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上半年成果简报
一、成果概况
2018年上半年，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包括：中心学者执笔完成的智库报告获得天津市政府主管领导批示批转；多位学者出版《区域经济学》、《中国居民收入分配通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论》等著作；在CSSCI来源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在《人民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求是》等国内知名报刊杂志发表多篇文章；多项成果获天津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南开大学教学成果奖等。
二、课题研究
中心陈宗胜教授关于“自贸区开展金融扩大开放试验”的建议获得天津市主管领导批示批转
近日，由中心教授、中国财富经济研究院院长陈宗胜执笔完成的《智库报告》第1007号，《关于“自贸区开展金融扩大开放试验”的建议》（下简称“《建议》”），得到天津市政府主管领导康义副市长的批示批转，批示内容为：“请市金融局阅研，并借鉴上海等地做法，积极主动与央行、银保监会对接，制定工作方案，争取金融扩大开放的政策率先在天津落地，吸引更多金融机构入津。”
陈宗胜教授在《建议》中指出，“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新时代，其中我国金融领域开始进入更加深刻广泛的开放新阶段。我国将遵照国际惯例、相互配套、监管与开放一致、谨慎防范风险、逐步渐进等原则加大开放力度。”因此，陈教授建议“在我国目前的经济社会形势下，天津市应尽快向国家有关部门申请，争取率先在天津市自贸试验区内尽快开展金融扩大开放试验。”
陈宗胜教授讨论了此“建议”的可行性和必要性：一是习近平主席4月10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向世界明确表态，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国下一步要干10件在金融等领域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大事。二是新上任的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博鳌亚洲论坛4月11日会议表示，根据习主席所说的落实开放措施“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的精神，近期及年内将落实6+5+1件金融方面再次扩大开放的举措。三是国家对天津新时期定位为“金融创新运营试验区”，天津市也是国家自贸区的早期试验区之一，其中金融领域的试验举措几年来运营情况良好，已经吸引了大批各种金融机构，有基础有实力有优势承担金融领域的进一步扩大开放的试验。四是天津自贸区开展金融进一步扩大开放试验，必有利于为国家金融扩大开放取得经验，也有利于促进天津市扩大引进外资，增加全市的资本总额；有利于提高合资公司的运营效率；有利于提高天津市属金融机构的效率；从而有利于支持天津市实体经济的发展稳定增长及促进天津市体制改革。
据了解，天津市金融局等有关单位正在认真落实康义副市长的批示，与自贸区等等相关单位共同研究按照陈宗胜教授的建议，开展深入调研并与国家相关监管部门对接，制定金融扩大开放试验的具体方案，争取促进天津金融服务领域的开放发展更上层楼。
三、成果简介
中心学者在《天津日报》发表学术文章
《天津日报》在1月8日第9版上刊登了中心学者刘刚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实现更高质量的经济增长》。正文如下：
近期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发展历程和分析当前经济形势的基础上，把追求和推动高质量发展作为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任务。如何通过供给侧结构改革实现更高质量的经济发展，是2018年经济工作的重心。
一、提高经济运行质量是当前面临的首要问题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劳动力、土地、资本和技术创新都曾经成为主导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依据主要依赖要素投入还是技术进步，可以把经济发展战略划分为要素驱动和创新驱动两种类型。要素驱动的经济发展战略立足于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主要依靠廉价劳动力、土地和资源的配置和利用所产生的“要素租金”推动经济增长和发展。而创新驱动的经济发展战略则立足于先发优势和竞争优势，强调依靠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创新租金”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究竟哪种经济发展战略能够带来经济快速增长，使经济发展呈现出报酬递增效应，并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而是取决于特定条件下可获得和利用的驱动因素是什么，及其与之相适应的组织和制度安排的适应性和有效性。随着外部环境的改变，尤其是可获得和利用的驱动因素及其相应租金的耗散，发现和创造新的驱动因素，制定和实施新的经济发展战略，是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不仅仅涉及驱动因素的变化，而且涉及实现机制的形成及其组织和制度变革过程。
改革开放以来，立足于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充分利用有利于自由贸易的国际秩序和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依赖要素投入和外源型技术进步，中国经济实现了长达30多年的高增长，成长为“世界工厂”和第二大经济体，被誉为“中国奇迹”。随着国际和国内市场条件的新变化、要素成本的上涨和资源环境约束的加强，要素驱动的经济发展战略局限性开始显现。首先，过度依赖要素投入驱动经济增长，尤其在包括人口和土地红利在内的“要素租金”枯竭的条件下，经济面临报酬递减和资源环境约束的瓶颈；其次，由于过度依赖外源型技术的引进和吸收，在国际竞争中，中国企业和产业仅仅拥有比较优势，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第三，在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逐渐丧失的条件下，如果不能通过科技创新获取先发优势和实现从外源型技术向内源型技术的转变，中国经济将可能步入发展困境；最后，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带来的环境压力日益加大，尤其是环境污染已经影响到广大人民的生活质量和水平的提升。
2012年以来，经济增长速度的持续下滑表明，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发展阶段。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对新发展阶段的主要矛盾和基本特征进行了科学的概括。其中，追求更高质量和更高效益的经济增长，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是新时代经济发展的主题。
更高质量和更高效益的经济增长有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产品从低端向高端的升级；二是指经济结构的深度调整；三是指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的转换。其中动力机制的转换是根本，如果仍然延续前期工业化阶段的要素驱动的经济增长，不可能实现经济发展的高质量和高效益。
如何通过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现从制造经济向创新经济的转型，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和效益发展的基石。与要素驱动发展战略不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立足于先发优势和竞争优势，依赖科技创新推动中国经济的内生增长和可持续发展。
二、提升有效科技供给能力
与前期主要依赖比较优势不同，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来源于科技创新带来的竞争优势。特别是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和从技术引进到自主创新的转变，不仅仅涉及技术和企业，而且涉及组织、制度和政策设计因素，是一场深刻的经济和社会变革过程。
经济高质量和效益发展的根本驱动力是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和有效科技供给的增加。国际经验表明，在工业化的第三阶段，通过自主创新和有效科技供给能力的提升，在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我国将涌现出一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型企业，同时催生包括科技研发、设计服务和科技金融在内的生产型服务业发展，促进城市功能及空间结构的新变革。
从近五年来的发展实际看，经济转型升级与第四次工业革命发生和发展的交融和共生，为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时代背景。从某种意义上说，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按照中国逻辑发生和发展。“互联网+”“中国制造2025”“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战略的制定和实施，都充分体现了两者相互交融和共生的趋势。
新技术经济范式发源于基于基础研究的通用技术的突破和产业化。历次工业革命的通用技术被称为“关键生产要素”，同时具备生产成本持续下降、供给能力无限和运用前景广泛三个方面特征。围绕着“关键生产要素”的开发和应用，通用技术与其他技术的新组合产生技术群落。技术群落与经济和社会的融合，不仅形成战略性新兴产业而且带动现有产业升级，进而推动经济结构的深度调整和社会变革。
在新技术经济范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科技与经济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是高度互动的。科技与经济和社会的融合不仅表现在从基础研究到技术开发再到产业化的过程，而且表现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为基础研究和技术开发提供了强大动力。因而，科技与经济和社会之间的正反馈，是不断提升科技供给能力和实现创新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和机制。
一种创新技术能否发展为新经济、新产业，实现与经济社会的融合，不仅取决于该技术与其他技术之间的竞争，而且取决于能否适应市场、组织和制度环境，类似于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阐述的物种与环境相互适应现象，因此我们将创新科技与经济社会融合过程比喻为创新的“达尔文海”。
创新的“达尔文海”现象首先表现在基础研究阶段，即基础研究技术路径选择的多样化带来的不确定性，导致许多科学技术在基础研究阶段就可能面临被淘汰的风险。其次表现在产品开发阶段，在不同技术路径的竞争中，新技术和新产品同样面临被淘汰的可能。第三，即使进入产业化阶段，市场不确定性成为影响产品能否胜出的关键。在许多情况下，可能因为市场垄断力量的存在，更高效率的新兴技术面临被“淘汰”的命运。第四，对于科技工作者的创新型创业活动，“达尔文海”同样存在。因为，与企业家相比，科学家是一种更加专业的职业。企业家则需要具备更为广泛的市场机会识别、团队管理建设和资源整合的能力。
创新的“达尔文海”现象揭示出，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的融合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而是经济和社会变革过程，不仅是科技和产业界的问题，而且涉及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市场规则的制定、政治家的智慧和大国之间的力量博弈。
三、构建富有活力的创新生态系统
无论从发达国家还是国内先进城市发展的经验看，突破“达尔文海”和提升科技供给能力的关键是构建包括政府、大学、科研院所、企业和中介组织在内的多元创新主体相互联系和互动的创新生态系统。
在创新生态系统中，栖息着三大群落：基础研究、产品开发和技术应用。其中，依托长远战略眼光，基础研究群落负责创造新知识和提出新概念，开发群落则着重于推动产品和服务的开发，应用群落则把验证的技术和产品扩散到相关产业和散布到全世界。创新生态系统概念的提出认识到技术创新是一个非线性的过程，是多元创新主体相互联系和作用、共生共荣的结果。多元创新主体围绕技术集成、产品研发和产业链形成多种多样的合作，任何局部链条和环节都关系着整个系统的运行和绩效。
与创新体系概念不同，创新生态系统的建设是以市场为导向的，更加强调利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推动包括政府在内的多元创新主体之间的互动，实现基础研究到产品研发再到规模生产的自我组织以实现报酬递增。政府的作用不仅表现为增进和弥补市场，而且表现为能够集政治家和科技战略家的智慧提高科技治理体系的顶层设计能力。
同时，创新生态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性的，任何一个创新都是在一个特定的地理空间、政治经济环境、社会文化环境下内生的。在创新生态系统的建设过程中，只能立足于自身的实际学习、借鉴和创建，而不能简单移植和模仿。
2012年以来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我国的经济转型和升级已经到了攻关期。围绕增加有效科技供给提升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实现经济结构的深度调整和增长动能的转换，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经济工作的主战场。与这一过程相伴随的是我国经济从制造经济向创新经济的转变，继“世界工厂”之后成长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和经济强国。
中心学者在《天津日报》发表学术文章
《天津日报》在2018年1月15日第9版刊登了中心学者景维民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大力推进天津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文如下：
日前，天津市召开了市委十一届三次全会暨全市经济工作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决议》，号召党员干部群众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切实推进天津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一天津经济正面临着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
所谓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就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就是要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发展。我们要深刻理解把握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要求，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从实践角度看，高质量发展是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必然引起质变的结果。我们只要抓住时机就能促成质变，从而走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对于天津而言，从经济高速增长走向高质量发展恰逢其时。从国际上看，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100多个国家中已有多个国家由经济高速增长成功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从国内来看，我国经济总量已达80万亿元，这为向高质量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从天津自身看，天津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持续的经济高增长已走到尽头。不论是世界经济发展史还是经济理论都表明，经济高速增长发展到一定阶段其潜在经济增长率必然下降，这源于趋势性因素和周期性因素交织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走向高质量发展是天津经济工作的必然选择。
走向高质量发展，就必须认清时代发展新方位，就必须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就必须大力推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路。当然，实现高质量发展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短期看，就是要打赢金融风险防范、精准脱贫和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推进“五位一体”战略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天津的实施，促进社会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长期看，要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下功夫。总之，实现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天津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
二从经济高速增长走向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性
从经济高速增长走向高质量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必然，具体说来：
1.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必然诉求。首先，从改革过程来看，整个世界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改革史。不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在不断进行改革，最终使改革走向转型，改革迈入新时代。其次，改革的内容和范围发生根本变化。中国今天的改革与以往所提出的改革都有不同。它是全面深化改革，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国防和军队、党的建设制度等多方面改革。改革的内容、目标更加明确清晰，这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可见，改革的内容和范围进入新时代。第三，改革的成就举世瞩目。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被世人称为中国奇迹。具体说来，GDP连续多年两位数增长，平均为9.7%，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达8300美元，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升；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走向强起来。实践表明，中国已从一个落后的国家变成一个经济大国，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已经迈入新时代。最后，开放呈现新格局。我国同世界的关系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从闭关锁国到半殖民地半封建阶段，二是一边倒和封闭半封闭阶段，三是全方位开放阶段。中国同世界的关系随着阶段性演进实现了历史性变化，过去的中国对外部世界几乎没有影响力，现在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进入新时代。在这种背景下，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决定了天津经济由高速增长必然转向高质量的发展阶段。
2.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指导实践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从新的时代条件、新的实践要求出发，进行艰辛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创造，提出一系列新思想。这就是要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适应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坚持适应我国经济发展主要矛盾变化，坚持问题导向部署经济发展新战略，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内容丰富、精神深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主线，就是新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对高质量发展的要义进行了全面、全新、前瞻性注释。重点是着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着力增强发展的整体性、协调性，着力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着力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着力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一新发展理念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全过程的纲要。
理论与实践表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五年来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是党和国家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我国经济再上新台阶的动力源，是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的稳定器。我们要长期坚持、不断丰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指导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只有这样，才能使经济由高速增长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天津市委作出了《关于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决议》。
3.这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必然归宿。中国现阶段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呈现出多元化特征。这就表明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不仅要满足物质需求的多样性，而且要满足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解决好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这就要求天津在整个经济工作中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路，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在实现人民的美好生活向往中推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从而迈向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
三走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
加快天津经济由高速增长走向高质量发展，就要转变发展理念、明确政策定位和提高企业活力。
1.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思想观念的解放会带来理念的变化，先进的理念会激发社会的创新与活力，进而推动人类进步。从这一角度看理念的转变是重要的。事实上，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是随着理念的变化而推进的。1958年我们首次提出“多快好省”的理念。当时对“多快好省”的提法，特别突出了“快”字。那时《人民日报》发表一篇题为《力争高速度》的社论，提出“快”是“多快好省”的中心环节，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第二次是1992年提出的“又快又好”的理念。当时邓小平南巡讲话中指出，“在今后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之后《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促进经济又快又好地发展》的评论员文章。提出，“防止经济发生过热现象，力求国民经济在新的一年里又快又好的发展。”第三次是2006年提出的“又好又快”的理念。2006年11月30日，在当年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当前经济形势，研究下年经济工作，提出努力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务必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第四次理念的提出具有标志性变化，认为在新的经济发展背景下应当实现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这就首次去掉了“快”字，更加突出了把经济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自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以来，我们明确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是战略性、纲领性和引领性的东西。发展理念搞对了，目标任务就好定了，政策举措就明确了。
伴随着理念的变化，经济由高速增长必然走向高质量发展。
2.政策定向要稳准狠。天津的社会经济发展政策应随着国家政策的定位而发力，这就是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确保对重点领域和重大项目支持力度，坚决压缩一般性支出，因为财政政策是代表国家执行战略发展的政策。天津要根据国家财政政策的要求，落实贯彻好积极的财政政策，制定合理的财政赤字率。做到切实加强地方政府的债务管理，做到规范举债。从经验看国家以往的财政赤字率为2%左右，2016年达到3%，2017年达到3%以上，2018年财政支出较为宽松。稳健的货币政策要保持中性，要更好为实体经济服务，要完善金融监管，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天津经济要走向高质量发展，就应该不折不扣落实好中性政策，做好金融监管，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社会政策要注重解决突出民生问题。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加强基本民生保障，及时化解社会矛盾，发挥好托底功能。从国家层面看，十八大以来我们突出强调三大政策，即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具体到天津的社会政策不仅要托底，而且要补短板。
3.高质量发展就要激活企业家精神。高质量发展，就是要使天津企业提升投资收益率和要素使用率，不要盲目投资扩张，不要仅仅依靠人口红利、资源优势等初级生产要素，而是要提高盈利能力、价值创造能力和竞争力。天津市的企业应该从大走向强，从“企业1.0”时代走向“企业2.0时代”。做到这些的关键是激发企业家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市场活力来自于人，特别是来自于企业家，来自于企业家精神。”这就需要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向深入，从而不断培养企业家精神，激发企业家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中心学者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学术文章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1月31日第4版刊登了中心学者钟茂初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发展理念》。正文如下：
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纳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从经济学角度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内涵可理解为，人类经济活动过程中不对自然生态系统产生负外部性影响。以此为基础的发展准则是，经济活动应当在生态承载力范围内进行，发展过程中必须遵循土地开发面积比例、生态功能区红线、资源环境可损耗额度、全球生态系统安全贡献、生态公平等约束。
人类经济活动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相互依存
从西方经济学学理角度来认识，传统经济社会中人类经济活动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是分立的“主体”，人类经济活动的目标是生产者的利润最大化和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经济活动主体必然会以对自然生态系统产生负外部性的方式来实现上述目标。其机理是，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竞争优势、技术进步以及应对经济危机等，成本外部化是其重要手段，而生态环境成本的外部化是其主要路径，最终承接者必然是自然生态系统。当各经济活动主体的负外部性影响加总超过了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力时，将导致自然生态系统生态功能的劣化，并由此而形成人与自然“不和谐的关系”。而新发展理念“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经济内涵则是：人类经济活动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利益“主体”，自然生态系统能够稳定提供生态功能，是人类经济活动系统永续实现其利益的源泉；人类经济活动必须以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力为约束，一切针对自然生态系统的负外部性行为和公地悲剧行为，都必须通过制度构建予以消除。
解决人类经济活动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不和谐关系”，其实质是解决传统经济活动过程中所形成的、针对自然生态系统的负外部性生态影响。从解决外部性的经济学视角来看，主要有如下解决路径。一是明晰产权。如对于重要的生态功能区，其产权为全民所有，管理权归属中央政府，相应区域范围内应严格禁止开发。二是形成价格和成本补偿机制。如针对碳排放、污染排放，通过排放额度初始配置和排放权交易，形成实际价格，一方面使有限的排放额度得到优化配置，另一方面也可以遏制各经济活动主体不承担责任、不支付成本的“外部性”动机。三是外部成本内部化。如将生态环境影响纳入政绩考核，从而将经济活动所造成的生态环境代价转化为行为决策者的内在成本。由此，可有效遏制不顾生态环境影响而追求经济增长的“外部性”动机。四是有效遏制“搭便车”行为。如以“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确立各行为主体承担生态维护和生态环境治理的责任，并辅之以激励和处罚机制，遏制有关生态环境领域的“搭便车”行为。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内涵是：“绿水青山”代表生态环境构成的自然财富，“金山银山”代表人类经济活动所形成的“经济财富”，社会总财富是由“自然财富”和“经济财富”加总构成的。在代际财富传承过程中，社会总财富不减少是“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准则。在传统的财富认识中，往往只把经济活动创造的“经济财富”认为是财富，以为“自然财富”必须通过经济活动转化为“经济财富”，才能称其为社会财富的一部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提出，是对传统财富认识观念的改变，认为“自然财富”本身就是人类社会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经济财富”的增加不能损害“自然财富”的可持续性。亦即“经济财富”不可完全替代“自然财富”（人造财富的增加难以替代自然资源及生态环境的损耗），要真正保持人类社会总财富的充分发展，就必须使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构成的“自然财富”不减少。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财富认识观念，是合理处理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也是把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作为行为准则的逻辑基础。从学理角度来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两种新发展理念的表述，其内涵是一致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站在人类与自然生态系统是利益相关者角度的认识，关注人类经济活动受自然生态系统的约束及可能承受的反作用；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则是将自然生态系统内化为人类利益构成要素角度的认识，把维护生态系统责任纳入到自身价值取向之中。
在生态承载力范围内进行经济活动
切实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其关键点在于，将人类经济活动控制在生态承载力范围内。基于这一内涵，可以归纳出如下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遵循的若干约束，这也是落实“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理念的评判标准。
一是最小安全面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体现为“人类经济活动开发利用的土地面积”与“维护自然生态系统功能的保护土地面积”之间的平衡关系。最小安全面积的意涵是，用于生态保护的土地面积占国土面积的比例，不得低于25%—30%，如此才能整体上有效地维护生态系统及其生态功能的完好性，从而保证整体上的生态安全。基于此，在国家省市县乡村各层级的发展过程中，均应将最小安全面积作为基本准绳。
二是生态功能区红线。生物多样性作为地球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生态功能完好性的重要表征指标，应通过对重要生态功能区的严格保护和禁止开发来维护。在各重要生态功能区（湿地、森林、生物多样性资源丰富区域等）内，只有严格禁止任何形式的经济开发活动，才能有效维护以生物多样性为主要表征的生态系统稳定性，才能维护人类生存传承环境的稳定性。因此，应尽快建立健全相关法律制度，保障生态红线区域永久禁止开发。
三是资源消耗与环境损耗的承载力约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还体现为，“人类经济活动可消耗资源可损耗环境的额度”与“维护自然生态系统资源再生能力和环境自净化能力”之间的平衡关系。各级政府在制定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规划时，应根据自然系统的承载力和自净化能力，确定各经济活动区域内的自然资源可消耗额度、污染物及废弃物排放额度，在额度指标硬约束下，规划确定其可承载的经济规模和增长指标。
四是生态承载力的人口经济规模约束。各区域应根据当地自然地理条件及累积的发展水平，评判其人口经济规模是否超过了生态承载容量，并根据是否超载、超载严重程度来决定其未来发展取向。京津冀区域及周边城市，成都、重庆、郑州等中心城市及其周边城市，均为生态承载力较低且已经严重超载的区域，不宜继续扩大规模。生态承载力相对有发展潜力的城市群是福州、宁波（结合舟山）、杭州（结合绍兴及嘉兴）、厦门、珠海（结合澳门及中山）、海口等，可根据生态承载力确立“东南沿海新发展战略”。
五是全球生态系统安全的贡献。基于全球生态系统稳定和完好性的目标，各层级经济主体应合理分担全球生态责任。基于我国对巴黎协定的自主贡献目标，人均GDP已经达到或即将进入14000美元发展水平门槛的省区、城市，应提前达到碳峰值、进入绝对量减排阶段。
六是生态环境公平与生态贫困治理。人类经济活动形成的群体间的经济差距和不公平，往往会转化为生态环境利益分享的不公平、承受生态环境影响的不公平，以及承担维护治理生态环境责任的不公平。如果生态不公平不能得到有效治理，则将最终转化为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强化损耗。因此，生态保护与贫困治理必须有机结合。“退耕还林”等举措的生态环境保护效益是首要的；当地脱贫应主要依靠长期的生态补偿制度与生态协作制度，不应是阶段性政策，并要将其纳入中央政府及生态受益区域的经常性预算。
中心主任在《人民日报》发表学术文章
《人民日报》在2月5日第16版刊登了中心主任逄锦聚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正文如下：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来，改革开放在极大解放社会生产力，促进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事业全面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发展和完善。作为指导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科学经济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在改革开放中形成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在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探索的基础上，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鲜明的问题导向、巨大的理论需求。在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不断总结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我国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改革理论、国有企业和多种所有制企业理论、区域经济理论、宏观调控理论、对外开放理论等。这些理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全球性问题凸显的外部环境，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等一系列深刻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观大势、谋全局、干实事，成功驾驭了我国经济发展大局，同时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推向新的高度，形成了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其主要内容包括：坚持加强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坚决扫除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坚持适应我国经济发展主要矛盾变化完善宏观调控，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坚持问题导向部署经济发展新战略；坚持正确工作策略和方法；等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不仅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而且蕴含着现代经济学的一般原理；不仅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指导思想和中国经济学的宝贵财富，也为世界经济发展和经济学创新贡献了中国智慧。
科学的理论总是在科学的实践基础上产生的。科学的理论一旦产生，又会成为锐利的思想武器，指导实践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成为被群众所掌握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正是这样。它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产生和发展，又成为指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不断取得成功的科学理论。近年来，世界上许多有识之士都在探究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奥秘。其实，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探索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又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指导改革开放实践，就是中国成功的奥秘之一。
有一种说法认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就，是引进和学习西方经济学并以之指导实践的结果，与中国自己的理论创新无关。这种说法不符合事实。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引进、学习西方经济学理论，特别是关于市场经济运行、现代化大生产管理的理论，但对这些理论的基本态度是借鉴而决不照搬。西方经济学包含着有益的成分，但也包含着不科学的成分。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和危机之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长期复苏乏力，就是现实对西方现代主流经济学的质疑和颠覆。而且，即使对西方发达国家有用的理论，对于我国的实践也未必有用。所以，对于我国来说，西方经济学理论只能作为一种借鉴，真正指导我国改革开放走向成功的根本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经济理论而言，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科学理论不仅扎根中国实践又成功指导中国实践，而且与时俱进、走向世界，不断放射出真理光芒。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无疑要认真总结过去的经验，但总结经验的目的是为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抓住机遇、更好前进。党的十九大提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理论工作者既要发挥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得天独厚的优势，又要继承发展中华优秀经济思想，并吸收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和别国经验，着力加强对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的研究，加强对“五位一体”“四个全面”的研究，充分阐释新时代、新方位、新思想、新目标和新举措，进一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并努力为世界经济学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世界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中国也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我们必须在理论上跟上时代，不断认识规律，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更加完备，为中国和世界繁荣发展贡献更多智慧、更大力量。
中心学者在《光明网》发表学术文章
《光明网》在2月5日刊登了中心学者何自力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关键是强化经济实体》。正文如下：
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会议把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作为中心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紧紧抓住强化实体经济这个关健。这一思想对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首先要弄清楚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涵义。现代化经济体系是指以信息和智能技术为主导，以实体经济为核心的产业发展体系。从历史上看，人类社会从传统农耕时代进入工业化时代后，与重大技术突破相联系的产业革命大体经历了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三个阶段，现在发展到信息化阶段。信息化阶段的显著特点是计算机、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成为主导性的技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就意味着中国由此步入信息化时代。党的十九大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强调要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正是基于我国经济发展即将进入信息化阶段的判断而提出的重要战略目标。这体现了我们党对世界科技发展趋势和经济发展大逻辑的深刻把握，体现了我们党对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科学认识和正确定位，对我们正确认识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特点，科学把握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意义，具有重要启发性。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把实体经济放在关键位置，这是极有历史感和战略高度的判断。中国经济与西方国家相同的一面是都面临着经济发展动力转换的问题，都希望抓住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先机，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胜出。而中国经济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西方国家制造业已经严重萎缩，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脱节，而中国则具有制造业门类齐全、产业链完整的优势。因此，同样是进入信息化时代，西方的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发展水平虽然比较高，但由于缺乏制造业的支撑和基础，难以转化为强大的现实生产力。中国则可以将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与强大的制造业结合，借助信息技术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就一定能够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形成更强大的创新力和竞争力。可见，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的要求是基于对国际和国内经济发展特点的深入分析提出来的，是非常正确的，对推进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关键是强化实体经济，必然要求防止经济脱实向虚。从国际经验看，一个国家基本实现工业化的时候，企业家会丧失进取心，技术创新动力会减弱，资金会流向容易赚快钱的金融业，金融业的膨胀加剧制造业萎缩，最后国家因财富创造能力枯竭而陷入停滞和衰败，西方率先实现工业化的国家都程度不同地存在这个问题。我国经过近四十年的奋发努力，建立了世界最大规模的制造业体系，成为世界制造大国。与此同时，制造业产能过剩，生产企业赢利水平下降，社会资金脱实向虚行动悄然出现。显然，如果放任金融资本恣意妄为，任凭经济虚拟化继续发展，我国的实体经济将会受到损害，这是我们必须警惕的。为了严格制止脱实向虚和经济虚拟化，党中央及时作出加强金融监管、深化金融改革和金融回归本源的重大决策，同时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将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由此可见，以强化实体经济为核心推进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既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方略，也是推动金融业回归本源，避免重蹈西方国家经济虚拟化覆辙的重大举措，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和现实针对性。
中心学者3项成果荣获2017年南开大学教学成果奖
2月11日，教务处公示了2017年南开大学教学成果奖评审结果。此次评审共收到推荐项目51项，经过2018年第二次校教学指导委员会会议评审，评出特等奖1项，一等奖26项，二等奖24项。其中，经济学院推荐上报的中心学者作为主要完成人的3项教学成果全部获奖，荣获一等奖1项，二等奖2项。它们分别是：
一等奖成果为《以一流本科教育助推“双一流”建设——理论经济学人才培养体系与实践》。成果主要完成人为段文斌、刘凤义、孙景宇、胡秋阳、谷云、蒋雅文、乔晓楠、张云。
二等奖成果第1项为《政治经济学——当代视角》（教材）。成果主要完成人：张俊山。
二等奖成果第2项为《行为经济学课程体系》。成果主要完成人：贺京同、那艺。
根据学校安排，此次评审中获得特等奖、一等奖项目经整合后将申报天津市教学成果奖。
中心学者在《求是》发表学术文章
《求是》在2018年第4期上发表了中心学者何自力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新时代必须更好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正文如下：
近年来，有关“国进民退”的话题经常会出现。党的十九大报告重申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表明了我们党的一贯立场，回应了社会的重大关切。立足新时代的历史方位，我们要进一步深刻认识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更好地推动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共同发展。
一、“两个毫不动摇”充分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势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经济基础的核心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生产资料所有制构成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两个毫不动摇”是对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内涵的丰富和发展，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是理解中国道路和破解中国奇迹奥秘的密钥。
开辟科学社会主义新境界。在比较长的时期里，人们把实行单一公有制看作是社会主义的唯一模式。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相结合，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基本国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并建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开辟了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境界。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了“两个毫不动摇”的表述，即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进一步明确了我们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决心。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并要求把“两个毫不动摇”体现到各项具体政策中，极大地激发了我国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活力，使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
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成发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新型市场经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基。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有利于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国防实力、民族凝聚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和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富裕。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有利于形成平等竞争的市场关系，增强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活力，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深刻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发展和完善。
取得经济发展巨大成就。在“两个毫不动摇”方针的正确指引下，中国经济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取得了重大发展成就。2017年，国资监管系统企业当年实现营业收入50万亿元，其中中央企业实现营业收入26.4万亿元，实现利润14230.8亿元，累计上缴税金2.2万亿元。国有企业的创新能力明显提高，在国产大飞机、港珠澳大桥、“蓝鲸1号”钻井平台、北斗系统、特高压输电、高铁等一大批重大创新工程上取得突破。在钢铁、煤炭、石油石化、有色金属、造船等传统行业，国有企业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不断提高，经济效益、产品附加值显著提升。与此同时，民营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快速发展。截至2017年9月，仅私营企业就有2607.29万户，注册资本165.38万亿元，分别占企业总量的89.7%和60.3%，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者。当前，民营企业创造的增加值超过GDP的60%，税收贡献率超过50%，就业贡献率超过80%。改革开放40年来，正是在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共同推动下，我国综合实力不断增强，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国际地位大幅提高，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二、更好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是进入新时代的必然要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在新时代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更好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对如期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坚持和完善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基础的必然要求。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顶梁柱”。非公有制经济在稳定增长、增加就业、推动创新、出口创汇、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期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必须按照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进一步坚持和完善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既面临难得的机遇，也遇到了一些风险和挑战。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国有企业的改革需要深化，结构需要优化，创新能力需要提高。一些民营企业出现了要素成本增加、生产经营困难、创新意愿和能力不足等诸多挑战。需要看到，这些困难是我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所遇到的正常现象，不能因此否定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积极作用，更不能说成是“国进民退”，把民营企业出现的困难归咎于国有经济。解决当前的困难，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必须主动适应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努力在新时代实现新作为、新提升、新发展。
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始终是我们党的奋斗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新时代我们党的一个重大任务，就是要更加关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需求，着力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完成这一重大任务，必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既要充分发挥公有制经济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公平正义和实现共同富裕中的重大作用，也要充分发挥非公有制经济在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需求方面的优势，并为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参与市场竞争、平等实现发展提供更好的制度环境和营商环境，激发社会创造活力，让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离不开产权制度和企业组织的有力支撑，这就要求必须更好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不断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支持民营企业发展，鼓励各种经济成分积极投身于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实体经济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核心，国有企业具有资金实力雄厚、技术力量强的优势，要在发展实体经济中发挥骨干作用；民营企业具有机制灵活、市场敏锐度高的特点，也要在发展实体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更好坚持“两个毫不动摇”，能够有效激发实体经济两种微观主体的积极性，发挥国有经济对民营经济的引导和带动作用，实现“国引民进、共同发展”。
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必然要求。进入新时代，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我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更加紧密相关。面对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和保护主义升温，我国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努力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主动引领经济全球化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企业是主体。国有企业是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主力军，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资源开发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民营企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力量，在装备供给、工程服务、投资建厂、市场开拓等方面大有可为。我们只有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才能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各自的优势，共同打造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互利合作平台，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应有的贡献。
三、在深化改革中更好坚持“两个毫不动摇”
立足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必须避免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二元对立的思维，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更好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既要理直气壮地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不断增强国有企业活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又要坚定不移推动非公有制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为非公有制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进一步深化国企国资改革。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国有企业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使国有企业成为更加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市场主体，通过竞争等市场手段平等获得要素资源。完善国有资产产权制度，进一步明晰国有产权所有者和代理人的关系，依法合规界定企业产权归属，保障国有资本收益权和企业自主经营权。围绕管资本为主加快转变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职能，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提高国有资本运行和配置效率。积极稳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在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电信、军工等领域迈出实质性步伐，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进一步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要着力放开市场准入，凡是法律法规未明确禁入的行业和领域都应该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凡是我国政府已向外资开放或承诺开放的领域都应该向国内民间资本开放。着力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健全完善金融体系，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可靠、高效、便捷的服务。加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支持建立面向民营企业的共性技术服务平台，积极发展技术市场，为民营企业自主创新提供技术支持和专业化服务。引导民营企业利用产权市场组合民间资本，进行跨地区、跨行业兼并重组，培育一批特色突出、市场竞争力强的大企业集团。进一步清理、精简涉及民间投资管理的行政审批事项和涉企收费，规范中间环节、中介组织行为，减轻企业负担，降低企业成本。
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制度。要完善物权、债权、股权、知识产权的相关法律法规制度，形成清晰界定所有、占有、支配、使用、收益、处置等产权权能的完整制度安排。完善有利于激励创新的知识产权归属制度，明确规定并有效保护职务发明人的产权权益。加强产权保护，落实产权保护政策，依法甄别纠正社会反映强烈的产权纠纷案件。消除对产权的所有制歧视，平等对待公有产权与非公有产权，在执法、司法和行政实践中加强对平等市场主体之间产权纠纷的公平裁决。
中心主任在《人民日报》发表学术文章
《人民日报》在2月20日第8版刊登了中心主任逄锦聚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什么是幸福经济学》。正文如下：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化解社会主要矛盾，让人民拥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宗旨和奋斗目标。在这样的背景下，南开大学倪志良教授潜心研究、历时六年编著的《幸福经济学》由南开大学出版社适时出版，为我们研究幸福经济和幸福经济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示。
一切人类努力的伟大目标在于获得幸福。幸福既然具有终极目标意义，为什么人类还存在这么多的认知误区与行动陷阱？该书或可为我们解开心中迷惑。
该书分为三篇。第一篇立足个体，从人的“认知、行为、情绪”开始，探索幸福、幸福经济、幸福经济学。本书融合了东西方先哲的智慧思考与现代心理学、脑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主张“知行感合一”的幸福——在认知层面少些纠结，少些对抗，多些“大其心（容天下之物）”的接受、一致、欣赏、感恩，多些认知的“至简、至上、至真”，成为一个“心正、意诚”，意义感和使命感充足的人；在行为层面少些忙碌，少些被动，多些“上其行”的真诚担当，多些“至义、至善”，成为一个“顺势合赋”、潜能得以充分挖掘的人；在情绪层面少些忧恼，少些怨恨，多些“和其情”的美感体验，多些“至乐、至安、至美”，成为一个积极、快乐、心安的人。当今，太多的外在无效信息，会导致个体“内在信息难以达成一致，内在价值观难以确立并坚定，内在意义感难以捕捉并恒久，行为难以惟精惟一、卓尔有效，幸福感难以获得并持续”。唯有“动静等观”，做到“静能安，动能专”，才能不断提高幸福基数值。
第二篇，以幸福为目标，聚焦生命资源的最优配置问题。作者着力探讨如何将生命中最为珍贵的资源——“时间”和“精力”均衡配置于收入、名望、健康和人际（亲情、友情、爱情）等诸多方面，使个体几十年的生命体验达到最优。个体追逐物质、名望都具有充分的合理性，但虚名和物质财富的堆积都无法必然保证心安。幸福的真谛，在于“物”更在于“人”，在于“外”更在于“内”。
当代，借助数理手段，中外的经济学理论已经将人与物的关系探讨得淋漓尽致，但这绝非人类生活的全部。在货币的度量衡面前，世界可以被简化，但更可能被扭曲——追逐“效用最大化”被直白地实践为追逐收入最大化，健康、亲情、社会贡献等“无价”被严重忽视。实际上，恰恰是这些无价的“非商品”，决定着生命的质量与意义。忽视“无价”会导致生命资源严重错配，现实中如此事例比比皆是。在人生的殿堂中，“无价”的拱顶之石若被“有价”的横流物欲淹没与动摇，生活之大美定会逝去，生命之神圣定会坍塌。
第三篇，民生幸福与财税责任。作者的原本专业领域是财政学，本篇是对幸福问题的宏观层面研究，自然会认真探讨政府的财政担当、幸福固然需要个体的努力“修己”，“道术同修，理技共达”，均衡配置好自身的生命资源，实现“知行感”合一；但民生幸福也深受教育、文化、科技、医疗、环保、公共安全等社会因素的影响。政府的公共政策，对公共物品与服务的提供以及对支出结构的优化，对国民幸福感的影响效果往往大于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增长。
13亿人的泱泱大国，人口数倍、数十倍于小国，治理难度可想而知。唯其艰难，方显勇毅；唯其磨砺，始得玉成。只要持续秉承“心正”“意诚”等传统智慧，只要财政敢于担当、善于担当，民生幸福道虽远，然可期！
《幸福经济学》是一门尝试性新型课程，从开始筹备到公开讲课，走过了六年时间。全书的特色之一还包括170余个案例，这些案例是当时在讲课中用来说明观点而反复考虑反复筛选的，现在读来，经典而不失生动，简单而具有说服力。
通读此书，能够深感作者六年多的态度之“诚”，六年多的思考之“真”。《幸福经济学》教材是一部创新、用心、可读之作，但这又不仅仅是一部教材，毕竟，幸福，事关个体一切内在努力的终极目标；民生幸福，事关国家治理的至善选择。
我相信《幸福经济学》能够为个人的幸福修为、能够为各级政府的幸福治理贡献微薄的积极力量。
中心安虎森教授主编的“马工程”重点教材《区域经济学》出版
日前，中心安虎森教授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区域经济学》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区域经济学》由教育部组织编写，安虎森为教材主编，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孙久文、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吴殿廷为副主编，中心教授钟茂初、周京奎和副教授薄文广等为主要成员。教材编写组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国家教材委员会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专家委员会、思想政治审议专家委员会以及教育部原马工程重点教材审议委员的指导，经国家教材委员会审查通过。该教材是在广泛征求全国几十所高校从事区域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学者意见的基础上，历经六年反复修改和集思广益而成的。该教材是首部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全面系统地梳理和分析我国区域经济学理论的专业教材，代表了目前国内区域经济学教材的最高编写水平，并从一个侧面充分反映了中国社会科学教学与研究领域的高度理论自信。
中心学者积极参与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工程，中心主任逄锦聚教授受聘为国家教材委员会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教材专家委员会委员，先后参与100多部教材的审议；逄锦聚、何自力、刘凤义等教授参与马工程重大课题研究，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安虎森、王玉茹等教授作为首席专家，主持《区域经济学》、《中国经济史》等重点教材编写。
为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最新修订版，落实《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大中小学教材的意见》，帮助全国高校相关课程任课教师吃准吃透“马工程”教材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精神，将教材优势转化为教学优势，日前，由教育部主办的马工程重点教材《区域经济学》任课教师全国示范培训在京举行。安虎森、薄文广等受邀出席并做主讲，来自全国86所高校近100名一线骨干教师参加培训会。
中心多位教授获天津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5月18日，天津市召开社科理论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会上宣布了天津市第十五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获奖名单，并为获奖代表颁发证书。中心在此次天津社科优秀成果奖的评选中收获颇丰，多位教授获奖。中心主任逄锦聚获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成果奖；周云波老师获得一等奖，刘凤义、宁光杰2位老师获得三等奖。
中心主任成果荣获“2017中国智库索引（CTTI）智库最佳实践案例”最佳报告奖
日前，由光明日报智库研究与发布中心和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在南京联合主办的“2017中国智库索引（CTTI）智库最佳实践案例发布暨智库评价系统研讨会”上，来自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等51家智库分获2017CTTI“2017中国智库索引（CTTI）智库实践案例”最佳报告、最佳管理、最佳活动三大奖项。我校讲席教授、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逄锦聚教授完成的《经济发展新常态中的主要矛盾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荣获最佳研究报告奖。
此次评选中，来自23个省区市的智库及管理机构提交了416份有效申报书。其中，申报最佳研究报告者为216份，申报最佳活动者为166份，各省市推荐的最佳管理申报书34份。经在线通讯评审，78项申报入围终评；专家现场终评后，51项申报最终获奖。
评奖主办方认为，智库评选本质上是一种标杆管理活动，最佳实践案例评选活动促进了智库之间充分交流、对标管理，可以较快地提升智库管理水平。通过智库最佳实践评选活动，进一步弘扬求真务实、理论联系实际的实践精神，突显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发挥各智库的主动精神，按照“做中学”的方式，通过自我评估、自我总结、自我提炼贡献最佳案例，发掘发现推广一批能够引领新型智库人财物管理和项目管理的典型案例，同时促进新型智库管理水平提升。
据悉，逄锦聚完成的《经济发展新常态中的主要矛盾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理论研究课题”基金成果。该研究以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所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为导向，分析经济发展新常态中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阐释指导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提出指导深化供给侧改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八项基本原则。该成果发表于《政治经济学评论》2016年第2期，被《经济研究参考》、《理论参考》、《中国改革论坛》等全文转载。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单位2017年8月发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影响力评价报告》中，该成果被评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影响力最大的二十篇论文”之首，人民网、中国网、中华网、凤凰资讯、搜狐网等媒体均予报道。
中心陈宗胜教授团队《中国居民收入分配通论》新书发布
6月14日，中心陈宗胜教授团队《中国居民收入分配通论：由贫穷迈向共同富裕的中国道路与经验》（以下简称《通论》）新书发布座谈会在经济学院举行，以此献礼改革开放40周年。
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龚克，南开大学副校长朱光磊，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逄锦聚，南开大学原校长侯自新，经济学家朱光华教授，南开大学原常务副校长陈洪出席座谈会。
这是一部全面讨论中国改革发展中的收入分配问题的重量级专著，由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入选当代经济学文库。出版社编辑在图书推荐中这样写道：这是中国财富分配的全景图，收入分配研究者的必读之书。
《中国居民收入分配通论：由贫穷迈向共同富裕的中国道路与经验》一书由中心陈宗胜教授及其研究团队共同完成，是承担国家社科重大项目的研究成果，历时十余年，共计130万余字。本书基于我国改革开放至今近4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从理论与实践、发展与改革、轨迹与格局、城镇与乡村、行业与地区、总体与家庭、初次分配与再分配、分配与贫困、现状与趋势、政策与建议等角度，对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别的变动，进行了综合性、全局性的研究和探索。
本书研究表明，中国居民收入差别的各主要组成部分，整体上已越过“公有经济收入分配差别倒U曲线”的最高点即拐点，收入差别基尼系数开始进入下降阶段，包括城乡及区域等收入差别开始缩小，中等收入群体逐步扩大，贫困人口大规模减少；中国居民收入分配格局从高度平均的“飞碟形”转变为“金字塔形”后，目前正在呈现为类似“葫芦形”，即中等收入阶层还不够发达，距离“橄榄形”还为时尚远。
朱光磊代表学校对新书的发布表示热烈祝贺。他指出，陈宗胜教授提出的“公有经济收入分配倒U理论”已经被我国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实践所证实，在中外学界具有广泛影响，近年来他又就我国收入分配格局概括出“葫芦形”的重要观点，充分体现了中国经济社会和收入分配的特点。该著作是他和团队十多年理论研究成果的集大成，为学术理论做出了新的贡献。
与会专家学者在座谈时纷纷表示，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是我们认真检视和深化改革的重要历史节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背景下，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实现精准扶贫，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解决好居民的收入分配问题显得意义重大。《中国居民收入分配通论：由贫穷迈向共同富裕的中国道路与经验》一书主题，具有鲜明时代特色和深远历史意义，基本内容和主要观点是对中国改革开放经验的概括和提炼，是总结从贫穷迈向共同富裕的中国道路与经验的一部巨著，是南开理论经济学领域的一部标志性代表性著作。
经济学院教授盛斌表示，解决收入分配差别问题，这是一个永恒的研究主题。《通论》一书内容宏阔、结构严谨、主题重大、观点明确，这是在收入分配领域长期深入研究的体系化成果。
朱光华说道，《通论》从理论上、政策上、实践上全面系统地分析了收入分配这个问题，并且推出了系列具体的对策和预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理论价值和时代特色。
逄锦聚表示，收入分配问题是一个世界性问题，建议在今后的研究中把现在基本经济制度与收入分配的差距问题挂起钩来，实现基本理论新的突破。
龚克表示，南开从经济事实出发研究经济，我们要继续弘扬这个传统。希望收入分配问题研究持续深入地进行，并在研究中注意总结历史经验，进一步深化对群体的关注，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更多贡献。
侯自新说，《通论》是陈宗胜教授团队十几年来的研究成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南开学者要学习陈宗胜教授抓住重大问题扭住不放的决心和毅力，在研究中不断吸收跨学科的经验，推动南开经济学科的发展。
本次新书发布座谈会由南开大学中国财富经济研究院和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主办，南开大学哲学院教授阎孟伟，天津财经大学教授李炜光，天津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秘书长、天津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张再生，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戴金平、段文斌，南开大学房地产协会创会会长文飙，陈宗胜教授研究团队成员及经济学院师生代表参加座谈。
中心主任著作《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论》出版
正值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由南开大学讲席教授、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教授逄锦聚撰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论》一书，近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该著作是逄锦聚教授若干年来特别是近十年来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论研究和实际探索的小结。著作坚持问题导向，立足实践基础，同时广泛继承借鉴了前人成果，充分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中的思想政治教育以及国内外学术界已经取得的马克思理论科学研究三种资源。
该著作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帮助大学生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和理论困惑，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力图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出发，集中探讨作为一级学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教学，提出了具有较强创新性和重要学术价值的观点。
书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篇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探讨和经典著作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和学科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材建设和教学改革”“思想政治教育和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建设”等篇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组织、管理、规律的探讨。这些高质量成果的展示，对推动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人员队伍建设、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发展具有基础性、导向性和战略性的指导。
逄锦聚教授认为，响应时代和实践的呼唤，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工作者的责任。本着这份崇高的责任感，逄锦聚教授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研究近40年。全书以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为主线，分为29篇文章和讲话，共计32万字，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探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的研究工作，有力地推动了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发展。
中心何自力教授论文被中宣部评选为高质量文章
近日，中宣部理论局对2017年在中央主要报刊发表的535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署名文章进行了评选，最后评选出161篇高质量文章给予资助。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南开大学基地共有2篇文章入选并获得资助，分别为中心何自力教授撰写的《科学认识和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求是》2017年第3期）和刘景泉、张健教授撰写的《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人民日报》2017年8月9日理论版）。
据悉，2017年，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南开大学基地共发表10篇文章，分别发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求是》《红旗文稿》。截止目前，2018年基地已发表7篇文章。
四、部分学术成果列举
逄锦聚：
1.以十九大精神为指导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评论，2018年01期
2.新时代新课题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使命，经济纵横，2018年01期
3.致力理论创新引领社会前进——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暨《经济学动态》复刊40周年大型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致辞，经济学动态，2018年01期
4.在坚持和发展中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中国纪检监察，2018年11期
安虎森
1.市场整合的城镇化效应分析——基于交通扩大市场规模的视角，安虎森等，甘肃社会科学，2018年01期
2.房价对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安虎森等，贵州社会科学，2018年04期
3.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区域平衡发展研究，安虎森等，南京社会科学，2018年03期
4.民族地区实现平衡发展的基本思路——学习十九大精神体会，安虎森等，经济与管理评论，2018年03期
薄文广
1.京津冀协同发展：进展与展望，薄文广等，社会科学文摘，2018年02期
2.促进民营企业融入“一带一路”的思考，薄文广等，中国国情国力，2018年04期
3.京津资源向雄安新区疏解的比较分析与天津应对，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03期
陈宗胜：
1.“精准扶贫”的精髓是“多维扶贫”和彻底脱贫——建议尽快明确公布中国的“多维扶贫”标准和思路，陈宗胜等，全球化，2018年02期
2.做好“富裕”和“共同”两篇大文章，太原日报2018年3月8日07版/实践（思想理论版）2018年03期
崔学东
公共职能的私有化与新自由主义国家治理危机，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8年01期
贺京同
1.投资趋同、政策导向与稳定增长，贺京同等，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02期
2.行为金融学框架下的实验金融研究评述，贺京同等，上海金融，2018年04期
何自力：
1.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创新经济发展方式理论，理论与现代化，2018年01期
2.西方经济停滞常态化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典型特征，红旗文稿，2018年04期
景维民：
1.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天津日报，2018年4月2日09版
2.经济学界讨论的若干重大问题，人民论坛，2018年16期
刘刚：
1.经济转型的攻关期，天津日报，2018年1月22日09版
2.2018年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开局年，中国经济时报，2018年3月9日08版
3.提升有效科技供给能力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滨海时报，2018年6月12日08版
张海鹏：
统筹单一与多维标准助力精准扶贫，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3月7日04版
张俊山：
1.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几点认识，经济纵横，2018年02期
2.透视生产总值及经济增长的经济涵义和社会性质，社会科学辑刊，2018年02期
钟茂初：
1.探索生态文明法律原则的具体实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3月14日05版
2.“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学理内涵与发展准则，学习与实践，2018年03期
3.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转化为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人民论坛，2018年09期
4.国家公园与生态文明制度的思考和探索，团结，2018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