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支撑中国经济20多年快速发展的三大经济圈之一，环渤海地区无论是从人口数量还是从经济总量上来说，对中国今后的经济发展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2007“滨海论坛”上，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刘刚教授谈到，相对其它两个经济圈而言，环渤海经济圈内部的资源整合程度亟待提高；目前为止，它仍然只是一个包括京津冀、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三个相对独立板块的复合经济区。环渤海地区要在全球化的经济浪潮中取得一个制高点，必须加强自身次区域间的进一步融合，而在这个过程中天津必须发挥门户与协作平台的作用。
刘刚教授指出，长期以来三大经济板块的这种相对独立性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区域经济发展规划的制定和实施还主要是以各自的行政区划为边界，很少有省市把自身的发展同其它区域的协作作为发展的动力。例如山东省先后提出的省会经济圈、半岛城市群、鲁南经济发展带以及黄河生态经济发展区，所有这些经济规划都仅限于省内。二是由于历史因素，三大经济板块各自拥有自己的交通枢纽、主发展轴、直接腹地和以中心城市为依托的基础设施网络。经济的相对独立性造成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在产业发展和外资的引进等方面各省市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竞争性；更具体地说，三大经济板块发展的主要动力无一例外的都是内部腹地的梯次拉动和外部日韩经济的带动。三大经济板块的这种独立性的最后一个表现为行政力量的干预和行政壁垒存在，虽然这种干预有减弱的趋势，但至今仍是影响区域经济资源配置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刘刚教授说，如果仅基于以上对于历史所形成的现状分析，必然会得出三大经济板块竞争大于合作的结论。但是，当我们转换思维角度，从现实和未来经济的发展趋势进行展望时，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从环渤海地区经济和社会的未来发展趋势看，三大经济板块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潜在经济合作空间。这种判断的依据是环渤海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已呈现出的三大趋势中得出的自然结论。当然，环渤海内部的合作将是一个区域经济融合的渐进过程，持续时间可能相当长。从广义地讲，这三大趋势实际上也凸显了中国经济经过三十年高速发展之后所遇到的发展方向与模式转变的问题，但是由于环渤海地区地理位置的邻近，以及在产业结构上存在的互补性，所以在面临这三大趋势时，如果能充分把握机遇和面对挑战，环渤海地区极有希望成为一体化的、具有竞争力的区域经济体。
趋势之一：“无论是环境约束还是产业结构发展内在需求的角度看，环渤海地区经济增长都将面临着从资源依赖型向技术或知识依赖型的转型”。如果转型成功，将会改变20世纪90年代以来京津冀在面临南方经济发展的带动和竞争时产业结构的高度重工业化趋势。
趋势之二：“三大经济板块都面临着技术来源从外源型为主转向逐步提高技术来源中自主创新所占的比重”。以天津为例，统计数据表明，外资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天津经济超越全国平均GDP增长速度和快速发展的主要支撑。但是过分依赖外资和外资对中国企业的技术控制导致了内外资企业之间利润分布格局不利于国内企业发展的局面：在外资企业的技术控制下，利润的获得者主要是处于研发和销售服务环节的外资企业，而处于OEM环节的内资企业的盈利水平是逐渐下降的。因而，刘刚教授强调自主创新是中国企业提升竞争优势和获得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趋势之三：“区域内产业的整合趋势越来越明显，外资可能成为重要产业整合的主导者。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么中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将只是成为低端的打工者，外资甚至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环渤海地区甚至中国的经济运行”。
刘刚教授认为，中央把天津滨海新区纳入国家区域发展战略正是基于对上述趋势的判断和中国经济区域协调发展的考虑，中央试图通过天津北方经济中心地位的确立及其功能的形成，把加强区域经济协作、资源的有效配置和整合作为进一步推动环渤海地区快速发展的引擎。刘刚教授从区域合作的角度理解这一战略的政策含义是，“通过滨海新区的政策突破和制度创新，加强环渤海地区经济的协作，建立真正的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机制”。因而，“环渤海经济发展的主导逻辑应当是：政策突破 以市场为基础的高效资源配置机制的形成和真正合作机制的建立à行政干预和行政壁垒的瓦解 à制度创新带动其他创新 à环渤海地区的共同繁荣与发展”。à
环渤海地区经济合作空间的大小和现实性，一方面取决于三大经济板块各自经济发展的需求，另一方面也取决于作为环渤海经济中心的天津能否率先发展，通过制定和实施创新型城市发展战略把自身打造为真正地能够为整个环渤海地区经济协作和发展提供机遇的平台。
外部需求方面，目前辽宁省和山东省都面临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压力，这些都必须借助于外部力量。这种外部力量可以来自日韩经济也可能来自国内其他经济发达省市。我们认为，随着辽宁和山东省的产业结构进一步升级压力的增大，日韩经济将难以满足其巨大的技术和资金需求；尤其是在这个过程中两省对自主创新技术的需求将加大，同时两省的若干重要产业也需要重组或整合。由于省内科技资源的不足和缺乏有效的资本市场，两省的产业发展和升级必须借助外部资源。而从空间距离角度看，它们所需要的这些资源最便捷而可靠的来源是京津地区，因为京津地区蕴藏着辽宁和山东未来发展中所需要的科技、金融等资源优势。
刘刚教授认为在国家的整体战略下，“加快制定和实施创新型城市战略，是天津未来发展和实现环渤海区域合作的前提和根本途径”。创新型城市战略的内涵包括三个关键环节：一是通过一个开放的区域创新体系建设，与北京联手建立能够服务整个环渤海地区的自主创新平台；二是在天津的产业发展中，应当把整个环渤海作为资源整合的范围以快速实现产业的高端化。把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和产业环节逐渐转移出去，把空间留给高端产业和产业的高端环节；三是通过制度创新形成和完善北方经济中心的各种经济功能，把天津打造为服务环渤海经济发展的金融和现代服务业平台。而天津实施创新型城市发展战略的主要依托，是中央政府所赋予的先行先试的制度创新空间。
刘刚教授同时指出了目前天津在实施创新型城市发展战略中存在的阻碍，认为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僵化的体制，它使创新活动中最为关键的人力资本受到严重束缚。因而，天津率先制定和实施创新型城市发展战略的首要前提是自身的思想解放和体制改革或创新。通过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真正形成资源向企业家、优势产品和优势产业有效配置的机制，把束缚在现有体制和观念下的潜在资源的比较优势转化真正的竞争优势是天津实施创新型城市发展战略的第一步。
最后，刘刚教授的结论是，如果无法在短期内实施创新型城市发展战略，使天津具备真正的科技、金融和现代服务的辐射力和资源整合能力，则难以成为真正的北方经济中心。其后果是，在新一轮竞争中，当其他城市率先实施创新型城市发展战略的情况下，天津可能会面临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期间相类似的新一轮发展困境，因此，“能否率先实施创新性城市发展战略，是天津目前面临的最大机遇和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