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上半年成果简报

2019年上半年成果简报

一、成果概况

2019年上半年，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包括：中心学者主编著作《中国经济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中国改革开放全景录天津卷》等出版；在CSSCI来源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其中在《经济研究》《世界经济》《中国社会科学》等国内顶级期刊发表多篇论文；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国内知名报刊发表多篇文章等。

二、课题研究

中心两项课题获批2019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立项

近日，2019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立项结果公布，我校共有16项课题获批立项，其中中心共有2项课题立项，名单如下：

中心学者获两项南开大学本科教学改革项目立项

近日，南开大学教务处公布了“南开大学2018年本科教学质量提升工程教学改革项目立项结果”与“南开大学2019年一流本科教育教学改革项目立项结果”。中心学者孙景宇申报的“理论经济学课程思政教学体系的整体设计与建设实施”和中心学者张海鹏申报的“‘认知中国经济’通识课课程群建设”分别获得立项资助。上述两个本科教学改革项目，紧扣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与《南开大学一流本科教育质量提升行动计划》（“南开40条”），分别从课程思政、通识课程等本科教学改革的热点问题开展探索，对经济学的本科人才培养与“双一流”建设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三、成果简介

中心学者主编《中国改革开放全景录天津卷》出版

由中心学者陈宗胜教授领衔研究并组织编写、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改革开放全景录•天津卷》（下称《天津卷》）和《天津改革开放全景录》近日在南开大学举行新书发布会，以此献礼改革开放40周年。

南开大学副校长朱光磊、南开大学原校长侯自新、天津市政府研究室副主任杨立新、天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李正辉、天津市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黄凤羽、天津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纪秀荣、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盛斌、天津人民出版社社长刘庆、天津人民出版社副总编王康等出席发布会。

据悉，《天津卷》是为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献上的一份厚礼。该书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改革开放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牢牢把握改革开放40年历史的主题、主线、主流和本质，分简本（约20万字）和全本（约60万字）两种形式出版，共包含15个部分，各部分主题突出、取材得当、图文并茂、可读性强，客观反映了改革开放40年来天津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历史全貌和丰硕成果，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史料价值。《天津卷》也是中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改革开放全景录》大型丛书中的一卷，该丛书是中宣部确定的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重点出版物，也是今年唯一一部列入中共中央关于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活动重点图书。

《天津卷》全卷以写事为主、夹叙夹议，全景式展现了天津改革开放40年来的伟大实践和辉煌成就，反映了天津从百废待举到经济发展实力和质量显著提升，人民生活跨越小康走向富裕，城市建设向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目标迈进，科教文卫各项社会事业百花齐放全面发展，全面深化改革实现新突破，生态文明建设成就斐然，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发展，综合实力迈向高质量发展新台阶的奋斗历程。

朱光磊代表学校对新书的发布表示热烈祝贺。他表示，《天津卷》不仅系统、完整、准确、生动地记录了天津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历史、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更能够通过改革开放的历史激励、教育、启迪天津人民，凝聚改革开放共识，团结奋进、万众一心再出发，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周围，坚定自信地继续将改革进行到底。

中心教授何自力、周云波，天津市滨海新区发展研究院、天津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南开大学社科处相关负责人，《天津卷》部分编委和作者以及部分媒体代表应邀参加当日活动。

中心王玉茹教授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中国经济史》出版

日前，中心王玉茹教授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中国经济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中国经济史》由教育部组织编写，王玉茹教授为教材主编，北京大学萧国亮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宁欣教授为副主编，我校经济学院教授赵津和副教授龚关、关永强等为主要成员。教材主编王玉茹教授现为南开大学经济史学科学术带头人，南开大学经济史研究中心主任，长期以来致力于运用经济学理论构建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分析框架，曾主持完成多项国家社科基金与教育部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及一般项目。教材编写组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国家教材委员会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专家委员会、思想政治审议专家委员会以及教育部原马工程重点教材审议委员的指导，经国家教材委员会审查通过。

《中国经济史》教材是在广泛征求全国几十所高校从事经济史教学和研究的学者意见的基础上，历经八年反复修改和集思广益而成的。本教材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分析探讨了中国从古代小农经济和自然经济向现代工业化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运用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以资源、环境、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变化为纵向叙述主线，分别对古代、近代和当代中国经济进行横断面剖析，对几千年的中国经济发展史进行了高度浓缩。上篇以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发展为中心线索，展示中国古代经济的辉煌成就和长期发展的运行机制；中篇强调在内忧外患中，中国经济开启现代化进程的多样性和不平衡性；下篇阐述新中国成立以来，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改革创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发展历程。

中心学者在《环球时报》发表学术文章

《环球时报》在1月12日第7版上刊登了中心学者何自力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美国经济失衡为何仍是顽疾》。正文如下：

美国股市去年10月开始进入下跌周期，进入2019年虽然有所回升，但仍呈现剧烈波动趋势。这轮波动貌似由美联储对是否加息的暧昧态度导致，其实却是美国经济内在矛盾仍在激化的表现。

众所周知，美国经济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脱节的结构性失衡，这种失衡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并随着时间推移愈演愈烈，最终酿成2008年金融危机。按道理讲，克服危机本应着力解决导致危机的结构性矛盾，进而为经济实现新的增长奠定基础，但美国政府和美联储却祭起量化宽松大旗，不断往市场注入流动性，致使美联储总资产规模从2008年的1万亿美元左右骤然增加到2017年的4.5

亿美元。美联储大规模放水虽然帮助美国走出金融危机，却进一步加剧了经济失衡，其典型表现就是美股牛气冲天，不断刷新历史纪录，而投资、收入、消费、出口等真正能够反映经济复苏的指标却乏善可陈，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继续扩大，贸易逆差更是居高不下。

可以说，美国股市火爆主要不是由经济复苏所驱动，而是美联储长期注水的结果，一旦停止或减少注水，美国股市就很可能出现剧烈波动。最近大家都注意到，苹果公司股价去年10月至今猛烈下跌，市值严重缩水。但实际上，这只是美国高科技行业股价波动的一个缩影。美联储去年接连实施加息政策，导致美国多家高科技公司股价一直在剧烈波动中。

美国经济的结构性失衡由来已久，矛盾的焦点是产业空心化和制造业优势丧失，美国早已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从奥巴马时期就开始实施再工业化战略，特朗普上台后更是采取一系列手段重振制造业，为此甚至不惜挑起与其他国家的贸易争端。尽管如此，美国经济失衡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究其原因主要在于：

其一，美国经济依然高度金融化。金融资本是美国经济和政治的基石，但它的强势抑制了工业资本的生存发展。除非能对金融资本的扩张势头加以抑制，否则重振制造业很难取得进展。

其二，增加就业是美国重振制造业的直接目标，但现在美国把重振制造业的重点放在发展以高新技术为支撑的先进产业上，而这种制造业就算发展起来，也很难增加多少就业机会。

其三，制造业发展需要大量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但美国多年来的去工业化进程已使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大量流失，很难满足需要。

其四，制造业是由一系列传统产业部门组成的庞大系统，美国仅有高科技产业优势，缺乏完整的传统产业链，再造产业链成本极高。

其五，特朗普政府强力推行“美国优先”的保护主义政策，要求“雇美国人，买美国货”，以维护美国技术优势为借口限制别国投资，这极大缩小了制造业发展的市场空间，窒息了制造业发展的竞争动力。

在再工业化进展缓慢、金融驱动经济增长模式未根本变化的情况下，无论是用减息手段刺激投资、消费和出口，还是用加息手段防止经济过热，都很容易酿成金融市场甚至经济整体层面的动荡甚至危机。去年底以来美联储加息导致美股波动就是例证。

美联储货币政策不可能解决美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但其外溢效应却会严重扰动世界经济稳定运行，拖累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复苏进程。再加上特朗普政府以美国优先为借口，破坏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贸易体系，严重动摇国际经济秩序，更使世界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了不确定性。

面对这种不确定性局面，国际社会更应加强合作沉着应对。为此，首先需要坚持贸易自由化，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动国际贸易有序进行，实现世界经济稳定复苏；加强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避免货币战；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加快发展区域自由贸易区，实现区域经济稳定发展。

另外，还需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扩大双边货币互换安排，设计和建立超主权世界货币体系，从根本上避免美元霸权对世界经济稳定发展的干扰；积极开展技术创新合作，努力打造各国合作开发新技术的平台，共享技术创新成果；积极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加强全球治理结构的制度化民主化法治化建设。

中心主任在《光明日报》发表学术文章

《光明日报》在1月15日第11版上刊登了中心主任逄锦聚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一个新突破》。正文如下：

2013年11月12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简称《决定》），从我国面对的新形势新任务出发，从历史经验和现实需要的高度，对党的十八大以后攻坚克难全面深化改革作出战略部署，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一个新突破，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

市场经济是在人类社会长期发展进程中自然形成的经济形式，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如果从原始社会末期商品生产、交换萌芽开始算起，市场经济的孕育、发展至今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如果从资本主义社会市场经济成为社会主要经济形式算起，至今也有几百年的历史。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人类长期实践经验的总结，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反映的是市场经济的一般法则。资产阶级曾经充分利用市场经济的作用，“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斐然，举世瞩目，其原因很多，但通过改革开放，逐步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渐次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调节作用”“基础性作用”和“决定性作用”，是重要原因之一。

由市场起决定性作用配置资源之所以有如此效果，是因为市场机制具有自动调节功能。市场机制包括价格机制、供求机制和竞争机制。价格机制是市场机制中最基础的机制，价格水平上升，既刺激增加供给，又会抑制需求；价格水平下降，既会引起需求增加，也会引起供给减少。市场价格是由价值决定的，其变动则受供求的影响，供大于求则价格下跌，供小于求则价格上升。为了求得生存和发展，商品生产者之间必然展开竞争，努力提高技术、改善管理、提高效率。这样，价格机制、供求机制和竞争机制共同作用，不仅实现了资源配置的客观比例，而且推动了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是价值规律作用的表现形式。价值规律的基本要求是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以此为基础，商品实行等价交换。价值规律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又包括两重含义：一重含义是指“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另一重含义是指社会总劳动量按一定的比例用来生产某种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由此决定，资源配置也有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资源在同一部门内配置；另一个层次是资源在社会各部门配置。不管哪一个层次的资源配置，都是由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决定的。价值规律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经济规律，认定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实际上也就是肯定价值规律是资源配置的一般规律。

肯定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并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坚定地遵循这一规律，是经过反复探索克服种种片面思想认识得出的。在长期计划经济条件下，人们认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资本主义的，只有计划决定资源配置才是社会主义的。经过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自1992年开始，计划和市场都是资源配置的手段成为人们的共识，在集中全党全国人民智慧的基础上，党的十四大将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提出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进一步确认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要求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有利于进一步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

如果说肯定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并要求在全面深化改革中遵循这一规律，是《决定》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人类文明成果的借鉴和传承，那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则是《决定》从我国实际出发，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有利于进一步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

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前的经济理论与实践中，人们对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关系的认识，基本是“零和”思维：要么是市场经济，要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能搞市场经济，搞市场经济就不是社会主义。肯定我国的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传统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和创新。在此基础上，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则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已有理论的进一步重大创新。

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世界性的难题。对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亚当·斯密开始，理论上就主张自由主义，倡导由市场“看不见的手”来调节经济，政府只做“守夜人”。其后，面对频繁发生的经济危机，尽管凯恩斯提出要进行政府干预，在实践中也有一些实行市场经济的西方政府试图干预经济，但实际上却收效甚微，排斥甚至否定政府作用的新自由主义思想，至今仍占据着西方经济理论的主流地位。而在完全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作用发挥不当，行政干预过多，排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经济发展也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从而使政府和市场的作用相得益彰，这是从中国国情出发，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得出的重要结论，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势的肯定。国内外的实践都表明，市场并不是万能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不可能也不可以起全部作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发挥市场的作用，更要发挥政府的作用。

需要特别明确的是，在我国，政府的范畴与西方经济理论中的政府范畴有着极大的不同。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党的领导是全面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都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重大的路线方针政策都是党中央制定的。同时，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行使国家立法权，能够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法律保障。政府作为国家行政机关，虽然必须履行宏观管理和调控的经济职能，但政府是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在党的领导下，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是从这样的基本制度出发，2018年2月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就对党和国家机构的职能体系改革进行了统一的战略部署。从中国实际出发，在全面深化改革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首先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同时要更好发挥中央人民政府即国务院和各级政府的作用，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真正优势，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真正优势。丢掉这种优势，就难以发展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肯定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强调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就是对这种优势的肯定。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这一重大理论观点，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新阶段要把这两方面的作用都发挥好，需要着力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着力加强微观市场主体的塑造，着力完善现代市场体系。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很多，任务很重，如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等。但要真正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关键是要塑造与市场发挥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相适应的微观主体，并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市场是市场主体、市场机制、市场体系、市场关系的总称。在实践中和理论上，都很重视发挥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但市场机制要发挥好资源配置作用，需要两个必备条件：一个是对市场信号反应灵敏的市场主体即企业，另一个是完善的现代市场体系。目前，我们在这两个方面都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

对于市场微观主体即企业而言，无论是公有制企业还是非公有制企业，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需要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努力提高竞争能力、创新能力，成为自主经营、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当前，要在国有企业改革取得进展的基础上，培养真正的企业家，确保企业的法人地位，使之能与多种所有制形式的企业一起，在创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实现形式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民营企业要抓好用好战略机遇，在推进结构调整、培育新增长点、加快转型升级中发挥更大作用。民营企业家要勇于承担社会责任，保持定力，专注创新，为振兴实体经济、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进程，我国的市场和市场体系不断得以发展，但仍需进一步加以完善。要积极稳妥地从广度和深度上完善要素市场，健全市场规则，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创造良好环境和条件，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通过市场竞争实现效率最大化。

二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加强党的领导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保证。要加快落实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各项要求和措施，加快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各机构各部门协调行动、增强合力，全面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提供领导保证和组织保证。

要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尊重经济规律，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增加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要坚决破除制约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体制机制弊端，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强、完善和优化政府机构职能，全面提高政府效能，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为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创造条件、提供保证。

中心学者在《经济研究》发表学术文章

近日，由中心周京奎教授担任第一作者的论文《生产率进步影响农村人力资本积累吗？——基于微观数据的研究》在经济学科中文顶尖期刊《经济研究》2019年第1期发表。

《生产率进步影响农村人力资本积累吗？——基于微观数据的研究》由周京奎教授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博士后王贵东、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黄征学合作完成。文章采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CHIP），在动态一般均衡框架下，从理论和实证上研究了农业生产率提高对农村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研究表明，随着农业生产率提高，农村家庭倾向于进行教育投资，进而提升了家庭人力资本积累；过去各期农业生产率对家庭人力资本积累的提高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越早期的农业生产率变动，对家庭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越大；农业生产率的收入增长效应和教育投资效应，是提高家庭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的重要机制；农业生产率提高对于从事农业生产家庭的人力资本积累提高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但对于从事非农生产家庭来说，农业生产率的人力资本积累效应则不很显著。上述结论意味着，国家惠农政策向农业生产率提高和教育投资领域倾斜，对于促进农村人力资本积累具有重要意义。

《经济研究》创办于1955年，是全国性综合经济理论期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是国内各高校、研究机构公认的经济学顶级期刊。

中心学者在《光明日报》发表学术文章

《光明日报》在1月29日第11版上刊登了中心学者何自力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顺应时代潮流扩大对外开放》。正文如下：

当前，中国仍处在发展机遇期，但外部环境复杂多变，所面临的挑战一直存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沉着应对，推出一系列重大对外开放新举措，向国际社会表达了中国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决不走回头路的决心。我们要正确认识扩大对外开放的重大意义，把党中央扩大对外开放的战略部署落到实处，以高质量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

对外开放是实现发展的重要法宝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人类社会最终将从各民族的历史走向世界历史。从历史发展大逻辑看，人类的生产活动本质上是基于社会分工和交换而实现的社会交往活动，各民族之间通过广泛而密切的社会交往不断融合、深化联系，实现了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分散走向合作、从落后走向富强的历史性转变，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被世界各国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所代替，推动人类社会进入经济全球化时代，所以，经济全球化是生产社会化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是不可违背的时代潮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能不能富强，一个民族能不能振兴，最重要的就是看能不能顺应时代潮流，掌握历史前进的主动权。”“中国要发展，必须顺应世界发展潮流。”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顺应经济全球化历史潮流，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打开国门搞建设，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共建“一带一路”，成功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转折。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中国人民生活从短缺走向充裕、从贫困走向小康，现行联合国标准下的7亿多贫困人口成功脱贫，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总数70%以上。中国对外开放的实践充分证明，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发展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宝。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提出了我国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方位的科学论断，这为我们在新时代更好谋划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提出了新的历史起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适应经济全球化新趋势、准确判断国际形势新变化、深刻把握国内改革发展新要求，以更加积极有为的行动，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对外开放的主动赢得经济发展的主动、赢得国际竞争的主动。这是对中国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决心的庄严宣示，是顺应中国人民要发展、要创新、要美好生活的历史要求的重大战略抉择，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更好实现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以高质量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

经过40年来的艰苦努力，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党的十九大报告做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新判断，深刻揭示了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提出了新时代需要解决的新问题，这就是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新的历史时期，实现高质量发展依然需要扩大对外开放。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所指出的：“实践证明，过去40年中国经济发展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未来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放条件下进行。这是中国基于发展需要作出的战略抉择，同时也是在以实际行动推动经济全球化造福世界各国人民。”

之所以说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高质量开放，根本原因在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要求建立高水平开放体制。首先，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要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此要通过扩大开放着力提高引资的质量，注重吸收国际投资搭载的技术创新能力、先进管理经验以及高素质人才；其次，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要求我国从贸易大国转变为经贸强国，为此要通过扩大开放支持我国企业扩大对外投资和贸易，推动装备、技术、标准、服务走出去，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再次，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要求人才智力的有力支撑，为此要通过扩大开放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开展人才智力引进工作，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才智力交流与合作，实现人才智力资源的优势互补、合作共赢；最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心是增强实体经济，为此要通过对外开放着力加强引进外资工作，更好发挥外资企业对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同时，要着力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化解实体经济过剩产能，推动实体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可见，扩大对外开放对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实行高质量开放。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和实现高质量对外开放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要加快同有关国家商签自由贸易协定和投资协定，推进国内高标准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发挥自由贸易区对贸易投资的促进作用，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更好帮助我国企业开拓国际市场。二是实施全方位开放。要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要大力开展“一带一路”合作，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不断扩大我国在全球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三是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要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努力在国际分工中占据更有利位置。要正确处理原始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关系，抓住和用好海外并购重组机会，推动价值链从中低端向中高端延伸，更深更广融入全球产业链。四是坚持出口和进口并举。要加快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巩固传统优势，培育竞争新优势，拓展外贸空间，提高出口质量。通过举办国际进口博览会等形式积极扩大进口，推动外贸平衡发展。五是有序开展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在逐步开放国内资本市场的同时，继续推动人民币“走出去”，提高金融业国际化水平。六是加强制度规则建设。要加快形成与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基本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要放宽外资市场准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各国在华企业创造公平的营商环境。上述这些重要举措的有效落实，将不断提高我国对外开放的水平，使我国经济持续从世界吸取发展动力，有力推动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正确方向发展

中国扩大对外开放，既是顺应时代潮流、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需要，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经济全球化朝正确方向发展的责任和担当。

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不是哪些人、哪些国家人为创造出来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成了贸易大繁荣、投资大便利、人员大流动、技术大发展，是难以改变的历史趋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世界经济的大海，你要还是不要，都在那儿，是回避不了的。想人为切断各国经济的资金流、技术流、产品流、产业流、人员流，让世界经济的大海退回到一个一个孤立的小湖泊、小河流，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符合历史潮流的。”

当前，国际上出现了一些反经济全球化的现象，一些国家实行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政策，破坏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严重干扰了世界经济的稳定复苏。在经济全球化发展面临重要抉择的关键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系列重要讲话，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经济全球化、如何推动经济全球化的问题，指出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方向，表达了推动和引领经济全球化继续前进的坚定决心。

西方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体现的是私人垄断资本追求最大利益、赢者通吃的本质，中国方案提出的经济全球化则主张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谋求世界各国共同发展、互利共赢，二者在本质上完全不同。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设成为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推动和引领经济全球化行动中的具体体现，它为改变旧的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探索更加公正合理的新型经济全球化道路，实现世界各国人民对繁荣和发展的向往，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指明了方向。

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推动经济全球化朝正确方向发展，一是要推动世界各国开展技术创新合作，着力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长模式，厚植经济全球化新动力，为世界经济开辟新道路，拓展新边界；二是要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推动国际经济、金融、货币体系改革，推动建设开放公平的多边贸易体系，加强国际援助交流合作，实现开放联动发展；三是要改变赢者通吃、唯我独尊、强买强卖的霸权逻辑，改变少数国家掌握国际经贸规则制定权的不合理状况，实现各国平等发展；四是要克服靠牺牲环境谋求发展的弊端，推动经济全球化向着更有利于实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方向发展；五是要努力创造就业机会，缩小收入差距，提高教育水平，改善医疗条件，打造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实现包容性发展。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发展得益于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中国也是经济全球化的有力推动者。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中国方案为经济全球化的新时代描绘了一幅新的蓝图，可以预见，这将大大增强国际社会对实现世界经济复苏的信心，有力遏制逆全球化的浊浪，为经济全球化持续发展注入新动能，助推世界经济走上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之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世界各国人民共赢共享作出伟大贡献。

中心学者在《人民日报》发表学术观点

《人民日报》在2月3日第10版上刊登了中心学者刘刚的学术观点，由人民日报记者韩鑫采访整理，文章题目为《创新是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必由之路》。正文如下：

我国服务业依靠科技创新，走出了一条高质量发展之路。以数字和智能科技为基础的现代服务业将成为我国经济转型发展的强大推动力

2018年，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背后，折射着我国数字和智能科技的飞速发展。

2012年以来，我国服务业发展态势喜人。2013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到2017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51.9%，改变了我国经济增长长期主要依赖第二产业发展的局面。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第一产业比上年增长3.5%，第二产业增长5.8%，第三产业增长7.6%。

比增长速度指标更重要的是服务业发展的结构指标。在2018年服务业发展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同比分别增长37.0%和10.1%。从消费结构看，2018年服务性消费占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为44.2%。销售业态发展中，2018年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增长25.4%，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18.4%，非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增长18.7%。

无论从增长速度还是发展结构来看，服务业都已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我国服务业依靠科技创新，走出了一条高质量发展之路。

随着移动互联网不断发展，数字和智能科技产业在我国快速兴起，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产品和价值链的高端化成为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技术。数字和智能科技与经济和社会的融合发展，创造出一系列新产品、新服务、新产业和新业态。如今，在网络空间我们不仅能够获得最新的信息，而且能够享受包括网上订餐、订票、快递、旅游服务和个性化定制在内的各种服务。

从数字和智能科技产业化的趋势来看，在2018年已经显露端倪的包括新零售、无人酒店、车联网、智能家居、智能安防、智能交通和三维数字展示在内的新型服务业即将进入全面商业化和应用阶段。尤其是随着5G通信技术和北斗导航系统的推广应用，我们相信，在2019年和今后很长一段时期，以数字和智能科技为基础的现代服务业都将成为我国经济转型发展的强大推动力。

中心学者在《人民日报》发表学术文章

《人民日报》在2月17日第5版上刊登了中心学者倪志良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把小我融入大我》。正文如下：

失“公”之“能”，易致精致利己的“小我”；失“能”之“公”，易致空谈误国之歧途。

1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到南开大学考察调研，勉励师生们把学习奋斗的具体目标同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结合起来，把小我融入大我，立志作出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贡献。

百年南开大学，以“允公允能、日新月异”为校训。惟“公”“能”兼修，小我方能融入大我。

“允公”者，大公也。南开大学老校长张伯苓强调医治“愚、弱、贫、散、私”之五疾，先要矫其“私”。“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人心若被私欲蒙蔽，行动若被喧嚣裹挟，个人很容易陷入小我之迷茫：认知纠结，情绪消极，行动无效。正所谓：“公”道远，大我背；“公”道近，大我入。

东北沦陷后，张伯苓在开学典礼上的“爱国三问”激励众多师生奔赴沙场；民族危难关头，周恩来校友誓言“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些皆出于大“公”。因为有了这份大“公”之心，当南开大学因积极抗日而遭到日寇“去其史、灭其魂”的毁灭性轰炸后，就有了老校长重建南开的坚定与执着；因为有了这份大“公”之心，当爱子张锡祜战死沙场后，就有了老校长对校长夫人“求仁得仁、不必过于悲伤”的劝慰；正因为有了这份大“公”之心，就有了周恩来终其一生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允公”，就是要强调“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心、民族魂”。“允公”，就是要承诺爱国爱群之“公”德，就是要强化“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之“公”心。

“允能”者，最能也。它强调的是知中国、服务中国的能力，强调的是科学之“能”、专业之“能”、担当之“能”。亲历了近代中华民族遭受的苦难，老校长坚定了教育救国、科学强国的初心，坚定了培养“文以治国、理以强国、商以富国”专业人才的办学理念。正是得益于这一初心和理念，百年南开，人才辈出，院士近百。

当下，若想担当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教育需要少些浮躁与喧嚣，需要多些“求真务实”的真思考，需要多些“心正、意诚”的真担当，需要处理好“为学”与“为道”的关系。为学强调“书破万卷，路行万里”“为学日益”，信息占有尽量多些；为道则强调“不窥牖，见天道”“为道日损”，信息处理务必至简、至上、至真。若无至简、至上、至真，杂乱信息堆积过多，喧嚣过多，反倒容易致使受教育者缺失“真思考”“真担当”。近期，教育顶层设计层面公开反对“五唯”，明确抵制了“乱排名、乱评比”对“求真务实”的搅扰与破坏。“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只有“真思考、真担当”，才能铸就专业之“真能”，才能铸就个体意义和社会意义有机融合的生命之“真能”。

失“公”之“能”，易致精致利己的“小我”；失“能”之“公”，易致空谈误国之歧途。若个人的头脑完全被“小我”的资讯占据，修齐平治、民族复兴等大“公”就很难在其头脑中存养，大格局的认知难以生成。没有大“公”，难有大“行”，难得人生“大乐”，难以成就“大我”。

“法乎其上，得乎其中；法乎其中，仅得其下”，惟立大“公”之志，惟有大“公”之“能”，个体才能练就海一般的胸怀、山一般的崇高，小我才能融入大我，才能作出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贡献。

中心学者在《光明日报》发表学术文章

《光明日报》在2月26日第2版上刊登了中心学者何自力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提高金融服务民营企业水平》。正文如下：

近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金融服务民营企业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加强金融服务民营企业的措施和手段。这是迄今为止各类相关政策文件中目标最明确、力度最大、措施手段最精细的政策文件，对化解民营企业所面临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强化实体经济，实现稳就业稳增长稳投资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形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门类最全、能力最强的制造业体系，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制造大国。其中，民营制造业是我国实体经济的主力军，是就业、税收和技术创新的重要贡献者。从一定意义上讲，民营企业强则实体经济强。目前，我国实体经济发展面临产能过剩、要素成本上升、企业赢利水平下降、投资不足、供给质量不适应需求变化等困难，这是导致经济下行的主要原因。要使实体经济摆脱困难，减缓经济下行速度，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就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此次中办、国办下发《意见》，强调加强金融服务民营企业，是党和政府审时度势，促进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步骤，战略意义十分重大。

加强金融服务民营企业，既是支持民营企业的有力举措，也是防止经济脱实向虚的必由之路。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液，金融发展的好坏直接决定着国民经济发展的健康与否，而判断金融发展好坏的重要标志就是看它能否很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从国际经验看，当一个经济体的工业化达到完成阶段时，制造业会出现产能过剩，使企业收益水平下降，投资能力萎缩，社会资本也会从制造业流向报酬率更高的金融业。金融业虽然吸纳了大量社会资金，却并不能增加社会财富，这就会使社会经济不可避免地陷入停滞乃至衰落。相较之下，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原则，用新发展理念引领经济发展，高度重视发展实体经济，坚持金融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坚决反对搞虚拟化，因而能更好地应对这一困境。《意见》的出台更加强调切实加强金融服务民营企业，体现了党和政府着力发展实体经济，防范金融风险，避免经济脱实向虚的坚定意志和决心，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金融服务民营企业的重要性和现实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由于民营企业往往呈现规模小、赢利水平低、风险应对能力弱的特点，金融机构从防范贷款风险出发，一般都不情愿为其提供贷款，从而导致民营企业出现融资难现象。在此情况下，民营企业为了维持运营，就不得不从非正常渠道高成本融资，这又导致民营企业出现融资贵的现象。在经济粗放和快速发展阶段，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也许并不突出，而随着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和增速减缓阶段，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就会成为制约民营企业发展，进而影响经济发展全局的严重问题。

《意见》从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促进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促进实现“六稳”的高度出发，提出了切实加强对民营企业的金融服务的原则和目标，真正应对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一是在服务对象上，强调对各类所有制经济要一视同仁，消除对民营企业的各种隐蔽性壁垒；二是在服务能力上，强调深化金融改革，完善金融服务体系，使金融资源配置与民营企业的地位作用相匹配；三是在服务方式上，强调问题导向，重点解决民营企业“不敢贷、不愿贷、不能贷”问题，着力建立“敢贷、愿贷、能贷”的长效机制；四是在服务目标上，强调实现各类所有制企业在融资方面得到平等待遇，确保对民营企业的金融服务得到切实改善，缓解民营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意见》高屋建瓴，为金融服务民营企业指明正确方向，对加强金融服务民营企业具有很强的指导性。

“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与以往的相关政策不同，此次《意见》从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完善金融服务基础设施、加强考核和激励以及着力帮助民营企业纾困等方面提出了一整套政策手段，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一是加大金融政策支持力度，着力提升对民营企业金融服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二是强化融资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着力破解民营企业信息不对称、信用不充分等问题；三是完善绩效考核和激励机制，着力疏通民营企业融资堵点；四是积极支持民营企业融资纾困，着力化解流动性风险并切实维护企业合法权益。认真领会和切实贯彻《意见》精神，必将有效缓解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增强微观主体活力，充分发挥民营企业对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的重要支撑作用，同时强化实体经济，促进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

中心主任在《光明日报》发表学术文章

《光明日报》在3月7日第6版上刊登了中心主任逄锦聚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关注“三农”振兴乡村》。正文如下：

今年的全国两会是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召开的，具有特殊重要意义。民众关注的重大问题很多，“三农”和乡村振兴便是其中之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农村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但同时也要看到，我国毕竟是拥有近14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吃饭问题始终是要面对的战略问题。

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没有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没有乡村的振兴，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这样的意义讲，关注“三农”问题就是关注人民的幸福、国家的富强，就是关注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

为解决“三农”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出台一系列措施，党的十九大更是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期望两会能够凝聚智慧，达成共识，采取切实措施，推动中央决策落到实处。

作为理论工作者，我也提出一些建议，请代表、委员们关注：

一是坚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着力加强乡村建设。很多发达国家曾走过大量农民进入城市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的道路。我国农村人口绝对数量大，发展阶段不同，这样的道路可以借鉴但不可照搬。从我国实际出发，走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的路子，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符合国情的选择，是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文化在“三农”领域的具体体现。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要努力实现乡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全面协调发展，努力实现城乡优势互补和协调发展。特别是要努力加快补齐农村人居环境和公共服务短板，实现城市居民和乡村居民对改革发展成果的公平享有，为逐步缩小直至消除城乡差别创造条件。要完善乡村治理机制，保持农村社会和谐稳定，不断提高广大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二是着力做好农业转方式调结构实现高质量发展。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乡村振兴要把高质量发展摆到突出位置。既把粮食生产抓紧抓好，又要大力发展科技，把农业结构调活调优，要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发展多种经营，发展壮大乡村一、二、三产业，并使之协调发展。

三是着力促进农民增收，打好打赢脱贫攻坚战。乡村振兴，目的在人，关键也在人。农民进城务工是增加农民收入的一种形式，老人和儿童留守农村的状况不符合乡村振兴的要求，要从根本上改变。政府和社会都应采取有力措施积极鼓励外出农民工、退伍军人、城市各类人才返乡下乡创新创业。在大力发展农村教育的同时，要教育学生爱农村、爱农民、爱农业，鼓励大学毕业生回乡发挥才干，探索农村靠教育、人才、科技脱贫致富的道路。

四是着力推进农村农业改革。要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坚持家庭经营基础性地位，突出抓好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两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完善落实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积极探索农村集体经济的多种实现形式，发挥集体经济综合功能；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中心学者在《世界经济》发表学术文章

近日，由经济学院冯志轩讲师和中心刘凤义教授合作的论文《生态不平等交换、价值转移与发展中经济体的环境问题》一文在国内经济学科中文顶尖期刊《世界经济》2019年第4期发表。

文章试图利用生态不平等交换理论理解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日益扩大的生态环境差异，并利用价值转移理论为生态不平等交换提供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为此，文章构建了一个包含资源环境投入系统的线性生产模型，并通过计算全球40个经济体的价值转移和生态不平等交换水平验证了文章的结论。

文章的主要理论含义在于说明中心发达国家和外围发展中国家的环境差距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经济利益有偏分配的结果，明确了发展中国家环境负担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并由此为理解中国的目前面临的一系列环境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世界经济》由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公共主办，创办于1978年，是国内最早的世界经济类刊物之一，同时是国内各高校、研究机构公认的经济学顶级期刊。

中心学者在《环球时报》发表学术文章

《环球时报》在4月16日第14版上刊登了中心学者何自力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西方重拾宽松，但现实是残酷的》。正文如下：

刚公布的美联储3月会议纪要显示，今年加息次数预计将降至零次。进入2019年，欧洲央行和日本也都决定实施宽松政策或加大刺激力度，以应对经济下行。维持或重拾宽松政策，成为西方经济体今年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色调。

国际金融危机过去10年，其间西方国家应对政策经历了先宽后紧两个阶段。先是2008年到2015年，美国实施7000亿美元救助政策，连续实施量宽，欧盟实施负利率政策，日本也步美欧后尘实施宽松政策刺激经济。接着2015年到2018年，美国逐步退出量宽并连续多次加息，2017年欧洲央行也开始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

一开始，西方经济体货币政策由宽转紧被认为是复苏的表现，但事实是，美联储2015年加息时，美国经济增速刚达2%左右，投资、消费、出口等指标均未明显好转。欧盟货币政策从紧时，经济增速也只有百分之一点几，根本没恢复到危机前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匆忙调整政策，结果可想而知。自进入加息周期以来，美国股市剧烈波动，投资、消费、出口等指标在低位徘徊，随着减税政策效应减弱，经济增速更是显著放缓。欧盟经济本来就处于低迷，加息后经济衰退加剧，2018年欧元区经济增速仅为1.8%，2018年日本经济增速更是低至0.7%。

现在，西方发达经济体重拾宽松政策，等于承认之前加息政策失败。那么，再次回到宽松能推动美欧经济重回强劲复苏轨道吗？

现实可能是残酷的。过去10年来，西方经济体普遍的结构性问题并未得到有效解决，现在制造业增加值在西方产业结构中的占比，平均已下降到15%以下。加上保护主义蔓延，宽松政策很难再像10年前那样迅速释放政策效果。事实上，实施宽松货币政策意味着扩大流动性，这会导致资本外流。即便部分资金流入股市，也会加剧经济的泡沫化，对实体经济恢复不能起到显著刺激。

重拾宽松政策，说明西方主要经济体的政策工具选择已经十分有限。基于上述现实，这轮调整的效果恐怕难以达到期望。国际金融危机10年后，西方经济总体低迷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仍然值得其他国家审慎应对。

中心学者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学术文章

近日，由中心那艺讲师、贺京同教授合作完成的论文《行为经济学的兴起及其与新古典经济学关系的演变》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文章基于唯物史观视角，对行为经济学的历史缘起、产生背景进行了梳理与阐释，指出行为经济学的兴起及其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拓展，已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近几十年不可忽视的重要演变特征。一方面，新古典理论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经济条件，其单一的抽象理性人模型难以应对新的经济实践问题，客观上要求构建更为符实的个体描述性模型；另一方面，心理学、认知科学、神经科学等自然科学领域的新研究成果，在个体主观心理分析层面提供了更多实证依据或规律性命题，为西方主流经济学重构理论的实证基础提供了可能。这两方面因素共同主导了行为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关系演变的历史逻辑，使二者由最初的相互竞争，逐步走向互适与统合，形成了以新古典理论为特例形式、以行为经济学为拓展形式的理论格局，充实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内容。文章指出，厘清这一重大经济思想史事件的历程，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和把握西方经济学过去数十年间的演变逻辑及趋势特征，在吸收、借鉴西方经济理论时，应动态地关注其理论内涵的演变以及前沿科学成分对解释、解决中国实际经济问题的有用性。

《中国社会科学》创办于1980年，是全国综合性哲学社会科学杂志，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主办，被学术界誉为中国最高水平的综合类人文社会科学期刊。

中心学者在《光明日报》发表学术文章

《光明日报》在6月13日第16版上刊登了中心学者刘刚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我国人工智能经济将迎来黄金发展期》。正文如下：

日前，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研究院发布了《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科技产业发展报告（2019）》和《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科技产业区域竞争力评价指数（2019）》两份报告，客观刻画了中国人工智能科技产业基本形态和内在结构，揭示了中国智能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机制和发展模式，同时对中国人工智能科技产业发展的区域竞争力水平进行了科学评价。报告中指出，中国人工智能科技产业的兴起和发展内生于经济转型升级中所创造的智能化需求，中国的智能经济即将迎来黄金发展时期。

截至2019年2月28日，报告研究人员共检测到745家人工智能企业，大约占世界人工智能企业总数3438家的21.67%，仅次于排名第一的美国（1446家，占比42.06%）。中国的人工智能企业主要分布在北京市、广东省、上海市和浙江省，占比分别为43.2%、16.9%、14.9%和8.3%。无论从融资额还是从应用领域的拓展看，中国人工智能企业都表现出良好的成长性。

中国人工智能科技产业的发展是需求牵引的。在745家人工智能企业中，应用层企业占比高达75.2%，广泛分布在包括智能制造、科技金融、数字内容和新媒体、新零售和智能安防在内的18个应用领域。人工智能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发展，正在成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量。

从745家人工智能企业的核心技术分布看，大数据和云计算占比最高，为21.3%，其次是机器学习和推荐、语音识别和自然语言处理、人脸和步态及表情识别，占比分别为17.2%、9.4%、8.6%。同时，排在前列的还包括硬件、服务机器人、工业机器人和图形图像识别技术，占比分别为8.1%、6.4%、5.8%和5.1%。在可获得研发强度数据的113家人工智能企业中，平均研发强度为9.14%，远高于2018年国内企业的平均研发强度。

中国是人工智能专利布局最多的国家。在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研究院与天津市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合作的人工智能专利导航研究中，发现2018年全球人工智能领域专利申请量达到13万余件。中国、美国、日本三国相关专利累计占比超过全球80%。美国在基础层拥有专利控制力，技术层则呈现中美双寡头竞争格局，应用层中国专利占比领先。从专利布局的技术领域看，技术研发的热点领域为基础层的智能芯片和智能传感器、技术层的语音识别和机器视觉、应用层的智能驾驶。

中国的人工智能学术生态是人工智能科技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截至2019年2月28日，本报告共检测到从事人工智能基础研究、技术开发和人才培养的94所中国AI大学和75家非大学科研机构。为了响应产业发展的需求，2018年94所AI大学共创建40家人工智能学院和研究院。

2018年，中国AI大学共发表国内论文19374篇。同时，对Scopus数据库的检索表明，截至2019年2月28日，141所中国大学和12家非大学科研机构的科研工作者在国际上发表人工智能领域的学术论文45913篇。其中，国际论文发表数量排名前列的大学是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和北京大学。在非大学科研机构中，人工智能领域国际论文发表单位主要是中国科学院的相关研究院所。在国际论文发表上，有超过20个国家与中国学术界展开合作。

基于745家人工智能企业关系数据的价值网络分析表明，中国人工智能科技产业的创新生态系统是高度开放的。从人力资本关系看，745家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核心人力资本的24.22%拥有在国外著名高校和研究机构学习的经历，19.80%拥有在国外企业和科研机构工作的经历。从技术关系看，17.83%的技术输入关系来自国外企业和研究机构，对国外企业的赋能关系占赋能关系总数的比重为9.49%。

从745家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关系数据的分类统计看，在技术关系中的技术输入和技术赋能关系数占比分别为30.86%和69.14%，投融资关系中融资关系和投资关系数占比分别为44.22%和55.78%。总体看，人工智能企业以技术赋能和投资为主，说明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具有很强的辐射和带动作用。

从745家人工智能企业的价值网络结构看，中国人工智能科技产业的创新生态系统是“极核”状的，包括腾讯、百度、阿里巴巴、科大讯飞和商汤科技在内的平台企业成为关键主导者。五大开放创新平台仅占745家人工智能企业的0.6%，但是关联节点数和关系数占比分别高达13.7%和11.3%。从关系分类和占比看，开放创新平台不仅是智能经济的主要技术赋能者、人力资本的重要供应方，而且是关键投资者。“平台+赋能+中小微和新创企业+开发者”成为中国智能经济发展的基本组织形态。

中心学者著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出版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在南开大学视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由中心主任逄锦聚教授作为带头人的政治经济学学术团队最新力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一书，日前由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通论》的姊妹篇，就内容说，充分吸收了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九大的最新理论成果，加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论述；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要矛盾的阐释；加强了对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和新发展理念的阐释；加强了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一系列新战略的阐释；加强了对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阐述；加强了对经济全球化和建设开放型经济、推动全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论述。

从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上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适合高校经济学类大学生教学用书，也可以为广大干部群众学习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参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通论》则适合做研究生教学用书。至此，南开政治经济学学术团队基本建设成了大学生、研究生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学的教材体系。

该著作由中心逄锦聚、景维民、何自力、刘凤义、周云波等14位学者撰写完成，著作坚持问题导向，立足实践基础，同时广泛继承借鉴了前人成果，充分吸收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成果、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中的经济思想以及国内外学术界已经取得的经济学理论成果三种理论资源。书中阐释了一些新的范畴、创新理论以及一些系统学说，并尝试构建新的体系结构。

四、部分学术成果列举

逄锦聚

1.坚定不移将改革开放推向前进为建设现代化强国提供持续强大动力，当代经济研究，2019年01期

2.做新时代立德树人的积极推动者和引领者，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9年01期

3.构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三个重大问题，经济研究参考，2019年04期

4.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高质量发展，经济学动态，2019年07期

5.新中国70年经济学理论创新及其世界意义，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9年04期

6.注重培养新时代青年学者，天津日报，2019年9月2日09版

7.在改革与发展中探索收入差别变动的制度基础——评陈宗胜教授等新著《中国居民收入分配通论》，逄锦聚、盛斌，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9年05期

陈宗胜

1.中国居民收入分配“葫芦型”格局的理论解释——基于城乡二元经济体制和结构的视角，陈宗胜等，经济学动态，2019年01期

2.中国经济学70年回顾与展望，陈宗胜等，经济学动态，2019年06期

贺京同

创新是引领消费扩容升级的根本途径，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9年02期

何自力

1.发扬改革开放精神，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当代经济研究，2019年01期

2.乡村振兴：组织和人才困境，何自力等，改革与战略，2019年05期

荆克迪

1.人类命运共同体原则下的全球气候博弈分析，荆克迪等，南京社会科学，2019年01期

2.加快建设生态宜居的现代化天津研究，荆克迪、逄锦聚，理论与现代化，2019年03期

景维民

1.市场化转型、所有制结构与地区经济增长，景维民等，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19年02期

2.国家能力构建视角下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景维民等，天津商业大学学报，2019年01期

3.中国货币政策进入了“流动性陷阱”吗——基于预期与货币政策有效性视角，景维民等，财经科学，2019年02期

刘刚

1.加快转型步伐提高发展质量，天津日报，2019年1月7日09版

2.新阶段京津冀协同发展突破点，天津日报，2019年2月25日09版

3.开放型产业创新生态系统与传统产业集群升级——以安徽省无为县高沟镇特种电缆产业集群为例，刘刚等，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02期

4.基于网络空间的资源配置方式变革（上），上海经济研究，2019年05期

5.基于网络空间的资源配置方式变革（下），上海经济研究，2019年06期

6.建设人工智能科技创新区引领天津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天津日报，2019年5月13日09版

7.以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为引领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天津日报，2019年5月27日09版

8.欠发达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机制研究——以贵州省数字经济发展为例，刘刚等，经济纵横，2019年06期

那艺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的税收结构优化研究——基于实验宏观经济学方法，那艺、贺京同等，南开经济研究，2019年03期

王璐

让“乡村振兴”驶入“快车道”，人民论坛，2019年01期

张俊山

1.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解析，经济纵横，2019年01期

2.深刻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科学内涵——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的解读，当代经济研究，2019年06期

钟茂初

1.以绿色发展理念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群言，2019年03期

2.建筑垃圾存在巨量累积风险，应提前制定中长期规划，中国建设报，2019年4月5日08版

3.中国经济完全能够应对不断升级的中美经贸摩擦，人民论坛，2019年16期

周京奎

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机制创新研究，周京奎等，长白学刊，2019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