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成果项目公示入选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
根据日前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的通知，按照《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管理办法》有关规定，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立项公示。中心一项项目获公示入选，详情如下。
中心学者在《光明日报》发表学术文章
《光明日报》在1月3日06版刊登了中心学者陈宗胜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社会主义文明渐趋壮大构成百年变局重要内容》。正文如下：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潮流势不可挡，国际格局日益呈现出新的发展特征。特别是像中国这样文化、体制、制度、价值观念与西方不同的国家，从相对弱小逐步发展起来，为人类社会提供一种不同于西方文明的发展道路。这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大事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能够持续推动拥有近十四亿人口大国进步和发展、确保拥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而实现伟大复兴的制度和治理体系。
正是依靠在制度上、文化上以及对外关系等方面的社会主义优势，我国经济发展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奇迹，经济总量上升到全球第二，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占至30%以上。这些形成了社会主义文明的更扎实的经济基础。正如肯尼迪在其《大国兴衰》中所说，新文明必须取得国际生产力重心的转移。从当今现实看，兴盛已几百年的工业文明正在发生转折，后工业化时代包括信息化特征已经显示出一种明显的趋势。总的来说，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国家稳定而持续地提升，相应地，西方文明的位势也发生了变化，从不可一世的绝对优势转变为相对优势。但是它的基础框架还在，经济实力仍然强大，人均GDP全球最高，文化渗透力仍然很强，极端民主化也仍有市场。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大变局的性质和特征，利用其带来的机遇，迎接可能的挑战，持续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最终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伟业。
中心学者课程入选南开大学2019年十佳“课程思政”优秀典型
为进一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推进落实《教育部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和《南开大学一流本科教育质量提升行动计划（2019—2021 年）》中的要求，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持续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教务处于2019年11月启动了南开大学 2019 年“课程思政”优秀典型评选活动，以课程教学活动为依托，经各学院、教学部推荐，学校组织专家初评、入围课程现场展示答辩等环节，最终评选出 10 门“课程思政”示范课程。中心刘凤义教授领衔的《政治经济学》课程入选南开大学2019年十佳“课程思政”优秀典型。
中心主任在《天津日报》发表学术文章
《天津日报》在2月10日09版刊登了中心主任逄锦聚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加强制度理论和国家治理研究》。正文如下：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一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宣言书。
1.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重大战略部署。《决定》既是对党的十九大精神的贯彻，又是对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发展。 按照党的十九大的部署，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民族复兴进程中，能不能顺应时代潮流，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保持社会的持续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如何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专门研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做出战略部署，体现了党中央的高瞻远瞩，这对于实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目标，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2.要加强制度理论和国家治理研究。《决定》实现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创新，提出了：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改革创新，突出坚持和完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保证”。这些都需要我们认真学习研究和贯彻落实。
第一，研究制度问题要坚持科学的方法论。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这是因为：一是马克思主义具有整体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优势。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揭示事物本质的优势。马克思主义不仅仅看事物的表象，而看事物的本质，在揭示事物的本质的同时揭示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发展规律。三是马克思主义有方法论的优势。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与一些具体方法相比，这样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更能够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所以是科学的方法论。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有了基本的方法论武器、思想武器。
第二，要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研究。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明确提出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发展，是对新中国成立70年和改革开放40多年社会主义改革建设和发展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适应新时代我们面临的形式和任务要求作出的科学结论。因此，新时代将其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确立起来，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有利于综合国力提高，有利于满足不断增长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这是对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决定》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1世纪的新发展，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次伟大创造，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世界社会主义也具有重大意义。
第三，加强国家治理研究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要发挥好制度优势，推进并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坚持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切实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
国家教材委员会办公室致信南开大学感谢中心主任逄锦聚教授
日前，国家教材委员会向南开大学发来感谢信，对中心主任逄锦聚教授担任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马工程）专家委员会委员期间的工作表示感谢。
信中指出，根据中央关于加强教材建设的重要精神和决策部署，为严把教材政治关、学术关，提高课程教材建设的科学化、专业化水平，国家教材委员会设置若干专家委员会。两年来，逄锦聚同志参与相关学科教材审核工作，认真投入，尽职尽责，做了大量工作，为加强教材审核把关、提高教材质量作出积极贡献。
信中同时向南开大学大力支持对国家教材工作表示感谢。
中心学者在《经济研究》发表学术论文
近日，中心张云副教授、李俊青教授等合作完成的论文《双重金融摩擦、企业目标转换与中国经济波动》在国内经济学科中文顶尖期刊《经济研究》2020年第1期发表。
论文构建了一个真实经济周期模型，首次将企业目标转换和双重金融摩擦因素融合为统一研究框架，并以此考察经济周期波动中信贷的需求和供给因素，进而分析双重金融摩擦因素在塑造经济周期波动态势中的作用。研究表明：第一，当银行与企业、银行与家庭间均存在金融摩擦时，顺周期的企业和银行资产负债表均会导致逆周期的企业外部融资溢价，对投资和产出产生双重加速效应，而缓解金融摩擦能够减弱上述加速效应进而有助于经济波动的平稳化；第二，由于家庭资产主要采取储蓄方式并且企业自有资金起到平滑信贷波动作用，信贷供给端摩擦产生的加速效应比需求端摩擦要弱；第三，企业目标转换通过经济结构渠道对金融摩擦的加速效应起到增强或弱化效果。论文研究说明宏观调控政策应加强对企业和银行资产负债表周期性的关注，平抑由双重金融摩擦所带来的经济波动。
《经济研究》创办于1955年，是全国性综合经济理论期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是国内各高校、研究机构公认的经济学顶级期刊。
中心学者高质量完成中央马工程重大研究课题
2019年12月，南开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受中央马工程办公室委托开展重大内部课题研究。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心”学者逄锦聚、景维民、何自力、刘凤义、周云波、张兵、王生升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支持下，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一方面采取切实具体的防控举措，全力做好防疫工作，另一方面落实学校要求在做好线上教学的同时，全力进行科研攻关。
中心学者们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寒假不休息，高质量地完成了重点专项研究任务。日前，“中心”已将共计15万字内部研究报告上报，为党和国家的科学决策贡献出“南开智慧”和“南开声音”。
中心主任在《人民日报》发表学术文章
《人民日报》在3月2日09版刊登了中心主任逄锦聚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中国经济理论创新成果和宝贵经验》。正文如下：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基础上，我国经济理论实现了一系列重大创新。这些理论创新成果，不仅开拓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支撑，而且为世界经济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取得丰硕成果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理论创新取得丰硕成果，可以概括为以下主要方面：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学说，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学说，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主要矛盾理论；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学说，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不断发展的学说，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理论；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再生产的学说，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理论；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学说，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经济的学说，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外开放理论、经济全球化理论；等等。
经过长期努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坚持观大势、谋全局、干实事，成功驾驭我国经济发展大局，在实践中形成了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中国经济发展经验的凝结、时代发展的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最新成果。
推动经济理论创新的宝贵经验
在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发展中，我们积累了推动经济理论创新的宝贵经验。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论，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和社会化大生产的一般规律，为经济理论创新提供了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学者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在实践创新的基础上推进广泛而深刻的理论创新。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在新时代继续推进经济理论创新，必须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在实践探索中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是认识的源泉，科学的理论只能来源于实践并在接受实践检验中不断完善和发展。我国经济学者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断总结经验，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在深化二者互动中创造并不断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再以创新的理论指导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事业，中国经济理论也是不断向前发展的经济理论。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中国经济理论，要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坚持党的领导，尊重人民群众创造。实践是人民群众的实践，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没有人民的伟大实践，就没有中国的发展成就，也就没有中国经济理论的创新发展。理论工作者将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提炼升华为理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群众的实践、理论工作者的理论探索，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群众的实践创造、理论工作者的理论创新才能融为一体，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强大现实力量。
在开放发展中学习借鉴人类文明成果。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学习借鉴他国实践经验和经济学成果。实践证明，这样做是必要的、有益的。但在学习借鉴他国经验和理论时，一定要从坚持中国实际出发有分析地借鉴，决不可盲目照搬，这也是70多年实践反复证明了的宝贵经验。
中国经济理论创新的重大意义
理论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在中国实践基础上创造的经济理论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同时其中也包含着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揭示这些规律的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可以为世界经济发展作出有益贡献。
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中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在短短几十年时间里，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迅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美元。从中国经济发展实践中总结提炼的中国经济理论，是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理论，是顺应世界潮流推进改革开放的理论，是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的理论。这些理论不仅是适合中国发展的理论，也包含着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一般规律。
揭示了世界经济发展方向，为世界各国互利共赢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中国经济理论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适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的世界发展潮流，揭示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趋势和发展规律呈现的新特点、新形式，回答了如何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长模式、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等重大问题，为促进世界经济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站在时代和实践发展的前沿，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和实践发展的要求，是政治经济学的历史使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回应时代关切，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飞跃，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进一步焕发出蓬勃生机和真理光芒。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构建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世界经济学宝库贡献了中国经济学版本。
中心学者在《环球时报》发表学术文章
《环球时报》在3月5日15版刊登了中心学者何自力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新基建”给我们巨大的想象空间》。正文如下：
控制住疫情是早晚的事，如何将疫情对经济的影响降到最低，是政府从一开始就高度重视的问题。这一段时间，从中央到地方纷纷出台各种措施稳增长，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当数已吸引数十万亿元投资支持的“新基建”。
从近期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出台的投资项目分布看，“新基建”总体上可以分为两个大的方向。
一是以5G为代表的，以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为核心领域的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总体上涵盖了5G基站建设、云计算、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互联网数据中心、物联网等几大门类。其中，5G毫无疑问成为“新基建”的抓手。未来7年间我国拟建设600万个5G基站，在此基础上加快5G商用步伐，特别是独立组网建设步伐，推动5G+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深化5G与工业、医疗、教育、车联网等垂直行业的融合发展。
二是所谓的“补短板”领域，这包括传统基建领域中的补短板领域或者新兴子行业。比如，国家电网公司近日印发2020年重点工作任务，将智能电网建设作为重点工作内容，拉动投资规模不断攀升。针对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展现出的公共卫生短板，近期地方披露出来的投资项目明显加大了对医疗卫生等领域的投资力度。
众所周知，以投资、消费、出口为核心的“三驾马车”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但是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范围内传播的情况下，消费和出口等行业受到冲击还比较大，经济拉动作用受到严重制约。相比之下，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是更为直接、见效更快的稳增长利器。“新基建”与以“铁公基”和房地产为代表的传统基建不同，它更强调5G、物联网、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信息化技术，赋予传统交通和城市等基础设施科技内涵的信息化建设，兼具科技与基建的双重属性。充分发挥 “新基建”的作用，对释放中国经济增长潜力，提升长期竞争力，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实际上，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前，我们就已经在寻找除了房地产和汽车以外能够支撑经济增长的新万亿产业，5G、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工业互联网和物联网这一系列信息技术就被寄予厚望，希望能成为经济增长强劲的内生性驱动力。而疫情暴发以后，一方面对数字经济和智能制造产生了强烈的需求，另一方面也为这些信息技术提供了可能的应用场景，催化了相关应用的产生，推动了相关平台和产业链的发展。
从区域经济来看，“新基建”的发展也提供了一个弥合数字鸿沟、缩小地区差距的机会。在这一轮地方公布的重点建设项目中，河南省发布的980个重大项目中，以数字经济、先进制造业为核心的产业转型发展类项目高达674项，还提出要实现县城以上城区5G全覆盖，启动全省5G规模化商用。在云南公布的大型项目中除了公路等基础设施外，还把“5G网络全覆盖”作为十大项目之一。
从社会发展来看，补足民生短板、加快智慧城市建设成为“新基建”重要内容。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暴露出我国城市管理能力，特别是应对公共卫生危机能力薄弱，提升我国城市管理水平，加强包括医疗卫生、公共防疫、应急管理能力在内的公共卫生安全体系建设，加快智慧城市的建设成为刚需，在这些方面都需要更多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在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背景下，大力发展“新基建”，需要一系列强有力的政策和制度予以支持：一是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力度，优化专项债券投向，确保“新基建”项目资金投入。二是稳健的货币政策灵活适度，对“新基建”项目实施精准支持，降低贷款利率，增大信贷额度，增加中长期贷款，降低“新基建”项目的融资成本。三是充分发挥PPP等融资模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新基建”项目，广泛调动民间和社会投资的积极性。
最后，鉴于上一轮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在这一轮“新基建”投资中，各地政府一定要尽力避免走大水漫灌盲目刺激的老路，而是要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将资金真正投入到符合产业转型升级、弥补发展短板的紧要领域。
中心张海鹏副研究员入选全国教育扶贫和乡村振兴专家人才库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入推进教育脱贫攻坚，巩固教育扶贫成果，发挥教育系统人才、智力优势，促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序衔接，教育部决定成立全国教育扶贫和乡村振兴专家人才库。中心张海鹏副研究员入选该专家人才库。
据悉，全国教育扶贫和乡村振兴专家人才库旨在针对教育扶贫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新形势和新任务，深入基层做好调查研究工作，及时对新情况和新问题作出具体分析，形成有价值的调研成果，为国家科学决策提供参考。
中心学者在《光明日报》发表学术文章
《光明日报》在3月13日02版刊登了中心学者何自力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新基建”助力抗疫情稳增长正当其时》。正文如下：
日前，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强调，要选好投资项目，加强用地、用能、资金等政策配套，加快推进国家规划已明确的重大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要加大公共卫生服务、应急物资保障领域投入，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在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中央提出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命题，这不仅为加快复工复产指明了方向，更提出了关系中国经济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举措，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人类社会正步入智能时代，建设新型基础设施是智能时代的必然要求。自18世纪60年代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已经经历了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等三个工业化发展阶段，与之相适应，铁路、公路、机场、港口、桥梁、水利设施等基础设施建设兴起和快速发展，有力推动了工业化进程。目前人类社会正在步入以人工智能发明和广泛使用的智能化时代，人工智能技术和产业发展，提出了建设5G、大数据、云计算、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的要求。新型基础设施是智能化时代的标配，建设高水平新型基础设施，既关系到一国能否搭上智能化时代的快车，也关系到一国能否占居世界科技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制高点，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需要。经过70年发展，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强大的基础设施支撑下，中国形成了全球最完备的工业体系，成为世界制造大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新一轮工业革命方兴未艾，我们要不失时机地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历史机遇，加快发展新型基础设施，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建设新型基础设施与发展传统基础设施并不矛盾。新型基础设施除了满足智能技术开发和智能产业发展，提高社会经济运行智能化水平外，还负有重大的历史使命，这就是对传统基础设施进行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实现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跟上并满足智能时代发展对基础设施的要求。传统基础设施与新型基础设施交叉交融，齐头并进，无疑会全面提升中国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是防疫情稳增长的有力抓手。基础设施投资具有稳定经济秩序、快速实现经济复苏的特殊功能，一直在世界各国应对重大灾害和危机冲击的举措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同样是中国应对各类自然灾害和外部危机影响的重要措施。尽快推进国家规划已明确的重大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背景下，加强公路、铁路、物流、生态环保、农林水利、社会民生等传统基础设施建设十分重要，有助于补短板、强弱项，实现经济协调发展，而加强5G、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无疑会极大提升中国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特别是此次疫情暴露出中国在城市治理、公共卫生危机应对等方面的薄弱环节，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会为智慧城市建设带来更多的可能性，进而改进医疗卫生、公共防疫、应急管理能力等，有力提升中国城市管理水平和公共卫生安全体系建设水平。
在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背景下，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要多措并举，有序推进。一是要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优化预算支出结构，压缩一般性支出，加大对新基建项目的资金投入。二是要采取灵活适度的货币政策，对新基建项目实施精准支持，降低新基建项目的融资成本。三是充分发挥PPP等融资模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新基建项目，广泛调动民间和社会投资的积极性。四是加强经济政策的综合和协同调控功能，加快新基建项目开工和建设进度，加大对新基建项目的土地、环保、能耗等政策支持。五是用智能技术改造传统制造业，提高经济体系运行的智能化水平，为新基建的发展创造和提供强大需求，拉动新基建更好更快发展。六是发挥国有企业顶梁柱作用，凭借国有企业的制度优势，加大对新基建项目的投入，为推动新基建快速高效发展，抗击疫情，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中心学者项目获2020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立项
日前，2020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经教育部社科司组织专家严格评审和面向社会公示，将立项结果予以公布。其中，规划基金、青年基金、自筹经费项目共2620项，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173项，新疆项目12项，西藏项目6项。中心宋泽博士的项目“同群效应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经验事实、理论机制与实证研究”获青年基金项目立项。
中心学者在《人民日报》发表学术文章
《人民日报》在3月30日09版刊登了中心学者陈宗胜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理论的创新发展》。正文如下：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纳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反映了新时代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认识的深化，是对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理论的创新发展。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走共同富裕道路，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一个显著优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政策思路和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举措，符合经济发展中收入差别变动规律，在推动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奇迹的同时，避免了收入分配两极分化。2008年前后，我国居民总体收入差距程度已越过最高点进入缓慢下降阶段，收入差距趋于缩小。发挥这一显著制度优势，有利于进一步缩小收入差距，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我国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制度，决定了在收入分配领域必然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在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中，全体人民和集体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和生产成果，劳动者通过付出自己的劳动直接与生产资料结合并获取相应收入。因此，公有制经济中必然实行按劳动贡献取得收入的分配制度，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决定了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决定》强调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强调多劳多得，着重保护劳动所得，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劳动报酬，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具有现实针对性和重要的理论、实践意义，必将促进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从而进一步激发经济发展动力。
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分工深化，参与社会生产的生产要素内容在扩大、贡献在增加。例如，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产业迅速发展，知识、数据的生产、积累、整合和分析等越来越受到重视。因此，《决定》在重申以往确定的劳动、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之外，增加了一些新阶段推动经济发展的新生产要素，如知识、数据等。明确知识和数据等新生产要素的掌握和使用者按贡献取得相应报酬，实际上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经过实践证明有效可行的做法予以制度化，将进一步激发社会创新创造热情，推动建设学习型社会、创新型国家，促进经济发展新动能不断壮大。
随着经济发展阶段提升和收入水平提高，我国有了更好的条件和基础加大再分配力度、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更好展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实现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需要更多运用转移支付等再分配手段。因此，要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强化税收调节，完善直接税制度并逐步提高其比重。同时，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通过民间捐赠、慈善事业、志愿行动等方式济困扶弱。
我国城乡、区域、产业间的收入差距，构成总体收入差距的主体部分。比如，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占总体收入差距的50%以上。城乡、区域、产业间的收入差距，实际上是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结果，是发展差距的直接反映。因此，要促进经济平衡发展，从解决城乡、区域及产业间的发展不平衡问题入手，改善收入分配状况。《决定》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完善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制度政策，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健全推动发展先进制造业、振兴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加强这些方面的制度建设，有助于更好促进城乡、区域、产业间平衡发展，缩小收入分配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