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自力：美国衰落的大趋势不会改变
中心教授何自力于2015年1月9日在《环球时报》上发表文章《美国衰落的大趋势不会改变》。其内容如下：
美国经济去年第二、三季度取得平均4.8%的增速，经济貌似步入快速复苏轨道，有人因此又开始质疑美国是否真在衰落。笔者认为，美国的衰落由其制度和政策的内在矛盾和缺陷所致，无论其当下经济增速多高，都不会改变衰落的大趋势。
判断一个强国是否衰落，关键是看支撑其地位的社会历史条件是否生变，而不是看一时经济表现。17世纪以来相继崛起过三个引领世界的强国，即率先走向海洋时代的荷兰、率先步入工业时代的英国和率先引领金融时代的美国。金融时代最显著的特征是金融资本取代工业资本成为经济的主导力量。基于雄厚的金融实力加上强大的加工制造能力，美国最终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经济秩序的主导。
但自上世纪70年代起，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美国主导的金融时代出现严重危机。作为克服危机的重要手段，美国大力实施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世界范围内强力推行投资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但这非但没有克服反而不断深化了危机，推动美国走向衰落。其主要表现是：
其一，经济实力衰落明显。美国经济总量已从战后初期占世界45%下降到现在不足四分之一，其自1971年至今40多年来一直面临贸易逆差，逆差规模由最初仅十几亿美元剧增至现在数千亿美元。
其二，产业结构严重失衡。美国的产业结构严重扭曲，三次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依次为0.7%、16.8%和82.5%，经济高度金融化，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节，传统制造业高度萎缩，高科技产业独木难以成林，既无力扩大内需，也难以拉动世界经济增长。
其三，债台高筑。作为世界第一强国，美国本应对经济落后或陷入经济危机的国家和地区加以援助，以维护世界经济平衡。但2014年底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已达18万亿美元之巨，首次超过美国年度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规模，负债率超过100%，美国自己已在寅吃卯粮，帮助别国发展更是力不从心。
其四，经济稳定功能严重弱化。美国本应成为世界经济的稳定器，但事实上它却是包括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在内的多次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凭借世界储备货币地位而滥发美元的自私行为，更使美国成为国际经济秩序的麻烦制造者，更别说推动世界经济走向复苏和稳定。
可以说，美国强国地位赖以存在的金融时代因工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融合而开启，随金融资本的高度膨胀和催生经济虚拟化而达到顶点，最后因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脱节，国民经济失去财富创造能力和竞争力而走向衰落。
美国衰落与其他国家的发展和崛起没有直接关系。金融时代及与之相适应的国际经济秩序由美国引领和主导，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都只是该时代的参与者而非规则制定者，更不是竞争对手。美国衰落是金融时代即将终结的结果，这已成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大趋势。
中心主任逄锦聚出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学术委员会会议
1月15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2015年度第一次学术委员会会议在中心会议室举行。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中心理事长洪银兴主持会议，我校副校长佟家栋，中心主任、我校教授逄锦聚，中心理事会成员及学术委员会委员出席。
与会人员围绕中心的科学研究任务与团队建设、人才培养、学术交流与智库建设、日常运行等内容进行了讨论交流，并规划协同创新中心下一阶段的发展方向。
会议指出，按照“国家急需、世界一流、制度先进、贡献突出”的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道路等重大问题研究，力争在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改革发展建设等重大理论创新上做出贡献，使中心成为理论创新前沿阵地、重大决策国家智库和文化传承创新的主力阵营。
中心主任逄锦聚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
《增强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自觉和自信》
中心主任逄锦聚教授于《光明日报》2015年01月21日15版发表文章《增强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自觉和自信》，其内容如下：
马克思创立的政治经济学虽然主要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但他运用的一些基本范畴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是完全可以应用的，他所揭示的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人类社会运动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和社会大生产规律，例如价值规律、资本积累规律、社会再生产规律等等，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也是完全适用的，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赖以建立的无产阶级、人民大众的立场，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更是适用对包括社会主义社会在内的一切社会经济的分析。
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我们走过弯路，但我们坚持探索适合中国实际的经济学并取得了一些重大进展，如从中国实际出发创造的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理论，妥善处理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各种重大关系理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发挥价值规律作用的理论，等等。所有这些探索和取得的进展，都为其后中国经济学理论的突破和中国经济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发展，对经济学理论的需求日益强烈，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和应用与日俱增。在实践需求的推动下，我国理论界加快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与我国实际相结合，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立场、观点、方法的同时，又有所创新和发展：关于改革方向、目标、道路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理论，经济发展理论，开放理论等。这些理论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来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形成作出了贡献。
中心主任逄锦聚教授入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第七届学科评议组成员
中心主任逄锦聚教授入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七届学科评议组成员。
2015年1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31次会议通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七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名单》，我校共有15位教授入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七届学科评议组成员，比上届增加3位。15位教授分别是理论经济学组盛斌、政治学组朱光磊、马克思主义理论组逄锦聚、中国史组王先明、世界史组陈志强、数学组扶磊、物理学组王慧田、化学组刘育、生物学组王磊、生态学组周启星、统计学组王兆军、光学工程组武鹏飞、电子科学与技术组龚克(当然成员)、工商管理组张玉利和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组柯平。
中心主任逄锦聚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
《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
中心主任逄锦聚教授于《光明日报》2015年02月05日07版发表文章《增强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自觉和自信》，其内容如下：
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是2004年党中央作出的重要决策，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队伍是参与工程的主力军。
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要扭住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不放松。人才关系民族兴衰国家富强。立德树人，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是高校的根本任务，判断高校办学质量的根本标准应该是是否培养出合格的人才。
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要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高校教材和课堂是传播马克思主义、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繁荣发展学术的载体和舞台，教师应该发挥创造性和积极性，自觉地用好教材和讲台，传播社会文明，增加社会正能量，而决不可另搞一套，利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传播违法的、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对社会主义事业有害的言论和价值观。
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要进一步建设好、开设好思政课。思政课是高校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主渠道。将思政课纳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是中央的重要决策。要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引领作用，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领航计划，改革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评价方式，重点建好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创新基地，编写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生核心教材。应该通过扎实的工作，把这些要求落到实处抓好落实
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教师是关键。教师要自觉对人民负责，对学生负责，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负责，要努力做到思想好、业务精、作风正。在过去十几年参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的过程中，涌现了一批具有扎实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熟悉中国实际情况，思想好作风正的教师，形成了一支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学队伍。要十分关心爱护这支队伍，给他们提供更好的条件和环境，使他们在参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过程中，在高校的思想宣传工作和教育教学中发挥骨干作用。同时要以提高教师队伍思想政治素质和育人能力为基础，培养更多的年轻教师，培养更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带头人，造就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家。
龚克春节前看望慰问逄锦聚教授
2月17日，校长龚克前往原副校长逄锦聚家中，向他致以诚挚的节日问候，送上新春祝福。
龚克与逄锦聚亲切交谈，对他为学校发展付出的努力和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了解他近期的工作和生活情况，认真听取他对学校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逄锦聚感谢学校的关心，表示将尽己所能，为南开教育事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中心何自力教授在《环球时报》上发表文章
《发挥制造业优势，应对经济下行》
中心教授何自力于2015年3月31日在《环球时报》上发表文章《发挥制造业优势，应对经济下行》。其内容如下：
现在有一种观点以潜在经济增长率理论为依据，认为中国已进入中高收入阶段，潜在经济增长率处于低位水平，经济下行势在必然，当务之急应该是淡化政府干预，完全让市场和企业主导资源配置，政府只为市场和企业配置资源提供服务。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值得商榷。
按照潜在经济增长率理论，西方发达经济体技术先进、人力资本素质高、流动性充足、法制完善、创新能力强，本应有很不错的经济增长表现，实际上却深陷经济停滞泥沼而不能自拔。究其原因，并非潜在经济增长率低下所致，而是由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矛盾、高度自由化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局限性以及实体经济的严重萎缩所造成。
二战结束后，西方国家普遍加强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经济迅速实现恢复和发展。但自70年代起，西方国家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引导下对内大力削弱政府干预，积极推行私有化和市场化，对外极力推行投资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由此导致经济结构严重扭曲，催生一系列矛盾，乃至爆发2008年金融危机及其后的债务危机。
用潜在经济增长率理论解释西方经济停滞已经不能自圆其说，撇开中国特殊的经济发展阶段和独特的制度安排，把这个舶来概念套到中国头上，认为由于潜在经济增长率处于低水平，政府深度参与经济活动导致要素配置机制扭曲，中国经济下行和低速运行势在必然，更是说不通了。
其实，中国经济依然具备长期保持中高增速的条件。其一，中国是世界第一制造大国，业已形成的庞大制造业在比较长的时间里依然是支撑中国经济实现中高速增长的重要物质技术条件；其二，工业现代化推动的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将产生巨大的投资机会和消费需求，这有助于拉动经济增长；其三，政府致力于扩大公共产品供给，大规模的政府采购将形成对经济增长的巨大推动力；其四，中国广袤的国土有待深度治理，其中蕴含的巨大商机有助于拉动经济快速增长；其五，中国的高铁技术、核电技术、通信技术以及庞大的装备制造业具有强大的出口竞争力，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依然发挥着重要的引擎作用。
当下中国经济下行并非所谓潜在经济增长率处于低位所致，而主要是由于外部经济环境恶化和内部政策调整：其一，2008年金融危机后发达经济体经济复苏动力不足，经济停滞常态化；其二，各国纷纷掀起货币战，令世界贸易环境持续恶化；其三，国际市场萎缩造成制造业产能过剩制约经济增长；其四，为防止楼市泡沫而实施限购政策影响了房地产业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其五，为推进改革、缓解环境资源压力而主动放弃对超高经济增长目标的追求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经济增速下行。
基于对西方国家去工业化和制造业衰落教训的总结，对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可能性的分析，面对经济增速下行态势，笔者建议：其一，应积极采取宽松经济政策遏制经济下行态势。中国经济下行不具有必然性，必须积极应对。西方国家实体经济萎缩，传统货币政策的刺激作用已经失灵，无论释放多少流动性都难以复兴经济。中国实体经济强大，实施宽松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刺激投资和消费可以产生制止经济下行的积极效果。
其二，应当高度重视并保持制造业优势。中国与西方发达经济体相比，最大优势是拥有完整的制造业体系，中国必须千方百计巩固和扩大这一优势，决不能在发展服务业的一片呐喊声中轻易放弃这一优势。
其三，应当加强政府对产业结构调整的自觉引领。西方国家靠市场自发调节产业结构调整，导致去工业化和制造业衰落，教训深刻。中国应当加强政府对产业变迁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指导，防止去工业化和实体经济萎缩，从根本上制止经济下行。
其四，应当切实发挥国有经济在维护和发展实体经济中的主力军作用。现代制造业具有技术含量高、分工协作密切、规模庞大的特点，对经济组织有特殊要求。国有经济社会责任感强、实力雄厚、运营规模庞大、管理制度严格，是支撑和发展现代制造业最适宜的组织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