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中国网 记者黄薇、卓玉施、吕梦浪、陈汶汶、张羽、刘磊）各位来宾，各位同 事、各位校友、现在的同学，你们好！我和在座的李竞能教授都是1952年毕业于经济研 究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院系调整来到南开经济研究所的。在这之前，我和李竞能教授、张铁成 教授以及曲林武教授一起在南开学习，也是比较晚的经研所的学生。毕业以后，我和李 竞能教授、原旅游系的何自强教授一起在南开经研所工作。
今天我想把经研所80年的事情系统地讲一讲。经研所的历史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 阶段是从1927年到1936年，经研所工作的开展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第二个阶段是抗日战 争期间，我们因陋就简，在重庆南开中学里开办经研所；第三个阶段是从1949年到1978 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我们起的名字是“离合之际，传继星火”；第 四个阶段是1979年至今。
我想专门讲一讲1949年到1978年这一段。我们国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经济得到发展，但是政治 运动也比较多。从那一段历程来看，总的体现出南开经研所走的路并不平坦。在抗日战 争时期，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经研所的经历是相当坎坷的、甚至曾经中途中断。但是我一 直有一种感觉，就是如果将经研所的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来看：南开经研所的发展，即 她的兴旺、她所受的一些冲击跟震荡，是跟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相联系的。一个 研究单位能反映出国家面临的困难。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条件非常辛苦，很多书是靠当时 的国家修的公路才能有机会运进来，那时候也没有网络。当时吃的连最低的营养都保证 不了。南开经研所的条件并不是都像现在这样好。现在的同学，你们遇上了好时候，物 质条件和其他方面的条件的都是很好的。
从1952年院系调整开始到文化大革命那一段时间，有一种说法是当时的很多事情对现在 好象没有什么可以借鉴的经验和教训；还有一种说法就是，那一段阶段具有承前起后的 作用。我是比较赞成后一种观点的。现在张东刚、柳欣、谢思全教授等在编写经济研究 所史，我比较仔细地看了这一段的征求意见稿，我认为它记录了一些具体的事情，也根 据一些文件或当时的档案谈了一些现象。但是她究竟是如何在民国时期传授星火的，我 觉得有一些精神上或者文化上的因素没有谈到。所以我今天想专门就这个问题谈一谈。 具体的说，我1952年毕业后就和李竞能教授和何自强教授一起留在南开大学，我属于是 金融系，他们两位是经济系。我们从经研所一出来，南开大学就把经研所停办了，一直 到58年才恢复了南开大学和河北省合办的经研所。那么为什么南开经研所会停办呢？按 照正式的文献说，或者按照我们经研所史说是因为解放前经研所长期接受洛克菲勒基金 的资助和为国民党政府提供了科研报告而遭到了误解。因此在1952年院系调整的时候， 南开大学整体恢复，但是停办经研所。我认为这个问题说起来比较复杂但实际上也比较 简单。我认为南开经研所是为国家的整个形势进行分析的。当时大家认为中国人民能够 真正在世界上站起来的一个标志就是抗美援朝战争，中国人民能够跟美帝国主义相抗衡 一下甚至取得了很多优势。在这种情况下把南开经研所看成一个和美帝国主义有文化牵 连的地方。我认为在现在许多人应该对这一段历史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经研所被停 办）不是因为南开的培养的人才对中国没有贡献，而是因为当时总的政治形式所决定 的。当时和经研所相似的例子也有很多，比如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北京的燕京大学，他 们为中国培养人才都起很大作用.但是在当时也是停掉了.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其实不 是什么误解问题，就是跟总的政治形势有关。
到了1958年,那个时候咱们国家又是一种形势,就是大炼钢铁啊,认为我们能在十余年就能 赶上英国,甚至在将来赶上美国超英国什么的.从GDP，至少从形式上来看，名义GDP是发 展的很快。1958年10月份，南开经研所呢叫做，当时叫做由南开大学和河北省科学院一 起办的一个经研所。实际上就是南开大学经研所的一个恢复了。在当时我感觉，它恢复 的说是为了大跃进，为了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当时倒是没说培养人才，而是要研究几 个问题。在第二年周恩来总理，到南开视察。除了视察一些别的地方以后，到了经研 所。在视察的时候，我是在一个人民公社，我们当时是在一个人民公社调研。总理走到 我们这个房子，问一些人民公社的情况。当时我们有两个人值班，周总理当时说，对南 开经研所解放前的科研工作，应该给予相当的肯定。他指出，你们做的研究成果，就是 在解放前做的研究成果，和一 些方法，还是可以利用的。当时我们的教务长是吴大任先生，经研所过去的一位老师叫 吴大业，吴大任先生是我们经研所的教授吴大业的哥哥。总理就问吴大任先生，说吴大 业怎么样啊？何廉怎么啊？方显廷怎么样啊？说其实他们要是愿意回来的话还是可以回 来的，我们还是欢迎的！所以从当时来看，一个是形势，需要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那 个时候我们国家不像现在那样有这么多的研究机构，所以在当时，南开经研所就能在那 个情势下恢复。同时从周总理的话里面就可以看出来，南开经研所解放前的一些研究成 果，包括它的研究方法，在当时的国内还是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南开经研所，不管是当 时被迫暂时取消，还是到了后来的恢复，它都跟我们国家的发展以及政治形势是联系在 一起的。
听了好多来宾还有包括当时我们以前的师长像杨先生都对经研所说了很多的肯定的话。 我觉得从那一段是1958年经研所的恢复到那个文化大革命结束1978年，大概有二十年时 间，我觉得那段时间已经不培养人材了，包括经济系在内啊，当时的工作主要是科研。 对当时的经研所的科研怎么看，我觉得是有两重性，这个不能全部把它否定。经过文化 大革命，很可惜，我们丢了一些材料。譬如我们是说当时经研所做的这个是关于河北省 百年水旱灾害的，我觉得那个材料就编得很好，后来东西找不着了。一方面应该看到， 当时经研所做了相当多“唯上”的研究。当时有一个观点，就是有一个政策你去写文章 来论证，说明这个政策的正确性，我觉得在当时这种“唯上”的研究确实浪费了这个大 量的人力和物力，在这个政策意见导致下，真的很严重。那两年我们有一百多篇的论文 和调研报告，可是在这一百多篇论文和调研报告里头，究竟有多少是符合这个经济实 际，能够有比较正确的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得出相对客观的科学结论呢？这个问题现在 不太好说。并且这些研究报告是复写的，送给河北省或者上面的单位去，现在可能都找 不到了。但是，大体可以总结很多问题。比如觉得像那个人民工舍的食堂是如何的优 越，当时这个农业的劳动生产力虽然不是很高，但是产量为什么可以达到这样一个历史 的空前的水平？我想那样子的文章，从历史上恐怕没有太大的用处，因为它不符合实 际。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感觉尽管在那样的一个条件之下，有几方面的工作还应该算的上研 究工作，我自己也参加了一部分。当时的条件不是很好，我们尽可能的做好这些工作。 一个就是当时的翻译工作，刚才王振中老师说得《经济分析史》，还有1962年藤维藻教 授翻译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这本书主要是在宣扬社会主义的问题。在那个时代 为什么要翻译哈耶克的这本书呢？改革开放后，我向藤维藻教授问这个问题，我说当时 能翻译的材料很多，比如《国富论》，但为什么要翻译这个呢？你们猜猜这个老学者是 怎么想的？他说在当时，计划经济是非常有前途的，卫星上天了，这个制度有了很明显 的优势。但是对于做研究来看，任何制度总有需要完善的地方。我们不只要听赞成和支 持的意见，更要看到一些反对他们的意见，而哈耶克这本书在反对意见中有非常强的代 表性。这就是他当时的想法。后来的文化大革命，藤维藻教授为了这本书吃了不少苦， 大家说他思想反动。但我觉得，作为一个经研所培养出来正直的学者，他想从各个方面 集思广益，取得对现实制度有意义的研究材料，这是相当难得的。现在可惜的是，藤老 师不能再跟我们一起来回忆当时这个事了。
在文革的时候，当时翻译著作不是很多，但有三个地方，一个是武汉大学有一个五七干 校翻译了很多西方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一个是上海复旦大学也是上海的一个五七干 校，除此之外就是南开，南开当时不采取一种五七干校的形式，而是同商务印书馆合 作。那时在学校里面还有这样一个气氛，就是可以翻译一些这个西方的、将来可以借鉴 的文献，我觉得这方面我们是做了很有价值的工作。
第二方面，就是研究思想史的工作。当时我们经研所有一个易梦虹教授。他和我们经研 所48年毕业的赵静教授一起编了<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在那个条件下,从六十年代开 始，一直坚持到七十年代出版的,我觉得这个工作在当时就是很不错的。还有我们马克思 主义者、政治经济学的老教授季陶达先生,他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选集>也是收录了很 多问题，选的是经济由原始资本积累以后一直到当代经济的一些问题。现在看来就是市 场经济发展、以及资源配置的一些问题。同时还作了一些经济史的工作，这个我也参与 了一些。除了做一些还原历史档案真实面貌之外,还做了一些剩余价值率的计算、当时在 中国资本原始积累的一些典型情况、还有当时中国的民族资本怎么像买办资本转变等等 一些比较理论性的问题。也许大家在今天来看，觉得不过如此,都是一些众所周知的结 论.但是当时能够有很详实的史实和数据来支持,同时又能够从理论上概括到一定程度， 我觉得还是有自己特色的。
除此以外我特别要说一说政治经济学。因为确实存在着一些对政治经济学的误解，好像 政治经济学就是要论述大跃进的可能性和人民公社的合理性，就是要论述国家的政策。 但是从南开经研所来看还不能这么说，陈炳富教授当年就说过如果不能遵从价值规律， 那么大跃进就不能实现。当时有一些报告，关于天津造纸厂、关于国棉四厂等等，我们 都写过一些经济核算的文章来研究大跃进的条件，当然我们使用了一些非常迂回的表达 方式。这反映了我们经研所的研究风格，要用理论联系实际。经研所当时的压力非常 大，我们在经研所里面有一种文化上的因素，那就是用理论联系实际，要用理论解决实 际上的问题。在所有关键的时候，我们在这一点上都是统一的。
另外在经研所内部，我们都是平等相待，所有人都可以平等的表达自己的观点。当时我 的体会很深，因为我那个时候在别人看来是个异类，好像来历不明。但是我还是能平等 的表达自己的观点。大家互相尊重、平等待人，有相对宽松的气氛，这一点气氛很让我 觉得温馨。而在重庆，方显廷老师就树立这样的传统。我们互相的合作和支持，特别是 经济系和经研所之间非常的多，那个时候没有门户之见。今天我提出来这些，年轻的同 学应该知道这些经研所的历史。
最后我要说，现在的条件非常好，无论说办公条件还是网络条件都比原先要好的多。但 是形式还是有很严峻的一面，国内外的竞争非常强烈。那么南开要做出成绩，就要同它 们有竞争和合作的关系。同时我们现在的期望非常高，研究的问题转变了很多，现在中 国在世界上有了一定的地位，国家对我们有很高的期望。所以我们自己希望再铸辉煌， 同时更要深入思考我们的战略和应该有的学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