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地简报

2015年第二期工作简报

发布时间:2015-08-07来源:浏览次数:1534


中心何自力教授出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协同创新中心拔尖创新人才实验班开班仪式


  4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以下简称“中心”)举行拔尖创新人才实验班(以下简称创新班)开班仪式。南开大学副校长、“中心”理事朱光磊,教务处、研究生院、经济学院以及创新班有关负责人出席仪式。此次共有30位同学通过选拨进入创新班。

  朱光磊在致辞中说,创新班是国内首家经济类“2011”协同创新中心人才培养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南开大学经济学系国家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基地的升级版。希望同学们紧抓机遇,一心向学,将来成为经济学领域的高精尖人才。

  朱光磊强调,创新班应采取开放办学的方针,积极营造条件加强与国内外高校的交流。深化与“中心”协同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的合作;以中国经济海外研究基地为平台,加强与海外高校在经济学领域的互动。

  开班仪式结束后,政治经济研究中心的何自力教授带来一场题为“论政治经济学的独特品质及其主流地位”的讲座。

  据悉,“中心”创办经济学拔尖创新人才班,旨在探索高等学校经济学人才培养新模式,推进高等学校经济学教育教学改革,为国家培养一批经济学理论基础扎实、知识面宽、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强、综合素质优秀,能够知中国、知世界、服务中国的从事经济理论研究、经济改革发展研究以及宏观经济管理工作的创新型专门人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

总结与推动大会顺利召开


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按照国家“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要求,发挥国家重点学科的优势与辐射力,积极整合南开大学、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等协同单位的学科资源,2012年启动培育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该中心按照“国家急需、世界一流”的要求,以我国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提出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重大经济问题为主攻方向,以体制机制改革为重点,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开放、运行、发展理论和中国道路、中国制度的综合研究,为国家提供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的理论和政策支持。201411月,该中心正式通过国家认定,成为国家级“2011协同创新中心”。目前,该中心通过资源整合、体制改革、队伍汇聚、联合攻关,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提交了200余项为党和政府采纳的应用成果,产生重要经济和社会效益;产出了400余项高水平理论成果,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经济理论创新和学科发展做出了贡献;创办经济学“拔尖创新人才实验班”,实施多项教学改革措施,为高校人才培养模式和机制改革增添了活力;协同创新体制机制的形成,为高教改革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创办“中心”海外研究基地,深入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提升了国内外影响力。

4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总结与推动大会在省身楼举行。天津市委常委、市委教育工委书记朱丽萍,南开大学党委书记薛进文、校长龚克,天津市教委副主任韩金玉,南开大学副校长佟家栋、朱光磊出席,会议由龚克主持。

  朱丽萍代表天津市委市政府向会议的召开表示祝贺。她指出,实施“2011计划”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新时期作出的重要决策,是我国教育体制、科研体制的重大改革,也是继“211工程”“985工程”之后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又一项落实国家战略、推动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举措,对于进一步提升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南开大学牵头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在南开大学和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统计局有关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下,经过两年多的精心培育,成功地获得了国家的认定,成为天津市首家文科为主、全国首家以经济建设为主攻方向的国家级协同创新中心。

  朱丽萍说,希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在推动经济理论创新上取得新的突破,在服务改革发展上见成效,在创新人才培养上有作为,在体制机制上当先锋。协同创新中心建设是高校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的试验田,希望南开大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给予全力支持及优先保障,并以此为契机加快学校的内涵建设,在质量、特色和效益上下功夫,在提升人才的培养水平质量上下功夫,在科技创新实力和服务发展能力上下功夫,也希望各个参建单位和学校,一如既往地支持协同创新中心的建设,支持天津教育事业的发展。

  薛进文指出,作为中国高校的哲学社会科学重镇,打造一流的高端智库平台,为党和政府提供高水平的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撑,实现咨政育人、服务社会,始终是南开大学多年来的努力方向。从2012年起,我们抓住国家实施“2011计划”的契机,紧紧围绕南开经济学科的特色与专长,深入谋划、积极协调、多方整合,力求在新一轮协同创新竞争中谋得一席之地。在中心筹建培育过程中,我们举全校之力推动相关工作,集思广益、群策群力,攻坚克难、开拓拼进,充分发挥了南开大学的整体综合优势。特别是经济学科的老师们,以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投入协同创新中心的培育组建,从学院班子到普通教师,从知名学者到干部职工,参与这项工作的每个人都尽了最大努力,大家表现出的胸怀、境界、气魄和不狭隘、不局促、不计较的精神令人感佩。学校相关部门、其他相关学院也都从学校大局出发,围绕经济学科协同创新中心建设主动献计献策、积极协调配合,做了大量具体工作。

  薛进文说,我们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作为南开大学深化综合改革的重要平台抓手,进一步集中优势资源,进一步加强政策配套,全力做好相关服务保障,为中心的持续建设创造更优质的学术氛围、更完善的工作条件和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我们也要把经济协同创新中心的探索作为学校整体发展的一个先导、示范,带动促进人事制度改革、教育教学改革、学科布局调整、科研机制创新、国际化发展和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为加快实现南开大学百年发展目标夯实基础、增添活力。

  龚克在主持会议时说,经过两年半的辛勤培育,开拓创新,由南开大学牵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于2014年成功获得了国家认定。按照“国家急需、问题导向”的要求,中心不断完善协同创新体系,推动协同创新机制体制改革,目前已确定了首批十项重大研究任务。让我们认真践行南开精神,扎实组织实施“2011计划”,以“2011计划”为抓手,全面推进学校教学科研协同创新,深入进行机制体制改革,为加快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建设进程而努力奋斗。

  会上,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顾海良教授受聘为南开大学兼职教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重大任务首席专家,龚克向他致送聘书及校徽,佟家栋介绍他的学术成就。顾海良表示,受聘南开感到非常高兴,南开大学经济学科历史悠久,众多著名经济学人为中国经济改革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希望由南开大学牵头组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瞄准国家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大战略问题进行研究,为学科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和人才培养创新作出贡献,真正达到繁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奋斗目标,使高校成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主力军,自己也将为协同创新中心贡献力量。

光明日报以“感触信仰的温度”为题

报道中心何自力教授事迹

427,《光明日报》以“感触信仰的温度”为题报道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何自力教授的先进事迹。正文如下:

四月的南开园,杨柳依依,百花盛放。

经济学院大楼一层的阶梯教室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2013级拔尖创新人才实验班”开班仪式正在进行。台下30名择优选拔的本科生聚精会神聆听演讲,渴望知识的双眸炽热真诚。此刻,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何自力正耐心解答学生们的各种疑惑。

“咱们开设实验班,目的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发展培养一批优秀的知中国、知世界、服务中国的理论研究和创新型人才,你们将是最杰出的,这是我所坚信的!”何自力语气沉静、精神笃定。

在这些年轻学子身上,何自力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时钟拨回到30多年前,彼时的何自力叩开南开大学经济学系的大门。在这所“知中国,服务中国”的百年老校,他尽情地吸吮着知识的营养,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不仅确立了自己的职业方向,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更重要的是还树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终生信仰。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理解得愈透彻,愈真切感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持久生命力!”何自力发自肺腑地说。

1.是兴趣,更是机遇

1975年,宁夏黄羊滩农场,刚满18岁的何自力与工友一起将采石场的巨石搬到车上,拉回工地。高中毕业后,他响应国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号召,在贺兰山脚下的一家国营农场开始了历时一年半的劳动学习。

和灰、挑水、搬砖头、做小工、盖房子,构成了何自力每天生活的主题。体力劳动虽繁重枯燥,但何自力不仅不叫苦,反而重活累活“一肩挑”,以此磨炼意志。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年轻人应该勇于吃苦,敢挑重担,这样才能锻炼成长。”

身体上的不怕苦源自精神上的富足。下乡劳动时,他把中学课本和政治理论读物都装进一个木箱带到农场。白天劳动结束后,晚上坚持读书,宿舍里的那盏烛光常常最后熄灭。这些书籍成为支撑他度过那段特殊时光的精神食粮。

说起政治理论读物,何自力直言感谢高中政治课的启蒙。“我的政治老师戴着一副眼镜,气质儒雅,讲课很有吸引力。听他讲马克思主义哲学,觉得太有意思了!”回忆起当年的场景,何自力仍流露出初识马克思主义时的“一见倾心”。

为了深层次理解政治、哲学等理论,何自力在书店、报摊寻找相关课外读物。与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摘译》杂志的“邂逅”,打开了他了解外部世界的窗口。正是从那时起,他了解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和政治以及苏联东欧国家的改革情况。从高中时起,何自力就开始阅读《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等马克思主义文献。少年时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接触虽然并未开花,但马克思主义理论兴趣的种子却已在心底发芽。

1976年底,何自力回城,成为一名工人,闲暇之余依然拿出理论读物来“啃”。恰逢次年恢复高考,一直憧憬大学生活的何自力一边坚持工作,一边勤奋读书,准备参加高考。

机会总是向那些有准备的人抛出“橄榄枝”。坚持不懈地学习,为何自力打下了坚实的知识基础,也使他拿到了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录取通知书。

那一纸通知书,是等待,也是纽带。

2.是耕耘,更是收获

一粒种子,只有扎根大地,精心浇灌,方能长成参天大树。

大学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兴趣这粒种子,在南开大学经济学系这片沃土上,扎根生长。在这所百年老校,何自力像一只自由的鱼儿,在知识的海洋里尽情畅游:认真学习经济学课程,广泛阅读各类经典著作,奔走于校园各处聆听专家学者的真知灼见。

当时正值我国改革开放的序幕拉开,各种社会思潮涌入,中国改革向何处去?哪种理论能正确引导中国经济社会改革方向……一连串疑问把何自力推向了理论深处。“改革需要经济学理论的指导,理论本身也需要在实践中摸索和发展。”他试图在各种思想火花的碰撞和激荡中找到一把打开现实问题的“钥匙”。

阅读和学习《资本论》是经济学系本科生的必修课。何自力在领略了《资本论》的深刻内涵后,心中有了确切答案。

“《资本论》系统、完整、深刻阐述了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过程,对人类历史发展趋势和方向进行合乎逻辑的阐释,其蕴含的逻辑力量让我无法抗拒,这种力量实在令人震撼!”何自力激情澎湃。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体认让他将这种理论逻辑内化为日后理论研究的标准。

对《资本论》的系统研读,使何自力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了深入了解,也最终形成了一种观点,即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基于这一科学方法论形成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是一个富有生命力和解释力的科学体系,它不仅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必然性作出了科学解释,而且对中国改革和发展道路选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社会主义是最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制度,中国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真正实现现代化。中国的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

通过阅读经典,何自力更加确定自己的职业兴趣。从1998年留校任教起,他的研究和教学领域就从未变过。这是他的阵地,也是他的战场。

在老师的谆谆教诲及自己的勤勉努力下,何自力的学术研究之树挺拔葱茏。

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何自力始终保持一份敬意。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理论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是最具有人文关怀的理论。它对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给予极高的重视,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一种十分亲切的感觉。”因此,“让政治经济学更好地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理论支撑”,何自力毕生坚守,不言放弃。

“我非常庆幸在大学期间,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确立了自己的信仰,而后三十年间始终没有动摇。随着岁月的历练,我的信念更加坚定了!”

3.是责任,更是激励

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扎实的理论分析能力,让何自力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结下深厚缘分。

“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要且及时,这是一个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系统工程,是进行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重要实践。”

从2005年起,何自力开始参加马工程教材编写工作,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的教材编写以及《西方经济学概论》《世界经济概论》等多部经济学类工程重点教材的审读和统稿工作。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教材编写工作自2005年启动,历时六年,终于付梓。单是编写提纲,就经过了马工程咨询委员会的5次审议。在该教材的最后统稿阶段,何自力与其他几位专家一起“闭关修炼”,对书稿进行系统全面的推敲修订,在观点、体例、表述上反复斟酌、逐字检查,力求满足政治和学术高水准要求,达到教材规范和体例标准。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编写过程中,何自力反复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系统学习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重要讲话,时刻捕捉新问题新思路,努力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全面及时反映到教材中。

提及参与这项宏大工程的意义,何自力坦言:“编写教材时,始终萦绕在我心头的是如何让青年学生更准确地认识和更深刻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过程带给我启发,让我深受感动,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课!”

咨询委员会中有些老专家年逾古稀,但他们不顾年迈、一丝不苟的精神,让“年轻人”何自力时刻提醒自己见贤思齐,倍加严谨。

“参加这样的工作,对我来说既是一次思想教育,又是一次学术熏陶,更是一次信念激励,让我切实感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强大生命力和无穷魅力,坚定了我继续奋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学术研究领域的责任和使命,更坚定了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4.是接力,更是希望

教书育人,是何自力从小就有的愿望。马克思主义事业的薪火相传,需要青年学生的“接力”。

在人才培养上,他始终强调方向、基础、创新是三大法宝。

“现在有些年轻人从事学术研究,找不到正确的方向,这与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论有关。”何自力惋惜地说。为此,他始终坚持从学理角度分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在他看来,与西方经济学相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独特的阶级性、实践性、历史性和价值导向性,因此,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政治经济学是科学的理论体系。“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来说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从不简单说教,而是始终把马克思作为经济学家进行学理阐述,何自力拂去学生心头迷雾,让他们真正领略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魅力和现实关切。

何自力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育教学实践。尽管知识体系早已烂熟于心,但他在给本科生讲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典著作导读”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课程时,仍坚持认真备课,从不懈怠。

“对学生来说,这些基础课程只可加强,不能放松。只有提升学生基本理论素养,夯实理论基础,才能为国家培养出高素质人才。”何自力秉持信仰,坚持教学服务国家。

加强学生创新能力培养,是何自力一贯重视的工作。2008年毕业留校任教的乔晓楠是何自力的学生,直言恩师十分尊重学生的理论兴趣,并进行积极引导,让学生自己洞悉某一研究领域的前沿方向、观点方法等。他还要求学生广泛涉猎各类哲学社会科学书籍,深入社会,了解社会,在实践中迸发出创新的灵感。

何自力认为应持开放包容的态度看待西方经济学,“现在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学习西方经济学,而是如何学习。正确的学习方法是从实际出发,站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吸取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扬弃糟粕。在广泛吸取人类文明成果后,实现理论的创新发展。”

有了这三大法宝的支撑,何自力在教学实践和人才培养方面收获了多项奖励:担任系主任期间,南开大学经济学系被教育部确定为“国家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基地”;作为主要参与者的《经济学基础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理论与实践探索》获得2014年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主持的《创新型经济类人才培养的实践教学模式研究》获第六届高等教育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等。

展望未来,何自力始终坚信会有这样一批年轻人,他们笃信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脚踏实地,肩担使命,心怀家国,将个人发展与国家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是一种寄托,更是一份希望!

 

中心主办2015年中国青年政治经济学学者年会

5910日,中心主办了“2015年中国青年政治经济学学者年会”,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全国20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近60位青年专家学者参加。《International Critical Thought》编辑部、《World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编辑部、《政治经济学评论》编辑部、《经济纵横》编辑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编辑部等单位的代表以及我校经济学院的师生代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的“拔尖创新人才实验班”学生参加。

本届年会的主题为:“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中国理论与实践:青年人的视角”,会议旨在响应习近平总书记20147月提出的“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号召,从青年人的视角,运用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相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深入研讨。

会上,中心研究人员、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景维民,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张宇,中心教授张俊山,分别作了题为“适应新常态重构现代国家治理模式”“青年人要把握机遇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当前政治经济学发展中的问题及方向”的主题报告,就政治经济学在中国面临的挑战和发展机遇以及广阔的应用空间等问题,作了深度解析,为青年学者进一步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指出了方向。

本次年会参会学者们围绕大会主题展开了广泛而热烈的研讨,内容既有政治经济学中的理论问题,如价值理论、危机理论、货币理论、经济全球化理论等;也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实际应用问题,如经济新常态下的“一带一路”问题、产业升级问题、混合所有制问题、农村土地问题、农民工收入问题等。学者们通过大会发言、综合讨论、学术沙龙等环节,进行了深度研讨,达成了诸多共识,取得了一批有重要价值的学术成果,为进一步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奠定了新起点。

据了解,中国青年政治经济学学者年会最初由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青年学者发起,旨在加强国内各高校青年经济学学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年会设学术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由参会青年学者中的杰出代表组成,成员由参会学者推荐产生。执行委员会为年会的决策机构,在学术委员中通过无记名选举方式产生,每2年换届一次。执行委员会中推举主席一人,负责学术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相关工作的开展。会议期间,经过推举,中心研究人员刘凤义教授当选为中国青年政治经济学学者年会执行委员会主席。

中心何自力教授在《环球时报》上发表学术文章

515的《环球时报》刊登了中心何自力教授的学术文章《新一轮工业革命,中德制造哪家强》。

何自力在文章中讲到,当下以联网化、数字化、智能化为特征的新一轮工业革命方兴未艾,以此为基础的德国工业4.0与“中国制造2025”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其正文如下,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制造业发展格局出现重大变化。曾经的制造大国美国服务业和金融业迅猛发展,而加工制造业严重萎缩,丧失世界制造中心地位;欧洲绝大多数国家的制造业也不断衰落,德国成为制造业硕果仅存的国家;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制造业崛起,成为世界制造业的新中心。面对这一变化,许多人曾想当然地认为,制造业的衰落标志着旧时代的终结,未来属于服务业。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显示了制造业的极端重要性,制造业重新成为各国关注的中心,抢占制造业发展制高点和打造制造业竞争新优势上升为许多国家的国家战略。这些构成了德国工业4.0与“中国制造2025”提出并实施的深刻经济背景。

  德国制造的优势在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特别是装备制造的技术水平高超、产品性能优良,不足之处是传统制造业基础薄弱、产业链单一。工业4.0是德国工业界提出的制造业振兴计划,目标就是守住德国在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领域的技术领先地位,借助互联网、物联网、数字化、智能化等新技术,实现从大批量生产转向以客户需求为导向的小批量定制化生产。德国工业4.0是在德国既有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优势基础上提出的升级版,具有鲜明的德国特色。

  与德国制造相比,中国制造的优势是传统制造业、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及装备制造业规模庞大、产业链完备,不足是技术水平低,在国际产业链分工中处于劣势地位,同时资源耗费大,环境破坏严重。过去30多年,中国凭借制造业优势极大提升了国际竞争力,但中国制造业的不足对其竞争力提升也日益形成严重制约。对中国来说,实现制造业向中高端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但转型升级不能以放弃传统制造业的优势为代价,而是要以智能制造和绿色制造改造传统制造业,提升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将大批量的生产转变为定制化生产,高效率、高质量地适应以人为本的个性化消费,形成将产品、消费与生产融为一体的新型智能化制造体系。

  正是基于中国制造与德国制造的差异,“中国制造2025”具有了与德国工业4.0不同的特点,具体表现在:一,在开发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基础上,加强信息技术对传统制造业的改造,提升传统制造业的竞争力;二,做大做强装备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制造业竞争新优势;三,以智能化与绿色化为引领,着力提升制造业的智能水平和绿色水平,提高核心竞争力。显然,“中国制造2025”的目标很明确,既要保持和发挥传统制造业的既有优势,又要打造新的制造业优势,这无疑是对德国工业4.0的挑战,同时也显示出中国从制造大国走向制造强国的坚定决心。

  为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需要通过积极的产业政策引领和推动智能制造和绿色制造向纵深发展,同时吸取发达经济体产品制造、营销和研发相分离而使制造业萎缩和竞争优势丧失的教训,探索基于“互联网+”的制造、营销、研发一体化和本土化的制造业发展模式。另外,我们还应与德国工业4.0深度合作,分享经验,探索和构建中国与德国在新一轮工业革命中竞争合作、互利共赢的新模式。

中心何自力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上发表学术文章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68A7版上刊登了中心何自力教授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发达经济体或将掉入“高收入陷阱”》。其正文如下:

长期以来,以高收入、高消费、高福利为标志的“三高”一直是发达经济体展示给世人的耀眼光环,它们也一直是许多发展中经济体努力追赶的目标。然而种种迹象越来越清晰地表明,经济停滞成为西方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发达经济体或将步入“高收入陷阱”。

  “高收入陷阱”指一个国家进入高收入阶段后,往往会陷入经济增长的持续停滞,既无法在工资等方面与中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找到技术进步的新突破点,高收入水平难以为继。步入“高收入陷阱”的主要表现:其一,经济增速在低位徘徊,越来越多的国家或行将失去“发达国家”身份。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打击,发达经济体经济陷入严重衰退,至今未恢复到危机前的状态。其二,投资持续低迷。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经济体的资本大量外流,国内投资持续下降,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投资更是在低位徘徊,无力推动经济复苏。其三,失业率居高不下。自危机爆发以来,美国的失业率长期处在6%以上的高位,欧元区失业率一直保持在两位数,个别国家如希腊和西班牙的失业率更是高达20%以上。其四,收入增长缓慢甚至下降,两极分化日益加重。在过去20年间,西方发达经济体人均收入增长十分缓慢,少数金融和高科技产业精英积累的财富不断膨胀,而大多数中产阶级人群的收入和福利水平没有显著提高,两极分化日益加剧。金融危机之后,大多数国家随着失业率的攀升和因财政紧缩而削减社会保障支出,民众的社会幸福感大大降低,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的实际人均收入低于危机之前的水平。

发达经济体经济停滞呈常态化趋势

  发达经济体陷入“高收入陷阱”与其经济停滞有直接关系。目前西方发达经济体的经济普遍陷入严重的停滞状况,且呈现常态化趋势,表现如下。

  其一,制造业严重萎缩,投资机会几近为零。从上世纪70年代起,为了摆脱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率高企并存的“滞胀”困境,发达经济体纷纷借助投资、金融和贸易自由化大规模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导致严重的产业空心化,加工制造业迅速萎缩,经济增长的国内投资动力和基础丧失,出口能力枯竭,外贸赤字剧增。在制造业衰败的情况下,产业升级换代无从谈起,投资机会几近为零。

  其二,经济高度服务化和金融化,无力支撑经济增长。发达经济体产业结构已经高度服务化,服务业在三次产业中的比重已接近80%,但是服务型经济劳动生产率低下,收入水平增长缓慢,推动经济增长的能力非常有限。服务型经济以咨询、通信、金融、餐饮、旅游、家政、娱乐等服务活动为主,对投资的需求很小。

  其三,人口老龄化严重。发达经济体人口老龄化趋势越来越严重。在欧盟27国中,目前平均由4个劳动年龄人口负担支持1个退休人口。根据联合国及欧盟的预测,到2050年时,这个比例将降至2∶1。日本人口老龄化的程度更大。人口老龄化带来严重后果:养老金支出规模不断增大,使在岗劳动者的税负加重,引发社会矛盾;养老福利开支不断增大,加大政府债务负担,引发债务危机;人口老龄化使社会消费能力大大减弱,难以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人口老龄化导致技术创新和财富创造能力衰退,国家竞争力受到削弱,经济增长失去动力

  其四,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制约经济增长。发达经济体虽然实行了覆盖面很广的福利制度,但是财富占有的两极分化却非常严重,少数金融和技术精英占有社会的绝大多数财富,而政府的税收政策却很难将其转变成公共收入。结果是:一方面少数人占有的财富越来越多,中产阶级人群数量不断减少,需要政府公共开支加以照顾的低收入人数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政府的税收收入越来越难以满足不断扩大的福利开支,债务包袱越滚越大,面临严重的债务危机。两极分化的后果是社会的消费能力受到严重抑制,需求不足严重制约经济增长,同时政府为削减赤字而采取的财政紧缩政策又进一步抑制经济增长。

  其五,政府债台高筑。发达经济体的政府财政被选举政治所绑架,各种政治势力为争取选票竞相作出超出经济和财政承受能力的承诺,结果是许多国家的预算赤字占GDP的比重大大超过规定的警戒界限,酿成严重的主权债务危机,对经济衰退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其六,政府经济调控能力衰竭。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重创发达经济体,经济普遍陷入衰退和停滞。为了使经济摆脱衰退和停滞局面,发达经济体政府将传统的宏观调控手段全部用上了,且达到了极致。主要措施有:救助大银行大企业、实施再工业化战略、禁止跨国公司逃税、吸引外国投资、实施负利率和量化宽松政策、贸易保护等。尽管如此,绝大多数国家经济复苏依然乏力,且呈现持续停滞态势,随时可能陷入新一轮金融、债务危机。

  发达经济体经济停滞的政治和经济原因

  首先,发达经济体实行的是以私有制和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基本经济制度,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是这一制度的基本矛盾,这一矛盾的发展必然导致极少数私人大资本占有越来越多的财富,而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受到越来越严重的侵蚀,由高收入阶层滑入中低收入阶层。

  其次,西方发达经济体实行由三权分立和多党制构成的政治制度。在这套制度中,不同党派为各自代表的利益集团的私利在立法机构激烈争斗,相互掣肘和拆台,很难就重大经济和社会问题达成一致,决策效率极端低下,致使作为执行机构的政府难以有效发挥职能,很难及时应对、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重大问题和矛盾,导致经济持续停滞,社会财富创造能力枯竭,人们的收入水平不断下降。

  最后,西方发达经济体奉行的主流意识形态是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无视西方发达经济体生产高度社会化和所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具有全局性乃至全球性的实际,以近乎无政府主义的态度看待政府职能,宣扬最无为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的理念,同时无限夸大市场的作用,将市场视为一个国家由贫穷落后走向繁荣富裕的唯一通道。在其影响下,西方发达经济体大力削弱政府职能,积极推行私有化、市场化,形成了过分偏向市场的“大市场小政府”市场经济模式。这种模式对私人资本的经济行为缺乏有效约束,对宏观经济波动和失衡状态缺乏有力调控,对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矛盾难以有效化解,导致经济和社会矛盾日益激化,金融危机、债务危机频发,经济停滞常态化,社会成员的高收入难以为继。

  西方发达经济体一直以来以经济发达、物质繁荣、收入水平高、福利制度完备傲示世人,对它们的价值观以及经济和政治制度充满优越感,竭力向别的国家推销。现在,发达经济体或将掉入“高收入陷阱”这一事实严重挫伤了发达经济体的自尊心,也使他们一贯吹嘘的价值观和政治经济制度黯然失色。深入研究和思考发达经济体掉入“高收入陷阱”的原因和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有助于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有助于我们从实际出发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少走弯路,有助于我们扩大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世界影响力和感召力。

中心何自力教授在《环球时报》上发表学术文章

617的《环球时报》刊登了中心何自力教授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别用新自由主义那套解读新常态》。其正文如下:

面对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经济格局的新变化和中国经济运行环境的新特点,党中央及时作出经济新常态的判断,要求在深化改革的基础上稳增长、调结构。但有些人完全按照新自由主义的话语体系解读新常态和经济下行趋势,并得出一些错误论调。这主要体现在:

  一是贬低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形成的制度和体制特色,宣称中国经济取得的成就都是利用市场机制和推行私有化的结果,而出现的问题都是政府干预过多、国有经济比重过大、金融控制过严所致;二是认为要素配置机制扭曲、企业活力不足、消费主导的经济发展方式未能建立等,是造成中国经济下行的主要原因;三是认为中国经济过去的高速度是靠扭曲的机制和发展方式获得的,现在经济增速下降是回归自然状态,因此对政府主动出击制止经济下行的努力指手画脚;四是鼓吹只有实行全盘私有化和完全市场化,在体制方面完全与西方接轨,才能实现高质量经济增长。

  这些观点误导了人们对经济新常态和经济下行真实原因的认识。正确理解新常态,不能简单把它与经济下行或低速运行联系在一起,更不能把深化改革与保持较高经济增速对立起来。持续经济下行会使供求失衡加剧,催生一系列新的经济和社会矛盾,因此必须对其予以积极应对:

   首先,无需规避刺激。为了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中国实施经济刺激政策,不但稳住中国经济,也为世界经济摆脱危机做出贡献。目前发达经济体经济复苏缓慢,新兴经济体在调整和改革中前行。在此背景下,中国需要坚定不移走扩大内需的道路,继续采取必要的经济刺激政策来稳定增速。

  其次,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更加宽松的货币政策。市场自发调节机制具有短期性、盲目性和时滞性特点,面对经济下行态势,政府需要综合运用经济、行政和法律等手段进行调控。同其他许多国家相比,目前中国的债务规模较小,还有实施宽松财政政策的空间。我国货币政策总体偏紧,这固然有助于防止通货膨胀,但不利于制止经济下行,因此适当放宽很有必要。

  第三,继续适度发挥投资的抓手作用。虽然调结构要求逐步转向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但并不是说抛弃投资这驾“马车”。中国正处在重化工业为主体的工业化发展阶段,制造业是产业结构的主体和核心,它构成了投资在经济增长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物质技术基础。当然,继续发挥投资作用要求高度重视技术创新,同时要求三次产业协同发展,确保金融体系服务于实体经济。

我们还需着力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因其对扩大就业、增加税收、提升国家竞争力至关重要。另外,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不能总是被动适应外部经济环境,还应积极参与并引领经济全球化进程,“一带一路”和亚投行就是很好的例子。

中心主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专题研讨会”


630,中心主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专题研讨会”,会议邀请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清华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四川大学、辽宁大学、武汉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安徽大学、河南大学等多所知名高校和科研院所的40余名专家,共商中国《资本论》研究的最新动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与现实问题。

中心主任逄锦聚教授,中国《资本论》研究会会长、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林岗教授分别致开幕辞。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卫兴华、胡钧;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理事长、南京大学洪银兴教授;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顾海良教授分别在开幕式上做了主题演讲。中心研究人员、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张彤玉教授主持开幕式。

专题研讨会是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时期背景下召开的,主题为“全面深化改革中的重大经济理论问题”,会议运用《资本论》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深入探讨了经济新常态下我国全面深化改革中面临的重大问题以及中国经济学的建设问题,内容包括《资本论》与中国经济新常态研究、《资本论》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趋势研究、全面深化改革中的重大经济关系调整研究、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与混合所有制研究、21世纪的中国经济学及其话语体系构建研究等。与会专家就如何科学认识当前经济形势,准确研判未来走势,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等方面,提出了诸多见解,形成了一些共识,为我国全面社会改革提出了对策建议。

逄锦聚指出,《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经典巨著,历经时代和实践发展考验,影响力经久不衰。《资本论》揭示了两方面的基本原理,一是唯物史观方法论,二是市场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的一般规律和理论,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指导作用显而易见。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借鉴别国的理论优长和经验,紧密联系中国实际,创新经济学理论,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贡献,是经济学人的责任。

林岗认为对中国经济发展应抱有信心,步入“新常态”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也不应低于7%,否则无法达到2020年人均GDP翻番的目标。如果听从西方的“忽悠”,将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放缓,“那就是上当了”。他经测算发现,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96%的贡献来自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只有4%来自人口增长,因此不应过度夸大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卫兴华指出,搞“混合所有制改革”,需要弄清两个问题,一是为什么要实行混合所有制经济,二是要弄清怎么实行混合所有制经济。混合所有制改革不是“国退民进”,让私人资本分割国企已做好的“蛋糕”,而是通过深化改革“发展壮大国有经济”,“不断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影响力”。这其中关键是控股权问题,要在国企“保值增值”的条件下处理好国资私资各自控股权的适当安排,不应要求国企让出存量资本的控股权。

中心何自力教授课题获2015

国家社科基金立项

日前揭晓的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立项结果中,我校共有28项课题获立项:4个项目中标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7个项目中标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7个项目中标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其中,中心何自力教授负责的“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当代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停滞常态化及其影响研究”科研项目中标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据了解,经过受理申报、通讯初评、会议评审、网上公示等程序,经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并公布,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共立课题3777项,包括重点项目274项、一般项目2476项、青年项目1027项,平均立项率为13.5%。我校立项率为21.9%,资助经费共计620万元,其中重点项目每项35万元,一般项目、青年项目每项20万元。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级别最高、分量最重的科研项目,对于学校科研发展、学科建设、团队培育、成果转化,以及科研管理机制体制的创新都具有重要的推动与促进作用,在带动和支撑学校整体发展方面具有强大的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