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金融记者 张兆瑞

近日，《新金融观察》对经济学家陈宗胜，就新冠疫情可能产生的经济影响及对策进行了专访。他认为，疫情发展的大概率前景可能是“长衰退”，不是大萧条也不会快反弹。
新金融：面对疫情的全球扩散，很多中小企业经营者都感到焦虑。有人将当前的情况对比2008年，甚至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您如何定义当下的全球可能面临的全球经济衰退？
陈宗胜：我的总体判断是，此次新冠疫情会导致全球经济陷入衰退，但大概率不会演变为“大萧条”，当然也不会随疫情结束而迅即反弹。在经济学中，我们将连续两个季度（6个月）的经济下滑成为“衰退”，而持续3年以上的经济下滑，或者下滑越过负10%才称之为萧条，或下滑负30%以上谓之“大萧条”。从目前的情况看，全球经济陷入衰退甚至是大衰退可能是大概率事件。
需要认真比较分析，此次全球经济衰退的诱因和1929年、2008年都有很大的不同。1929年大萧条的诱因是需求严重不足，这也是凯恩斯理论产生的重要原因。2008年危机的诱因是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危及全球，是金融危机。但当前世界经济中的这两方面都没有大的问题，社会总需求是充足的，金融体系也没有大的问题。类似“大萧条”的基础条件并不存在。当前全球经济表现为衰退，已经出现了衰退，其综合诱因有很多，新冠疫情是一个导火索，还要加上股市暴跌和石油价格暴跌，加上2008年以来的美元量化宽松政策逼近极限、以及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共同诱发了此轮全球经济“衰退”。
对于此次全球经济衰退的进一步发展，当前有两种声音值得分析。一种声音认为，此轮全球经济衰退将随着新冠疫情在全球得到控制而迅速结束，甚至出现所谓的“报复性”反弹。我认为这种判断过于乐观了，是对此疫情蔓延的深度和广度的不了解，也是对同时相互叠加的其他因素的忽视所致。
正如前提所提到的，此轮全球经济衰退并非疫情一个诱因，这些因素不可能随着疫情结束而全部消失，有的甚至可能会加剧的，比如贸易保护主义大概率可能加剧。另一种声音认为，此轮全球经济衰退将演变为“大萧条”，即出现类似于上世纪30年的情况，这种判断又过于悲观了。全球社会总需求是充足的，供给的生产基础也没有遭到破坏，何来大萧条？但总的来说，产业链是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全球性的停工停产，即使疫情好转后一些发达经济体的强化产业自给和贸易保护，都可能使产业链的恢复要花费更长时间，因此我们要对全球经济衰退做好准备，可能是“长衰退”。
新金融：面对当前的全球经济形势，很多国家都采取了降息操作，您认为中国的政策会如何选择？
陈宗胜：很多国家把货币政策放在第一位，但在3月26日召开的G20特别峰会上，我国领导人习近平主席提到，“中国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这可能就是我们下一阶段的政策选择。大家都特别关注到，疫情在全球蔓延扩散后，从美国来看，美联储选择了超常规的大幅货币宽松政策，降息的政策，但市场对此反应并不好，美国纽约股市连着三四个熔断发生，这反映出仅仅依靠货币政策是不够的。
简单来说，这些货币政策属于大水漫灌，指向性差，波动性充斥只能导向收益高的部门，实体经济停工停产，再多货币也没有用，只能流向金融股市，所以虽然最近股市保住没有崩盘，有所回升，但对实体经济帮助并不大。当前，实体经济因为疫情受冲击大，但是还有大量支持疫情防控的部门，以及相关联的产业链部门在生产在加班，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目标明确地对这样一些生产部门的实体经济予以支持。
因此对我们国家来说，将财政政策放在货币政策之前，放在第一位是正确的，此为一方面；另一方面是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这是十分恰当的一种宏观政策安排和政策组合表述。美国采取看来是正好相反的组合，积极的货币政策和相对稳健的财政政策。
从一定意义上说，美国有本钱这样做，因为美元是世界货币，它的超宽松货币发放实际是流向世界各国，结果是通常说的又在全球缛了一遍羊毛，掠夺了各国利益，却不仅无损于相反是“肥”了美国经济；但是在我国如果也如此做，就会可能导致通货膨胀，危及实体经济发展。因此我国目前的政策组合是恰当的。
新金融：当前全国的企业都在加紧复工复产，政府也陆续出台了一些政策，特别是对中小企业的扶持，您认为扶持政策应该如何展开？
陈宗胜：在利用我们的制度优势，发挥国有企业的中坚引领作用的同时，对于中小企业的政策支持是十分必要的，但也要注意政策体系和推出的步骤。
比如，当前很多人都提出要对中小企业减税、降费，这无疑是必要的。但这里面有一个问题，中小企业复工复产后，产生利润才谈得上减税，而实际情况是，因为疫情影响很多中小企业经营者是犹豫的，由于对未来市场看不清楚，只是在观望。那么减税政策纵使再好再优惠也无法真正惠及到中小企业。我认为，当前情况下对中小企业的扶持政策应当是一个体系并且也可以分三步走。
首先、对中小企业复工复产给予财政补贴、奖励，这是最直接的，比如复工50人，给予20万元的奖励，复工100人，给予40万元的奖励，这无疑能促进中小企业经营者的复工复产决心；
其次、在企业生产逐渐走上正轨后，给予减税、降费的措施，帮助企业度过经济衰退期的难关；
最后、其他相关金融政策再跟上，因为经过此次疫情后，很多企业资产质量、经营情况都会发生重大变化，那么正常的融资服务，以及资产置换需求会提升，这就需要银行、各类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发挥作用。
新金融：在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扶持政策中，可以有哪些金融创新？
陈宗胜：在国内此次防疫过程中，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因为各种隔离措施激发了跨地域、跨省区地甚至跨国界地使用和转移资源，远程诊断、大数据、云计算都体现了这个特征。火箭都可以通过网上进行交易了。实际上，对于金融资源的运用也应该这样。
上面已经提到，中小企业经过此次疫情后，资产质量、经营情况都会发生变化，因此迫切需要充分利用全国性的金融资产交易平台，对接全国社会资金，盘活存量资产。场内交易可以通过我国现在存在各种公开交易所市场，而大量的需要柜台交易的中小企业的资产，就需要通过监管部门批准的若干个资产交易所特别是金融资产交易所，通过这些场外交易市场为中小企业融资渡过困难提供跨区域的支持。比如，天津金融资产交易所就能实现这个目标。
但据说目前的监管政策可能要对以上金融资产交易所有限制，比如可能按照行政区域来限定金融资产的交易范围，这样对于跨地域、跨区域使用金融资源是不利的，不符合市场经济要求，也不符合现在发展网上交易的实践。实际上在网上交易、云交易过程中也不可能限制住企业的交易只局限在行政区划范围以内。
监管部门应当审时度势，真正落实中央关于“把市场做为资源配置的基础”的要求，应当在规范经营、合规运营上下功夫，进行严监管，而在经营范围上应当更加放开，让市场更充分竞争，资源更合理配置。在这方面，金融创新还是大有可为的。 

陈宗胜，南开大学中国财富经济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新金融传媒2020年4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