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下半年成果简报
一、成果概况
2019年下半年，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包括：五项成果获第十六届天津市社科优秀成果奖；论文获“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主题征文活动优秀征文奖；在CSSCI来源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在《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等国内知名报刊发表多篇文章等。
二、课题研究
201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名单公示中心两项课题入选
日前，201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名单公示，中心两位教授的课题进入公示名单。分别是：段文斌教授的“马克思主义视域下技术变迁的动力、机制与政策研究”和周云波教授的“基于多维视角的2020年以后我国相对贫困问题研究”。
三、成果简介
中心学者在《经济日报》发表学术文章
《经济日报》在7月16日第12版上刊登了中心学者何自力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解读中国经济奇迹的密码——对<别误读中国经济>的评析》。正文如下：
一直以来，国际社会有一种唱衰中国经济的错误论调，认为中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存在着矛盾，不可能实现经济繁荣。但是，铁的事实证明，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创造了经济奇迹。最近，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英国经济学家罗思义的专著《别误读中国经济》。作为一个外国学者，罗思义对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功表示充分的肯定，向外国读者全面介绍了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对那些歪曲和唱衰中国发展成就的观点进行有力地批驳。他说，从“经济增速、生活水平增速、经济快速增长时期所惠及的人口占世界比重与减贫成就等角度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成就，这些成就不仅惠及中国，也惠及全人类”。罗思义的观点新颖、思想深刻，提供了观察中国经济的独特视角，对人们认识和了解中国经济很有参考价值。
20世纪70年代起，新自由主义思潮开始流行，其核心内容是主张经济自由主义，推动全盘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反对国家干预。新自由主义不但对西方经济和政治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而且以“华盛顿共识”的名义对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等的改革产生重要影响，流行一时的“休克疗法”就是其翻版。与一些人对新自由主义顶礼膜拜不同，罗思义对新自由主义持严厉的批判态度，并用大量的事实证明实施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有害后果。在书中，他对西方国家等实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表现与中国进行了比较分析。中国于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到20世纪90年代取得巨大成功。1978年至1991年，中国GDP年平均增长9.1%左右，而世界平均水平约为3.0%，所有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约为3.3%，美国约为2.8%。西方发展模式使西方发达经济体经济陷入持续停滞，与中国发展道路相比没有表现出显著优势；俄罗斯遵循“华盛顿共识”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等新自由主义政策，“导致其遭受工业革命以来和平时期最为严重的经济崩溃”。由此罗思义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经济发展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像西方国家和东欧国家那样照搬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而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独特的中国模式，“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完胜‘华盛顿共识’”。罗思义的观察无疑是实事求是且富有说服力的，对人们深刻认识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和致命缺陷、自觉抵制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推动经济发展需要经济理论的指导，使用的经济理论不同，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就不同。西方经济学是西方国家流行的经济理论，一些人把西方经济学看作反映市场经济规律的成熟理论，主张用西方经济学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发展，罗思义对此持反对态度。罗思义深谙西方经济学，他基于西方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对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观点以及据此制定的经济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深入分析，指出西方经济学理论存在根本缺陷，据此制定的经济政策难以克服和解决西方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和困难，更不可能帮助中国解决自己的改革和发展问题。罗思义认为，中国在实践中探索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经济理论体系，实现了许多重大理论创新，如经济发展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远比西方经济理论科学、中国发展模式比西方发展模式具有更大的优势，它们是中国取得经济建设巨大成就的重要原因。应该说，罗思义的认识是实事求是的，观点很有说服力，对人们准确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科学性及其对中国经济发展取得成功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意义。
除了深入研究中国取得经济奇迹的原因，罗思义也高度关注中国发展对世界经济发展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重大影响。可以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重大转折点，它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西方资本主义失去主导世界经济发展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能力。后危机时代西方经济陷入持续停滞，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大行其道，逆全球化暗流涌动，世界经济向何处去、经济全球化朝何处发展，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关心和思考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从对外开放中获得重要发展动力，也为世界经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面对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的浊浪和阻碍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逆流，中国义无反顾地高举多边主义和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旗帜，以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经济全球化朝正确方向发展，显示了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应有的责任和担当。罗思义对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给予了高度评价和肯定，特别是在比较中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美国的“零和游戏”理念基础上，罗思义明确指出，亚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接受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有助于实现繁荣，而接受维系美国经济霸权的美国“零和游戏”的道路，将会严重影响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罗思义对中国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推动经济全球化朝正确方向发展方面所做的努力给予了高度认可，这既体现了他对世界经济发展和国际格局变化大趋势的深刻洞察，也体现了他对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的真诚期待。
读罗思义的书，会感到他表达观点的方式很有特点，他善于用比较的方法分析问题，善于摆事实讲道理，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字斟句酌，娓娓道来。文章很少进行抽象晦涩的议论，而是在充分尊重客观事实和占有大量新鲜的事实和精准的数据的基础上，深入浅出，把复杂的理论讲得通俗易懂，令人信服。罗思义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与他深厚的理论积淀分不开，与他始终不渝地坚持科学的批判精神分不开，也与他使用的观察和研究经济现象的科学方法分不开。罗思义早在1992年的一篇文章《中国的经济改革为何成功，而俄罗斯怎么会落败》中就准确地预测到中国经济将长期取得成功，在书中罗思义总结了他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秘诀：“首先是恪守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中国经济进行细致的实证研究，并在此基础上从历史和国际角度对中国与其他国家发展成就进行比较；其次，深入学习中国经济改革理论；最后，运用现代西方实证经济研究方法验证中国经济理论。”罗思义的研究方法无疑对我们开展经济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中心学者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学术文章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7月17日第4版上刊登了中心学者郭金兴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发掘制度红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正文如下：
据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二战以来的半个多世纪中，众多拉美和东南亚国家虽然一度成功实现了经济增长，但始终囿于中等收入阶段，未能跨越高收入门槛而迈进发达国家的行列。这一现象被概括为“中等收入陷阱”。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中国已经于2010年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此后，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增长由高速转为中高速，这激发了学术界对于中国是否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思考。学者们从资本收益率下降、人口红利消失、地区发展失衡、人力资本积累不足、自主创新能力相对薄弱等角度，分析了中国经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所面临的挑战。研究表明，制度是决定一国长期经济增长绩效的根本原因。通过发掘制度红利，为经济增长注入新活力，可为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重要保障。
制度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按照诺斯的定义，制度是指人为设计的、形塑人们之间互动关系的正式和非正式的规则。按照一般的经济理论，经济增长表现为人均收入水平的持续提高，这依靠的是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投入以及广义的技术进步，即由各种因素导致的经济效率的提升。但是，由于存在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持续的增长只能依赖于由创新带来的技术进步。无论要素投入还是技术进步，仅仅是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要素投入和技术进步的速度与方向是由经济主体所面临的激励和约束所决定的，而这些激励和约束本质上是由这一经济体的制度安排所决定的。
“中等收入陷阱”的形成与制度直接相关。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一国的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均会发生明显变化。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使中等收入经济体原有的低端制造业丧失了成本优势，面临低收入国家的激烈竞争；同时在向产业链和价值链高端攀升的过程中，又面临掌握大量专利和先进技术的高收入国家的挤压。因此，必须通过技术提升和产业升级来化解成本上升的压力。随着收入和技术水平的提高，中等收入经济体的后发优势也发生了明显变化，技术进步的来源由资源的重新配置转向创新，技术进步的类型由以学习和模仿为主的适应性创新转向以原创为主的自主创新。产业升级与技术进步模式的转变是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但这并非自然而然就能实现的，既需要广泛的软硬件基础设施与公共产品的支撑，如道路通信、教育医疗、法律制度和统一规范的市场等，也需要解决由于结构调整出现的社会问题，如收入不均、地区失衡、贸易摩擦和贫困失业等。一国只有具备适宜经济发展的制度框架，才可能满足上述条件，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和持续的经济增长，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但是，制度恰恰是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短板，正是糟糕的制度质量使一些中等收入经济体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制度质量是指由制度所设定的规则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提供适当的激励与约束，以抑制各类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使其所面临的成本收益与社会整体的成本收益相符合。在实践中，一些研究机构设置了不同的指标，收集各国的主客观数据资料，将制度质量予以量化。经验证明，很多发展中国家可以凭借某种特殊的有利条件来实现经济起飞，如拥有某种自然资源、有利的贸易条件或国际环境、国际资本的流入。然而一旦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当这些有利条件发生变化或者不足以支撑持续的经济增长时，相应国家往往出现经济停滞，甚至引发社会动荡，从而落入“陷阱”之中。只有少数制度质量较高的中等收入经济体，通过制度和政策的不断调整，解决或者缓解了随收入水平提高而出现的各类经济社会矛盾和问题，成为为数不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范例。
切实提升制度的适应性效率
随着收入水平的变化，一国产业结构、技术类型、增长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软硬件基础设施和相伴而来的社会问题都会不断发生变化。这也是为何在经济起飞阶段曾经行之有效的政策和战略，在中等收入阶段有可能成为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因此并没有适用于不同发展阶段和历史背景的一成不变的“完美”制度。相反，因为要解决的问题是不断发生变化的，只有与本国发展阶段相适应并具有较强弹性的制度，才是真正有效率和适宜的制度，从而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提升制度的适应性效率，需要从两个维度入手，即国家能力和法治水平，诺斯将之概括为“国家的两难”。一方面，只有具备强大的国家能力，才能有效提供发展所必需的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包括稳定的社会秩序，产权的界定、保护与实施，这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基本条件。另一方面，还需要具备一定的法治水平，为国家和政府正确发挥其职能确立必要的和行之有效的规则和程序。在需要解决的经济社会矛盾、冲突和问题发生变化时，可以依据这些规则和程序对国家和政府职能进行适当的调整，以强大的国家能力作为保障，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从而体现制度的适应性效率。
需要注意的是，在多数原发性资本主义国家，国家能力的增强和法治水平的提升通常处于同一历史过程。因此，经济学家往往只注重法治水平的提高对长期发展所起到的关键作用，而对国家能力在发展中的作用多有质疑。但是，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的经验来看，强大的国家能力在经济起飞过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这一点对目前处于低收入水平的众多东南亚、南亚和非洲国家仍有借鉴意义。当然，也应当看到，在很多中等收入国家，法治水平的滞后导致了严重的经济社会危机，教训也是极为惨痛的。
深入发掘制度红利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由于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人口红利和由于后发优势带来的技术红利，都为支撑我国经济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制度红利也将扮演这一角色。
一系列测度经济社会制度状况的数据表明，40多年来我国制度质量大幅提升，但与发达国家和已经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些东亚经济体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以世界银行2017年编制的“世界治理指数”（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为例，在173个经济体中，我国总体评分排名第100位，大致与东南亚的越南、非洲的摩洛哥和拉丁美洲的多米尼加处于相近的水平。在六项分项指标中，中国在代表国家能力的政府效率和规制质量方面评分较高，但在代表法治水平的指标方面评分较低。因此，提升法治水平对我国整体制度质量的提高有重要意义。
此外，从各国经验来看，以下几个方面也有利于促进制度质量的提升。一是形成对宪法的普遍遵从。宪法规定一国的根本制度，是其他制度确立与改变的根本规则。全体社会成员对宪法的尊重与服从，使制度的运行与改进有据可依，从而提高制度因时而变的适应性效率。二是顶层设计与社会公众广泛参与有效结合。制度是对所有主体行为的规范，涉及所有主体的切身利益，因此有效的制度变迁不仅需要决策层的引导与推动，也需要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使公众的利益与意见得以体现。三是实现更为公平的收入和财富分配。更为公平的分配状况有助于形成促进制度改善的社会环境。
中心主任在《天津日报》发表学术文章
《天津日报》在9月2日第9版上刊登了中心主任逄锦聚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注重培养新时代青年学者》。正文如下：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国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来在青年。”在座的青年同志实际有双重身份：一重身份是要做接班人的青年人，一重身份是要培养接班人的青年人。作为要做接班人的青年人，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100周年大会上提出明确要求：要树立远大理想，要热爱伟大祖国，要担当时代责任，要勇于砥砺奋斗，要练就过硬本领，特别要锤炼品德修为。我们要努力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
作为要培养接班人的青年人，大家是教师，而且是从事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建设教学科研工作的教师，所以我侧重从构建哲学社会科学的角度谈一些体会。
一、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之所以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因为我们构建的哲学社会科学就本质属性而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是为人民服务的，而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人民的理论、实践的理论、开放发展的理论。历史发展已经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命运早已同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它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检验，它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贯彻，它的开放性和时代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彰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仅是以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更要以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新时代就是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归根结底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为指导。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是口号，不是标签，而是一以贯之的方法论，要自觉地贯穿到整个学科建设教学科研中。
二、坚持问题导向，致力理论创新。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要以时代和实践发展提出的问题为导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开展重大课题研究。要致力出更多更好具有原创性、时代性的成果。习近平总书记讲，“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不仅难以形成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而且解决不了我国的实际问题。”我国有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分宝贵、不可多得的资源。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可以成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有益滋养。对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优秀成果是应该借鉴的，但借鉴的目的是为我所用，决不可盲目崇拜、照抄照搬。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要好好发扬，但要与时俱进，与时代发展要求相结合。
三、做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力精湛、育人水平高超的高素质教师。做学问的基础是做人。习近平总书记在南开大学考察调研时叮嘱：专家型教师队伍是大学的核心竞争力，要把建设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力精湛、育人水平高超的高素质教师队伍作为大学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始终抓紧抓好。在思政课教师座谈会上，要求教师：第一，政治要强，让有信仰的人讲信仰，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在大是大非面前保持政治清醒。第二，情怀要深，保持家国情怀，心里装着国家和民族，在党和人民的伟大实践中关注时代、关注社会，汲取养分、丰富思想。第三，思维要新，学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学会正确的思维方法。第四，视野要广，有知识视野、国际视野、历史视野。第五，自律要严，自觉弘扬主旋律，积极传递正能量。第六，人格要正，要有堂堂正正的人格，用高尚的人格感染学生、赢得学生，用真理的力量感召学生，以深厚的理论功底赢得学生，自觉做为学为人的表率，做让学生喜爱的人。青年教师作为教师中的骨干、未来希望，要按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严格要求自己，真正做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力精湛、育人水平高超的好教师。
中心学者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学术文章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9月11日第4版上刊登了中心学者刘刚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理解创新经济》。正文如下：
在改革开放政策推动下，中国在2001年就成为“世界工厂”。为了实现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2006年，国家正式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随着经济结构调整的深入发展，如何通过创新引领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实现从制造经济向创新经济转变，成为经济发展的方向和目标。而如何理解创新经济，尤其是创新经济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关系，成为当前理论界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
以知识创造为主导
任何经济形态都属于特定的复杂技术经济社会系统，包括四个基本要素：集聚的经济行为主体、技术、组织和制度。其中，经济行为主体是指从事经济活动的基本单元，技术是指经济行为主体从事经济活动所依赖的技术体系，组织和制度则是指经济活动的组织方式和制度结构。作为复杂技术经济社会系统的基本组成部分，四个基本要素之间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非线性关系。它们之间相互依存所形成的复杂网络结构，共同构成和决定着技术经济社会系统的具体形态和发展模式。
技术经济社会系统所从事的活动包括两种类型：探索和利用。探索是指新知识的创造及其商业化，表现为包括新产品的研发、设计和开发在内的创新活动。而利用则是指现有知识的巩固、强化、利用和扩散，主要表现为标准化和成熟产品的生产和制造活动。在熊彼特看来，基于知识利用的技术经济社会系统属于循环流转体系，而创新则是打破循环流转体系和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因。
在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中，知识利用长期处于主导地位，创新则属于偶然事件。随着工业革命时代的到来，尽管创新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强大，但是从经济发展的关键推动力看，起主导作用的仍然是知识的利用。科技创新则属于决定经济长周期的变量。进入20世纪70年代中期，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发生和发展，人类迎来了信息和知识经济时代，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先后步入以知识创造为主导的创新经济发展阶段。
与以知识利用为主导的制造经济相比，创新经济以知识创造为主导，创新是现实经济中的惯例化和常规化的活动。现实经济中占主导的经济行为主体不再是生产型企业，而是创新型企业。经济活动不再是以追求规模经济为目标，而是为了追求持续创新和速度经济。创新主体不仅包括企业，而且包括政府、大学、科研院所和中介组织。社会资源配置的重心是新知识的创造及其商业化。同时，以创新为主导的经济系统不仅依赖包括交通在内的一般基础设施条件，而且还依赖创新生态系统和创新环境的建设。
高度的复杂性
与传统经济相比，高度的复杂性是创新经济的基本特征。当经济活动以创新为主导时，资源配置的对象不再是一般的商品和物质要素，而是知识和技术。创新的主体不仅包括一般消费者和厂商，而且涉及作为知识生产者和传播者的大学、科研院所和中介组织。同时，新知识的创造及其商业化是高度不确定的，从概念创意到产品设计再到规模生产，存在着一个被称为“死亡之谷”的过程。同时，与知识的重组相对应，无论是组织和制度都更加复杂、精细和专业化。
理解高度复杂的创新经济学，需要新的理论和方法指导。1994年，在圣塔菲研究所（Santa Fe Institute，SFI）成立10周年时，霍兰（John Holland）正式提出复杂适应系统（Complex Adaptive System）理论，为我们真正理解和解释创新经济学的形成、发展、演进的规律和机制创造了条件。
与传统组织不同，从事新知识创造及其商业化的组织，创新主体是多元化的，不仅包括企业，而且包括大学、科研机构、政府、客户和中介组织，是一个复杂网络。一个组织的持续创新能力来自于网络持续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尤其是能够在相互联系和协同过程中整合资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进入21世纪，网络空间的发展进一步降低了多元创新主体实施知识重组和商业化的成本。随着互联网尤其是物联网的发展，网络空间可以映射人与人、人与物甚至是物与物的关系，为知识和技术的积累和重组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作为网络空间的基本组织形态，平台实现了商品、要素、知识和技术的在线化和数据的实时在线共享。商品尤其是服务要素的在线化，进一步增加了知识重组、创造和商业化的可能。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创新经济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创新经济1.0和创新经济2.0。创新经济1.0主要是指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新经济，以IT和ICT产业为主导产业。而创新经济2.0则是指2005年之后兴起的基于网络空间的创新经济。在创新经济2.0阶段，创新活动不仅是现实经济的常规化和惯例化活动，而且因为服务要素的在线化，使创新活动更加广泛和民主化。在网络空间的帮助下，经济社会中从事创新的主体日益多元化，创新主体之间的边界越来越模糊。知识社区的出现使知识交流、重组和积累的成本大大降低。众包的出现和群体智能的发展，有效地促进了创新主体之间相互联系和协同。通过线上和线下空间的融合发展，新型创新生态系统成为创新经济发展的基础。
构建中国特色的创新经济
随着市场需求、要素资源和环境约束条件的变化，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与高速增长阶段不同，高质量发展是在基于新科技革命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重构过程中创造的新经济形态和发展阶段。作为新经济形态，高质量发展属于典型的创新经济2.0。
高度发达的网络空间，为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基础。据2018年8月20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4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6月30日，我国的网民规模达到8.02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7.7%。其中，移动网民规模达到7.88亿，网民通过手机接入互联网的比例高达98.3%。
基于网络空间的发展，以数字和智能科技产业为引擎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在中国已经发生和发展。第四次工业革命与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共生共融，是高质量发展的逻辑主线。只有从这个角度看，才能科学地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创新经济形成和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基本特征。
第一，中国特色的创新经济是基于第四次工业革命，以数据和计算为驱动力的新经济。从产业形态看，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产业包括两个部分：一是以数据和计算为产出的核心产业部门；二是融合产业部门，包括核心产业部门与现有产业融合过程中创造的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和新业态。两个产业部门的发展及其良性互动，共同构成了我国经济转型和创新经济发展的关键推动力。
第二，随着网络空间的发展，现实经济活动的资源配置方式日益多元化。经济资源配置方式不仅包括市场、企业和政府，而且包括平台。其中，网络平台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第三，资源配置的重点不再是一般的物质要素，而是包括知识和技术在内的服务要素。随着服务要素的在线化，资源配置不再受到地理空间的限制。即使在远离城市的偏僻乡村，经济行为主体同样可以获得稀缺的服务要素。
第四，与资源配置对象和方式变化相适应，生产的组织方式和制度结构同样将发生重大变革。“网络平台+服务+中小微和新创企业”的组织方式，将成为推动创新经济发展的基本形态。同时，以知识重组为导向的资源配置方式变革，要求生产的制度结构更加精致和更加有效地促进创新主体之间的互动和协同。
第五，包括政府和企业在内的经济行为主体的边界日益模糊。政府的职能不再是一般的管理和管制，而是构建有效促进创新活动健康发展的治理体系和创新生态系统。简单的线性管理，尤其是政府干预可能使创新在初始阶段就被抑制。因为大量的创新源于偶然试错和知识重组过程，在适应市场的过程中，可能会对多种备选技术路线和方案进行筛选。在报酬递增规律的支配下，某个占优的技术路线和方案可能脱颖而出，成为主导方案。充分尊重市场和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形成有效的创新治理体系和构建创新生态系统，是政府发挥积极作用的重要表现。
中心学者在《经济日报》发表学术文章
《经济日报》在9月19日第14版上刊登了中心学者何自力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发展回顾与展望》。正文如下：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理论创新成果，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进程，为加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步伐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强大理论指导。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极大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极大增强社会发展活力，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也随之形成和发展。
新中国成立之初，如何壮大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推动经济恢复和发展，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是党面临的重要任务。我们党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原理，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新论断，如，用国家资本主义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通过互助组、初级社、人民公社等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等等。在此指导下，我们党在城市成功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农村建立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得以形成和巩固，为经济建设全面开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
新中国成立时面临的是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局面，我们党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原理，从实际出发，提出了一系列新论断，如，关于加快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论断；关于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综合平衡的论断；关于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协调发展的论断；等等。这是我们党从实际出发探索和认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初步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产物，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此指导下，我们党充分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将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用于国家最急需的部门，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取得显著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物质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总结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借鉴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为推动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比如，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方面，认识到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生产力是根本任务；在所有制方面，提出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分配制度方面，认识到基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但要发挥按劳分配对调动劳动者生产积极性的重要作用，还要发挥按要素贡献分配对提高技术、知识、信息、资本、管理、土地等生产要素利用效率的激励作用，提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在经济体制方面，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等等。这些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的理论总结和升华，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新成果，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挥了积极指导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审视国际国内新的形势，总结实践、展望未来，成功驾驭了我国经济发展大局，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我们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保证我国经济沿着正确方向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中；坚持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立足大局，把握规律；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坚决扫除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坚持适应我国经济发展主要矛盾变化完善宏观调控，相机抉择，开准药方，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坚持问题导向部署经济发展新战略，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变革产生深远影响；坚持正确工作策略和方法，稳中求进，保持战略定力、坚持底线思维，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迈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行动指南，对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指导意义。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特色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伟大成果，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下取得的。同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丰富实践经验也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提供了丰厚的土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既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脉相承，又具有自己的鲜明特点。
其一，紧扣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以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交换关系作为研究对象。在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进程中，我们党排除形形色色非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干扰和影响，从中国实际出发，着力探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规律性，阐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性质、实现形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经济运行机制和经济体制安排的新特点，为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提供重要理论指导。把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交换关系作为研究对象，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这有助于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有助于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发展的正确方向，有助于经济学更好服务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其二，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基本方法论。在新中国成立70年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过程中，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并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中的新问题新情况，提出了许多具有鲜明辩证法色彩的经济理论，如，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用好“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加强党的领导和尊重人民首创精神相结合；“摸着石头过河”和顶层设计相结合；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试点先行和全面推进相结合；改革、发展、稳定相统一；等等。在这些理论的指导下，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其三，坚持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理论研究的根本立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这一重要论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质，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发展指明了方向。我们党领导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是亿万人民共同参与的伟大事业，也是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伟大事业。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只有根植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把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创造的丰富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通过人民群众的生产实践对经济学的真理性进行检验，才能不断发展，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其四，坚持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探索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逻辑起点。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进程中，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所有制问题研究。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发展历程充分证明，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探索作为逻辑起点是科学的，符合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的实际，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建国初期，我们没收官僚资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引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确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导地位，为随后全面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形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提供了制度保障。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探索并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此为基础形成了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力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其五，坚持以揭示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规律性作为理论研究的重要任务。恩格斯说：“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逻辑过程与历史过程相统一是经济理论创新和发展的根本原则。科学的经济学命题和观点不是来自人的主观想象，不在于有多么精妙的表达形式，而在于是否反映客观的社会经济实践，反映特定历史条件下社会经济活动的规律性。世界上不存在普遍适用的经济学灵丹妙药，脱离实际、缺乏历史感的经济学没有生命力。新中国成立70年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发展紧紧扣住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丰富实践，把揭示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规律性作为重要任务，所提出的一系列理论创新成果接地气，符合中国实际，这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原因。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发展的新任务
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个新时代，是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继续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进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理论指导。
第一，深入研究新时代我国发展新历史方位的内涵和特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就要研究新历史方位的深刻内涵，探索新时代经济发展规律，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理论指导。
第二，深入研究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及其对社会生产目的的新要求。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就要着力探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发展和变化的规律性，为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推动发展方式转变，优化经济结构，更充分满足人民在经济、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提供理论指导。
第三，深入研究新时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迁的新特点和新趋势。人类社会经历了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产业变迁的发展阶段后，正在进入新一轮以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等为特征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时期。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就要深入研究人工智能和数字产业发展的规律性，为我国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第四，深入研究新时代我国生产关系的新变化和新特征。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已经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形成，但是还不完善。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就要进一步加强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及其实现形式的研究，要进一步加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研究，为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提供理论指导。
第五，深入研究新时代我国所处国际环境的新变化和新特点。眼下，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发展面临全新的外部环境。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就要深刻认识这一“变局”的丰富内涵，揭示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发展变化的规律性，为推动经济全球化朝正确方向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理论指导。
中心学者在《环球时报》发表学术文章
《环球时报》在9月29日第7版上刊登了中心学者何自力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制度优势为中国经济保驾护航》。正文如下：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长期保持健康稳定态势，与频遭经济危机打击的西方形成了鲜明对照。
经济危机是指由于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总量和结构失衡而引发的国民经济剧烈波动，表现为大量商品滞销，众多企业倒闭，失业人口剧增，经济增长停滞，整个社会经济陷入瘫痪和混乱状态。早期资本主义面对经济危机通常靠市场自发调节恢复平衡，1929-1933年大萧条之后，西方国家开始加强政府干预。70年代以来为摆脱“滞涨”危机，西方国家重新强调依靠市场自发恢复平衡，削弱国家干预，导致经济危机频繁发生，最近一次严重危机是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其阴影至今没有消除。近期欧美国家开启了新一轮以降息和量宽为内容的宏观调控周期，试图克服越来越明显的经济衰退。然而此次衰退的主要诱因是制度性和结构性问题，如收入分配两极分化、严重的去工业化、经济高度虚拟化、低技能失业人口规模扩大、政府债台高筑等，要克服经济衰退，必须要对西方国家基本经济制度和宏观调控体制进行深刻变革。可以说，西方国家之所以反复遭受经济衰退和经济危机之困，根本原因是其反危机的措施没有触动导致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本矛盾。
而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没有发生西方那样的经济危机，根本上讲得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制度优势。
其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避免经济危机提供了坚实制度基础。历史经验表明，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制度性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私人垄断资本往往以损害社会利益、长远利益、国家利益为代价谋求私利，使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矛盾不断激化，导致经济危机发生。我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上，各类经济组织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生产目的，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当前利益与长期利益实现了有机统一，从根本制度上保证我国经济长期健康稳定运行。
其二，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有助于防范经济危机发生。市场经济具有自主经营、加快要素流动、通过平等竞争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优势，但也存在着自发性、盲目性、投机性、短期性、滞后性和容易导致垄断行为等弱点，这些弱点会引发经济危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能够通过国有企业、经济规划、宏观政策、产业政策、微观政策、改革政策、社会政策等手段保持宏观经济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实现社会和谐，有力地克服市场经济的弱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优势与市场经济的优势相结合，既能够充分释放市场的活力，又能够保证国民经济协调稳定运行，从而有效地避免危机发生。
其三，党对经济工作集中统一领导，有利于集思广益、凝聚共识，有利于调动各方、形成合力，具有防范和应对各类重大风险和危机的强大能力。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政治逻辑，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发展和共同富裕，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经济逻辑，政治逻辑与经济逻辑相辅相成，相互作用，共同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伟大成就，实现长期健康稳定发展。
中心学者获“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主题征文活动优秀征文奖
近日，2019年度“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主题征文活动公布了获奖名单，中心学者张海鹏撰写的“我国精准扶贫实践特征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一文荣获优秀征文奖。
为不断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交流研究成果，经国务院扶贫办批准，在国务院扶贫办综合司、政策法规司支持指导下，全国扶贫宣传教育中心组织开展了2019年度“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主题征文活动。经过资格审查、专家初审、复审及办内审读等环节，最终评选出196篇获奖征文。
张海鹏的撰文从贫困标准、精准攻坚、分类综合、产业市场、扶智扶志、党的领导、政府主导、扶贫干部、集体领办、普惠救助、政府市场、持续盈利、驾驭资本、合作联合、利益联结等15个方面论述了扶贫实践中所呈现出的典型特征。在此基础上，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按照“现实需要-制度优势-资本特性”这一政治经济学分析视角，分别从着力聚焦贫困人口发展的现实需要、社会主义制度拥有的制度优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资本特性等方面，对上述典型特征进行分析，以期更好地理解、把握精准扶贫理论与实践的内在逻辑，更好推进脱贫攻坚工作。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脱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形成了思想深邃、内容丰富的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打好脱贫攻坚战的科学指南和根本遵循。
此次征文活动旨在深入交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理论研究成果，全面展示精准扶贫生动实践，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中心学者在《光明日报》发表学术文章
《光明日报》在11月12日第11版上刊登了中心学者刘凤义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发挥基本经济制度显著优势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正文如下：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面回答了在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上，应该“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个重大政治问题，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纲领性文献。其中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内涵的重大突破，为进一步明确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显著优势，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基本遵循。
深刻理解基本经济制度内涵的拓展
基本经济制度是经济制度体系中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的部分，对经济制度属性和经济发展方式具有决定性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对基本经济制度内涵的认识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从公有制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为补充；发展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再发展到本次全会提出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一新变化拓展了基本经济制度的内涵。这种拓展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又体现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一次重大的理论创新。
依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一个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是由该社会的社会生产关系决定的，并体现和反映这个社会生产关系的运动规律。对社会生产关系运动规律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认识：
一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方面看，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就需要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就决定了我们的生产关系还不能实行单一的公有制，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成为必然选择。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我们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核心就是调整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内容，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满足人民需要。
二是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上看，一个社会生产关系的性质是由占主体地位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决定的，不同性质的社会制度对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供的空间也不同。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也曾经对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发挥过重要作用，但随着新科技革命的不断兴起、社会分工的不断深化，资本主义私有制越来越不适应新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局限性越来越明显，2008年以来美国等发达国家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就是明显的例证。我国建立了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制度，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用70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发展历程，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与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始终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制度优势密不可分。
三是从生产关系内部结构上看，生产关系由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环节构成，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生产决定分配，有什么样的所有制就有什么样的分配制度，因此把所有制和分配制度纳入基本经济制度不难理解。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分好“蛋糕”和做大“蛋糕”同等重要，让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落脚点，因此，把分配制度纳入基本经济制度，有利于更好把握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的辩证关系。需要指出的是，在现代社会，无论是生产决定分配、交换和消费，还是分配、交换和消费反作用于生产，往往是通过市场经济作为载体来实现的。而市场经济总是与一定的社会制度相结合的，在不同社会制度下有不同的特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就在于，我们把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形成了独特的制度优势。《决定》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纳入基本经济制度的内涵，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也产生了不同理解，有人认为这是为了突出市场经济的作用，也有人提出市场经济不属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等。笔者认为，单纯就市场经济本身来说，并不是我们的制度优势，市场经济也不是我国的发明，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伟大创新，就在于把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形成了我们的制度优势。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纳入基本经济制度，也正是基于这一点，而不是单纯基于市场经济本身。因此，说我国市场经济的时候，任何时候都不能丢掉“社会主义”这个定语。如此，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纳入基本经济制度，与所有制、分配制度构成了相互联系、相互支撑、相互促进的关系。
四是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上看，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了上层建筑的性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始终是在探索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辩证关系中进行的，实现了多方面的制度创新。这次《决定》明确概括了十三个制度方面的显著优势，提出“突出坚持和完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凸显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运动规律的深刻把握，更加自觉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乎规律地向前发展。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基本经济制度不同组成部分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也是不同的，其中所有制是基础，公有制是基石，如果把握不好这一点，就会地动山摇。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根本政治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等，都是建立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一制度基础上的。
综上，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内涵的拓展表明，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这对于更好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具有重要的意义。
牢固树立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显著优势的自信
新时代，我们党在总结新中国成立7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新内涵，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国情的选择，是对我们经济制度优势的新提升。
历史事实表明，人类社会自从有市场经济以来，从来就没有标准的、教科书式的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和模式。任何国家的市场经济都是具体的、历史的，都是与一个国家的制度体系相结合的，不存在超越历史、脱离国情和社会制度的抽象的市场经济。今天我们发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模式不同，发达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市场经济模式也各具特色。纵观世界上不同市场经济发展模式，我们会看到，没有哪一种模式能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创造出如此大的发展奇迹。而且实践还在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觉探索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方面的长处有机结合起来，创造了人类社会一种全新的市场经济模式，具有超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各种模式的制度优势和巨大活力，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显著优势主要体现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作为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走共同富裕道路，这就从根本上克服了资本主义生产目的的弊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既有利于探索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为不断缩小地区差距，防止两极分化，维护社会公平正义，集中力量办大事奠定了经济基础；又有利于调动各类经济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和经济发展的活力。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既有利于崇尚劳动光荣，鼓励劳动创造，调动全体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又有利于调动各类要素所有者的积极性，让劳动、知识、技术、管理等各类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使各种资源都能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坚持共享发展理念、走共同富裕道路，这有利于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促进社会和谐，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坚持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两方面的优势，既遵循现代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又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不断创新宏观调控方式，将当前与长远、总量与结构、供给与需求有机地结合起来。坚持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顺应了历史潮流，遵循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把坚持独立自主和推动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把“走出去”与“引进来”结合起来，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普惠共赢方向发展。坚持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不仅有利于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更为自觉探索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更好驾驭市场经济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提供了领导保障。
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形成的制度，是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的制度，是为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谋幸福的制度，是能够持续推动拥有近十四亿人口大国进步和发展、确保拥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而实现伟大复兴的制度，对此，我们没有理由不自信。
努力推动基本经济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制度和治理之间是相辅相成、相互支撑的关系，制度是指一系列规则，是对规律的反映；治理则是制度的实践，是对规律的驾驭。好的制度需要有好的治理，进而转化为好的效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显著优势，要通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转化为治理效能，从而产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我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是明确的：到我们党成立一百年时，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显成效；到二〇三五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优越性充分展现。为了更好地实现这一总体目标，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努力推动基本经济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一是坚持和完善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党的领导是基本经济制度显著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根本保证。党对经济的领导，起到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作用。实践反复证明，只有党的领导才能确保我们的经济发展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进。离开党的领导，我们的经济发展就会迷失方向，误入歧途。党领导好经济，需要我们的党员干部成为懂经济的行家里手，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自觉认识和更好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不断提高推进改革开放、领导经济社会发展、提高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效益的能力和水平。”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的带头作用，是我们推动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根本力量。
二是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结构。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切实维护公有制主体地位。通过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在市场竞争中增强国有经济的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通过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努力发展新型集体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完善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的政策体系，改进营商环境，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充分发挥我国的所有制优势，巩固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
三是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努力探索按劳分配的实现方式、实现机制，发挥按劳分配在公有制经济中鼓励劳动创造、调动劳动者积极性的作用。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要素参与分配的机制。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劳动报酬，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鼓励勤劳致富，保护合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调节过高收入，清理规范隐形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促进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缩小收入差距。健全再分配调节机制，完善满足居民基本需要的制度和机制等。充分发挥我国的分配制度优势，解决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的物质利益关系问题，朝着共同富裕目标迈进。
四是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贯彻新发展理念，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健全推动发展先进制造业、振兴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推进要素市场制度建设，消除阻碍要素合理流动、公平竞争的各种体制、机制障碍，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等。充分发挥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心5项成果获第十六届天津市社科优秀成果奖
近日，第十六届天津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获奖成果名单正式公布，中心共有5项成果获奖，其中一等奖两项，二等奖一项，三等奖两项。详情如下：
据悉，天津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是由中共天津市委、天津市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省部级社科奖励，每两年评选一次。第十六届天津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共设奖项180项，其中一等奖30项，二等奖50项，三等奖100项。
中心学者在《光明日报》发表学术文章
《光明日报》在11月26日第11版上刊登了中心学者何自力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正文如下：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看作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内涵的新概括和新发展，深刻理解这一新概括和新发展，对于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一个伟大创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
开辟了科学社会主义新境界。在经典作家设想的未来社会中，生产资料由全社会共同占有，实行按劳分配，社会生产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经典作家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而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大都建立在经济落后的基础上，因此只能从实际出发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不能照搬照抄经典作家的设想。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在所有制、分配方式、经济体制等方面进行深入探索，创造性地形成并建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以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经济体制，这三者构成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使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
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党深刻总结国内外正反两方面经验，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主动调整生产关系，在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同时，支持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为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我们党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破除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二元对立思维，实现了从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既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加快经济发展，又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共同富裕，是党和人民的一个伟大创造。
奠定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经济基础。随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形成和建立，客观上要求完善和健全国家治理体系，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制度优势转变为国家治理优势，全面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为破除制约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体制机制弊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制度保障，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具有显著优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党领导人民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创造的，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具有显著的优势。
激发经济主体的活力和创造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不断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同时，支持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等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有效激发了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和创造力。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承认物质利益原则，同时允许和鼓励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等其他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极大地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为经济生活注入了强大活力，有力地推动了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
推动实现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按劳分配体现了公有制条件下劳动者根本利益的一致性，根据劳动者劳动贡献的质量和数量进行分配，多劳多得，有利于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主动性。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激励要素所有者将各类生产要素积极投入到社会财富生产过程中，有利于提高要素使用效率，节约社会资源。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组成部分，按劳分配与按要素贡献分配相结合具有显著优势，它让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有力推动了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保障经济行稳致远。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这是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举国体制的坚实经济基础。举国体制通过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国有经济战略布局、宏观调控政策、产业发展政策、微观规制政策、社会管理政策等手段，保持宏观经济总量和结构平衡，保重点，补短板，能够有效防范和克服系统性风险和经济波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充分尊重经济主体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充分激发了市场活力。将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与市场调动各方积极性的优势结合在一起，有效化解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之间的矛盾，有助于实现经济健康稳定协调发展，有效地保障了经济的行稳致远。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一方面激励国有企业不断增强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另一方面激发不同所有制经济的竞争活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制度支撑；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充分尊重各类经济主体的物质利益，让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更好地结合起来，发挥了“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各自优势并形成合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
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着重要影响，是新时代经济改革发展的根本遵循。为了更好地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使国有企业成为更加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市场主体，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在市场竞争中增强国有经济的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转变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职能，形成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有效发挥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功能作用。
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着力放开市场准入，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支持建立面向民营企业的共性技术服务平台，提升民营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减轻企业负担，引导民营企业进行跨地区、跨行业兼并重组，培育一批特色突出、市场竞争力强的大企业集团。健全支持民营经济、外商投资企业发展的法治环境，完善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的政策体系。健全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制度，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
完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坚持多劳多得，着重保护劳动所得，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劳动报酬，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切实保证劳动者共同参与财富创造，共享发展成果，维护公平正义，实现共同富裕。健全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合理调节城乡、区域、不同群体间分配关系。遏制以不正当竞争获取收入的行为，将收入获取建立在公平竞争和要素贡献的基础之上。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鼓励勤劳致富，保护合法收入，将分配制度建立在法治的轨道之上。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调节过高收入，形成橄榄型的收入分配结构。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健全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推进要素市场制度建设，完善公平竞争制度，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深入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改善营商环境，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完善政府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生态环境保护等职能，厘清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健全以国家发展规划为战略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就业、产业、投资、消费、区域等政策协同发力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实现高质量宏观管理。完善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和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制度。推动发展先进制造业、振兴实体经济，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中心学者在《天津日报》发表学术文章
《天津日报》在12月23日第9版上刊登了中心学者刘刚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要把发展数字经济作为城市的新使命》。正文如下：
即将到来的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在刚刚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央对2020年的经济工作做出了部署。在第五部分“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中，提出“要坚持巩固、增强、提升、畅通的方针，以创新驱动和改革开放为两个轮子，全面提高经济整体竞争力，加快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其中，把“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作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关键支撑。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是从全面的大局做出的，对天津而言，最重要的是加快科技创新的步伐，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和带动周边区域的经济发展。从经济转型升级的驱动力看，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推动数字经济与经济社会的深度融合，是建设创新型城市的关键。
从全球经济发展的进展看，随着新一代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数字经济是改变世界经济发展格局和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基本驱动力。因为数字经济不仅带来核心产业部门的发展，而且通过与经济社会的融合发展，创造出包括新产品、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在内的融合产业部门。通过推动供给侧结构性变革，适应和创造新的市场需求。
到目前为止，数字经济的发展主要集中在核心产业部门，主要以消费互联网的发展为基础。随着数字技术的逐步成熟，迫切需要与实体经济相融合，推动现有产业的数字化。而随着包括5G在内的技术创新和商业化，产业互联网将成为数字技术的下一个重要应用场景。在某种程度上说，5G技术是专门为产业互联网而生的，同时带动消费互联网的升级。
在数字经济发展上，天津具有独特的优势。一方面，京津协同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创造了优越的条件。在数字经济发展上，京津地区尤其是北京拥有全国甚至世界最为丰富的创新资源。在数字经济向产业互联网延伸的过程中，天津的制造业基础优势将为数字技术提供广阔的应用场景；另一方面，为了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天津市出台了包括大数据条件和智港建设在内的一系列政策，为数字经济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氛围。
20世纪70年代以来，创新经济和创业社会的出现，使全球经济发展出现了根本性变化。其中，现实经济活动的主导者不再是规模生产，而是创新活动。与以规模生产为主导的制造经济根本不同，创新经济更加复杂，需要更加精致的经济管理体系和资源配置方式。其中，政府在创新，尤其是在基础研究领域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在某种程度上，推动重大科技创新及其产业化，已经成为政府的特殊使命。
在把发展数字经济当作特殊使命的条件下，政府的作用将发生三个方面的变化：
首先，政府将在数字经济发展中发挥战略引领作用。通过制定数字和智能经济发展规划和战略，在全社会达成共识，使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其次，无论是数字经济的发展还是数字经济与经济社会的融合，都是一个复杂系统的演化过程，不仅涉及政府，而且涉及包括企业、大学、科研院所和中介组织在内的多元创新主体的积极互动和协同创新。尤其是从基础研究的视角看，大学和科研院所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都需要重新布局和审视。多元创新主体的协同不仅要依赖政府，更重要的是依赖包括平台和中介在内的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和政府的积极作用，是发展数字经济和建设创新型城市的基本机制。
最后，在某种程度上说，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建设是基于网络空间科技产业革命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重构。发展数字经济的过程就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完善和发展过程。因而，适应数字经济的发展，要主动进行组织和制度创新，最终成为城市创新发展的制度保障。
中心陈宗胜教授领衔编制的《“南开指数”及相关经济资料汇刊》出版发行
为庆祝南开大学建校100周年，近日，中心陈宗胜教授领衔编制的《“南开指数”及相关经济资料汇刊》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包括20分册，是南开大学经济学研究界与南开出版社奉献给母校的一份厚礼。
经济学大师何廉于1927年创立南开经济研究所，1928年便开始发布享誉中外的“南开指数”。这一非官方经济指数，长期为国际学术界提供研究中国经济的权威数据，也成为政府决策的重要参考，为南开经济研究所带来了国际声誉。这一指数曾包括华北批发物价指数、天津工人生活费指数、天津对外汇率指数等，物价指数的编制和发布一直持续至1980年代末。
在中断近20年后，“南开指数”这一在中国历史最久、影响最大的非官方经济指数于2007年在南开大学恢复发布。
陈宗胜介绍，“南开指数”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在学术界已受到高度重视，相比之下“南开指数”在整理出版方面所受关注仍有不足。截至目前，专门探讨“南开指数”的文章只有几篇，有关“南开指数”比较系统的出版物仅有两种：一为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主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58年出版的《南开指数资料汇编》，其中仅收录了天津物价批发指数与天津工人生活消费指数两项；二为孔敏、彭贞媛等人编著、中国社科院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南开经济指数资料汇编》，此书在1958年本的基础上，增加外贸、外汇、证券三种指数，但仍不完整。
本次《“南开指数”及相关经济资料汇刊》一书的编辑，邀请了国内权威专家组成编委会，对“南开指数”原始资料进行深入发掘与整理，编辑出一套以影印形式出版的完整的、原汁原味的“南开指数”，满足了相关领域研究学者的呼吁和期盼，弥补了之前出版物的不足，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更加详实可信的一手资料，也让当代经济学人以更加客观的视角，详细了解“南开指数”的完整历史沿革过程，为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社会史及其他相关研究提供更加完整准确的重要史料，从而也对今天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尤其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乃至整个华北及北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提供重要的历史参考数据和利用数据基础。
“‘南开指数’涉及范围之广、涵盖种类之多、跨越年度之长、取得成果之丰，在整个民国时期曾谓之“一枝独秀”，引起国内外社会各界的广泛瞩目，至今荣享业界高度评价。一个世纪以来，‘南开指数’的编制、发行、出版，以及今天的新汇编和再出版，实践了南开大学‘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办学宗旨，和‘文以治国、理以强国、商以富国’的发展理念。”
陈宗胜表示，“在祖国日新月异发展的新时代，百年‘南开指数’及其新的‘汇编’所传承的老一代南开人的奋斗精神和百折不回的毅力，将在下一个百年发展中得到发扬光大。南开经济学人将继续以‘南开指数”所体现的百年南开精神为指引，为母校南开大学在世界教育史上的再创辉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繁荣富强而努力奋斗。”
中心学者论文入选《<近代史研究>文存》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编辑部主持编辑的《<近代史研究>文存》，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中心王玉茹教授《开滦煤矿的资本集成与利润水平的变动》论文入选。
《近代史研究》创刊于1979年，是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专业学术期刊，在业内享受较高声誉，在各类期刊评价体系中均名列前茅，是南开中国史一级学科顶级刊物之一。此刊历史，见证了改革开放40年中国社会变革及学术发展的历程，见证了几代学者的成长，作为代表中国近代史学界最高水平的刊物，也是当代中国近代史学术发展的一个缩影。
《<近代史研究>文存》，共分5卷本发行，从1979-2018年间刊发在《近代史研究》上的1600余篇学术论文中，在考虑各个研究方向平衡的基础上，选录了具有较强影响力的100余篇论文，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四、部分学术成果列举
逄锦聚
1.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高质量发展，经济学动态，2019年07期
2.新中国70年经济学理论创新及其世界意义，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9年04期
3.在改革与发展中探索收入差别变动的制度基础——评陈宗胜教授等新著《中国居民收入分配通论》，逄锦聚等，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9年05期
郭金兴
1.美国外国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历史变迁、制度设计及中国的应对，郭金兴等，国际贸易，2019年06期
2.“掉队的拉美”民粹主义的根源与后果，华夏时报，2019年11月11日32版
何自力
1.欧美降息量宽难纾困，环球时报，2019年9月18日14版
2.从新中国70年发展看中国模式的制度优势，西部论坛，2019年05期
3.新中国70年经济现代化建设基本经验中的“变”与“不变”，何自力等，经济纵横，2019年10期
4.暴力冲突检验“智利模式”成色，环球时报，2019年10月22日15版
5.不断健全和完善我国经济治理体系，经济日报，2019年12月17日15版
景维民
1.国家共享水平测度——中国与发达国家的比较，景维民等，社会科学，2019年07期
2.市场分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地区发展不平衡的视角，景维民等，改革，2019年09期
3.中国定向货币政策效果与货币调控方式转型，景维民等，财经论丛，2019年11期
4.教育人力资本结构、技术转型升级与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景维民等，宏观质量研究，2019年04期
5.留守儿童获得了更多的家庭教育投入吗？——基于CEPS数据的实证分析，景维民等，南方人口，2019年06期
那艺
1.行为经济学与实验经济学的学术分野，那艺、贺京同，经济学动态，2019年07期
2.行为经济学的兴起及与新古典经济学关系的演变，那艺、贺京同，社会科学文摘，2019年08期
张俊山
虚拟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06期
钟茂初
1.提高党派组织的凝聚力竞争力执行力，人民政协报，2019年7月5日3版
2.一个经济学者的“初心”，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9年12期
3.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稳步前行，人民政协报，2019年9月19日03版
4.不断扩展以人民币为基础的国际经贸活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团结，2019年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