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邀评论员 钟茂初

寻求绿色发展着力方向和实现途径，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新进步”“绿色发展取得新成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开好局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做好2021年经济工作的指导方针，对重点工作作出了具体安排。其中，对于推进绿色发展提出“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2030年前达到峰值，力争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要抓紧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率先达峰”。

2021年，是我国“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规划的开局之年，更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开局之年。因此，绿色发展应当适应这一背景，寻求绿色发展着力方向和实现途径，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新进步”“绿色发展取得新成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开好局。

根据“力争2030年前达到碳峰值”等自主行动目标测算，当全国人均GDP达到14000美元时，中国整体上达到碳峰值而进入绝对量减排阶段。所以，人均GDP已经达到或即将达到14000美元的城市和地区，应当率先达到碳峰值而进入绝对量减排阶段。相关城市和地区，应据此确定其发展指标和发展方向，土地、交通、建筑等产业关键领域的发展规划，应与碳峰值及绝对减排目标相匹配。

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为基本背景，一方面要达成“国内可循环”“产业安全自主可控”“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等产业发展目标；另一方面则要达成“碳达峰”“碳中和”“单位GDP碳排放大幅下降”等阶段性目标。两方面的目标要同时得以落实，就必须通过创新、通过“生态效率”的提高去实现。其一，根据“可循环”“自主可控”“制造业比重”等目标，要明确各主要产业持续发展的必要规模和结构，由此也就同时确定了其相应的碳排放、污染排放的必要规模；其二，根据我国承诺的应对气候变化的自主贡献目标，确定整体的碳排放、污染排放的可用额度；其三，碳排放、污染排放的必要规模与可用额度两相对比，也就确定了整体的绿色发展所必须达成的目标。进而按照产业联系，转化为各主要产业的碳排放、污染排放必要规模、可用额度、“生态效率提升”目标。

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背景下，要充分适应“大国经济的优势就是内部可循环”“产业链、供应链在关键时刻不能掉链子”“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等大国经济发展特征，还要充分发挥大国经济的优势（庞大的市场规模、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通过“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对产业发展优势的形成起着重要的带动作用），确定绿色发展的着力方向，实现绿色发展的竞争力。不能简单地以高污染、中低污染等产业特征来决定产业发展的取舍，而要以不断提高各产业的生态效率作为其发展方向。产业政策要与绿色发展政策有机结合起来。尤其是，环保产业的支持政策不能仅仅考虑产业本身是不是“环保”，而是要考虑支持该产业发展能否带来产业链整体的生态效率提升。只有能够整体提高生态效率的产业，才能称之为“环保产业”。只有满足“生态效率提升”这一特征的产业，才应纳入“环保产业支持政策”之中。

在“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方面，不能仅从生产环节角度考虑绿色发展路径，也应从消费、流通等环节考虑其绿色发展路径，要从产品全生命周期的角度去考虑，如何整体性地实现其生态环境容量约束，如何整体性地提高其生态效率。生产、分配、流通、消费乃至报废各环节，都形成其绿色化目标。尤其是在“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的过程中，内需的扩张，不能依赖资源能源消耗和生态环境损耗大幅增加的方式，而应在资源能源消耗和生态环境损耗刚性约束的条件下，去扩大内需。如，针对建筑业、汽车产业，探讨从消费角度适度引入“碳排放消费约束”机制，可将目前普遍使用的住房限购、汽车限购政策转化为“消费碳额度”，由消费者对于“消费碳额度”的精打细算，可“倒逼”相关产业生产、流通等环节的绿色化转型。

在“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方面，由于不搞各地的“小循环”，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促进各种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的作用。“碳排放权”作为重要且不可替代的生产要素，也将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实现其优化配置。即，由生态效率低的企业向生态效率高的企业流动，由生态效率低的区域向生态效率高的区域流动。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

（来源：《人民政协报》2020年12月29日03版）

http://dzb.rmzxb.com/index.aspx?date=2020-12-29&verOrder=03&banzi=2&paperType=rmzx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