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下半年成果简报
一、成果概况
2017年下半年，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包括：出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通论》；发布《中国城市家庭住房消费调查报告（2017）》；在CSSCI来源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求是》等国内知名报刊杂志发表多篇文章等。
二、课题研究
中心周京奎教授主持发布《中国城市家庭住房消费调查报告（2017）》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这段话直抵人心。“有房可居”是百姓的热切期盼，“房住不炒”托起幸福安居梦。
11月30日，《中国城市家庭住房消费调查报告（2017）》、《中国住房消费发展报告（2015-2017）》在南开大学发布。中心学者周京奎教授主持发布会。成果基于对我国城市家庭住房消费全面系统的入户调查数据研究而成。2017年样本覆盖全国42个城市，包括家庭户样本2783个、家庭成员样本7019个，与2016年相比，家庭户样本增加了5.62%，家庭成员样本增加了5.53%。
中国城市家庭住房消费调查，是由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抽样调查项目。该项目由周京奎教授于2015年发起，目前已初步完成2015、2016和2017三个年度的数据采集，包括“住房及基本消费支出”“住房消费偏好与交易信息”“未来家庭住房消费选择”“住房调控政策影响”“住房消费景气调查”等内容，各章专题栏目还对北京、上海、天津等热点城市进行了具体分析。
在当日举行的中国住房消费与城市发展高层研讨会暨中国城市家庭住房消费调查研究成果发布会上，调查发起人和牵头人周京奎教授对本期调查设计、家庭住房消费选择、调控政策影响等进行介绍，并发布了中国住房价格风险指数和中国住房消费景气指数。
每年住房价格超预期风险最大的城市都有较大变动
本次报告发布了中国住房价格风险指数。该指数对全国70个城市近5年的住房价格风险进行了评估，结果显示：2017年前3季度住房价格超预期风险最大的10个城市为厦门、三亚、海口、蚌埠、广州、长沙、韶关、湛江、唐山和北海；2016年住房价格超预期风险最大的城市为无锡、郑州、北京、合肥、上海；2015年住房价格超预期风险最大的城市为深圳、北京、上海、牡丹江、广州。可以看出，每年住房价格超预期风险最大的城市都有较大变动。2015年住房价格超预期风险最高的5个城市中，有4个是一线城市，2016年北京、上海、深圳持续高风险，主要来自于价格大幅上涨引起价格环比大幅波动。
报告还发布了住房价格下跌风险指数，该指数是衡量在市场价格正常波动情况下，住房价格最大下跌幅度的指数。结果显示，在最差的1%的情况下，居民购房两年内住房价格可能下跌幅度最大的10个城市是洛阳、温州、深圳、北海、牡丹江、锦州、贵阳、海口、西安和济宁。
天津家庭改善性住房需求最高
天津的调查样本显示，被调查家庭的买房原因为改善居住条件换房的比例最高，超过六成，天津由限贷带来的影响仍较小。天津家庭购买第二套房主要是改善居住条件，为了满足投资需求的比例较低，因此政府调控政策并没有使资金过多的流向其他金融市场，这导致天津被调查家庭的金融活跃度较低，各项投资占比在热点城市中均处于最后一位。相对低的金融投资活跃度意味着家庭可能会有更多的资金用于住房投资，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天津近一年新建住宅价格上升幅度较高的原因。同时由于天津贷款比率仅高于北京，但是天津房价相比北京则偏低，因此天津由限贷带来的影响仍较小。
近一半家庭认为所在城市房价高超七成家庭户主理想住房消费面积在90-140平米之间
在未来家庭住房消费选择中，报告指出，有超过47%的被调查家庭认为所在城市房价非常高或者较高，而只有7.5%的被调查家庭认为所在城市房价非常低或较低，这说明全国城市家庭总体上倾向认为房价偏高。一线、准一线城市被调查家庭中分别有74%、60%家庭认为所在城市房价非常高或者较高，东部地区有57%的被调查家庭认为房价非常高或较高。
调查结果显示，家庭户主理想住房消费面积在90-140平米之间的被调查家庭占到了71.5%，140平米以上和90平米以下的被调查家庭分别占22.7%和5.7%；90-120平米住房是东中西三地区偏好最高的住房面积，其次则是120-140平米，而年轻的家庭户主理想住房消费面积要高于其他年龄段的户主。相对于其他收入类型家庭，低收入家庭户主有更大比例认为所在城市房价非常高或较高，卖房倾向较弱，更多是为改善居住条件而换房，其理想住房消费面积相对较小，住房投资意愿较弱，在未来一两年内非常不可能或不太可能购买住房，该类型家庭未来一两年买房更多是为了改善住房条件，而高收入家庭户主相对更多是为了投资。
房地产税收政策调整对半数以上家庭住房消费选择无影响取消限购对购房的促进作用要弱于取消限贷
报告特别对房地产税收、限购限贷、房贷政策等近年住房消费中出现的新情况进行调研。调查报告显示，房地产交易税的调整（提升税率）对大部分被调查家庭住房消费选择无影响，相对而言，住房市场更发达的地区如东部地区、一线城市的被调查家庭在交易税率提升的情况下会更倾向于不购买住房。若征收房地产保有税，会导致更高比例的被调查家庭选择不购买住房，即征收房地产保有税要比上调房地产交易税更能抑制住房消费需求。
报告认为，从现有的住房调控政策来看，限制城市居民购房的政策主要是限制商业贷款和限购。而相比之下，取消限购对被调查家庭购房的促进作用要弱于取消限贷，且被调查家庭最希望放宽的限贷政策为降低贷款利率，表明大部分家庭不购房的原因仍是支付能力不足。此外，若调控政策放宽，被调查家庭的购房目的多为改善居住条件或供父母家人居住，这意味着只有少部分家庭是单纯出于投资目的购房。
去库存压力存在较大的城市类型差异中小户型商品住宅库存压力较高
报告利用微观楼盘数据，对深圳、大连、南宁、宁波、沈阳、西安、徐州、烟台、兰州、泉州、太原、济宁、九江等13个大中城市的库存压力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一线城市库存压力较小，部分二线、三线城市仍面临较大的库存压力，其中2015年发放的预售许可证楼盘，未售商品住房占比最高达到18.15%。在库存压力结构方面，各类型城市90平方米以下中小户型商品住宅库存压力均较高，其中2015年发放的预售许可证楼盘，中小户型商品住宅占比最高达到74.81%，13个城市的均值也达到58.07%。
2018年住房消费市场预测
报告对2018年住房消费规模、住房需求质量、住房消费选择、住房支付能力等方面进行了预测。
报告认为，当前一线城市住房市场呈现价稳量缩的格局，投资投机性需求得到遏制。可以看出，2018年一线城市在面对愈加严格的限购、限贷等调控政策的情况下，其住房销售额、销售面积、销售价格将趋于稳定。
随着住房市场的不断完善和二孩政策的放开，居民对住房品质的追求逐渐提高，居住的稳定性、良好的社区环境及对子女教育有利的生活环境等因素，都成为吸引居民进行住房消费选择的重要因素。报告推断，对于2018年的住房消费市场，家庭在其住房能够满足基本居住需求的基础上，对居住舒适度的要求会日益提高，高品质住房的比例将会继续上升，尤其是在当前住房消费质量整体不高的三四线城市，其增加比例将会更大。
进入2017年后，一二线城市房价趋于平稳，部分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出现小幅下跌。在当前国家政策环境下，报告预计在2018年，一二线城市炒房成本将会进一步提高，炒房可能性下降。同时住房消费以刚性需求和改善型需求为主，投资性需求和投机性需求将会被进一步挤压。
当前一线、准一线城市中低收入水平家庭的住房支付能力较低。尽管在中央和地方不断出台的调控政策下，这些城市房价增长势头得到控制，但在没有极为重大的政策变动的情况下，想要让这些城市的房价回归到一个相对合理的范围，还要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报告预测2018年一线、准一线城市的房价收入比将继续保持在高位，其中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支付能力仍将保持较低水平。
为进一步推动住房市场持续稳定发展，周京奎代表研究团队建议：应采取综合性支持政策，满足多层次住房需求，完善住房供给体系，以满足全部居民的基本住房需求为基础目标；建立住房特征需求评价体系，逐渐引导住房供给和需求向高水平的平衡方向发展；以房产税、空置税、基于售房收益的累进交易税等财税政策为主要工具，建立相对稳定的住房调控政策体系；要引导房地产企业转变开发模式，熨平房地产市场周期；建立一体化住房信息平台，加快交易主体搜寻匹配速度，减少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投机性住房需求。
当天的研讨会由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和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共同主办。国家统计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发改委宏观研究院、南开大学、清华大学、首都经贸大学、天津财经大学、《经济研究》杂志社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天津农学院、上海师范大学、长沙理工大学、哈尔滨商业大学等参与中国城市家庭住房消费调查项目的各高校教师参加。大家纷纷就调查报告、中国住房消费现状、当前发展趋势以及中国住房消费发展指数等内容进行交流座谈。
三、成果简介
中心学者在《人民日报》发表学术文章
《人民日报》在8月16日第7版上刊登了中心学者陈宗胜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中国多维扶贫走在世界前列》。正文如下：
中国的多维扶贫已经走在世界前列。长期以来，国际社会一直采用单一的收入或消费指标来测量贫困。但在实践中人们发现，收入或消费只能反映贫困的一个方面。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提出了“多维贫困”理念：贫困不仅仅是单一维度的收入不足，更重要的是没有能力获得教育、卫生、饮水等基本服务。此后，不少学者开始探索多维贫困的测量方法和评判标准。最近几年，国际上更是把“多维贫困”作为测度和评判贫困的现代新标准。回顾我国扶贫开发的历程不难发现，虽然我国没有明确公布多维扶贫标准，但在实践中开展的正是多维扶贫，并且积累了丰富的、可供各国借鉴的成功经验。
我国的扶贫目标包括提高收入、提升生活质量等多维标准。早在1986年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前身）成立之时，就明确提出要从增加收入、提高教育水平、改善卫生条件、增加财政收入等多个角度推进减贫；1994年实施的《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提出，用7年时间解决贫困群众的温饱问题，并帮助他们改变教育、文化、卫生及基础设施落后的状况；2001年实施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要求，提高贫困群众的生活质量和综合素质，逐步改善贫困地区经济、社会、文化落后的状况；2011年实施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规定，到2020年要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穿并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等目标；2015年，在习近平同志关于精准扶贫的重要讲话精神指导下，我们党制定了精准扶贫工作的顶层设计，要求从多角度找准致贫原因、从多维度开展脱贫攻坚。可见，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国的扶贫目标从来没有局限于提高贫困群众的收入，而是包括收入、教育、卫生、文化等多个维度，并不断丰富其内容。
我国的扶贫主体包括财政、民政、卫生等诸多部门和机构。只有各相关部门加强协调、共同参与，才能有效开展多维扶贫。教育部门解决教育资源不足问题，卫生部门应对因病致贫问题，金融部门处理生产生活融资困难问题，电力、水务、工商、文化及能源部门解决涉及贫困人口生活质量的其他问题。我国最初成立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时，就规定其成员包括农业、教育、卫生、财政等多个政府部门。到2015年，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成员已经增加到包括政府部门、金融机构和社会组织在内的40多个。此外，我国还确定了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以及东西部协作和党政机关、部队、人民团体、国有企业定点扶贫机制，做到分工明确、责任清晰、任务到人、考核到位。这正是多维度扶贫的生动体现，也彰显出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
我国的扶贫方法包括产业开发、社会保障等。几十年来，我国总结并积累了多种有针对性、有实效的扶贫方法。特别是近年来，在精准扶贫思想的指导下，形成了更加积极有效的扶贫措施。在精准识别贫困家庭、从多个维度对致贫原因和贫困表现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各省区依据具体情况实施发展生产脱贫一批、异地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的“五个一批”工程，做到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有效解决了“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的问题。
正是因为长期坚持多维扶贫，我国的扶贫开发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7亿多，占全球减贫人口的70%以上；2013年至2016年，我国连续4年年度脱贫超过1200万人，累计脱贫5564万人，贫困发生率从2012年底的10.2%下降到2016年底的4.5%。这充分表明，在国际社会还在对多维贫困进行理论探索之时，我们党已经在实践中开创了多维扶贫的崭新事业。
中心主任在《求是》发表学术文章
《求是》在2017年第17期发表了中心主任逄锦聚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资本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修课》。正文如下：
核心要点：
■今年是《资本论》第一卷出版150周年。150年来，历经实践的反复检验，《资本论》依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芒。今天我们纪念这部永载史册的马克思主义经典巨著的问世，就要把《资本论》作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修课，运用它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为世界经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
■《资本论》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实现了伟大的变革，它系统阐释了剩余价值理论，科学论证了唯物史观。这两大发现，正如恩格斯对马克思做的经典评价所言：“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
■科学理论的价值在于指导实践。《资本论》虽然揭示了一系列关于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理论，但其所蕴含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却远远超出资本主义经济的范畴，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重要的科学指南，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修课。
■发展和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征。今天我们纪念《资本论》第一卷出版150周年，就是要把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使命担当起来，进一步构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力争不断有所创新、有所前进。
今年是《资本论》第一卷出版150周年。150年来，历经实践的反复检验，《资本论》依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芒。今天我们纪念这部永载史册的马克思主义经典巨著的问世，就要把《资本论》作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修课，运用它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为世界经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
一、《资本论》是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伟大革命
《资本论》是马克思以毕生精力撰写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巨著。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以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曾经在一定程度上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研究的出发点，因而包含着一些科学的成分。但由于阶级的局限，这些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没有把资本主义看作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而是看作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的形式，所以他们终究不能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实质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扬弃的基础上，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阐释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和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规律；根据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分析，论证了资本主义被共产主义取代的历史必然性，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科学社会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资本论》内容极其丰富，除经济学内容外，还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容，以及有关政治、法律、历史、教育、道德、宗教、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精辟论述，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
《资本论》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实现了伟大的变革，它系统阐释了剩余价值理论，科学论证了唯物史观。这两大发现，正如恩格斯对马克思做的经典评价所言：“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中的经典，是射向资产者最厉害的炮弹。
二、《资本论》是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修课
科学理论的价值在于指导实践。《资本论》虽然揭示了一系列关于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理论，但其所蕴含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却远远超出资本主义经济的范畴，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重要的科学指南，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修课。
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自其创立之日起，就明确申明了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根本立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坚持这一根本立场，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取得了革命的成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中，也正是坚持了这一根本立场，才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胜利。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部署经济工作、制定经济政策、推动经济发展都要牢牢坚持这个根本立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根本立场的继承和最新发展。在当代中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方法论。《资本论》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当前，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国内和国际等的结合上进行思考，从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上来思考，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出发进行思考。只有这样，才能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更准确地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断变化的特点，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在继续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好解决我国社会出现的各种问题，更好实现各项事业全面发展，更好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关于商品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一般规律的理论。马克思关于商品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的理论，包括劳动价值理论、分工协作理论、商品生产商品交换理论、价格和价值规律理论等。这些理论，只要是发展商品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在任何社会任何发展阶段都是适用的。以价值规律为例。价值规律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其基本要求是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以此为基础，商品实行等价交换。价值规律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包括两重含义，一重是指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另一重是指社会总劳动量按一定的比例用来生产某种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由此决定，资源配置也有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资源在同一部门内配置，另一个层次是资源在社会各部门配置。不管哪一个层次的资源配置，都是由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在决定着。今天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本质上是强调尊重价值规律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这有利于树立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正确观念，有利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关于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和发展趋势的理论。这些理论不仅对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趋势有指导作用，而且就其中揭示的市场经济运行一般规律而言，对今天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也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以虚拟资本理论为例。虚拟资本范畴和虚拟资本理论是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运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过程中首先提出的，但如果抽象掉马克思揭示的虚拟资本的资本主义外壳，实际上揭示的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一般原理。过去，我们对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重视不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例如实体经济结构不合理、虚拟经济在某些领域过度膨胀等。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反复强调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金融监管，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和稳定。我们要进一步学习运用马克思关于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相互关系的原理，紧密结合我国实际，既坚定发展实体经济，为实体经济发展创造良好金融环境，又积极规范发展虚拟经济，加强金融领域监管。
关于未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这方面的理论，包括资本主义必然为共产主义所代替的理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理论、全社会占有生产资料的理论、按劳分配理论等。这些理论，不仅是我们认识当代世界和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及其本质的重要思想武器，也是指导我们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和基本实践，从实际出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指南。我国社会主义虽然没有像马克思预测的那样产生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但是社会主义制度、道路的选择的理论基础，依然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上。在时代发展变化的同时，我国从实际出发，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理论，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等等。这些理论，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基本原理的继承，又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和发展。
三、继承和发展《资本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发展和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征。今天我们纪念《资本论》第一卷出版150周年，就是要把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使命担当起来，进一步构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力争在以下五个方面有所创新、有所前进。
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被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反复证明了的科学，它没有过时，因为当今时代仍然是马克思所揭示的世界历史时代，只是时代主题和时代特征发生了变化。我们要继续研究和概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学好用好《资本论》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并把它与时代特点、当代中国实际和世界新的实际相结合，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其中包含着丰富的经济学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出了许多新理论、新观点。如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关于树立和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关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理论，等等。这些理论成果适应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不仅有力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总结当代中国经济建设的实践经验。我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是前无古人的实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提出了一系列迫切需要解答的重大问题，而这些问题是国外现有经济学理论无法完全解释的。问题是时代的脉搏，丰富的实践为理论创新提供了基本方向和强大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为主题和主攻方向，给出符合中国实际的新的理论回答。
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经济思想。中华民族具有5000多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史，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华民族在文明发展的长河中兴衰跌宕，积淀了丰富的经济思想。今天，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总结中华民族传统经济思想，吸取其精华并进行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进一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构建提供丰富的滋养。
借鉴世界各国的文明成果。世界各国在发展中形成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思想，包含着许多有益成分。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在科学分析和实践检验的基础上，吸取世界各国经济理论和发展经验中的有益成分，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融通各种资源，在交流互鉴中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
中心主任在《人民日报》发表学术文章
《人民日报》在9月25日第16版刊登了中心主任逄锦聚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用创新范畴表达创新理论》。正文如下：
创新的理论需要创新的范畴来表达。恩格斯曾说：“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新的经济范畴。这些新范畴不仅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而且揭示了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为学术界深化研究提供了重大命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范畴的提出是理论自强的宣示，是对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贡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政治经济学，也包括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丰富和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实践在发展，时代在前进。习近平同志站在时代和历史的高度，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重大范畴，发表一系列关于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等的重要论述。这是对时代呼声和实践需求的回应，是理论自强的宣示——中国人不仅能够创造经济发展奇迹，也能够创造既立足中国国情和实践又反映世界经济发展规律的经济学，凸显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当代价值。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范畴的提出反映了时代和实践的本质要求，明确了经济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根本立场在当代中国的具体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牢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以贯之地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把改善人民生活、增进人民福祉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人民中寻找发展动力，依靠人民推动发展，使发展造福人民。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仅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反映时代发展要求，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世界各国发展面临严峻挑战的关键时刻，习近平同志提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世界和平发展、各国合作共赢。这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全球治理领域的延伸和体现，反映了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心声。
“新发展理念”范畴的提出反映了21世纪经济发展的本质要求，是对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刻揭示。经济发展规律首先表现为各个国家各个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同时在这些特殊规律中又包含着一般规律。揭示、把握、遵循这些特殊规律和一般规律，需要将其凝练概括为经济范畴。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是在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趋势、充分考虑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反映了21世纪中国经济发展的本质要求，同时也反映了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因而既是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基本范畴，又是揭示当今时代世界发展规律的基本范畴。以新发展理念为基础，我国形成了在适当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发展思路，找到了面对新问题新挑战增强发展动力、实现协调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提高发展内外联动性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新路子。在这个意义上说，新发展理念的理论价值和历史意义已超出一国和某一个特定历史时期，对于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中国和世界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新经济范畴还有很多，以上仅列举三例。政治经济学界应进一步深化对这些创新范畴的认识，紧紧围绕这些创新范畴深化学术研究，以此为基础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断创新发展。
中心学者在《光明日报》发表学术文章
《光明日报》在10月10日第16版刊登了中心学者何自力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新成果》。正文如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中国改革发展的实践相结合，不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成果。
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国内的学者已经进行了深入的探索，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设计和尝试，推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不断完善。由张宇、谢地等编写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根植于中国实践，在充分吸取和借鉴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提出了新的设计，形成了制度、运行、发展和开放四位一体的体系结构。这样的体系设计充分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最新成果和时代特点，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做了一件扎实的工作。
该书通过以下四个方面形成了清晰递进的逻辑体系：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具体体现，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基本分配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构成，分别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分配和交换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制度前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发展和开放都是在这一前提下展开的。其次，经济运行是各经济主体在一定经济制度的基础上从事的经济活动，通过这些活动，经济制度的要求得以实现，社会生产、分配、交换和资源配置过程得以完成。在论述经济运行时除考察微观和宏观运行的中国特色，而且设专章论述了包括区域和地方政府在内、中国特色鲜明的中观经济。再次，经济发展是经济主体长期经济活动形成的结果，也是经济制度的要求，表现为经济增长基础上经济结构的优化、人们福利的改善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中，发展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最后，国际经济关系是国内经济关系的延伸，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是社会生产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已经融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外开放，一方面体现了促进生产社会化的发展和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另一方面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推动和促进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这样的结构体系，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经济运行、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相互联系、融会贯通，能够系统地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规律。
中心学者在《光明网》发表学术文章
《光明网》在10月16日刊登了中心学者何自力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加快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正文如下：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提出五大发展理念，把绿色发展理念上升到指导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大思路、大战略和大逻辑的高度，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指明方向。
在绿色发展理念指引下，我们党将生态文明建设贯穿到“五位一体”理念中，大力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建设美丽中国，走出了一条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路子。
第一，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积极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规律性，充分发挥公有制经济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作用，为非公有制经济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创造条件，促使各种经济形式将对自身利益的追求与体现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利益结合起来。
第二，高度重视并加强思想观念建设，弘扬生态伦理道德。在现实生活中，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人过度追求物质享受，生活奢靡，挥金如土；一些企业盲目追求经济效益，肆无忌惮破坏环境；有些地方政府忽视环境而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等等，这些都是生态道德水平不高的表现。在社会生态道德水平不达标的情况下，保护生态环境的目标很难实现。为此，我们要大力加强生态伦理道德建设，在全体社会成员中加强生态观念教育，唤起人们保护环境的自觉意识，使环境保护成为全民的自觉行为和习惯。
第三，制定并施实生态文明发展战略。为了将生态文明建设切实落实，各级政府按照系统工程思路抓生态建设，牢固树立生态红线概念，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全面促进资源节约，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把环境保护与优化产业结构统一起，切实改变不合理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以及资源利用方式，大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使经济朝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第四，转变观念加强制度文明建设。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观念更新。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各级领导干部对保护生态环境务必坚定信念，坚决摒弃损害甚至破坏生态环境的发展模式和做法，决不能再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一地的经济增长。为此，我们要树立保护生态环境观念，推进制度文明建设，要求各级政府要切实承担起提供和维护优良生态环境这一最公平的公共产品的责任，不断强化有助于保护生态环境的制度供给功能，实施最强有力的制度约束，真正做到从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转变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并重；从环境保护滞后于经济发展，转变为环保与经济同步发展；从主要用行政办法保护环境，转变为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手段保护环境。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绿色发展理念指引下，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下，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突出成绩，资源和环境破坏的状况得到显著改善，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得到有效遏制，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改善同步进行，绿色发展方式逐步形成。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我们要在物质文明与生态文明和谐发展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正如习近平指出的，让老百姓呼吸上新鲜的空气、喝上干净的水、吃上放心的食物、生活在宜居的环境中、切实感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实实在在的环境效益，让中华大地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
中心专家研究团队喜迎十九大力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通论》出版
党的十九大召开前夕，由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逄锦聚教授领衔的科研团队历时三年撰写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通论》一书，由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该著作坚持问题导向，立足实践基础，同时广泛继承借鉴了前人成果，充分吸收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成果、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中的经济思想以及国内外学术界已经取得的经济学理论成果三种资源。书中阐释了一些新的范畴以及创新理论以及一些系统学说，并尝试构建新的体系结构。
该书作为中心“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丛书”的首部研究成果，立足于响应时代和实践的呼唤、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著作的出版发行正值党的十九大隆重召开，是研究团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指引下对时代召唤与实践需求的理论应答。
逄锦聚认为，响应时代和实践的呼唤，是经济学工作者的责任。基于这份使命感，研究团队早在2014年就开始了本书的研究和创作。全书以发展经济满足人民需要为主线，共二十八章74万字，实际上就是对时代和实践发展提出的二十八个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作出的回答。
书中从学理上多角度多层次阐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形成的一些政治经济学的新理论，力求使之形成一些系统的经济学说。这些理论和学说包括：社会主义本质和以人民为中心的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论，企业改革和建立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的理论，宏观经济运行和调控的理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的理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理论，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的理论，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理论，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推动世界经济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理论等等。这些理论成果，是适应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不仅有力地指导了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实践，而且为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构成本书的基本观点和主要内容。
中心学者陈宗胜荣获第八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
中国经济理论界的最高奖项——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近日发布获奖结果，中心学者、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陈宗胜作为“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中的收入分配理论”的主要贡献人之一，以高票获得第八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同时获得该奖项的还有经济学家李实、赵人伟。
本次奖项经217位经济学家、著名大学经济院校和国内研究机构负责人、主要经济和学术媒体负责人以记名投票方式、经两轮评选，陈宗胜和李实、赵人伟为主要贡献人的“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中的收入分配理论”得票数居第一位。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执委会主席毛振华、秘书长关敬如为他们颁发获奖通知书。至此第八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获奖者正式产生。
“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中的收入分配理论”，是借鉴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结合中国国情而发展出来的，研究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的理论体系。该理论体系与中国从二元经济向现代一元经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大背景密切联系，以基于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状况、根源及趋势等问题的研究出发，认识并且努力解决收入分配中存在的问题。经过近四十年的努力，在成熟的研究方法、经验和数据的基础上，形成了不少成果，对认识和解决中国转型和发展中的收入分配问题发挥着关键作用。
陈宗胜是国内学术界研究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的经济学家，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获得者，系南开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财富经济研究院名誉院长、南开大学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荣获“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作者”，入选“百名有市场价值经济学家”，从事经济学以来发表论文100余篇，出版多部专著和参编著作。
陈宗胜在“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中的收入分配理论”的主要研究贡献体现在他提出的两个理论：一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提出的“公有经济收入分配’倒U’理论”，依据公有经济基础上各种要素的变动，预测中国居民的收入差别会伴随经济发展水平的上升而逐步扩大，达到一定程度和阶段后又会转而下降。这一理论已经被我国改革开放后近四十年的事实、特别是本世纪初以来收入差别虽仍较高但已经稳步全面下降的事实所验证、证实。二是本世纪初提出的“二元经济条件下的’葫芦形’分配格局理论”，依据我国的二元经济体制中城乡内部及城乡间收入差别的变动，推导出我国居民收入分配格局会逐步演变为目前的“葫芦形”及形成“中等收入陷阱”，并为摆脱陷阱实现“橄榄形”格局提出“乡村城镇化先行”的一系列有关发展与改革举措，且已成为新时代我国实施“三农”优先发展乡村振兴战略的思路。两个理论中，“倒U理论”解释的是收入差别的趋势，而“葫芦形理论”说明的横截面格局。二者各有侧重又相互匹配和补充，构成了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规律的收入分配理论框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理论中国化的结果。
这些理论观点主要体现在其从80年代至今发表的一系列著作和论文中，其中主要包括：《经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上海人民出版社自1991年至2014年连续三版）；《再论改革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中国居民收入分配通论》（即将由格致出版社出版），及在《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经济学动态》等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200多篇论文。
据悉，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始于2008年，由董辅礽经济科学发展基金会联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和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共同主办。该奖是我国第一个由经济学界以学术民主投票并公开计票的方式进行评选的经济学大奖，经向经济学界公开征集候选经济理论，进行两轮评审专家投票，以透明公开的程序评选出最终获奖者。其宗旨是推动经济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每年（或每两年）评选出一个经一段时间检验的原创性经济理论，获奖理论将获得100万元奖金，这是目前国内奖励金额最高的经济学奖项。
中心学者在《环球时报》发表学术文章
《环球时报》在11月1日刊登了中心学者何自力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正文如下：
当代资本主义正处于历史发展的新阶段，深刻认识其新特征，对于正确把握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和命运，对于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上世纪70年代初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生重大转折的时刻。在那之前，西方资本主义处在工业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经济呈现高速发展态势。但进入70年代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了一系列新情况。随着工业化进程完成，西方国家工业产能严重过剩，工业资本收益率下降，固定资本投资规模不断萎缩。传统制造业面临发展瓶颈，钢铁、造船、纺织等传统产业衰退。以钢铁工业为例，1973-1983年间，美国的钢铁产量从创纪录的1.3万亿吨下降为7650万吨，80年代初钢铁工业的开工率仅为44%左右。
另一方面，西方各国政府大力推行金融自由化政策，金融工具不断创新，推动脱实向虚倾向出现且愈演愈烈。同时，大企业将大量传统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加速国内产业空心化。且受新自由主义影响，西方国家放弃凯恩斯主义，对内削弱政府干预，对外实施投资和贸易自由化政策。
对于这些，西方各国政府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也没有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遂使状况越来越严重，最终导致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后危机时代，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进入持续停滞的状态，表现为以下五点：
其一，经济增速低迷。在危机爆发当年和次年经济增长均为零或负值，到2016年各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复苏进程依然十分缓慢，经济增速处于低迷状态。
其二，失业率高企。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存在人口老化和出生率下降的问题，人力资源匮乏严重制约经济发展，而失业率依然较高，特别是大量年轻人找不到工作。
其三，两极分化和不平等加剧。在过去几十年内，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成果没有被广泛分享，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美国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程度更是超过所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
其四，政府债台高筑。由去工业化导致的产业危机使经济衰退，政府财政入不敷出。为了选票和维稳，又不得不维持福利制度，只好举债。债务包袱随经济停滞而越滚越大，最终发展到还不起债、政府破产的境地。
其五，政府宏观调控职能失灵。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政府债台高筑的局面严重制约财政减税政策的实施；再工业化战略缺乏政府强有力产业政策的支撑，成效乏善可陈。
西方资本主义曾经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高收入、高福利、高消费也曾让西方人极有优越感，西方发展模式被视为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样板。但是，当代资本主义发生了深刻变化。正确认识这些新变化，有助于开辟人类探索更美好社会制度的新境界。
中心主任在《人民日报》发表学术文章
《人民日报》在11月15日第8版刊登了中心主任逄锦聚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新时代的新贡献》。正文如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中国发展新的里程碑。在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顺应时代和实践要求，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拓奋进，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辉煌成就，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国际影响力和人民获得感显著提升，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与此同时，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在这样的国内国际背景下，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深度融为一体，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中国新征程的开始，也为世界带来新的曙光。自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以来，尽管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转为中高速，但2013—2016年仍然保持了年均7.2%的增长速度，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保持在年均30%以上。党的十九大确定的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是新时代的进军令。随着新目标的实现，中国的经济总量将迈上新台阶，与世界的联系将更加紧密，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和给世界人民带来的福祉将更大。
进入新时代、实现新目标，有很多有利条件，但也存在一些制约因素。从国内看，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比较突出。从国际看，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实现新时代的新目标，必须抓住有利条件，克服制约因素，付出更为艰苦的努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既有重大实践意义，又有重大理论意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在新时代孕育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继续发展的行动指南。这一科学思想，不仅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殊规律，而且揭示了人类社会一般规律。以其中的经济发展思想为例：第一，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反映了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第二，它致力于消除贫困，消除两极分化，反映了人类追求的共同目标。第三，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着力发挥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驱动作用，着力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着力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着力推进工业化与信息化相结合等等，揭示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现代化的一般规律。第四，它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不断破解经济发展难题，开创经济发展新局面，反映了历史发展的进步方向。第五，它反对贸易保护，倡导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反映了人类和平发展、平等发展、共同发展的共同心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是新时代中国对21世纪人类社会的重大贡献。
中国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潮流滚滚向前，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不可逆转，两股潮流汇聚在一起，人类必将开辟21世纪发展新境界，世界必将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中心主任逄锦聚教授两项成果获学术界高度评价
日前，中心主任、南开大学教授逄锦聚撰写的《经济发展新常态中的主要矛盾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分别获评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影响力最大的二十篇论文”和“世界经济学2016年十佳（TOP10）中文论文”。
逄锦聚教授撰写的《经济发展新常态中的主要矛盾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委托项目“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理论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发表于《政治经济学评论》2016年第3期，先后被《经济研究参考》、《理论参考》、《中国改革论坛》等全文转载。
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单位联合编制、于2017年8月发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影响力评价报告》中，本论文被评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影响力最大的二十篇论文”，并排在第一位。
该论文从我国实际出发，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八项基本原则，对于澄清当时理论界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指导理论的一些模糊看法和实践中健康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起到了积极作用。
论文运用大量实际统计资料，从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出现的经济增长速度下滑、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创新驱动不足、发展方式和产业结构不合理、生产和投入效率
高等五个主要方面，论证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生产落后和供给结构不合理。这对于片面只强调需求而忽视供给的观点是一种矫正，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实践依据。
论文系统阐释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关系和社会再生产中社会总产品实现的基本原理，提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这些基本原理是指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指导理论，同时指出凯恩斯理论或供给学派的理论可以借鉴，但不是指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指导理论，不可照抄照搬。这样观点的提出，对澄清当时理论界的一些模糊认识起到重要作用。
论文提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不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张，并在理论界较早地概括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坚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八项基本原则。这些原则不仅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中国化的理论指导，而且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构建做出了理论贡献。
逄锦聚教授撰写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发表于《经济研究》2016年第10期，入选“世界经济学2016年十佳（TOP10）中文论文榜单”。
“世界经济学十佳（TOP10）论文榜单”由中国社科院主办的中央级期刊《世界经济年鉴》编辑部组织评选并发布。候选论文均原发于221份期刊，包括中国大陆顶级中文期刊84份和全球最重要的英文期刊137份。论文的评分基于专家投票、文献引用和刊物影响因子。其中，中文论文引用数据来自中国知网（CNKI），选票向中国大陆2000余名世界经济学一线专家发放。
论文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发展，是中国化、时代化了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论文归纳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民族性包括两重含义：一重含义是，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的特殊性；另一重含义是，决定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的基本国情基本实践的特殊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世界性也包括两重含义：一重含义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民族性中，包含着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具有世界范围经济学理论的一般性和普遍性。另一重含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可以与别国经济理论与实践相互学习和借鉴。
论文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包含着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共同的价值追求，揭示了市场经济、社会化大生产和资源配置的一般规律，揭示了经济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向经济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律，揭示了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开放经济的一般规律。
论文总结道，无论是民族性还是世界性，关键在于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只有立足我国国情和实践，吸取优秀传统文化，同时又能认真吸取别国经济学的有益成分和实践经验，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才能真正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并为世界经济和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四、部分学术成果列举
逄锦聚：
1.《资本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纪念《资本论》第一卷出版150周年，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04期
2.开辟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理论与现代化，2017年04期
3.提高质量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生命线——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为例，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7年09期
4.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解放日报，2017年10月13日第11版
5.深刻认识和把握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经济研究，2017年11期
6.走进新时代开辟新境界，经济学家，2017年12期
7.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访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逄锦聚教授，逄锦聚等，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2017年04期
陈宗胜：
1.我国城乡平均消费倾向与消费差别变动趋势——基于城乡平均消费倾向差异视角的研究，陈宗胜等，经济学动态，2017年08期
2.中国多维扶贫经验可供世界借鉴，理论导报，2017年08期
3.中国城镇贫困线、贫困率及存在的问题，陈宗胜等，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7年06期
何自力：
1.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新境界，西部论坛，2017年05期
2.用绿色发展理念助推美丽中国建设，理论与现代化，2017年05期
3.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何自力等，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年12期
景维民：
1.经济转型时期国有经济最优规模研究——基于省际数据的实证分析，景维民等，经济学家，2017年09期
2.什么决定了一线城市对人才的吸引力？——基于随机森林法对影响要素的检验分析，景维民等，科技管理研究，2017年22期
刘凤义：
1.构建新型政府和市场关系的三个维度，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7年04期
2.论国家二重属性与政府的经济职能——兼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刘凤义等，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10期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劳动力商品理论再认识，经济学动态，2017年10期
张海鹏：
要素资本化、产业发展与精准扶贫——基于贵州省丹寨县的调查研究，政治经济学评论，2017年05期
张俊山：
1.用马克思再生产理论指导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代经济研究，2017年07期
2.《资本论》第二卷第一篇介绍，政治经济学评论，2017年05期
3.我国种业供给侧改革与种业安全，张俊山等，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06期
钟茂初：
1.中国经济发展的世界贡献，人民论坛，2017年21期
2.中国城市生态承载力、生态赤字与发展取向——基于“胡焕庸线”生态涵义对74个重点城市的分析，天津社会科学，2017年05期
3.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一带一路”经贸活动之中，区域经济评论，2017年06期
4.环境规制、产业结构优化与城市空气质量，钟茂初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7年06期
5.政府环境规制内生性的再检验，钟茂初等，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7年12期
周云波：
新农保对农村中老年人劳动供给行为的影响——基于PSM-DID方法的研究，周云波等，人口与经济，2017年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