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中国网 记者郑婷婷、孟庆阔、刘磊）我今天非常高兴回到母校来参加经济研究 所建所80周年的活动，特别是下午听了我们经济研究所的老学长对经济研究所历史的回 顾，现在，以及对于对经济研究所的未来语重心长的发言，我非常感动。尤其像谷书堂 先生，杨先生，熊先生，他们都是80岁、90岁、甚至上百岁的高龄，即使在他们这样年 高的情况下，仍然对经济研究所将来的发展一直非常的关注。我自己本人讲起来并不是 经济研究所直接的学生，我是83年来到南开大学的，经过经济系，又到国经系，然后到 金融系。但从83年到87年四年半多的时间，我认为至少我和经济研究所是有某种不可分 的关系的，我的好几位导师，钱先生、杨先生，过去都在经济研究所。从这个意义上 说，我认为自己至少是经济研究所的半个学生，我也因此非常骄傲。
谷书堂老先生的讲话，引起我的深思，他说“居安思危，任重道远”。这里他就讲到我 们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我觉得他不只讲到南开经济研究所现在所面临的环境，我们现在 所面临的地位。从更深远的意义上说，它实际上是在讲我们整个中国目前的经济学的理 论、经济学的发展究竟走向何处。
我自己对这个问题没有太多的发言权，因为我从88年开始就离开南开大学，以中外联合 培养的博士这样一个身份来到美国，到现在已经20年的时间。我自己的学术和教学生涯 的过去20年是在国外度过的，在香港也度过一段时间，在美国也度过一段时间。我接受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院长这个职位，到现在也就是3个月不到的时间。所以我觉得我对中国 经济发展没有太多的发言权，所以只能谈谈我个人的体会。
总体上我认为中国过去30年经济学的发展实际上是和我们整个中国经济发展连在一起， 从某种意义上说南开经济研究所过去30年的发展也就很典型的代表了中国经济学过去30 年的发展。我记得我当时83年来到南开大学，就感觉到南开大学的经济学有很多它的优 势。换句话说，和其他学校相比，例如北京大学，人民大学这样的高校相比，我当时感 觉最深的是它的老师。我们很有幸在南开大学有这样一批从国外回来的老师，他们有很 深的造诣，同时他们有比较宽的眼界。他们能够在给我们讲解经济学的时候，讲的理念 上或多或少都会自然不自然带点这些东西。使我自己感到来到南开大学学经济学确实感 受不一般。当然我个人感觉在中国经济学是走过这样一个过程，大体可以说做是一个从 强调质的发展到强调量的发展，那么直到目前大家在争论在探讨究竟我们要强调什么， 究竟我们如何去发展。
早期的经济学我们受到的国家政治影响很深，毫无疑问，我们叫做政治经济学。政治经 济学强调社会主义性质，社会主义劳动价值，社会主义的所有制。我们大部分都接受这 样的教育，我自己也是从78年开始读《资本论》，这种教育我们从50年代一直到70年代 末。80年代以后开始处于中国的经济改革时期，经济思想也随之变化，特别是我们年轻 的在座的经济研究所的“四条汉子”，他们实际上就是提出向传统的经济学挑战。但是 当时我们受到环境的限制，因为一个学科的发展毕竟不是一个快速过程，而是一个历史 的长城，这毫无疑问。所以我们强调从质向量的改变确实要花费相当大的精力。
我自己到美国后读的是金融。到国外我首先得感觉就是我学了很多的东西都没有用，浪 费时间。在美国强调的是量的分析，数量分析和计量经济的分析、统计的分析，希望用 这种方法来解释经济现象、找出经济的答案。我自己确实是非常辛苦，花了很多的时间 重新去学习，国内我想给大家也是经历这样一个过程。我从过去十多年里有时也回来看 看国内经济文章，翻翻杂志上经济的文章，包括我们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办的这个《南方 经济》。我们可以看到很显然的对比，把我们过去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这段时间的文章 和我们现在的《经济研究》、包括《南方经济》里的文章再看最显著的区别就在于我们 由过去的整篇的大量的论述质的讨论转向由数量方法尤其是是计量的方法这个范围。 这个转变花了大概至少十五年的时间，或者更长。花费这样长的时间在我看是完全正常 的，因为我们要改变这种现象第一个要改变的我们自己，我们在座的老师。没有这样的 师资我们要怎样去教学生，我们知道在过去这么多年来，我们培养了这么多大学的教 师。我们的老师教授都是一代代继承下来的，我记得我做钱先生的学生时，我是他第一 个博士生，老先生和我说他自己从50年代到70年代整个荒废，他说开始能够发挥他知识 和才能的时候他已经50岁了。同时在南开大学讲起来，无论从我们的师资我们的经济力 量来说全国都可以说是名列前茅，即使这样环境下他和我说我自己也感觉到他们整个一 代人他们经过西方教育，有这样才能和知识，但是我们当时40年代、30年代这些教师整 个脱节，毫无疑问的说这是现实。
谁来去改变中国经济教学?谁来去发展中国的经济理论?肯定的我们靠的是70年代末以来 的到80年代以后的就是文革以后的这些新的一代来接班。实际上现在在我看来也确实如 此.那么这些人开始接受新思想,开始接受自己新的观念,开始在问我们过去学的东西我们 过去的经济学究竟为了社会的经济改革,市场经济的发展起了多大的作用?那么在这个回 答过程当中我们又吸取到看到西方东西引进的这种结合,所以花上十五年、二十年的时间 改变这种状况这是正常的。
但一直到今天为止在我看来这个过程并没有完成，实际上很多包括现在在很多高等院校 教书的老师并没有真正的理解新的西方的经济的分析方法。在过去的两三年我观察,我们 现在写文章都要加上一段数量分析模型,不管这个模型是不是符合这个文章的主题，但一 定要写。否则这个文章似乎就不是一个好的理论文章,你的文章就很难去发表。这个现象 在我看来毫无疑问也是不对的，就是我们要学的是它的形式,就是说一个方法。计量经济 学的方法,不是仅仅做几个变量,做个线形回归,这些哪里都能做,而且我们现在国内计量 经济软件已经相当普及,很可能一个不懂计量经济的人,你叫他做他也能做出来,所以在这 样情况下,某种意义上说,实际上我们并没有真正去理解我们为什么要解释他,这种方法本 身究竟有什么问题,这样就把数量分析来解释经济现象的的分析滥用了,你知道滥用的意 义.这种现象肯定是不对的,但是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值得我们编辑,杂志,经济研究或者说 我们去思考,我感觉就是在我们审批这些文章让这些文章去发表,没问题。但是我们很少 看见批评的文章,他的文章可能一塌糊涂,他的模型很可能牛头不对马嘴,但是我们有多少 的文章去改正这一点呢?这一点我们做的不够,我们没有批评或者说我们批评的不够.如果 不够，每个人都说个人的,你写你的,我拿我的,你搞你的,我搞我的,这样的直接联系，系 统发展是不够的,是一种隔断而不是联系。
在国外要发文章,你必须说出这个论题有没有别人说过，别人是否已经解决。或者说你提 出一个论点很新可以发表,可如果你用的方法错误或者数据是错误的话,别人写到这个杂 志和你去辩论,经过这个杂志审查之后发现肯定会发这个文章。如果隐瞒,这个杂志声誉 就会一落千丈,这就是科学。我觉得改正这个方法要不要数量分析不能绝对，但也不能滥 用计量经济学。改变的方法就是说如果有人在杂志上乱发文章胡写一气乱用别的模型,我 们要允许别人去指责和纠正他.你纠正了,别人看到,就不敢去乱发了。
到目前《南方经济》在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接手以来确实在改版上、在发文章形式风格上 和以前差别很大的。当然这个也有一些争论，我觉得一直到目前，我们在国内经济学界 的争论，很多人现在就觉得滥用这种东西根本是不对的，我们还是要回到过去的这种方 法或者说过去的讨论。但是我觉得在这个事情上要有一个科学的看法，第一方法是多种 多样的，我也认为不是所有的文章必须要有数量分析。特别是行为经济学，对经济历史 的分析，没有必要用，所以这是个多样化的东西。但是第二也不能因为我们滥用数量及 分析方法而否定数量经济方法，我觉得这样也是不对的。总而言之，我感觉我们过去强 调质，而后来一段时间形式上过分强调这种量，那么现在究竟怎么去往前走？我想我们 需要质和量的结合，要根据文章和它的内容来对待它，这是我的一点看法。
那么由此联想到南开经济研究所，南开经济研究所过去的八十年有辉煌的历史，尤其是 在20年代到50年代这段时间。而且又在文化大革命以后，我们从70年代到90年代这段时 间，我们一直处于领先的优势。那么我刚刚讲过为什么会处于领先，无非是我们师资的 领先，理念的领先。我自己是觉得在南开的时间尽管并不长，但给我的感觉我的导师给 我的教育都终身受益。当时这些东西别人没有，但我们把它定性了，用上了。但是今天 究竟这种优势还有没有，我觉得可能是在不断的消失，这确实是对我们一个新的挑战。 南开经济研究所有它辉煌的历史，有它这样一种精神，我们老先生能够一代一代传下来 的治学理念和精神，我相信南开经济研究所一定会在未来的五年、十年当中仍然处于一 个领先的地位。南开做的越好，作为南开的学子我们当然会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荣幸，谢 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