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成果概况
2021年上半年，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包括：出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中心主任主持完成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成果获评优秀；在CSSCI来源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在《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经济研究》《世界经济》等国内知名报刊杂志发表多篇文章等。
二、课题研究
中心主任主持完成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成果获评优秀
日前，经教育部社会科学司组织专家评审鉴定，中心主任、我校讲席教授逄锦聚教授主持完成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建设与创新研究”顺利结项，成果鉴定等级为优秀。
该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包括两部专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通论（修订版）》（以下简称《通论》）、《奋斗与创新——新中国70年经济理论与实践》和30余篇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研究咨询报告等，最终成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建设与创新研究》（书稿）。其中《通论》作为迎接党的十九大重点图书由经济科学出版社于2017年出版，2018年修订再版，在学术界和社会各界产生重要影响，《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人民网》《光明网》《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出版传媒网》等予以报道或发表署名书评，对该书给予了肯定性的学术评价。在巴黎举行的国际书展上，《通论》引起国外学者和出版商的关注，被大英博物馆等世界著名图书馆和博物馆收藏。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1月17日在南开大学考察调研时，翻阅了《通论》（修订版）。该著作荣获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第七届中华优秀出版物著作类提名奖、第十六届天津市哲学社会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奖励。
该项目负责人为逄锦聚教授，成员有景维民、何自力、刘凤义、周云波、安虎森、杜传忠、宁光杰、王璐、郭金兴、张海鹏、荆克迪、乔晓楠、张兵、冯志轩、孙景宇等教师，项目对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课题进行了研究，尝试构建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对经济学的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贺京同教授课题获批阐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
近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公布了“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名单”，本次共立项课题130项，中心贺京同教授申报的“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研究”获批立项。
三、成果简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出版发行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在南开大学视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南开大学讲席教授、中心主任逄锦聚教授领衔政治经济学团队编写完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日前由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通论》（简称《通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简称《概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吸收近年来理论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建设中取得的成果，是为了把《通论》和《概论》中取得的研究成果转化为人才培养的内容而编撰发行的。就创新性而言，该教材立足中国实践，坚持问题导向，反映时代进步；充分吸收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成果、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中的经济思想以及国内外学术界已经取得的经济学理论成果三种资源；阐释了一些新的范畴和创新理论以及一些系统学说，并尝试构建新的体系结构；突出教科书特点，每个篇章都配备了教学目的要求和教学要点。
该教材由逄锦聚、景维民、何自力、刘凤义、周云波等中心十四位学者共同编写完成。截至目前，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团队已经在全国高校率先初步建设完成含有本硕博阶段全梯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体系和相对完善的课程体系。
中心学者在《人民政协报》发表学术文章
《人民政协报》在1月26日第6版上刊登了中心学者钟茂初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化危为机的发展成绩单与新起点展望》。正文如下：
日前，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20年四季度和全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初步核算结果，这一统计数据客观反映了我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效。
其一，2020年一季度因疫情而导致负6.8%增长的严峻形势下，从第二季度起，全面有序复工复产，全年实现2.3%的经济增长。第四季度的增长率达到6.5%，这一增长率反映了当前国民经济恢复到了正常增长水平。与2019年6.1%的增长水平相比，基本持平。
其二，三次产业同步恢复到正常增长水平。2020年第四季度，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增长率分别达到4.1%、6.8%、6.7%。与2019年第一产业3.1%，第二产业5.7%，第三产业6.9%相比，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的已经超过了正常年份，第三产业略有下降。
其三，主要产业基本上恢复到正常增长水平，部分产业的回复还有待时日。农林牧渔业、制造业、建筑业、批发零售业、交通物流业、房地产业、信息业已经超越正常年份的增长水平；金融业基本恢复到正常年份水平；住宿餐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其他服务业等产业，距离恢复到正常年份增长水平尚有一定差距。
总体来看，这一经济发展成绩，来之不易。展望2021年的经济发展态势，短期视角看，统筹防控疫情和经济发展依然是基本特征；中长期视角看，则要为“十四五”规划的实施起好步、开好局，特别是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在创新驱动、在乡村振兴、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要初建成效。2021年，依然要防控新冠疫情的局部反复给个别区域、特定产业领域、某些产业链条带来的经济运行风险；依然要防控因疫情后续影响可能诱发的金融风险；依然要积极应对国际经济增长乏力甚至是持续负增长以及新冠疫情持续蔓延导致国际经贸的不确定性风险；依然要以稳就业、保就业为要务，使低收入群体的就业、收入和消费水平得到有效保障。
此外，还要认识到，常态化防控疫情，必然对经济发展的某些领域带来一些重要变化，如，线下商业服务等势必受到较大影响。对于这些影响，一方面要有效应对，另一方面则要寻求新增长去替代弥补其影响。寻求新增长潜力的路径包括，一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带来的内需增长；二是进一步推进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三是技术创新带来的新产业、新技术、新需求；四是“补短板”“新基建”逐步发挥作用，传统产业与数字产业、智能产业有机结合；五是各种要素（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市场化流动和市场化配置带来的新发展；六是对城市基础设施的改造和城市公共服务的改善。
中心学者在《天津日报》发表学术文章
《天津日报》在2月1日第9版上刊登了中心学者孙景宇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以新发展格局引领新型全球化》。正文如下：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作出了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抉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发展格局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不能仅仅把推动形成宏大顺畅的国内经济循环理解为应对当前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传统国际循环明显弱化的被动之策，而应当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将其理解为中国重新塑造与世界关系的主动选择，其目的是依托国内市场实现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以高质量发展形成我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进而以高水平开放引领新型全球化，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一、世界大变局与新型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商品和要素的流动，增进了世界各国人民的交流合作，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历史上的经济全球化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和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在于，总是将发展建立在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和掠夺基础之上，因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无法实现包容性发展，容易导致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引发国际关系上的封闭对抗，形成观念上“你输我赢”或者“你赢我输”的零和博弈。
新型经济全球化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通过寻找各国利益的结合点扩大合作，以开放为导向，以合作为动力，以共享为目标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使经济全球化建立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基础之上，注重提高发展的包容性，让经济全球化更好地惠及每个国家、每个民族，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及由此带来的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深刻变化，是21世纪的重要时代特征，正在从根本上重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共处空间和格局。两种制度的并存和竞争是影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走向的关键所在，决定了是让经济全球化重新回到封闭对抗、剥削掠夺的基础上，还是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基础上推动新型经济全球化。2020年，中国正处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同时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在这样的背景下，《建议》作出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抉择，强调立足国民经济良性循环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形成我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有利于开启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的新型经济全球化进程，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中国贡献。
二、立足国内大循环于变局中开新局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欧美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加速衰落，以及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公布的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数据来看，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和加拿大这七个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已经下降到50%以下，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则超过了50%。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表明，当前人类社会发展所面临的一系列全球性问题，已经无法在原来西方中心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得到有效解决。只有摒弃零和博弈的旧思维，积极树立合作共赢的新理念，打造新的国际分工体系和全球价值链，共同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才能在世界大变局中开新局。
“十四五”时期将是世界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人工智能、大数据、量子信息、生物技术等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积聚力量，催生“互联网+”、分享经济、3D打印、智能制造等新理念、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给全球发展和人类生产生活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蕴含着巨大商机，正在创造巨大需求。然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世界大变局加速变化。不仅国际贸易、投资、消费陷入衰退之中，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的蔓延也使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受到巨大冲击。在这种情况下，《建议》提出要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强化国家战略科技能力，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同各产业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这有利于抓住科技变革的重大机遇，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发挥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既为中国的创新发展提供新动能，也为新型经济全球化注入新活力。
立足国内大循环推动创新发展，有利于发挥中国制度的独特优势，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举国体制，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只有发挥我国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完善国家创新体系，才能做到科技自立自强。一方面补齐短板，解决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瓶颈；另一方面拉长长板，巩固提升优势产业的国际领先地位，锻造一些“杀手锏”技术。但是也应当看到，核心技术一旦脱离了它的产业链、价值链、生态系统，上下游不衔接，就难以应用到实践中，形成驱动发展的强大动力。因此，立足国内大循环推动创新发展，还有利于发挥中国产业体系完备、市场潜力巨大的经济优势，依托国内大市场重塑产业链供应链，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把新发展理念贯彻到国民经济各领域各环节，在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上形成我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推动全球创新版图的重构和全球经济结构的重塑。
三、以国内国际双循环引领新型经济全球化
新发展格局的主体是国内大循环，但其指向却是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把发展的立足点放在国内，是为了在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后，增强抵御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保持国民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而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又可以为中国实现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提供强大支撑，在顺畅联通的国内国际循环中使中国更好地融入世界，进而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塑，形成更加稳定更加平衡的全球经济大循环。
一是利用好国内市场，通过继续扩大市场开放，加快形成全方位、全领域的全面开放新格局，让世界分享中国发展带来的新机遇。《建议》提出，要通过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完善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稳步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等一系列举措，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为新型经济全球化提供新动力。值得一提的是，《建议》提出要发挥好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重要展会平台作用，这是中国着眼于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作出的重大决策，体现了中国坚定推进自由贸易、积极实现进口和出口协调发展的一贯立场，说明中国切实致力于在包容、开放、共赢的基础上推动新型经济全球化。
二是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推动世界向更加平衡、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是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平台。“一带一路”建设以平等自愿为基础，兼顾各方利益和关切，强调各方平等参与、风险共担，不搞“封闭制”，不用破坏式方式搞发展，坚持合作共赢，倡导共同繁荣发展，顺应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和世界普遍交往的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回应了世界各国人民要求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共同心声。目前已经有1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而《建议》把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作为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的一项重要举措，就是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基础上，通过构筑互利共赢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体系，深化国际产能合作，扩大双向贸易和投资，推动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发展，为推动新型经济全球化贡献中国方案。
中心主任在《光明日报》发表学术文章
《光明日报》在3月5日第11版上刊登了中心主任逄锦聚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开启现代化建设新征程》。正文如下：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我们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这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怎样认识新发展阶段的新目标新任务新要求，如何把握新发展阶段的新机遇新挑战，高质量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本文拟从经济学的角度加以阐释。
新发展阶段是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揭示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个不断发展又分阶段进行的历史过程。这一历史过程包括哪些阶段，如何把握不同阶段的划分，对此需要在实践中顺应规律，逐步深化认识。
马克思恩格斯曾预测，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到共产主义阶段需要经历过渡时期、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以及高级阶段。列宁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在向共产主义社会前进的过程中，会经历“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不完全的共产主义”等阶段。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
在长期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基础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范畴，并确认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第一次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初级阶段”，党的十三大指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就我国的社会性质来看，它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就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成熟程度来看，它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十五大进一步阐述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和要实现的目标。
党的十八大重申，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推进任何方面的改革发展都要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党的十九大在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论断的同时，进一步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确立和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创新，为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根本依据。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发展中还会不会呈现出、要不要划分为一些具体发展阶段？这是现代化建设实践提出的重大课题。对此的探索一直都在不懈地进行中。根据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实际和世界形势的变化，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新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阶段，同时是其中经过几十年积累、站到了新的起点上的一个阶段。新发展阶段是我们党带领人民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历史性跨越的新阶段。”“新中国成立不久，我们党就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未来30年将是我们完成这个历史宏愿的新发展阶段。”同时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发展的要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的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发展阶段的深刻阐释，反映了党和人民对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为正确认识党和人民事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明确党的阶段性中心任务、制定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根本依据和指南。
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的新目标新任务
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是根据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客观实际作出的战略判断。准确理解新发展阶段之“新”，是顺利开启新阶段的前提和关键。
新发展阶段之“新”，首先表现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站立在新的起点。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懈奋斗，我国取得了世所罕见的经济长期快速增长和社会稳定发展的奇迹，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经济结构持续优化。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稳居世界第二，占世界经济比重预计在17%左右，人均GDP连续两年超过1万美元，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伟大历史性成就，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如期完成。我们已经拥有开启新征程、实现新的更高目标的雄厚物质基础。
新发展阶段之“新”，同时表现在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就国内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国民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综合国力增强，制度优势显著，经济长期向好，发展韧性强大，社会大局稳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要求不断提高，继续发展具有多方面优势和条件。但也要看到，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创新能力还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农业基础还不稳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生态环保任重道远，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社会治理还有弱项。就国际而言，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虽然新科技革命方兴未艾，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没有改变，和平发展仍是世界两大主题，各国分工合作、互利共赢是不可逆转的长期趋势，但霸权国家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因非经济因素面临冲击，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使这个大变局加速变化。上述情况说明，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也面临严峻挑战，“机遇和挑战之大都前所未有，总体上机遇大于挑战。”
新发展阶段之“新”，还表现在我国发展要实现新目标完成新任务。新发展阶段的新目标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即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军。实现新目标完成新任务，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经济行稳致远、社会安定和谐，在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国内市场、深化改革、乡村振兴、区域发展、文化建设、绿色发展、对外开放、社会建设、安全发展、国防建设等各个领域取得突破性新成就。
新发展阶段之“新”，核心问题是要在回答好我们要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这个重大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要建设什么样的现代化，怎样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世界上建设现代化已有几百年历史，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14亿人口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总之，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既切合中国实际，体现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也体现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现代化，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为人类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凝心聚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实现新发展阶段的新目标新任务，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凝心聚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力办好自己的事，锲而不舍实现既定的宏伟目标。
一是着力探索和完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从总体上提出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指导思想、方针、主要目标和战略措施。对此，一方面要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实践中全面贯彻落实，另一方面要根据新的实践，发现和研究新问题，进一步总结新理论并上升为系统化的学说，不断完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二是深入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回答了关于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阐明了我们党关于发展的政治立场、价值导向、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等重大政治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发展和创新。在新发展阶段，必须把新发展理念一以贯之地贯彻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过程和各领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以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产业结构协调、区域经济协调、城乡发展协调、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发展协调，实现绿色发展，促进在更大程度更高水平的开放，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人民共同富裕。
三是加快构建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做出的重大战略调整，是应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变化的战略举措，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主动选择，是发挥我国超大规模经济体优势的内在要求。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必须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向，同时着力需求侧改革；以科技创新作为核心动能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实现经济在高水平上的动态平衡。为此，需要改革流通体制、建设现代流通体系，破除妨碍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和商品服务流通的体制机制障碍，降低全社会交易成本；大力发展实体经济，推动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着力深化改革更加扩大开放。
中心副主任在《光明日报》发表学术文章
《光明日报》在3月23日第11版上刊登了中心副主任刘凤义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正文如下：
《纲要》指出，坚持新发展理念是“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强调要“把新发展理念完整、准确、全面贯穿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构建新发展格局，切实转变发展方式，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今年是我国“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进入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起步之年，开好局、起好步，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从多个层次完整把握新发展理念
完整把握新发展理念，至少包含以下三个层次的内容：
一是从系统的理论体系中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发展理念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理论体系是对事物运动规律的揭示，是指导实践的行动指南。新发展理念包含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这五个方面，五个方面之间相互联系、有机统一，构成了系统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坚持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是新发展理念的“根”和“魂”。这一理论体系从我国究竟要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出发，科学回答了关于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阐明了我们党关于发展的政治立场、价值导向、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等重大政治问题。在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实践中，必须坚持系统观和辩证法，协同发力、形成合力，既不能畸轻畸重、以偏概全，又要结合实际，突出重点，防止生搬硬套。
二是从进入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逻辑中把握。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由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决定的，有着内在的统一性。进入新发展阶段明确了我国发展的历史方位，贯彻新发展理念明确了我国现代化的指导原则，构建新发展格局明确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路径选择。贯彻新发展理念必须从进入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逻辑中去把握。新发展阶段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新阶段，是我们党带领人民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历史性跨越的阶段。站在这一新起点，我国已建立了坚实物质基础、形成了显著制度优势、积累了宝贵治理经验、探索了自主发展模式。但还面临不少问题和挑战，比如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民生保障存在短板、制度体系仍需完善、社会治理存在弱项、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等等。破解这些问题，必须寻找新的路径，重点是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三是从我国所处的制度环境和制度体系中去把握。贯彻新发展理念不是孤立的，也不是抽象的，必须依托相应的制度环境和制度体系。完整把握新发展理念，首先要统筹“两个大局”。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面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个大局”紧密联系、相互作用，必须在统筹“两个大局”中，立足国内，放眼世界，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对我国的影响，既保持战略定力又善于积极应变，既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又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为国内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其次要统筹“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新发展理念贯穿经济社会各个方面，包括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这就要求从统筹“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高度，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最后是统筹发展和安全。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处理好二者关系的过程，既是在创造制度环境，也是在完善制度体系。完整把握贯穿新发展理念，就是要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防范和化解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各种风险。
以问题为导向准确理解新发展理念
新发展理念作为系统的理论体系，是我们党在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深刻分析国内外发展大势的基础上形成的，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同时，新发展理念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特征，是针对我国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准确理解和贯彻新发展理念，既要深刻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又要有针对性地破解改革发展中的难题，在变与不变的辩证法中加以准确理解。
一是把握核心要义。新发展理念既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也是一个系统的规律体系，这个规律体系不是抽象的，而是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紧密结合的。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它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抓创新就抓住了牵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牛鼻子”。创新发展的核心是解决发展动力问题，其中科技创新居于关乎全局的重要地位。协调体现的是事物发展各部分之间的平衡关系，强调发展中不能出现短板，产生“木桶效应”，这是普遍联系规律的必然要求。协调发展注重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包括城乡、区域、经济和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等各种不平衡关系。绿色是生态环境的集中体现，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绿色发展的核心要义是处理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在发展中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开放是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的必然要求，开放发展注重解决内外联动问题，通过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好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在互利共赢中形成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共享发展注重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在坚持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渐进共享中，让人民群众实实在在增加获得感。
二是聚焦时代主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时代新阶段的发展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必须是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就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经济发展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在新发展阶段，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围绕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和高品质生活，构建新发展格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破解发展中的各种问题。比如，在创新发展方面，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破除影响和制约科技核心竞争力提升的体制机制障碍，解决科技领域“卡脖子”技术问题，牢牢把握创新发展主动权；在协调发展方面，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健全区域协调发展、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建立健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机制；在绿色发展方面，构建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政策制度体系，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在开放发展方面，深化商品、服务、资金、人才等要素流动型开放，推动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在共享发展方面，完善初次分配制度，健全再分配调节机制，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三是明确价值目标。新发展理念的根本立场是以人民为中心，价值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进入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必须更加注重共同富裕问题。”“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会有正确的发展观、现代化观。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共同富裕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把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新发展阶段，应解决好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等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统筹做好就业、收入分配、教育、社保、医疗、住房、养老、扶幼等工作，进一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形成发展合力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工作要求，也是十分重要的政治要求。越是形势复杂、任务艰巨，越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越要把党中央关于贯彻新发展理念的要求落实到工作中去。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在短短几十年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与坚定不移坚持党的领导密不可分。党的十八大以来，由于全面加强党的领导，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新的历史性成就，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跃上新的台阶。实践证明，只有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才能在全党全国形成统一思想，才能把党中央的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全面贯彻好、落实好。在新发展阶段，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形势更加复杂、任务更加艰巨，全面落实贯彻新发展理念，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从全局视野加强顶层设计、统筹推进各项政策，积极发挥改革整体效应。
在分工与协作中协调行动。全面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要形成科学的治理体系，既要发挥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又要调动各部门、各地区、各基层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形成协调行动良好局面。全面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还要提高各级党委和政府的治理能力，领导者要有系统观、辩证思维、创新意识和钉钉子精神，既能把握中央精神，又能压实责任，在协作中推动各层面工作全面落实。
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开拓前进。贯彻新发展理念与全面深化改革之间是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既要以新发展理念指导引领全面深化改革，又要通过深化改革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提供体制机制保障。”改革的实质是对利益关系的调整，越是到改革深水区，利益关系调整越复杂、越困难，越需要有开拓前进的精神和勇气。推动改革需要广大人民群众广泛支持，坚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改革，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让人民群众成为推动改革的力量源泉。立足贯彻新发展理念的改革涉及方方面面，最主要的是围绕增强创新能力、推动平衡发展、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开放水平、促进共享发展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展开，更加精准地出台改革方案，更加全面地完善制度体系，让人民群众成为改革的推动者和受益者。
中心学者在《经济研究》发表学术论文
近日，由中心讲师宋泽博士作为第一作者合作完成的论文《增长中的分化：同群效应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在经济学中文顶尖期刊《经济研究》2021年第1期发表。
理解消费增长中的分化现象是更好发挥消费主引擎作用、加快构建双循环新格局的关键。论文基于相对收入消费理论假说，利用2010—2014年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分析城镇家庭消费波动与分化的同群效应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同群效应可以解释家庭消费性支出19.8%的变化，对衣着、食品、居住、教育支出变化的影响分别为37.7%、32.2%、25.1%和21.7%。同群效应对特大/超大城市家庭的衣着、手机等可见性支出有显著影响，大城市中低收入家庭在教育支出中面临更大的同群竞争压力。同群效应的“追赶琼斯”机制是造成消费选择和消费水平分化的主要原因，同群风险分担机制能缓解消费冲击带来的福利下降。致力促进形成国内大市场，应发展壮大中等收入群体，完善降低低收入群体消费风险的保障机制，充分发挥同群效应在消费升级中的需求牵引作用；解决教育等公共服务供给的相对结构性稀缺，以优质供给激活消费大市场。
《经济研究》创办于1955年，是全国性综合经济理论期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是国内各高校、研究机构公认的经济学顶级期刊。
中心学者倪志良教授出版新著探讨“幸福之道”
幸福，事关个人一切内在努力的终极目标；民生幸福，事关国家治理的至善选择。近年来，我国人均GDP已超过一万美元，物质短缺问题已在很大限度上、很广范围内得到了缓解。但是，随着信息过剩、比较过多、竞争过度等社会现象的凸显，人们的压力感、焦躁感、忧虑感等消极情绪也随之增加，使得“好之乐之地工作，心安喜悦地生活”这一简单直接的生命诉求，这一本该作为生命“初心”、成为生命常态的本真诉求变得越来越奢侈难得。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日前，中心学者倪志良教授、赵春玲副教授编著的《幸福之道——幸福经济学实践版》在南开大学出版社适时出版，对“民生幸福与公共治理”进行了积极探索与思考。
该书认为，幸福，用经济学方式表达，就是实现生命资源（时间、精力）配置的效用最大化，实现生命体验的最优化。
书中提到，就个人层面而言，幸福的追求可分为“外求”与“内求”。“外求”，关乎个体如何均衡配置自己的时间和精力等生命资源，逐渐提升个体在现实社会中的“实”况：收入、地位（名望）、健康、人际（亲情、友情等），使个体几十年的生命体验达到最优。“内求”，则关乎个体内心对外在“实”况的综合解读，关乎个体的心智模式、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关乎个体的内在一致性、和谐度、满意度，关乎个体的认知惯性和情绪惯性。
作者介绍，面对相同的“实”况，不同的心会解读出不同的结果、不同的情绪体验。解读体系相当于电脑的软件系统，只有持续升级和优化软件系统，面对本该珍惜的外部“实”况，一个人才有可能体验到更多的心安与喜悦，体验到更多的平和与专注，体验到更多的价值感、意义感、合一感。
“‘内求’、‘外求’，主要都是基于个人可控层面的思考。幸福，有时超乎个人的可控层面，这一层面集中体现在个体所处国家的公共环境，包括国际政治经济地位、和平状况、社会治安、文化、教育、社保、环保等。”倪志良说。
该书认为，稳定、持续的幸福来自快乐和意义感的合一，来自“认知、行为、情绪”的合一。在认知层面，能够经常性地就头脑中的万千“映象”达成“主信息一致”，实现至简、至上基础上的“至真”；在行为层面，能够顺势合赋、好之乐之、惟精惟一地行动，实现“义、利”合一基础上的“至善”；在情绪层面，能够以合乎“天命”的至上目标统率精神能量，体验到至乐、至安基础上的“至美”。认知愈“真”、行为愈“善”、感受愈“至乐、至安”，“知行感”愈能在“真、善、美”的趋向下实现合一。
2017年，《幸福经济学》（第一版）出版后，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与好评，众多媒体转载了书评。正如书评所言：《幸福经济学》为个人的幸福修为与政府的公共治理贡献了积极力量。
与《幸福经济学》（2017年版）相比，《幸福之道——幸福经济学实践版》更加注重可实践性，案例数量也由170多个增加到290多个。其中第一、二篇中70%以上的案例在内容选择和案例评述方面做了优化，第三篇的内容全部做了更新，增加了“教育与幸福”、“文化与幸福”两个章节。
“我们希望这本书可以对中国幸福经济学研究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读者亦必能从中得到很多知识与启示。”赵春玲说。
中心学者在《世界经济》发表学术论文
近日，中心学者赵敏博士独著的文章《货币低估、全球分工与国际价值转移：理论与中国经验数据》在《世界经济》2021年第5期发表。
该文将货币低估、技术国际差异和资本跨国垄断等国际价值转移机制综合到同一理论框架中，构建了以汇率和非汇率因素构成的国际价值转移模型。研究表明，在后福特制积累体制下，一国主权货币作为世界货币使得不发达国家被动卷入世界货币发行国的资本积累逻辑，并参与该逻辑下的国际分工。在世界货币发行国资本主导的全球分工体系中，货币低估、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基于结构化分工体系的商品交换成为不发达国家对外价值转移的主要机制。基于1995-2009年中国数据的测算结果显示，中国在世界市场中存在较大规模的国际价值转移，人民币汇率低估是中国国际价值转移主要机制。
《世界经济》创办于1978年，由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公共主办，是国内最早的世界经济类刊物之一，同时是国内各高校、研究机构公认的经济学顶级期刊。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1年）》发布
5月21日上午，在第五届世界智能大会“数字经济与新发展格局国际高峰论坛”上，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心学者刘刚教授代表数字经济研究中心发布《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1年）》，报告的题目为“新发展格局下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
报告认为，数字和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的全面融合正在加速新发展格局的形成。在新的发展阶段，我们面临的重要任务是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从历史看，经济体系的重大变革来自科技产业革命的推动。从第四次工业革命发生和发展的情况看，基于网络空间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是推动现代化经济体系形成和发展的根本力量。数字和人工智能不仅创造出新的社会生产力，而且激活了历次工业革命积累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潜力。在某种意义上说，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是基于网络空间发展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重构过程。
报告基于2205家人工智能企业的属性和关系数据分析，提出数字和人工智能已经步入与经济社会全面融合发展的新阶段。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率先在第三产业融合，服务要素的在线化对经济社会效率的改进效应已经充分显现。数字和人工智能与第二产业尤其是与制造业的融合同样在加速进行。在制造业中，数字和人工智能融合度排名前三的产业领域是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汽车产业和专用设备制造业。在第三产业融合度排名前三的是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以及金融业。数字和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将持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国家科技创新能力，为新发展格局的形成和发展创造条件。
数字和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的全面融合发展正在改变经济发展的规律。尤其是在网络空间成为资源配置的主导领域后，以物理空间市场为条件的“斯密定理”正在被改写。在网络空间产业生态的作用下，中国农村出现了22种新的职业类型。同时，2016年以来，中国人口流动的主要方式不再是从乡村到城市，而是从线下到线上。此外，农村网络空间产业生态通过促进创新和创业，不断带动村民就业增收，为乡村振兴和巩固脱贫攻坚创造了新机遇。
数字和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的全面融合将会改变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目前，数字和人工智能科技产业的发展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和科技创新资源丰富的北京、广东、上海、浙江和江苏。与前三年相应指标的对比看，珠三角在融合发展阶段走在了全国前列。同时，数字和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加速了我国国内创新循环的形成，将会重塑全球创新循环和创新网络，中国将在科技创新上为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
中心副主任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学术文章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6月2日第3版上刊登了中心副主任张海鹏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构建科技助力乡村发展的长效机制》。正文如下：
当前我国已经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但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在消除绝对贫困之后，我国需要持续解决好农村相对贫困问题，实现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统筹利用好城乡的各种资源和要素，尤其要持续充分发挥科技在助力脱贫与乡村振兴中的关键作用。为此，必须着力构建科技助力乡村发展的长效机制。
科技引领“三农”发展方向
国内外乡村发展的实践表明，科技是“三农”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同时引领“三农”发展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键在科技、在人才”，贫困地区脱贫致富更要依靠科技力量。贫困地区的普遍特点是地处偏远、教育落后、农民发展能力不强，即使有好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等要素，也难以得到很好的开发和利用。因此，通过科技扶贫让贫困群众掌握一些实用技术，“依靠科技的力量来开发、利用原来不能利用的资源，使现有的资源利用得以延伸”，无疑是摆脱贫困的重要途径。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是有机统一的，科技发展不仅有助于脱贫，还有利于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第一，发挥科技在农业发展中的支撑作用，促进农业技术集成化、劳动过程机械化、生产经营信息化、安全环保法治化，加快构建适应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农业发展要求的技术体系，从而有利于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第二，发挥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科技的作用，改变农村信息不通、人手不足、管理粗放的治理困境，提升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第三，以科技促农业生产、加工以及销售等多环节的现代化发展。比如，在农作物生产管理环节，使用现代管理技术促粮食作物更高产，优化生产流程，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在农作物加工和流通环节，以现代物流体系和现代化仓储水平，为产品的储藏和保质提供良好的环境。在农作物销售环节，依托数字经济，充分发挥电商和直播等平台优势，为贫困地区农作物销售建立稳定渠道，有效促进农村居民增收。
科技助力乡村发展实践
进一步总结和推广科技助力乡村发展的实践模式，既有利于巩固和完善现有的科技助农模式，也为其他地区更好获得科技助力提供经验借鉴。当前，科技在助力乡村产业发展、农产品营销、乡村治理等方面有诸多模式值得推广。
科技助力产业发展模式：科技人才驻基层。在科技助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中，最为核心的要素是人才。当前，各地在实践中探索出了院士工作站、科技特派员工作站、科技小院、农业创新驿站等创新模式。科技人员能够立足农业农村发展的现实需要，将科研成果与乡村发展有机结合。这种模式，一方面有助于丰富科研创新实践，同时更有助于传播科技，促使农民学习和掌握新技能，不断提升农业生产中的科技含量，为农村产业发展、农民持续增产增收提供新的支持。另一方面，在科技人才的带动下，优质科技资源和要素不断向乡村集中，为缓解乡村资金、人才缺乏的现状，促进农村产业项目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通过科技人才驻村帮扶，在科技力量引领下汇聚各方力量，合力推进乡村产业振兴。
科技助力商品营销模式：互联网促新基建。农村要脱贫致富，既要看生产，更要看销售。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人们更能强烈感受到农产品流通阻滞所带来的严重影响，也看到了网上直播带货、线上电商销售化解农产品滞销的强大力量。利用互联网平台进行农产品销售，具有销售链条短、成交速度快、流通费用低等特点。随着我国加快推进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数字乡村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高科技手段将为农村的生产生活带来巨大改变，科技赋能将催生更多适应乡村振兴需要的新技术、新应用、新业态，这些都有利于实现城乡融合发展、乡村全面振兴。
科技助力乡村治理模式：数字智能提升治理效能。乡村全面振兴离不开精准高效的乡村治理。在实践中，数字技术和大数据等科技已经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如，通过农民工就业信息发布平台、精准扶贫信息系统、乡村发展微信群等方式，快速及时为群众传递各种信息。信息化、数字化在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实际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在脱贫攻坚中，数字化应用可以更好地对贫困人口进行精准识别和信息化管理，有助于对建档立卡贫困户在就业、产业、医疗、教育帮扶等方面进行数字化管理和动态监测。数字技术在提升乡村治理能力的同时，也有助于地方政府对乡村治理水平进行持续跟踪与绩效评估。
促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
为了进一步发挥科技在脱贫与振兴中的关键作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构建科技助力乡村发展的长效机制，促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
第一，构建普惠型与专用型并重的科技产品供给机制。科技助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首先要有切实可用的科技产品。在种类繁多的科技产品中，对乡村发展而言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是普惠型的科技产品，比如有着广泛应用场景的互联网技术和电商直播经营；二是农业农村发展专用的科技产品，比如，优质抗病抗倒伏的粮食种子。在科技助力脱贫与乡村振兴过程中，既要着力提高农业农村专用型的科技产品供给，让农民掌握更多的新农资和新农具，更要积极推动城乡普惠型的科技产品在乡村落地生根，使新的生产经营活动成为农民新的收入增长来源。
第二，构建综合配套的科技应用落地机制。要让科技真正广泛应用于乡村绝不是单一科技部门的事情，而是需要各方合力，构建创新研发与技术推广联合体、生产经营等多维度综合配套体系。合理配置人、财、物等各类资源和要素，将科技转化为促进“三农”发展的具体生产力，让传统生产要素借助科技赋能更好地融入现代产业链之中，进而更好推进脱贫攻坚，实现乡村振兴。首先，要充分保障农村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相关科技的供给。其次，将科技内化为农业劳动者的技能构成，不断提升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和科技运用能力。最后，为驻村工作队、返乡创业人员等提供财政税收、金融信贷与保险等方面的帮扶政策，为科技助力乡村发展提供综合保障。
第三，构建科学引导与激励有效的评价机制。科技应用要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中全面持续展开，离不开各级政府的政策引导和全方位支持，离不开社会各方的参与共建。构建一套科学合理的科技助力评价机制与评价体系，合理激励和引导各方投入，既可以实现科技助力乡村发展，同时也有利于更好评估科技助力乡村发展的实施效果，持续构筑和提升科技助力脱贫与乡村振兴的良好生态。引导科技产品要与农村发展基础和生产生活条件相适应，与乡村产业发展与市场需求相适应，与农民接受能力和真实诉求相适应，与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全面振兴相适应。对从事农业科研与农技推广的相关人员形成有效激励与正向反馈，形成合作共赢的良性循环，从而建立科技助力乡村发展的可持续机制。
四、部分学术成果列举
逄锦聚
1.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进中国经济学教材建设，中国大学教学，2021年03期
2.构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的力作——读李家祥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论》，政治经济学评论，2021年03期
何自力
1.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制度优势和理论逻辑，乔晓楠、何自力，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21年01期
2.构建“以我为主”新发展格局势在必行，人民论坛，2021年02期
3.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主线，当代经济研究，2021年02期
4.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1年02期
贺京同
1.中国股市的短期反转与长期反转——经验事实、理论模型与实验仿真，贺京同等，南开经济研究，2021年01期
2.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下的行为经济学，那艺、贺京同，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03期
景维民
1.以人民为中心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模式，景维民等，南开经济研究，2021年01期
2.货币供给与通货膨胀背离的时变成因分析，景维民等，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21年06期
刘凤义
1.需要范畴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刘凤义等，经济纵横，2021年01期
2.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第十届全国中青年马克思主义学者高峰论坛综述，刘凤义等，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1年02期
3.政治经济学视域下“需要”与“需求”的关系研究，刘凤义等，南开经济研究，2021年01期
刘刚
人工智能创新应用与平台经济的新发展，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03期
乔晓楠
1.工业化与双循环：对新发展格局的政治经济学探析，乔晓楠等，治理现代化研究，2021年02期
2.非生产部门的国际贸易：理论基础与全球格局，乔晓楠等，当代经济研究，2021年03期
3.长波理论的数理解析及其对新发展格局的启示——纪念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高峰先生，乔晓楠等，政治经济学评论，2021年02期
4.理解新发展格局：双循环的政治经济学视角，乔晓楠等，改革与战略，2021年03期
孙景宇
1.劳动力再生产视角下的中国二元经济发展问题研究，西安财经大学学报，2021年02期
2.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的探索与经验启示，理论与现代化，2021年02期
王玉茹
1.利益相关方的参与与港口的有效管理——基于英国格里诺克港口管理机构的研究（1773—1965年），王玉茹等，南开经济研究，2021年02期
2.中国共产党百年乡村治理：“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基于城乡关系的视角，王玉茹等，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21年03期
周京奎
1.资本要素价格扭曲与创新产出——基于微观数据的理论与经验分析，周京奎等，软科学，2021年01期
2.要素价格扭曲影响企业研发选择吗？，周京奎等，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21年03期
3.中国城市产业承载力的影响因素及分解研究，周京奎等，长白学刊，2021年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