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大讲堂”讲稿入选全国党员教育培训精品教材
为贯彻落实《2014-2018年全国党员教育培训工作规划》的具体举措，由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员教育和干部测评中心、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出版管理司、国家图书馆联合举办了第三届全国党员教育培训教材展示交流活动，并推出了一批优秀教材，对推动党员教育培训教材开发建设、提高党员教育科学化水平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经过专家集中评审和基层评价，最终评选出82种、93册获奖教材，《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十五讲》一书入选为精品教材。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加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习、研究与运用，2016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共举办了三期“政治经济学大讲堂”，主题分别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当代中国经济与世界”。首期“政治经济学大讲堂”于2016年1月10—16日举办，中心主任逄锦聚教授、中心学者何自力教授等参加本次授课。《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十五讲》整理了15位授课程专家的讲稿编辑成册，并入选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第七届优秀通俗理论读物，被誉为“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凝聚思想共识，增强干部群众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贯彻落实总书记讲话精神，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不可或缺的好教材”。
中心学者何自力在《环球时报》发表学术文章
《环球时报》在2017年1月5日刊登了中心学者何自力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以中国智慧迎战贸易保护主义》。正文如下：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贸易增速明显放缓，已从1990年到2008年间平均增长7%，降至2009年到2015年间平均增长3%的水平。在贸易和投资增速持续低迷的背景下，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同舟共济、共克时艰，但以美国和部分欧洲国家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却不惜逆经济全球化趋势而动以求自保，极大增加了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
首先，贸易保护主义成为发达经济体维护自身利益的主要手段，加之美国带头拼凑碎片化、排他性贸易和投资安排，使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抬头，经济全球化出现迟滞甚至逆转趋势。
其次，为了应对债台高筑问题，美国等发达经济体不得不实施紧缩财政政策。同时，它们又试图通过扩张性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当刺激经济的努力失败而债务规模却进一步加大时，就有可能诱发严重的债务危机。
再次，发达经济体在后危机时期纷纷加强金融市场监管，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但特朗普试图以让金融业更好助推经济复苏为借口，放弃已达成的金融监管法案，这有可能导致投机性交易和炒作，引爆新一轮金融危机。
最后，美联储再次提息预期也在打乱世界经济复苏进程。除了会导致美元升值加快，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资本外流加剧外，提息还将严重抑制美国企业出口，导致债券市场剧烈波动，进而危及美国经济，甚至抑制世界经济复苏。
面对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行为对自身乃至世界经济的潜在影响，国际社会有必要共同采取措施加以应对。作为负责任大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当然会为克服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做出努力，在坚决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基础上贡献中国智慧。
其一，在实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同时高度重视结构调整政策。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而言，仅仅利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实现经济复苏远远不够，比如，如果美国在债务负担已经很高的情况下硬推减税和增大基础设施投资的政策，势必加大债务危机风险。这时，就需重视并借助结构调整政策的作用。中国已经提出将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结构调整政策结合起来，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充分利用新技术革命的成果，帮助非洲国家和最落后国家实现工业化，实现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性增长。显然，中国方案有助于克服发达经济体某些行为可能产生的消极后果。
其二，提高全球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为了克服世界经济复苏面临的不确定性，中国努力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就要继续推动国际规则和治理体系改革，提高发展中国家在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反对一家独大和赢者通吃，同时加强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提高全球治理能力和水平。
其三，继续推动经济全球化，推动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2008年金融危机某种程度上阻滞了经济全球化进程，部分国家违背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原则，拼凑碎片化、排他性贸易和投资安排，更加剧了经济全球化的逆转，这无疑不利于各国经济增长和世界经济发展。要实现世界经济的复苏，必须重振经济全球化。中国一直在为推动全球经济进一步开放、交流、融合而努力。比如，去年召开的G20峰会就通过了中方倡议的《二十国集团贸易投资工作组工作职责》和《二十国集团全球贸易增长战略》，为降低贸易成本、促进贸易和投资政策协调、推动服务贸易、加强贸易融资、促进电子商务发展、处理贸易和发展问题等重大贸易和投资发展目标提供了长期稳定的机制保障，为促进全球贸易和经济可持续发展，重振经济全球化指明了方向。
中心学者何自力在《求是》发表学术文章
《求是》在2017年2月1日发表中心学者何自力的学术文章，题为《科学认识和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全文如下：
核心要点：
■ 社会资源的分配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市场调节，一种是政府调节（或计划调节）。在现实的经济运行中，单纯依靠市场调节或政府调节配置资源均属于特例，通常情况是政府与市场结合在一起共同进行资源配置。
■ 实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融合，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必由之路。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实现融合，关键是使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成为市场的主体。
■ 我们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使我们党和政府拥有强大的集中决策、组织动员和统筹协调能力，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独有的最大限度整合社会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机制优势。
■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效率主要是通过收入分配形成的动力激发出来的。市场调节初次分配，适当拉开收入差距，有利于激发不同生产要素所有者参与市场竞争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整个经济运行的效率。
■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不是要政府无所作为，而是要政府更好地作为。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认识和确定宏观调控的任务，建立和完善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宏观调控框架。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和政府作用的基本定位。科学把握和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对于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了政府作用与市场作用的有机统一
将社会资源有效分配到社会生产不同部门，是人类社会生产活动的首要任务。社会资源的分配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市场调节，一种是政府调节（或计划调节）。在现实的经济运行中，单纯依靠市场调节或政府调节配置资源均属于特例，通常情况是政府与市场结合在一起共同进行资源配置。由于社会制度、文化传统、自然禀赋的不同，政府与市场结合的方式存在较大差异，并由此派生出形态各异的经济体制，产生了不尽相同的资源配置效果。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与市场调节的结合体，生产什么、为谁生产、生产多少及怎么生产都是在利润最大化动力驱使下由私人资本决定的。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也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但是这种作用不可能改变私人资本的支配地位，无法克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因而会周期性爆发经济危机。上世纪70年代以来，受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削弱政府干预，导致去工业化和产业空心化，制造业严重衰竭，金融业过度膨胀；中产阶级没落，两极分化和贫富差距急剧扩大。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正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激化的结果，也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高度依赖市场机制自发作用、极端轻视和削弱政府干预的直接后果。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严重扭曲了政府与市场关系，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并不像西方经济学教科书里描述的那般美妙。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计划调节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相结合形成的集中计划经济体制，苏联东欧国家和改革开放前的中国都曾实行这一体制。该体制以快速实现工业化为目标，实行单一公有制，主要利用行政手段管理国民经济，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只起形式的和辅助的作用。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在迅速推进工业化进程，初步建立现代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改变经济和社会发展落后面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该体制的缺陷也很突出：片面发展重工业，轻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失调；排斥市场、商品货币和价值规律，企业经济效益低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世界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开启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探索政府与市场结合的新形式。党的十四大创造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为我国探索对政府与市场关系新的科学定位指明了方向。此后，我们党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我们党对政府与市场关系认识的一个新突破，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正是通过不懈地改革探索，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综合国力显著提高，人民生活极大改善。实践证明，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符合现阶段中国国情的，它实现了政府作用与市场作用的有机统一，充分体现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状况这一客观规律的要求。
二、我国实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一系列成功结合
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架构，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方面积累了成功经验，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的结合。
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实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融合，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必由之路。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实现融合，关键是使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成为市场的主体。经过多年深化改革，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已经实现了公共管理职能和出资人职能的分离，国有企业成为了市场中独立的法人实体；全国90%以上的国有企业完成了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公司治理结构改革深入推进，股东会、董事会、经理层和监事会等机构不断完善，党的领导得到加强；劳动、人事、分配等制度改革逐步深化，经理人市场化选聘机制开始运行，全员劳动合同制、全员竞争上岗和岗位工资为主的基本工资制度普遍建立。可以说，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已基本得到转换，市场竞争能力不断提高，总体上与市场经济实现了融合。
释放市场活力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相结合。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促进各种经济成分在市场上展开平等竞争，市场活力得到有效释放。同时，我们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使我们党和政府拥有强大的集中决策、组织动员和统筹协调能力，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独有的最大限度整合社会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机制优势。市场活力充分释放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相结合，是中国经济取得巨大历史性成就的重要制度原因。
市场激活微观经济与政府稳定宏观经济相结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我们把放开搞活企业作为改革的抓手，让企业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在明晰产权的基础上，根据供求规律和竞争规律进行自主决策，谋求最大利益。政府不再直接干预企业，而是着力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将经济快速增长、实现充分就业、稳定物价、优化产业结构、实现国际收支平衡作为宏观调控的目标，同时创新宏观调控方式，建立了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相结合、全面调控与精准调控相结合、区间调控与相机调控相结合的宏观调控框架，为宏观经济平稳运行和社会供求在总量、结构上保持平衡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证。
市场提供产业变迁动力与政府引领产业变迁方向相结合。为实现国民经济各个产业部门的比例更加协调，推动产业升级换代，我们强化了市场在产业变迁中的优胜劣汰和激发创新作用，依靠市场力量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动力转换，为经济运行提质增效提供强大动力。同时，政府凭借信息掌握充分、资源动员能力强大的独特优势，可以通过产业政策确定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和产业变迁的方向，比如：促进产业兼并重组，优化产业组织结构；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提高企业供给能力；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优化产业结构；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等。
市场激励自由竞争与政府加强监管优化服务相结合。市场竞争可以优化生产，增强产品的多样性和异质性，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但如果竞争是无序的，则会抵消效率，不利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我们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充分发挥政府的市场监管职能，依法对市场主体进行监督和管理，形成了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与此同时，政府还着力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加强公共设施建设，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努力促进就业，大力发展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公共事业，为公众参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活动提供保障和创造条件，为维护公平正义，实现共享发展提供强大保证。
市场提高效率与政府保障公平相结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效率主要是通过收入分配形成的动力激发出来的。市场调节初次分配，适当拉开收入差距，有利于激发不同生产要素所有者参与市场竞争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整个经济运行的效率。公平则主要是通过政府的再分配功能实现的。充分发挥政府的再分配调节功能，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理顺分配关系，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使全体人民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维护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三、在深化改革中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政府与市场关系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也要清醒认识到，我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还没有完全理顺，政府既存在越位也存在缺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我们必须不断完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给市场主体提供更大的活动空间。为进一步释放市场活力，政府监管部门要继续着力放松对市场主体的准入管制，大大简化企业登记注册程序，有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凡是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都应当取消审批，凡是由地方管理更方便有效的经济社会事项都应当下放地方和基层管理；提升政府监管意识，落实监管责任，改变重审轻管、有权无责的现象，破除“懒政”“怠政”不良政风；加强信用体系建设，通过相关制度约束市场主体的行为，提高违法成本。
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体系。建立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凡是能由市场形成合理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不当干预；建立和完善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制定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做到“法无禁止皆可为”；积极推进国内贸易流通体制改革，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实行统一的市场监管，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建立健全社会诚信体系，褒扬诚信，惩戒失信；健全优胜劣汰市场化退出机制，完善企业破产制度；强化节能节地节水、环境、技术、安全等市场准入标准；建立健全防范和化解产能过剩长效机制。
优化政府组织机构。政府要加强发展战略、规划、政策、标准等的制定和实施；着力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优化政府组织机构设置，按照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原则科学配置行政职责，规范行政权力运行机制，推动形成权责统一、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
健全宏观调控体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不是要政府无所作为，而是要政府更好地作为。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认识和确定宏观调控的任务，建立和完善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宏观调控框架。着力保持经济总量平衡，促进经济结构协调和生产力布局优化，减缓经济周期波动影响，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高度关注经济发展质量、效益以及民生、生态等指标，统筹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等各项工作；健全以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为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的宏观调控体系，推进宏观调控目标制定和政策手段运用机制化，增强宏观调控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
中心学者何自力在《红旗文稿》发表重要学术文章
《红旗文稿》在2月9日发表了中心学者何自力的重要学术文章，题为《中国方案开启经济全球化新阶段》。全文如下：
面对全球治理失序、逆全球化浪潮汹涌、世界经济复苏前景不确定性增强的复杂形势，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并发表主旨演讲，向全世界提出了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中国方案，宣示了中国坚持自由贸易和继续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坚定决心和愿望，彰显了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责任、担当和领导力，为国际社会应对风险和危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推动世界经济走上强劲、平衡、可持续和包容性增长之路指明了方向，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经济全球化与逆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顾名思义，就是世界各国由于资金、技术、商品及人员的广泛流动而相互开放、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一体化过程。经济全球化早在地理大发现助推资本主义向海洋扩张时期就已启动，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全球化得到不断发展，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经济全球化达到了高潮，其表现是：国际分工从垂直型分工发展到水平型分工，全球价值链得以形成，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协同生产达到新的高度；世界贸易的增速远远超过了世界经济的增速，规模庞大的贸易成为推动世界经济的强大引擎；股票、基金和债券三大市场全球联网，国际金融市场的规模迅速扩大；跨国公司数量不断增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生产组织、技术研发、市场营销、人员配置等经营活动实现了全球化布局。经济全球化极大地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增进了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提高了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配置的效率。
然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全球化的强劲发展势头戛然而止，随之而来的是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浪潮兴起。其表现是：其一，国际贸易的规模和增速都显著萎缩。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贸易增速明显放缓，已经从1990年到2008年间平均增长7%，降至2009年到2015年间平均增长3%的水平。跨国公司的发展和对外直接投资增速也持续放缓，至今未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贸易和投资增速持续呈现低迷状况，意味着经济全球化陷入停顿。其二，投资限制和贸易壁垒加大。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发达经济体普遍陷入空前严重的经济衰退，为了实现经济复苏，一些国家纷纷采取保护主义措施。曾经风靡一时的投资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政策被束之高阁，严格的投资限制和严密的贸易壁垒大行其道。美国、日本和欧盟背信弃义，无视中国严格遵循国际贸易规则和自觉履行义务的事实，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公然践踏国际规则。美国总统特朗普则声称要将中国视为汇率操作国，并扬言对中国输美商品征收45%的关税，企图挑起贸易战。为了推动投资从别国回流美国，特朗普威胁美国大公司若不将投资转回国内，就将对这些公司的输美商品征收惩罚性高额关税。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保护主义严重阻碍国际贸易和投资的扩大，使经济全球化面临严峻挑战。其三，区域经济一体化呈现排他性、封闭性、碎片化发展态势。区域经济一体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推动力量，区域经济一体化有助于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但是金融危机之后，由于各种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原因，一些地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受到重创。如，欧盟的建立曾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取得的标志性成果，然而英国却不顾欧盟各国以及国际社会的劝阻和反对，借助公投强硬脱离欧盟，使欧洲一体化进程和经济全球化进程遭遇重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扭曲和逆转严重阻碍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二、逆全球化的成因
近年来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出现逆转，这不是偶然的，而是由经济全球化的特殊性质决定的。经济全球化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是生产高度社会化的产物，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代表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方向；另一方面，它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主导下进行的，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范围的扩展。这种特殊性质决定了经济全球化本身就是一个由积极效应与消极效应构成的矛盾统一体，当积极效应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的时候，经济全球化受到人们的欢迎，其进程就会加快，当消极效应成为主要矛盾方面的时候，经济全球化就会受到一些人的指责，其进程就会发生停顿甚至逆转。目前逆全球化浪潮的出现，意味着经济全球化内部的消极效应取代积极效应成为主要矛盾方面。
1.技术进步迟缓，缺乏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技术突破。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的产物，技术进步则是生产力发展的强大推动力。自经济全球化进程伴随地理大发现和工业革命启动以来，技术进步一直是经济全球化的强大推动力。15世纪末世界造船技术实现重大突破，推动了地理大发现和海上贸易，拉开了经济全球化的序幕。18世纪60年代蒸汽机技术的发明助推第一次工业革命，人类步入工业化时代，机器大工业生产体系吸纳的原材料来自世界各国，所产出的商品远销异国他乡，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19世纪60年代电和内燃机的发明推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生，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大规模的商品资本输出和借贷资本输出推动世界市场形成，经济全球化水平进一步提高。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信息技术革命推动产业升级换代，促进经济迅速增长，推动经济全球化步入历史发展的新阶段。但是，进入新世纪以来，诸如3D打印、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虽然已经出现，但是并没有像以往历次技术进步那样引发生产方式深刻而全面的变革，没有形成推动全球经济快速增长的全新供给能力，难以对经济全球化进程形成强有力的支撑，这意味着技术进步迟缓限制了经济全球化进程。
2.收入差距和社会不平等扩大。发达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主导者和主要获益者，理应承担起继续推动和引领经济全球化的责任，但是事实上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内部反全球化的呼声一直很高，其原因是经济全球化的真正获益者并非多数人，而是极少数私人垄断资本。发达国家私人垄断资本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对外贸易以及跨国金融交易，财富快速膨胀，富可敌国，导致国内收入差距急速扩大；私人垄断资本通过大规模对外投资获取巨额利润的同时导致产业严重空心化和大量制造业工人失业，进一步拉大收入差距；私人垄断资本在海外投资赚取巨额利润的同时采取种种手段进行避税，导致政府税源枯竭，债台高筑，调节社会矛盾的能力锐减。所有这些引起了发达国家内部大量普通民众对经济全球化的强烈不满，一些极端政治势力借此进行政治投机，利用反全球化宣传拉选票，将制造业衰败和工人失业的责任归结到别国头上，进而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逆全球化浪潮兴起。
3.发展模式缺乏包容性。长期以来，世界经济虽然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有了长足发展，各国都分享了经济全球化的积极成果。但是由于经济发展模式缺乏包容性，世界经济发展严重失衡。首先，发达经济体凭借资本、技术和管理等方面的强大优势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占据中心地位，广大发展中国家则处于外围和依附地位，中心与外围的关系是支配与被支配、剥削与被剥削的不平等关系，严重制约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其次，发达国家凭借高科技产业保持发展优势，而将资源耗费量大、环境污染严重的落后技术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加上发展中国家自身也缺乏保护环境的意识和技术条件，导致资源过度开发、环境污染严重、发展条件日益恶化。再次，发达国家通过直接投资控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命脉，以附加政治条件的方式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使发展中国家成为发达经济体的商品倾销地和原材料输送地，导致发展中国家失去独立自主发展经济的能力，难以摆脱贫穷落后面貌。经济发展模式缺乏包容性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出现严重失衡，导致经济全球化出现停顿和逆转。
但是，经济全球化已经把世界各国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局面。因此，必须积极打造经济全球化新动能，缩小收入差距，改革过时发展模式，健全全球治理体系，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助推世界经济走上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之路。
三、开辟经济全球化新时代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逆全球化思潮的兴起，习近平主席在出席达沃斯论坛和访问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期间所发表的系列重要讲话，向全世界提出了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中国方案，回答了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全球化的问题，指出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方向，表达了继续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坚定决心，为开辟经济全球化新时代贡献了中国智慧。
1.坚持创新发展理念，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长模式，厚植经济全球化新动力。创新是从根本上打开增长之锁的钥匙。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蓄势待发，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技术日新月异，将给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带来革命性变化。创新增长方式，其一，要创新政策手段，推进结构性改革，为增长创造空间、增加后劲。其二，要把握好新一轮产业革命、数字经济等带来的机遇，世界各国通力合作，把实施创新政策的力量汇集一处，做到理念上有共识、行动上有计划、机制上有保障。其三，要处理好开发智能产业与创造新就业机会的关系，在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过程中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让世界各国重拾信心和希望，共享创新发展成果。
2.坚持开放发展理念，打造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推动经济全球化有序进行。其一，打造全球经济治理要以平等为基础，更好反映世界经济格局新现实，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确保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其二，打造新型全球经济治理要以开放为导向，坚持理念、政策、机制开放，适应形势变化，广纳良言，充分听取社会各界建议和诉求，鼓励各方积极参与和融入，不搞排他性安排，防止治理机制封闭化和规则碎片化。其三，打造全球经济治理要以合作为动力，全球性挑战需要全球性应对，合作是必然选择，各国要加强沟通和协调，照顾彼此利益关切，共商规则，共建机制，共迎挑战。其四，打造全球经济治理应该以共享为目标，提倡所有人参与，所有人受益，不搞一家独大或者赢者通吃，而是寻求利益共享，实现共赢目标。
3.坚持联动发展理念，打造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协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入新阶段。其一，要在世界经济共振中实现联动发展，坚定不移发展全球自由贸易和投资，在开放中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其二，要加强政策规则的联动，一方面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放大正面外溢效应，减少负面外部影响，另一方面倡导交流互鉴，解决制度、政策、标准不对称问题。其三，要夯实基础设施的联动，推动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大对基础设施项目的资金投入和智力支持。其四，要增进利益共赢的联动，推动构建和优化全球价值链，扩大各方参与，打造全球增长共赢链。
4.坚持包容发展理念，打造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夯实经济全球化的共赢基础。旧的经济全球化是赢者通吃，弱肉强食的全球化，这样的全球化不可持续，发生逆转是难以避免的，新的经济全球化必须体现公平包容原则，这是实现经济全球化持续推进的根本保证。其一，要让全球经济发展更加平衡，让发展机会更加均等、发展成果人人共享，就要完善发展理念和模式，提升发展公平性、有效性、协同性；其二，要着力解决贫困、失业、收入差距拉大问题，照顾好弱势人群的关切，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其三，要保护好生态环境，推动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其四，要建设包容型世界经济，夯实经济全球化共赢基础，努力让经济全球化更具包容性。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发展得益于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中国也是经济全球化的有力推动者。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中国方案为经济全球化的新时代描绘了一幅新的蓝图，可以预见，这将大大增强国际社会对实现世界经济复苏的信心，有力遏制逆全球化的浊浪，为经济全球化持续发展注入新动能，助推世界经济走上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之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世界各国人民共赢共享崇高目标做出伟大贡献。
中心学者何自力在《中国社会科学网》发表学术文章
《中国社会科学网》于2017年2月9日发表了中心学者何自力的学术文章，题为《以弥补市场促进发展为导向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全文摘录如下：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还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辩证地认识和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是建立科学合理的资源配置机制，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途径。
市场完成资源配置需要政府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和帮助。市场通过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进行资源配置，客观上需要成熟完善的体制机制做基础，如产权保护制度、市场准入和退出制度、市场体系等，这些体制机制都需要政府提供和培育。市场配置资源也不可能使供给和需求自动实现平衡，必须靠政府加强宏观调控实现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以避免经济发生剧烈波动，保证经济健康有序运行，可以说，没有政府的积极作为和帮助，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是很难得到很好发挥的。
市场无法解决或解决不好的资源配置问题需要政府去解决。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并不意味着完全起决定作用，事实上有些领域的资源配置问题是市场解决不了的，只能靠政府去解决。例如，国民经济协调发展问题、公共服务的供给问题、产业结构优化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绿色发展问题等，都是单纯的市场机制无法解决和解决不好的，必须靠政府去解决。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要求政府更好发挥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和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这一制度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共享发展，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市场配置资源在增加社会财富的同时有可能造成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贫富悬殊和社会不公，这是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要求相矛盾的，客观上需要政府对收入分配进行有力调节，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坚决取缔和打击非法收入，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具体来说，政府要以弥补市场、推动发展为导向，在以下九个方面积极发挥作用。
第一、加强计划统筹，实现协调发展。按比例发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规律，市场调节不可能实现这一规律的要求，客观上要求政府从社会整体和长远利益出发，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有计划调节，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等重大关系，实现国民经济协调发展。
第二、开展宏观调控，实现稳定发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靠单纯的市场调节是无法实现经济稳定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产业结构优化、国际收支平衡的，政府必须对宏观经济运行中社会供求的矛盾运动进行调控，实现社会供求在总量上和结构上保持平衡，从而推动这些目标的实现。政府进行宏观调控要在“稳”字上做文章，既要加强需求管理，也要重视供给管理；既要重视全面调控，也要重视精准调控；既要进行区间调控，也要进行相机调控，确保宏观经济稳定运行。
第三、厚植创新基础，实现创新发展。创新是引领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建立创新驱动发展模式对加快经济发展、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率、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要高度重视和发挥市场在激发创新活力中的基础作用，同时，也要积极发挥政府在实施创新战略、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方面创新的主导作用，这是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的关键一招。
第四、优化产业结构，实现高效发展。国民经济是由各种不同的产业部门有机组合而成的，不同产业间的比例关系是否合理，各个产业的技术水平能否不断提高，直接影响着国民经济的运行质量和效率。市场进行资源配置难以避免盲目性，无法使产业间保持合理的比例关系，也无法推动产业沿着正确的方向进行升级换代，这在客观上要求政府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发挥主导作用。例如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政府可以靠产业政策进行结构调整，促进产业优化重组、降低企业成本、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引领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实现产业迈向中高端。
第五、加强市场监管，实现有序发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作用的关键是激发和增强市场活力，为此，要充分发挥政府的市场监管职能，依法对市场主体及其行为进行监督和管理，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完善行政执法、行业自律、舆论监督、群众参与的市场监管体系，实行信用监督和失信惩戒制度，切实增进公共利益和合法私人利益，保证经济有序发展。
第六、提供公共服务，推动共享发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服务是保障全体人民共同利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条件。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市场主体对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缺乏充分动力，客观上要求政府承担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职能，加强公共设施建设，发展社会就业、社会保障服务和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公共事业，发布公共信息，为社会公众参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活动提供保障和创造条件。政府加大公共管理力度，提高公共服务质量，保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充分供给，有助于维护公平正义，实现共享发展。
第七、加强社会管理，实现包容发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实现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目标，离不开良好的社会环境的支持，客观上要求政府加强社会管理，依法管理和规范社会组织和社会事务，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公正、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政府进行社会管理要坚持社会政策要托底的原则，即政府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社会管理的重中之重，切实解决低收入人群和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需要和保障，通过再分配机制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问题，大幅度降低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冲突，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夯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政治基础，实现包容性发展。
第八、着力生态建设，实现绿色发展。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目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积极作用，也要克服市场主体急功近利、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谋求经济利益的短视行为，为此，政府要承担起加强生态建设，严格保护环境的职能。政府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构建产权清晰、多元参与、激励约束并重、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法治化、制度化轨道，推进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社会。
第九、统筹内外市场，推动开放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要发展壮大，必须主动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坚持对外开放，充分利用人类社会创造的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和有益管理经验。融入经济全球化潮流会面临很大风险和不确定性，政府要承担统筹内外市场和为市场主体保驾护航的作用，坚持内外需协调、进出口平衡、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引资和引技引智并举，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品供给，实现互利共赢，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应有贡献。
中心主任逄锦聚教授出席纪念《资本论》第1卷出版150周年研讨会
3月18日，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以下简称“协同中心”）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中国人民大学《资本论》教学与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资本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纪念《资本论》第一卷出版15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中心主任逄锦聚教授出席本次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协同中心首席专家、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卫兴华，协同中心首席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教育部社科委副主任顾海良，协同中心理事长洪银兴、林岗，协同中心首席专家、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宇，协同中心首席专家、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王立胜，中心学者、协同中心首席专家何自力、张俊山、刘凤义，协同中心首席专家邱海平、葛扬等多位专家学者莅会并做学术演讲，就学好用好《资本论》、《资本论》方法与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发展、《资本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要价值等内容进行深入讨论。
《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之作，也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经典著作。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历来重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习研究和运用，《资本论》是学习、研究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必修课。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资本论》的学习研究和运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他多次强调，要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推进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科。
本次会议以《资本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主题，深入探讨《资本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大影响，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创新和发展，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作出贡献。
据悉，本次研讨会是国内也是世界范围内最早纪念《资本论》第1卷出版150周年的理论研讨会。
中心主任逄锦聚发表纪念谷书堂教授逝世一周年文章
中心主任逄锦聚教授在《南开大学报》2017年3月24日（第1331期）第3版）刊登了纪念谷书堂教授逝世一周年的文章，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的先行者——纪念谷书堂教授逝世一周年》，全文如下：
2017年3月27日是谷书堂教授离开我们一周年的日子。对谷书堂教授最好的纪念是继承他的未竟事业，弘扬他的治学精神，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构建贡献智慧和力量。
今天我们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对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基础上形成的。谷书堂教授作为长期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教学的著名经济学家，对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进行了毕生的不懈探索，取得了系列重要成果，作出了杰出贡献。
早在1957年，谷书堂教授就参加了教育部组织的《政治经济学大纲》的编写；1959年参加了河北省委宣传部组织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编写酝酿工作；1975年到1977年在天津市委党校主持“政治经济学研究班”，系统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改革开放开始以后，受教育部委托，谷书堂和辽宁大学宋则行教授一起，在朱光华等教授协助下，组织北方13所高校编写《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这就是其后被高校广泛使用的“北方本”。
“北方本”是改革开放开始以后我国最早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教科书之一。该教科书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突破苏联教科书的羁绊，最大程度地吸取当时理论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实现了一系列理论和体系结构的创新：其一，突破了把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拘泥为生产关系的观念，把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研究对象扩展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其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其二，突破了把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研究范围界定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观念，把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研究范围界定为我国所处的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其三，摒弃了社会主义不讲物质利益的传统观念，把物质利益关系作为贯穿全书的主线；其四，突破了苏联教科书抽象讲经济规律的教条，按照生产、流通和再生产的“过程法”构建全书的体系结构；其五，突破计划经济的范式，较早地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思想。“北方本”于1979年12月出版第1版，被教育部定为全国文科院校统编教材，到2003年共出版了8版，发行逾150万册，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曾获国家教委优秀教学成果奖。
在本科教材建设的基础上，从1986年开始，谷书堂教授带领他的学术团队开始研究生教材的研究和建设，历时3年，由他主编的《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于1989年出版。《通论》围绕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运行与发展展开论述，在教科书中首次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范畴，首次对按贡献分配原则进行阐释，建立起了包括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微观经济运行、宏观经济运行以及经济发展等的全新理论体系。该书被教育部推荐为全国财经类高校研究生使用教材。
此后，谷书堂教授对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探索进一步深入，多有建树。1990年受教育部委托与吴树青、吴宣恭一起主编了全国高校通用本科教材《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1995年出版了融入更多现代经济学知识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论》，该书是对《通论》所阐述理论体系的进一步深化。全书分为制度、微观和宏观3篇，从而为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提供了一个更新的版本。该书曾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进入21世纪，谷书堂教授老骥伏枥，探索不止，又提出了建设转型经济学的主张，并取得了若干阶段性的重要成果。
谷书堂教授对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探索有几个鲜明特点：一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为指导，但不拘泥于个别论断和结论；二是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注重实践经验的总结，同时注意吸收国外经济学的有益成果；三是思想解放，实事求是，着力创新，很少保守思想。谷书堂教授在对政治经济学探索中形成的这些特点，成为今天我们治学的宝贵财富。
实践和时代的发展无止境，政治经济学的探索也无止境。实践和时代的发展提出了一系列重大课题需要政治经济学去研究，去回答。2014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又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讲话，进一步把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性提高到了空前的高度，指明了方向，必将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
作为从事政治经济学教学和科研的教师，就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弘扬谷书堂教授的治学精神，把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使命担当起来，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为世界的发展贡献智慧，为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贡献力量。
谷书堂(1925—2016)，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山东威海人，1946年入南开大学经济学系学习，1950年毕业前夕，被选调到天津市委宣传部工作。1951年回南开大学经济学系任教，先后出任经济研究所常务副所长、所长和经济学院院长。
谷书堂毕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在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价值理论、分配理论以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设等方面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并卓有建树。20世纪50年代曾提出了“两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共同决定价值”的理论观点和“把物质利益原则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根本经营原则”的理论主张。20世纪60年代再论“价值决定”，引起全国讨论。20世纪80年代初期主持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依据研究”，完成并出版项目成果《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系统提出并论证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1988年系统提出并论述“按要素贡献分配”的观点。1979年主编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北方本)，被教育部定为全国文科院校统编教材，先后8版，发行逾150万册，并获国家级优秀教材奖和优秀教学成果奖。主编的《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被国务院学位办推荐为全国硕士研究生教材，获得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奖。1991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5年获教育部“全国优秀教师”称号。曾多次入选《中国世纪专家》《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等名人传记。2012年，获南开大学“荣誉教授”称号和“特别贡献奖”。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建设与创新研究”开题
3月25日，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建设与创新研究”开题及研讨会在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方楼举行。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副司长谭方正，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洪银兴，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林岗，中心主任、该课题组负责人逄锦聚，南开大学副校长朱光磊，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王立胜，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宇，中心学者景维民、周云波、刘凤义等出席。来自中国社科院、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等单位的评审专家出席会议，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南开大学社科处等单位负责人，以及课题组成员参加了会议。
谭方正指出，该课题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和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等重要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现实意义。课题计划目标明确、思路清晰，希望课题组扎实研究，为构建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出新成果、作新贡献。
朱光磊表示，中心高度重视政治经济学的教学科研和学科建设，作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建设与创新研究”反映了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面对这样的需求，面对新形势下教育事业的发展需要，南开大学和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将下大力气支持项目组把这个大课题做好。希望各位与会专家对课题的开展给予深度指导，南开大学将积极做好相关保障工作。
逄锦聚围绕“研究背景和意义”“已有研究概述”“研究思路和主要内容”“研究目标和成果形式”“研究计划”“关于专家意见的落实情况说明”等方面作了介绍。
据了解，该课题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问题为导向，认真总结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经验和理论进展，弘扬中国几千年优秀文化中的经济思想，借鉴国外经济理论成果与实践经验，力争在构建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上有所突破，有所创新，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理论支持。课题主要研究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及其当代意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理论成果研究、当代中国经济建设实践经验总结、传统文化中的优秀经济思想、世界各国文明成果的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探索构建。
评审专家们认为，该课题围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理论来源，紧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以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的重要理论成果，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理论新进展为基本内容，力图在范畴和话语体系、理论内容、体系结构等进行创新，体现了课题整体设计思想有高度、视野开阔、主题突出、方向正确。课题论证充分有力、团队组成合理，体现了南开大学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方面的雄厚实力。课题内容丰富，思路清晰；各子课题之间既有分工又有内在逻辑关系，课题对重点难点有较好把握；课题研究目标清晰，研究规划详尽合理，具有可操作性。为此，评审专家们一致同意课题组的开题报告。希望课题组能够高质量地按期完成课题，提供高水平成果，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构建作出贡献。评审专家还从课题可能涉及的重要理论问题及各子课题之间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讨，并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逄锦聚代表课题组进行总结，感谢与会专家的指导意见，表示将精心组织、合理安排，保证高质量圆满完成该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开题 中心学者担任首席专家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近代中国经济指数资料整理及数据库建设”开题暨研讨会于3月26日在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举行。来自中国社科院、天津社科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开大学等单位的评审专家、课题组成员以及经济学院负责人参加。
该课题由中心学者王玉茹教授担任首席专家，五位子课题负责人分别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昭教授，南开大学王群勇教授，中心学者、南开大学关永强副教授，西南财经大学赵劲松副教授，天津师范大学董智勇副教授。
王玉茹就课题研究做主题汇报，介绍了近代指数的研究状况，选题价值，研究内容，总体框架，课题研究的重点、难点，研究阶段划分等内容，并对研究工作方案、阶段性研究成果作了具体规划。
专家组在听取汇报后，充分肯定该课题的研究意义、认为课题论证清晰、具有较强的操作性，是一项有重大意义的工作。会上，评审专家还从课题可能涉及的重要理论问题及各子课题之间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讨，并提出建设性意见。
据悉，该课题共设置五个子课题：近代中国经济指数编制的历史沿革；近代中国的物价指数的整理与分析；近代中国工资和生活费指数整理与分析；近代中国的外贸、金融和生产指数整理；近代中国经济指数的数据库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