逄锦聚教授与媒体畅谈一位经济学人对改革开放30周年的纪念
人民网12月21日发表了中心主任逄锦聚教授参加12月18日中央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并聆听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之后的体会。
逄锦聚说，总书记的讲话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思想深刻，内涵丰富，具有极强的战略性、指导性，是指导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纲领性文件。
逄锦聚说，总书记的讲话站在一个新的历史高度，高屋建瓴地总结了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历程和宝贵经验，展望了未来，提出了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方向、措施。在新的历史时期，指明了我国今后前进的方向。他说，改革开放是关系到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战略决策。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成就是巨大的，是历史性的，证明了这一决策是完全正确的。胡锦涛在讲话中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实践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我们过去坚持改革开放，今天和将来也必须坚持改革开放。我们庆祝改革开放30年，总结经验的同时，也要看到，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还存在着困难和挑战。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使我们所处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变化，此外国内的一些新问题和深层次矛盾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要解决这些困难和问题，仍然要依靠改革开放。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以改革开放为强大动力，使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取得更大胜利。
改革开放以来，逄锦聚教授不仅培养了包括50多名博士生在内的大批人才，而且也为改革开放奉献了丰硕的科学研究成果，其中由他作为首席专家主持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在全国大学中普遍使用，由他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作为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的优秀教材，被全国几百所大学采用。他的二十几部著作、上百篇论文，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鼓与呼，提出不少独到的见解，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2008年，逄锦聚教授先后到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省和深圳特区，到曾经创造独特发展模式的浙江省，到后发地区的西部宁夏回族自治区，到中部正在崛起的河南省、陕西省，进行调查研究，分析深化改革需要解决的新课题。逄锦聚主持召开中国模式和中国经济学创新及中国经济学教育年会，组织全国经济学同仁总结改革开放的理论创新，对深化经济学教育改革进行探索；他参加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回顾与展望”国际学术谈论会，与国内外学者一起为中国改革开放献计献策。撰写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和基本经验》，回顾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巨大成就和积累的丰富经验；撰写了《改革开放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实践》、《美国金融危机与我国的改革开放》；他撰写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学理论创新》一文，入选中央举行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30周年理论研讨会。作为对改革开放30年来理论探讨的集萃，2008年，逄锦聚应约在学习出版社出版了《逄锦聚自选集》，在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与调控》。
逄锦聚教授连任教育部社科委委员
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12月3至4日在京举行第四次工作会议，中心主任逄锦聚教授出席会议并在庆祝改革开放30年理论座谈会上做大会发言。教育部领导在会议中做重要讲话，会议总结了社科委4年来的工作，进行庆祝改革开放30年理论座谈，完成了社科委换届工作。中心主任逄锦聚教授连任新一届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并被聘为新一届社科委马克思主义学部召集人，
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是指导全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高层次咨询组织，成立于2004年。首届由来自全国高校的99位著名学者组成，4年来在指导高校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新一届社科委由140位学者组成，下设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文学、历史、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教育学和心理学、综合研究等十个学部。
逄锦聚教授在人民日报撰文论美国金融危机的启示
《人民日报》 2008年11月26日 第7 版全文刊发了中心主任逄锦聚教授的文章“论美国金融危机的启示”。文章写道，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已蔓延成全球性危机，目前要对这场危机对我国产生的影响作出全面评估还为时尚早，但其中的教训可以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带来一些启示。
文章建议，应正确认识、妥善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金融创新与风险防范的关系、市场经济自发发展与政府宏观调控的关系、金融自主与对外开放的关系。
逄锦聚教授撰文论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和基本经验
《天津日报》2008年11月17日第9版全文刊发了中心主任逄锦聚教授的文章“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和基本经验”。文章写道，改革开放是一场伟大的革命，它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促进了生产力的快速发展、综合国力的显著增强和人民生活的明显提高。
文章将30年来的改革开放历程划分为四个重要阶段：改革启动和局部试验阶段；以城市为中心的全面改革探索阶段；全面推进，改革攻坚，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核心内容进行综合改革阶段；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
文章列举了30年改革开放取得的辉煌成就：实现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全方位开放格局已经形成；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改革开放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理论创新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源泉，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
文章总结了改革开放30年积累的宝贵经验：第一，最根本的是，改革开放要符合民心、顺应时代潮流，要坚持正确的方向和目标；第二，最重要的是，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现“十个结合”，走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革开放之路；第三，最关键的是，坚定不移、始终如一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
文章展望了改革开放事业的光明前景和路径建议：第一，一定要坚持和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改革开放作为强大动力推动社会和谐，努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第二，一定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高开放水平，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发展是硬道理，要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的宏伟目标，关键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第三，一定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
逄锦聚教授论文入选全国庆祝改革开放30周年理论研讨会
11月上旬，中心主任逄锦聚教授撰写的《改革开放与经济学理论创新——庆祝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经专家学者评审，获准为全国庆祝改革开放30周年理论研讨会入选论文。
此次论文评选活动是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在中央各部委和各省、市、自治区进行评选推荐基础上进行的。其中，教育部共推荐论文15篇，入选4篇。
逄锦聚教授两部著作获首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
10月下旬，由中心主任逄锦聚教授与他人合作的“马克思主义基础研究和建设工程――经济学系列丛书”荣获首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图书）奖。该丛书由四部专著组成，逄锦聚教授的专著《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继承和发展》和由逄锦聚教授与洪银兴教授等合作完成的专著《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及实践意义》是其中的两部。
该丛书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确定为“十一五”国家重点出版图书，2005年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后，从书首发式在京隆重举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新闻出版总署、中央编译局、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等近百位领导、专家、学者出席了首发式及座谈会。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教育报》、《中国财经报》、《中国改革报》、《中国新闻出版报》等多家媒体作了现场采访，发表书评和相关报道，认为该丛书出版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和我国的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在全国引起了广泛关注和反响。
中华优秀出版物奖是国家级出版物最高奖项之一，评选活动经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由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举办，每两年评选一次，设图书奖、音像与电子出版物奖、优秀出版科研论文奖3个子项奖。在此次全国参评的出版物中，图书类获奖作品50种。
逄锦聚教授在中国教育报发表文章论改革开放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为了庆祝改革开放30周年，中国教育报与教育部社会科学司联合开办“庆祝改革开放30周年系列专论”栏目，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回顾30年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总结30年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10月23日，该报专版发表了中心主任逄锦聚教授的文章《改革开放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实践》。
文中阐述，改革开放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马克思主义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学说；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和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学说；马克思主义关于商品经济的学说；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学说等五个方面丰富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文章总结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改革开放实践基础上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改革开放成功的基本保证。
文章建议，改革开放尚在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正在发展，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坚持和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改革开放的创新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推向更高阶段。
中心专职研究人员谢思全教授出席市经济专家座谈会，分析当前经济形势
10月15日，天津市召开经济专家座谈会，邀请包括中心专职研究人员谢思全教授在内的南开大学5位专家学者，深入分析当前经济形势及影响经济运行的各种因素。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杨栋梁主持会议，并认真听取了各位专家学者的意见和建议。
座谈会上，谢思全教授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当前经济形势及给本市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对加快全市经济发展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其中着重分析了次贷危机后美国的经济形势，预测了金融市场未来的走向，并估计了中国经济可能受到的影响，指出美国金融体制调整将对外资信贷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金融危机可能引发实体经济的下滑，但与此同时也为天津滨海新区带来了新的发展动力。
谢思全认为，天津在未来一段时间里仍将呈现良好的经济发展势头，但也应对可能发生的负面效应予以充分的思想准备，制定相关的预防性政策，以便取消不利影响，抓住引进外资、优化产业结构的有利机会。
杨栋梁认真听取了谢思全等五位教授的汇报，对他们提出的建设性意见和建议予以充分肯定。强调了经济专家是全市的宝贵财富，是推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力量，专家们提出的诸多有价值、有见地的意见和建议，体现了专家对天津经济发展的深入思考和关心，政府部门将认真研究、积极采纳。
中心专职研究人员贺京同教授就天津开发区体制创新建设接受新华网记者采访
中心专职研究人员贺京同教授就天津开发区体制创新建设接受新华网记者采访，贺京同认为，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一环和梯度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天津开发区创建伊始就力求突破体制性障碍，提出“为投资者提供方便，让投资者赢得利润”，要“创造仿真的国际投资环境”。仅仅以经济成就来看待和评估开发区的价值还远远不够，其20多年的实践还有更深层、更重大的意义，那就是在体制创新方面的大胆求索和积极贡献。
天津开发区充分利用滨海新区成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重大机遇，促进以金融和服务外包为主的现代服务业发展，已成为滨海新区金融产业聚集区和服务外包基地示范区，在综合经济实力指标、科技创新指标、管理体制建设指标等方面均居全国前列，成为中国首批三家国家级生态工业示范园区之一。
中心专职研究人员李维安教授在人民日报撰文论企业责任
人民日报11月6日第5版刊发了中心专职研究人员李维安的文章“企业履责，制度建设是关键”。
文章提到，随着企业经营环境的变化，公司治理由传统的股东至上的“单边治理”模式演化为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企业的责任也相应地由单一的经济责任转变为关注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
文章分析，改革开放30年来，企业社会责任也由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政企不分和“企业办社会”实现了向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自主的社会责任发生转变，但是也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一方面，企业缺乏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责任重要性的认识，不能以科学发展观的眼光从战略高度认识企业社会责任问题，造成企业社会责任的缺失；另一方面，在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上片面地强调形式上的内容，而忽略企业社会责任的本质问题，即为社会和消费者提供健康优质的产品和服务，舍本逐末，造成社会责任履行过程中的行为扭曲；此外，一些企业缺乏社会责任自主治理的意识，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不能有效地进行自我监督与约束，漠视利益相关者的权益问题，产生企业社会责任“显性违规”和“隐性违规”并存的局面，而后者则更为典型。
文章建议，制度建设是从根本上防范此类社会责任系统风险的关键。在我国当前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首先，完善法律法规，加强政府监管；其次，加强公司治理，保证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最后，建立社会责任评价体系，引导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
中心副主任周立群教授谈全球化背景下的区域发展格局与滨海新区的发展
11月9日晚，由中心副主任周立群教授主讲的“全球化背景下的区域发展格局与滨海新区的发展”讲座在南开大学迎水道校区举行。
周立群教授分析，环渤海地区经济格局与滨海新区的开发开放不仅对当地，而且对国家的崛起有重要意义。周立群教授将滨海新区和浦东新区进行对比，总结出滨海新区的优势和不足。
周立群教授认为，今后滨海新区要继续在金融体制、涉外经济体制、土地制度和行政体制四个方面进行改革。天津滨海新区饯行了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是中国融入全球化的重要一步。
最后，周立群教授希望南开学子打好基础，同时注重实践，关注并追踪社会的热点，真正承担起国家发展的重大责任，为振兴中华作贡献。
中心专职研究人员李维安教授就夏季达沃斯论坛接受新华网记者采访
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三极”，天津滨海新区正吸引着世界的关注，2008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在天津滨海新区成功举办。
10月初，中心专职研究人员李维安教授在接受新华网记者采访时说：“新领军者年会选择中国经济增长的新领军城市，有特别的意义。”李维安认为，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不仅对世界经济增长起着拉动作用，而且对世界经济原有格局形成一定冲击和改变。而天津是中国经济增长潜力最大的城市之一——自从成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天津滨海新区承担着拉动中国环渤海区域经济增长引擎的重任。
李维安认为，夏季达沃斯选择天津源于这里的高成长性，而承办这样的顶级论坛，天津也将能在改革开放先行先试的路径选择、风险控制等方面，获得最新的高效信息。
李维安说：“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且越来越容易引人注目的是，中国经济是一个后来者，是跨越式发展。从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看，世界经济在发展，但关键是中国经济持续30年的高增长，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另外，在中国经济领域正在总结改革开放30年来得与失的重要时刻，又遇到了百年未遇美国次贷危机的挑战和机遇。”
中心副主任周立群教授就天津滨海新区的循环经济和生态文明建设发展道路话题接受渤海早报记者采访
中心副主任周立群教授在接受渤海早报记者采访时讲道：“走发展循环经济和建设生态文明之路是实现滨海新区可持续发展的必然。”周立群指出，滨海新区从一开始就为自己提出了这样一个挑战，发展循环经济和建设生态文明并举，要走出一条不同于上海浦东新区和深圳的发展道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在循环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做出自己的尝试。
周立群表示，滨海新区按照国家战略部署不断开发开放，它的整体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是目前中国发展最快地区之一。从今后发展趋势来看，今后十年的滨海新区将依然引领北方地区发展，而且还有加速发展的趋势。经济发展速度越快，循环经济和生态文明的优势就越凸显。
中心专职研究人员贺京同教授就天津中新生态城的增长方式转变话题发表观点
天津中新生态城是中国、新加坡两国政府战略性合作项目，是继苏州工业园之后两国合作的新亮点。生态城的建设显示了中新两国政府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加强环境保护、节约资源和能源的决心，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提供积极的探讨和典型示范。
10月2日，中心专职研究人员贺京同教授就天津中新生态城的增长方式转变话题接受新华网记者采访，贺京同表示，我国经济经过30年高速增长，一方面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另一方面资源浪费多、环境污染重等问题逐渐显露，人与自然、人与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经济和城市粗放型发展方式向集约型转变势在必行。为此，我国政府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代替过去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生态城市的建设，既是国家新的发展理念的具体体现，又是城市发展模式革新的迫切要求。
贺京同评价道，生态城追求在生态环境上实现可持续，加快污水和盐碱地治理等生态修复，实行生态保护性开发，在资源利用上实现可持续，并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使单位产出的能耗、水耗和污染排放等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这些都与传统城市截然不同。
中心专职研究人员谢思全教授表示：京津城铁实现京津旅游资源共享
10月3日，中心专职研究人员谢思全教授接受人民网采访时表示，随着京津城际铁路的开通运营，世界上唯一一对直线距离百余公里的两个特大城市的“同城效应”概念被放大，也让两地旅游资源有了异地整合的需求。
谢思全教授认为，一端是定位为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北京，另一端是定位为北方经济中心的天津，同样作为历史文化深厚的大都市，天津和北京有着各自不同的文化特点。京津城际不但提升了两个城市的交通运输能力，为百姓享受异地文化提供了便捷，更可使两个城市利用文化优势，实现旅游资源的共享。
中心专职研究人员刘骏民教授表示：抓住机遇巩固和提高中国经济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
10月4日，孙冶方经济学奖获得者、中心专职研究人员刘骏民教授在接受新华网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拥有巨大的内需潜力、强大的综合国力和强大的财政支持，充足的外汇储备也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在全球金融动荡面前，抓住机遇就能巩固和提高中国经济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和话语权。
刘骏民教授认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正愈演愈烈，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遭遇挑战。从目前的经济发展状况来看，新兴市场经济增速放缓不可避免，但重压之下仍有机遇成为引领下一轮增长的力量。
中心专职研究人员刘骏民教授为媒体分析“虚拟经济泡沫化之殇”
10月23日，《瞭望》新闻周刊刊发了中心专职研究人员刘骏民教授关于虚拟经济与美国次贷危机的观点。刘骏民认为，虚拟经济系统是和实体经济相对应的一种经济活动模式，当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匹配良好时，虚拟经济将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更为广泛的融资渠道，转移市场运作的风险，从而有效保障实体经济的发展。然而，当虚拟经济过度膨胀时，就会产生泡沫经济或者金融危机。
关于虚拟经济的发展，刘骏民指出，目前欧美国家面对的是虚拟经济过度发展所导致的与实体经济脱离的“泡沫化”、“危机化”问题，而我国则是虚拟经济发展滞后、风险防范能力薄弱和难以适应实体经济需要的困境。在他看来，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更理性地吸取当前欧美金融危机爆发的经验教训，和正确对待我国虚拟经济如何认识和发展的问题。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虚拟经济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从实体经济中孕育出来的，实体经济的重要性高于虚拟经济。”刘骏民强调，虚拟经济由实体经济系统中产生，又依附于实体经济系统。也就是说，如果忽视这个基本认识，虚拟经济的脱离实体经济发展基础而成为“脱缰野马”，最终变成整个社会的“ 洪水猛兽”，只是时间问题。
“由美国次贷危机发展成全球性金融危机，事实上，就是源于虚拟经济‘小资金捅大窟窿’的经济杠杆作用。”刘骏民认为，正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背道而驰，才酿成了目前日益深化的美国金融危机。
刘骏民指出，在华尔街危机爆发的过程中，次贷危机只是起到了一个导火索的作用，深层次原因则在于虚拟经济的严重膨胀，使得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严重失衡，资产价格泡沫化，并导致虚拟经济累积的系统性风险集中爆发。
“从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美元停止与黄金挂钩那一刻起，美国就开始为今天的危机埋下了伏笔。”刘骏民指出，20世纪70年代以前，美元出境主要通过资本项目逆差，美国把美元借给欧洲，然后欧洲用美元购买美国商品，这就意味着对美国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的需求增加，导致美国实体经济增长；在70 年代以后，美国则是通过经常项目逆差输出美元，购买外国商品，在失去黄金价值支撑的信用美元体系下，意味着对美国实体经济需求减弱和对虚拟经济（包括房地产、股票、债券及其他可以反复炒作的资产）需求增大，导致美国制造业的外移和虚拟经济过度膨胀。
“因此，要想解决美国的华尔街危机，必须调整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两者发展失衡的机制，重建实体经济，否则美国金融危机就会反复发作。”刘骏民对本刊记者说，这也是中国决策者应该吸取的重要经验教训之一，“美国此次金融危机原因有多方面，如经济结构问题、监管不力等，但最重要的因素还是金融深化不当引发的虚拟经济泡沫化。”
“当出现危机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粮食，而不是化妆品。”他提醒说，我国发展虚拟经济要谨防“泡沫化”倾向，坚决不能脱离实体经济的基础，“一个人可以依赖炒作资产生存，但是一个民族和社会不可以靠任何资产的炒作来维持生存。”
如何平衡、稳定和协调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发展？刘骏民认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稳定关系，主要靠虚拟经济的稳定来维持，“稳定虚拟经济，不是抑制其价格波动或规模，而是将整个虚拟经济系统的运行规则、监管方式加以理顺。”首先要健全法律法规，完善各项规章制度，规范虚拟经济系统中的主体行为；其次要规范、完善资本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有效规避和转移风险；其三要加强监管和严格执法。
刘骏民最后认为，不论如何，当前我国需要做的仍然是加大虚拟经济的发展，以满足我国实体经济金融支持力度不够的问题，“作为一个大的经济体，如果虚拟经济没有大的发展，国外大资金进入以后没什么资产可买，而我们调控的经验又不足，那就很可能成为未来经济健康发展的薄弱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