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主任逄锦聚教授出席《现代经济学大典》首发式
2016年10月10日，《现代经济学大典》首发式在北京举行，经济学界新闻界60多位知名专家齐聚发布会，就《现代经济学大典》中涉及的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讨论。中心主任逄锦聚教授担任本书的分卷主编。
《现代经济学大典》（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以中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为背景，以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发展为线索，以解读中国奇迹之“谜”为己任，向世界展现中国经济学研究的蓬勃发展和中国经济学者的不懈探索。该书的定位是对中国改革发展的成功实践做出理论总结和概念提炼；特色是突出反映改革发展30多年来中国经济学的研究成果；目的是把中国经济学推向世界，让世界深入了解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
《现代经济学大典》是一部现代经济学的百科全书，分上下两卷共440多万字，包含了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两个一级学科的14个学科，涵盖了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各重要领域。书中的各个词条不是一般的名词解释，而是突出“论”，尤其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新概念，以及反映经济学创新的概念作为学术论文来写。词条中系统介绍其创新发展的来龙去脉，按照理论渊源、演变及评论逐步展开，以历史和发展的视角对已有经济思想和理论进行深入挖掘和论述，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术语言体系做出了突出贡献。
《现代经济学大典》为2010年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从立项到出版历时7年，该书力求继承性与创新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系统性与专业性相结合，兼顾专业人士学术研究和向社会大众普及经济学知识的需要。
中心学者在《天津日报》发表学术文章
《天津日报》在10月10日9版刊登了中心学者薄文广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发挥天津优势 对接“一带一路”战略》。正文如下：
近年来,各地纷纷出台举措积极对接“一带一路”战略，但也存在“要名分”“要政策”的重复性竞争的问题，在发挥本地优势务实对接方面着力不够。对于天津来说，应根据自身发展状况和特征，发挥自身独特优势，积极融入和对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
对接启动点
发挥港口优势
构建新亚洲大陆桥
“一带一路”分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经济带”重点方向是从中国内陆经新疆、中亚、俄罗斯至欧洲；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方向是从中国沿海港口经南海到印度洋，进而延伸至欧洲。相对于后者，前者运输时间仅为前者的1/2，且更能带动内陆地区经济外向型发展，因而受到内陆沿线省份高度重视，先后开行了多趟直通欧洲的集装箱货运火车班列。
以港口为起点，以大陆为桥，通过快速海铁换装，缩短物流空间以及时间距离，是港口城市发展面临的重大机遇。港口作为天津的一个核心战略资源，在“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上面临着国内其他港口激烈的竞争，且目前各港口占据的位置格局已经基本形成。天津应充分发挥港口优势，依托以天津港为桥头堡的新亚欧大陆桥作为天津对接和服务“一带一路”沿线内陆省份的启动点。因为与大连方案、绥芬河方案和连云港方案相比，天津港是沿海港口中大陆桥运输路径最多、运距最短、运量最大的港口，而且全程运距最短，在中俄境内的距离也最短，因此运费最低，使得天津港具有明显的成本与效率优势。
此外，在政策和功能优势方面，作为天津自贸试验区三大片区之一的天津东疆保税港区的建设，令天津港的政策优势和功能优势更加突出。此外，天津创新性的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的建立，也使得企业在单一窗口进行报关报检的“一次申报”，申报效率可提高25%以上，节省人力成本和时间成本可达40%，从而大大降低企业的通关费用。
天津应着力构建以下两条大陆桥通道：一是从天津港出发向北经二连浩特和满洲里口岸出境，进入蒙古国、俄罗斯再至欧洲的北通道；二是从天津港出发向西经阿拉山口出境，通过中亚至欧洲的西通道。为此，天津应加快内陆地区的无水港建设步伐，在已有20 多个内陆无水港的基础上，向中亚和欧洲地区扩展，形成沿大陆桥分布的无水港体系。在国家相关部门支持下，积极推动建立国际联运业务协调机制，通过定期联席会议等制度，统筹解决运输中涉及的海关监管、商品检验等问题。此外，在对大陆桥另一端的欧洲目的港口区位选择上，目前重庆和连云港等地的重点是德国的杜伊斯堡，郑州是德国的汉堡，天津则可发挥自身优势和现有条件，把荷兰鹿特丹作为重点合作伙伴。
对接突破点
发挥融资租赁优势
积极服务亚投行
为了配合国家的“一带一路”战略的顺利推进，以我国为主导的亚投行和丝路基金已经成立，并逐步开始实际业务运营。但由于“一带一路”战略的顺利实施需要有充足的资金流供应，已经发起设立的这两个金融机构只能解决部分资金问题，巨量资金需求还需通过金融创新来解决。但在当前，无论是以国家开发银行为主导的开发性金融，还是农业、进出口等政策性金融，抑或是商业性金融，在“一带一路”战略推进过程中都面临着巨大的风险。相比之下，融资租赁业则可在“一带一路”战略推进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天津应紧紧依托目前具有国内领先地位的融资租赁业来配合亚投行的业务开展，并倡导组建公私合营的亚洲基础设施租赁基金，这将是天津对接“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突破点。
目前国际上铁路、公路、海港、空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建筑机械、港口装备、飞机、船舶等大型生产设备的置办，有60%以上是通过融资租赁方式实现的，而“一带一路”沿线相关国家也更需要包括设备与融资支持等在内的打包式交钥匙工程，融资租赁正好可以满足国内相关厂商与国外需求的匹配。天津在中国融资租赁行业发展中占据了领先地位并发挥了引领作用，也积累了丰富的运营经验。截止到2015 年底，天津租赁公司租赁飞机数量累计超过600 架次,约占全国的90%；租赁船舶数量达到80 艘次,约占全国的80%；租赁资产总额则约占全国总量的1/4。“天津经验”将会为“亚租赁”的顺利运作提供有力的专业支持，同时这将会为天津融资租赁业的业务发展开创新的机遇和空间。
总之，天津应把融资租赁产业和与亚投行的密切合作，作为提升天津金融竞争力的重要入手点，并由主要领导来负责具体推动。与北京的金融决策中心、上海的金融交易中心以及深圳的金融市场中心相比，天津在金融上目前尚不占优势。此外，自从上海自贸试验区获批建立以来，上海融资租赁公司数量和注册资本增势均十分迅猛。因此，天津应及时紧紧抓住融资租赁业与“一带一路”战略对接的契机，发挥好先行先试的政策优势，通过与亚投行合作来牵头成立“亚租赁”业务机构，并就具体建设项目与亚投行进行有效洽商和联动，以支撑和服务于亚投行的具体运营，从而充分实现二者的优势互补。
对接支撑点
发挥天津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平台优势
助力“走出去”战略
“一带一路”作为中央顶层设计的重大发展战略，在创造巨大发展机遇的同时，推进过程中也必将会遇到各种困难与风险。例如，宏观层面上要面临如何处理与美国、日本、俄罗斯、印度等大国及沿线重要节点上较小国家与地区之间的关系问题；中观上要面临需建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同项目与产业相对接的机制平台问题；微观上则是企业具体项目运营中要面临文化、风俗、环境保护等风险问题。对于立志于走出去的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而言，上述风险中有很多都是陌生的，也很可能不是企业家擅长处理的。因此，如何使自身不可控的风险最小化，就成为了国内企业前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投资的重要影响因素。天津应充分借助天津苏伊士经贸合作区的平台优势，助力包括天津企业在内的国内企业走出去，作为天津对接“一带一路”的支撑点。
苏伊士经贸合作区是中外经济合作中的一个重要模式，是由中方控股并与埃方相关机构合作，各自发挥彼此优势而成立的产业园区。与其他境外经贸合作区建立背景不同的是，苏伊士经贸合作区是以天津开发区建设经验为基础，具有以开发区为主体“整体走出去”的特点。在多年发展中，苏伊士经贸合作区探索出了具有可持续性的成功模式，得到了较好的资金回报，也获得政府涉外部门越来越多的肯定。此外，中央与地方政府支持企业“走出去”的政策环境也在日益优化。例如，在2013 年国家商务部和财政部印发的《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确认考核和年度考核管理办法》中，就加大了对于合作区的补贴支持力度。这种变化更加增大了天津借助这一平台的优势和便利。
境外经贸合作区是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的一条重要途径，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或规避企业“走出去”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微观、中观及宏观风险。天津应充分发挥苏伊士经贸合作区的平台优势，在把其作为天津企业“走出去”和对接“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支撑点的同时，还应积极探索该模式的可复制性和可推广性，并努力加以实现，以更加积极地参与到“一带一路”战略下的海外投资与贸易中来。此外，还应注意借助“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争取其他方面的合作或发展机会。
中心学者出席“创新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热点问题报告会
10月14日下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举办本年度第三场热点问题报告会。“中心学者何自力教授与协同中心研究员杨光副教授分别发言，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与同学们分享了自己的看法。2013级、2014级“创新班”同学参加本次活动。
何自力教授做了题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原则与任务》的报告。他认为，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必须特别强调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把握经济发展的方向，弥补市场经济的缺陷。何老师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层面分析了供给侧改革的理论基础，“供给侧”强调生产层面，这就要求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妥善解决与生产密切相关的生产关系。
杨光老师则以暑假带领学生前往东北调研的实际经验，为大家说明了各地在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现状与问题。他认为当下东北各地在去产能方面的成绩卓有成效，但是许多企业仍然存在技术落后、经营不善等问题，需要切实提升技术水平，加强企业治理。
会议最后，同学们就老师的发言内容提问，何自力教授进行了耐心的解答。会议在同学们的掌声中圆满落幕。
中心承办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经济思想研讨会
中心主任逄锦聚教授出席会议并致开幕辞
10月22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经济思想研讨会在南开大学八里台校区举行。其目的在于进一步推动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用以指导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新实践，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优异贡献。
本次研讨会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主办，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承办。南开大学校长龚克，教育部社科司司长张东刚，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原党组成员顾海良，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洪银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主任逄锦聚，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王立胜，南开大学校长助理刘秉镰等出席开幕式。教育部、天津市、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统计局、中国国际交流中心、南开大学、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西北大学、兰州财经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青年学生以及光明日报、人民网等媒体人士应邀参加研讨会。
龚克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经济思想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又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对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经济思想的研讨，要从整体的、历史的视角。要深刻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连续的发展进程。他强调，对经济理论的研究，不能离开经济建设实践，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在经验总结基础上深刻认识习近平总书记经济思想的重大意义。同时，要加强对新的时代条件下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把握和阐释，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性的认识。
张东刚在讲话中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立足中国国情，勇于实践，善于创新，形成了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其中包括丰富的经济思想，为我国经济治理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希望与会专家学者瞄准未来，进行“超前研究”，创新中国理论，创立“中国学派”。打造“学术中国、理论中国、思想中国”，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国梦的实现，提供强大的理论支撑。
中心主任逄锦聚教授在开幕辞中，就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经济思想的理论内涵、鲜明特点与历史性贡献进行了系统阐述。他表示，习近平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中的经济思想有着鲜明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拥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的方法论和极其丰富的理论内涵，同时具有实践与理论的高度统一、继承与创新的高度统一，立足当代中国实际，坚持中国特色与借鉴世界文明的高度统一的鲜明特点。习近平经济思想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发展和完善，进一步坚定了中国的理论自觉与自信，不仅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指南，也为世界经济和经济学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顾海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为题发表演讲。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修课”，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他认为这些原则包括：要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生产力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头，更要强调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题，为此要将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相结合；要坚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要注意总结外国经验教训，防止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洪银兴在演讲中表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握创新发展规律，把创新放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通过理论、制度、科技、文化创新，标识出我国发展的创新思路、创新理念和创新方向。科技创新是创新发展的核心，产业创新成为科技创新的目标。为此，要将科技创新同产业创新对接，发挥创新驱动的原动力作用，加强对创新发展的体制机制推动，完善国家创新体系，以产学研协同促进技术创新，并在大众中弘扬尊重知识、尊重创造的创新文化。
陈文玲在演讲中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刻不容缓。目前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西方经济学理论已无法解释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国内经济学界也存在理论创新跟不上实践发展、跟不上世界形势发展、跟不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经济思想，对新的国家战略与政策支撑不足等问题。中国的改革、创新即将步入前所未有“无人区”，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开展跨国互联互通、建立“亚投行”等重大方案正在改变世界，需要新的理论支撑。此外，在全球秩序规则博弈中，中国还需做好“立论”，这要求理论界瞄准世界一流，引导国际舆论，以创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增强世界对中国的认同。
王立胜表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有着学术体系的问题导向、学科体系的知识导向、理论体系的逻辑导向与话语体系的价值导向。在这四个体系中，中心问题在于学术体系与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构建，需要从既有的内容架构明确什么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与基础理论，遵循“由具体到抽象”的研究方法。外围分支应用学科的构建，是围绕中心基础理论的“加法”，遵循“由抽象到具体”的研究方法。
研讨会上，张宇、范从来、史晋川、袁志刚、简新华、颜鹏飞、宋方敏、万东华、景维民、何自力、谢地、任保平、刘凤仪等20多位学者发表了演讲。
与会专家学者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锐意改革创新，开辟了治国理政新境界，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为丰富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形成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其中包含着极其丰富的经济思想。这些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指导具有许多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鲜活的马克思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是由南开大学为牵头单位、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家统计局协同创建，于2014年得到教育部、财政部正式认定的协同创新中心。协同创新中心的宗旨是按照国家急需世界一流的原则，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建设、发展道路建设、经济制度建设为主攻方向，努力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学术高地、国家智库和人才培养重镇。
中心主办“2016年中国公司治理指数”发布与研讨会
10月22日，“2016年中国公司治理指数”发布与研讨会在我校举办。本届研讨会以“公司治理改革深化与中国上市公司治理评价”为主题，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南开大学商学院、南开大学中国公司治理研究院、天津财经大学商学院、天津财经大学公司治理研究院联合主办。
天津市副市长阎庆民，南开大学校长龚克，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张东刚出席会议并致辞。天津财经大学校长、南开大学中国公司治理研究院院长李维安发布《2016中国公司治理评价报告》。我校中国公司治理研究院、商学院、社科处负责人，以及来自清华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国务院国资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建材集团等单位的200余名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参加。
阎庆民代表天津市对“中国公司治理指数”的发布表示祝贺，并希望广大专家学者在优先股、关联交易、交叉上市、利益相关者、董事会职责等方面加强研究。他强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各企业要正确看待“三会一层”问题，注重道德风险，在公司治理的理论、实践上多做探索。
龚克代表学校向与会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他指出，南开大学关于经济指数的研究具有悠久历史，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国家民族的复兴做出了积极贡献。本次研讨会是学校第14次发布中国公司治理评价报告，希望与会嘉宾以本次会议为平台，针对当前经济问题开展深入探讨，进行思想碰撞，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提出合理解决方案，推动社会经济不断向前发展。
张东刚说，中国上市公司治理指数作为国内最早发布的权威公司治理指数，被誉为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状况“晴雨表”，是评价中国上市公司治理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该指数的发布，揭示了中国公司治理发展的趋势，对深化公司治理改革、规范中国的资本市场、促进我国公司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会上，《中国公司治理与发展报告(2016)》一书发布后，与会专家学者纷纷就“2016中国公司治理指数”展开主题演讲，进行深入探讨。
据悉，为促进公司治理领域青年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本次研讨会还同时设立了全国公司治理青年论坛，由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公司治理专业委员会、南开大学中国公司治理研究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和南开大学商学院联合主办，本次论坛主题为“互联网背景下的国有企业改革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来自全国的60多位青年公司治理学者围绕论坛主题进行学术交流。
中心学者出席拔尖创新人才实验班论文考评会
11月4日下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协同创新中心“拔尖创新人才实验班”举办论文考评会。本次考评会由参加论文竞赛的同学对其所提交的论文进行展示，并由评委老师打分后选出优秀论文。“创新班”导师、中心学者刘凤义教授、姜磊副教授，“创新班”导师胡秋阳教授、杨光副教授、乔晓楠副教授担任评委，14级、15级“创新班”同学参加会议。
考评会分两个部分进行。第一部分是分组展示。参加竞赛的同学随机分为4组，分别在四个分会场每人进行10分钟的展示，各会场由1-2位老师对组内同学的发言内容进行点评，点评后推选出两篇优秀论文。第二部分为集中展示环节。上一环节中推选出的8位同学各进行了5分钟的论文展示，内容包括“浅析房地产问题的宏观经济基础”、“中国上市企业的僵尸状况研究”、“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调整”、“‘分税制’下房产税与地方财政收入关系的研究”、“逆周期宏观审慎工具有效性的DSGE分析框架”、“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关于供求关系的比较分析——兼谈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基于委托——代理视角”、“基于新常态下产业结构调整的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八位同学展示完毕后，刘凤义教授宣布了获奖名单，并指出举办本次活动的目的和意义所在。本次考评会是“创新班”本年度推进的系列重要学术活动之一，旨在激发同学们的学术热情，在研讨中发现自己的不足，为未来的学习与研究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中心学者出席首都创新与协同发展国际论坛 并作主题演讲
“2016首都创新与协同发展国际论坛”在北京举行，论坛由北京科学技术开发交流中心主办，俄罗斯联邦总统研究院协办，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作为支持单位。论坛以“首都城市创新与区域协同发展”为主题，邀请了诸多中外城市规划专家，围绕城市间跨区域融合、首都功能再定位、城市科技创新驱动力等展开讨论。
中心学者、南开大学滨海开发研究院院长周立群教授在论坛上作了主题为“京津冀科技协同创新及对中俄科技合作的影响”的演讲。他指出，科技协同创新作为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引擎和驱动力，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的重要议题，也为中俄科技合作带来新的战略机遇。通过梳理京津冀科技资源基础和科技协同创新现状，周教授分析了京津冀科技协同创新战略实施的有效路径及其对中俄科技合作的影响，并提出了促进中俄科技合作的五条对策建议:1、加强战略定位和顶层设计；2、加强科技合作资金投入和扶持力度；3、继续深化科技合作领域；4、共建科技服务体系；5、加强人才合作和培养力度。
中心主任课题组中标国家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
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研究专项工程”项目
近日，国家社科基金“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研究专项工程”立项名单揭晓，中心主任逄锦聚教授作为首席专家的课题项目“十八大以来党的治国理政经济思想研究”成功中标。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了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开创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局面。为此，国家社科基金规划办设立了“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专项工程”，其目的在于深入研究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新理论新思想新战略的学理基础、理论体系、逻辑起点和方法论等，为推进新形势下的理论创新提供有力的学理支撑。
目前，课题组已组建了由景维民、何自力、刘凤义等多位学者组成的科研团队，正式启动了研究工作。课题组成员表示，要扎实开展研究工作，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一流学术水准，坚持话语体系创新，着力推出有分量有深度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高水平研究成果。
据悉，国家社科基金“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研究专项工程”2016年度确定了13个重点研究方向，旨在从不同学科、不同领域、不同视角加强对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研究阐释，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推出有分量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中心主任课题组中标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
11月15日，2016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立项名单揭晓，中心主任逄锦聚教授作为首席专家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建设与创新研究”项目成功中标。该课题旨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借鉴国外经济理论成果与实践经验，结合中国近百年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验，面向世界、扎根历史、服务现实、兼容并蓄、不断发展和完善，创新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理论经济学体系，形成中国特色的经济学话语体系，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理论支持。
目前，该项目已组建了由国内多位知名专家学者组成的科研团队，启动了研究工作。课题组成员表示，要努力开展研究和探索，力争在当代中国改革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总结和理论阐释、中华民族兴衰史的经济学阐释及其当代意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及其对中国经济学建设指导意义、西方经济理论的评析及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构建等方面取得突破性成果。
据悉，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采取招投标方式，重点在于支持高等学校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把握学科前沿。2016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按照《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经组织专家评审，共有47个课题通过评审。
中心主任逄锦聚教授出席第八届空间经济学年会
11月19日至20日，第八届空间经济学年会召开。180余名专家学者齐聚南开大学。
本次大会主题为“拓展我国区域发展新空间”，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吉林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中国海洋大学、南京师范大学、西南民族大学、首都经贸大学、江苏师范大学、安徽师范大学以及中国科学院、中国社科院、中国区域协会等40多所高校、科研机构、党政机关专家、代表与会。
南开大学副校长佟家栋在致辞中说，南开大学经济学科在国内外享有盛誉，是学校的优势学科，南开区域经济学在发展过程中，得到广大国内外优秀学人的支持。空间经济学的发展，对促进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和城乡统筹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希望与会专家深入研讨、互相启发，共同为推动经济学的创新，为中国和世界经济发展提供宝贵的理论与政策启迪。
中心主任逄锦聚教授认为，空间经济学对复杂的国内外关系以及国内经济现象具有很强的解释能力和预测能力，它具有较强的学科交叉特点，前景广阔、大有作为。特别是在我国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时代潮流之下，青年经济学人有责任将空间经济建设好、发展好，为真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话语体系，为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做出应有贡献。
第七届全国空间经济学年会执行主席、安徽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马骥表示，虽然西方的空间经济学已经“步入中年”，但它在中国的研究方兴未艾。2009年至今，越来越多的研究机构、高校、专家学者参与空间经济理论研究，十分令人欣喜。但是，空间经济学理论研究仍有不足。“希望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空间经济学能够作为一个学科真正在中国经济学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马骥说。
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南开大学校长助理刘秉镰，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北京大学中国区域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薛领，浙江大学区域与城市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建军，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教授吴殿廷，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赵作权，上海财经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财经研究所副所长张学良，南京大学商学院院长蒋伏心，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科研部主任高国力，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杨开忠，中国人民大学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孙久文，暨南大学教授覃成林，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金凤君，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副院长赵儒煜，兰州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郭爱君，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郑长德，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林善浪，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副教授胡晨光，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文余源等分别在大会开闭幕式环节作专题报告。
会议期间，专家学者围绕“国家战略与空间经济发展”“空间格局演化与经济增长”“空间拓展研究”“空间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空间创新与绿色经济”“城市群发展与新型城镇化研究”等议题展开分组讨论。
据悉，本届年会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共同主办，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中国空间经济学年会秘书处共同承办。自2009年以来，空间经济学年会已成功举办七届，旨在促进国内外空间经济学研究学者交流、探讨这一新理论和新学科的发展，研究其发展中的问题和解决方法，使之对中国相关经济理论以及中国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发挥更大作用。
中心学者在《人民日报》发表学术文章
《人民日报》在11月21日16版刊登了中心学者陈宗胜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特色》。正文如下：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工作的主线。它与西方供给学派在基本内容、产生背景、所针对的问题及采取的对策方面都有本质不同。这些区别也构成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特色。
理论内容：从生产领域加强优质供给
西方供给学派的理论内容主要有两点：一是信奉萨伊定律，即相信供给自动创造需求，主张刺激供给侧以实现充分就业、消除通货膨胀、达到经济均衡；二是批判凯恩斯主义，否定需求自动创造供给的假设，主张市场自动调节，反对政府干预。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内容则是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推进“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从生产领域加强优质供给，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供给体系更好适应需求结构变化，从而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
产生背景：发展中国家转型发展
西方供给学派产生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达阶段，决定经济规模边界的主要变量都已经达到最大。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产生于发展中国家的转型发展阶段，决定经济规模边界的变量大都处于发展之中，是在经济规模还在不断扩张的背景下讨论侧重供给侧还是侧重需求侧管理问题。具体来说，经济背景主要有以下不同。一是人口增长态势不同。人口规模是决定经济增长边界的重要因素。我国人口规模还未达到顶峰，仍然拥有人力资源优势。而大多数发达国家人口规模早已越过峰值，进入人口零增长或负增长阶段，人口和劳动力构成了对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二是基础设施完善程度不同。如果一个经济体的基础设施已基本完善，则此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潜力很可能接近枯竭。近30 多年来，我国基础设施有很大改进，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差距，仍具有较大发展潜力。三是城镇化程度不同。城镇化率从人口区域结构变动角度决定经济规模边界，其制约作用是综合性的。我国城镇化还远未完成，2015 年我国城镇化率是56.1%，但按户籍人口计算只有约40%，这一水平远低于发达国家城镇化水平。城镇化仍是支撑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动力。所以，西方供给学派完全不适用于我国国情，中国的经济实践只能由中国的经济理论来指导。
解决的主要问题：使我国供给能力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
西方供给学派产生时面对的主要是发达国家普遍出现的“滞胀”难题，即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停滞同时发生、失业率高企。凯恩斯主义等需求调控理论对此束手无策，从而催生了西方供给学派。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面对的问题与之迥然不同，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扩大有效供给，使我国供给能力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具体来说包括以下方面。
一是我国经济与发达经济的增加值质量和财富含量不同。同样新增1 亿美元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发达经济增加值中的技术含量和产品质量都比我国经济要更高些。二是我国经济与发达经济在新产品的配套水平方面有差别。一些新生产产品因配套不全而无法实现实际消费或在生产中难以被使用，增加了库存量。这是我国经济中库存量大大高于发达经济的一个重要原因。三是我国重型经济结构与发达国家轻型经济结构不同。我国经济相对而言还是属于重型、汗水型、资源消耗型。2016 年前三季度，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8.5%，而发达经济体通常达到70%以上。四是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水平和供给产品的丰富程度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差距。我国作为后发经济体，目前还处于中等偏上收入阶段，而且供给产品的品种、款式、功能等丰富程度较低，消费者的选择性较小。因此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扩大有效供给为目标，通过一系列政策举措，特别是推动科技创新、发展实体经济、保障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政策措施，解决我国经济供给侧存在的问题。这从根本上不同于植根于富裕经济基础之上以消除“滞胀”为目标的西方供给学派。更何况，西方供给学派并没能从根本上解决西方国家的“滞胀”问题。
政策思路：用改革的办法释放要素潜力、推进结构调整
西方供给学派认为“滞胀”的产生主要是政府对需求不当干预的恶果。他们认为，供给自动创造需求，只要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产品就不会过剩，失业就不会存在，主张政府通过减税等政策刺激供给，认为减税可以促进增长、增加就业、抑制通货膨胀，实现经济总量均衡。西方供给学派对市场的迷信并不科学，其治理思路和方法着眼于改变调控方式。与此不同，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立在正确认识和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基础上，主张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将供给侧的生产要素如土地、劳动、资本、科技等所包含的经济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以提供足够的有效供给。在改革中需要抓住一个基本线索，即投资体制改革，确定投资方向、激发投资主体活力、增加各生产要素的有效投资量。同时，继续推进行政体制、税收体制、金融管理体制改革，加大混合所有制改革力度，加快企业体制、教育科技体制、户籍制度、社会保障体制、土地制度等改革，促进经济平稳增长。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上述理论特色，决定了这一改革的有效性和科学性。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中国经济必将产生持续健康发展的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中心学者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
“拔尖创新人才实验班”解析前沿问题
2016年11月25日下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拔尖创新人才实验班”举办当代资本主义热点问题报告会，中心学者姜磊副教授、崔学东副教授、乔晓楠副教授与会，与同学们交流。
姜磊老师首先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状况进行分析。通过大型发展中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人均GDP及其增长率的数据图表化展示，透视不同发展程度的经济体的表现，并作出发展中国家未来经济增长的基本展望。
崔学东老师指出，巴兰、斯威齐的理论认为，停滞是垄断阶段的常态，摆脱停滞必须进行金融领域的改革。随后，崔学东老师提及金融霸权1.0至4.0的发展历程与经济形态，对金融霸权4.0状态下的过度储备回收机制进行了说明。
乔晓楠老师报告的主题为巴黎协议及与之相伴随的全球治理新格局，就问题的提出，协议的本质、影响等方面作出阐释。他指出，巴黎协议将带来全球碳排放格局的变化，并含有第二重环境剥削的性质。
报告会的最后，同学们就老师报告的内容及其它当代资本主义的热点问题提出疑问，三位老师均进行了耐心的分析与解答。
今后，中心学者将为“拔尖创新人才实验班”定期举办热点问题报告会，为同学们知中国、知世界开辟重要渠道，启迪同学们慎思明辨，砥砺前行。
中心主任逄锦聚教授出席“财税改革与政府治理”学术研讨会
暨南开大学财政系恢复重建十周年交流会
11月26日，“财税改革与政府治理”学术研讨会暨南开大学财政系恢复重建十周年交流会在津隆重举行。来自南开大学经济学院、财政学系，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厦门大学财政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系，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经济研究》杂志社等单位的200余名嘉宾、财政系师生、校友欢聚一堂，共同庆祝南开大学财政学系恢复重建十周年。中心逄锦聚主任出席了大会。
逄锦聚主任在致辞中对与会嘉宾、校友的到来表示欢迎，向财政学系恢复重建十周年致以热烈祝贺，并回顾了财政学系自建立至今的发展历程。他表示，南开大学财政学系开中国财政学之先河，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期望新一代财政学研究者继续从中国实际出发，发挥自身优势，为南开财政学系发展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梁琪表示，财政学系具有良好的发展基础，杨敬年先生等学者对财政系的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经过努力，财政学系在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并得到兄弟院校、科研机构和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与支持，期望未来与大家携手并进，共同推进我国财政学发展进步。
南开大学财政学系教授张志超回顾了财政学系的建系历程。他说，南开大学财政学系在发展过程中积极落实国家教育方针政策，积累了许多教学实践经验，形成了具有南开特色的财政学教学思路。他介绍了杨敬年等学界前辈对财政学系的贡献，希望与大家共同推进财政学研究发展，为国家培养优秀人才而不断努力。
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院长张进昌向南开大学财政系恢复重建十周年表示祝贺，并分享了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的建设历程及近年来取得的成绩，期望南开财政学系与天津财大间能继续加强沟通，紧密联系，共同发展进步。
开幕式后，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外国财政研究中心主任马洪范、厦门大学财政系主任童锦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系主任吕冰洋、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财政审计研究室主任汪德华等嘉宾及校友代表围绕“财税改革与政府治理”进行了主题发言。
会议中，与会嘉宾及校友还围绕“深化改革时期我国财税热点问题探讨”“经济学研究方法与创新”等主题开设分论坛。会议期望通过研讨，进一步促进国家的财政治理研究，增强财政学教学与实践的融合，增进校友间的相互交流，推进财政学教学科研的不断深化。
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历来注重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的学科交叉与融合，并体现在团队建设、科学研究、学术交流与智库等具体工作实践中。财政学科是中心重大任务和智库研究中的重要学科力量，现任南开大学财政学系主任倪志良教授曾中标基地重大课题，取得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在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
据了解，南开大学财政系始建于1949年，1958年因国家院系调整而停办。上个世纪80年代后，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陆续恢复了财政学专业硕士、博士、本科招生。2006年，南开大学决定恢复重建财政学系。目前，南开大学财政学系拥有财政学专业的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权和税务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权。近期，财政学系以恢复重建10周年为契机，邀请财税研究领域知名专家、学者来南开，举办了近十场“系列学术讲座”。以学术论坛形式庆祝恢复建系十周年，在回顾发展、放眼未来的同时，为广大师生带来丰富生动的学术盛宴。
中心主任逄锦聚教授在《求是》《中国社会科学》刊发重要文章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实践中形成的成功经验，创造性地提出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理论界引起强烈反响。近日出版的《求是》和《中国社会科学》刊发了中心主任逄锦聚教授的文章，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重要影响。
2016年第23期《求是》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题，刊发四篇文章，逄锦聚教授的文章《在实践创新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入选。逄锦聚教授认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总结和提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经验，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借鉴世界各国经济学的有益成分。
2016年第11期《中国社会科学》以《发展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题刊发了几篇学者的文章，中心学者逄锦聚教授的文章《把握“根”与“魂”开拓新境界》入选。《中国社会科学》的编者按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中国发展奇迹的有力解释，是对经济发展理论的重大创新，也为解决世界性发展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几位学者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分别从《资本论》再生产理论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认清投资关键作用的指导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这一“根”和马克思主义这一“魂”，马克思经济学“术语的革命”与中国特色“经济学说的系统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包括创新的经济发展理论等方面展开论述。我们希望，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及其立场方法、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发展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加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建设的讨论，将有助于加快构建和繁荣发展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中心学者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学术文章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12月14日4版刊登了中心学者何自力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美联储加息难以扭转经济颓势》。正文如下：
近期，受美联储2016 年12 月加息预期影响，全球资本开始加快向美国流动，美元汇率指数一路高启。这是否意味着美国经济真的走向复苏了呢?笔者认为，此番美元汇率高启与美国经济复苏无关，无论美联储降息还是加息都难以扭转其经济颓势。
美国是西方国家中宏观经济政策最保守的国家。一般而言，西方国家宏观经济调控主要采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两大手段，产业政策被认为会扭曲市场和妨碍公平竞争，只在经济萧条等非常时期采用。宏观调控的四大目标是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稳定物价和国际收支平衡。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美国宏观调控更为倚重货币政策。因此，美国通过美联储运用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是常态，也是其宏观经济调控的根本特点。
依赖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是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理论。该理论认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混用容易导致通货膨胀，单纯运用货币政策对货币供应量进行调节，就可以达到既稳定经济、又抑制通胀的目的，只要这两个目标达到了，降低失业率、扩大出口的目标就自然可以实现了。在货币主义理论指导下，美国过度相信市场机制的自动平衡作用，将经济增速的快慢、投资与消费的消长、收入分配的高低、产业结构的变迁、进出口贸易的平衡等统统交给市场去解决，政府只用单一的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这种僵化的市场崇拜和单调的宏观调控方式，导致美国经济发生严重扭曲。其一，去工业化和产业空心化加剧，制造业严重衰竭。其二，金融业过度膨胀，与实体经济严重脱节。其三，少数技术和金融精英占有社会巨额财富，两极分化急剧扩大。其四，贫富差距迅速扩大。其五，政府债台高筑，寅吃卯粮。其六，占主导地位的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低下，经济增速持续低迷。其七，产业竞争力衰竭，贸易赤字居高不下。美国经济的这种扭曲局面，在民主党总统奥巴马上台前就已形成。奥巴马八年任期即将结束，这一扭曲局面非但没有改观，反而进一步加剧。奥巴马政府经济上的失败，是美国选民放弃当选呼声极高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转而将选票投给共和党人特朗普的根本原因。
可见，美国经济面临的不是一个简单的短期性经济周期波动，而是源自所有制关系、分配关系、产业结构、宏观调控等体制机制全面扭曲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这仅靠单一的货币政策是根本解决不了的。在过去一年里，美联储屡屡放风加息，却都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主要原因就是担心美国经济经不起加息的打击。美国2016年三季度GDP 年化季增长率修正值为3.2%，创2014 年三季度以来新高。但美国三季度个人消费支出(PCE)物价指数仅上涨1.4%，不及预估的2.0%，二季度也仅上涨1.4%。此次舆论预期美联储加息的可能性极大，若真加息了，那也并非美国经济形势好转，且过热到需要加息的程度了，而是面临新当选总统特朗普急于改变美国经济颓势，对美联储低息政策提出批评的压力所致。特朗普主张通过减税、加大基础设施投入、推动制造企业回流，以便复兴美国制造业。人们从特朗普的政策宣示中看到了商业机会，相信特朗普会推动美国经济复苏，拉动通货膨胀，美联储自然会顺势加息以防止经济过热。这是近期美元汇率不断走高的重要原因。
美国经济并不具备加息条件，硬要加息势必打乱美国乃至世界经济的复苏进程。其一，加息引发美元快速升值，进而抑制美国企业的出口。其二，加息会冲击股市和债市，一旦股市和债市同时出现剧烈波动，必然会将本来就复苏乏力的经济进一步拖向衰退。其三，加息会使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资本外流加剧，甚至引发经济危机，严重抑制世界经济的复苏。
美联储加息预期引致美元快速升值，制约美企盈利，冲击新兴市场，拖延世界经济复苏步伐，后果十分严重，国际社会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加以应对。首先，各国要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相互支持，共同制定应急措施，以化解美联储加息造成的冲击。其次，各国金融机构应当加强自我约束，避免货币战。再次，加强国际金融监管，严格规范国际资本的流动，严厉打击国际游资扰乱国际金融秩序的投机行为。最后，国际社会应敦促美国政府和美联储深刻认识其加息政策的外溢效应，要求其调整国内政策时承担大国责任，正视各国关切，维护世界经济稳定。
中心周京奎教授主持发布《中国城市家庭住房消费调查报告(2016)》
12月17日，中国城市家庭住房消费调查研究的最新成果——《中国城市家庭住房消费调查报告(2016)》在南开大学发布。中心教授周京奎为该项研究主要牵头人。
当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和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主办了中国居民住房高层研讨会暨中国城市家庭住房消费调查研究成果发布会。会上，周京奎就调查报告、中国住房消费现状、当前发展趋势以及中国住房消费发展指数等进行介绍。2016年样本覆盖全国32个城市，包括家庭户样本2635个、家庭成员样本6651个，较2015年，家庭户样本增加了28.16%，家庭成员样本增加了27.88%。
中国住房价格风险指数
报告发布了中国住房价格风险指数。该指数对全国70个城市近五年的住房价格风险进行了评估。该指数显示:2016年前3季度，住房价格风险最大的10个城市分别为无锡、北京、郑州、上海、合肥、厦门、青岛、深圳、惠州、石家庄；2016年上半年住房价格风险最大的10个城市分别为厦门、合肥、深圳、上海、北京、广州、惠州、韶关、无锡、福州。该指数还进一步反映出：2015年上半年及全年深圳的住房价格风险均为最大，经过2016年的一系列调整，深圳的住房价格风险整体有所下降，但其二手住房仍存在较大风险；2016年上半年，70个大中城市的住房价格风险几乎为近6年最大，这使得在2016年国庆前后，北京、天津、深圳、广州、上海等5个一线、准一线城市启动了更为严格的限购、限贷等调控政策；2016年住房价格风险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结构变动，由一线、准一线城市逐步向二线、三线城市扩散，尤其是无锡、郑州、厦门、惠州等城市。
天津家庭改善性住房需求较高
“天津家庭改善性住房需求较高，且住房市场对调控的敏感程度较高。”周京奎指出，天津被调查家庭未来一两年卖房原因为改善住房条件的比例是除深圳以外最高的，而未来一两年购房意愿为非常不可能或较不可能的比例是除了深圳外最低的。这些可以部分解释2016年1-9月间天津房地产市场的火爆。但在调控政策出台后，新建商品房交易价格环比增速由9月份的4.2%下降到10月份的1.3%，二手房交易价格环比增速由9月份的4.1%下降到10月份的1.2%，如果考虑到天津的调控强度较低，反映出来的住房市场对于调控的敏感程度依然是较高的。
未来家庭住房消费选择
在未来家庭住房消费选择中，报告指出，超过六成的家庭认为所在城市房价非常高或者较高，一线、准一线城市家庭中有接近80%认为所在城市房价非常高或者较高，而认为房价低的占比较低，而东部地区和京津冀地区均约有七成的家庭认为房价非常高或较高。
调查结果显示，家庭户主理想住房消费面积不存在城市类型或者区域差异，而年轻的家庭户主理想住房消费面积要高于其他年龄段的户主。相对于其他收入类型家庭，低收入家庭户主有更大比例认为所在城市房价非常高或较高，其理想住房消费面积相对较小，该类型家庭未来一两年买房更多是为了改善住房条件，而高收入家庭户主相对更多是为了投资。
在住房价格评价方面，一线、准一线城市的房价会继续坚挺，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去库存压力较大，房价会面临加大的下行压力。
住房新政的调研
报告特别对房地产税收、限购限贷、房贷政策等近年住房消费中出现的新情况进行调研。调查报告显示，超过五成的城市居民认为现行的房地产税收政策调整不会对其购房行为产生影响，东部地区城市家庭对房产税调整较中西部更为敏感。取消限购、限贷政策对家庭购房行为没有影响的比例为61.46%，提前购买的比例为18.15%。2016年国庆前后，部分城市重新实施了住房限购限贷政策，回访数据显示，48.34%的被调查家庭认为重新实施住房限购、限贷政策将影响其购房行为。报告认为，住房调控政策的不稳定将对城市家庭住房消费行为产生显著影响，尤其在限制性政策持续调整阶段，该限制性政策对城市家庭住房消费的负向影响更大也更持久。同时也表明，限购、限贷政策对于抑制住房过度消费有显著效果。
周京奎表示，应积极探索利用房产税取代调控政策可能性，明确不同城市房地产调控目标和政策选择，保障调控政策的稳定和持续性，调控应当以“保福利、稳市场、促增长”为目标，防止住房价格大起大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