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成果概况
2020年上半年，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包括：出版《奋斗与创新——新中国经济理论与实践70年》；中心学者编写的两部著作荣获第七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在CSSCI来源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等国内知名报刊发表多篇文章等。
二、课题研究
中心成果项目公示入选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
根据日前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的通知，按照《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管理办法》有关规定，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立项公示。中心一项项目获公示入选，详情如下。
中心学者项目获2020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立项
日前，2020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经教育部社科司组织专家严格评审和面向社会公示，将立项结果予以公布。其中，规划基金、青年基金、自筹经费项目共2620项，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173项，新疆项目12项，西藏项目6项。中心宋泽博士的项目“同群效应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经验事实、理论机制与实证研究”获青年基金项目立项。
中心两名学者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
日前，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正式对外公布了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名单，中心学者获批两项。
其中，段文斌教授担任首席专家的“马克思主义视域下技术变迁的动力、机制与政策研究”项目获批资助经费80万元，周云波教授担任首席专家的“新时代中国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研究”项目获批资助经费60万元，共计140万元。
中心学者课题获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
4月14日，经专家评审、社会公示并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领导小组批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公布了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名单。公布立项课题109项，我校共有5项课题获批立项，排名全国第四。其中，中心学者刘晓欣教授申报的“深度开放下外部金融冲击应急系统研究”成功中标。
三、成果简介
中心学者在《光明日报》发表学术文章
《光明日报》在1月3日第6版上刊登了中心学者陈宗胜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社会主义文明渐趋壮大构成百年变局重要内容》。正文如下：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潮流势不可挡，国际格局日益呈现出新的发展特征。特别是像中国这样文化、体制、制度、价值观念与西方不同的国家，从相对弱小逐步发展起来，为人类社会提供一种不同于西方文明的发展道路。这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大事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能够持续推动拥有近十四亿人口大国进步和发展、确保拥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而实现伟大复兴的制度和治理体系。
正是依靠在制度上、文化上以及对外关系等方面的社会主义优势，我国经济发展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奇迹，经济总量上升到全球第二，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占至30%以上。这些形成了社会主义文明的更扎实的经济基础。正如肯尼迪在其《大国兴衰》中所说，新文明必须取得国际生产力重心的转移。从当今现实看，兴盛已几百年的工业文明正在发生转折，后工业化时代包括信息化特征已经显示出一种明显的趋势。总的来说，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国家稳定而持续地提升，相应地，西方文明的位势也发生了变化，从不可一世的绝对优势转变为相对优势。但是它的基础框架还在，经济实力仍然强大，人均GDP全球最高，文化渗透力仍然很强，极端民主化也仍有市场。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大变局的性质和特征，利用其带来的机遇，迎接可能的挑战，持续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最终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伟业。
中心学者在《经济研究》发表学术论文
近日，中心张云副教授、李俊青教授等合作完成的论文《双重金融摩擦、企业目标转换与中国经济波动》在国内经济学科中文顶尖期刊《经济研究》2020年第1期发表。
论文构建了一个真实经济周期模型，首次将企业目标转换和双重金融摩擦因素融合为统一研究框架，并以此考察经济周期波动中信贷的需求和供给因素，进而分析双重金融摩擦因素在塑造经济周期波动态势中的作用。研究表明：第一，当银行与企业、银行与家庭间均存在金融摩擦时，顺周期的企业和银行资产负债表均会导致逆周期的企业外部融资溢价，对投资和产出产生双重加速效应，而缓解金融摩擦能够减弱上述加速效应进而有助于经济波动的平稳化；第二，由于家庭资产主要采取储蓄方式并且企业自有资金起到平滑信贷波动作用，信贷供给端摩擦产生的加速效应比需求端摩擦要弱；第三，企业目标转换通过经济结构渠道对金融摩擦的加速效应起到增强或弱化效果。论文研究说明宏观调控政策应加强对企业和银行资产负债表周期性的关注，平抑由双重金融摩擦所带来的经济波动。
《经济研究》创办于1955年，是全国性综合经济理论期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是国内各高校、研究机构公认的经济学顶级期刊。
中心学者高质量完成中央马工程重大研究课题
2019年12月，南开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受中央马工程办公室委托开展重大内部课题研究。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心”学者逄锦聚、景维民、何自力、刘凤义、周云波、张兵、王生升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支持下，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一方面采取切实具体的防控举措，全力做好防疫工作，另一方面落实学校要求在做好线上教学的同时，全力进行科研攻关。
中心学者们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寒假不休息，高质量地完成了重点专项研究任务。日前，“中心”已将共计15万字内部研究报告上报，为党和国家的科学决策贡献出“南开智慧”和“南开声音”。
中心主任在《人民日报》发表学术文章
《人民日报》在3月2日第9版上刊登了中心主任逄锦聚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中国经济理论创新成果和宝贵经验》。正文如下：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基础上，我国经济理论实现了一系列重大创新。这些理论创新成果，不仅开拓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支撑，而且为世界经济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取得丰硕成果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理论创新取得丰硕成果，可以概括为以下主要方面：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学说，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学说，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主要矛盾理论；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学说，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不断发展的学说，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理论；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再生产的学说，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理论；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学说，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经济的学说，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外开放理论、经济全球化理论；等等。
经过长期努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坚持观大势、谋全局、干实事，成功驾驭我国经济发展大局，在实践中形成了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中国经济发展经验的凝结、时代发展的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最新成果。
推动经济理论创新的宝贵经验
在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发展中，我们积累了推动经济理论创新的宝贵经验。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论，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和社会化大生产的一般规律，为经济理论创新提供了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学者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在实践创新的基础上推进广泛而深刻的理论创新。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在新时代继续推进经济理论创新，必须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在实践探索中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是认识的源泉，科学的理论只能来源于实践并在接受实践检验中不断完善和发展。我国经济学者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断总结经验，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在深化二者互动中创造并不断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再以创新的理论指导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事业，中国经济理论也是不断向前发展的经济理论。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中国经济理论，要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坚持党的领导，尊重人民群众创造。实践是人民群众的实践，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没有人民的伟大实践，就没有中国的发展成就，也就没有中国经济理论的创新发展。理论工作者将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提炼升华为理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群众的实践、理论工作者的理论探索，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群众的实践创造、理论工作者的理论创新才能融为一体，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强大现实力量。
在开放发展中学习借鉴人类文明成果。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学习借鉴他国实践经验和经济学成果。实践证明，这样做是必要的、有益的。但在学习借鉴他国经验和理论时，一定要从坚持中国实际出发有分析地借鉴，决不可盲目照搬，这也是70多年实践反复证明了的宝贵经验。
中国经济理论创新的重大意义
理论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在中国实践基础上创造的经济理论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同时其中也包含着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揭示这些规律的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可以为世界经济发展作出有益贡献。
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中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在短短几十年时间里，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迅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美元。从中国经济发展实践中总结提炼的中国经济理论，是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理论，是顺应世界潮流推进改革开放的理论，是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的理论。这些理论不仅是适合中国发展的理论，也包含着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一般规律。
揭示了世界经济发展方向，为世界各国互利共赢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中国经济理论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适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的世界发展潮流，揭示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趋势和发展规律呈现的新特点、新形式，回答了如何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长模式、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等重大问题，为促进世界经济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站在时代和实践发展的前沿，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和实践发展的要求，是政治经济学的历史使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回应时代关切，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飞跃，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进一步焕发出蓬勃生机和真理光芒。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构建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世界经济学宝库贡献了中国经济学版本。
中心学者在《环球时报》发表学术文章
《环球时报》在3月5日第15版上刊登了中心学者何自力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新基建”给我们巨大的想象空间》。正文如下：
控制住疫情是早晚的事，如何将疫情对经济的影响降到最低，是政府从一开始就高度重视的问题。这一段时间，从中央到地方纷纷出台各种措施稳增长，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当数已吸引数十万亿元投资支持的“新基建”。
从近期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出台的投资项目分布看，“新基建”总体上可以分为两个大的方向。
一是以5G为代表的，以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为核心领域的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总体上涵盖了5G基站建设、云计算、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互联网数据中心、物联网等几大门类。其中，5G毫无疑问成为“新基建”的抓手。未来7年间我国拟建设600万个5G基站，在此基础上加快5G商用步伐，特别是独立组网建设步伐，推动5G+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深化5G与工业、医疗、教育、车联网等垂直行业的融合发展。
二是所谓的“补短板”领域，这包括传统基建领域中的补短板领域或者新兴子行业。比如，国家电网公司近日印发2020年重点工作任务，将智能电网建设作为重点工作内容，拉动投资规模不断攀升。针对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展现出的公共卫生短板，近期地方披露出来的投资项目明显加大了对医疗卫生等领域的投资力度。
众所周知，以投资、消费、出口为核心的“三驾马车”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但是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范围内传播的情况下，消费和出口等行业受到冲击还比较大，经济拉动作用受到严重制约。相比之下，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是更为直接、见效更快的稳增长利器。“新基建”与以“铁公基”和房地产为代表的传统基建不同，它更强调5G、物联网、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信息化技术，赋予传统交通和城市等基础设施科技内涵的信息化建设，兼具科技与基建的双重属性。充分发挥“新基建”的作用，对释放中国经济增长潜力，提升长期竞争力，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实际上，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前，我们就已经在寻找除了房地产和汽车以外能够支撑经济增长的新万亿产业，5G、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工业互联网和物联网这一系列信息技术就被寄予厚望，希望能成为经济增长强劲的内生性驱动力。而疫情暴发以后，一方面对数字经济和智能制造产生了强烈的需求，另一方面也为这些信息技术提供了可能的应用场景，催化了相关应用的产生，推动了相关平台和产业链的发展。
从区域经济来看，“新基建”的发展也提供了一个弥合数字鸿沟、缩小地区差距的机会。在这一轮地方公布的重点建设项目中，河南省发布的980个重大项目中，以数字经济、先进制造业为核心的产业转型发展类项目高达674项，还提出要实现县城以上城区5G全覆盖，启动全省5G规模化商用。在云南公布的大型项目中除了公路等基础设施外，还把“5G网络全覆盖”作为十大项目之一。
从社会发展来看，补足民生短板、加快智慧城市建设成为“新基建”重要内容。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暴露出我国城市管理能力，特别是应对公共卫生危机能力薄弱，提升我国城市管理水平，加强包括医疗卫生、公共防疫、应急管理能力在内的公共卫生安全体系建设，加快智慧城市的建设成为刚需，在这些方面都需要更多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在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背景下，大力发展“新基建”，需要一系列强有力的政策和制度予以支持：一是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力度，优化专项债券投向，确保“新基建”项目资金投入。二是稳健的货币政策灵活适度，对“新基建”项目实施精准支持，降低贷款利率，增大信贷额度，增加中长期贷款，降低“新基建”项目的融资成本。三是充分发挥PPP等融资模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新基建”项目，广泛调动民间和社会投资的积极性。
最后，鉴于上一轮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在这一轮“新基建”投资中，各地政府一定要尽力避免走大水漫灌盲目刺激的老路，而是要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将资金真正投入到符合产业转型升级、弥补发展短板的紧要领域。
中心学者在《光明日报》发表学术文章
《光明日报》在3月13日第2版上刊登了中心学者何自力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新基建”助力抗疫情稳增长正当其时》。正文如下：
日前，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强调，要选好投资项目，加强用地、用能、资金等政策配套，加快推进国家规划已明确的重大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要加大公共卫生服务、应急物资保障领域投入，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在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中央提出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命题，这不仅为加快复工复产指明了方向，更提出了关系中国经济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举措，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人类社会正步入智能时代，建设新型基础设施是智能时代的必然要求。自18世纪60年代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已经经历了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等三个工业化发展阶段，与之相适应，铁路、公路、机场、港口、桥梁、水利设施等基础设施建设兴起和快速发展，有力推动了工业化进程。目前人类社会正在步入以人工智能发明和广泛使用的智能化时代，人工智能技术和产业发展，提出了建设5G、大数据、云计算、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的要求。新型基础设施是智能化时代的标配，建设高水平新型基础设施，既关系到一国能否搭上智能化时代的快车，也关系到一国能否占居世界科技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制高点，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需要。经过70年发展，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强大的基础设施支撑下，中国形成了全球最完备的工业体系，成为世界制造大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新一轮工业革命方兴未艾，我们要不失时机地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历史机遇，加快发展新型基础设施，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建设新型基础设施与发展传统基础设施并不矛盾。新型基础设施除了满足智能技术开发和智能产业发展，提高社会经济运行智能化水平外，还负有重大的历史使命，这就是对传统基础设施进行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实现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跟上并满足智能时代发展对基础设施的要求。传统基础设施与新型基础设施交叉交融，齐头并进，无疑会全面提升中国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是防疫情稳增长的有力抓手。基础设施投资具有稳定经济秩序、快速实现经济复苏的特殊功能，一直在世界各国应对重大灾害和危机冲击的举措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同样是中国应对各类自然灾害和外部危机影响的重要措施。尽快推进国家规划已明确的重大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背景下，加强公路、铁路、物流、生态环保、农林水利、社会民生等传统基础设施建设十分重要，有助于补短板、强弱项，实现经济协调发展，而加强5G、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无疑会极大提升中国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特别是此次疫情暴露出中国在城市治理、公共卫生危机应对等方面的薄弱环节，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会为智慧城市建设带来更多的可能性，进而改进医疗卫生、公共防疫、应急管理能力等，有力提升中国城市管理水平和公共卫生安全体系建设水平。
在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背景下，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要多措并举，有序推进。一是要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优化预算支出结构，压缩一般性支出，加大对新基建项目的资金投入。二是要采取灵活适度的货币政策，对新基建项目实施精准支持，降低新基建项目的融资成本。三是充分发挥PPP等融资模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新基建项目，广泛调动民间和社会投资的积极性。四是加强经济政策的综合和协同调控功能，加快新基建项目开工和建设进度，加大对新基建项目的土地、环保、能耗等政策支持。五是用智能技术改造传统制造业，提高经济体系运行的智能化水平，为新基建的发展创造和提供强大需求，拉动新基建更好更快发展。六是发挥国有企业顶梁柱作用，凭借国有企业的制度优势，加大对新基建项目的投入，为推动新基建快速高效发展，抗击疫情，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中心学者在《人民日报》发表学术文章
《人民日报》在3月30日第9版上刊登了中心学者陈宗胜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理论的创新发展》。正文如下：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纳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反映了新时代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认识的深化，是对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理论的创新发展。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走共同富裕道路，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一个显著优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政策思路和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举措，符合经济发展中收入差别变动规律，在推动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奇迹的同时，避免了收入分配两极分化。2008年前后，我国居民总体收入差距程度已越过最高点进入缓慢下降阶段，收入差距趋于缩小。发挥这一显著制度优势，有利于进一步缩小收入差距，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我国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制度，决定了在收入分配领域必然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在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中，全体人民和集体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和生产成果，劳动者通过付出自己的劳动直接与生产资料结合并获取相应收入。因此，公有制经济中必然实行按劳动贡献取得收入的分配制度，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决定了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决定》强调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强调多劳多得，着重保护劳动所得，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劳动报酬，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具有现实针对性和重要的理论、实践意义，必将促进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从而进一步激发经济发展动力。
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分工深化，参与社会生产的生产要素内容在扩大、贡献在增加。例如，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产业迅速发展，知识、数据的生产、积累、整合和分析等越来越受到重视。因此，《决定》在重申以往确定的劳动、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之外，增加了一些新阶段推动经济发展的新生产要素，如知识、数据等。明确知识和数据等新生产要素的掌握和使用者按贡献取得相应报酬，实际上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经过实践证明有效可行的做法予以制度化，将进一步激发社会创新创造热情，推动建设学习型社会、创新型国家，促进经济发展新动能不断壮大。
随着经济发展阶段提升和收入水平提高，我国有了更好的条件和基础加大再分配力度、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更好展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实现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需要更多运用转移支付等再分配手段。因此，要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强化税收调节，完善直接税制度并逐步提高其比重。同时，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通过民间捐赠、慈善事业、志愿行动等方式济困扶弱。
我国城乡、区域、产业间的收入差距，构成总体收入差距的主体部分。比如，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占总体收入差距的50%以上。城乡、区域、产业间的收入差距，实际上是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结果，是发展差距的直接反映。因此，要促进经济平衡发展，从解决城乡、区域及产业间的发展不平衡问题入手，改善收入分配状况。《决定》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完善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制度政策，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健全推动发展先进制造业、振兴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加强这些方面的制度建设，有助于更好促进城乡、区域、产业间平衡发展，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中心学者在《人民日报》发表学术文章
《人民日报》在4月1日第5版上刊登了中心学者何自力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新基建”为中国经济注入新动能》。正文如下：
前不久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强调，要加大公共卫生服务、应急物资保障领域投入，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这一重要要求，是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客观需要，更是党中央在深刻洞察和把握世界科技与产业变迁大趋势基础上作出的战略抉择。
当前，以人工智能、机器人、物联网为标志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方兴未艾，我们正在步入智能化时代。“新基建”之所以迅速成为各界关注的热点，被视为对冲疫情影响的重要政策措施，原因就在于：能不能抓住“新基建”的机遇，一定程度上关乎我们能否抢占产业先机，从而步入创新发展的快车道，实现事关发展全局的结构性转型升级。
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是抗疫情、稳增长的有力手段。与传统基础设施投资相比，“新基建”为5G技术、云计算、人工智能研发等提供配套基础设施建设，能有效拉动相关投资。同时，也能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支撑。专家预计，2020年是5G基站大规模建设期，预计将部署超过60万个5G基站，年底有望实现全国所有地级市覆盖5G网络。在此基础上加快5G商用步伐，加上与垂直行业的融合发展，将会有效推动产业升级。此外，用数字技术、智能技术改造传统基础设施，不但会带动投资规模的扩大，而且会更好提高国民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将“新基建”与传统基础设施建设有机统一起来，将有助于克服疫情带来的短期冲击，增强经济韧性、释放发展潜力。
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是经济发展新旧动能转换的需要。答好转换经济发展动力的课题，中国具有巨大优势。中国将5G技术、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和智能技术与强大的制造业结合在一起，可以实现发展动力转换，形成新的更大的创新力和竞争力。加快5G网络、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中心、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建设，就是要为我国信息和智能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为转换发展动力创造条件，实现国民经济更高质量的发展，提升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
有序推动“新基建”，需要建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体制机制，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为加快实现我国经济数字化、智能化提供有力保障。应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充分发挥产业政策的支持和引领作用，有规划有步骤推动“新基建”发展，加强对各地区、各部门项目的监管和调控，防止一哄而起，盲目上马，确保供给与需求结构基本适应。还应发挥好货币和财政政策的支撑作用，一方面精准支持“新基建”项目，降低融资成本，广泛调动社会投资积极性，另一方面加大专项债券发行力度，优化投向、确保资金投入。
推动“新基建”为中国经济注入新动能，需要发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优势，让国有企业在“新基建”中发挥应有作用，积极吸收非公经济成分参与发展，充分发挥好混合所有制经济的作用。同时，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既要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厚植“新基建”的发展动力，又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处理好企业利益与社会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关系，从而使“新基建”走上健康发展道路。
中心学者编写的两部著作荣获第七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
近日，由中国出版协会主办的第七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获奖名单揭晓，由中心学者参与编写，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两部著作获奖。其中，《现代经济学大典：全2册》荣获优秀出版物（图书）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通论》荣获优秀出版物（图书）提名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是中国出版界奖励优秀出版物的综合性奖项，每两年评选一次，是与“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出版政府奖并列的出版界三大奖项之一。
《现代经济学大典》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理事长、学术委员会主任洪银兴教授担任主编，中心主任逄锦聚教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理事长刘伟教授、学术委员会主任林岗教授、首席专家顾海良教授、学术委员李晓西教授和黄泰岩教授担任副主编，中心数十位专家学者参与书稿撰写。该著作是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资助的国家出版基金重大项目，其定位是对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成功实践做出理论总结和概念提炼，突出反映中国改革与发展30多年来中国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涵盖了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各重要领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通论》（简称“《通论》”）由中心主任逄锦聚教授领衔的科研团队历时三年撰写而成，并在此基础上出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简称“《概论》”）。著作的出版发行正值党的十九大隆重召开，是中心研究团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指引下对时代召唤与实践需求的理论应答。《通论》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牢牢立足中国和世界发展实践，在广泛借鉴国内外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尝试构建新的理论体系。2019年1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南开大学时曾翻阅此书，中央有关部门和天津市委多次调阅《通论》和《概论》。《通论》获中华优秀出版物著作提名奖，入选中华外译项目，正在译成外文将在国外出版发行。在巴黎举行的国际书展上，该著作引起国外学者和出版商的关注，被大英博物馆等世界著名图书馆和博物馆收藏。
中心学者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学术文章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4月8日第3版上刊登了中心学者李宝伟、刘凤义、张云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美国经济或进入新一轮衰退》。正文如下：
2020年2月以来，美国的股市、债市以及大宗商品市场持续多日大跌，尤其是股市在3月出现四次熔断，陷入技术性熊市。美联储已宣布实施“无上限”的量化宽松政策等刺激措施，但基于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收入分配制度等长期综合因素判断，美国经济很可能已经进入新一轮衰落。而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和政府管控乏力或将成为压垮美国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
众所周知，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实施了金融自由化政策取向，推动其经济逐渐脱实向虚。1998年，美国颁布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彻底放开金融监管，金融资本借杠杆机制快速膨胀；美联储在90年代以后长期实行以维持金融稳定为目标的宽松货币政策；美国政府毫无节制地发行对外债务。这三大因素相互交织，共同推动了美国虚拟资本膨胀和流动性泛滥。因此，在数十年时间里，美国经济不再主要依靠实体经济进行实际资本积累，而是主要依靠政府、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创造出大量虚拟资本，以控制本国和全球经济资源。
2007年次贷危机之后的10多年来，美国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仍然是以虚拟经济运行为核心，高度依赖其基础货币的发行、杠杆和债务的积累，而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具有内在脆弱性。当前，加剧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使本已脆弱的美国经济雪上加霜。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美国经济现状和走势作出基本判断。
第一，从经济结构基本面看，美国实体经济萎缩的局面没有改变。美国实体经济创造的GDP占比由20世纪50—70年代的约60%下降到2019年的约33％；制造业GDP占比从22%下降到11%；而虚拟经济创造的GDP占比从15%上升到34％，其中金融与房地产服务业创造的GDP占比从12%上升到21％。从1982年开始，美国经济不再依靠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而是重点依靠金融、保险和房地产为核心的虚拟经济。2007年次贷危机后这一趋势也没有发生根本改变。
第二，从国际收支方面看，经济虚拟化导致美国从实际产品出口国变为金融资产出口国，形成了经常项目账户逆差和金融账户顺差的循环模式。从1982年开始，美国经常项目的国际收支持续逆差，金融项目的国际收支持续顺差，这种状况持续近37年（仅1991年除外）。现在的美国不再是对世界提供大量产品和技术装备的净出口国，而是对世界大量输出各种金融资产的净出口国，随之而来的是从世界债权国向世界债务国的转变。实际上，近几年来美国股市和债市的繁荣，高度依赖美联储向金融业注资（由于实施了四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扩张了3倍），以及新兴市场国家的富人向美国房地产业注资（仅2013—2014年外国人在美国购房总额就达922亿美元）。
必须指出的是，过去3年美国通过挑起贸易争端等方式，在短期内诱导全球避险资金继续增持美国金融资产，造就了美国经济的“复苏和繁荣”，而这种“繁荣”背后实质是美国债务的持续升高。美联储通过购买长期国债和抵押贷款债券等方式向国内市场注入大量现金，表面上看似化解了金融危机，但实则进一步刺激了经济的高度虚拟化。因此，美国股市繁荣的本质是货币政策、杠杆和债务刺激的短期繁荣。美国次贷危机之后的“去杠杆”仅使其债务存量从2008年的54.5295万亿美元下降到2009年的约54.3110万亿美元，此后的债务存量反而继续上升。而美联储空前力度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使狭义货币（M1）规模从2008年的1.6323万亿美元增加到2019年的4.0427万亿美元，增加了1.47倍。这充分反映出美国经济恢复源于对债务杠杆以及货币增发的高度依赖。在既要“去杠杆”又要救活虚拟经济的情况下，债务总量就不能持续下跌，而这又只能通过现金的更快增长来降低债务风险并恢复和维持虚拟经济增长。
第三，从国际贸易和产业链内在要求看，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背离全球化潮流。美国在过去30多年实施的经济与金融自由化政策，推动了国内经济虚拟化发展，同时塑造了当前的国际产业链和货币金融链，美国与各国在经济上形成了高度依赖关系。因此，实现其实体经济复兴与维持国际货币金融优势地位所使用的宏观政策是相互矛盾的，前者需要使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长期政策；而后者依赖的是短期金融凯恩斯主义政策，恰恰要进一步刺激虚拟经济发展。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各国的相继爆发，对全球贸易和产业链是一次巨大的压力测试，目前的结果已显示，其中很多环节的技术、生产离不开中国企业和中国市场。而中国在高新技术领域已经逐步形成了较为稳固的地位。因此，疫情反而催生了一些新业态、新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也刺激了中国国内市场对新技术及其各种应用的需求。这就进一步降低了美国同类高新技术对中国市场的吸引力，从而可能长期影响美国实体经济复苏，并恶化美股、美债和美元前景。
第四，从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看，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已无力推动美国制造业回归和实体经济复苏。过去40年的去工业化过程导致美国制造业大量外移，政策红利不足以抵消国内社会经济问题推高的生产成本，反而造成流动性泛滥和虚拟经济膨胀。2020年3月3日，美联储将美国基准利率下调50个基点，15日再度下调100个基点，美国传统的利率政策空间殆尽。财政政策方面，特朗普政府推出的减税政策以及持续增长的政府开支，将推动美国财政赤字大幅上涨。美国财政部发布数据显示，2019年度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达到1.02万亿美元，较2018年增长了17.1%。
第五，从就业结构和收入分配方面看，经济虚拟化造成美国就业结构不合理，两极分化日益严重。次贷危机后到2019年，美国经过十年的持续注资，金融房地产服务业得以缓慢恢复，该行业的增长带动了包括会计、律师等职业服务业就业的恢复，职业服务业就业岗位创造的贡献率超过12％；与此同时，制造业就业岗位贡献率仅为9％。总体来看，美国80%的就业人口集中在虚拟经济和一般服务业，由于高度依赖虚拟经济，这种就业结构相当脆弱。而且，美国国内两极分化日趋严重，中产阶层的实际收入逐步下降，多数人依靠信贷实现消费。受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影响，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已创历史新高，失业率还将持续攀升，贫富两极分化的现象进一步加剧。
第六，从美元霸权方面看，美国已经越来越难以通过向其他国家出售债券的方式，维持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霸权地位。美国拥有全球最大的金融市场，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美国主导构建了美元与石油、美债、股票的循环机制。这个循环机制的关键在于，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和投资者用其国际贸易美元收入继续购买美国国债和股票。为缓解疫情带来的冲击，美国参议院于2020年3月25日通过一项2万亿美元的经济救助计划，美联储还将提供4万亿美元以稳定金融市场，而这种货币—债券自我循环创造，将严重稀释其他国家持有的美元资产价值，将加剧各国摆脱美元体系的离心倾向。
第七，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治理能力看，美国政府采取的一系列防控措施充分暴露了其治理能力的短板。美国政府不仅在治理措施上严重滞后，而且在治理方式、治理手段上都缺少专业性和有效性，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以资本为中心、而非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如果此次疫情在美国以及全球持续恶化，必将进一步动摇投资者对美股、美债和美元的信心，进而加速美国经济的衰退以及美元体系的崩溃。
中心学者在《人民政协报》发表学术文章
《人民政协报》在5月7日第3版上刊登了中心学者钟茂初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六保”是经济复苏和社会稳定的关键性抓手》。正文如下：
努力克服新冠肺炎疫情的不利影响，传递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信心，“六保”对于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有重要意义
当前，各地都在全面推进落实中央提出的“六保”任务，努力克服新冠肺炎疫情的不利影响，传递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信心。不管是从长远还是短期来看，“六保”对于实现经济社会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
由于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尚未得到根本控制，我国多领域经济活动、经济秩序还没得到恢复，产业链供应链出现各种断点堵点、各经济主体承受多方面经营困难，对外贸经济活动的影响还在加深。
在此背景下，经济发展目标任务，中长期应坚定高质量发展道路、从新发展理念中寻求新增长点；中期应以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的“六稳”，进行“逆周期调节”；短期则应促进经济复苏、产业链恢复、提升各经济主体的预期和信心、保持社会经济稳定为根本目标。同时还要为全球产业链及供应链的稳定、提升全球经济走出衰退的信心发挥积极作用。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的“六保”，就是达成上述目标的关键性抓手。
居民就业水平既是宏观经济景气状态的重要指标，也是微观经济主体运行正常与否的重要标志，而且还是多数民众获得稳定收入并维持其供养人员正常生活的根本来源。所以，保障居民就业，既是经济复苏的关键性内容，也是维持社会稳定的根本性手段。当前背景下，保障就业的途径，一是创造各种必要条件使大部分企业尽快地恢复正常经营活动，为全社会提供稳定的就业岗位；二是通过各级政府的经济复苏刺激政策扩大投资活动，尽可能多地增加就业岗位；三是从社会保障的角度增加公益性就业岗位。在保障居民就业的过程中，要特别关注企业劳动力需求与劳动者之间的对接，应采取有针对性的具体措施实现劳动力供需的精准对接；还要特别关注并采取有效措施帮助农民工和城市低收入群体尽快实现就业。
基本民生得以有效保障，是社会成员生活秩序的基本要求，也是社会稳定的基本前提。一是要保证民生基本需求产品的生产供给充足、市场畅通、价格稳定；二是基本公共服务得以优先保障，给民众以生活安稳的良好预期和信心；三是基本民生产品和民生服务的安全性得以保障。
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正常运转，是国民经济体系正常运行的基础，也是居民就业和稳定收入来源的提供者。而市场主体，又恰恰是经济景气波动影响的直接承受者、是新冠肺炎疫情经济影响的直接承受者。疫情过后，各经济主体普遍存在因经营活动中止或部分中止的现象，导致企业在财务状况、经营成本和资金链、原材料供应、产品市场需求、劳动力雇佣、物流等方面出现困难。因此，保市场主体，就必须首先解决企业在恢复正常经营活动过程中存在的堵点，通过财税政策、金融信贷政策、工商政策、劳动社会保障政策的临时性调整，使市场主体尽快渡过难关、恢复正常、走向发展。
粮食能源安全，既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稳定的根本保证。以粮食的安全问题为例，要保证粮食生产和储备的充足、要保证粮食市场供应充足和价格稳定、要保障粮食市场长期供需趋势的预期良好和期货价格稳定。在保证粮食安全的过程中，要保障粮食生产总量的稳定就要保障粮食生产者的利益和积极性，所以，在当前形势下，国家应当对于粮食生产出台特殊的补贴政策、收购政策、农业保险政策；解决粮食生产相关的产业链断点、堵点，应当放在经济复苏举措的重中之重地位；此外，还要针对国际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有针对性地解决好由此带来的供给风险和结构性问题。
各种产业链、供应链，在此次疫情中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性影响。恢复正常的产业链供应链，是经济复苏的首要任务。要充分发挥各级政府对于区域内经济活动进行有针对性引导、精准疏导和适度干预，对企业起到纾困和关键节点推动的作用。如果产业链上的企业经营困难都能得以解决的话，那么，整个产业链就能够恢复顺畅运行；还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通过市场信号，接续引导相关产业链条上的企业有序复苏。
基层有效运转，从经济复苏和社会稳定的角度来看，其作用体现在中央及各级政府出台的经济刺激政策得以有效落实；及时发现并反馈就业、民生、社会稳定等方面的困难和堵点所在，提供基层可借鉴经验的传播；精准协调和排除市场主体、产业链供应链在经济复苏过程中遭遇的具体障碍；通过基层良性运转状态和基层人员的精神面貌，向全体居民提供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信号和信心。
中心学者在《光明日报》发表学术文章
《光明日报》在5月11日第6版上刊登了中心学者陈宗胜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精准施策确保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正文如下：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陕西考察时强调，“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我们完成既定目标任务带来挑战”，“要瞄准突出问题精准施策，做好剩余贫困人口脱贫工作”。当前，我们亟须准确分析、科学把握并努力克服疫情对脱贫攻坚工作带来的影响，凝心聚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疫情发生初期，全国各地陆续采取了一系列封城、隔离、延迟返岗复工等严格防疫举措，在有效遏制疫情蔓延的同时，也对扶贫工作的开展产生了较大影响：一是返岗就业受阻使农民工特别是贫困地区劳务工人收入下降；二是农畜产品积压、滞销，使贫困地区农民收入受到影响；三是脱贫攻坚项目实施与恢复受阻，使扶贫任务进展受到影响；四是贫困地区中小微企业抗风险能力比较弱，导致经营收入减少并可能返贫；五是疫情对原有扶贫工作计划产生了极大干扰。
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要求“高度重视打赢脱贫攻坚战面临的困难挑战”，并就“确保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作出重要部署。从实践看，疫情或灾害对减贫进程会产生影响。我们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将疫情的影响降到最低。目前，为了有效应对疫情及其对脱贫攻坚工作造成的影响，各级政府采取了积极应对措施并及时调整方案，一方面坚持疫情防控不松懈，保证了贫困地区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另一方面，在确保防控措施到位的前提下，积极推进各地经济恢复正常状态。接下来，面对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新情况、新任务，各级政府部门应继续加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各方面举措，全面落实“六保”要求，努力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确保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精准稳妥推进企业复工复产，加快扶贫项目开工复工。要优先支持贫困劳动力务工就业，在企业复工复产、重大项目开工、物流体系建设等方面优先组织和使用贫困劳动力，鼓励企业更多招用贫困地区特别是建档立卡贫困家庭人员，通过东西部扶贫协作“点对点”帮助贫困劳动力尽快有序返岗。
继续加大贫困地区农产品的互联网销售渠道拓展和宣传力度。针对帮扶地区的农业发展，应特别注重利用新技术积极整合各方面资源，创新农产品的营销模式，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扩宽农产品销售渠道；与各大电商平台合作，充分挖掘贫困地区丰富优质的农产品资源，多途径解决农产品产销面临的问题；建立信息发布平台，及时发布贫困地区农产品信息，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实现与大型批发市场和经销商对接，推动企事业单位集中采购贫困地区农产品；加强与媒体和平台的合作，通过电视、短信、App等方式加强宣传推介力度。
着力为贫困地区中小微企业提供针对性的财税金融政策支持。贫困地区中小微企业应对风险能力相对不足，经营收入大幅下降，面临着较大的生存压力。因此，应针对贫困地区的中小微企业，建立“一业一策”的精准对接机制，在政策层面加大支持力度，及时了解基层工作推进情况，及时协调解决中小微企业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出台各类财税金融支持政策，缓解贫困地区中小微企业的经营困难，保住其能够吸收更多贫困群体就业的重要优势和作用。
针对贫困群体，加大医疗、物资和现金救助，巩固“两不愁三保障”成果，做好贫困人口日常生活保障工作。在对正式纳入保障体系的低保户、特困户予以收入补助的同时，还应关注因疫情影响而可能进入保障范围的边缘群体。处于贫困边缘的低收入群体和刚刚脱贫的贫困群体，其收入和就业状况的稳定性不足，需要给予一定的生活救助。对于患有重大疾病或慢性病的贫困群体，要加大医疗救助，避免出现因医疗支出导致扩大因病致贫、返贫的范围。尤其是感染新冠肺炎的特殊群体，更应予以特别救助和补贴。
持续强化失业贫困群体的工作技能培训。对于在疫情期间未能实现就地就近就业、未能及时返岗复工的贫困群体，除了要做好兜底保障外，还应积极组织开展工作技能培训，或者通过补贴鼓励他们积极参加网络培训课程。各地区政府部门应积极创造条件，充分利用各类新闻媒体平台、微信公众号等线上渠道，加大疫情期间开展工作技能培训政策的宣传力度，鼓励他们主动提高自身的职业素质水平，为尽快实现就业脱贫筑牢基础。
目前，针对新冠肺炎疫情给脱贫攻坚各项工作带来的新挑战，各级部门正在尽全力摸排情况，精准分类施策，转变工作方式，克服疫情对脱贫攻坚的影响，特别是在及时有力地采取一系列统筹疫情防控与脱贫减贫措施的情况下，疫情对扶贫工作的影响是暂时性的，不会改变脱贫攻坚大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在，脱贫攻坚政策保障、资金支持和工作力量是充足的，各级干部也积累了丰富经验，只要大家绷紧弦、加把劲，坚定不移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好，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疫情防控积极向好的态势正在拓展，贫困地区疫情风险逐步降低，832个贫困县全部降为低风险地区，脱贫攻坚各项工作正在恢复并持续加速。依此判断，虽然新冠肺炎疫情为扶贫工作增加了困难，但只要全国一心、持续推进，圆满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是完全可能的。面对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战果和决战脱贫攻坚的巨大成绩，全社会应当更加齐心协力、共克时艰，助力实现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任务。
中心学者在《人民政协报》发表学术文章
《人民政协报》在5月26日第6版上刊登了中心学者钟茂初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稳就业是当前经济工作重中之重》。正文如下：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出现频率最多的一个词，就是“就业”。报告明确提出“今年要优先稳就业保民生”，可见“稳就业”是今年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
各项宏观政策和具体政策，也都以保就业为基本目标。比如，积极的财政政策，2万亿元财政赤字资金，直达基层惠企利民，主要用于保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又如，财政、货币和投资等政策要聚力支持稳就业；再如，促进外贸基本稳定，围绕支持企业增订单稳岗位稳就业；等等。之所以，把“稳就业”放到如此重要的地位，其原因在于，就业水平既是宏观经济景气状态的重要指标，也是微观经济主体运行正常与否的重要标志，而且还是多数民众获得稳定收入并维持其供养人员正常生活的根本来源。保就业，既是经济复苏的关键性抓手，也是维持社会稳定的根本性手段。也就是说，在常态化防控疫情的背景下，今年乃至今后一段时期，都必须通过各种途径来实现稳就业的目标，各项政策也要把稳就业作为政策目标的出发点之一、作为政策落实效果的重要评判依据。
稳定就业，首先必须稳住中小企业、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在内的市场主体。通过减税降费等政策使大部分企业渡过难关，尽快地恢复正常经营活动，为全社会提供稳定的就业岗位，是一个重要的宏观政策路径。所以，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大减税降费力度，助力市场主体纾困发展，新增减税降费5000亿元，全年新增减负2.5万亿元，要坚决把减税降费政策落实到企业，留得青山，留得未来。此外，政府工作报告还强调强化对稳企业的金融支持，为保市场主体，一定要让中小微企业贷款可获得性明显提高，一定要让综合融资成本明显下降。可以说，各个市场主体是国民经济的“青山”，而就业者则是各个市场主体的“青山”，只有稳住了上亿个市场主体，就能够为稳定就业奠定坚实的基础；反之，如果企业无法从在财务状况、经营成本和其他负担、资金链等困难中解脱出来，那么依靠其解决就业问题也就无从谈起。
稳定就业，要通过扩大内需来实现。只有需求稳定才会有必要的经济增长，才会形成相应的就业。所以，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通过稳就业促增收保民生，提高居民消费意愿和能力。支持餐饮、商场、文化、旅游、家政等生活服务业恢复发展，推动线上线下融合。这些领域，受疫情影响最大行业，也是劳动密集型行业，这些产业的复苏，能够对稳就业起到指标性作用。对这些行业进行的支持政策，使之逐步实现产业复苏，给整个第三产业树立经济复苏的信心。扩大内需的另一途径是扩大有效投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拟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3.75万亿元，比去年增加1.6万亿元，重点支持既促消费惠民生又调结构增后劲的“两新一重”建设。通过扩大有效投资政策，推动经济尽快复苏并恢复正常经济秩序，是完全必要的。其目标，一是尽快从负增长的状态回复到正增长轨道，以增强全社会对国民经济的信心，促使各经济主体对未来经济发展形成良好预期；二是通过投资于特定产业领域，以投资建设过程较大规模的人力资源需求，为全社会提供就业岗位并带来相应的收入，为国民经济复苏和发展提供稳定的社会环境；三是通过投资建设过程较大规模的中间产品需求，带动关联产业的复苏和发展。这些方面都将对稳就业产生积极作用。
稳定就业，还可采用其他形式来实现。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资助以训稳岗，今明两年职业技能培训3500万人次以上，高职院校扩招200万人，要使更多劳动者长技能、好就业。这一政策举措，既是对潜在失业隐性失业问题的有效应对，也为未来经济发展培育高素质的后备劳动力资源。对短期的稳就业，对长期的经济转型发展都有直接作用。
稳定就业的同时，还必须做好就业相关的社会保障工作。政府工作报告对此也作出了相应的政策安排。如我国包括零工在内的灵活就业人员数以亿计，今年对低收入人员实行社保费自愿缓缴政策；扩大以工代赈规模，让返乡农民工能打工、有收入；扩大失业保险保障范围，将参保不足1年的农民工等失业人员都纳入常住地保障。扩大低保保障范围，对城乡困难家庭应保尽保，将符合条件的城镇失业和返乡人员及时纳入低保。
有效落实上述政策，最大限度地稳定就业，最大限度减少因特殊经济环境对就业带来的影响。是切实推进经济复苏和社会稳定的根本保证。
逄锦聚教授领衔《奋斗与创新——新中国经济理论与实践70年》出版发行
日前，由中心主任逄锦聚教授作为首席专家召集人、南开大学十余位教师集体研究撰写的专著《奋斗与创新——新中国经济理论与实践70年》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201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纪念南开大学建校100周年，逄锦聚教授牵头的政治经济学团队将组织撰写新中国经济理论与实践专著作为年度重大科研任务之一，历时一年有余，完成了这一成果。全书除前言、结语外，分十五章，大致体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实践探索的历史发展脉络，又使各章具有理论的内在联系。
据介绍，该书有几个创新性特点。内容方面，在反映新中国成立70年的探索历程、取得的辉煌成就的基础上，选择了若干重大问题，加强以经济理论解读实践；在体系结构上，既采取专题式的论述，又使各个专题之间保持一定的逻辑关系；在基本观点上，坚持新中国70年改革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本质上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探索的观点；在方法论上，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方法论。
近年来，逄锦聚教授领衔的南开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团队坚持选取中国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和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提出的重大实践和理论问题进行研究，努力对一系列重大经济问题进行创新性阐释，先后完成出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通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等著作，受到中央领导同志重视和理论界高度评价，《奋斗与创新——新中国经济理论与实践70年》是继《通论》《概论》之后的又一力作。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南开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团队在全力做好防疫工作的同时，全力进行科研攻关。高质量地完成了相关专项研究任务，为党和国家的科学决策贡献“南开智慧”和“南开声音”。
目前，中心正在逄锦聚教授的带领下，认真总结前期成果和研究经验，认真学习党的最新理论成果，把研究成果转化为人才培养的滋养，集中力量编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着力构建和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
四、部分学术成果列举
逄锦聚
1.发挥政治经济学学科优势加强经济制度研究，经济学家，2020年01期
2.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经济学要着力研究的若干重大问题，政治经济学评论，2020年01期
3.加强制度理论和国家治理研究，天津日报，2020年2月10日09版
4.坚持科学方法论加强经济制度和国家治理研究，理论与现代化，2020年01期
5.中国经济理论创新的成果和宝贵经验，理论导报，2020年03期
6.新中国七十年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经济思想史研究，2020年00期
段文斌
新基建不是“特效药”而是新动能，人民论坛，2020年14期
何自力
1.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一个伟大创造，政治经济学评论，2020年01期
2.努力形成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体制，红旗文稿，2020年02期
景维民
1.治理转型、对外技术依赖与技术创新质量——基于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分析，景维民等，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20年01期
2.发达国家“去工业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及中国的选择，景维民等，天津商业大学学报，2020年01期
3.中国近现代经济治理思想的镜鉴分析，景维民等，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01期
4.中国古代国家经济治理思想对当代的启示，景维民等，理论与现代化，2020年01期
刘凤义
1.在史论结合中认识和理解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经济周期：历史与理论》评介，山东社会科学，2020年01期
2.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02期
3.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新概括的理解，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0年02期
4.马克思-斯拉法框架下的全劳动生产率增速测算，冯志轩、刘凤义，世界经济，2020年03期
刘刚
1.人工智能与传统产业融合发展机制研究——基于50家非初始人工智能上市公司价值网络分析，刘刚等，理论与现代化，2020年01期
2.智能经济创新区的兴起和发展——以杭州市为例，刘刚等，人文杂志，2020年03期
3.如何构建与创新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治理体系，国家治理，2020年17期
4.制度创新提升制造业原创力，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6月24日03版
5.扎实推进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天津日报，2020年6月29日09版
张俊山
科学抽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设中的意义，当代经济研究，2020年01期
钟茂初
1.生态环境政策机制的有效性——兼论塞勒行为经济学认识的政策启示，河北学刊，2020年01期
2.以振兴环渤海区域为着力点，遏止南北发展差距拉大态势，团结，2020年01期
3.疫后投资政策应重点关注三个领域，国家治理，2020年19期
4.抓好“六稳”与“六保”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夯实基础，天津日报，2020年6月8日09版
5.“十四五”规划需强化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内容，国际融资，2020年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