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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欣教授学术回顾论文之《经济学理论的争论、批判、重建与实践：另一种声音》
柳欣教授，男，1956年12月出生于天津市，祖籍江苏镇江，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1978-1982年在南开大学经济学系学习，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82-1985年在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学习，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85年起任教于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1988-1992年在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学习，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91年晋升为副教授；1995年晋升为教授，1998年聘为博导；1995-1996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作高级访问学者；2005-2006年在日本爱知大学任客座教授，并被聘为河北大学、江西财经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等学校兼职教授；2000年起任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并任南开大学虚拟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南开大学统计制度与方法研究中心副主任；现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
柳欣教授长期从事经济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已培养研究生百余名，在资本理论、货币理论、宏观经济学等多个领域研究成果丰硕，出版了《经济学与中国经济》、《资本理论与货币理论》等多部理论经济学著作，并在《中国社会科学》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近年来，作为首席专家主持并完成中宣部马工程重点教材“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攻关项目以及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点项目等多个课题，连续多年获得天津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励。主要研究方向为：价值分配与资本理论、货币与宏观经济学、马克思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经济学方法论等。2013年10月24日，柳欣教授因病去世，享年57岁。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资本主义
【摘要】 20世纪50—80年代的著名"剑桥资本争论"揭示出主流新古典理论存在不可避免的逻辑矛盾,表明目前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所有由货币量值表示的统计变量完全由社会关系或特定的货币金融体系决定,而与主流经济学基于生产函数的技术分析无关。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是现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与之相联系的生产关系与分配关系,其核心是以货币为基础的资本与雇佣劳动,由此形成以获取货币利润为目的的特殊竞争制度或比谁挣钱多的游戏。通过采用抽象的价值与剩余价值概念说明这种资本主义关系的性质并阐释现实中的工资、利息、利润和国民收入等概念,马克思在表明资本主义企业成本收益计算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用于讨论现实资本主义的有效需求和经济波动问题,并表明由有效需求决定的收入分配来自于资本主义经济为利润和资本积累而生产的性质。由此阐明,马克思经济学所关注的正是现实经济中由货币和国民收入核算统计变量所表示的资本主义竞争与收入分配的社会关系,主流经济学对这些统计变量和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是完全错误的。
【关键词】 马克思经济学； 资本主义； 货币； 社会关系；
柳欣教授学术回顾论文之《经济学理论的争论、批判、重建与实践：另一种声音》
经济学理论的争论、批判、重建与实践：另一种声音——著名经济学家柳欣教授之学术思想回顾
王 璐
（南开大学 天津 300071）
摘要：20世纪50-80年代的著名“剑桥资本争论”揭示出主流新古典理论存在不可避免的逻辑矛盾，表明目前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所有由货币量值表示的统计变量完全是由社会关系或特定的货币金融体系决定，而与主流经济学基于生产函数的技术分析无关，以此对新古典理论发起“向主流经济学宣战”的响亮口号。在重新表述斯密、马克思和凯恩斯三位伟大学者之经济思想的基础上，重新确立有效需求与货币经济的独特理论体系用于讨论当前我国宏观经济中遇到的各种现实问题，其核心是构建一个基于企业成本收益计算的货币经济的宏观模型，以此表明有效需求决定的收入分配来自于市场经济或现实资本主义经济中为利润而生产的性质和以货币为基础的竞争，并以此为基础在中国经济的实践中提出了提高名义GDP增长率的新一轮高速经济增长方案以切实推进中国经济改革。由此阐明，经济学所关注的是现实货币经济中由货币和国民收入核算统计变量所表示的竞争与收入分配的社会关系，主流经济学基于实物经济的技术分析而对这些统计变量和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是完全错误的。
关键词：柳欣教授、剑桥资本争论、货币经济、社会关系、中国经济
一、引言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柳欣教授，于2013年10月24日上午10时40分突发心脏病逝世，终年57岁。噩耗传来，我们都震惊不已，亦悲痛万分。令人扼腕叹息的，不仅仅是他淡泊明志、温厚谦和的大家风范，也不仅仅是他乐观豁达、平易近人的师者情怀，更是他数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终其一生所努力成就的经济学理论成果。曾有人评价说，在中国的经济学界，政治经济学领域和西方经济学领域似乎天然地被割断了，但有一个人却可以在这两个学术领域之间游刃有余并融会贯通到能够直指每个领域中的症结所在，而这个人就是——柳欣教授。柳欣教授的学术理论成就卓著、独树一帜，在国内外具有广泛的学术影响，但他的经济学理论绝不是曲高和寡、远离现实。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柳欣教授以经济学界发生于20世纪50-80年代的一场著名剑桥资本争论为契机，不仅明确指出并有力论证了主流经济学固有的逻辑缺陷、从而对新古典理论发起了“向主流经济学宣战”的响亮口号，并且在重新表述斯密、马克思和凯恩斯三位伟大学者的经济思想基础上试图重建一个新的经济学理论体系；而且重要的是，他能够运用这套经济学理论直观、全面地理解和解释当前我国宏观经济中所遇到的，诸如有效需求与资源约束、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总量与结构、城市化与三农问题、开放经济与人民币汇率、以及高速经济增长与经济政策等众多现实问题。[1]
然而，正是这样一个经历了多年理论积累和时间沉淀直至可以直面当今现实经济问题的经济学理论，却似乎由于柳欣教授多年来对主流经济学持之以恒的严厉批判而始终不被经济学界所理解和认可，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2013年10月17日下午，世界著名的后凯恩斯经济学家、著名凯恩斯传记《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作者保罗.戴维森教授应邀到南开大学举办讲座。在认真倾听了柳欣教授对戴维森有关凯恩斯经济学的理解所提出的质疑并就此阐发其全部经济学理论的精髓之后，这位时年83岁高龄的后凯恩斯学派当代领军人物由衷地赞叹说，柳欣教授的成就一定会让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然而，殊不知短短六天之后，柳欣教授就因突发心脏病而永远离开了他一生热爱的讲台和他心中坚持了数十年并倾心讲授了无数遍且已被世界知名学者赋予了如此高赞誉的经济学理论。毫无疑问，柳欣教授的英年早逝对于我国的经济学科，不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还是西方经济学和经济思想史等研究领域来说，都是一次无可挽回的重大损失。不仅如此，柳欣教授的骄人天资和宽厚品格也为他赢得了许许多多同事、学生、朋友、乃至全国经济学界的极高声望。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柳欣教授一生坚持追求学术真理、从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的治学精神让人钦佩，而他坦然面对各种顺境、逆境、荣誉、困难以至遭遇车祸等人生百态时的儒雅淡定亦让人动容。谨以此文深刻缅怀柳欣教授，并以此纪念他卓越的学术成就和他终其一生孜孜不倦努力追求学术真理的勇气与精神。论文以下内容主要分为五个部分：其一，经济学理论的争论：剑桥资本争论；其二，经济学理论的批判：向主流经济学宣战；其三，经济学理论的重建：一种新的理论体系；其四，经济学理论的实践：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其五，结语：经济学理论的另一种声音。
二、经济学理论的争论：剑桥资本争论
经济学界发生于20世纪50-80年代的著名剑桥资本争论问题是一个柳欣教授从大学时代起就非常感兴趣的学术问题。简单地说，这是一场关于主流经济学教科书是否存在根本性缺陷的激烈学术争论，可以说当时几乎所有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包括罗宾逊、斯拉法、萨缪尔森、索洛等人都曾加入到争论的行列，但遗憾的是这场争论最后无果而终，并很快消失在经济思想史的浩瀚长卷中再也无人问津。毫无疑问，剑桥资本争论的问题是极端复杂的，涉及到堆积如山的文献，其核心问题是异质的资本品和消费品能否加总为一个总量而采用新古典生产函数进行分析，并围绕这一核心问题揭示出目前位居经济学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理论的逻辑矛盾，进而引申到是否可以依据对所有理论和经验问题都能给予逻辑一致性解释的标准建立起一个新的理论经济学体系。正是以此为契机，柳欣教授开始了他数十年坚持不懈地研究理论经济学以推翻主流经济学分析框架和建立自己理论体系的学术研究历程。
那么，这场世界著名的剑桥资本争论究竟争论的是什么呢？柳欣教授曾明确指出，“在20世纪50-80年代发生的著名的‘两个剑桥之争’，是以英国剑桥大学的罗宾逊、卡尔多、斯拉法和帕西内蒂为代表的新剑桥学派和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地处麻省剑桥）的萨缪尔森、索洛和莫迪利安尼等人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之间进行的一场理论争论，争论的焦点是新古典理论的逻辑一致性问题。这场争论的背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古典综合派把凯恩斯经济学所讨论的国民收入核算的所有宏观变量运用生产函数进行解释，即现在的《宏观经济学》教科书，而新剑桥学派则是把凯恩斯经济学与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强调社会关系分析的古典经济学传统联系起来，试图表明财产所有权和收入分配对这些宏观变量的作用。”[2]
面对这样一个艰深选题，柳欣教授于1992年完成的50万字博士论文《资本理论——价值、分配与增长理论》（该书于1994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1996年柳欣教授完成该书的下卷《资本理论——有效需求与货币理论》，由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可以说是当时我国经济学界对于剑桥资本争论问题的第一次最为全面和系统地梳理。对于为何选择将这一问题作为自己长期研究的重点，柳欣教授在该书后记中作了明确表述。“理论经济学的现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本书的目的是要通过揭示新古典及新剑桥学派理论的逻辑矛盾来重建新的逻辑分析体系。”[3] 因此，这部50万字的理论著作正是围绕剑桥资本争论所揭示的主流经济学的一系列逻辑矛盾而展开的，其最终目的正是为了建立一个新的逻辑一致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并能够真正将其应用于现实经济问题的剖析。为此，柳欣教授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并在其后数十年的持续研究中几乎倾尽了他毕生的学术热情与学术毅力。而且重要的是，柳欣教授也非常明确地表达了他对于学术研究的评判标准，那就是科学研究的严谨与客观。“本书是批判性的，主要在于揭示新古典静态均衡理论的逻辑矛盾。同时本书又是可批判的，即一旦在本书的推论中发现了逻辑上的错误即可对本书的论点加以否定。这种逻辑标准对于科学研究是极为重要的。”[4] 事实上，柳欣教授在其多年的教学和研究生涯中也一直恪守这种从逻辑一致性入手进行批判和自我批判的学术准则，正如他对主流经济学总是无限放大其理论假设而将其应用于几乎所有经验问题的解释时所给予的严厉批评。“一条曲线有弹性、无弹性，就如同黑与白一样。用一种理论既可以说是黑、又可以说是白，当然是逻辑有错误。比如在IS-LM模型中，LM曲线可以是斜的、可以是横的、也可以是直的，那一定是逻辑有错误；因为当一个理论逻辑有错误时，它就可以解释一切。” [5]
那么，剑桥资本争论究竟揭示出了新古典理论哪些不可避免的逻辑矛盾呢？根据柳欣教授的描述，1953年罗宾逊提出了总量生产函数中异质资本品的加总问题。比如对于总量生产函数Y＝F（K, L），罗宾逊认为现实中的资本品由各种不同质的厂房和机器设备组成，不可能找到一个同质的单位将其加总成总量生产函数中的资本。而且，这种资本的加总也不能使用利息率；因为按照新古典的稀缺性要素价格理论，利息率作为资本的价格只有在知道资本的数量之后才能得到，这就使得利息率的加总会导致循环推论的错误。柳欣教授认为，加总问题是剑桥资本争论的关键问题，由加总问题会引出一系列新古典理论的逻辑矛盾问题，其中最显著的就是“资本倒流（Reverse Capital Deepening）”和“技术再转折（Reswitching of Technique）”。比如在新古典的基本命题中，由于假定资本与劳动之间存在单调的相互替代关系，因而利润率与人均资本数量之间存在着单调的反向关系；即随着利息率（资本品价格）的下降，厂商将使用更多的资本代替劳动，从而使得更低的利息率与更高的资本-劳动比率相联系。但在现实中，这一结论并不总是成立，因为较低的利润率也可能与较低的人均资本数量相联系，这种现象被称为“资本倒流”。此外，根据新古典的瓦尔拉斯资本形成方程，市场均衡时不同资本品将获得统一的利润率（或利息率）。当把这一均衡条件加入原有的表明各个市场供求均衡的联立方程时，资本和劳动之间将不再是单调的替代关系；即随着利息率的下降厂商会选择更加资本密集型的技术，而当利息率下降到一定程度时厂商又会重新选择更加劳动密集型的技术，这就出现了“技术再转折”现象。
柳欣教授认为，剑桥资本争论直指新古典总量生产函数之逻辑矛盾的重要意义在于，澄清这一问题将构成彻底否定主流经济学和重新建立理论体系的基础。正如新古典微观经济学教科书表明的，新古典的资源配置理论是一种相对价格理论，产品和要素的价格只是稀缺性的指数，而目前国民收入（GDP）统计却把所有商品和劳务的相对价格进行加总。但把两个表示稀缺性的指数加总在一起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新古典的资源配置理论只需要相对价格，并不需要GDP总量或目前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当然，如果是单一产品模型，使用生产函数的投入-产出分析是没有问题的，但对更接近于现实经济的多种产品模型而言，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把它们加总为一个总量，因而新古典理论不可能据此得到一个有意义的国民收入总量和价格总水平以及各种加总的总资本、工资、利息等国民收入核算的总量概念。实际上，1960年斯拉法《用商品生产商品》中采用两个部门（多部门）模型已经证明，新古典生产函数只能用于单一产品模型；一旦用于两个或多个部门模型时，由生产函数推论出来的新古典理论的所有基本定理都不成立，这种逻辑一致性问题对于新古典理论是极端重要的。由此，当新古典经济学家采用总量生产函数把其相对价格理论推论和套用到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变量，即把GDP作为实物并把统计中的资本作为生产要素和把工资率与利息率作为要素的价格时，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一系列逻辑矛盾，这就是剑桥资本争论的问题所在。因此，柳欣教授严厉批评了目前主流经济学基于总量生产函数而对实际GDP和物价指数的错误解释与应用。
面对新剑桥学派所提出的各种质疑和批评，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在20世纪60年代进行了回应。双方第一回合的交锋，是以1966年萨缪尔森宣布无条件投降而告一段落。在随后的1969年，索洛又提出了在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中避开这种加总问题而保持新古典理论的定理，即在一般均衡模型中把每一种资本品都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对于这一提法，新剑桥学派在20世纪70年代做出进一步回应，表明一般均衡理论中并不存在统一的利润率，显然采用一般均衡分析只是回避了加总问题，但也意味着将不能再使用总量生产函数。特别是，在整个20世纪60-70年代，新剑桥学派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评很快从资本测量扩展到增长理论和收入分配理论等更广阔的领域，批评的有效性也在争论中不断得到澄清和证实，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加入到英国剑桥学派的行列。同时，新剑桥学派开始通过复兴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经济学、并吸收卡莱茨基的理论试图重建经济学体系。然而，虽然新剑桥学派在逻辑争论中取得优势，但人们很快发现，这种异质品加总问题在新剑桥学派试图重建的理论体系中同样存在，如他们试图复兴的古典理论中存在着李嘉图的“寻找不变的价值尺度”和马克思的“转型问题”，即李嘉图和马克思的命题也只能在单一产品模型中成立而不能推论到两种（多种）产品模型。与此相联系的是关于“帕西内蒂悖论”的争论，即由萨缪尔森等人提出的新剑桥增长模型依然不能脱离生产函数的问题。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新剑桥学派经济学家罗宾逊、斯拉法和卡尔多等人的相继去世，有关剑桥资本理论的争论也就从此中止了。
柳欣教授认为，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有两个方面。其一是，尽管新剑桥学派采用异质品模型表明新古典理论中存在逻辑悖论，但这种逻辑悖论产生的原因却没有被揭示出来。比如萨缪尔森在1983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出，在承认逻辑悖论存在的前提下用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跨期均衡）表明，这种逻辑悖论只是出自于技术关系。其二是，新剑桥学派经济学家也不十分清楚资本理论逻辑悖论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和意义何在；其中重要一点是，他们同样认为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的统计变量是实物的统计，只不过试图把社会关系的因素加入到经济分析中。如罗宾逊表明的技术关系与社会关系的相互作用，当人们对斯拉法加入利润率的投入产出模型（马克思的生产价格模型）仅仅做出相对价格的解释时，也必然会把技术关系与社会关系混在一起，从而难以理清这种争论的逻辑并建立新的理论。[6] 对于剑桥资本争论已经揭示出来的新古典各种逻辑矛盾的存在和新剑桥学派也难以建立没有逻辑矛盾体系的困境，柳欣教授坦承，“当没有一种新的理论能够与新古典理论相竞争时，经济学家对现实的解释只能按照新古典的方法以免出现理论真空，即在剑桥资本争论的逻辑被澄清和能够取代新古典理论的新的理论出现之前，人们是不会放弃新古典理论的。”但同时柳欣教授也明确表示，“剑桥资本争论所揭示的逻辑悖论对于新古典理论是致命的，主流经济学错误地使用了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资料，误把它们作为由生产函数所决定的实际变量。正如剑桥资本争论中所表明的不只是资本领域的问题，只要涉及到这些统计资料分析的领域，采用新古典理论的分析都会产生逻辑悖论。”[7] 显然，当主流经济学家们乐此不疲地热衷于运用这种逻辑错误的理论去解释和预测实际经济时，其各种预言难免总是会让人失望之至，这也是柳欣教授多年来坚持批判主流经济学并长期致力于构建一种真正可以理解和解释现实经济之理论体系的初衷。
三、经济学理论的批判：向主流经济学宣战
显然，作为剑桥资本争论之核心问题的加总问题已经表明，把新古典稀缺性的相对价格所表示的产品（或资本）加总在一起是没有意义的。但是，现实经济中的总量又是如何得到的呢？柳欣教授认为，这里存在着一种有意义的加总方法，即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在其名著《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第十七章讨论货币的性质时提出的，采用斯拉法“自己的利息率”的方法来加总各种现实中的异质品以得到总量。简单地说，“自己的利息率”就是一种产品在两个时期的价格之比，由于每一种商品都有自己的利息率，因而可以任意选择一种商品的自己的利息率作为一般利息率（利润率），然后用这种一般利息率去除以其它商品自己的利息率，由此得到一种总量。[8] 柳欣教授认为，这种“自己的利息率”或一般利息率在加总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实际上相当于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经济学所强调的“统一的利润率”的概念，从而具有实质性的重要意义：即它表明的是资本主义经济中按价值计量的收入分配关系，而不是由新古典生产函数中的边际产品所代表的实物的分配关系。进一步，柳欣教授明确表示，“在现实经济中，作为一般利息率来加总这些宏观总量的就是货币利息率，从而使这些由价值表示的宏观总量就是由货币价值来表示的；货币价值或价格决不表示任何实物和物价水平，而是作为企业以获取利润为目的的成本收益计算和竞争的标准。”[9] 因此，这种在现实中或资本主义经济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加总”，表示的是正马克思经济学中由代表社会关系的价值所表明的货币经济和资本主义竞争，而不是主流经济学由代表技术关系的新古典生产函数所表明的实物经济与各种实物的总量概念。
然而，正如柳欣教授描述的，“自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以来，以新古典理论为基础的主流经济学统治经济学的研究和对现实的解释已经一百多年了，通过教科书把它的观念一代又一代地传输下来，形成顽固的理念和教条，这就是生产函数的技术分析和对所有现实经济问题完全从技术关系的角度出发进行解释。其中最典型的是把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的所有统计变量套用到生产函数中进行解释，即这些变量所表示的是实物和实物生产的技术关系。”但是，“当主流经济学把由经济制度所决定的国民收入统计变量完全套用在生产函数上时，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理论中严重的逻辑矛盾。这种逻辑矛盾在剑桥资本争论中被揭示出来：作为逻辑问题，就是总量与相对价格之间的矛盾；在现实的经验问题上，则表现为新古典理论不能直接使用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资料来说明资源配置和经济增长，更不能解释有效需求和经济制度问题。主流经济学中这种理论和现实的矛盾，导致了目前经济学在几乎所有的理论问题上都存在着难以解决的复杂争论，而理论中的严重逻辑混乱又使其根本不能对现实经济问题做出逻辑一致的解释和进行有效的预测。”[10] 因此柳欣教授明确表示，他要揭开主流经济学隐藏在实物经济研究方法下的实际GDP这层“皇帝的新衣”，他要彻底否定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及其对现实问题的研究，正如他在全国多所大学的各种讲座和课堂上曾经数度对新古典理论毫不留情地发起的“向主流经济学宣战”的响亮口号。
据柳欣教授回忆，他在1998年曾经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即“实际GDP是假的”。他认为，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市场经济并不是新古典的实物经济而是一个货币经济；在这个现实的货币经济下，GDP作为一个经济中全部货币交易量的增加值而构成一个货币值，却不是实物的统计也不表示任何商品与劳务的实物总量。由此，宏观经济学所要研究的重要指标是名义GDP，但这种名义GDP绝不是实物产出的数量和它的货币价格单位，而是与实物或技术完全无关的货币值。不过，在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这个货币值是没有意义的，从而要用实际GDP和物价水平把这个货币值抛弃掉，然后用生产函数去说明实际变量。但柳欣教授表示“这在逻辑上是根本不能成立的，因为主流经济学所抛弃的货币和名义变量正是我们现在所生活的市场经济中最本质的东西，即这些名义变量所表示的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11]，或马克思经济学中以价值表示的社会关系。因此柳欣教授指出，目前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所有由货币量值表示的统计变量完全是由社会关系或特定的金融体系决定的，与新古典理论中的实物、生产函数、时间偏好等技术分析无关，或者说这是一种特殊的比谁挣钱多的竞争游戏。
凯恩斯1936年发表的《通论》一书开创了以国民收入核算统计为基础的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同时也提出了对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理论的批判；其批判的要点就是明确指出新古典理论研究的是一个实物经济，即以生产函数（消费偏好）为基础的实物的投入产出关系，其典型特征是“两分法”，即把价值理论和货币理论分割为两个部分。然而，这种划分直接联系到主流经济学对货币的认识及其货币理论的形成。比如，“新古典理论采用‘两分法’把GDP截然划分为表示实物总量的实际GDP和由货币数量表示的价格水平，而货币仅仅是作为交易媒介表示实物的名义变量。”进而，“以此为基础建立的宏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以及微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导致了人们对现实的深深误解，其根本错误就在于新古典理论中根本就不存在现实中的真正的货币，或不存在表示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或社会关系的货币。”[12] 然而，现实中经济学所面对的各种问题几乎都与货币有关，如金融危机、有效需求、收入分配以及产业政策等，包括政府的经济政策通常也只是控制货币的发行和货币收入的分配，而这些问题无疑都联系到由货币表示的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变量。但新古典理论却总是将货币视为经济的润滑剂或覆盖在实物经济上的一层面纱，因而也被形象地称之为“货币面纱论”。比如在《微观经济学》教科书中没有出现货币，在《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的货币也只是作为交易媒介来决定名义变量的价格水平，这显然不是现实中的货币。特别是，在这种新古典的货币理论或货币数量论中，货币始终是中性的，即货币供给是由中央银行外生决定的。对此，柳欣教授认为外生货币供给只是主流经济学的一个教条，他以美国事实为例表明这是根本不存在的。比如美国几个世纪以来的市场经济运行完全符合卡尔多“程式化事实”所反映的规律性，且在中央银行成立之前就已经正常运行了一个多世纪，而中央银行成立以后原有商业银行的货币供给体系也未发生改变。也就是说，现实中的货币在充当交换媒介和价值储藏职能的同时，作为生产过程的组织手段更是实现生产和投资的重要工具，从而货币供给是内生于经济体系的，即货币体现的是一种社会关系。“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中，获取货币成为人们生活的目标，货币是一种权力和对他人的支配，而不仅仅是交易媒介。”[13] 实际上，这种由货币量值表示的GDP及其它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变量也可以说是资本主义“货币拜物教”的产物，从而存在着表示人们之间社会关系的总量价值。显然，这是一种“绝对价值”，即通过国民收入核算的总量所表示的资本主义的竞争和收入分配关系，却不是一个表示资源配置和技术关系的新古典相对价格。而且现实中，也正是由这种货币量值的GDP构成中的资本、工资、利润以及投资和消费等变量，共同组成了资本主义货币经济的竞争体系。
当然，如果新古典理论中不存在总量和具有实际价值的货币，那么其竞争概念也就失去了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原理所阐述的资本主义追求货币利润的竞争及由此达到的竞争均衡的本意，因为新古典的供求和价格除了传递信息外不存在可竞争的其他目的。事实上，斯密“看不见的手”是一种基于经济人的自利心驱使人们为获得自身利益所进行的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市场机制可以通过统一的利润率原则调节供求而达到均衡，即为了获取利润而竞争的古典一般均衡；它强调的是自由竞争所带来的秩序，而不是新古典完全竞争下由技术关系所决定的供求均衡或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或者说，由斯密“看不见的手”所代表的竞争是一种基于利益冲突关系的市场竞争，或如马克思表明的资本主义以获取利润和积累为目的的激烈竞争，而新古典理论的完全竞争却是一个在既定价格下任何参与竞争的主体都不再有动力继续参与竞争性活动的静止状态，这显然已经违背了斯密自由竞争的最初概念。特别是，由自由竞争所代表的古典一般均衡表明，“资本主义经济中为获取利润的竞争是在由货币总量基础上达到的统一利润率均衡，其中存在着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核心的资本与劳动的总量关系，即需要存在总资本、总收入和收入中工资与利润的份额、以及总资本的利润率这些总量概念，而在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中根本不存在统一的利润率和与其相联系的由社会关系所决定的总量关系。”[14] 柳欣教授明确指出，新古典理论中作为交易媒介的货币并不具备价值尺度的功能，从而各个生产者之间不可能进行真正的市场竞争，因为这种竞争需要一个统一的价值尺度即货币。但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当资本家使用货币资本购买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获取利润时，必须通过货币的成本收益计算使资本家之间展开激烈竞争，同时使新古典的资源配置得以实现。换句话说，真实市场经济的竞争必然是以货币为基础的竞争，其中的货币被作为竞争的目的并成为权力和支配他人的手段，由此使生产的社会关系展现为以货币为核心的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形式；即通过资本家预付货币资本而形成一种特殊的竞争制度，也就是柳欣教授所说的“比谁挣钱多的游戏”，它能够使最有能力的人通过货币或货币资本去支配资源或支配劳动，从而完全独立于新古典技术关系上的生产函数。故而，柳欣教授强烈批评新古典理论中不存在现实的竞争，认为其追求实物产品的所谓消费偏好只是一种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性质下的产出最大化，而不具备任何基于市场经济博弈规则的竞争含义。
在这里，柳欣教授特别强调了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游戏规则，即“以货币为基础的竞争”，他认为这是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区别于其它经济形态或社会制度的重要标志。但遗憾的是，在主流经济学的教科书中却找不到这种真正的货币，其由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的实物观念所解释的市场经济导致了人们对竞争与货币的严重误解。比如在新古典一般均衡模型中不存在知识的垄断和有偿转让问题，一个人发现了新的知识会无偿地告诉他人，而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则是以知识和信息的垄断为基础的。这种雇佣劳动联系到生产率（技术、知识和信息）的差别与竞争，从而保护知识产权和契约履行的法律制度是重要的。货币的重要性就在于此，即货币可以作为签订合同的信誉担保和价值标准；或者从某种意义上讲，货币并不是为了方便交易，而是为了签订契约。而且，也正是由于这种契约的性质，使货币成为一种特殊的信用关系或最简单和最直接的信用关系。这样，每个人占有的货币或信用关系将决定其签订契约的能力或其支配能力。比如在一个使用货币契约的生产模型中，资本家使用货币（契约）雇佣工人和购买生产资料，然后进行生产和出售产品以获取利润。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与商人的贱买贵卖是相同的，但与资本主义之前的商人模型有重要区别，因为这里的货币成为支配他人的手段，即资本家通过对劳动的支配，把新的技术应用于生产以与他人竞争。在此，货币作为价值标准或货币价格是极为重要的，它不仅能够传递信息和简化经济计算或降低交易成本，而且作为一种信用关系而成为竞争的手段和标准。因此柳欣教授认为，“货币作为一种信用关系来自于特定的竞争的博弈规则，即货币信用是一种履行契约的方式，以使每一个人能够对他的决策负责。”[15] 进一步讲，正是由于这种博弈规则，使得资产抵押成为一种极端重要的保障制度，并成为市场经济中信用关系的基础，因为只有资产抵押能够保证各个人对自己的决策负责。当然，现实中这种资产抵押的信用关系是通过银行来提供的，即银行通过相互的资产抵押创造出货币这种对交易者来讲更稳定的信用关系以便利交易的进行。这样，银行的货币创造就与资产抵押联系在一起，即银行的货币供给取决于可用于抵押的资产价值和它们的价值变动，企业可以通过资产抵押获得增加的货币进行投资。柳欣教授认为，正是这种以资产抵押为基础的内生的货币供给，使货币与资本（价值资本）之间具有了天然的联系，从而构成现实中由市场经济的博弈规则所决定的货币金融体系。
四、经济学理论的重建：一种新的理论体系
其一，理论基础：斯密、马克思和凯恩斯
实际上，导致剑桥资本争论失败的一个重要问题还在于其经验意义。比如，许多经济学家都力图寻找资本倒流和技术再转折这两个新古典逻辑矛盾的经验例证，却很少有人能够在经验中找到有说服力的证据，从而认为资本理论的悖论只是一个逻辑问题而不具有经验意义。但柳欣教授明确反驳了这一看法，他认为剑桥资本争论的经验事实在现实生活中是真实存在的，这就是美国学者卡尔多提出的著名“程式化事实”所揭示的国民收入核算统计变量的决定及其运行规律。“1958年，卡尔多提出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六个程式化事实，即：‘1.产出和劳动生产率以稳定的比率持续增长；2.每个工人的资本数量持续增长；3.利润率水平从长期看是稳定的，但在短期是波动的并与投资的波动相联系；4.在长期，资本产出比率是稳定的；5.利润在收入中的比率是稳定的；6.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和总产出的增长率在不同的国家呈现巨大差异。’这些事实表明，从长期看，经济增长率和生产率以及工资率的增长是稳定的，虽然资本劳动比率持续增长，但资本产出比率和利润率以及收入分配在工资和利润之间的比率是基本不变的，这些变量随着经济周期而波动。[16] 可以看到，这些由统计资料显示的事实是如此具有规则性，但新古典经济学家却给之以过于简化的解释，即认为只是由于存在着“中性”技术进步。然而，现实中的技术发明是极端不规则的，即技术进步会随着时间加速，显然新古典的解释并没有说服力。对此柳欣教授明确指出，这里的问题出在价值计算上，即所有这些程式化事实都来自于以货币量值计量的国民收入核算，而这些统计资料并不是由技术关系决定的，相反是由人们之间特定的社会关系或竞争所决定的；主流经济学的错误就在于把经济分析的基础建立在技术关系分析上，却完全排除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就经济学家们普遍认可的“卡尔多程式化事实”而言，如果解释的关键来自于以货币表示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的价值计量和统计，那么一个可以解释现实并具有经验意义的经济学理论，必须能够在基于特定社会关系的基础上从货币经济的角度重新解释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变量及其规律。柳欣教授认为，对于建立这样一种新的理论体系来讲，马克思和凯恩斯的理论正是针对这些统计变量的。他甚至认为，“从这个角度讲，马克思和凯恩斯的理论具有令人惊奇的一致性，重新解释马克思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对于重新建立经济分析体系是极端重要的。”[17] 事实上，柳欣教授在深刻阐述剑桥资本争论的各种逻辑问题并严厉批判了新古典理论的症结所在后，其研究的重心就是要在重新表述斯密、马克思和凯恩斯三位伟大学者的经济思想基础上重建一个新的逻辑一致的经济学理论体系，而且能够运用这套理论直观、全面地理解和解释当前我国宏观经济中遇到的各种现实问题。其要旨在于，它能够把斯密理论、马克思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之探讨现实资本主义经济的共通之处有效地连接起来，如把斯密“看不见的手”所代表的市场竞争和马克思以价值所表示的社会关系、以及凯恩斯精心构筑的货币经济理论等融为一体。尽管这三位伟大的思想家并不生活在同一个国度和同一个时代，其经济学理论也千差万别，但柳欣教授却在多年来对无数经典文献的潜心研究中发现了其共有的特征，即：“斯密、马克思和凯恩斯三位伟大的思想家对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都沿着一条共同的思路，即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所特有的竞争与货币的价值计量。斯密发现了市场经济的竞争协调这种古典一般均衡并给予了初步的描述，他的‘看不见的手’是对建立在竞争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自动协调机制的最恰当的比喻，因为我们所要建立的游戏规则就是自由竞争，没有竞争就没有市场经济的游戏。马克思采用其特有的、逻辑一致的价值理论建立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用以分析目前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统计变量的性质和它们之间的关系，从工资与利润的对立和为利润而生产的角度，通过对企业成本收益计算反映的国民收入统计变量关系和变动的分析，提出了‘利润率下降’这一有效需求问题的核心。凯恩斯则把这种价值理论转变为现实的货币理论，直接针对由货币量值构成的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变量，从而可以明确地表明以货币量值为基础的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和包括资本市场在内的竞争的游戏规则，并从内生的货币供给出发来讨论货币金融体系的运转，通过企业利润的变动来说明有效需求问题，并且联系到这种市场经济的最脆弱的环节——货币金融体系的运行。显然，这三位伟大的思想家所研究的决不是生产函数的技术关系，而是由社会关系所决定的特殊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和运行规律。”[18] 因此，柳欣教授明确表示，凯恩斯经济学的基础决不是当代美国新古典综合派所表明的新古典生产函数，而是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经济学表明资本主义竞争的价值理论；同理，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也绝对不是众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所阐述的相对价格理论的基础，而是凯恩斯货币理论的基础。
柳欣教授认为，斯密、马克思和凯恩斯的理论之所以具有相似之处，是因为他们揭示的是现实的市场经济。然而在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市场经济通常被解释为分散决策条件下利用价格机制配置资源的方式，这种解释与现实之间存在着明显差距。按照市场经济的博弈规则，资源的有效配置不只是使生产适合于需求，更重要的问题是竞争，即以货币为基础的市场竞争，而对于竞争概念最为直接的描述来自于斯密。由于资本是一种预付、其目的在于获取利润，所以资本主义以前由劳动获得全部产品的单一劳动关系的价值，必然会转变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由利润动机驱使的资本主义工资加利润的收入分配关系所形成的“自然价格”。这样，由供求决定的市场价格会通过资本转投的供求变动实现均衡，从而获得各个部门统一利润率的均衡，其中资源的有效配置经由统一利润率的竞争实现。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斯密提出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并以此阐述追求货币利润的竞争和由此达到的竞争均衡。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不仅批判地继承了古典学派的劳动价值论，而且创造性地发展了剩余价值理论。柳欣教授明确表示，马克思的价值与剩余价值所表明的资本主家的剥削并不是剩余劳动代表的实物，而是价值或以货币表示的利润。这一点联系到马克思价值概念的本质，即价值不仅是具体的劳动时间、效用或实物的分配尺度，更重要的是一种社会关系，即由价值表示的社会关系就是资本主义经济中或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货币和由货币所表示的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变量；但这种货币并不联系到任何实物和技术上的投入产出关系，而是联系到竞争和对人的支配，即货币不只是用来购买商品进行消费而是购买劳动获得一种权利，这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社会关系或游戏规则，或者说是一种“货币拜物教”和人的“异化”。 当然，如果现实中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变量不依赖于实物和生产函数，则可以对凯恩斯的理论做出完全不同于主流经济学的解释。比如在1930年的天才著作《货币论》中，凯恩斯确立了完全以名义量值为基础的货币经济理论，核心是以货币量值表示的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和利润，即凯恩斯的“基本方程式”。其含义在于：给定企业成本，利润等于本期投资减去上一期储蓄，而投资的变化取决于利润的变动，即利润越高投资越多，由此形成“寡妇的坛子”的累积型经济波动。进而，如果把货币供给和货币的“自己的利息率”依赖于资产抵押，使货币根植于“过去（现在）与未来”或持久性资产存量与未来的收入流量，并把货币的信用关系和货币的自己的利息率归之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则可以把凯恩斯的货币和利息理论发展为一种完全不同于货币数量论的货币价值理论，即根植于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经济学价值与分配理论的货币理论。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在柳欣教授的理论体系构建中，他一直特别推崇马克思经济学。柳欣教授认为，自19世纪70年代边际革命以来，在新古典理论强大的思想意识统治下，马克思的理论在剑桥资本争论之前几乎没有进入过西方学术界，而在20世纪60-70年代对古典和马克思经济学的复兴中又存在着许多误解，致使马克思的《资本论》这部伟大著作在西方经济学界被埋没了一个多世纪。但柳欣教授明确指出，马克思的理论体系所要研究的正是现实经济中由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所决定的目前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统计变量的性质和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以此来表明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竞争和运行规律。特别是在马克思经济学中，作为技术关系的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要求存在于所有的社会制度中，但马克思所要表明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实现这种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特殊形式即雇佣劳动和剩余价值，从而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所有概念——产出、工资、成本、利润等都联系到雇佣劳动和剩余价值，而不是直接联系到技术关系。在此基础上，马克思采用代表社会关系的价值等总量概念来讨论社会再生产或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有效需求问题。因此柳欣教授认为，马克思经济学所研究的问题就是目前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所要解释的现实问题，但主流经济学从技术关系的角度对这些问题的解释却是完全错误的，因为这些问题是由马克思经济学所探究的社会关系决定的。1825年，英国经历了工业革命的生产力飞速发展后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导致大量工人失业，一方面是生产过剩，另一方面是失业工人的生活水平下降，这是马克思讨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对这一制度加以批判的重要背景。与古典学者李嘉图不同，马克思所要表明的不是技术退步（如李嘉图的土地收益递减）导致的利润率下降，而是技术进步条件下的利润率下降；而且这一问题本身也说明，利润率以及价值与分配不可能依赖于技术关系，因为在技术进步条件下产出和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利润率）不可能下降。显然，这一命题正是我们现实中所遇到的问题，即资本主义经济在技术进步条件下所发生的周期性经济波动。实际上，马克思经济学所要表明的也正是这种经济危机来自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性质，即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不是为了消费而是为了获取利润。换句话说，这种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性会在技术进步条件下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和利润率下降从而引发经济危机，比如周期性高度繁荣（或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生产力的提高）后的经济衰退、大规模失业、以及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东南亚金融危机等，这些显然都是新古典生产函数的实物分析根本无法解释的。
其二，模型构建：货币经济的宏观模型
基于上述研究基础，柳欣教授发现凯恩斯的“基本方程式”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用价值方式讨论企业成本收益计算时的社会再生产公式高度一致，这促使他以此为切入点着手构建一个新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其关键是建立一个“货币经济的宏观模型”。[19] 步骤为：其一，将马克思的价值构成表达式分解为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等式；其二，以此修改主流经济学的收入-支出模型，并构建一个重新表述凯恩斯货币经济的收入-支出模型。首先，在马克思的价值构成表达式中，可以将不变成本
），资本家的投资支出和工人的消费支出构成总支出，即国民收入核算的支出法统计。这样，与企业成本收益计算的收入法公式联系在一起，即可得到一个重新表述凯恩斯货币经济的收入-支出模型，即：
（1）
其中，
）时厂商将获得利润，而企业能否赢利正是宏观经济分析的核心问题，因为企业经营的目的是为获取利润。因此，如果给定企业的成本，则总支出或GDP水平的变动将决定企业是否赢利或亏损。
其中，模型（1）式的收入一方实际上也表明了收入分配的差别。柳欣教授认为，在市场经济中，收入分配的差距或消费倾向的不同来自于工资收入与财产收入和经营收入的不同。如果把收入划分为三类，工资、利息和利润，那么利息和利润收入的消费倾向要远低于工资的消费倾向。[20] 比如在模型（1）式的收入一方（
）对收入流量（GDP）比重的增加，即资本-产出比率的提高，利息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将增加。在经济高涨阶段，投资的增加将使资本存量和利息增加，但在经济衰退阶段，由于存在着以前的契约，利息在总收入中的比重并不一定下降，反而可能提高。其三是关于工资的决定。一般企业在作投资计划时必须给定工资，否则无法进行成本收益计算；同时，由于工资合同的存在，工资也具有刚性。从短期来看，如年初工资可以视为给定，但工资作为“可变成本”是可变的，工资的变化取决于企业的利润和就业或失业状态。当经济高涨和企业的利润高时，工资率将上升，就业也会增加，但工资的上升比例不会超过利润的上升比例，即工资在总收入中的比例会下降；当经济衰退和企业利润下降时，企业将降低工资和解雇工人，但利润可能下降更多，从而工资在收入中的比重并不一定下降。这样，当投资（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使经济增长率提高时，一方面，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将使利润增加，另一方面，增加的投资将转化为下一期的资本存量，这使得资本存量对收入流量的比重提高。如果假设利息率不变，将导致利息在总收入中的比重提高。由此，当经济向上波动和投资以累积的比率增加时，必然导致收入分配中利息和利润在收入中的比重提高或工资在收入中的比重下降，从而使消费倾向下降或储蓄率提高。
柳欣教授认为，依据（1）式，如果假设工资等于全部消费（即
，即：
（2）
（2）式中，
）保持不变，稳定在10%。而且，上述一系列稳定的比例关系也恰恰是满足有效需求的条件，而现实中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也正是这些变量比例的周期性变动，它们同样具有极强的规律性。[22]
在柳欣教授看来，市场经济中存在的最大问题是由有效需求导致的周期性经济波动，而周期性经济波动在某些条件下会演变成严重的经济危机，特别是这种经济危机会对生产力造成严重的破坏，而且使市场经济难以运转。柳欣教授认为，马克思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的研究所主要针对的正是这种经济波动问题，因而都提出有效需求理论来解释经济危机的原因。比如马克思从工资与利润的对立来阐明资本主义再生产中的矛盾所导致的利润率下降，[23] 凯恩斯则直接用国民收入核算等式和企业的货币成本收益计算来表明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然而，主流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却完全抛弃了这种有效需求的分析，只是采用没有货币的生产函数模型加上刚性价格（工资）来解释经济波动，从而导致了分析上的严重错误，并造成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严重失误。相反，柳欣教授明确表示，有效需求问题是市场经济研究的核心问题，而且这种有效需求是与收入分配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们共同构成了市场经济之货币竞争游戏的重要组成部分。柳欣教授认为，宏观经济中由“有效需求”决定的收入分配来自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性质，即以货币为基础的竞争和对他人的支配；因为资本家获取利润并不是为了消费而是为了资本积累，即通过货币资本的积累表示其成就、社会地位和对他人支配的权力。由此，模型中存在一个关键性的古典假设，即假定资本家的利润完全用于储蓄（投资）而不消费，那么全部产品将是由个人的工资购买和消费的，资本家所获得的只是永远不消费而转化为资本的利润。因此，当收入分配中利润的比例提高时，资本将会加速积累而使产品的成本提高，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在长期，只有存在稳定的工资与利润的收入分配比率时，才能保证工人能够购买产品和使企业获得稳定的利润率。因此，该模型的稳定状态要求，收入分配的比率必须等于产品成本的比率。这样，假设利润率或货币利息率不变，依据模型（1）式，在稳定状态下，工资对利息（加利润）的比率（
）将是不变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工人购买全部消费品和资本家得到稳定的利润率或利息率；因为这里的工资不仅仅是成本，而且决定着需求。
依据模型（1）式，柳欣教授以经济高涨时期企业成本比率的变动为例来说明其变动的影响。比如随着投资的增加，资本存量价值对收入流量的比率将提高，假设折旧率和利息率不变，将使企业成本构成中工资成本对非工资成本或折旧与利息的比重下降，或可变成本对不变成本的比重下降，即（）。柳欣教授指出，这两个比例关系是体系均衡之存在性和稳定性的关键所在。给定消费倾向和利息率，这里将有一个唯一的均衡能够保证企业按照成本和给定的利息率或利润率售出产品或出清市场；换句话说，该模型的存在性和稳定性完全取决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所决定的消费倾向和为利润而生产的企业成本收益计算；特别是这种成本收益计算是按货币价值进行的。由此可知，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正是来自于高投资所导致的资产值对收入的比重过高和收入分配中工资的比重下降，从而导致需求不足和利润率下降并造成经济衰退。因此，一个经济中有效需求的条件能否满足，主要取决于收入分配的变动和企业成本的变动，这是市场经济或现实资本主义经济中有效需求问题的核心。
五、经济学理论的实践：经济学与中国经济
围绕上述货币经济的宏观模型，柳欣教授确立了其关于有效需求与货币经济的独特理论体系，这也是他出版于2003年的《资本理论——有效需求与货币理论》一书的主要内容。该体系以上述模型为核心，精心构筑了其包括价值理论、分配理论、货币理论、资本理论、有效需求理论、经济周期与经济波动理论、以及经济学方法论等在内的完整经济学理论体系。依据柳欣教授在前言部分的阐述，这一理论体系的架构其实早在1989年开始写作博士论文时就已经计划好，1993年开始准备写作，1996年在美国用英文完成初稿，1998年回国后开始对书稿中文版进行大规模修改，其间又经历了数度批阅、整理和完善直至2003年成稿。尽管付出了极大心血，但柳欣教授并不以为苦，因为他心中坚守着多年来持之以恒的研究目标，即“本书的目的是要建立一种新的理论体系，改变根植于人们头脑中新古典教条的观念，从一种新的角度来重新理解经济学和我们所生活的社会。”[24] 该书出版以后，虽然获得了较大反响，但通篇纯理论的叙述风格使很多读者深感难以全面理解其理论主旨。为此，柳欣教授在日本讲学期间笔耕不辍，完成了又一部运用其经济学理论成果直观而全面地阐释中国现实经济的著作《经济学与中国经济》。该书将他独树一帜的经济学理论成果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重要经济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全面阐述了当前我国宏观经济中所遇到的诸如有效需求与资源约束、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总量与结构、城市化与三农问题、开放经济与人民币汇率、以及高速经济增长与经济政策等众多现实问题。而且，正是通过运用这套理论对我国现实经济问题的深刻剖析，柳欣教授更加坚定了他多年来对主流经济学持严厉批判态度的决心。“本书对当前我国经济问题的分析所要表明的最重要的一点是，主流经济学实物经济的研究方法是完全错误的，它使以上理论和现实问题根本无法讨论，而只有按照货币经济的思路，才能理解和解释当前我国经济中所遇到的问题，才能进行真正的理论分析和争论。”[25]
柳欣教授明确指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一系列复杂问题。他认为，自1997年以来中国经济实际上经历了一次严重的经济衰退，失业大量增加，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速度大大放慢，收入和财富的分配不平等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而且，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大量城镇失业人员收入水平低下，考虑到不断上涨的房价和医疗、教育费用，实际生活水平已经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虽然我国实际GDP的增长率自1997年以来一直保持在8%左右，但每年新增就业量却在不断下降，他认为这些都是按照主流经济学实物经济的教条制定的“凯恩斯主义”政策所带来的不良后果[26]，甚至提出了“凯恩斯主义在经验上只有失败的教训而没有成功的经验”的著名论断，并以20世纪70年代美国和西方国家的严重滞涨与日本经济自90年代以来的长期停滞为例作过详细说明。特别是，他认为当前正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时刻，有必要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和政策进行深刻反思，并依据货币经济的研究思路重新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政策，才能正确地理解和解释我国经济中遇到的各种现实问题。
其一，依据货币经济的宏观模型所表明的有效需求原理，可以清楚地说明当前中国经济中存在的有效需求问题。柳欣教授认为，当前中国经济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在目前还有几亿人尚未消费到普通超市产品的情况下，生产这些产品的很多工人却失业下岗，很多农民包括城市里的工人都消费不起这些产品，而基本消费品的增长率在GDP中的比重却持续下降，同时占GDP一半的基本消费品则用于出口。显然，这一问题既不是资源约束，也不是技术约束，而是有效需求的约束；可以说，正是这种有效需求的约束造成了中国经济目前的困难局面。依据前面的模型可知，导致这种有效需求不足的直接原因是，我国经济1991-1996年的高增长所带来的资产值过高和收入分配中工资比例的大幅度下降，这使我国1997年以后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对此，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应是通过降低资产值来提高工资收入在GDP中的比重，其中一个重要方法是通过企业破产来降低资产值。然而自1997年以来，政府采用凯恩斯主义扩大总需求的政策导致了资产值大幅增加，并使工资收入在GDP中的比重大幅下降，而以房地产和股票价格为代表的资产值却成倍增长。虽然经济增长率保持在8%以上，但失业率也持续增加，收入分配产生严重两极分化，基尼系数在2005年已达到0.47；与之相对应的是产业结构严重不合理，与富人消费相联系的房地产价格大幅上涨，高科技产业发展迅猛，而基本消费品工业严重萎缩，其需求主要依赖于出口，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速度也大大放慢。因此柳欣教授认为，当前我国经济并不是稳定增长而是面临“滞涨”；导致这种滞涨的原因就在于凯恩斯主义的总需求扩张政策，即在经济周期高涨时期出现资产值过高和收入分配向富人倾斜，由此造成有效需求不足而产生经济衰退。
其二，有效需求不足导致了国内产业结构的严重失衡问题。柳欣教授认为，与总量关系相比，当前我国的经济结构问题更为突出，主要表现为失业率上升，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速度下降，收入分配差距严重扩大，产业结构向高收入阶层倾斜等；特别是严重的结构失衡已使我国经济的货币化和农村城市化过程处于停滞状态，货币金融体系和对外贸易也存在严重扭曲。显然，这些问题都不能用主流经济学的相对价格和资源配置理论来解释，因为这些问题的起源都来自于有效需求问题。一方面，由于工资收入在GDP中的比例下降，导致最需要发展的基本消费品部门严重萎缩，如1997年以来第二产业在GDP中的比重下降很多，同时大批具有高技术含量的高科技产业的增长率却大幅上升[27]，加上以基本消费品为主导的出口产业增长率也在大幅增长，这就使国内基本消费品部门进一步萎缩。另一方面，由富人消费所带动的房地产和高科技却快速增长，由此形成严重的恶性循环，即房地产和高科技快速增长带来的收入不断流入富人的口袋，富人收入的增加又进一步提高这些部门的需求并形成这些部门的利润，商业银行也根据利润原则进一步向这些部门贷款形成其更高收入，而这些贷款大部分都成为富人的收入，由此造成近年来收入分配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而且，由于目前的收入分配结构所导致的需求结构，高增长和高通涨会进一步增加富人的收入，而富人收入的增加则会使房地产价格和基础原材料的价格再度上升，从而使企业的成本全面上涨，致使越来越多的穷人更买不起基本消费品而造成更多企业倒闭和失业增加。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在目前城市住房价格飞涨的条件下，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越发困难。[28]
其三，在当前我国面临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或城市化以及货币化中坚阶段，提高名义GDP的增长率至关重要。柳欣教授认为，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和国家对经济保持强有力控制的条件下，通过财政政策和金融体系的改革启动新一轮的高速增长方案将能够调整和解决目前存在的上述问题，即提高名义GDP的增长率。他指出，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有效需求不足主要产生于我国经济货币化过程中上一轮高增长后的经济衰退。如1997年以来的经济衰退具有一般经济周期的典型特征，但同时期的宏观经济政策却没有缓解上述矛盾，反而使有效需求不足更为严重，突出表现在由收入分配两极分化产生的不合理需求导向与产业结构的恶性循环，使城镇失业率提高的同时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速度也大幅下降。依据前面的模型，其解决办法是通过企业破产来降低资产值并同时改变收入分配。由此，柳欣教授明确提出了通过扩张总需求和提高经济增长率的方法走出“滞涨”。具体讲，就是按照“货币量值的生产函数”所表明的名义GDP增长率和就业的关系，根据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的要求并参考日本与韩国的经验，把名义GDP增长率提高到20%左右，这样到2020年即可完成我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与货币化进程；即通过总量的扩张来调整结构，并在高增长过程中逐步改变模型中不合理的比例关系，使经济走向高速增长的稳定状态。这里的关键在于，柳欣教授采用了一个不同于新古典实物生产函的“货币量值的生产函数”，即：
其中，假设工资总量在GDP中的比重不变和工资率不变，就业和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速度取决于名义GDP的增长率。这种“扩张性政策”的要点是，政府通过强有力的政策手段在扩张总量的同时改变市场机制本身的调节方向，从而改变当前我国经济中存在的收入分配与产业结构的恶性循环。柳欣教授认为，在目前我国的技术水平条件下这个目标是能够实现的。特别是当前我国货币金融体系也与这种高增长相适应，即目前高于30%的储蓄率与20%左右的增长率相适应，其间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同时，提高经济增长率也是经济全球化的需要。近年来，由于国内技术水平的提高，在经济增长率10%左右条件下的出口增长率始终在25%左右，使出口在GDP中的比值也持续提高；这不仅导致严重的贸易条件恶化，而且是难以为继的。对此，主流经济学家只是希望借助于人民币升值来解决这个问题，但人民币的持续升值不仅不利于国际竞争，而且会严重扰乱货币金融体系的运行。因为按照“货币经济”的思路，汇率所表示的并不是“购买力平价”而是各个国家的“实际货币供应量”，这样名义GDP的增长率与汇率是可以替代的。比如当我国GDP的增长率达到25%时，出口在GDP中的比值将保持稳定，而日本、韩国及许多发展中国家在高速经济增长时期都采用过这种方法。
柳欣教授指出，当前我国经济还面临着一系列严重问题，但同时也应当看到，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正在进一步深化，企业和市场竞争机制已经逐步完善，金融体系的改革也正在向市场经济的方向推进。目前所遇到的问题主要来自1997年以来我国农村城市化和货币化的速度减慢，随之出现的有效需求、就业、分配和结构等问题又严重阻碍了这种货币化的进程。因此，当前中国经济需要一次大规模的货币化过程，即通过解决上述问题和加速金融体系改革的同时，实现名义GDP的高速增长和完成结构调整。柳欣教授坦言，上述理论体系和政策观点带有强烈的政府干预经济的倾向，即提高政府的财政、货币政策和直接干预经济，加速完成我国的货币化过程和加速经济增长，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当然，目前我们对市场经济制度和运行的理解程度会对这种政策产生很大限制，但我们只要排除主流经济学的实物观念，完全可以从各国的经验中得到可行方案，从而加强政府对经济制度和经济运行的自觉调节。他甚至认为，“就马克思强烈表达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愿望来讲，我们上述‘高速增长方案’和理论的社会哲学基础可能更接近马克思主义。”[29]
六、结语：经济学理论的另一种声音
在多部已出版的著作和已发表的论文中，柳欣教授曾经不止一次地提到，他在对新古典理论的严厉批判中逐步确立起来的经济学理论成果，在当今中国经济学界可能只是一种“异端”，并不被主流经济学家所认可。尽管他在全国多所大学的各种讲座和课堂上曾经无数次慷慨激昂地讲授过这套经济学理论，尽管也有越来越多的师生在他幽默风趣地运用经验数据不断验证其理论成果的过程中感受着其学术思想的魅力，然而对于柳欣教授而言，“作为异端的滋味的确是不好受的”。但柳欣教授并不认为他的研究和观点就是异端，正如他在《学术月刊》访谈中所说，“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从根本上错了，那么研究和表明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的错误怎么会被认为是异端呢？”[30] 面对主流经济学基于生产函数的技术分析所确立的理论体系，柳欣教授一改往日的温厚谦和，就像战士一样运用他的理论武器不断向其发出挑战。
2014年4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刊发书评，高度评价了法国经济学家皮克提的新著《二十一世纪资本论》，认为这是今年甚至十年内最重要的一部经济学著作。令人惊奇的是，这个同样被视为“异端”的作者皮克提在书中运用大量历史数据所得出的一些结论与柳欣教授早在十余年前就提出的理论成果有着一定程度的相似。比如皮克提的核心观点认为，当投资回报率超过经济增长率时不平等程度会上升，因为资本利润和其他财产收入增长往往比工资收入增长快，而工资恰恰是大多数人的生活来源，从而呼吁用累进税制作为限制财富集中的方式。可以看到，皮克提所提到的财产和投资回报率高于经济增长率的结果是工资收入比例的相对缩小，这恰恰是柳欣教授所强调的市场经济中有效需求问题的核心，即收入分配的变动和企业成本的变动必然导致有效需求不足。特别是，皮克提提到了GDP增速低于投资回报率的结果将是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这也恰恰是柳欣教授所提出的面对当前我国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现状需要提高名义GDP增长率这一举措的重要理论背景。不过不同的是，皮克提是以列举先进工业国家几个世纪以来的财富积累和经济增长数据为基础得到的研究结论，而柳欣教授却是基于其货币经济的宏观模型以及围绕这一模型所构建的理论体系对于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实践的深入分析所得到的理论成果。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令人欣慰的是，已有运用大量历史和经验数据得出相似结论的著作来证明柳欣教授的理论成果（虽然只是某些方面的相似），并且这样的结论也得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赞誉。只是这样的证明来得太迟了，不免令人遗憾万分。
经济学的研究终究要回归现实和回归社会，这是柳欣教授一贯坚持的学术风格。作为“经济学理论的另一种声音”，柳欣教授坚定地认为，经济学所要研究的决不是生产的技术关系而是社会关系，或者说是以经济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制度。新古典理论的基础是以资源配置为核心的相对价格理论，即资源配置可以通过表示要素稀缺性和人们偏好的相对价格进行而达到最优，但这个理论既不需要也不可能得到任何有意义的总量以及总量之间的关系。因为作为总量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的统计变量来自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即人们为了获取纯粹的价值符号——货币而进行的竞争或游戏。显然，这种价值概念或货币所表示的价值直接联系到构成国民收入或GDP的各种总量的关系，其核心是国民收入中工资与利润的分配和资本积累产生的价值资本（存量）的利润率。但现实中与这些变量所联系的并不是新古典的生产函数而是市场经济的货币金融体系，从而联系到货币存量和内生的货币供给。或如马克思所表明的，资本主义经济是实现“按比例分配劳动”或资源配置的一种特殊的方式，而这种特殊的方式就是以货币价值为基础的竞争。因此，经济学所要研究和解释的主要现实问题并不是技术关系，而是这种特殊的经济制度下的竞争规则和运行规律，并通过逐步地修改竞争规则使其更加符合人类的公平、正义的道德理念，使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而新古典理论的技术分析却根本不能用于解释这种特殊的经济制度和承担这种经济制度的研究。
柳欣教授认为，我们生活在被斯密、马克思和凯恩斯这三位伟大思想家改造过的世界中，他们的思想在今天依然影响着这个世界。尽管当今经济学界对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存在许多误解，但柳欣教授明确表示，在人们公认的改变世界思想家的前十位中，作为经济学家的斯密、马克思和凯恩斯都是研究的经济制度和社会关系而不是资源配置。当然，经济学并不排除资源配置的研究，但资源配置问题是被容纳到社会关系研究中的；或者说经济学是要通过改变社会制度来实现资源配置，即不只是获取更多的消费品，而是要实现人类的文明和理想。柳欣教授在《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前言中曾说过，“问题主要不在于理论上的复杂性，而在于主流经济学一个多世纪以来对经济学界的无情统治中所形成的观念，是这种观念淹没了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和思想家斯密、马克思和凯恩斯，埋葬了剑桥资本争论。一旦排除了这种观念，本书所要揭示的只不过是一个“皇帝的新衣”的问题，不仅实际GDP是假的，而且主流经济学建立在总量生产函数基础上用于解释现实的理论体系完全是虚构的。本书中所提出的所有问题都只是供参考和讨论的，但‘实际GDP是假的’却完全可以轻易地从经验中得到证明。” 从这段总结性评论中，可以看到柳欣教授对自己的理论研究是充满自信的，因为他始终坚信“理论的功能只是在于解释现实和预测”；如果经济学还是一门社会科学，那么经济学的研究就绝对不能抛弃现实中每个人所赖以生存的社会关系，这一点正是新古典理论作为一种研究范式的致命缺陷。我们期待着他的理论研究终将被证实的那一天早日到来。
后记：柳欣教授是我的导师，亦是我一生的师长。他引领我走入经济思想史的殿堂，为我打开一个新的经济学领域的广阔视野，让我欣喜地看到原来经济学的世界里还有一个如此让人痴迷和喜爱的角落。我以为我可以幸运地一直在他的引导下从事这个我所热爱的研究领域，在我遇到各种困难和理论问题的时候去向他请教，聆听他每一次面带微笑娓娓道来的讲解而豁然开朗。我从未想过有一天他会突然离去，就这样悄无声息地离开了他一生钟爱的讲台和他心中坚守了数十年并在全国多所大学的各种讲座和课堂上慷慨激昂地讲授过无数次的他的经济学理论。而今柳欣教授已离开我们数月有余，恍惚间总觉得他还在我们身边从未曾远去。含泪写下这篇文字之时亦不免心中惶恐，因为我深知仅此一篇万千文字焉能就此记录下他独树一帜的经济学理论的全部概要以飨读者？唯愿柳欣教授这一“经济学理论的另一种声音”能够在经济思想史之波澜壮阔的浩瀚长卷中留下一纸痕迹，故特此为念。
参考文献：
1.柳欣、王璐：《经济思想史》，人民出版社2009年。
2.柳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人民出版社2006年。
3.柳欣：《资本理论——有效需求与货币理论》，人民出版社2003年。
4.柳欣：《资本理论——价值、分配与增长理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
5.柳欣：《马克思经济学与资本主义》，《南开经济研究》2013年第6期。
6.柳欣：《剑桥资本争论之谜——实物还是货币、技术关系还是社会关系》，《学术月刊》2012年第10期。
7.柳欣、王璐：《货币与资本主义：挑战西方主流经济学——柳欣教授访谈》，《学术月刊》2012年第10期。
8.柳欣：《滞胀与我国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两难选择》，《经济学动态》2010年第6期。
9.柳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向主流经济学宣战——近三十年理论经济学研究述略》，《生产力研究》2007年第15期。
10.柳欣：《经济分析的基础：技术关系还是社会关系——对西方主流新古典理论的反思》，《经济学动态》2006年第7期。
11.李全：《为国利民，敢为天下先——记著名经济学家、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柳欣教授》，《决策与信息》2007年第1期。
附：柳欣教授生平简介
柳欣教授1956年12月生于天津市，祖籍江苏镇江；中国共产党党员，经济学博士，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生前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南开大学统计制度与方法研究中心副主任等职。2013年10月24日上午10时40分因病逝世，终年57岁。
柳欣教授长期从事理论经济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在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与经济思想史等领域成就卓著，独树一帜，在国内外具有广泛的学术影响。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经济、马克思经济学基本理论、价值分配与资本理论、货币与宏观经济学、凯恩斯经济学、经济学方法论等。出版《经济学与中国经济》、《资本理论与货币理论》、《新中国经济学60年》等多部学术著作，在《中国社会科学》、《光明日报》等报刊杂志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培养硕士、博士百余名；担任中宣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首席专家，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项目等多项研究课题，获得多项国家和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教学优秀成果奖，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研究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
[1] 参见柳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人民出版社2006年。
[2] 柳欣：《剑桥资本争论之谜——实物还是货币、技术关系还是社会关系》，《学术月刊》2012年第10期。
[3] 柳欣：《资本理论——价值、分配与增长理论》，后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
[4] 柳欣：《资本理论——价值、分配与增长理论》，后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
[5] 摘自柳欣教授《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向主流经济学宣战》讲座内容。
[6] 柳欣：《剑桥资本争论之谜——实物还是货币、技术关系还是社会关系》，《学术月刊》2012年第10期。
[7] 柳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向主流经济学宣战》，《生产力研究》2007年第15期。
[8] 柳欣教授认为，这种类似贴现率的做法实际上即公式“K = R / r”的含义（其中，K为资本存量价值，R为资本品在一定时期的收益，i为利息率）。也就是说，当采用一种利息率来贴现资本品的价格时，即可得到各种资本品的统一的价值单位，并获得统一的收益率或利息率。
[9] 柳欣：《剑桥资本争论之谜——实物还是货币、技术关系还是社会关系》，《学术月刊》2012年第10期。
[10] 柳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前言，人民出版社2006年。
[11] 柳欣：《经济分析的基础：技术关系还是社会关系——对西方主流新古典理论的反思》，《经济学动态》2006年第7期。
[12] 柳欣：《剑桥资本争论之谜——实物还是货币、技术关系还是社会关系》，《学术月刊》2012年第10期。
[13] 柳欣、王璐：《货币与资本主义：挑战西方主流经济学——柳欣教授访谈》，《学术月刊》2012年第10期。
[14] 柳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70页。
[15] 柳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05页。
[16] 柳欣：《资本理论——有效需求与货币理论》，第4页，人民出版社2003年。
[17] 柳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向主流经济学宣战》，《生产力研究》2007年第15期。
[18] 柳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70页。
[19] 柳欣：《资本理论——有效需求与货币理论》，第56页，人民出版社2003年。
[20] 柳欣教授认为，凯恩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假设意味着具有不同收入的阶层其消费在收入中的比重是不同的，或者表明富人比穷人具有更高的储蓄倾向，这与古典学派和马克思基于资本家不消费之古典假设的资本积累理论非常接近。这一点作为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经验事实来自于储蓄或资本积累并不是为了未来的消费，而是为了积累用货币价值表示的财富以表明所有者的成就和社会地位。
[21] 依据表达式（），马克思表明社会再生产平衡的实现条件是，资本家的投资等于资本品部门的总价值和工资等于消费品部门的总价值。
[22] 柳欣：《马克思经济学与资本主义》，《南开经济研究》2013年第6期。
[23] 柳欣教授认为，马克思立足资本主义为利润和资本积累而生产的性质深刻表明资本主义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源。假设利润用于储蓄，工人工资消费产品，资本家得到由资本品部门的产出表示的利润；再加入作为资本存量的不变资本，即可得到利润率。其中资本品部门产出价值必须与（资本存量）不变资本加消费品部门产出的工资之间保持稳定比例以保持利润率不变，否则当资本积累使不变资本递增时将导致利润率下降。显然，这种利润率下降来自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性质和价值与剩余价值的计量而与新古典的技术无关。
[24] 柳欣：《资本理论——有效需求与货币理论》，前言，人民出版社2003年。
[25] 柳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前言，人民出版社2006年。
[26] 注：柳欣教授所批评的“凯恩斯主义”主要是指美国主流的凯恩斯主义如新古典综合派和新凯恩斯主义等，而不包括强调货币经济的凯恩斯经济学和英国的后凯恩斯主义如新剑桥学派等。
[27] 柳欣教授认为，高新技术产业必须大力发展，但它决不能在GDP中占有如此之高的比重和具有如此之高的“资本劳动比率”和工资率，这必定会影响第二产业的正常结构与均衡发展。
[28] 柳欣：《滞胀与我国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两难选择》，《经济学动态》2010年第6期
[29] 柳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74页。
[30] 柳欣、王璐：《货币与资本主义：挑战西方主流经济学——柳欣教授访谈》，《学术月刊》2012年第10期。
（《政治经济学评论》2014年第5卷第3期）
柳欣教授英年早逝，一晃三年。三年期间，每当静下心来，常常想念柳欣，仿佛他没有离开，依然在我们中间。
愿经济研究所的同仁们发扬柳欣的精神，把经济研究所建设好，以此作为对柳欣教授最好的纪念。
一宵别恨独酒知 ——怀念我的恩师和朋友柳欣教授
一宵别恨独酒知 ——怀念我的恩师和朋友柳欣教授
宁咏
10月24日，送走了柳欣老师。我又拿起行李，赶往另一个城市。走出告别厅，看到离去的人们，我清楚，尽管有那么多的朋友不能接受你的离开，尽管诀别的时候那样的撕心裂肺，但是，一切都已经结束。这就是无常，真实的世界。可我实在不愿意就这样结束。坐在候机厅，我打开电脑，开始写下以下的文字：
认识二十二年了
今天，我才想起来我们已经认识二十二年了。那时候，我还是经济系大三的学生，你是经济研究所的青年教师。你和蔡继明老师商量，要从经济系“挖”几个学生，通过小樊，我们见面了。记忆已经模糊，我已经分不清楚是真实的记忆还是现在的想象：在经济学院的圆楼下，你刚刚下课，小樊把我介绍给你，你说，考所里的研究生吧。那天，你一定有爽朗的笑声，那天，也一定有满天的晚霞。我一直都是这样记忆的。
你让我到宿舍找你。你住在河边的教工宿舍，筒子楼。我已经忘记那是第几宿舍了。你住在一楼，家家户户的煤油炉都放在楼道里。我还能清楚的记起楼道里混杂的煤油炉的和潮气的味道。你坐在一堆书中间。那时候，你正在写博士论文。后来我才知道，你的论文写了50万字，谷老师催着你答辩，你说才刚写了一半，谷老师说就用这一半答辩吧。这个故事是我后来听说的，没有向你验证过，但我觉得这事是真实的，你的论文出版时就叫做资本理论上卷。
你问我对什么感兴趣，我随口说了当时流行的股份制改革，你说，没劲，跟我学纯理论吧，现在的主流经济学都是错的，我们把他给改了。我就这样跟你学纯理论了。那时候你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的问题出在静态均衡的概念上，一般均衡是静态均衡，不能解释经济增长。你提出了动态非均衡的概念。我想跟你学，本科毕业论文也写动态非均衡。你说还是先研究均衡理论吧。我就写了马克思的一般均衡理论，拿给你看，你说，还行。我知道，你是在鼓励我。
我读了研究生。你是我实际的导师，名义上的导师是复旦的宋承先教授，你那时还没有带研究生的资格。宋先生年事已高，在我读研究生期间一直没有到学校来过，我就由你代管。专业课就我一个学生，到你家里上课。严格讲也不能叫做上课，你主要在聊你论文的思路，我听着。能听懂个大概，实在不明白的时候我就问，你再重新讲，有时候讲着讲着就和原来不一样了。上过这样课的人，大概不多吧？
硕士快毕业的时候，你劝我留下来继续读博士。我一直拿不定主意。我谈了个女朋友，也要毕业。你说干脆一起留在天津吧。你领着我找到你在银行工作的大学同学，让他想办法在银行找个工作。我知道你一辈子都不愿意求人，那次算是例外吧。
我读了谷老师的博士。但由于研究方向的关系，主要还是跟着你。又听了一遍你的宏观经济学，还是和以前一样听你讲你的理论。我的论文选了一个题目，叫做内生货币供给，其实就是你的理论体系的一个观点。这是一种很讨巧的办法，把你的观点认真梳理、归纳，就可以成为一篇不错的文章。
快毕业的时候，有一天，在你家里聊天，你说，还是留校吧。我说想是想，就是收入太低。你说了句，也是，就没有再说话。毕业后我去了银行工作，一晃就是15年。听后来的学生说，你上课的时候还经常提起我，说我要是留在学校就好了。这么多年，你一直还惦记着我。而我，又为你做过什么呢？
成了业余经济学家
上学的时候，经常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新古典理论是错的”。你走了以后，我看到微信上总结的柳欣语录，这句话变成了“新古典理论都是对的，就是不能理论联系实际”。哈，这么多年，你的观点没变，但语言比以前风趣了。
你是从剑桥资本争论开始发现新古典理论的问题的。现在的经济学家已经不清楚这场发生在上世纪50－80年代的经济学界的“空前绝后”的争论了。罗宾逊、斯拉伐、卡尔多、萨缪尔森、索洛、希克斯等几乎所有的著名经济学家都参加了这场论战。以罗宾逊、斯拉伐为代表的剑桥经济学家证明了新古典理论的逻辑悖论，对新古典理论提出了挑战。一个偶然的机会——1986年，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得到世界银行10万美元的贷款购买图书，你作为理论经济学方面图书的挑选人，购买了大量有关剑桥资本争论的文献资料，开始系统全面的研究剑桥资本争论所揭示的新古典理论的悖论。在一篇访谈录中，你回忆“关于剑桥资本争论的文献，我看过的书和文章可能超过千种”。
尽管揭示出新古典理论的逻辑错误，但随着上世纪80年代罗宾逊、斯拉伐的相继离世，剑桥资本争论无果而终。新古典理论又开始“若无其事”的统治着经济学界，并且与数学家一起，将经济学引入日趋精细化和形式化的“主流”。当然，这种“主流”在你眼中是毫无疑问的“迷途”。你开始了长达20多年的与主流经济学的征战。
在那篇访谈录中，你回忆了这些年的“征战历程”：“1992年，我完成了花了五年时间写成的50万字博士论文《资本理论——价值、分配与增长理论》，该书现在看来已经得出了剑桥资本争论的许多重要结论，但当时明确知道对问题并不清楚，许多东西都是在‘瞎写’。1996年完成了该书的下卷《资本理论——有效需求与货币理论》，写完之后就知道依然不对，所有的问题都没解决。1998年，可能是10月的某一天，我突然发现GDP是假的，或者说根本就不存在实际GDP，由此得出一个惊奇的结论：目前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的所有由货币量值表示的统计变量完全是由社会关系或特定的货币金融体系决定的，更明确将是由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决定的，与新古典理论中生产函数的技术分析完全无关。主流经济学的错误就在于把表示社会关系的国民收入统计变量应用到技术关系的分析中，更进一步讲，经济学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并不是技术关系或资源的最优配置，而是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关系”。
2006年，你出版了《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在那本书的前言里，你明确提出了新古典理论是“皇帝的新衣”：“问题主要不在于理论上的复杂性，而在于主流经济学一个多世纪对经济学界的无情统治中所形成的观念，是这种观念淹没了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和思想家斯密、马克思和凯恩斯，埋葬了剑桥资本争论。一旦我们排除了这种观念，本书所要揭示的只不过是一个皇帝的新衣问题”。
你把统治人们观念上百年的主流经济学教条当作了“皇帝的新衣”，作为一名中国的经济学家，你实在太大胆、太狂妄、太“无知”了。难怪很多海归经济学家把你当作“业余经济学家”了。
长期作为“业余经济学家”的滋味一定是很不舒服的，难怪你有这样的感慨“我的观点不仅在学术圈里很少有人问津，即使在南开大学也很少有人理解，以致有时给学生上课也底气不足。我教给学生的这些东西能应付各种考试吗？他们能在《经济研究》这类国内权威杂志发文章吗？如果不能你不是把学生毁了吗？”
这样的感慨，在当下的中国，既无奈，也无解。但这都是你自己选择的。以你的学识和悟性，完全可以选择把西方教科书中的理论介绍到中国，“理论联系实际”，解释中国的现实，你还可以提出各种假说和模型，可以为政府提各种方略。但你偏偏没有这样做，你要批判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的主流观点，要推翻它们，替代它们。这种路数，若从主流论，是异端；从潮流论，是超前。可你偏偏选择了这条路。你相信经济学的力量是思想的力量，你相信只有在批判中思想才能进步，你相信你都是对的。是的，我们所有热爱你的人都相信，有一天历史会证明你是对的。但那一天，你已经永远看不到了。
当了多年的所长
柳老师，真不敢相信你当了这么多年的经济研究所所长（已经记不起你是哪年当的所长）。我们都觉得你不适合当官。你居然当了所长，一当就是7、8年。 你当这个所长显然不是积极争取的结果。比你更适合当官的人都当了比所长更大的官，没人了，只能你干。其实，无论是读博士，评教授，你都比别人晚，等到不能再等了，才轮到你。
你当所长的时候，我已经毕业了。没有在你“治下”经历过。但我可以想象，你的治理风格一定是“以德服人”和“无为而治”的。“以德服人”是你的本色。在追思会上，冼国明教授说你是“温良恭俭让”，大家都深有同感。李罗力和唐杰老师发来的悼词，“三十年马蹄湖，槐荫荷艳，甘为仁谦雅让之杨柳”，也极为形象。中国当官要讲“儒表法里”的。你里里外外只有“儒”，没有“法”。王道、霸道那一套你学不会，也不愿意学。
“无为而治”是你的另一面。你是个自由的人，不愿意被人管，也不愿意管别人。我体会过一次你“无为而治”的管理风格。有一次所庆，你组织的纪念活动，典型的“柳氏风格”，随意而有些杂乱。你说，所庆就应该这样，把大家请回来就行了，不用刻意规定这组织那。
其实，你早就不想当这个所长了。听你说过多次要辞去所长的职务。但好像一直没有合适的人接任。你只能继续干着，一点都不喜欢的继续干着。想一想，报课题、拉基金、搞创收，这些事你能喜欢吗？干这些事情对你来说就是煎熬。
几年前，你在宝坻买了套房子。很多人都说那地方是个“空城”，没人气。可你偏偏喜欢那个地方。去年十一，我在你家里住了一晚上，你领着我在院子里散步，领略了“空城”之空。你说“我就愿意在这里呆着，没人多好！”。没课、没事的时候，你就呆在空城里，在空城当着你的所长。
南开经济研究所衰落了。这是一个有着80多年历史的老所，西南联大时期，它编制的南开价格指数是当时最权威的价格指数。上世纪80年代，它又培养了一批在国内有影响的中青年学者。可是今天，它无可奈何的衰落了。衰落，是它的宿命。中国有哪所学校超过了西南联大呢？南开不也在衰落么？理论经济学不也在衰落么？可是，作为所长，你得背负着衰落的十字架。谁都清楚，你改变不了这个现实。你这个所长，既没人权，也没财权。你改变不了体制。你更改变不了国情。当今的中国，有几个人对理论经济学感兴趣？你只有背十字架的份。
今天，你终于不用再背这个十字架了。没有柳欣的经济研究所，会是什么样子呢？
一宵别恨独酒知
柳欣善饮。几乎认识你的人都知道这事。我分析过你善饮的原因，一是你酒量好；二是你不会拒绝，谁敬你你都喝，而且都不会喝的比别人少。
但是在学校的时候，我还真的没有陪你好好喝过酒。那时候你带的学生少，91级是小樊，92级是我，我和小樊酒量都不行。听你说过，这两个学生别的都不错，就是酒量不行，学问能教，喝酒看来培养不出来了。
我倒是经常有陪你喝个“小酒”的机会。每周去你家里上专业课，就我一个人，讲完了，到了中午，你就从冰箱里收拾点东西，到厨房里炒了，开两瓶啤酒。我喝半瓶，你喝一瓶半。你的菜炒的不错，天津味。
毕业后，在“江湖”混了几年 ，我的酒量有长进，但和你喝酒的机会却不多了。有一次你去宁波出差，我陪你去了溪口，从山上下来，我们找了一个小饭馆，开了一瓶白酒。我觉得很自豪，这么多年，终于可以陪着你喝酒了。那天听你聊学问的进展，说可以解释中国问题了，你还准备建个模型，预测中国的宏观经济。我聊这些年在社会上的见闻，自己的想与思。不知不觉，一瓶酒就喝完了。那天，溪口的风景很美，山是青的，剡溪也是青的。望着窗外的景色，我突然想起了一句话，“多年师徒成兄弟”。
和你喝酒的机会不多，但朋友们一起喝酒的时候却经常“骚扰”你。上个月小樊来北京的时候，一帮同学吃饭，小樊说他学问做得好，我不服气，就给你打电话，你说谁的酒量好谁的学问就好。两周前我去烟台，和姚勇一起吃饭，我们说要是柳老师在就好了。于是就给你打电话。那天我们约好11月份一起在烟台喝酒。可24号你就突然走了。 再也没有机会和你一起喝酒了。那个清冷的秋夜，我开了一瓶酒，想起和你在一起的一幕一幕，泪如雨下。那一夜，我写下了两句诗“秋来夜色凉如水，一宵别恨独酒知。” 拉拉杂杂写了这么多。我知道，这不是最好的纪念方式。最好的方式是写一本《柳欣经济学》。可是，谁有这个能力呢？
亿先生
欧阳日辉
柳欣先生平生阅读大量经典，喜欢直接读外文文献，曾跟我说一般不买不看中文书。曾有学生把柳先生称为南开四大才子之一。
先生所学太精深，上课时激情飞扬，二百多年的经济学经典常被先生烩成一锅，学生跟不上先生的跳跃性思维，叫苦连天。先生常因此自责，向学生道歉，努力改进教学方法。
先生平生的几本经典著作，是我在人民出版社工作时为先生出版的。先生几次当着弟子的面说:“我的著作可能只有欧阳认真地读完了，因为他对书稿进行了高水平的编辑加工。因此，我的思想体系，可能欧阳掌握得最好。”
先生喜欢喝酒抽烟，我们上学时就开始被先生“劝”酒“劝”抽。饭桌上，先生不谈风月，只谈学问和国家经济政策，吃饭也是听先生讲道。去年底，先生到北京来，弟子们聚会时，先生已少抽烟少喝酒了。
上次聚会场景还在眼前，先生却已离我们而去了。先生一路走好!
怀念柳欣老师
王洋
柳老师遽然离世，当我10月24日中午在msn上看到这个消息，真是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
初识柳老师是2001年在泰达学院，在柳老师为经济学院一年级硕士学生开的宏观课上。
当时我在商学院会计学系快毕业了，也面临就业和考研的选择。有一天，我上一门会计政策的课，觉得不是兴趣所在，比较乏味。课间休息时候，听到旁边的阶梯教室还在上课，就从开着的后门溜进去站着旁听。就见一位穿着非常随意的高个子男老师正在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的讲课，情绪高昂，声若洪钟，似乎都没有带麦克风，就已经让教室的最后一排都听得非常清楚，非常有感染力。虽然我此前也修过给本科生开的宏观经济学课，但此刻听到完全不同的另一番表述，真是有别有洞天的感觉。听了几次，课间休息的时候，我结结巴巴、战战兢兢的向柳老师表达了希望有机会能跟从老师学习的想法，柳老师爽快的答应了，完全没有想象中的一名大牌教授的架子。
大四下学期，我们就参加了柳老师的讨论课。柳老师出了一本历时数年反复修改的《资本理论——有效需求与货币理论》打印稿，我缺乏必要的经济学功底，一知半解但如饥似渴的读着。柳老师有一个庞大的研究计划，要打造一个全新的宏观经济分析框架，并对中国经济进行系统的经验分析，由此分了几个部分，各位师兄师姐分头承担。冬天的时候，研讨会在北京召开，那天似乎是冬至，天气非常冷，会场内各方的专家学者云集，盛况空前，温暖如春。
2005年我即将毕业，我当时身体不太好，对于三年的研究生活也不很满意，也开始寻找工作。后来有一个机会去深圳一家券商实习，我买了车票就离去了，走的很匆忙，离开后才给柳老师汇报。柳老师没有责怪我，没几天，又专门给我打来电话，希望我继续留在学校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认为有利于我的长远发展。当时我在嘈杂的路边听着柳老师亲切的声音，心里就好像涌出一股暖流，感激之余也非常惭愧。此情此景，似在昨日，谆谆教诲，永难忘怀。
2008年，我再次面临毕业，感觉还是没有做出预期的研究工作。当我决定去一家资产管理公司工作的时候，向柳老师汇报，柳老师有点不悦，说本来希望我能走学术的道路，问我的想法，我面红耳赤的说自己可能做研究的能力和成果都有限，柳老师就没再说什么。就在要答辩的当天，柳老师又问我是否愿意不答辩，延期半年，然后再想办法推荐我去高校当老师。柳老师拳拳之心，我无以回报，唯有愧疚。
在答辩结束的聚餐中，我喝了些酒不知分寸的向柳老师提了一些几年来学习的一些想法。柳老师认真倾听，不以为怪。三次毕业，我对于理论研究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自己的浮躁，懒散，和三心二意，缺乏定力，导致了自己在学业上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真是愧对柳老师的厚望。
答辩后我即离校去京报道，一周之后，是柳老师的婚礼，我再次回津。我们都为柳老师过上了更加规律和更加快乐的生活感到高兴。毕业之后，也和同学们去过柳老师家几次，柳老师几次来京也得以相聚。记得去年北京721大雨次日晚上，柳老师来京我也参加了聚餐。当时柳老师中午已经喝多了，饭桌上坐了一会就不能坚持，在沙发上睡着了，走的时候，还出现严重的呕吐，我们都为柳老师的身体担心和伤心，但是我们竟不能提供更多的建议和帮助。至今想来唯有痛悔。
最近的一次见面是今年六一去柳老师家。柳老师提到有重新改写教科书的计划，还兴致勃勃的带着我们踏着荆棘去参观他正在装修的新家，柳老师热爱生活，总是精力充沛，不知疲倦，永远积极向上。当时师母还提到有一个事情想请我做一下，实际上我不过是搜集一些资料，加工整理了一下，并没有花很多精力和辛苦，其间师母数次表达感谢，事后柳老师又特地给我发了短信表示感谢，并邀请我常去家里做客，让我不胜惶恐。我回复说等过段时间再和大家一起去看望柳老师。没想到，当我在深秋时节再去的时候，柳老师已经静静的躺在床上，永远的安息了！
在柳老师最充满激情，雄心勃勃的时候，我有幸追随。回顾与柳老师的交往，可以说柳老师给予我的甚多，我给予柳老师的甚少；柳老师对我的期望很高，我做的和做到的非常不足。柳老师生性乐观，豁达大度，对周围的人总是传达正能量，在柳老师的字典里，永远没有“不能”、“不行”、“烦心”、“不满”、“有困难”、“谁不好”这样的词汇。
柳老师的风范、风度和气度，有口皆碑。柳老师是个怀大抱负、有大智慧、做大学问的人。我在博士论文的后记里，曾经引用徐悲鸿的“不慕时尚，不甘小就，不舍己以循人”来表达对柳老师为学的感受。柳老师从经济学理论中最难最冷的问题“剑桥资本争论”着手，甘做十年冷板凳，其间的心理压力、智力考验和名利诱惑，应该说绝大多数人不能承受。柳老师有大自信和大胆略，是一个真正的淡泊名利，甚至看淡生死的人，是一个既高尚又有趣味的人，是一个纯粹的人。正如在柳老师追思会上老师们讲的，柳老师的为人为学都充分的体现了真正的南开精神，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温良恭俭让”的美德。我觉得还有西方社会的自由、平等、博爱、竞争的观念。柳老师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学术观以及做人准则是一以贯之的。也正因如此，他对无论怎样的人都有着外人难以想象的宽容和关爱，特别是对我们学生的各种各样的缺点和毛病都有着难得的包容，对我们的困难总是给予各种无私和主动的帮助，每当我们有事情想说未及开口或不好意思开口之时，善解人意的柳老师就立即洞悉了我们内心深处的想法和意图，并主动解围。我们在一起就像一个大家庭，相互之间如同亲人，即使长时未见也如故交。柳老师有一种能耐，可以把各式各样的人团结在他的周围，但并不强求个人做出任何改变；也因此当柳老师离去的时候，我们就好像是失去了灵魂，失去了靠山。我们对柳老师高山仰止，但竟不能至。不仅我个人，可能我们大家真正学到柳老师的和柳老师所有的优秀品质相比，都太少了，我们都差的太远。
这样一个才华横溢、生气勃勃的人去了，可以说天不假年。这样一个难得的既非常聪明，又非常谦虚低调、平易近人的人去了，可以说天妒英才。柳老师活着的时候，总是热情洋溢，笑口常开，让周围的人都能感到温暖，感到愉快，忘记不快，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和希望，也因此当他突然离去之后，我们常常会有一种错觉，他并不曾走远，他的音容笑貌宛在眼前。
柳老师活着的时候非常潇洒，去的也很潇洒，在完成了自己时代的使命，正应该享受收获和美誉的时候，没有痛苦，没有治疗，最大限度保持做人的尊严，对他人最大限度的减少麻烦，突然的，没有征兆的离去，似乎也是他的本性。如流星划过夜空，亦如秋叶之静美。
弘一法师圆寂的时候，手书“悲欣交集”。柳老师的一生正如他的名字那样一直都充满了亮色，也照耀着我们后来者。
沉痛悼念柳欣教授
邹东涛
2013年10月25日夜，正在新疆乌鲁木齐出差开会的我突然接到天津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周立群教授电话：“柳欣昨日在家里工作中突然心肌梗塞去世。” 我一下懵了，立即答复：马上终止出差工作，即赴天津告别。2013年10月27日上午在北仓的遗体告别仪式上，为柳欣腹吟《沉痛悼念柳欣教授》一首，敬请立群和南开同仁雅正——
远在天山闻噩耗，
白云簌簌垂九霄。
速赴北仓吊杰柳，
泪涌河海众折腰。
为生为师交口诵，
人品教品学品高。
慰藉后生正茁壮，
前波后浪喷巨涛。
邹东涛
2013年10月27日
怀柳老师
荆克迪
怀柳老师（之一）
三尺台前数十春
埋首苦筑南开魂
一生孝忱尊师长
满腔挚热待友人
淡泊奖誉祛城府
勤勉理论见精深
痛悲学海失巨匠
何日重聆纵论文
怀柳老师（之二）
教书诲人终不倦
皓首穷经自明达
凯氏批评堪独步
剑桥争论成一家
酒肉穿肠菩提树
道悟由心般若花
奈何天妒摧星陨
莘莘桃李泪如溻
沉痛悼念柳欣老师
刘凤义
在美国惊闻柳欣教授突然辞世，非常痛心！
我虽然来南开大学时间不算长，大概有八年，但与柳老师有比较多的接触，是因为我有幸和他一起编写《政治经济学》的“北方本”教材，到今年我们已经编写两版。柳欣老师给我留下两个突出印象：
一是坚守学术精神。柳老师博览群书，知识渊博。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把经济学“F0”（理论经济学最基础部分）的书都差不多都看完了。他很痛心现在的学生都不看“F0”的书了。对于柳老师的学术思想，我并不太理解，不敢妄加评论。但我知道，他坚持的东西是什么，用他自己的话说：学来学去，最后还是觉得马克思是对的。他认为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就是揭示关系的，这恰恰是经济学的本质，货币就是代表一种关系，货币理论就是研究这种关系。国内学界有人把柳老师归结为“凯恩斯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在我看来其实这种概括并不准确。柳欣老师对凯恩斯主义的观点是：凯恩斯主义从来没有成功的经验，只有失败的教训。这怎么能是一个凯恩斯主义者说的话呢？柳老师为人谦和，但他的演讲总是激情四射、富有感染力；他对自己的学术观点从不退让，总是据理力争，甚至不惜面红耳赤。也许很多人不理解柳老师的学术观点，因为他独树一帜！但是没有人不敬佩他的学术精神！
二是为人宽宏厚道。早有耳闻柳老师为人宽宏厚道，在与柳老师的相处中切身感受到这一点。柳老师总是笑呵呵，对什么事情似乎都满不在乎，在他面前你不会有距离感。我们编书经常一起出差，柳老师从不端架子、搞特殊。我是编书组的秘书，他是主编，我们地位悬殊，但他从来都和我们平起平坐，出版社给他的套间，他就让给我们秘书住，他自己住我们的小房间。甚至有时候有人对我们秘书不敬，他会出来维护我们。曾经给主编的劳务费，他都分给了秘书。今年上半年的小学期，柳老师主动给我们经济系四年级本科生上理论提升课程《经济学与中国经济》，这是我们求之不得的。但我们没有办法给他课时费，柳老师却大度地说，“给也不要”，他愿意上课。七月中旬，两周时间，每周十六节课，周一到周四，每天上午四节课。炎炎夏日，没有一分钱报酬，甚至我让学生给他每天买一瓶矿泉水他都不要。柳老师的每一堂课都精神饱满，富有激情，听课的学生都深受感染。他的“义务劳动”，既是一种对学术精神的坚守，也是为人宽宏厚道的表现。
柳老师走了，他的音容笑貌犹在眼前。柳老师的英年早逝是我国经济学界的重大损失，我们很痛心。但柳老师坚守学术精神，为人宽宏厚道的优秀品质会被我们记住和学习！
不能回国送柳老师最后一程，深感遗憾。谨以此文寄托哀思。柳老师走好！
凤义 2013年10月25日于波士顿阿莫斯特市 UMass大学
纪念柳欣老师
刘 宪
癸巳年九月癸亥日，在下班回来的路上，得知柳欣老师故去了。得到这个消息，颇觉震惊，甚至不大相信是真的。然而，这的确是真的。这是一个年岁还不大的老师，上世纪56年生人，不到60岁罢。他是我南开时候的老师。
柳老师是经院有名的特异独行之人。不在于其人行为之怪诞荒谬，而在于其理论往往发惊世骇俗之音。现在这个社会，故作惊人之言，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人多了去了。但大多是沽名钓誉，引人注目而已。但南开的柳老师倒不是这样，他是真的认真的在研究学问。他是真的认为新古典的那一套不对。尽管他很难讲清楚他的意思到底是什么。
在我整个南开经院求学的期间，就听过柳老师两次课。一次是我硕士阶段，我们的一个经济学专题选讲课，是若干老师来上的。那时候，我们还在泰达学院，泰达那时候是草创阶段，三面荒郊，夜晚四周荒凉。但彼时的学生意气风发，为学之热情颇为高涨。柳老师就是那时候来泰达上课的。但是，他讲的东西，我没有听懂多少。一堂课都在说剑桥的资本之争，屡屡说到斯拉法。他圆圆的脑袋，高高的身躯，大手一挥，说到“那些都不对！”。“那些”自然指的是新古典的那些东西。给人以极深的印象。他举了些例子，讲到了名义GDP的加总问题。这些东西，听得稀里糊涂。但是没有人怀疑他是在胡说八道。因为，在他讲的很多东西中，总会有不经意的一句话，让你有种茅塞顿开的感觉，这不是每个老师都能做到的，没有思想的积淀与砥砺是办不到的。直到今天，我在给学生们讲名义GDP和实际GDP的时候，都会想到当年柳老师那微笑的样子，很可爱的一个人。
搬回南开后，柳老师的课基本就没怎么听过了。但从其他老师和同学那里还是能知道些柳老师的故事。有一次，周冰老师说到，有些一流的经济学学家，脑子中有思想，很深刻，但无法表达出来，你永远不知道他到底在说什么，他们的东西晦涩难懂。并非是他们表达能力不行，实在是有些思想是无法用语言表述的。他说柳老师就这是这样的人。博士阶段的时候，听过他的一次高级宏观经济学。自然也是资本争论，我听了一次，就再也没去过。那个时候，柳老师身材已逐渐发福，是一个烟不离手的人。但高高的身躯，上课时微微前倾，略带天津口音的“那些都不对，都不对啊”给人以极深的印象。我一个同学说，柳老师成名很早。当年，北京的fan某经济学家未成名时，常到南开来向柳老师请益。说这话时，那位经济学家已是著名人物，而今也已混迹高层。不仅感慨，对南开的这些老师也肃然起敬，总觉得他们身上有一种淡泊名利的风骨。
想不到人生无常，今天上午，柳老师突发心脏病，蓦然间撒手人寰。癸巳之年，太阳隐于风雨之下，不利大人。不想柳老师遽然迟世，往日的音容笑貌屡屡浮现，令人不胜唏嘘！为此文以纪之。
刘 宪 2013年10月24日
柳老师走好！但愿天堂里面有记录您思想的色诺芬
刘文
山东大学（威海）商学院
2013年10月24日下午，在回威海的火车上，看到南开一个师弟的微信：“柳欣老师今天上午因心脏病去世”，非常意外，情急之下，在微信上回应，却写了错别字：“遗憾！刘（柳）老师走好！我们都保重！”晚上，同校的校友再来信息，我默默地看过，不再回应。
25日下午，杭州的杨文进学兄来电话：“我的导师仙逝了，天妒英才啊”。前几天，我和杨学兄还通话，相约一起去参加今年的中华外国经济学说年会，谈到柳欣老师近些年基本不再参加学会的活动，估计这次会上还不会见到他。最后一次见到柳老师，是2007年在长春召开的年会上，他和天津的2个老师开车到的长春。
柳老师是一位有个性的、令人尊敬、让人记忆深刻的老师。从2001-2005年在南开学习期间，多次听过柳欣老师的课，也在杨学兄的带领下和柳欣老师、及其弟子们多次一起吃饭。柳老师课堂上的语言富有智慧，他经常批判主流经济学，他的一些语言如今变成了网络上流传的“柳欣语录”，比如“所有的经济学都是错的，从根上错了，所有的理论问题都是有争议的。”“巩俐和馒头加在一起就成了GDP，这是怎么加起来的，根据什么加起来的，这实际就是剑桥资本争论的问题…….”。价值论是太深奥的理论了，我曾经试图读懂柳欣老师的书，却一直也没能明白，估计当时许多在校的博士生和我差不多，喜欢柳欣老师上课的风趣、深奥，却没能真正理解其思想。南开经研所有个双周学术论坛，这个论坛上经常会有国内外的经济学家做讲座，在没有外面专家来的时候，柳欣老师就在论坛上讲他的资本论和价值论，讲他多年思考和探究的结论，记得有一次他讲完，我们都一如既往地似懂非懂，周冰老师评价了一句：“你今天讲的观点，和过去几年前在这里讲给我们听的不一样了呀”，柳欣老师很理直气壮地挥挥手：“几年前我讲的是错的，今天的对了”。
柳老师是一个睿智、宅心仁厚、特立独行的学者，思想的火花经常闪现，和他寻常的聊天都能听到名言警句式的话语，这一点，很像古希腊思想家苏格拉底，可惜的是，柳老师没有色诺芬记录他的语言，阐发他的思想。在一次吃饭的时候，我说：“柳老师，您该找一个色诺芬似的弟子了，”柳老师嘿嘿一笑：“我等着买个录音笔，把我平时讲的录下来吧”。同宿舍社会学的女博士听我们总议论柳欣老师，就表示要慕名来旁听，转告了柳老师，他又嘿嘿一笑：“真的？那我下次上课穿的好点。”如今在宁波的张慧芳同学曾在某次饭桌上要敬柳老师酒，阿张酒量好，貌似现在常说的女汉子，她先表示了对柳老师高深学问的景仰，结果，话未完，柳老师就高兴地端起杯：“这样啊，我先自己干了吧。”
杨学兄和柳欣老师既是朋友，又是师徒，两人的情谊让我们这些普通的博士生们非常羡慕。有一件趣事，2003年的冬天，天津下第一场雪的时候，杨学兄回到了天津，他约了我们10多个女博士去吃涮羊肉，大家非常开心。后来告诉柳老师，柳老师和杨学兄开玩笑：“你怎么能请10几个女博士吃涮羊肉呢？导师都没做过。”杨学兄在读完博士课程回杭州的时候和柳老师道别，柳老师说：“你走了，谁陪我喝酒啊？”，其实，杨学兄的酒量一般，远不如柳老师喝酒豪爽，但他能理解柳老师的思想，两人能谈价值论。杨学兄说，在资本和价值研究的某些方面上，他也许已超过了导师，这大概是柳老师最欣慰的了。
伏案回忆，柳老师的自由散漫潇洒、名言警句轶事，大概是每个在南开经研所待过的学子们都曾经历、记忆深刻的，如今柳欣老师英年早逝，不胜唏嘘。柳老师走好！但愿天堂里面有记录您思想的色诺芬。
追思柳欣教授的一次讲座
哲学院
王时中
我是学哲学的，但是长期以来很关注经济学研究的最新进展，尤其是中国国内的经济学进展。这不仅仅是由于马克思的代表作是关于经济学的，而且也是因为目前中国的经济改革令人感到兴奋的同时，更使得人感到困惑，但是缺乏理论上清楚的说明。相对于这个现实的困惑，很多学者不是功利主义的，就是犬儒主义的，令人叹息。而南开的经济学研究既是校内的强势学科，又在全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分量。而作为经济研究所所长的柳欣教授的讲座自然极为具有吸引力。在南开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曾多次去经济学院听讲座，毕业留校之后，也听过一些，但是相对于柳欣教授的讲座，总是觉得很多经济学家讲得不到位。由此可见柳欣教授在我心目中的分量。
第一次听柳欣教授讲座，记得是在2005年的夏天，在经济学院的方楼会议室里，很多老先生也来了，年轻的学生也不少。主讲是柳欣教授，关于他的最新研究成果。印象最深的是他对主流经济学的釜底抽薪式的批判态度。讲座过程中，他激情四射，信心十足，正是我所欣赏的学者气质。记得当时他说，感谢老先生给他一个机会，几年之内没有出成果的要求，让他得以思考他的问题。老先生对柳欣教授的讲座也很欣赏，让我不禁感到经济学院学术气氛的宽松，也为柳欣教授感到高兴。因为在我看来，社会科学如果只是停留在一些经验材料的收集与推理，貌似产生出很多的教授专家，但是，对于经济学的精神却始终未曾涉及。而这种宏观的、总体的批判式的考察在社会科学界尤其缺乏。柳欣教授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挑战勇气与魄力，令我很是佩服。
突然之间得悉柳欣教授逝世。深感愕然。他是我了解南开经济学的一个窗口，可惜再也没有机会听他那种激情澎湃的讲座了。但是，我相信，如果有天堂，那也是一定有属于柳欣教授的一个讲台。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怀念柳欣老师
常嵘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学系2009级硕士生，2011级博士生
10月24号晚上临关电脑前，打开QQ空间看了一下，没想到竟从中得知柳欣老师突然的离去。一位已经毕业的学长在他当天的状态签名中写道：“悼念柳欣老师，老师的课一直记得”，后有人回复说读过他的书，是很有深度的学者（这个人不是南开的学生，但对柳老师有所耳闻）。
一开始看到这个消息，没反应过来，再次定睛一看，震惊的后背发凉，不相信也不愿接受这是事实。就在一个星期前，10月18号的下午，经济学院一楼报告厅举行的讲座上，还曾听到柳欣老师的评论发言。那场讲座的题目是“萨缪尔森如何篡改了凯恩斯革命及其对当今全球经济与政策制定的影响”，主讲人是Paul Davidson，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代表性人物。柳老师1995年到斯坦福大学做了一年的访问学者，在此期间参加了后凯恩斯经济学年会，Paul Davidson是那次会议的主席。后凯恩斯经济学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剑桥资本争论，随后又没落于剑桥资本争论的无解之中。柳老师在长期深入思考剑桥资本争论问题之后，指出了目前占据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在逻辑上的错误，认为宏观经济学不应以总量生产函数即技术关系为基础，而应当从货币所代表的社会生产关系出发来观察现象思考问题。
在这最后的一次讲座中，老师又用简短的语言叙述了他的理论，除了以前在课堂上不知听过多少遍的“实际GDP是假的”、“资本主义是比谁挣钱多的游戏”这些背后实际是一整套新的思想的言说之外，我还听到了他对现阶段经济学，尤其是中国经济学研究模式和研究目的的担忧与无奈。当下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中，新古典经济学大行其道，而国内的研究者们在争职称和奖金的游戏中，不假思索地顺应了国际主流的研究范式，却不舍得花时间和精力从根源上反思主流理论的内在逻辑，也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对现实的思考和实际问题的解决。柳老师的智慧和勇气则让我们听到了新的声音，无论是从老师所讲的内容还是所表现出来的慷慨激昂，我都真切地感受到了“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杜甫《偶题》）的责任感和良苦用心。
记得2001年读初中时，我在家里的经济学杂志中就看到了柳欣老师的名字，那时听长辈说，他是南开经研所的少壮派，水平高，有实力，南开经济也从此在我心里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后来有幸考到南开经济学院念研究生，研一时听了柳老师整整一个学期的中级宏观经济学，逐渐接触到他的见解，后来又听过几次他的高级宏观经济学和讲座。课堂上，不论人多人少，老师总是十分投入地向学生阐述着他的观点，语气神态中透露出的执着和刚毅让人不禁联想起战士的形象。而课下向老师咨询问题或者请求帮助时，老师总是微笑着回答，那种平易近人的真诚着实令人感动。
柳欣老师走了，南开经济学院或者说中国经济学界从此失去了一位还保存有学术自觉和学者良知的思想者。自己才疏学浅，学思不及老师万分之一，然而老师的战士精神永远是我学习的典范，激励我勇于克服困难，争取进步，警醒我回归对事物本身真理的探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