的排放量就越多）；2）国民经济产业结构（农业及资源依赖型、资源消耗型产业较多地消耗资源，而加工工业则有较高的污染排放水平，服务等第三产业则较少消耗资源和较少的污染排放）；3）技术水平（生产技术水平的高低决定着资源的消耗效率、污染的产生水平）；4）环境保护的支出及效率；5）社会成员对高质量环境的需求等因素。从上述这些影响因素来分析，可以支持环境与经济发展呈“倒U型曲线”的关系，因为产业结构的变化呈低污染——高污染——低污染的发展态势、国民经济规模加上技术因素也会导致环境恶化程度呈低—高—低的走势、社会成员对高质量环境的要求以及环境保护的支出水平所产生的环境保护效果也会是呈高—低—高的态势。由于经济规模、经济产业结构、经济技术水平、人们对环境的需求水平、对环境保护的支出水平均是经济发展水平（通常以人均国民收入或人均GDP指标来衡量）的函数，所以通常认为环境退化指标（毁林率、水土流失率、人均污染物排放量）与人均GDP之间存在一种类似“倒U型曲线”的非线性关联关系。发达国家所走过的发展道路基本上都符合这样一种关系。
环境Kuznets曲线的存在，表明环境质量退化存在一个转折点（由不断加深的环境退化转向环境的逐步改善），经验数据表明森林减少率的转折点通常在人均国民收入达到1000美元的水平、污染物排放的转折点通常在人均国民收入达到4000美元的水平。环境Kuznets曲线的存在，表明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初期不可避免地将出现一定程度的环境恶化，随着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经济增长将有助于环境的改善。（Panayotou，1992）

3. 本文作者的评述：环境Kuznets曲线——一个貌似真实的虚幻
环境Kuznets曲线之类的实证研究“证实”：发达国家在经历森林面积减少、污染增加的发展过程之后，逐渐转向森林面积增加、污染物减少的过程，似乎表明：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环境问题自然会得到有效的改善。
笔者认为，这种“实证”的研究本身并不错，但所得出的结论却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有以下理由：
1）这种“先开发、先污染，后治理、后改善”的“事实”之所以成立，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前提：那就是发达国家的环境改善是建立在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恶化过程中实现的。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前提，发达国家“环境Kuznets曲线”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发达国家的环境改善，是凭借其经济和技术的优势，在环境领域“损人利己”的结果。如果这种“实证”扩大到全球范围来研究的话，根本就不可能存在“环境从恶化到改善”的过程；
2）就类似于“森林覆盖率”这样的指标来代表环境质量水平的高低是非常肤浅的，原始森林被完全毁灭后“生态建设”而成的人工林，与自然的生态系统是根本无法相提并论的（关于这一点，苏杨的《自然与人为，孰优孰劣？》，载于中国经济时报2003年6月4日，有精辟的论述）。所以，用数字表现的环境改善，很难说是真实的“改善”。从这一点来看，“环境Kuznets曲线”中的改善过程也是应当打上问号的。
3）从人类的整个发展历程来看，地球的生态环境一直就是不断劣化的，为什么在环境改变最为剧烈的工业经济的当代，反而会出现环境改善的“现象”呢？从逻辑上来说，也是值得怀疑的。
4）而从长期的角度和综合性的角度来讨论，“环境Kuznets曲线”是否存在也是一个问题。在现有的研究中所讨论的环境Kuznets曲线问题，都是以某一国家、某一区域在工业化阶段某一期间为研究对象的、讨论的也只是某一可见的环境指标的变化，也就是说，实证的分析只表明短期内（10年或几十年的时间尺度）、某一局部区域、某一环境特征存在所谓的“环境Kuznets曲线”。笔者认为，从长期、全局、环境综合状态的角度来看，生态环境状态是随着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地退化的，并不存在“先退化、后改进”的事实和可能，只从森林覆盖率及生物多样性等最基础的指标来看，这些指标从未得到过改进（某些小范围的局部区域内存在改进的可能、但全球性的改进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森林覆盖率从原始的70%多下降到如今的百分之十几、并且仍然没有停止减少的趋势；生物物种也一直是呈加速减少的趋势）。所以可以断言，在人类已经经历的历史阶段和可预见的未来阶段，生态环境是不断退化的、不存在改进（最多只是存在退化速度的快慢变化而已）。
由于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经济模式和经济增长的主导性因素的变化，生态环境变化（或者说退化）的方面及表现形式是变化着的。所以当一种新的经济模式出现后，就会伴随着着一种“新的”环境影响因素的出现：如，最早是人类活动区域的扩大、接着是对森林草地的农地化、而后是大规模的林地开发、而后是农业单一化种植、土地肥力的退化、水土流失等，到了工业化阶段首先是大规模的采矿和冶炼的污染、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利用（包括以掠夺资源为目的的殖民活动）、接着是广泛的工业污染（如酸雨）和频繁的工业事故（如水俣病）、而后是工业化（资源的耗竭、空气及水体的污染、气候的变化）及城市化（消费的无限制扩张与替代、生活垃圾的污染、城市化对土地资源的破坏、对局部生态环境的彻底改变）、而后是经济全球化（全球性资源耗竭与资源危机的形成、环境污染的全球性扩散、局部环境问题的集中加总而形成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每一类环境影响因素的出现，基本上都会呈现出先迅速增强与扩张（与对应的经济模式的迅速扩张有关、与相关经济技术落后有关、与人们对该环境影响尚无认识有关）、而后趋于稳定（对应的经济模式趋于稳定、相关经济技术的发展对环境影响有所控制、人们的认识有所加强）、最后有所减弱或有所改善（出现新的经济模式而原有模式趋于衰退、人们着力减少和改善所认识到的环境影响和环境后果）。从这一逻辑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所谓的“环境Kuznets曲线”只是在短期内针对某些环境影响而存在，在长期内针对环境的综合影响则根本不存在。
5）即便实证分析得出的“环境Kuznets曲线”是真实的存在（在一个经济体发展初期不可避免地出现一定程度的环境恶化、而后随着经济增长将有助促使环境的改善），但这种实证性的环境Kuznets曲线运行轨迹也并不表明“先污染后治理”是一种优化的政策选择，因为：（1）使环境不断恶化的经济发展过程可能是一个相当漫长而影响深远的过程，经济的增长以及未来环境的改善并不能抵消现实环境破坏而给人们带来的负面影响；（2）没有理由否认，当今治理或防治某些环境退化可能会比未来治理更节省费用；（3）在较早期阶段所允许的某种环境恶化，可能会在未来阶段导致环境的不可逆，其后果不可估量；（4）某些形式的环境退化（如水土流失、污染物排放）等导致的对人们健康及生产力的损害，会直接地制约和影响经济的发展；（5）如果允许环境退化在一定的发展阶段持续地进行，那么在环境退化的高峰期极有可能使环境状态进入生态不可逆阈值水平，这样即使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了转折点水平，也无法使环境状态得以恢复。鉴于上述理由，所以无论经济处于何种发展阶段，都需要通过适当的环境政策和投资来直接控制环境恶化，而不能期待经济达到一定发达程度后而自动地解决恶化问题。同时环境政策也要克服另一种倾向，即发展中国家过早地实行严格的环境控制台，这样既不能真正实现环境改善的目标、又会阻碍经济的增长。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环境Kuznets曲线”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是经不起推敲的、或者说是不可作为政策依据的。从全球的范围、从人类发展的历史等角度来看，只要有人类的活动，生态环境就必然是不断劣化且多半是不可逆的劣化。目前人类关注和重视环境问题的结果，也只能是使这种环境劣化过程尽可能地趋向缓和。但是笔者也认为，并不能因此而得出人类生存环境一定会在将来某一时刻毁灭的结论，因为人类充分注意保护生存环境后，生态质量可能趋向稳定于某一水平，人类活动导致的环境劣化过程也就是趋近于这一水平。

4. 经济发展——生态维护的权衡
在总体上说来，环境与经济发展终究是一种权衡取舍的关系，经济的发展或多或少总会对生态环境造成某种程度的损害，而经济发展又是人类需求满足的重要手段、所以也根本不可能为了维护生态而放弃经济发展。因此，在两者之间也只能根据人类多种需求的组合变化来作出权衡取舍。如果两者之间的权衡关系掌握得不适当，就极有可能导致经济发展超越环境所能承受的阈值，进而导致环境的不可持续性和经济的不可持续性；另一方面，如果过份地强调环境的稳定，则会使经济社会止步不前，随着人口等因素的变化同样会导致经济社会的不可持续。
这里所讨论的“生态维护—经济增长权衡”，至少包含着以下几方面的内容：1）人类物质需求、人文需求与生态需求 的权衡；2）人类成员个体利益、群体利益与人类整体利益的权衡；3）“物质需求者”、“人文需求者”、“生态需求者”群体间的认识差异及博弈；4）人类整体当前利益与长期利益的权衡及决策；5）是历史权衡与短期权衡的综合。任何时期的生态环境—经济发展关系都是是以上多种关系交织而形成的。

举一个例子就可很好地说明上述问题。如，私人汽车的发展与否的决策，就包含着多方面的权衡。一方面私人汽车体现着时间效率、个人自由、社会地位、汽车工业发展对国民经济的推动，另一方面汽车拥有量又体现着对土地资源、能源、环境的副作用。作出是否发展私人汽车的决策就不得不进行以下各方面的权衡：
1）私人汽车体现的时间效率代表着个人的“物质需求”，而由于拥有汽车而体现的个人自由、社会地位则代表着个人的“人文需求”、而由于使用汽车而造成土地资源占用/能源消耗/环境污染则代表着个人及人类整体“生态需求”的损失。这样，人们就不得不在“物质需求”、“人文需求”、“生态需求”三者之间作出权衡。对于各个个体来说，由于三种需求所带来的效用不同，所以各自会得出“拥有”或“放弃拥有”的权衡取舍。而对于一个群体或一个国家来说，则会在拥有数量方面得出“较多拥有”或“较少拥有”的权衡取舍。
2）私人汽车体现的时间效率、个人自由、社会地位等反映的是“个人利益”，汽车工业发展对国民经济的推动则反映了“群体利益”、私人汽车过多导致的交通拥挤又反映着其对“群体利益”的损害，汽车对土地资源和能源的消耗、对环境的破坏则又是“人类整体利益”的损害。所以，“私人”、“群体”、“人类整体”三者之间必然会为各自的利益而进行博弈，最后达成某种关于汽车拥有总量的均衡。
3）就不同类型的人类群体来说，“物质需求者”会看重私人汽车所能够带来的“物质需求”满足程度的增加、大部分倾向于拥有，“人文需求者”则会看到私人汽车所带来的“人文需求”某些方面的增加以及某些方面的减少、部分倾向于拥有、部分倾向于放弃拥有，“生态需求者”则更加看重私人汽车所带来的“生态需求”满足重大损耗、倾向于放弃拥有。三者之间也必然围绕“拥有”、“不拥有”有“损害”、“被损害”的博弈。
4）就短期的经济利益而言，汽车工业的发展是有巨大作用的，但对土地资源及能源的损耗、对生态环境造成的污染所引起的长期影响也是及其严重的。所以，在汽车工业的发展过程中，必然由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关系对汽车工业的发展速度、发展规模等作出权衡。
5）汽车工业的发展，其实也会对当代人与后代人的代际公平问题产生大的影响，如，汽车给当代人带来快捷等享受的同时，汽车尾气的大量排放造成的大气臭氧层破坏就必然影响未来人类的生存环境、而由后代人承受着。当人类考虑代际公平时，就必须在当代人的享受与后代人的生存条件之间进行权衡取舍。

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决策，如工业化的决策、城市化的决策、全球化的决策等等都必然进行上述各方面的权衡取舍。

5. 经济与环境的双赢——不可企及的虚幻
在现实中，在讨论经济发展与生态维护时，人们总是希望自然资源的维持保护与开发利用能够达到相互促进的效果，即实现所谓的“双赢”。对于“经济与环境的双赢”问题，笔者有下述观点：
1）“经济与环境的双赢”在局部的区域可能得以实现，而在全球范围内绝对不可能实现。这是因为，现实中局部区域的“经济与环境的双赢”多数来自两种途径，一是“损人利己”，即：通过损害他人的经济利益或环境利益来实现；二是“自欺欺人”，即以某一种生态风险的方式，把生态破坏的危险遗留给未来、他人或后代。既存的“经济与环境的双赢”如此，如果有人把“经济与环境的双赢”当作目标追求的话，也必然如此；
2）“经济与环境的双赢”在短期视角内可能得以实现，而在较长时间视角内不可能实现。这是因为，即便有非“损人利己”方式实现的“经济与环境的双赢”（如在沙漠化地区植树绿化的活动），那也只是对过去破坏后果的某种补救、而不可能在长期视角内体现为一种正的生态收益。
3）在现实中，与其说“经济与环境的双赢”、不如说是“经济与环境的两难权衡”。在短期内人们遇到的每一个具体决策、事实上都不得不面着两难的选择——部分地牺牲资源环境以换取一定的发展机会、或者放弃短期的发展机会以维护资源环境并保留其选择价值，这是现实中最常面对的问题，而所谓的“双赢”往往是人们对自然资源价值的评价有意无意地偏离其原有主旨后得出的结论（如对自然景观资源最好的保护就是维持其原貌不受任何形式的损害，在这一价值评价标准不变的前提下，任何的投资行为都不可能使其价值有所增加，而或多或少都会对其景观价值有所损耗，所以任何投资活动都不可能产生“双赢”的效果）。所以，人们在决策时，不应侈谈“双赢”，而应切合实际地在尽可能少地损害自然资源的非使用价值的条件下来实现一定的经济利益。
4）另外一种情况也应注意，对于一个自然资源区，没有任何投资活动未必就自然而然地保护了自然资源，因为没有追求利润的投资活动、未必就没有低效的其他损害自然资源价值的活动，所谓的“双赢”往往是通过一定的投资活动而制约了原来的一些不利活动而使自然资源受到较少的损害，这是值得提倡的，但严格说不是“双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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