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上半年成果简报
一、成果概况
2017年上半年，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包括：出版《中国经济与世界》；在CSSCI来源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在《人民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求是》等国内知名报刊杂志发表多篇论文等。
二、课题研究
中心主任负责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开题
3月25日，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建设与创新研究”开题。该课题由中心主任逢锦聚负责。
该课题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问题为导向，认真总结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经验和理论进展，弘扬中国几千年优秀文化中的经济思想，借鉴国外经济理论成果与实践经验，力争在构建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上有所突破，有所创新，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理论支持。课题主要研究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及其当代意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理论成果研究、当代中国经济建设实践经验总结、传统文化中的优秀经济思想、世界各国文明成果的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探索构建。
中心学者担任首席专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开题
3月26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近代中国经济指数资料整理及数据库建设”开题。该课题由中心学者王玉茹教授担任首席专家，中心学者、南开大学关永强副教授担任子课题负责人。
该课题共设置五个子课题：近代中国经济指数编制的历史沿革；近代中国的物价指数的整理与分析；近代中国工资和生活费指数整理与分析；近代中国的外贸、金融和生产指数整理；近代中国经济指数的数据库构建。
三、成果简介
中心学者在《环球时报》发表学术文章
《环球时报》于2017年1月5日刊登了中心学者何自力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以中国智慧迎战贸易保护主义》。正文如下：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贸易增速明显放缓，已从1990年到2008年间平均增长7%，降至2009年到2015年间平均增长3%的水平。在贸易和投资增速持续低迷的背景下，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同舟共济、共克时艰，但以美国和部分欧洲国家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却不惜逆经济全球化趋势而动以求自保，极大增加了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
首先，贸易保护主义成为发达经济体维护自身利益的主要手段，加之美国带头拼凑碎片化、排他性贸易和投资安排，使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抬头，经济全球化出现迟滞甚至逆转趋势。
其次，为了应对债台高筑问题，美国等发达经济体不得不实施紧缩财政政策。同时，它们又试图通过扩张性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当刺激经济的努力失败而债务规模却进一步加大时，就有可能诱发严重的债务危机。
再次，发达经济体在后危机时期纷纷加强金融市场监管，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但特朗普试图以让金融业更好助推经济复苏为借口，放弃已达成的金融监管法案，这有可能导致投机性交易和炒作，引爆新一轮金融危机。
最后，美联储再次提息预期也在打乱世界经济复苏进程。除了会导致美元升值加快，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资本外流加剧外，提息还将严重抑制美国企业出口，导致债券市场剧烈波动，进而危及美国经济，甚至抑制世界经济复苏。
面对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行为对自身乃至世界经济的潜在影响，国际社会有必要共同采取措施加以应对。作为负责任大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当然会为克服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做出努力，在坚决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基础上贡献中国智慧。
其一，在实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同时高度重视结构调整政策。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而言，仅仅利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实现经济复苏远远不够，比如，如果美国在债务负担已经很高的情况下硬推减税和增大基础设施投资的政策，势必加大债务危机风险。这时，就需重视并借助结构调整政策的作用。中国已经提出将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结构调整政策结合起来，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充分利用新技术革命的成果，帮助非洲国家和最落后国家实现工业化，实现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性增长。显然，中国方案有助于克服发达经济体某些行为可能产生的消极后果。
其二，提高全球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为了克服世界经济复苏面临的不确定性，中国努力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就要继续推动国际规则和治理体系改革，提高发展中国家在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反对一家独大和赢者通吃，同时加强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提高全球治理能力和水平。
其三，继续推动经济全球化，推动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2008年金融危机某种程度上阻滞了经济全球化进程，部分国家违背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原则，拼凑碎片化、排他性贸易和投资安排，更加剧了经济全球化的逆转，这无疑不利于各国经济增长和世界经济发展。要实现世界经济的复苏，必须重振经济全球化。中国一直在为推动全球经济进一步开放、交流、融合而努力。比如，去年召开的G20峰会就通过了中方倡议的《二十国集团贸易投资工作组工作职责》和《二十国集团全球贸易增长战略》，为降低贸易成本、促进贸易和投资政策协调、推动服务贸易、加强贸易融资、促进电子商务发展、处理贸易和发展问题等重大贸易和投资发展目标提供了长期稳定的机制保障，为促进全球贸易和经济可持续发展，重振经济全球化指明了方向。
中心学者在《求是》发表学术文章
《求是》在2017年2月1日发表中心学者何自力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科学认识和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核心要点如下：
■社会资源的分配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市场调节，一种是政府调节（或计划调节）。在现实的经济运行中，单纯依靠市场调节或政府调节配置资源均属于特例，通常情况是政府与市场结合在一起共同进行资源配置。
■实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融合，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必由之路。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实现融合，关键是使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成为市场的主体。
■我们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使我们党和政府拥有强大的集中决策、组织动员和统筹协调能力，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独有的最大限度整合社会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机制优势。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效率主要是通过收入分配形成的动力激发出来的。市场调节初次分配，适当拉开收入差距，有利于激发不同生产要素所有者参与市场竞争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整个经济运行的效率。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不是要政府无所作为，而是要政府更好地作为。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认识和确定宏观调控的任务，建立和完善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宏观调控框架。
中心学者在《天津日报》发表学术文章
《天津日报》在2月13日第9版上刊登了中心学者陈宗胜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四个方面深入解析供给侧改革与供给学派区别》。正文如下：
我国提出供给侧改革思路一年多来，理论界对此展开了广泛的讨论。有人认为是借鉴现代经济学中供给学派的理论；也有人认为其与现代供给学派理论有异有同。本文认为我国不可能照搬西方现代供给学派的理论，因为二者存在根本区别，从基本方面是不同的。弄清这些问题，有助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语境下讲好中国故事，从而有助于创新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理论。
首先，二者包含的理论内容完全不同。
现代供给学派理论的核心内容，一是倡导并恢复对传统古典政治经济学中“萨伊定律”的信仰，极力宣扬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的信条，认为发展生产才能消除经济不均衡，实现充分就业并消除通货膨胀，并由此顺势推导出达致经济均衡的着眼点，应当是刺激国民收入方程式的生产方面；二是针对凯恩斯需求调控理论进行批判，极力否定需求自动创造供给的假设，主张经济应当由市场自动调节，反对凯恩斯需求干预政策。
与供给学派的这些系统理论表述不同，我国目前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政府通过“问题导向”推动和改进实际经济工作的思路，是针对性很强并且具有高度操作性的有效举措，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内容。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路的主旨看，它不是一般地否定需求方面的调控，而是强调在保持总需求适度的同时，侧重供给方面进行调整和改革。可以说，供给侧改革思路并不着重依据某个特定理论学派或反对某个学派，其可能形成的理论框架及其包含的理论内容，还有待于我国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来进一步深化，也有待于理论工作者对我国的新鲜经验和中国模式的进一步提炼和概括。
其次，二者产生的经济背景不同。
现代供给学派理论产生于发达经济体，是发达国家在经济发达阶段的产物，属于成熟经济中的供求总量在周期波动中如何实现均衡的理论；其依据的经济背景是在经济总量一定的前提下，总供求在经济周期中此消彼长相互适应的格局，其中决定经济规模边界的主要变量都已经达到最大。与之不同，我国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属于经济总量增长中的问题，是在推动经济规模扩展过程中根据相关条件，有时侧重供给方面发力，有时可能侧重需求方面出招，从而持续性推动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问题。因为在我国经济中决定经济规模边界的变量，大多都处于低位待发展状态，保持中高速增长的潜力还很大。这与现代供给学派所赖以产生的经济背景大不相同。
构成经济背景差异的主要因素，首先是人口增长态势不同。人口规模是决定经济增长边界的重要因素。我国人口规模还未达到顶峰，而在大多数发达国家人口规模早已越过峰值，进入人口零增长或负增长阶段，从而由人口和劳动决定的经济潜力已经达到了边界。二是基础设施完善程度不同。基础设施是否完善是决定增长边界的另一重要因素。如果一个经济社会的基础设施已基本完善，则此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潜力即接近最大可能。我国基础设施近三十多年来有了很大改进，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差别仍然较大。三是城镇化程度不同。城市化率从人口区域结构变动角度决定经济规模边界，其制约作用是综合性的。我国城镇化还远未完成。而发达国家的城镇化早已结束，发达经济体早成为一元经济。为一元经济服务的供给学派理论不可能指导二元经济中的供给侧改革实践。四是失业性质与就业态势不同。发达国家作为成熟经济体，由于劳动总量已经达到增长边界，通常是在经济周期变化中出现结构性失业或周期性失业，现代供给学派的任务是消除这两种失业而保证正常生产。我国则不同，我国每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以千万计，同时存在大量城镇登记失业人口，以及更大量乡村潜在失业农民。增量失业与潜在失业并存情况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根本不同于现代供给学派所依据的周期波动失业的经济背景。
再次，二者面对及需要解决的问题不同。
现代供给学派面对的主要问题是西方世界普遍出现的“滞胀”难题，即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停滞同在，投资需求过度与高失业率并存，凯恩斯等理论学派的需求调控理论对此束手无策，从而催生了现代供给学派理论。然而，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面对的问题迥然不同。我国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短期看主要针对的是生产质量和效率问题，比如减成本、增效益、补短板、调结构、减库存、降产能，而从长期看主要是解决如何推动持续经济增长，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二者主要差异体现在，一是我国经济与发达经济的增加值财富含量不同。同样新增一个亿的GDP，发达经济GDP增加值中的技术含量和产品质量都要更高。二是我国经济与发达经济的匹配性有差别。我国新增产值中不配套问题严重，导致闲置甚至长期无用，从而增加库存量。三是我国经济多属于重型、汗水型、资源消耗型，与发达国家轻型经济结构不同。四是我国新生产产值中往往有很大部分是对往年GDP生产中破坏性伴生现象的补偿，这导致我国经济财富积累缓慢。而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如路、桥、楼房等真正实现百年工程，财富日积月累。五是我国目前人均GDP还很低，基数还太小，因此体现在供给侧的选择性上必然较小。面对如此不同的问题而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路，必然根本不同于植根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基础之上以消除“滞胀”为目标的现代供给学派。
最后，二者开出的治世“药方”和政策措施迥然不同。
针对发达经济体当年出现的“滞胀”现象，现代供给学派认定供给是需求的唯一源泉，认为供给能够创造需求，只要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产品就不会过剩，失业就不会存在；只要政府不对社会需求过度干预，投资也不会大于储蓄，通货膨胀也不会发生。因此，极力推崇政府政策应当刺激供给，其中减税是他们提出的最重要政策主张。总之，供给学派的核心主张就是以减税消除“滞胀”，实现经济总量均衡。
与此不同，针对并解决我国供给侧存在的问题，主要应当诉诸体制改革，将构成供给侧的生产要素如土地、劳动、资本、科技等所包含的经济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以提供足够的有效供给。这必定是一个复杂的体制改革方案，除了应当继续增加出口、扩大消费等需求以及采取某些“减税刺激”外，需采取的改革措施涉及要素供给的方方面面。土地的供给涉及农民利益及房地产业，因而需要农村改革和房地产市场体制改革；劳动素质的提高需要改革教育培训体制，提高人力资本积累，劳动者数量依赖于生育政策和养老体制的改革；资本积累的提高与资本市场体制、金融体制的改革紧密相关；科技的供给则直接依赖于科技创新体制、教育体制、分配体制等的改革深化。所以，我国供给侧的问题主要应当依靠体制改革，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解决。这与现代供给学派主张改变刺激调控方式的对策根本不同。
当然，在涉及如此千头万绪的多种改革环节中，也应当抓住一个基本线索，笔者认为主要还是应当抓住资本积累及投资体制的改革，因为供给侧各要素体制的改革都离不开资本积累的支持。因此，不是通过货币增发而增加投资，而是通过资本积累及投资体制、财政税收体制改革，从而确定投资方向、激活投资主体，以增加各生产要素的有效投资量，从而解决供给侧的问题，进而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毫无疑问，通过一系列深刻的社会化基础设施改革，必吸引并积累大量新资本，推动供给侧有效供给。概括而言，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路根本不同于现代供给学派理论，不能够简单等同或照抄，需要结合中国改革与发展的现实情况，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我国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特色的做法和实践，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概括，以发展和创新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从而引导我国经济社会实践。
中心学者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学术文章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2月28日第1版上刊登了中心学者周立群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稳中求进：稳是战略定力进是奋发有为》。正文如下：
稳中求进既是一种发展理念，又反映了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也是我国现阶段发展的总脉络。在经历了多年经济快速增长之后，中国已成为一个庞大经济体，其经济发展路径、节奏以及机理均发生了变化。稳中求进就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产生的。
所谓“稳”，不是不思进取、原地踏步、停滞不前，而是统筹、协调、蓄势待发。其有三重含义：一是协调庞大经济体的内在关系，包括城乡及区域发展差距，国际与国内、需求和供给以及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协调不仅能化解经济发展中的摩擦和冲突，而且有助于厘清发展思路，形成全新的发展合力，激发发展的活力和整体竞争力。二是走出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夯实经济发展的基础。三是蓄势待发，为未来发展提供更大的空间。近年来全球经济处于较低迷状态，各种变数和不确定性在增多，市场风险和金融风险有所积聚，而我国经过30多年快速发展也到了转方式、调结构的关键阶段。面对经济下行压力，稳住阵脚尤为重要。“稳”作为一种应对，旨在摸清风险，把握预期，稳住国际国内市场，寻求新的发展空间，为未来发展留足余地。
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还在继续，世界经济增长乏力、恢复缓慢并处在深度调整期。国内经济运行中的一些矛盾也相当突出，有些矛盾和问题已积累多年，如部分产业的产能“过剩”、城市发展中的债务和金融风险加大等。可以说，正是基于“稳”中的梳理和协调，基于“稳态”的战略定力，才有“十三五”开局之年的缓中趋稳、稳中向好。
“稳”是“进”的基础和前提，而“进”则是发展目标和努力方向。“求进”是在新发展理念下的奋发有为。中国经济的出路在于“进”。没有“进”，不仅不会“稳”，还得退。现阶段“求进”之路有四个方面不可或缺。
一是转变。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包括发展动能、发展路径和发展机制。伴随原来支撑发展的旧动能的减弱或消退，厚植经济发展新动力即是一种转变。近年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以及“互联网+”行动计划为增强经济发展新动力开启了新的源泉。在发展路径上，经济增长也正在由要素投入驱动向要素效率和自主创新转变；在发展模式上，由总量扩张的“速度型”向产业提升、结构优化的“质量型”转变。
二是优化。就是使各类要素的组合、各种关联变量的关系更加协调。经济体越大，内部关系越复杂；国际化程度越高，优化各类关系越重要。优化的目标应是结构优、布局优、政策优、环境优、生态优。从十多年的经济发展历程看，高速的经济增长使得做大经济总量似乎成为各省市发展的大逻辑，“大而快”也成为经济成功的标志。而优化则是将重点转向了“新和优”。优化是内在的，是结构和机理的变化，正在实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重大举措，就是通过深入推进“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来提高供给质量，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使经济发展走上更优、更新、更平衡的轨道。当然，这其中还包括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
三是创新。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中央已提出到2020年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0%，迈进创新型国家和人才强国行列。但创新不仅仅是科技创新，还包括培育和发展新动能、新产业、新业态、新举措、新机制。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大数据、云计算和物联网广泛应用、智能产业的开发以及各类新型业态的出现，给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带来革命性变化。这也要求创新经济的运行机制，比如打造众创、众包、众扶、众筹平台，构建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创客多方协同的新型创业创新机制。
四是可持续性。“求进”不是一时之进。扎扎实实地发展，谋求发展的可持续性，着眼长远、谋势蓄势，正在成为各地发展规划和发展战略的内涵。这一点在国家和各省市的“十三五”规划中体现得较为充分。
这里讲的转变、优化、创新和可持续性实际上是新一轮发展中亟待突破的各类问题的组合，也是一组相互支撑的关系。转变和优化是经济体向更新更高更优的转化，创新是为其注入新的动能和活力，而可持续性则是立足发展质量和效益，使经济发展向形态更高级、结构更合理、绩效更优异的状态迈进，发展制度和机制更加成熟定型。
需要说明的是，“稳中求进”是近几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总基调，但它不能仅停留在政策层面和理论阐释层面，需要转化为各行业、各地区的实际行动。这一点非常重要。
“稳中求进”也是中国对世界经济稳定和发展的贡献。我们在世界经济中的权重越高，应担当的责任也就越大。破解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中长期问题，让经济走得更好更稳更远，不仅是中国破解发展中的矛盾并完成经济转型的关键所在，也将为世界经济走出困境、实现复苏提供钥匙。
中心学者在《中国改革报》发表学术文章
《中国改革报》于4月17日刊登了中心学者陈宗胜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特色鲜明》。正文如下：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工作的主线。它与西方供给学派在基本内容、产生背景、所针对的问题及采取的对策方面都有本质不同。这些区别也构成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特色。
理论内容：从生产领域加强优质供给
西方供给学派的理论内容主要有两点：一是信奉萨伊定律，即相信供给自动创造需求，主张刺激供给侧以实现充分就业、消除通货膨胀、达到经济均衡；二是批判凯恩斯主义，否定需求自动创造供给的假设，主张市场自动调节，反对政府干预。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内容则是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推进“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从生产领域加强优质供给，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供给体系更好适应需求结构变化，从而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
产生背景：发展中国家转型发展
西方供给学派产生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达阶段，决定经济规模边界的主要变量都已经达到最大。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产生于发展中国家的转型发展阶段，决定经济规模边界的变量大都处于发展之中，是在经济规模还在不断扩张的背景下讨论侧重供给侧还是侧重需求侧管理问题。具体来说，经济背景主要有以下不同。一是人口增长态势不同。人口规模是决定经济增长边界的重要因素。我国人口规模还未达到顶峰，仍然拥有人力资源优势。而大多数发达国家人口规模早已越过峰值，人口和劳动力构成了对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二是基础设施完善程度不同。近30多年来，我国基础设施有很大改进，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差距，仍具有较大发展潜力。三是城镇化程度不同。城镇化率从人口区域结构变动角度决定经济规模边界，其制约作用是综合性的。我国城镇化还远未完成，2015年我国城镇化率是56.1%，但按户籍人口计算只有约40%，这一水平远低于发达国家城镇化水平。城镇化仍是支撑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动力。所以，西方供给学派完全不适用于我国国情，中国的经济实践只能由中国的经济理论来指导。
解决问题：供给能力满足需求
西方供给学派产生时面对的主要是发达国家普遍出现的“滞胀”难题，即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停滞同时发生、失业率高企。凯恩斯主义等需求调控理论对此束手无策，从而催生了西方供给学派。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面对的问题与之迥然不同，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扩大有效供给，使我国供给能力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具体来说包括以下方面。
一是我国经济与发达经济的增加值质量和财富含量不同。同样新增1亿美元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发达经济增加值中的技术含量和产品质量都比我国经济要更高些。二是我国经济与发达经济在新产品的配套水平方面有差别。一些新生产产品因配套不全而无法实现实际消费或在生产中难以被使用，增加了库存量。这是我国经济中库存量大大高于发达经济的一个重要原因。三是我国重型经济结构与发达国家轻型经济结构不同。我国经济相对而言还属于资源消耗型。四是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水平和供给产品的丰富程度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差距。我国作为后发经济体，目前还处于中等偏上收入阶段，而且供给产品的品种、款式、功能等丰富程度较低，消费者的选择性较小。因此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扩大有效供给为目标，特别是推动科技创新、发展实体经济、保障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政策措施，解决我国经济供给侧存在的问题。这从根本上不同于植根于富裕经济基础之上以消除“滞胀”为目标的西方供给学派。
政策思路：用改革推进结构调整
西方供给学派认为“滞胀”的产生主要是政府对需求不当干预的恶果，其治理思路和方法着眼于改变调控方式。与此不同，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立在正确认识和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基础上，主张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将供给侧的生产要素如土地、劳动、资本、科技等所包含的经济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以提供足够的有效供给。在改革中需要抓住一个基本线索，即投资体制改革，确定投资方向、激发投资主体活力、增加各生产要素的有效投资量。同时，继续推进行政体制、税收体制、金融管理体制改革，加大混合所有制改革力度，加快企业体制、教育科技体制、户籍制度、社会保障体制、土地制度等改革，促进经济平稳增长。
《经济日报》发表的评论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上述理论特色，决定了这一改革的有效性和科学性。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中国经济必将产生持续健康发展的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中心学者在《人民日报》发表学术文章
《人民日报》于4月17日刊登了中心学者何自力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为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指明方向》。正文如下：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性、原则性问题。习近平同志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这一重要论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质，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指明了方向。
马克思在其不朽巨著《资本论》中创立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澄清了围绕价值和剩余价值创造所形成的种种混乱和谬误，揭示了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源，为劳动群众实现解放指明了道路和方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深刻指出，只有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条件下，在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实现社会财富充分涌流的基础上，所有社会成员才能实现共同富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一脉相承，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他强调，我们的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我们的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要坚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价值追求，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根本立场的继承和发展，为开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指明了方向。
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把人民群众在生产实践中形成的生产力视为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强大动力，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视为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强调只有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能最终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和共同富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习近平同志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创新发展为引领，以共享发展为目标，全面系统阐述了对中国经济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和发展着力点的新认识新观点，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的理论原则和行动纲领，体现了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新认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成果，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指明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路径：把中国发展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在回答重大实践问题中实现创新发展的。它强调科学的经济理论不是来自人的主观想象，而是源自人民群众鲜活的生产实践，只有与时俱进，不断研究新情况、回答新问题，才能实现理论创新，用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习近平同志指出，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一系列新情况、新课题。例如，怎样更好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推动落实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防风险工作；怎样处理好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的关系，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怎样统筹好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推进开放发展，加快“一带一路”建设，促进经济全球化进程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积极探索着力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模式；等等。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分析解决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深入研究中国和世界经济发展的新特点，揭示经济发展新规律，把人民群众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创造的丰富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就能不断创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强大理论支撑。
中心学者在《求是》发表学术文章
《求是》在4月26日发表了中心学者何自力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成就来之不易，经验弥足珍贵》。正文如下：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征程上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进展，为第一个百年目标的如期实现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些成绩的取得并非顺水推舟，而是在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和国内“三期叠加”的逆境下取得的，成就来之不易，经验弥足珍贵，值得认真总结。这些成就和成功经验给我们的启示是：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进共同富裕。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宗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提出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强调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要求全党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部署经济工作、制定经济政策、推动经济发展都要牢牢坚持这个根本立场。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新发展理念，以创新发展为引领，以共享发展为目标，全面系统表达了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和发展着力点的新认识新观点，发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思想，为新历史条件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指明了方向。
坚持以顶层设计为引领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从全局的、系统的、整体性的高度进行顶层设计和系统谋划，才能有条不紊向前推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屋建瓴，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方案，涉及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等方方面面，突出凝聚全社会改革共识和合力、致力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突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突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突出对人民群众关心的社会热点问题作出积极回应，有力地引领改革向深度和广度推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注入了强大动力。
坚持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政策框架。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国内国际经济形势的深刻变化，作出了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判断，这个重大判断是近年来我们制定经济政策的根本出发点。新常态下，我国拥有诸多优势和有利条件，但面临的矛盾和风险也很多，需要爬坡过坎，经济工作的理念、思路、着力点等也要相应调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强调要引导经济朝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指明了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为解决我国经济面临的突出矛盾，特别是为解决重大结构性失衡问题，党中央作出了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决策，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了治本良方。这是我们党从实际出发提出的引领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一套政策框架，对指导经济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提出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强调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也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在这一工作原则和方法论指导下，党中央提出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政策方针，既敢于担当、锐意推进改革，又坚持底线思维、防患于未然；既认识到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一些长期存在的难题需要久久为功，又从不畏首畏尾，发扬钉钉子精神，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迈进。实践证明，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完全正确的，是取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辉煌成就的正确工作原则和科学方法论。
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这个坚强保证。能否带领13亿多人民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根本上讲取决于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发挥得好不好，能不能为发展航船定好向、掌好舵。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把推进党的建设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结合起来，实施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并举、严格自律与严肃他律并举，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强化宗旨意识，坚持为人民办好事、办实事。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了显著成效，党的理论优势、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制度优势和群众基础优势得到了充分发挥，党的领导力和战斗力不断提高，这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保证。
中心学者在《天津日报》发表学术文章
《天津日报》在5月8日第9版上刊登了中心学者陈宗胜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发展民营经济与建立新型政商关系的对策》。正文如下：
民营经济近些年发展较快，发展潜力很大；当下发展民营经济的重要一环是建立新型的政商关系，即在最高标准与底线标准之间形成二者的“清且亲”关系；另一环是推动混合改革过程中支持民营经济自主选择“靓女型”国企。另外在今后的宣传中多强调企业的经营形态，不过分强调其股权性质。
近年来，天津市民营经济在增加GDP、提供商品和服务、增加税收财富、提供就业机会、提高社会活力等方面，发挥着重要功能和作用。人们对民营经济的地位、作用、功能有了越来越成熟的认识。但是天津市民营经济实际运行过程中，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这其中包含了很多原因。本文仅就民营经济发展中的几个理论认识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1.要充分认识天津市民营经济发展的差距和潜力。
天津市的民营经济近些年有了很大的发展。如果按非公有制经济的口径，则天津非公有经济产值比重已经占到近70%。但是由于天津市外商外资投资较多，所以包括个体和私有经济在内的民族民营经济，或简称民营经济的产值比重还不到50%，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从理论上看，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都只是资本运营的结果，而不是决定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核心因素。一种经济所有制的地位，本质上要看占用资本特别是净资本的大小。如果按这样的理论概念来衡量，在我市各种所有制经济总的净资本中，民营经济的资本占比可能还要低，估计可能不足30%。也就是说，天津市的民营经济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2.要创造性、突破性地逐步建立新型政商关系。
最近几年，党和国家加大了反腐倡廉和简政放权的力度，政府部门和党政官员与民营企业及民营企业家的关系，正在从过去的“纠缠不清”型转变为“风清气正”型，由相互利用型转变为支持服务型，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扫清了环境障碍并降低了各种交易成本。然而在破除旧的政商关系过程中，新的政商关系不会自然而然地自动建立起来。甚至在过渡期间出现了政府官员“不敢为”“不愿为”“不作为”的现象。集中表现就是，对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敬而远之，
亲近，不服务，不支持，生怕因亲近而导致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而受到不必要的牵连。
习近平总书记已经为新型政商关系规定了最高原则即“清和亲”；这其中也包括了新型政商关系的底线，就是政府官员不受贿，民营企业家不行贿。我以为，只要守住这上下两条原则线，新的政商关系就会逐步形成。目前发展新型政商关系的关键在“亲”字，且措施要实在。比如，首先，现行政策不允许政府官员及其子女在当地经商办企业，但是鼓励民营企业积极建立党组织和发展党员，因此建议出台政策鼓励党员带头发展民营经济，且每年对党员带头发展好的比如“前十大企业”大力表扬和公开支持。其次，各级党政班子成员要带头引资并联系“规定数量”的民营企业，公布其帮助民营企业解决的比如“几大问题”，为其发展出的比如“几大主意”，等等。再次，宣传和支持政府官员正常出席民营企业的成立仪式或庆贺仪式，公开其为企业当面提供的若干服务和若干支持，等等。这些措施有助于营造一种民营企业发展光荣，支持和帮助民企发展也光荣的氛围。
3.要积极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国企混改，出台实实在在的政策措施。
一是要鼓励和支持民营企业自主、主动选择实施混改的国有企业对象，包括引导其选择一些“靓女型”的国有企业，而不是让其坐等一些濒临破产死亡的国有企业。二是要鼓励支持民营资本在一些混改企业中控股。混改理论已经说明，混合经济中公有与民营经济的地位是从总体上考察的，而不是要求所有混合型企业中民营经济都不能控股或占大股。应当支持民营企业在混合企业中占大股、相对控股，甚至绝对控股。三是相应地对混改企业中的国有资本运营的要求，应当从长周期中考核其保值增值，不应当要求其每时每地都只能增长不能降低，必须尊重市场规律，在排除腐败和不作为之外，应当允许公有股价值有些年份下降甚至亏本，并且只作为经营问题，而不与政治挂钩。四是今后要随着混改的推进和经济发展，学习先进省市的做法，逐步形成公有、私有股份都一样，都是市场主体、都是资本股权的平等观念。五是今后随着混合经济的发展，可试验不再强调、不再公布，甚至不再宣传公私股比（可统计以为研究用），而只公布公有公司、自营公司、独资企业及个体企业等的发展情况。从宣传上淡化股权性质的区别，必有利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有利于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4.要认清当代民营经济的新特点。
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今天党和国家大力支持和鼓励发展的民营经济，很不同于历史上或他国资本主义体制下的民营经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公有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中，民营经济的地位和作用有了宪法和制度的保障。民营经济经历了从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逐步成长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过程；法律保护私有财产同公共财产一样神圣不容侵犯。在公有制占主体或占主导的前提下，公有制经济在投资方向、社保水平、工资标准、医疗服务、养老措施等方面，都为非公有经济提供了标准、榜样或参照系。总之，从制度、环境、政策等各个方面进行引导和节制，保证了民营经济在实际运营中一定会成为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经济体。
中心主任在《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发表关于《资本论》及其当代价值的探讨
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中，《资本论》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巨著，它“经受了时间和实践的检验，始终闪耀着真理的光芒”。今年是《资本论》第一卷出版150周年，今天的时代与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时代已有很大不同，如何理解《资本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指导意义？如何运用《资本论》中的重要原理来分析当前中国经济改革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资本论》中的研究方法对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在方法论上有何启示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有哪些重要方向？如何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为加深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特约请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逄锦聚教授就相关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并于6月20日刊登对话记录于2017年03期。
关于《资本论》在马克思主义浩瀚经典著作中的地位，逢锦聚指出：《资本论》是马克思花费毕生精力完成的伟大成果，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巨著；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著作，也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因此，《资本论》是承载马克思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这“两大发现”的经典中的经典。
今天的时代与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时代已有很大不同，有人认为《资本论》已经过时，其基本原理失去了解释力。对此，逢锦聚评价说：《资本论》所揭示的基本原理不仅没有过时，相反，实践的发展越来越证明，它依然放射着真理的光芒，依然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这是《资本论》的当代价值所在，是我们要把《资本论》作为“必修课”、坚持学习继承马克思《资本论》中揭示的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根本原因。
自中央提出“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学术界作出了多种不同的解读。关于如何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为指导来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避免陷入新自由主义的理论陷阱之中，逢锦聚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为指导，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则为指导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先要坚持《资本论》中体现的基本立场；其次，要坚持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创造和运用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矛盾分析法”认识和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再次，要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列宁指出：“在《资本论》中，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都应用于一门科学。”逢锦聚谈到，《资本论》中运用的研究方法对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在方法论上有以下启示：首先要坚持把发展社会生产力摆在首位，坚持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原理；其次，要坚持运用改革是社会发展主要动力的原理；再次，要坚持运用事物总是联系和发展的原理；最后，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应局限于这些主要方面，而要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作为普照的光，贯穿和指导整个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构建和发展，具体地运用《资本论》中一以贯之的抽象的方法、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等。
实践发展无止境，理论创新也无止境。逢锦聚提出，进一步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问题为导向，在以下五个方面开展更深入的研究，力争有所创新，有所前进：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当代意义研究；二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理论成果研究；三是当代中国经济建设实践经验总结研究；四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经济思想研究；五是世界各国文明成果的借鉴研究。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还要力求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上有所创新。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所要构建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大致架构应该是：一是发展阶段和经济制度；二是经济运行；三是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四是世界经济和开放问题。
中心学者在《学习时报》发表学术文章
《学习时报》在2017年6月20日刊登了中心学者陈宗胜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反全球化浪潮及全球化新动力》。正文如下：
近些年国际上出现的反全球化逆流，有其经济、政治、社会方面的客观基础，但是其对全球化过程中存在问题的冲击，可能会促进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化。面对国际形势变化和世界发展的客观要求，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积极推动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逐步成为新时期全球化深化的推动者。
反全球化的浪潮给经济全球化带来了挑战，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确定性有所加剧，但是反全球化现象并非前所未见的新问题，其内生于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之中，每当全球经济进入下行周期阶段必会大规模显现。我们需要的是正视反全球化现象，并厘清背后所隐藏的问题，以推动构建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的经济全球化。
一些发展问题被反全球化的观点歪曲
比如习近平总书记在G20峰会上指出，当前全球财富分配基尼系数已达到0.7，超过了国际社会公认的0.6的危险红线。不处理好财富分配差距问题，不仅世界经济将会陷入长期衰退困境，而且可能会引起全球化进程的重大倒退。反全球化的观点正是将诸如此类的问题全部归咎于全球化的结果，这当然是不客观的，因此开出的药方也是错误的。正如马克思主义所指出，西方国家长期以来的就业分化、收入差距扩大加剧，主要是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和经济推动技术进步，以及其他因素和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法国学者皮凯蒂基于资本主义300年历史进程的研究表明，财富不平等的根本动因在于资本收益率长期超过经济增长率。经济全球化同样也是技术进步和资本扩张推动的结果，因此主张贸易保护主义等反全球化政策并没有指出引发问题的真正根源，不可能提出改变失业、贫富差距拉大的根本有效途径。解决失业问题的长远之道在于建立更广泛、更高效的教育体系，促进人力资本更有效地积累和优化，以适应日新月异的技术进步；贫富差距的改善则有赖于建立更加公平有效的经济制度和分配机制。
然而，美国现政府的经济政策主张中几乎没有涉及制度改革或收入调整和再分配政策。因此新时期下全球化的深化，离不开各国对内推进国内治理和经济制度与体制改革，对外引领经济全球化向更加包容普惠的方向发展，以使经济全球化的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所有群体。这将是下一阶段全球化的必然要求。
全球治理体系亟待改革创新
反全球化浪潮中也可能针对一些全球化过程真正存在的问题，比如全球化中出现的异化、僵化的因素。美国现政府宣示的大量经济政策主张能否实行并成功尚不得而知，但其包含的制造业发展与保护、振兴基础设施的政策指向，恰恰显示美国有必要延续以前开始的“再工业化”战略，以振兴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从而优化其失衡的经济结构及产业结构。这不啻为美国版结构性改革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新总统的反全球化政策主张只是表象，其实质并不是从根本上去全球化或逆全球化，而是基于美国自身利益对全球化的再定位、再修正，以消化全球化推进节奏过快带来的副作用。
而引发英国“脱欧”与欧洲新一轮“脱欧”危机的直接原因，除了阶层利益分化这一反全球化的深层次原因外，主要在于对欧盟僵化的经济政治治理体系的反抗。欧盟体制缺乏主权国家所具有的健全政治框架和坚实社会根基，成员国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大、社会经济结构异质性高，因此缺乏有效的治理机制。正如学者金玲指出，“欧债危机”后欧盟机构对成员国政治决策和经济政策干预空前加剧，加重了与成员国民主政治的冲突，更加凸显其治理能力低下引发的功能合法性危机。在此背景下，英国“脱欧”的诉求在于，摆脱共同财政转移支付的负担，排斥移民和难民问题的冲击，跳出欧盟框架寻求更高的贸易自由度。因此，英国反全球化的现象是对全球化进程中因为过早让渡经济主权导致的路径偏差的纠正。一方面，美英两国对全球化异化、僵化因素的改革诉求，说明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各国应当立足于本国国情，正确选择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路径和节奏；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各经济体利益分化加大，平等参与、充分协商的制度建设重要性愈发凸显，全球治理体系亟待改革创新以适应当下的新变化。
全球化新的动力源正在形成
从历史发展看，反全球化很可能是短期现象。纵观世界经济近现代发展史的几次反全球化现象的出现，可以证明这一判断的正确性。如1929—1933年的大萧条、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等，都引发了贸易保护主义等反全球化现象，但每一次反全球化的逆流消退之后，都开启了更大规模的全球化浪潮。有学者指出，其根本原因不仅在于，每一阶段的危机和反全球化现象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纠正了前一阶段全球化进程中积累的矛盾和缺陷；更重要的是，每一次危机期间都孕育或催生了新的动力源泉，成为推进下一阶段全球化的深化与前进的关键因素。还有学者指出，大萧条具有强烈的再分配效应，大萧条后的世界经济重心由欧洲转向美洲，奠定了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和美元的支配地位，美国替代英国成为新的霸权国家，也成为20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的主导者和最大推动者。石油危机催生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后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成为“大稳健时代”的基石，开启了生产全球化和金融资本大规模跨境流动的序幕。亚洲金融危机加速了以日本为首的东亚“雁阵模式”的式微，但中国加入WTO后亚洲经济重心迅速由日本向中国转移，掀起了本轮经济全球化的高潮。历史经验表明，历次危机后反全球化现象的消退都是因为各种因素为经济全球化注入了新的动力，而在反全球化逆流回潮的当下，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正是经济全球化新的动力源泉。
新世纪以来，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大国深度融入并影响了经济全球化的走向，不断重塑世界经济版图，新兴经济体已经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并且是驱动经济全球化新的动力源泉。
与此同时，2011年中国正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预计2016年印度或将超越英国成为全球第五大经济体，全球经济发展重心向亚洲，特别是向亚太地区转移的趋势日渐清晰。这些变化表明，经济全球化已经进入动力源泉切换的新阶段，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正为全球经济增长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化发展提供新动能和新机遇。尤其是在新时期，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得到全球响应，建设路线贯穿欧亚大陆，东连亚太经济圈，西接欧洲经济圈，沿线国家绝大多数是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是下一阶段经济全球化中最为瞩目、最为重大的事件。预计未来五年，中国将为全球经济复苏和经济全球化注入更加强劲的动力。在以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崛起的带动下，世界经济将加速复苏，经济全球化也将继续深化，作为经济危机的副产物，反全球化现象会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而逐步消退、消解或被包容，全球化将在长期发展中深化的历史大趋势不可阻挡，任何国家因为反全球化而错失历史机遇都是不明智的。
总之，在当前国际形势下，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与技术、资本、劳动、制度等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配置、流动、整合形成互动，共同形成驱动全球化的动力源泉，必将推动全球化向不断深化的方向前进。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的领军国家，正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逐步成为全球化的积极推动者，其基本的内外战略举措包括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驱动发展、“一带一路”倡议、人民币国际化，以及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建设和治理体系的改革。
第三期“政治经济学大讲堂”讲稿以《中国经济与世界》为题出版
为进一步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工作，深入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与世界经济中的重大问题，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以政治经济学的学科优势为基础，全方位整合相关专家学者资源，面向全国各高校、党校、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于2016年7月25-31日在南开大学举办了“政治经济学大讲堂”第三期高级研修班，主题为“当代中国经济与世界”。
该大讲堂迄今已在中国人民大学和南开大学成功举办四期，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不仅凝聚了一批中青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者，而且对提高国内政治经济学师资队伍素质产生了积极作用。政治经济学大讲堂系列丛书《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十五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十五讲》、《中国经济与世界》均已出版发行。其中，《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十五讲》入选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组织推荐的第七届全国优秀通俗理论读物。
《中国经济与世界》内容包括了第三期“政治经济学大讲堂”课程的全部内容，作者为均各个专业领域内的知名学者，包括逄锦聚、佟家栋、高培勇、陈宗胜、常修泽、张宇、何帆、贾根良、景维民、梁琪、盛斌、谢富胜、朱安东、何自力、刘凤义等。
本书内容涵盖广泛，围绕着“中国经济与世界”这一核心主题展开，内容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形势与对策、我国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和功能定位、人民币国际化的进展及其遇到的挑战、经济新常态与中国银行业转型和发展、如何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世界资本主义的危机与中国的选择、全球生产网络和当代帝国主义理论、第四次工业革命与智能工业化、西方国家经济停滞常态化的成因与影响、金融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及其危机、发达国家市场经济模式多样性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俄罗斯国家治理与经济增长等。
《中国经济与世界》不仅是“政治经济学大讲堂”第三期学术活动的结晶，也是中心建设自身智库的阶段性成果，本书的出版，既方便了老师、学生进一步深入学习相关知识，也有助于更大范围内将专家学者的授课内容和研究成果推广传播。此书的出版旨在推动学习贯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坚持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为服务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和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有益的贡献。
四、部分学术成果列举
逄锦聚：
1.扎实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7年01期
2.《资本论》的体系结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系，政治经济学评论，2017年03期
安虎森：
1.“一带一路”战略下东亚分工新格局的演变及实施方略，安虎森等，南京社会科学，2017年02期
2.东北经济问题解决的主要途径：人力资本重置，安虎森等，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02期
3.区域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机理分析，安虎森等，天津社会科学，2017年02期
4.改革开放后我国产业转移方向实证研究，安虎森等，贵州社会科学，2017年06期
何自力：
1.中国方案开启经济全球化新阶段，红旗文稿，2017年03期
2.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借鉴价值，政治经济学评论，2017年03期
3.关于创新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几个重要原则，社会科学辑刊，2017年03期
4.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理论与现代化，2017年03期
5.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中国方案，现代国企研究，2017年11期
刘凤义：
1.我国住房问题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刘凤义等，当代经济研究，2017年03期
2.《资本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构建，政治经济学评论，2017年03期
3.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需做实四个方面，刘凤义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7年03期
4.《资本论》的生命之树常青——纪念《资本论》第一卷发表150周年，南京财经大学学报，2017年03期
刘晓欣：
1.中国实体经济“账期”问题及对策，刘晓欣等，经济与管理研究，2017年01期
2.“蒜你狠”“姜你军”现象频现投机资金为什么热衷炒作小宗农产品，刘晓欣等，人民论坛，2017年02期
3.经济增长与风险防范：全球化视角下的虚拟经济——第九届全国虚拟经济研讨会观点综述，刘晓欣等，经济学动态，2017年01期
4.缩短账期规范市场切除实体经济“毒瘤”，刘晓欣等，天津日报，2017年4月24日009版
张俊山：
1.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建设领域的应用，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7年01期
2.收入分配领域矛盾的集中表现——农民工收入问题，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03期
3.用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指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治经济学评论，2017年03期
4.论货币价值的商品等价物及对收入分配理论的意义，教学与研究，2017年06期
钟茂初：
1.“过剩经济”背景下的若干发展难题与因应路径，学习与实践，2017年01期
2.依据生态承载力重新划分区域，钟茂初等，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4月12日004版
3.“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下的生态文明，河北学刊，2017年03期
4.经济增长——环境规制从“权衡”转向“制衡”的制度机理，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03期
周京奎：
1.京津冀公共服务一体化机制设计框架，周京奎等，河北学刊，2017年01期
2.京津冀金融一体化“破局”：模式选择与实现机制，周京奎等，长白学刊，2017年01期
3.京津冀生态环境治理问题与机制研究，周京奎等，理论与现代化，2017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