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在4月1日05版刊登了中心学者何自力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新基建”为中国经济注入新动能》。正文如下：
前不久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强调，要加大公共卫生服务、应急物资保障领域投入，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这一重要要求，是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客观需要，更是党中央在深刻洞察和把握世界科技与产业变迁大趋势基础上作出的战略抉择。
当前，以人工智能、机器人、物联网为标志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方兴未艾，我们正在步入智能化时代。“新基建”之所以迅速成为各界关注的热点，被视为对冲疫情影响的重要政策措施，原因就在于：能不能抓住“新基建”的机遇，一定程度上关乎我们能否抢占产业先机，从而步入创新发展的快车道，实现事关发展全局的结构性转型升级。
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是抗疫情、稳增长的有力手段。与传统基础设施投资相比，“新基建”为5G技术、云计算、人工智能研发等提供配套基础设施建设，能有效拉动相关投资。同时，也能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支撑。专家预计，2020年是5G基站大规模建设期，预计将部署超过60万个5G基站，年底有望实现全国所有地级市覆盖5G网络。在此基础上加快5G商用步伐，加上与垂直行业的融合发展，将会有效推动产业升级。此外，用数字技术、智能技术改造传统基础设施，不但会带动投资规模的扩大，而且会更好提高国民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将“新基建”与传统基础设施建设有机统一起来，将有助于克服疫情带来的短期冲击，增强经济韧性、释放发展潜力。
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是经济发展新旧动能转换的需要。答好转换经济发展动力的课题，中国具有巨大优势。中国将5G技术、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和智能技术与强大的制造业结合在一起，可以实现发展动力转换，形成新的更大的创新力和竞争力。加快5G网络、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中心、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建设，就是要为我国信息和智能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为转换发展动力创造条件，实现国民经济更高质量的发展，提升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
有序推动“新基建”，需要建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体制机制，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为加快实现我国经济数字化、智能化提供有力保障。应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充分发挥产业政策的支持和引领作用，有规划有步骤推动“新基建”发展，加强对各地区、各部门项目的监管和调控，防止一哄而起，盲目上马，确保供给与需求结构基本适应。还应发挥好货币和财政政策的支撑作用，一方面精准支持“新基建”项目，降低融资成本，广泛调动社会投资积极性，另一方面加大专项债券发行力度，优化投向、确保资金投入。
推动“新基建”为中国经济注入新动能，需要发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优势，让国有企业在“新基建”中发挥应有作用，积极吸收非公经济成分参与发展，充分发挥好混合所有制经济的作用。同时，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既要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厚植“新基建”的发展动力，又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处理好企业利益与社会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关系，从而使“新基建”走上健康发展道路。
中心学者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学术文章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4月8日03版刊登了中心学者李宝伟、刘凤义、张云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美国经济或进入新一轮衰退》。正文如下：
2020年2月以来，美国的股市、债市以及大宗商品市场持续多日大跌，尤其是股市在3月出现四次熔断，陷入技术性熊市。美联储已宣布实施“无上限”的量化宽松政策等刺激措施，但基于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收入分配制度等长期综合因素判断，美国经济很可能已经进入新一轮衰落。而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和政府管控乏力或将成为压垮美国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
众所周知，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实施了金融自由化政策取向，推动其经济逐渐脱实向虚。1998年，美国颁布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彻底放开金融监管，金融资本借杠杆机制快速膨胀；美联储在90年代以后长期实行以维持金融稳定为目标的宽松货币政策；美国政府毫无节制地发行对外债务。这三大因素相互交织，共同推动了美国虚拟资本膨胀和流动性泛滥。因此，在数十年时间里，美国经济不再主要依靠实体经济进行实际资本积累，而是主要依靠政府、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创造出大量虚拟资本，以控制本国和全球经济资源。
2007年次贷危机之后的10多年来，美国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仍然是以虚拟经济运行为核心，高度依赖其基础货币的发行、杠杆和债务的积累，而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具有内在脆弱性。当前，加剧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使本已脆弱的美国经济雪上加霜。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美国经济现状和走势作出基本判断。
第一，从经济结构基本面看，美国实体经济萎缩的局面没有改变。美国实体经济创造的GDP占比由20世纪50—70年代的约60%下降到2019年的约33％；制造业GDP占比从22%下降到11%；而虚拟经济创造的GDP占比从15%上升到34％，其中金融与房地产服务业创造的GDP占比从12%上升到21％。从1982年开始，美国经济不再依靠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而是重点依靠金融、保险和房地产为核心的虚拟经济。2007年次贷危机后这一趋势也没有发生根本改变。
第二，从国际收支方面看，经济虚拟化导致美国从实际产品出口国变为金融资产出口国，形成了经常项目账户逆差和金融账户顺差的循环模式。从1982年开始，美国经常项目的国际收支持续逆差，金融项目的国际收支持续顺差，这种状况持续近37年（仅1991年除外）。现在的美国不再是对世界提供大量产品和技术装备的净出口国，而是对世界大量输出各种金融资产的净出口国，随之而来的是从世界债权国向世界债务国的转变。实际上，近几年来美国股市和债市的繁荣，高度依赖美联储向金融业注资（由于实施了四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扩张了3倍），以及新兴市场国家的富人向美国房地产业注资（仅2013—2014年外国人在美国购房总额就达922亿美元）。
必须指出的是，过去3年美国通过挑起贸易争端等方式，在短期内诱导全球避险资金继续增持美国金融资产，造就了美国经济的“复苏和繁荣”，而这种“繁荣”背后实质是美国债务的持续升高。美联储通过购买长期国债和抵押贷款债券等方式向国内市场注入大量现金，表面上看似化解了金融危机，但实则进一步刺激了经济的高度虚拟化。因此，美国股市繁荣的本质是货币政策、杠杆和债务刺激的短期繁荣。美国次贷危机之后的“去杠杆”仅使其债务存量从2008年的54.5295万亿美元下降到2009年的约54.3110万亿美元，此后的债务存量反而继续上升。而美联储空前力度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使狭义货币（M1）规模从2008年的1.6323万亿美元增加到2019年的4.0427万亿美元，增加了1.47倍。这充分反映出美国经济恢复源于对债务杠杆以及货币增发的高度依赖。在既要“去杠杆”又要救活虚拟经济的情况下，债务总量就不能持续下跌，而这又只能通过现金的更快增长来降低债务风险并恢复和维持虚拟经济增长。
第三，从国际贸易和产业链内在要求看，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背离全球化潮流。美国在过去30多年实施的经济与金融自由化政策，推动了国内经济虚拟化发展，同时塑造了当前的国际产业链和货币金融链，美国与各国在经济上形成了高度依赖关系。因此，实现其实体经济复兴与维持国际货币金融优势地位所使用的宏观政策是相互矛盾的，前者需要使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长期政策；而后者依赖的是短期金融凯恩斯主义政策，恰恰要进一步刺激虚拟经济发展。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各国的相继爆发，对全球贸易和产业链是一次巨大的压力测试，目前的结果已显示，其中很多环节的技术、生产离不开中国企业和中国市场。而中国在高新技术领域已经逐步形成了较为稳固的地位。因此，疫情反而催生了一些新业态、新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也刺激了中国国内市场对新技术及其各种应用的需求。这就进一步降低了美国同类高新技术对中国市场的吸引力，从而可能长期影响美国实体经济复苏，并恶化美股、美债和美元前景。
第四，从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看，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已无力推动美国制造业回归和实体经济复苏。过去40年的去工业化过程导致美国制造业大量外移，政策红利不足以抵消国内社会经济问题推高的生产成本，反而造成流动性泛滥和虚拟经济膨胀。2020年3月3日，美联储将美国基准利率下调50个基点，15日再度下调100个基点，美国传统的利率政策空间殆尽。财政政策方面，特朗普政府推出的减税政策以及持续增长的政府开支，将推动美国财政赤字大幅上涨。美国财政部发布数据显示，2019年度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达到1.02万亿美元，较2018年增长了17.1%。
第五，从就业结构和收入分配方面看，经济虚拟化造成美国就业结构不合理，两极分化日益严重。次贷危机后到2019年，美国经过十年的持续注资，金融房地产服务业得以缓慢恢复，该行业的增长带动了包括会计、律师等职业服务业就业的恢复，职业服务业就业岗位创造的贡献率超过12％；与此同时，制造业就业岗位贡献率仅为9％。总体来看，美国80%的就业人口集中在虚拟经济和一般服务业，由于高度依赖虚拟经济，这种就业结构相当脆弱。而且，美国国内两极分化日趋严重，中产阶层的实际收入逐步下降，多数人依靠信贷实现消费。受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影响，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已创历史新高，失业率还将持续攀升，贫富两极分化的现象进一步加剧。
第六，从美元霸权方面看，美国已经越来越难以通过向其他国家出售债券的方式，维持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霸权地位。美国拥有全球最大的金融市场，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美国主导构建了美元与石油、美债、股票的循环机制。这个循环机制的关键在于，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和投资者用其国际贸易美元收入继续购买美国国债和股票。为缓解疫情带来的冲击，美国参议院于2020年3月25日通过一项2万亿美元的经济救助计划，美联储还将提供4万亿美元以稳定金融市场，而这种货币—债券自我循环创造，将严重稀释其他国家持有的美元资产价值，将加剧各国摆脱美元体系的离心倾向。
第七，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治理能力看，美国政府采取的一系列防控措施充分暴露了其治理能力的短板。美国政府不仅在治理措施上严重滞后，而且在治理方式、治理手段上都缺少专业性和有效性，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以资本为中心、而非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如果此次疫情在美国以及全球持续恶化，必将进一步动摇投资者对美股、美债和美元的信心，进而加速美国经济的衰退以及美元体系的崩溃。
中心多名学者入选人大《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作者(2019版)》名录
近日，中心学者安虎森、邓向荣、刘凤义、张俊山入选人大《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作者(2019版)》名录。
据悉，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成立于1958年，是新中国最早从事人文社会科学文献搜集、整理、编辑、发布的信息资料提供机构。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库，是以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的复印报刊资料系列数据库为内容基础，辅以先进的检索方式、优质的期刊、论文推荐而成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资料库。复印报刊资料的转载量、转载率、综合指数等已逐渐被学术界和期刊界视为人文社科学术评价、科研考核的参考依据之一。
中心学者编写的两部著作荣获第七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
近日，由中国出版协会主办的第七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获奖名单揭晓，由中心学者参与编写，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两部著作获奖。其中，《现代经济学大典：全2册》荣获优秀出版物（图书）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通论》荣获优秀出版物（图书）提名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是中国出版界奖励优秀出版物的综合性奖项，每两年评选一次，是与“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出版政府奖并列的出版界三大奖项之一。
《现代经济学大典》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理事长、学术委员会主任洪银兴教授担任主编，中心主任逄锦聚教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理事长刘伟教授、学术委员会主任林岗教授、学术委员李晓西教授和黄泰岩教授、中央马工程咨询委员兼首席专家顾海良教授担任副主编，中心数十位专家学者参与书稿撰写。该著作是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资助的国家出版基金重大项目，其定位是对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成功实践做出理论总结和概念提炼，突出反映中国改革与发展30多年来中国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涵盖了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各重要领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通论》（简称“《通论》”）由中心主任逄锦聚教授领衔的科研团队历时三年撰写而成，并在此基础上出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简称“《概论》”）。著作的出版发行正值党的十九大隆重召开，是中心研究团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指引下对时代召唤与实践需求的理论应答。《通论》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牢牢立足中国和世界发展实践，在广泛借鉴国内外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尝试构建新的理论体系。2019年1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南开大学时曾翻阅此书，中央有关部门和天津市委多次调阅《通论》和《概论》。《通论》获中华优秀出版物著作提名奖，入选中华外译项目，正在译成外文将在国外出版发行。在巴黎举行的国际书展上，该著作引起国外学者和出版商的关注，被大英博物馆等世界著名图书馆和博物馆收藏。
中心两名学者项目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
日前，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正式对外公布了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名单，中心学者获批两项。
其中，段文斌教授担任首席专家的“马克思主义视域下技术变迁的动力、机制与政策研究”项目获批资助经费80万元，周云波教授担任首席专家的“新时代中国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研究”项目获批资助经费60万元，共计140万元。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经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批准设立，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层次最高、资助力度最大、权威性最强的项目，是衡量一所大学“双一流”建设和科研实力的重要指标。
中心学者课题获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
4月14日，经专家评审、社会公示并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领导小组批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公布了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名单。公布立项课题109项，我校共有5项课题获批立项，排名全国第四。其中，中心学者刘晓欣教授申报的“深度开放下外部金融冲击应急系统研究”成功中标。
中心学者在《人民政协报》发表学术文章
《人民政协报》在5月7日03版刊登了中心学者钟茂初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六保”是经济复苏和社会稳定的关键性抓手》。正文如下：
努力克服新冠肺炎疫情的不利影响，传递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信心，“六保”对于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有重要意义
当前，各地都在全面推进落实中央提出的“六保”任务，努力克服新冠肺炎疫情的不利影响，传递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信心。不管是从长远还是短期来看，“六保”对于实现经济社会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
由于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尚未得到根本控制，我国多领域经济活动、经济秩序还没得到恢复，产业链供应链出现各种断点堵点、各经济主体承受多方面经营困难，对外贸经济活动的影响还在加深。
在此背景下，经济发展目标任务，中长期应坚定高质量发展道路、从新发展理念中寻求新增长点；中期应以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的“六稳”，进行“逆周期调节”；短期则应促进经济复苏、产业链恢复、提升各经济主体的预期和信心、保持社会经济稳定为根本目标。同时还要为全球产业链及供应链的稳定、提升全球经济走出衰退的信心发挥积极作用。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的“六保”，就是达成上述目标的关键性抓手。
居民就业水平既是宏观经济景气状态的重要指标，也是微观经济主体运行正常与否的重要标志，而且还是多数民众获得稳定收入并维持其供养人员正常生活的根本来源。所以，保障居民就业，既是经济复苏的关键性内容，也是维持社会稳定的根本性手段。当前背景下，保障就业的途径，一是创造各种必要条件使大部分企业尽快地恢复正常经营活动，为全社会提供稳定的就业岗位；二是通过各级政府的经济复苏刺激政策扩大投资活动，尽可能多地增加就业岗位；三是从社会保障的角度增加公益性就业岗位。在保障居民就业的过程中，要特别关注企业劳动力需求与劳动者之间的对接，应采取有针对性的具体措施实现劳动力供需的精准对接；还要特别关注并采取有效措施帮助农民工和城市低收入群体尽快实现就业。
基本民生得以有效保障，是社会成员生活秩序的基本要求，也是社会稳定的基本前提。一是要保证民生基本需求产品的生产供给充足、市场畅通、价格稳定；二是基本公共服务得以优先保障，给民众以生活安稳的良好预期和信心；三是基本民生产品和民生服务的安全性得以保障。
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正常运转，是国民经济体系正常运行的基础，也是居民就业和稳定收入来源的提供者。而市场主体，又恰恰是经济景气波动影响的直接承受者、是新冠肺炎疫情经济影响的直接承受者。疫情过后，各经济主体普遍存在因经营活动中止或部分中止的现象，导致企业在财务状况、经营成本和资金链、原材料供应、产品市场需求、劳动力雇佣、物流等方面出现困难。因此，保市场主体，就必须首先解决企业在恢复正常经营活动过程中存在的堵点，通过财税政策、金融信贷政策、工商政策、劳动社会保障政策的临时性调整，使市场主体尽快渡过难关、恢复正常、走向发展。
粮食能源安全，既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稳定的根本保证。以粮食的安全问题为例，要保证粮食生产和储备的充足、要保证粮食市场供应充足和价格稳定、要保障粮食市场长期供需趋势的预期良好和期货价格稳定。在保证粮食安全的过程中，要保障粮食生产总量的稳定就要保障粮食生产者的利益和积极性，所以，在当前形势下，国家应当对于粮食生产出台特殊的补贴政策、收购政策、农业保险政策；解决粮食生产相关的产业链断点、堵点，应当放在经济复苏举措的重中之重地位；此外，还要针对国际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有针对性地解决好由此带来的供给风险和结构性问题。
各种产业链、供应链，在此次疫情中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性影响。恢复正常的产业链供应链，是经济复苏的首要任务。要充分发挥各级政府对于区域内经济活动进行有针对性引导、精准疏导和适度干预，对企业起到纾困和关键节点推动的作用。如果产业链上的企业经营困难都能得以解决的话，那么，整个产业链就能够恢复顺畅运行；还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通过市场信号，接续引导相关产业链条上的企业有序复苏。
基层有效运转，从经济复苏和社会稳定的角度来看，其作用体现在中央及各级政府出台的经济刺激政策得以有效落实；及时发现并反馈就业、民生、社会稳定等方面的困难和堵点所在，提供基层可借鉴经验的传播；精准协调和排除市场主体、产业链供应链在经济复苏过程中遭遇的具体障碍；通过基层良性运转状态和基层人员的精神面貌，向全体居民提供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信号和信心。
中心学者在《光明日报》发表学术文章
《光明日报》在5月11日06版刊登了中心学者陈宗胜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精准施策 确保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正文如下：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陕西考察时强调，“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我们完成既定目标任务带来挑战”，“要瞄准突出问题精准施策，做好剩余贫困人口脱贫工作”。当前，我们亟须准确分析、科学把握并努力克服疫情对脱贫攻坚工作带来的影响，凝心聚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疫情发生初期，全国各地陆续采取了一系列封城、隔离、延迟返岗复工等严格防疫举措，在有效遏制疫情蔓延的同时，也对扶贫工作的开展产生了较大影响：一是返岗就业受阻使农民工特别是贫困地区劳务工人收入下降；二是农畜产品积压、滞销，使贫困地区农民收入受到影响；三是脱贫攻坚项目实施与恢复受阻，使扶贫任务进展受到影响；四是贫困地区中小微企业抗风险能力比较弱，导致经营收入减少并可能返贫；五是疫情对原有扶贫工作计划产生了极大干扰。
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要求“高度重视打赢脱贫攻坚战面临的困难挑战”，并就“确保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作出重要部署。从实践看，疫情或灾害对减贫进程会产生影响。我们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将疫情的影响降到最低。目前，为了有效应对疫情及其对脱贫攻坚工作造成的影响，各级政府采取了积极应对措施并及时调整方案，一方面坚持疫情防控不松懈，保证了贫困地区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另一方面，在确保防控措施到位的前提下，积极推进各地经济恢复正常状态。接下来，面对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新情况、新任务，各级政府部门应继续加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各方面举措，全面落实“六保”要求，努力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确保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精准稳妥推进企业复工复产，加快扶贫项目开工复工。要优先支持贫困劳动力务工就业，在企业复工复产、重大项目开工、物流体系建设等方面优先组织和使用贫困劳动力，鼓励企业更多招用贫困地区特别是建档立卡贫困家庭人员，通过东西部扶贫协作“点对点”帮助贫困劳动力尽快有序返岗。
继续加大贫困地区农产品的互联网销售渠道拓展和宣传力度。针对帮扶地区的农业发展，应特别注重利用新技术积极整合各方面资源，创新农产品的营销模式，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扩宽农产品销售渠道；与各大电商平台合作，充分挖掘贫困地区丰富优质的农产品资源，多途径解决农产品产销面临的问题；建立信息发布平台，及时发布贫困地区农产品信息，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实现与大型批发市场和经销商对接，推动企事业单位集中采购贫困地区农产品；加强与媒体和平台的合作，通过电视、短信、App等方式加强宣传推介力度。
着力为贫困地区中小微企业提供针对性的财税金融政策支持。贫困地区中小微企业应对风险能力相对不足，经营收入大幅下降，面临着较大的生存压力。因此，应针对贫困地区的中小微企业，建立“一业一策”的精准对接机制，在政策层面加大支持力度，及时了解基层工作推进情况，及时协调解决中小微企业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出台各类财税金融支持政策，缓解贫困地区中小微企业的经营困难，保住其能够吸收更多贫困群体就业的重要优势和作用。
针对贫困群体，加大医疗、物资和现金救助，巩固“两不愁三保障”成果，做好贫困人口日常生活保障工作。在对正式纳入保障体系的低保户、特困户予以收入补助的同时，还应关注因疫情影响而可能进入保障范围的边缘群体。处于贫困边缘的低收入群体和刚刚脱贫的贫困群体，其收入和就业状况的稳定性不足，需要给予一定的生活救助。对于患有重大疾病或慢性病的贫困群体，要加大医疗救助，避免出现因医疗支出导致扩大因病致贫、返贫的范围。尤其是感染新冠肺炎的特殊群体，更应予以特别救助和补贴。
持续强化失业贫困群体的工作技能培训。对于在疫情期间未能实现就地就近就业、未能及时返岗复工的贫困群体，除了要做好兜底保障外，还应积极组织开展工作技能培训，或者通过补贴鼓励他们积极参加网络培训课程。各地区政府部门应积极创造条件，充分利用各类新闻媒体平台、微信公众号等线上渠道，加大疫情期间开展工作技能培训政策的宣传力度，鼓励他们主动提高自身的职业素质水平，为尽快实现就业脱贫筑牢基础。
目前，针对新冠肺炎疫情给脱贫攻坚各项工作带来的新挑战，各级部门正在尽全力摸排情况，精准分类施策，转变工作方式，克服疫情对脱贫攻坚的影响，特别是在及时有力地采取一系列统筹疫情防控与脱贫减贫措施的情况下，疫情对扶贫工作的影响是暂时性的，不会改变脱贫攻坚大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在，脱贫攻坚政策保障、资金支持和工作力量是充足的，各级干部也积累了丰富经验，只要大家绷紧弦、加把劲，坚定不移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好，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疫情防控积极向好的态势正在拓展，贫困地区疫情风险逐步降低，832个贫困县全部降为低风险地区，脱贫攻坚各项工作正在恢复并持续加速。依此判断，虽然新冠肺炎疫情为扶贫工作增加了困难，但只要全国一心、持续推进，圆满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是完全可能的。面对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战果和决战脱贫攻坚的巨大成绩，全社会应当更加齐心协力、共克时艰，助力实现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任务。
中心学者在《人民政协报》发表学术文章
《人民政协报》在5月26日06版刊登了中心学者钟茂初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稳就业是当前经济工作重中之重》。正文如下：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出现频率最多的一个词，就是“就业”。报告明确提出“今年要优先稳就业保民生”，可见“稳就业”是今年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
各项宏观政策和具体政策，也都以保就业为基本目标。比如，积极的财政政策，2万亿元财政赤字资金，直达基层惠企利民，主要用于保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又如，财政、货币和投资等政策要聚力支持稳就业；再如，促进外贸基本稳定，围绕支持企业增订单稳岗位稳就业；等等。之所以，把“稳就业”放到如此重要的地位，其原因在于，就业水平既是宏观经济景气状态的重要指标，也是微观经济主体运行正常与否的重要标志，而且还是多数民众获得稳定收入并维持其供养人员正常生活的根本来源。保就业，既是经济复苏的关键性抓手，也是维持社会稳定的根本性手段。也就是说，在常态化防控疫情的背景下，今年乃至今后一段时期，都必须通过各种途径来实现稳就业的目标，各项政策也要把稳就业作为政策目标的出发点之一、作为政策落实效果的重要评判依据。
稳定就业，首先必须稳住中小企业、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在内的市场主体。通过减税降费等政策使大部分企业渡过难关，尽快地恢复正常经营活动，为全社会提供稳定的就业岗位，是一个重要的宏观政策路径。所以，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大减税降费力度，助力市场主体纾困发展，新增减税降费5000亿元，全年新增减负2.5万亿元，要坚决把减税降费政策落实到企业，留得青山，留得未来。此外，政府工作报告还强调强化对稳企业的金融支持，为保市场主体，一定要让中小微企业贷款可获得性明显提高，一定要让综合融资成本明显下降。可以说，各个市场主体是国民经济的“青山”，而就业者则是各个市场主体的“青山”，只有稳住了上亿个市场主体，就能够为稳定就业奠定坚实的基础；反之，如果企业无法从在财务状况、经营成本和其他负担、资金链等困难中解脱出来，那么依靠其解决就业问题也就无从谈起。
稳定就业，要通过扩大内需来实现。只有需求稳定才会有必要的经济增长，才会形成相应的就业。所以，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通过稳就业促增收保民生，提高居民消费意愿和能力。支持餐饮、商场、文化、旅游、家政等生活服务业恢复发展，推动线上线下融合。这些领域，受疫情影响最大行业，也是劳动密集型行业，这些产业的复苏，能够对稳就业起到指标性作用。对这些行业进行的支持政策，使之逐步实现产业复苏，给整个第三产业树立经济复苏的信心。扩大内需的另一途径是扩大有效投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拟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3.75万亿元，比去年增加1.6万亿元，重点支持既促消费惠民生又调结构增后劲的“两新一重”建设。通过扩大有效投资政策，推动经济尽快复苏并恢复正常经济秩序，是完全必要的。其目标，一是尽快从负增长的状态回复到正增长轨道，以增强全社会对国民经济的信心，促使各经济主体对未来经济发展形成良好预期；二是通过投资于特定产业领域，以投资建设过程较大规模的人力资源需求，为全社会提供就业岗位并带来相应的收入，为国民经济复苏和发展提供稳定的社会环境；三是通过投资建设过程较大规模的中间产品需求，带动关联产业的复苏和发展。这些方面都将对稳就业产生积极作用。
稳定就业，还可采用其他形式来实现。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资助以训稳岗，今明两年职业技能培训3500万人次以上，高职院校扩招200万人，要使更多劳动者长技能、好就业。这一政策举措，既是对潜在失业隐性失业问题的有效应对，也为未来经济发展培育高素质的后备劳动力资源。对短期的稳就业，对长期的经济转型发展都有直接作用。
稳定就业的同时，还必须做好就业相关的社会保障工作。政府工作报告对此也作出了相应的政策安排。如我国包括零工在内的灵活就业人员数以亿计，今年对低收入人员实行社保费自愿缓缴政策；扩大以工代赈规模，让返乡农民工能打工、有收入；扩大失业保险保障范围，将参保不足1年的农民工等失业人员都纳入常住地保障。扩大低保保障范围，对城乡困难家庭应保尽保，将符合条件的城镇失业和返乡人员及时纳入低保。
有效落实上述政策，最大限度地稳定就业，最大限度减少因特殊经济环境对就业带来的影响。是切实推进经济复苏和社会稳定的根本保证。
中心三名学者为导师的博士生学位论文获评天津市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为鼓励创新，加强研究生培养工作，促进高层次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天津市开展近三年（2016-2018）优秀博士学位论文遴选工作。经过学校推荐和天津市专家组会议评选，中心学者为导师的博士生共有三篇论文入选，分别是2012级博士生陈岑（导师：周云波）、2014级博士生刘帅光（导师：李俊青）、2014级博士生王鑫（导师：王玉茹）。
逄锦聚教授领衔 《奋斗与创新——新中国经济理论与实践70年》出版发行
日前，由中心主任逄锦聚教授作为首席专家召集人、南开大学十余位教师集体研究撰写的专著《奋斗与创新——新中国经济理论与实践70年》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201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纪念南开大学建校100周年，逄锦聚教授牵头的政治经济学团队将组织撰写新中国经济理论与实践专著作为年度重大科研任务之一，历时一年有余，完成了这一成果。全书除前言、结语外，分十五章，大致体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实践探索的历史发展脉络，又使各章具有理论的内在联系。
据介绍，该书有几个创新性特点。内容方面，在反映新中国成立70年的探索历程、取得的辉煌成就的基础上，选择了若干重大问题，加强以经济理论解读实践；在体系结构上，既采取专题式的论述，又使各个专题之间保持一定的逻辑关系；在基本观点上，坚持新中国70年改革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本质上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探索的观点；在方法论上，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方法论。
近年来，逄锦聚教授领衔的南开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团队坚持选取中国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和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提出的重大实践和理论问题进行研究，努力对一系列重大经济问题进行创新性阐释，先后完成出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通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等著作，受到中央领导同志重视和理论界高度评价，《奋斗与创新——新中国经济理论与实践70年》是继《通论》《概论》之后的又一力作。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南开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团队在全力做好防疫工作的同时，全力进行科研攻关。高质量地完成了相关专项研究任务，为党和国家的科学决策贡献“南开智慧”和“南开声音”。
目前，中心正在逄锦聚教授的带领下，认真总结前期成果和研究经验，认真学习党的最新理论成果，把研究成果转化为人才培养的滋养，集中力量编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着力构建和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
天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致信南开大学表示感谢
近日，天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给南开大学发来感谢信，对中心段文斌教授带领科研团队在疫情期间的政策咨询研究成果表示感谢，对学校科研团队勇于承担应急任务、有效开展调查研究表示感谢。
段文斌教授应天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邀请，于2020年3月12日开始，带领科研团队全力投入促进我市消费扩容提质的政策咨询研究，并取得了突出成果，为决策提供了有力支撑，展现了南开教师爱国敬业、奉献担当的精神。
中心学者在《天津日报》发表学术文章
《天津日报》在6月29日09版刊登了中心学者刘刚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扎实推进人工智能 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正文如下：
2016年，中国科学家首次提出AI 2.0概念。与传统人工智能(AI 1.0)不同，AI 2.0是基于网络空间发展的数据智能，即新一代人工智能。随着包括交互式互联网(Web 2.0)、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和5G在内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空间与物理和社会空间的互动和融合使“数据和计算”成为驱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生产要素”，极大提升了社会生产力水平，人类社会开始步入智能经济时代。
作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引擎，人工智能属于通用技术。就像前三次工业革命中的蒸汽机、电力和计算机一样，通用技术只有通过赋能实体经济，实现与经济和社会深度融合，才能带来经济持续增长。在核心技术逐步成熟的条件下，如何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催生新一轮科技创新浪潮的涌现，实现社会生产力水平大幅度跃升，将决定和影响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和世界经济发展格局。
一、作为通用技术的人工智能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永恒动力。从对经济活动的影响程度看，科技创新包括两种基本类型：局部技术和通用技术。局部技术是指发生在某一具体领域的技术，对经济和社会产生的影响是局部、短期和渐进式的。而通用技术则是指具有广泛应用领域的关键技术，对经济和社会产生的影响是整体、长期的和激进式的。只有通用技术才构成工业革命的基础。例如，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蒸汽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电力和第三次工业工业的计算机技术。人工智能属于典型的通用技术，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是革命性的。
通用技术通过创造“关键要素”实现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融合。“关键要素”是指一组由通用技术发展带来的应用领域广泛和可无限供给的廉价投入品，例如，电力、电机和芯片。“关键要素”可以被广泛地运用于传统产业改造，带来经济结构的变革和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升。人工智能创造的“关键要素”是“数据和计算”。围绕着“关键要素”的产出和投入，智能经济包括两个基本组成部分：核心产业部门和融合产业部门。其中，核心产业部门是指人工智能科技产业化过程中创造的产业部门，例如，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和5G产业，产出为“数据和计算”。而融合产业部门则是指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融合过程中创造的产业部门，以“数据和计算”为投入要素，例如，智能制造、新零售、智慧城市、智能交通和智能医疗。
核心产业部门和融合产业部门的良性互动或创新循环的形成，是智能经济出现爆发式增长的前提和基础。正是基于对人工智能通用技术本质特征的深刻认识，我国先后出台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和《关于促进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指导意见》。2019年3月19日，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要把握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特点，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产业应用为目标，深化改革创新，优化制度环境，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和内生动力，结合不同行业、不同区域特点，探索创新成果应用转化的路径和方法，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
二、融合产业部门的发展
为了研究人工智能科技产业发展的现状和趋势，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研究院建立了一个包括797家中国人工智能骨干企业的数据库。在797家样本企业中，581家企业为融合产业部门企业。对581家企业研究表明，它们广泛分布在十八个应用领域。其中，企业技术集成与方案提供、智能机器人两个应用领域的企业数占比最高，分别为15.43%和9.66%。关键技术研发和应用平台、新媒体和数字内容、智能医疗、智能硬件、科技金融、智能商业和零售和智能制造领域企业数占比相对较高，分别为8.91%、8.91%、7.65%、7.03%、6.65%、6.52%、6.15%。智能农业的占比最低，仅为0.75%。企业技术集成与方案提供和关键技术研发及应用平台占比排名第一和第三位，说明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发展过程中，技术集成和专用技术创新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智能机器人企业数排名第二则说明制造业的智能化是人工智能发展的迫切需求。
在581家人工智能样本企业中，可获得577家企业2019年的融资数据。通过577家企业所属产业领域的融资额占比，可以看出哪些应用领域更受资本的青睐。从人工智能应用领域企业融资额的分布看，智慧零售、新媒体和数字内容、智慧金融类应用领域的融资额最高，占比分别为18.37%、15.96%和15.94%。除此以外，关键技术研发和应用平台、智慧交通、智能硬件融资额占比在5%以上，属于占比较高的应用领域。
在融合产业部门发展中，活跃度排名前五的企业分别是平安集团、苏宁易购、小米、滴滴出行和九次方大数据。同盾科技、恒生电子、东方明珠、达实智能、海尔集团、华大基因和明略科技都属于活跃度较高的融合产业部门企业。
而为融合产业部门企业提供技术、人力资本和资金支持的企业和机构主要包括五类：一是以华为、百度、腾讯、阿里云为代表的核心产业部门的人工智能平台企业。平台企业不仅为企业提供应用场景，而且提供技术和人力资本支持；二是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浙江大学为代表的高校和科研院所，在为融合产业部门企业输送大量人力资源的同时，提供技术支持；三是以英特尔、高通和英伟达为代表的跨国企业，为融合产业部门企业提供包括芯片在内的核心硬件和基础软件服务；四是以红杉资本中国、经纬中国和真格基金为代表的投资机构，为融合产业部门企业提供了资金支持；五是以中国联通和中国移动为代表的网络基础服务供应商，为融合产业部门的发展提供基础设施服务。
从技术、人力资本和投资关系看，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对融合产业部门的发展具有很强的辐射带动作用，是融合产业部门关键技术、人力资本和投资者。除了平台企业，传统行业的龙头企业同样是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融合的重要推动者。依托在传统产业中的技术和市场优势，通过与平台、中小企业、大学和科研院所的合作，龙头企业集成人工智能技术实现专用性技术积累。在融合产业部门发展中，国外企业、大学和科研院所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创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推动融合产业部门发展需要创新思维
在工业化阶段，通过成熟产品和标准化生产技术的引进，中国加速成长为世界制造业中心。而在高质量发展阶段，无论是人工智能科技的产业化还是产业的智能化都要依赖自主创新。尤其是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发展过程中，一系列互补性创新和专用性技术积累是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前提和基础。运用人工智能改造和提升现有产业，需要新思维和新举措。尤其是不能把发展人工智能科技产业的工作重心仅仅放在招商引资上，而要坚定不移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努力构建和营造创新创业环境和良好的营商环境。
首先，建设以产业智能化为导向的新型创新区，加速科技创新资源的集聚，是推进融合产业发展的关键战略举措。从人工智能科技产业发展的前沿地区看，以产业智能化为导向的新型创新区在推进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与传统的工业园区和高科技园区根本不同，新型创新区强调的不是物理空间，而是网络空间的规划和发展。在网络空间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的培育，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
其次，开放应用场景是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的前提。人工智能属于通用技术，应用场景开放是实现互补性创新和专用性技术积累的基础。
第三，数据生态的形成是人工智能技术在具体应用场景中运用的基本条件。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数据智能，是建立在良好的数据生态基础之上的。只有形成数据生态优势，才能顺利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的融合。
第四，加快包括5G在内的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助力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发展过程中，需要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从产业智能化的视角看，5G是包括智能制造在内的融合产业部门发展的基础。
最后，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发展过程，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而是需要一系列互补性创新和专用性技术积累作为支撑。例如，在人工智能与安防产业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包括视频数据的结构化、智能摄像头、智能芯片和边缘计算在内的一系列互补性创新和专用技术形成的形成，是智能安防产业兴起和发展的关键。在未来的发展中，将在我国的若干区域或城市形成以优势融合产业部门集聚区，成为人工智能科技产业发展的引领者。与之相伴随的则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