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主任逄锦聚教授为高校思政课教师
作教材修订报告
日前，受中宣部、教育部委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研究中心、全国高校教师网络培训中心举行全国思政课教师培训。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主任逄锦聚教授，应邀通过视频为约两万名教师作了题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2015年版)修订中着力解决的重点难点问题”的报告。
逄锦聚教授指出，本次教材修订的主要任务，一是充分体现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高度对教材有关内容进行补充和完善。二是广泛听取、充分吸收高校一线教师对思政课教材的意见和建议，对教材作必要的修改。三是着力改进教材的表述风格，力求在增强可读性、提高吸引力和感染力上有所进展。
对于本次教材修订中的重点难点，逄锦聚教授讲了5个问题。一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高度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高度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二是进一步做到既全面准确地阐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突出教学重点。三是进一步贴近实际，增强教材的时代性、实践性和现实的针对性。四是进一步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又妥善处理三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关系。五是进一步增强教材的可读性和吸引力。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的精华，建设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和教材，对于帮助大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掌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具有重要的意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第一版是2007年出版的，是列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供全国大学生使用的重点教材，至今已经修订了4次，这次修订是第五次。逄锦聚教授任教材编写组首席专家召集人。为修订好教材，编写组认真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和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著作，举行了10省市自治区教师代表和四川省6所高校学生代表的座谈会，对使用教材中遇到的问题和意见、建议进行了调研，在此基础上花了半年多时间对教材进行修订。今年秋季开学，全国高校已用新修订的教材授课。
中心学者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学术文章
《光明日报》在2015年10月14日15版上刊登了中心贺京同、那艺两位学者合著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适度弱化投资趋同有利于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其正文如下：
经济新常态下，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动力之源是什么？投资作为过去高速增长的重要支撑力量，在新常态下应怎样发挥作用？
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去年年末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投资依然是经济发展的关键。然而，目前在认识上存在的一个误区是，很多人倾向于把投资与产能过剩等同起来，因此提出要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投资占比应当下降。其实，消费的增长有赖于居民收入的增长，这又取决于劳动生产率亦即供给能力的提升，为此应不断提高技术水平和人均资本存量，而这些都要靠投资来实现。
从静态看，当年的投资就是当年GDP的一部分，这是各地区或各经济部门努力追求投资增长的原因。但从动态看，投资却存在有效与无效之分。只有有效投资，才能切实提升有效供给能力，亦即为未来奠定符合市场需求的产能基础和技术条件，从而为投资者包括人力资本投资者带来合理稳定的净利润。反之，如果投资无效，则意味着它在以后各年无法产生净利润，那么这种投资虽是本年GDP的一部分，但却相当于投资者进行了一次“等值消费”，与真正消费的唯一区别就在于不产生正效用而已。显然，如果继续在无效投资上追加投资，只会导致产能过剩。但若认为更多投资必将带来产能过剩亦不正确。
从结构角度看，在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中，投资趋同亦即投资向少数行业的集中，是不容忽视的关键因素。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市场对各类物资、产品的绝对需求旺盛而有效供给低下，因此市场的空间巨大。然而，由于物质资源相对匮乏，市场的投资活动难以在所有产业中同时展开，仅能向若干产业集中，借以通过规模效应来实现扩张并盈利，再经由溢出效应带动其他关联产业发展，最终推动经济快速增长。可见，此时投资趋同度越高，市场资源的使用愈有效，经济增长就越快，整个社会的存量资本及物质基础逐渐夯实。然而，随着最初发展的产业产能持续扩大，其利润空间逐渐狭窄。此时，如果市场机制足够完善，那么资源将会自动配置到其他利润丰厚的产业部门，投资开始进入“去趋同化”过程。不同产业之间逐渐形成相互的溢出效应，即互为直接或间接的投入来源或产出去向，这将使规模效应从最初发展的产业领域外化到相关行业领域，于是经济得以跃升至新的上行区间。反之，如果此时市场的作用机制不充分，再加上先验式的政策导向和金融支持等，将导致投资的过于趋同，资源无法分流，而是主动或被动地向最初发展的产业过度集中，于是无效投资激增，产能出现结构性过剩，整个市场的有效供给能力下降，最终使经济增长跌入下行区间。
可见，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投资趋同度是一国保持经济较快增长的关键，宏观上过于趋同的投资结构将导致市场资源的无效使用，从而有碍经济发展。还需强调的是，最优的投资趋同度是一个动态概念，它取决于一国的既有禀赋资源和市场供需条件。因此，某一时期下的最优投资趋同度在另一时期下可能是过度或是不及的。
“去趋同化”是新常态下投资有效推动经济增长的前提
对投资趋同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判断符合多国经济发展的客观事实。根据笔者对OECD主要国家(美、英、法、德、日、澳等国)过去30多年数据的测算，随着投资趋同度提高，各国经济增长率均会呈现先增后减的规律，表现为一个倒U形曲线。
在我国，这一关系也得到了极强的经验支撑。具体而言，在1978年至20世纪末的20多年间，我国经济表现出明显的投资趋同特征，主要反映在农林牧渔、能源类及交通运输业等领域，而这些领域的年均增加值增速也较高，在其带动下，经济增长率达到了年均8.7%的水平。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加入WTO使出口条件得到改善以及住房的商品化改革，我国投资结构出现了新特点，即除了传统的能源类行业之外，投资资源开始向制造业和房地产业汇聚，整个经济呈现“高投资、高趋同”的显著特征，并对其他产业产生明显的溢出效应，其结果是2001-2008年间出现了年均10%的高速增长。根据测算，我国投资趋同度与经济增长率的关系已于2008年前后到达倒U型曲线的拐点，然而近年来的投资趋同度却仍一直处于上升态势，加之全球金融危机又打破了我国既有的市场供需格局，这进一步加剧了过高的投资趋同度对经济增长的负面作用，表现为相关产业供给过多而消费增长乏力的矛盾局面。此时，如果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完善，那么投资将自动完成“去趋同化”过程，逐步进入新的增长轨道。但事实是，我国的市场机制尚不够完善，而且“当年投资产生当年GDP”的短期思维根深蒂固，这使我国的投资趋同度随后仍一直盘踞在高位，与之伴随的恰是2010年后经济增速的下降。
上述事实表明，投资能否在新常态下继续起到推动增长的关键作用，取决于“去趋同化”过程的顺利实现，这进一步要求市场在配置资源的过程中起决定作用。但反观我国过去高增长阶段的发展历程，投资的趋同往往伴随着政府有形之手的明显介入，其侧重点在于解决“当年GDP”问题。当然，无可否认的是，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仅靠市场的无形之手难以将有限资源汇聚于优势部门以形成规模效应，此时由政府提供协调机制以使资源实现集中配置就尤显必要。但当经济步入较快增长阶段时，政府应逐渐成为完善市场机制的建构者和监督人，并将配置投资资源的职能交还市场。
但我国过去高增长阶段的发展事实表明，政府在配置资源的过程中实现了投资主导权的自我强化。由于其激励机制有别于市场，所以当市场利润格局发生改变时，政府的决策惯性使之难以按市场要求来推进投资的“去趋同化”，且在短期增长目标的刺激下，反而会形成虹吸效应而使投资继续涌向供给过剩的部门，甚至引发民营资本的盲目跟随以及金融部门的倾向性支持，于是投资趋同度被进一步推高，整个社会的生产活动趋于放缓。
如果政府此时为了刺激经济而采取宽松货币政策，那么新增的流动性往往会被继续配置于过剩部门。由于利润前景黯淡，这些流动性将转向投机，即以各种渠道涌向资本市场，结果就是资本市场的大起大落。
上述情况说明，继续沿袭以往的投资配置方式，只会加剧投资趋同，从而放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负面作用。换言之，经济增长乏力并非高投资之罪，因为当投资过度趋同时，无论投资多少都将难以发挥其应有作用。因此，在当前经济形势下，适度弱化投资趋同的投资政策导向不乏是一项保持新常态下经济稳定增长的有效方略。笔者测算显示，如果投资趋同度适度弱化能够有效实现，那么我国经济增长的稳定区间将大致为7%～9%。
适度弱化投资趋同的对策建议
推动政府向市场让渡投资职能，同时强化其在公共服务、维护市场秩序等方面的社会职能。政府预算应以公共服务为导向，并逐步退出竞争性领域的直接投资。
促进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为构建完善的市场机制提供制度保障。健全市场的进退机制及奖惩机制，实现微观主体“易于进入、严于监管”的良性市场化氛围。促进针对不同所有制、不同规模企业的法律法规的完备与统一。
政府应慎重提出具体的产业化导向政策，逐步取消对特定行业投资的特惠式鼓励政策，比如免税、补贴、低利率、无偿占用各种经济资源等，这会导致企业的实际成本收益核算失真，从而使低效率企业不易退出，又易引发其他投资主体不计成本地盲目跟进，从而加剧投资趋同，资源配置进一步扭曲。
经济新常态下，全民创新将成为重要的经济发展动力。从广义上看，创新的内涵应包括观念创新、组织结构创新、产业协调创新、技术创新等多个维度的“革命”。狭义的技术创新只是广义创新的一部分，取决于一国长期的知识、人才及资本积累等条件，难以一蹴而就，应视为一个长期过程。因此，从宏观上看，投资的弱趋同化可作为一个考量广义创新的有效指标。
应积极推动市场来引导投资的“去趋同化”，即通过构建规范有序的破产清算机制，强化市场的淘汰功能，使投资主体承担真实的风险与损失。
构建灵活、高效、有风险担当的金融市场，让金融企业以效益和风险自主承担市场主体责任，从而提高产业投资的融资效率，以促进投资的“去趋同化”。
中心学者受邀参加首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
10月10至11日，由北京大学主办的首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召开，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名马克思主义研究学者和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以“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发展”为主题，进行了为期两天的学术研讨。、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逄锦聚教授、中心研究员何自力教授等学者受邀参会。
中心主任逄锦聚教授主持了“中国道路与市场社会主义”中美学者专场对话，在“马克思主义与经济全球化”分论坛以“让经济全球化给全人类带来更大福祉”为题进行发言，并为大会提交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及其世界意义》的书面论文。何自力教授在“马克思主义与经济全球化”分论坛以“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停滞常态化及其影响”为题作了发言。
本届大会共设8个分论坛、3个专场。分论坛讨论主题分别是：“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及其编译”“中国道路与中国话语体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思想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与世界文明的未来走向”“马克思主义与科学文化”“马克思主义与经济全球化”“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专场讨论主题分别为：“落后国家发展道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道路与市场社会主义”“中国近现代发展与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道路与市场社会主义”专场讨论中，学者们就当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经济危机中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理论、马克思的金融分析和经济危机等问题展开坦诚对话、热烈讨论和争鸣，并在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当代意义、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作为对话主持人，逄锦聚作了总结性评论，他说，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共同财富，马克思主义虽然诞生于160多年以前，但对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危机的分析，对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揭示，对于社会主义的预见，至今仍具有巨大现实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成就，以事实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生命力。
逄锦聚教授在分论坛发言中指出，经济全球化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而是世界文明发展的成果。资本主义曾经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但也给经济全球化以毁灭性的的破坏和阻挡。中国对经济全球化的孕育、发展作出了贡献，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来，在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金融、国际合作等领域作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对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经济全球化应该是全世界人民的经济全球化，中国要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并通过自己的努力，趋利避害，促进以人民为本的、和平发展的、公平公正的、互利共赢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全球化，让经济全球化为全世界人民带来更大福祉。
何自力教授在发言中谈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西方经济给予沉重打击，后危机时代其经济复苏乏力，收入两极分化加剧，失业率高企，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节，政府债台高筑，出口能力严重衰竭，这表明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停滞已经常态化。其原因有三：私有制与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经济制度，金钱支撑、运行效率低下的三权分立政治制度及僵化、教条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经济停滞常态化产生严重影响：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持续停滞严重拖累世界经济，导致整个世界经济陷入衰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再是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力量，经济全球化趋势发生逆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局势呈现极端化发展态势，社会动荡加剧，矛盾冲突此起彼伏；战争和风险加大，对中国崛起的遏制和打压加剧。中国承担大国责任的历史机遇来临，中国必须积极参与并主动引领全球化进程，用合作共赢理念打造国际政治新格局和国际经济新秩序。
经过两天的广泛讨论，在闭幕式上与会学者一致通过《首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学者共识》（以下简称《共识》）。《共识》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产物，它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趋势，指明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也是影响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思想之一；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和时代精神；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面对困扰当今国际社会的各种复杂问题，马克思主义是引领人类走出困境、走向光明未来的指路明灯。
据了解，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是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批准，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北京市委市政府指导与支持下，由北京大学主办的国际性学术会议，是汇集全球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世界级学术论坛，是在我国首次举办的世界性马克思主义大会。
中心学者在《环球时报》上发表学术文章
《环球时报》在2015年10月17日7版上刊登了中心学者何自力教授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对美联储是否加息不必太焦虑》。其正文如下：
美联储是否加息一直拨动着全球资本市场神经。很多人将其视为悬在世界经济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时刻担心这把剑掉下来。笔者倒是认为，美联储加息与否的影响远没有那么严重，大可不必反应过度。
美国经济一咳嗽，世界经济就感冒，这的确是过去相当长时期内的一种常态化现象。美国将海量美元输送到世界其他地区，构成各国外汇储备，使得美国利率政策的每次调整都对全球资本市场产生重大影响。但现在，美国经济今非昔比，美联储利率调整的空间变得狭小，影响也趋减弱。虽然后危机时代的美国经济处在缓慢复苏中，但这种复苏相当脆弱。量宽和接近于零利率的政策释放大量货币，极大推高美国股市，但美国经济去工业化和产业空心化的状态并未改观。在此背景下，加息对美国来说无疑是步险棋，只会拉低美国经济。
美联储对美国经济真实状况心知肚明，因此不敢轻易加息，对外口风一直都是含含糊糊。一些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根据过去的经验，密切关注美联储动向，神经绷得很紧，生怕美联储一旦加息将使它们陷入资本外流、本币贬值、通货膨胀、经济衰退的水深火热之中。其实，只要仔细考量美国经济的真相，就不必对此太过紧张。
美联储加息并不具备基本条件，但也不能排除其进行试探性加息的可能。虽然负面作用明显，但加息会在振兴美国资本市场、提高资本收益、满足金融资本家的逐利需求等方面起到一定积极作用。鉴于美国影响力和领导力趋于削弱，美国需要通过加息来振作精神。如果美联储在未来某个时点真的加息了，其溢出效应肯定会给新兴经济体乃至世界经济造成冲击，但更严重的后果可能是伤及美国自身，把美国经济拖入新的衰退。而一旦美国承受不了加息的负面影响，它就可能走上降息和量宽的老路，届时国际资本流向亦会发生逆转，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外流形势就会大大缓解。
综上所述，国际社会对美联储是否加息不必反应过度。但美元毕竟是世界储备货币，美国经济复苏缓慢对世界经济整体复苏具有很大制约，因此国际社会还是应采取预防措施。比如，二十国集团，特别是金砖国家、上合组织等应加强协调，制定应急措施以能化解美联储政策调整造成的冲击;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应加快结构调整，增强经济抗危机和抗冲击能力;各国金融机构应加强自我约束，从全球经济稳定的高度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避免货币战等等。
中国城市家庭住房消费调查研究成果
顺利发布
10月24日，中国城市家庭住房消费调查研究的全新成果——《中国住房消费发展报告(1998—2015)》《中国城市家庭住房消费调查报告(2015)》在南开大学发布。
当天，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和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主办了中国居民住房高层研讨会暨中国城市家庭住房消费调查研究成果发布会，中心主任逄锦聚教授，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有关负责人以及国家统计局、中国社科院、南开大学、辽宁大学、山东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与会。
中心研究员周京奎教授为该项研究主要牵头人，其博士生、硕士生为核心成员；同时，项目邀请包括南开大学数量经济研究所、山东大学、湘潭大学等高校的教师加入。
成果基于对我国城市家庭住房消费全面系统的入户调查数据研究而成，样本覆盖全国32个城市，包括家庭户样本2056个、家庭成员样本5201个，并建立了相应的数据库。
《中国城市住房消费发展报告(1998—2015)》共15章，包括“总报告”“住房消费规模”“住房消费结构”“住房消费能力”“住房消费决策”“住房消费政策”等6篇。对1998—2015年住房消费发展进行分析，2015—2016年住房消费发展进行预测，构建住房消费发展指数体系，并分析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提出政策建议。
《中国城市家庭住房消费调查报告(2015)》共10章，包括“住房及基本消费支出”“住房消费偏好与交易信息”“未来家庭住房消费选择”“住房调控政策影响”等。
会上，周京奎教授就调查报告、中国住房消费发展现状及预测、中国住房消费发展指数等进行介绍。
报告特别对房地产税收、限购限贷、房贷政策等近年住房消费中出现的新情况进行调研。调查中，“超过半数的城市居民认为现行的房地产税收政策调整不会对其购房行为产生影响”。取消限购，“55.08%的城市居民认为其购房行为不会受到影响”“54.14%的城市居民认为限贷政策不会影响其购房行为”。报告认为，“在住房价格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取消住房限购、限贷政策对城镇居民住房需求弹性影响有限，但会对居民住房行为结构产生影响。”报告显示，在城镇居民最希望房贷松绑类型分析中，“降低贷款利率是城镇居民最希望松绑的类型，有39.17%的城镇居民认为利率偏高，希望能够降低贷款率；22.32%的城镇居民希望能够下调二套首付比例……”
在未来家庭住房消费选择中，报告指出，“一线城市的城镇居民中
有超过80%认为所在城市房价非常高或者较高”，在对于当前住房市场的评价中，“几乎4/5的城市家庭认为当前购房时机并不合适”。
报告发布了“中国住房消费发展指数体系”，包括住房价格风险、住房消费结构、住房消费增长、住房特征需求、住房消费景气五个指数。其中，“住房价格风险指数”对全国70个城市近五年的住房价格风险进行了评估，根据指数显示: 2015年，住房价格风险排名前10的城市依次为深圳、北京、上海、牡丹江、广州、南宁、昆明、襄阳、锦州、合肥。
周京奎教授表示，该项研究旨在为政府制定住房发展政策，企业制定发展规划，解决住房民生问题方面提供服务。同时，随着中国城镇化建设的发展和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中国住房问题研究由市场层面转向消费层面，希望调查结果能够填补我国城市家庭住房消费领域的空白。
与会人员对该成果进行点评，希望研究团队能够长期坚持这一项目，做好调研指标和人员培训，完善数据库，保持前沿性、科学性、实用性，繁荣学术，服务社会。
中心主任携学术团队为国家和地方制定
“十三五”规划提供咨询
为了向国家和地方谋划“十三五”经济社会发展，制定“十三五”规划提供咨询，以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逄锦聚教授为带头人的学术团队，在天津市参事室组织和有关省市自治区参事室支持、参与下，完成了对天津、广东、广西和黑龙江四地区在经济新常态下，稳增长、调结构、转动力的调查研究，形成了总报告和分报告。
该项调查从2015年第一季度开始，9月份结束，历时半年多时间，除了对四省市自治区分别调研外，还先后在黑龙江和广东举行两次研讨会。所调研的四省市自治区有的属于沿海发达地区，有的处于中部和边疆地区，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形成的总报告包括三个部分：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稳增长、调结构、转动力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四省市区应对挑战的主要举措及启示；基本的判断；若干政策建议。总报告已于9月报国务院领导参阅，分报告报地方政府领导参阅。
中心主任逄锦聚教授出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专家座谈会
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11月26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同创新中心核心协同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南京大学商学院以及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在北京举行了专家座谈会。
协同创新中心研究人员、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卫兴华，中心理事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洪银兴，协同创新中心理事长、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林岗，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同创新中心主任逄锦聚，协同创新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协同创新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央民族大学校长黄泰岩，协同创新中心首席专家、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宇，协同创新中心首席专家、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教授何自力，协同创新中心理事兼首席专家、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教授景维民等出席研讨会。
与会学者对习近平总书记讲话反映热烈。大家一致认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继承和创新，是我国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强调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向广大理论工作者发出的庄严号召，对于坚定自信、明确方向，凝聚力量、增强使命具有重大意义。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当前，学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利于我们掌握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认识经济运动过程，把握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更好地回答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提高领导我国经济发展的能力和水平。发展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树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主流地位，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教育，系统地阐释经济发展的新理念问题。要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扭转部分领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被逐步淡化、边缘化的趋势；要加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学和科研人才的培养力度，尤其是中青年骨干人才的培养，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后继有人；还应当提倡青年学生和党员领导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从根本上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从源头上加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解，养成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习惯和能力。
与会专家一致表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一定要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和互动中发展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出新概念、新范畴，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社科报》《中国人民大学学报》《教学与研究》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相关人员参加了本次会议。
中心何自力教授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学术文章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何自力
《光明时报》在2015年12月6日15版上刊登了中心学者何自力教授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其正文如下：
用什么样的经济学理论做指导，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成败。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要驾驭好这艘大船乘风破浪，勇往直前，也必须用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做指导。这一理论，除了马克思主义，除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没有别的什么主义，也没有别的什么经济学可以依靠。
我们党历来十分重视理论建设，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不同历史时期，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了一系列独创性的经济学观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改革开放是我们党在当代中国领导全体人民进行的最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我们党在这一伟大实践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理论成果。这些重大理论创新是适应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政治经济学，不但对我国经济发展发挥着重要指导作用，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
我国经济已进入新常态，如何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实践是理论的源泉，我们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的基础上继续进行理论创新，不断形成新的理论成果。以人民为中心是进行经济学理论创新必须坚持的基本立场，为此，要紧紧围绕人民主体地位树立和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要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不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动摇；要努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持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不断缩小收入差距，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要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不动摇，更好实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统一；要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实现互利共赢，努力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劳动人民的经济学，是始终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上发声，维护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经济学。我们一定要牢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努力实现共同富裕作为理论创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努力打造特色鲜明、科学先进、系统成熟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政治经济学学科举行座谈会学习总书记讲话谋划学科发展
日前，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经济学院、经济系、经济研究所联合举行政治经济学学科教师座谈会，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第28次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关于立足中国国情和中国实践，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讲话精神，谋划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和发展。座谈会由经济学院党委书记景维民主持，经济学院院长梁琪，学科带头人、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逄锦聚出席座谈会并讲话。何自力汇报了参与起草政治局讲课讲稿和学习习近平讲话精神的体会。
参加座谈会的教师畅谈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体会，结合我校实际，总结政治经济学学科发展的经验，分析存在的问题，提出进一步加强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意见和建议。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话强调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这是对从事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和教学的教师的巨大鼓舞和殷切期望，也是对全国全党发出的号召，一致表示，要学习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立足我国国情和发展实践，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把我校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学科，为世界范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中心主任逄锦聚在发言中提出，一要珍惜机遇，明确使命。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关于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讲话给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我们要珍惜机遇抓住机遇，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作出贡献。二要发展学科，多作贡献。要进一步改革、建设并发展好政治经济学学科，努力提高学科建设质量、科研和人才培养质量，建设好课程体系和教材体系。要妥善处理当代中国经济实践与理论创新的关系，弘扬中华文明和时代化的关系，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对国外经济学借鉴和中国化的关系，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国特色和国际化的关系。第三，真抓实干，落实措施。要把学习习近平讲话精神落到实处，搞好政治经济学学科发展规划，提出可行措施，真正把政治经济学作为必修课，进一步加强人才培养，加强队伍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