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中国网 记者范香怡、王赛、刘磊）我已经离开岗位很多年了，所以我只能就我 印象比较深的向大家做一个补充汇报。 咱们研究所这80年大体可以分几个阶段：一是从二七年创立到三七年抗战前夕，这十年 间在天津，经济研究培养研究生工作。见证这一时期而今天唯一健在的就是杨敬年老先 生了。第二个阶段就是抗战时期，也就是三八年到四五年这一段，这个时期培养研究生 的工作就加强了。在我们学校里面，这个时期还健在研究生，只剩下一位老师就是藤维 藻校长，但他因身体原因不能来参加这个会，这是让我感觉很难受的一个事情。第三个 阶段是抗战胜利以后回到天津，那就是四六年复校到五二年这一段比较短的时间。这一 时期研究所的研究生在我们校内有两位，比如熊性美教授、李竞能教授等，还有很多人 从北京赶来参加会议，都是八十岁左右的高龄了，我非常感谢他们，不辞辛苦，赶回学 校来。
我没在经研所做过研究生，我是七九年才从经济系到经研所工作。当时的所长是滕维藻 校长，他不可能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到研究所来，所以就安排我做主持工作的副所长。所 以我在经济研究所从七九年到九五年，这一段我在研究所工作。当年这里有个小的插 曲，就是在83年经济学院成立，就把我叫过去，所以所长就改由熊性美教授接任。到了 87年，又把经研所世界经济方面的人才抽出来，建立了一个国际经济研究所，那么熊性 美教授的专业是世界经济，所以他就转移到外面做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所长。这样我又回 来接任经济研究所的所长。我在经研所的期间，工作时间比较长。我没必要占大家太多 的时间，我就把我在这段的工作中我的印象比较深的几件事情，简单地向大家做一个汇报。
研究所当时人手很多，因为过去院系调整，调整到研究所的是一批比较优秀的人才，可 当时没有用武之地。在改革开放以后，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当时我正好到经研所， 就希望高校培养经济这方面的人才。经过我们学校一些老同志，积极的跟在北京的校友 取得联系，那时校友有国家旅游局的、物价局的、特区办的、银行的等等。取得联系以 后，中央的有一些部门就把培养任务给了南开，投资给南开盖房子。现在的经济学院和 外国语学院都是那个时候盖起来的。但是不是有了房子院系就能建设起来，主要还要有 人，这个时候经研所出了一批优秀的老师。当时根据国家、学校的要求积极地配合，这 样就把陈炳富等教授抽调出去筹建管理系、鲍觉民等教授筹建旅游系、钱荣堃教授、陈 国庆教授、王继祖教授和刘立操教授去筹建金融系，这样着几个系在很短的时间里建立 起来了。这样就给经济学的恢复准备了一个框架，83年南开的经济学得到恢复，我从经 研所又调到经济学院。这一过程在国内大学中是极少的。
我在经研所工作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个事情，就是不断输送优秀教师落实恢复经济学院计 划。如果当时经研所没有出这一批人，那么恢复从前的经济学院就比较困难。另一个事 情就是经研所的人走了很多，当然经研所就感到一些空虚。而且经研所那时的人员构成 中老年偏多，年轻人很少，所以急需补充青年力量。那么青年力量哪里来？你不可能从 别的地方调过来，所以我们就确立了一种方针，就是大力培养研究生，所以我们恢复招 考研究生也是比较早的，而且我们考虑要采取积极但是慎重的态度。80年代初有很大一 批优秀的青年，经过社会的磨炼，他们要求充足他们的知识，所以在竞争过程中考进来 的应当都是相当优秀的。今天在座的有好大一批都是那个时候的研究生。这些研究生后 来大部分都读了博士学位，并陆续到了社会上，还有一部分出国。到了社会上，从政 的、从商的、从学的都有，比例我还没有算，大体上在学校任教的比例还是大一点。但 是从政的从商的也不少，不管在哪个领域里呢，他们都能做出很好的成绩，有一些提升 得很快，有一些资产积累的很大，有一些在学校里取得非常好的科研成果。想到这些， 我们一起在学校工作的老师都有同感，就是感到非常开心。我们自己制造的成果得到了 社会的欢迎。
还有一点，我们那时的基础力量还不是很雄厚，除了研究工作以外就是服务社会，我们 还在社会上的办学。我就举一件事，有两位当时我们在长春办学的始作俑者，一个是社 科院的研究生院长刘迎秋教授，一个是吉林省科技厅的厅长毛健教授。后来刘迎秋教授 留在学校工作，毛健回到长春地质大学工作。他们根据国土资源部的需要，因为地矿部 都是学地质出身的，现在社会经济转型了，需要大批的经济精英管理，所以他们的领导 就很及时的从部门中抽出中层的骨干，他们都是经过选拔的、经过辅导、考试，最后录 取就放在长春地质大学里专门脱产攻读硕士研究生。当时我们研究所就参与这个辅导工 作，有许多教授去那里给他们授课。比如陈宗胜教授、蔡继明教授、常修泽教授、唐杰 教授等等。这些学院他们自己学的也很努力，在那个期间学到了许多东西。我们也没有 详细的了解这批人。但我们听到这批人中除了一些退休的，做部长的有两个，有一个做 北京市的副书记，一个是河南省的常委等等。市级和厅级的就更多了，今天在座的关凤 俊同志就是那时候的学员。在政府里，不同等级的官员一大批，像陈宗胜教授、唐杰教 授等等，还有今天不能到场的宗国英是天津高新技术开发区的书记。另外还有集团的董 事长等等好多同学。在学校里，就更多了，北京工商大学的主管教育的副校长，本来是 要过来的，教育部测评去外地考评了了。许多学校的院长都是那个时候读的研究生。山 东大学，河南大学等等。学生的成就使我们感到满足。
最后在这提一点，我们研究所有很长的历史，我们还要“居安思危，任重道远”。 这可能比较沉重，但是现在的形势和当初不一样，现在的研究所很多，竞争很厉害。社 会的浮躁的东西不可能不浸透到我们学校来，我们的研究工作难免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在这样一个情况下面，如果没有一种警戒自己的心理，很有可能就会放松，躺在原来的 成就上。因此我在这提个醒，要排除外来的干扰，要在现在这么多研究所里脱颖而出。 现在研究所这么多，我们定位在哪里，特点是什么，应该在那些方面做出成绩，这都需 要重新的规划，重新的考虑。而且要把大家的力量集中在一起，务实创新、同心协力来 做这件事，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真是任重道远。我希望这不是给研究所的发展浇冷 水，我是希望能给经研所的发展加把温。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