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下半年成果简报
一、成果概况
2016年下半年，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包括：发布《中国城市家庭住房消费调查报告（2016）》；在CSSCI来源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等国内知名报刊发表多篇文章等。
二、课题研究
中心主任课题组中标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
近日，2016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立项名单揭晓，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主任逄锦聚教授作为首席专家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建设与创新研究”项目成功中标。该课题旨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借鉴国外经济理论成果与实践经验，结合中国近百年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验，面向世界、扎根历史、服务现实、兼容并蓄、不断发展和完善，创新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理论经济学体系，形成中国特色的经济学话语体系，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理论支持。
目前，该项目已组建了由国内多位知名专家学者组成的科研团队，启动了研究工作。课题组成员表示，要努力开展研究和探索，力争在当代中国改革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总结和理论阐释、中华民族兴衰史的经济学阐释及其当代意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及其对中国经济学建设指导意义、西方经济理论的评析及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构建等方面取得突破性成果。
据悉，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采取招投标方式，重点在于支持高等学校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把握学科前沿。2016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按照《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经组织专家评审，共有47个课题通过评审。
中心周京奎教授主持发布《中国城市家庭住房消费调查报告（2016）》
12月17日，中国城市家庭住房消费调查研究的最新成果——《中国城市家庭住房消费调查报告（2016）》在南开大学发布。中心教授周京奎为该项研究主要牵头人。
当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和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主办了中国居民住房高层研讨会暨中国城市家庭住房消费调查研究成果发布会。会上，周京奎就调查报告、中国住房消费现状、当前发展趋势以及中国住房消费发展指数等进行介绍。2016年样本覆盖全国32个城市，包括家庭户样本2635个、家庭成员样本6651个，较2015年，家庭户样本增加了28.16%，家庭成员样本增加了27.88%。
中国住房价格风险指数
报告发布了中国住房价格风险指数。该指数对全国70个城市近五年的住房价格风险进行了评估。该指数显示：2016年前3季度，住房价格风险最大的10个城市分别为无锡、北京、郑州、上海、合肥、厦门、青岛、深圳、惠州、石家庄；2016年上半年住房价格风险最大的10个城市分别为厦门、合肥、深圳、上海、北京、广州、惠州、韶关、无锡、福州。该指数还进一步反映出：2015年上半年及全年深圳的住房价格风险均为最大，经过2016年的一系列调整，深圳的住房价格风险整体有所下降，但其二手住房仍存在较大风险；2016年上半年，70个大中城市的住房价格风险几乎为近6年最大，这使得在2016年国庆前后，北京、天津、深圳、广州、上海等5个一线、准一线城市启动了更为严格的限购、限贷等调控政策；2016年住房价格风险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结构变动，由一线、准一线城市逐步向二线、三线城市扩散，尤其是无锡、郑州、厦门、惠州等城市。
天津家庭改善性住房需求较高
“天津家庭改善性住房需求较高，且住房市场对调控的敏感程度较高。”周京奎指出，天津被调查家庭未来一两年卖房原因为改善住房条件的比例是除深圳以外最高的，而未来一两年购房意愿为非常不可能或较不可能的比例是除了深圳外最低的。这些可以部分解释2016年1-9月间天津房地产市场的火爆。但在调控政策出台后，新建商品房交易价格环比增速由9月份的4.2%下降到10月份的1.3%，二手房交易价格环比增速由9月份的4.1%下降到10月份的1.2%，如果考虑到天津的调控强度较低，反映出来的住房市场对于调控的敏感程度依然是较高的。
未来家庭住房消费选择
在未来家庭住房消费选择中，报告指出，超过六成的家庭认为所在城市房价非常高或者较高，一线、准一线城市家庭中有接近80%认为所在城市房价非常高或者较高，而认为房价低的占比较低，而东部地区和京津冀地区均约有七成的家庭认为房价非常高或较高。
调查结果显示，家庭户主理想住房消费面积不存在城市类型或者区域差异，而年轻的家庭户主理想住房消费面积要高于其他年龄段的户主。相对于其他收入类型家庭，低收入家庭户主有更大比例认为所在城市房价非常高或较高，其理想住房消费面积相对较小，该类型家庭未来一两年买房更多是为了改善住房条件，而高收入家庭户主相对更多是为了投资。
在住房价格评价方面，一线、准一线城市的房价会继续坚挺，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去库存压力较大，房价会面临加大的下行压力。
住房新政的调研
报告特别对房地产税收、限购限贷、房贷政策等近年住房消费中出现的新情况进行调研。调查报告显示，超过五成的城市居民认为现行的房地产税收政策调整不会对其购房行为产生影响，东部地区城市家庭对房产税调整较中西部更为敏感。取消限购、限贷政策对家庭购房行为没有影响的比例为61.46%，提前购买的比例为18.15%。2016年国庆前后，部分城市重新实施了住房限购限贷政策，回访数据显示，48.34%的被调查家庭认为重新实施住房限购、限贷政策将影响其购房行为。报告认为，住房调控政策的不稳定将对城市家庭住房消费行为产生显著影响，尤其在限制性政策持续调整阶段，该限制性政策对城市家庭住房消费的负向影响更大也更持久。同时也表明，限购、限贷政策对于抑制住房过度消费有显著效果。
周京奎表示，应积极探索利用房产税取代调控政策可能性，明确不同城市房地产调控目标和政策选择，保障调控政策的稳定和持续性，调控应当以“保福利、稳市场、促增长”为目标，防止住房价格大起大落。
三、成果简介
中心学者在《环球网》发表学术文章
《环球网》在7月4日刊登了中心学者何自力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欧元区经济短期无法脱困》。正文如下：
欧盟日前公布例行经济月报显示，在3月份货币政策方案宣布后，欧元区整体融资条件正在改善，经济持续复苏。然而笔者认为，欧盟扩张性货币政策与紧缩性财政政策相搭配的宏观调控措施具有明显的矛盾性，且没有触及欧元区经济困难的症结，下行风险仍然很大。这一困难的症结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其一，制造业严重萎缩。从上世纪70年代起，为摆脱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率高企并存的“滞胀”困境，欧洲各国纷纷借助贸易自由化，大规模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导致严重的产业空心化，加工制造业迅速萎缩，经济增长的国内投资动力和基础丧失，出口能力枯竭，外贸赤字剧增，产业升级换代很难实现。
其二，高度服务化和金融化支撑经济增长乏力。欧元区服务业占比已达70%以上，而服务型经济对投资的需求很小，现有负利率政策难以刺激其增大信贷和投资规模。欧元区的经济金融化基本在靠替巨型跨国公司和富人转移资产支持。随着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从自身利益出发，加大对欧元区银行洗钱逃税行为的调查处罚力度，欧元区经济受到拖累而趋于下行。
其三，人口老龄化严重。欧元区人口老龄化趋势越来越严重。欧盟27国中，目前平均由四个劳动年龄人口负担支持一个退休人口。根剧联合国及欧盟的预测，到2050年时，这个比例将降至2：1。长此以往，养老金支出规模不断增大，在岗劳动者的税负加重，社会消费能力大减，容易引发社会矛盾，加大政府债务负担，导致技术创新和财富创造能力衰退，国家竞争力受到削弱，经济发展失去动力。
其四，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制约经济增长。欧元区福利制度虽然覆盖面很广，但两极分化却日渐严重，少数金融和技术精英占有社会的绝大多数财富，而政府的税收政策却很难将其转变成公共收入。另一方面，政府税收收入越来越难满足不断扩大的福利开支，债务包袱越滚越大。两极分化的后果是社会消费能力受到严重抑制，需求不足严重制约经济增长，同时政府为削减赤字而采取的财政紧缩政策又进一步抑制经济增长。
其五，缺乏统一的财政预算体制。欧元区虽实现了货币制度统一，但各国却保留了独立的财政预算体制。该体制时常被选举政治所绑架，各种政治势力为争取选票竞相做超出经济和财政承受能力的承诺，结果是——许多国家的预算赤字占比大大超过欧元区规定的界限，酿成严重的主权债务危机。
欧元区经济复苏乏力、失业率高企、通货紧缩等问题是欧元区经济政治体制的内在矛盾冲突长期积累与不断激化的产物，包括负利率政策在内的应急性经济刺激政策治标不治本，难以产生积极疗效。除非欧洲对政策理论基础和体制机制进行深刻而重大的调整变革，否则欧元区经济很难走出困境。
中心主任在《人民日报》发表学术文章
《人民日报》在7月11日第16版刊登了中心主任逄锦聚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书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时代篇章——学习贯彻习近平同志关于经济改革发展问题的重要论述》。正文如下：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综观世界经济发展大势，立足我国国情和发展实践，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经济改革发展问题的重要论述，有力地指导着我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发展实践。习近平同志关于经济改革发展问题的重要论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和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发展，是中国和世界经济学思想宝库中的宝贵财富，具有重大的时代意义和理论价值。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发展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作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庄严承诺，到提出共享发展理念，都体现了习近平同志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他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要坚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部署经济工作、制定经济政策、推动经济发展都要牢牢坚持这个根本立场。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是习近平同志关于经济改革发展问题一系列重要论述的深厚哲学基础，也是观察、分析和解决经济问题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习近平同志提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强调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全面深化改革，强调准确把握和抓好我国发展战略重点等，都是娴熟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察、分析和解决重大经济问题的生动体现。
坚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坚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习近平同志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继承；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则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新发展理念是对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等的高度概括，是对我国发展经验的升华和凝练，反映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基本分配制度。习近平同志强调要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并进一步提出要探索基本经济制度有效实现形式。同时，习近平同志强调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不断健全体制机制和具体政策，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持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不断缩小收入差距。
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全面深化改革。习近平同志指出，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改革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些重要思想在改革实践中发挥着重要指导作用，进一步明确了改革的任务和方向。
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在准确判断世界经济走势和我国经济实际的基础上，习近平同志于2014年首次提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其后又多次强调要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2015年，在实事求是分析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社会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的基础上，习近平同志提出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是对经济发展理论和宏观经济理论的重大创新。
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习近平同志提出，要善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同时，坚决维护我国发展利益，积极防范各种风险，确保国家经济安全。他还提出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重要思想对于我国进一步走向世界、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三个“高度统一”彰显鲜明特色
实践与理论的高度统一。习近平同志关于经济改革发展问题的重要论述来源于实践，既是对当代中国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升华，也是对世界各国实践经验的借鉴。正是因为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所以这些理论主张一经提出，很快就能在党内党外形成共识，成为全党的理论主张并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一经付诸实践，就能收到预期效果。
继承与创新的高度统一。习近平同志关于经济改革发展问题的重要论述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继承，也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中形成的经济理论的继承。继承与创新的高度统一，主要表现为在继承的基础上着力创新。习近平同志大力倡导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坚定不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时，根据发展的实际不断创新，形成了一系列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重大经济理论成果。
坚持中国特色与借鉴世界文明成果的高度统一。习近平同志关于经济改革发展问题的重要论述产生、发展于当代中国，但又不拘泥于当代中国，而是充分借鉴吸收了中华五千年文明成果、借鉴吸收了世界各国优秀文明成果。例如，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对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关于国际经济治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也包含着对其他国家经济理论和实践经验中有益成分的借鉴。
具有重大时代意义和理论价值
进一步坚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新中国经济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巨大贡献，已经得到世界的广泛认可，但中国经济学理论尚未产生与之相匹配的世界性影响。有人甚至认为，中国经济理论缺乏，没有自己的经济学。习近平同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丰富发展深刻表明，中国人不仅能在实践中创造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经验，而且能在理论上创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理论和学说。这对于我们增强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努力在经济学理论上跻身世界强国之林，具有极强的感召力和示范作用。
发展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根植于中国国情和中国发展实践，经历了探索、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今后还会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完善。习近平同志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总结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在吸收当代中国优秀学术成果、中华民族几千年优秀经济思想和借鉴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发展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比如，从基本立足点和出发点、根本世界观和方法论，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基本分配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府与市场关系；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到完善经济基础，再到改革上层建筑；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中体现的人与人的经济关系，到经济与社会、与自然界的协调发展等，这些都为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大厦明确了方向、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
为世界经济和经济学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习近平同志关于经济改革发展问题的重要论述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时代特色。这些理论不仅西方发达国家没有，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政治经济学中也没有具体阐述，因而具有鲜明的创新性和时代性。与此同时，习近平同志关于经济改革发展问题的重要论述也包含着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具有现代经济理论的一般性。如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理论，反映了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和追求；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理论，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时代潮流。这些经济理论昭示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为世界经济发展、人类共同进步贡献中国智慧、作出更大贡献。
中心学者在《环球时报》发表学术文章
《环球时报》在7月12日刊登了中心学者何自力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当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历史使命》。正文如下：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当然没有过时！”得其精髓者不难下此判断。但说它过时的声音，近年来常常冒出来，背后有深层次原因。
当下我国高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状况堪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被严重边缘化，许多高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课时越开越少，有的干脆取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课程，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教师越来越少，队伍青黄不接。
与此同时，不顾国情、盲目崇拜和照搬照抄西方经济学的现象非常普遍，西方经济学的教学课时远远超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国外学习西方经济学的经历和用西方经济学理论、研究方法发表论文成为师资聘任、学术评价、职务和职称晋升的唯一条件和标准，在经济学教育中毫无分析地采用西方经济学原版教材，照搬国外经济学教学方法和人才培养模式成为时髦。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马克思主义在经济学教学研究和人才培养中的指导地位被削弱是根本原因。
西方经济学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是西方国家统治阶级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理论表现，反映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西方经济学有着明确的阶级性，但它总是力图模糊和掩饰这种阶级性，以所谓“纯经济学”自居。西方经济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存在着严重缺陷，这就是：鼓吹个人主义和极端自由主义，反对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美化私有制，否定公有制；鼓吹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是最完美的，否定国家干预和计划调节的必要性；宣扬不平等天然论，反对在收入分配中坚持公平正义和实现共同富裕；反对经济学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鼓吹建立超历史、超阶级的经济学。
一些人认为西方经济学给人感觉比较符合常识，学理性强，其实这都是错觉。效用论是西方经济学用来说明商品价值大小的很有迷惑性的理论，该理论从消费者的主观心理感受解释商品价值，认为消费者对一件商品的效用评价越高，其价值就越高，反之，对一件商品的效用评价越低，其价值就越低。这一理论被认为比较符合实际。事实上，消费者由于收入不同、生活习惯不同，对同一商品效用的评价是完全不同的，但是商品交换却存在一个共同的价值尺度，对这个价值尺度西方经济学始终给不出合理解释。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将这一价值尺度归结为一般无差别人类劳动的凝结，将其看作商品交换的基础。该理论强调了价值决定的客观性，消除了价值决定的主观性，因而更为科学。西方经济学的数学化发展被一些人吹嘘为学理性强的标志。在经济学中使用数学无可厚非，但是西方经济学滥用数学，用完全任意的假说推导出精致却与现实毫无关系的结论，将经济学变成少数人自娱自乐、丝毫不解决实际问题的游戏，这就使经济学失去了灵魂，迷失了方向。
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出经济学的中国声音，讲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中国故事，这应是中国经济学界的时代使命，我们当为此不懈努力。
中心学者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学术文章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7月15日第5版刊登了中心学者周立群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双城联动”引领区域协同发展》。正文如下：
随着我国区域之间、区域内部发展的协同性增强，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区际关系由“竞争大于合作”向“优势互补、合作共赢”转变，新的增长极和发展机制正在形成。2015年4月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为京津双城联动发展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明了方向，开启了中国区域发展全新格局。
北京和天津是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的两大引擎，处理好京津关系对于京津冀协同发展至关重要。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京津关系一直是“竞争大于合作”，各自建立“自种自收”的经济体系。这是区域市场分割背景下“城市主义”的功能定位使然，缺乏开放的区域全局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自觉打破自家“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201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天津调研时提出，要谱写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京津“双城记”；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解决好北京发展问题，必须纳入京津冀和环渤海经济区的战略空间加以考量。这种大思维、大格局的发展观，有助于开启新常态下中国区域发展的全新格局。
京津发展的内在要求
作为全国的科技创新中心，北京自身创新能力的带动辐射、科技产业高端化以及现代服务业高级化需要依托于周边区域。一方面，北京新定位使之对区域的依赖性增强，其拥堵和环境优化需要更大的空间来化解；另一方面，城市发展正在由被动的控制城市规模转向主动的疏解和削减过度集中的城市功能，其诸多功能须由周边城市补充或承担。比如，北京的商务需要以世界级的港口为依托，高端化的科技需要先进制造业配套加工体系的支撑。又如，北京的金融功能侧重于管理和宏观调控，金融产品、资本市场不发达，这也需要天津滨海新区的金融运营创新来助力和补充。
天津作为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和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引领着周边区域的发展。然而，这一引擎在诸多方面已感乏力，需要更多地借助外部资源。为此，天津及滨海新区提出“借重首都资源加快天津发展”的战略思路，试图通过引入首都优质资源来提升产业水平、培育新增长点、创造新优势。
做好五个“对接”
北京和天津在功能定位方面是分工和互补关系，京津双城是区域协同发展的主引擎。“对接”的实质是“一核、双城”共同体的强强对接、优势互补，也是先进产业链条、现代服务网络和开放市场网络的共建。北京现代服务业结构拥有区域内各城市无法比拟的四大优势：科技、金融、商贸、空港。而天津现代产业体系也有区域内领先或强势的优势：先进制造、金融运营、航运。京津产业关系更多地体现为上下游、前台与后台以及相互支撑的关系。
京津双城应做好五个“对接”：科技创新与先进制造研发对接、金融管理与金融运营服务对接、商贸总部集中地与航运集聚地对接、空港（首都新机场）与海港对接、政治文化中心与改革开放先行区对接。
让市场配置起决定性作用
《纲要》是顶层设计，是区域协调发展的方向、目标和长远发展的蓝图。《纲要》关于北京“四个中心”、天津“一基地三区”的新功能定位既突破了“一亩三分地”旧思维的全局性界定，又高屋建瓴地勾画出走内涵集约发展新路子、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模式、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愿景。然而，战略目标的实现需要市场机制和市场主体发力。市场配置将对京津冀的产业布局、协同效率、协同效果及顶层设计的实现起决定性作用。
《纲要》的落实和实施意味着资源要素在更大范围的流动和再配置。当前京津冀的市场主体异常活跃，北京功能疏解和津冀各类承接平台的规划和设计出台后，工程建设商和房地产商忙于探寻区域城市布局和新型城镇化中的新工业园区、生活园区和生态项目的集聚地和切入点；京津各大投资机构和基金公司在寻找产业转移和功能疏解新布局中的资金新投向，规划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生态补偿、产业转移等基金的筹集与运作；电信和网络公司把区域一体化视为链接城市群和开拓信息消费市场空间的良机，积极酝酿跨区交易、结算以及互联互通的新方式；跨省市的产业联盟、商（协）会活动也日益频繁。
“协同”、“联动”的关键在于企业。企业要生存发展、要做大做强，需要寻求新商机、新资源、新市场和红利空间。来自市场主体的自发行动是协同发展和联动发展的动力源，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正是市场主体的行动，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注入了活力和生机。
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的提出和实施为新常态下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开启了新篇章。探索其新路径、新模式、新机制是改革实践的重要内容，“双城联动”、“双城记”、同城化、协同发展等新概念的提出为理论创新提出了新的命题。科学地总结和探索其发展机制和路径，并作出理论的探索，将为长江经济带等区域经济协同与一体化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中心学者在《环球时报》发表学术文章
《环球时报》在8月29日刊登了中心学者何自力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全球化不会停，动力在转换》。正文如下：
20世纪80年代以来，进入全球化阶段的世界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但这一增长势头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遭到阻断。虽然各国政府纷纷采取反危机措施，但时至今日复苏仍然缓慢，充满不确定性。世界经济各项指标均未达到危机前水平，经济全球化确实陷入发展的低潮。
有些学者据此认为经济全球化走向终结，笔者不以为然。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已不可能逆转，只是当下面临动力转换抉择，新动力将推动经济全球化进入新阶段。经济全球化势头在后危机时代减慢的根本原因，在于发达经济体失去主导经济全球化的能力。
首先，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大规模实施投资自由化政策，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活跃，经济全球化得以加速，但该政策的负面影响是发达经济体出现越来越严重的产业空心化，最终导致自身经济陷入危机，对外投资陷于停顿，致使经济全球化的投资动力受损。
其次，发达经济体收入分配两极分化严重，社会消费能力遭到削弱，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消失。当发达经济失去对外部商品和劳务的巨大购买力时，经济全球化的消费动力也在丧失。
第三，发达经济体的跨国公司发展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推力，但金融危机后，发达经济体实行再工业化战略，鼓励企业回流本土。跨国公司自身发展速度锐减，导致其对经济全球化的支持力度减少。
第四，经济全球化以自由贸易为基础，但金融危机后，发达经济体为了自身利益而实行保护主义，国际贸易受到限制，经济全球化的贸易动力减弱。可见，发达经济体陷入持续停滞是经济全球化动力受损的根本原因之一。
西方国家丧失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地位是由其发展模式的内在矛盾所致，但经济全球化不会因为发达经济体失去主导作用而停顿。经济全球化是生产高度社会化发展的客观要求，它使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配置成为可能，如果逆转只会损害而非有利于世界各国发展。随着发达经济体逐渐丧失主导地位，当务之急是寻找新的主导和推动力量。
毫无疑问，新兴经济体必须承担起这个责任，而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更是责无旁贷。中国过去据以获得强大竞争力的后发优势已发生变化，在资本、技术、管理方面形成的先发优势有助于中国为进一步推动经济全球化做出贡献。
同时，中国以构建创新驱动发展模式为目标推动结构调整，继续保持国内稳定增长，同时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大力开展国际产能合作，这些都为经济全球化注入强大动力。中国还积极推动国际社会加强经济政策协调，反对实施以邻为壑的经济政策，努力避免货币战，这有助于保持世界经济稳定，为经济全球化创造良好政策环境。
更重要的是，中国倡导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积极参与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创新，努力构建世界各国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的经济新秩序，为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奠定坚实制度基础。
中心主任在《光明日报》发表学术文章
《光明日报》在9月14日第15版刊登了中心主任逄锦聚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着力点》。正文如下：
【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学好用好发展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系列重要讲话，突出强调了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意义和紧迫性，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指明了方向，对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正在发挥着历史性的巨大作用。现在，宏观环境空前有利，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是，通过艰苦扎实创新性的工作，着力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方面实现突破，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落到实处。
加强重大问题专题研究
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担负为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和整个中国经济学科繁荣发展提供基本理论指导的使命，而且也要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咨询服务，并在服务中引领社会前进。要完成这样的使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要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出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导向，认真把握时代和实践发展的脉搏，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只有这样，才可以透过繁杂的经济现象，找到经济现象之间的本质联系，揭示经济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也才可以对解决重大经济问题提出真知灼见，达到资政服务的目的。从这样的意义上说，从问题入手，开展若干重大经济问题专题研究，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必经之路和有效途径。
在过去的长时间里，我国理论界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提出的重大问题进行了不懈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如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分配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改革、经济发展、政府调控等等。这些成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丰富的理论。但是实践在发展，时代在前进。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提出的大量问题亟须加强研究，如：如何保证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在由高速转入中高速进程中，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如何保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全面深化改革、创新驱动、产业结构调整的顺畅进行；如何实现国民经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如何有效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达到预期目标；如何实现信息化、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如何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如何保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两个百年”目标的实现，等等。对这些问题的专门研究并取得突破，可以进一步丰富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
加强学科体系、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的构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狭义讲是指政治经济学学科自身，从广义讲是指包括政治经济学在内的、以中国经济为研究对象的整个经济学。广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可称为中国经济学。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以重大专题研究为基础，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若干专题的简单相加，而是要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基础上，形成系统科学的学科体系、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构建系统科学的学科体系、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既是当务之急，又是长期任务，既要从当前的需要和可能做起，又要持续不断发展和完善，既不能一蹴而就，又不能无所作为。对此，要着力做好两方面的工作：
一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经验进行系统总结，揭示其蕴藏的规律性，形成系统的经济学说。我国几十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能够取得巨大成就，既得益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指导，更得益于我们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进行的实践创新。在这些实践创新中蕴藏着丰富的、独特的经验。把这些实践和经验总结好，上升为理论，形成系统的经济学说，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丰富和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重要来源。
二要充分吸收我国理论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体系结构、主要内容等研究和教材建设取得的重要成果，充分吸收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中的经济思想和国外优秀的经济学成果，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滋养。在这些方面需要做的工作还很多，任务还很艰巨。例如在比较长的时间里，学术界忽视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倾向，导致对中华民族几千年优秀经济思想挖掘弘扬得很不够，而对于国外经济学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学理论又分析不够，出现囫囵吞枣的问题。要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就要认真克服这些倾向性的问题，按照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专业性的要求，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指导思想、理论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构建课程体系和教材体系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另一重要任务，是把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的成果转化为人才培养的内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课程体系和教材体系，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得以长期发展、代代相传的主要途径和保证。目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后继乏人的问题比较严重，在高校课程体系中学分少、课时少的问题比较严重，有的高校经济学门类甚至
开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课程。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纠正长期存在的忽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学和人才培养的倾向，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其他学科的关系，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学学科门类中的理论基础和指导地位。同时，要加大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改革力度，构建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核心的中国经济学课程体系，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自身内容要先进科学，课时学分有充分保证，而且要发挥其对其他经济学科的指导和带动作用，使其他以中国经济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科也能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指导下，突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教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载体，要进一步加强教材建设。一方面要组织全国高水平学者协同努力，编写能够反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我国实际相结合取得的最新理论成果，最大限度凝聚我国理论界共识，同时体现人民共同意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理论读本和大众化的普及读物；另一方面，要鼓励学者们百家争鸣，开展深入的学术研究，为编写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献计献策，提供智慧。
提供制度保证
为实现上述三个方面的突破，需要加强队伍建设，开展协同创新，改革评价制度，提供制度保证。
现在，中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设和发展十分重视，建议各级党委和政府，特别是高校党政领导抓紧落实好中央精神。要从舆论和制度上提供保障，旗帜鲜明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坚决反对和纠正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的倾向，坚决反对和纠正对西方经济学盲目崇拜、照抄照搬的倾向。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队伍是关键。要下大力气抓好队伍的培养、充实、提高工作。要创造良好条件，造就一批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名师、大家，充分发挥他们对学科建设、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骨干带头作用。对老一代名师大家包括健在的和故去的，采取出版其代表著述、推介其治学事迹和学术成就等措施，使他们的优良学风、优秀学识能够传承并教育后人。培养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和学术骨干，创造良好条件发挥他们的作用和才智。采取培训、进修、学习研讨等措施，使从国外学成归来从事经济学教学的学者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学习，增强对中国国情的了解，提高学习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自觉性。
要改革完善学科、科研、教学评估指标体系，建立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评估指标体系和评估制度。评估是必要的，但评估是双刃剑，指标体系导向必须科学合理。指标体系合理可以促进教育方针的实现和教育质量的提高，否则效果会相反。我们以前的评估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指标体系也存在不科学不合理的问题。例如，在学科评估中曾过分看重在国外和国内某些刊物发表文章，而忽视文章的内容质量，在经济学本科教学评估中没有突出对开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要求等，这都不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目前教育主管部门正在组织制定学科专业建设的国家标准，这是一个机遇，建议有关专家组织充分发挥咨询作用，教育主管部门应该从应有的高度，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纳入学科专业建设的国家标准，在学科专业地位、课程体系、教材建设、学分学时、队伍建设等诸方面加以保证。一旦标准建立，要抓好落实，加强督查，直至建立问责制度，对一些忽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单位和领导追究责任，这比一般的号召要有效得多。
中心学者在《天津日报》发表学术文章
《天津日报》在10月10日第9版刊登了中心学者薄文广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发挥天津优势对接“一带一路”战略》。正文如下：
近年来，各地纷纷出台举措积极对接“一带一路”战略，但也存在“要名分”“要政策”的重复性竞争的问题，在发挥本地优势务实对接方面着力不够。对于天津来说，应根据自身发展状况和特征，发挥自身独特优势，积极融入和对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
对接启动点
发挥港口优势
构建新亚洲大陆桥
“一带一路”分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经济带”重点方向是从中国内陆经新疆、中亚、俄罗斯至欧洲；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方向是从中国沿海港口经南海到印度洋，进而延伸至欧洲。相对于后者，前者运输时间仅为前者的1/2，且更能带动内陆地区经济外向型发展，因而受到内陆沿线省份高度重视，先后开行了多趟直通欧洲的集装箱货运火车班列。
以港口为起点，以大陆为桥，通过快速海铁换装，缩短物流空间以及时间距离，是港口城市发展面临的重大机遇。港口作为天津的一个核心战略资源，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上面临着国内其他港口激烈的竞争，且目前各港口占据的位置格局已经基本形成。天津应充分发挥港口优势，依托以天津港为桥头堡的新亚欧大陆桥作为天津对接和服务“一带一路”沿线内陆省份的启动点。因为与大连方案、绥芬河方案和连云港方案相比，天津港是沿海港口中大陆桥运输路径最多、运距最短、运量最大的港口，而且全程运距最短，在中俄境内的距离也最短，因此运费最低，使得天津港具有明显的成本与效率优势。
此外，在政策和功能优势方面，作为天津自贸试验区三大片区之一的天津东疆保税港区的建设，令天津港的政策优势和功能优势更加突出。此外，天津创新性的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的建立，也使得企业在单一窗口进行报关报检的“一次申报”，申报效率可提高25%以上，节省人力成本和时间成本可达40%，从而大大降低企业的通关费用。
天津应着力构建以下两条大陆桥通道：一是从天津港出发向北经二连浩特和满洲里口岸出境，进入蒙古国、俄罗斯再至欧洲的北通道；二是从天津港出发向西经阿拉山口出境，通过中亚至欧洲的西通道。为此，天津应加快内陆地区的无水港建设步伐，在已有20多个内陆无水港的基础上，向中亚和欧洲地区扩展，形成沿大陆桥分布的无水港体系。在国家相关部门支持下，积极推动建立国际联运业务协调机制，通过定期联席会议等制度，统筹解决运输中涉及的海关监管、商品检验等问题。此外，在对大陆桥另一端的欧洲目的港口区位选择上，目前重庆和连云港等地的重点是德国的杜伊斯堡，郑州是德国的汉堡，天津则可发挥自身优势和现有条件，把荷兰鹿特丹作为重点合作伙伴。
对接突破点
发挥融资租赁优势
积极服务亚投行
为了配合国家的“一带一路”战略的顺利推进，以我国为主导的亚投行和丝路基金已经成立，并逐步开始实际业务运营。但由于“一带一路”战略的顺利实施需要有充足的资金流供应，已经发起设立的这两个金融机构只能解决部分资金问题，巨量资金需求还需通过金融创新来解决。但在当前，无论是以国家开发银行为主导的开发性金融，还是农业、进出口等政策性金融，抑或是商业性金融，在“一带一路”战略推进过程中都面临着巨大的风险。相比之下，融资租赁业则可在“一带一路”战略推进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天津应紧紧依托目前具有国内领先地位的融资租赁业来配合亚投行的业务开展，并倡导组建公私合营的亚洲基础设施租赁基金，这将是天津对接“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突破点。
目前国际上铁路、公路、海港、空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建筑机械、港口装备、飞机、船舶等大型生产设备的置办，有60%以上是通过融资租赁方式实现的，而“一带一路”沿线相关国家也更需要包括设备与融资支持等在内的打包式交钥匙工程，融资租赁正好可以满足国内相关厂商与国外需求的匹配。天津在中国融资租赁行业发展中占据了领先地位并发挥了引领作用，也积累了丰富的运营经验。截止到2015年底，天津租赁公司租赁飞机数量累计超过600架次，约占全国的90%；租赁船舶数量达到80艘次，约占全国的80%；租赁资产总额则约占全国总量的1/4。“天津经验”将会为“亚租赁”的顺利运作提供有力的专业支持，同时这将会为天津融资租赁业的业务发展开创新的机遇和空间。
总之，天津应把融资租赁产业和与亚投行的密切合作，作为提升天津金融竞争力的重要入手点，并由主要领导来负责具体推动。与北京的金融决策中心、上海的金融交易中心以及深圳的金融市场中心相比，天津在金融上目前尚不占优势。此外，自从上海自贸试验区获批建立以来，上海融资租赁公司数量和注册资本增势均十分迅猛。因此，天津应及时紧紧抓住融资租赁业与“一带一路”战略对接的契机，发挥好先行先试的政策优势，通过与亚投行合作来牵头成立“亚租赁”业务机构，并就具体建设项目与亚投行进行有效洽商和联动，以支撑和服务于亚投行的具体运营，从而充分实现二者的优势互补。
对接支撑点
发挥天津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平台优势
助力“走出去”战略
“一带一路”作为中央顶层设计的重大发展战略，在创造巨大发展机遇的同时，推进过程中也必将会遇到各种困难与风险。例如，宏观层面上要面临如何处理与美国、日本、俄罗斯、印度等大国及沿线重要节点上较小国家与地区之间的关系问题；中观上要面临需建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同项目与产业相对接的机制平台问题；微观上则是企业具体项目运营中要面临文化、风俗、环境保护等风险问题。对于立志于走出去的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而言，上述风险中有很多都是陌生的，也很可能不是企业家擅长处理的。因此，如何使自身不可控的风险最小化，就成为了国内企业前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投资的重要影响因素。天津应充分借助天津苏伊士经贸合作区的平台优势，助力包括天津企业在内的国内企业走出去，作为天津对接“一带一路”的支撑点。
苏伊士经贸合作区是中外经济合作中的一个重要模式，是由中方控股并与埃方相关机构合作，各自发挥彼此优势而成立的产业园区。与其他境外经贸合作区建立背景不同的是，苏伊士经贸合作区是以天津开发区建设经验为基础，具有以开发区为主体“整体走出去”的特点。在多年发展中，苏伊士经贸合作区探索出了具有可持续性的成功模式，得到了较好的资金回报，也获得政府涉外部门越来越多的肯定。此外，中央与地方政府支持企业“走出去”的政策环境也在日益优化。例如，在2013年国家商务部和财政部印发的《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确认考核和年度考核管理办法》中，就加大了对于合作区的补贴支持力度。这种变化更加增大了天津借助这一平台的优势和便利。
境外经贸合作区是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的一条重要途径，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或规避企业“走出去”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微观、中观及宏观风险。天津应充分发挥苏伊士经贸合作区的平台优势，在把其作为天津企业“走出去”和对接“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支撑点的同时，还应积极探索该模式的可复制性和可推广性，并努力加以实现，以更加积极地参与到“一带一路”战略下的海外投资与贸易中来。此外，还应注意借助“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争取其他方面的合作或发展机会。
中心学者在《中华工商时报》发表学术文章
《中华工商时报》在11月7日第3版刊登了中心学者陈宗胜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路与现代供给学派理论的差异》。正文如下：
今年以来，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大背景与条件下，我国经济理论界及实际部门广泛讨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其中实际部门多从实际操作方面进行了广泛研究，提出大量改进经济供给侧的可行有效的方法，并且实施后在产业、行业、产品供给方面，都已经逐步取得明显成效。同时理论界也开展大量研究和探索，试图从理论上加以解释和阐明，其中有人认为我国提出的供给侧改革思路是借鉴现代经济学中供给学派的理论；也有人认为这与现代供给学派理论有不同，或者可能有异有同，但是究竟如何异同也没有说清楚。本文从我国改革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出发，认为我国不可能照搬西方现代供给学派的理论，也不可能将其作为我国改革发展实践的指导，因为二者可能根本不同，二者的基本内容、产生的背景、针对的问题以及试图采取的对策都是不同的。弄清这些基本方面的不同点，有助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语境下讲好中国故事，从而有助于创新中国版政治经济学理论。
首先，包含的理论内容完全不同。从理论所包含的内容看，现代供给学派理论的核心内容，一是倡导并恢复对传统古典政治经济学中“萨伊定律”的信仰，极力宣扬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的信条，即当生产品出卖后换取收入也就自然形成购买的需求，因此只有发展生产才能消除经济不均衡，实现充分就业并消除通货膨胀，并由此顺势推导出达致经济均衡的着眼点，应当是刺激国民收入方程式的生产方面；二是针对凯恩斯需求调控理论进行批判，极力否定需求自动创造供给的假设，从而再次祭起新自由主义的大旗，主张经济应当由市场自动调节，反对由政府进行行政干预，特别是凯恩斯需求干预政策，则更被看作是经济
均衡的罪魁祸首，必须进行彻底的清算。与供给学派的这些系统理论表述不同，我国目前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是我国政府按“问题导向”方法在新常态环境下推动和改进实际经济工作的思路，是针对性很强并且具有高度操作性的有效举措，但截止到目前还没有包含或形成系统的理论内容；并且从这个供给侧改革思路的主旨看，并不一般地反对、抵制或否定需求方面的调控，相反总是提出并有意强调在保持总需求适度的同时，侧重供给方面进行调整和改革。进一步说，这一供给侧改革思路并不着重依据某个特定理论学派或反对某个学派，因此其所可能形成的理论框架及其可能包含的理论内容，还有待于我国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社会实践的进一步深化和逐步成熟，也有待于理论工作者对我国的新鲜经验和中国模式的进一步提炼和概括。没有充分和成熟的社会经济实践，不可能有成熟的系统的相关理论。当然，适应于改革发展的需要，不断地研究和探讨当前正在进行的这些实践内容，一定可以对创新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会有所禆益。
其次，产生的经济背景不同。经济学界熟知，现代供给学派理论产生于发达经济体，或者说是发达国家在经济发达阶段的产物，是属于成熟经济中的供求总量在周期波动中如何实现均衡的理论；或者说其依据的经济背景是在经济总量一定的前提下，总供求在经济周期中此消彼长地相互适应的格局，其中决定经济规模边界的主要变量都已经达到最大。与此不同，我国提出供给侧结构改革是属于经济总量增长中的问题，是在推动经济规模扩展过程中根据相关条件，有时侧重供给方面发力，而另外时间可能侧重需求方面出招，从而持续性推动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问题，因为在我国经济中决定经济规模边界的变量，大多都处于低位待发展状态，保持中高速增长的潜力还很大。这很不同于现代供给学派所赖以产生的已经成熟和发达的经济背景。
构成经济背景差异的主要因素包括：一是人口增长态势不同。人口规模是决定经济增长边界的重要因素。我国人口规模还未达到顶峰。按照新的人口政策，未来出生率必然有较前稍快些的上升。我国人口总量大约在2029年达到顶峰，约为14.5亿，在这之前总人口规模是不断扩大的。只要人口规模扩大并增长，就要满足新生人口的各种需要；也要满足相比较而言在我国提前出现的老龄化人口的新需求，这是人口规模扩大中人口结构变动带来的总量扩张。然而，在大多数发达国家人口规模早已越过峰值，进入人口零增长或负增长阶段，从而由人口和劳动决定的经济潜力已经达到了边界。
二是基础设施完善程度不同。基础设施是否完善是决定增长边界的另一重要因素。如果一个经济社会的基础设施已基本完善，则此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潜力即接近最大可能。我国基础设施近三十多年来有了很大改进，但与发达国家比较差别仍然较大。2014年单位面积高速公路里程数，我国只是美国的1/5；而近些年我国发展较快的互联网产业，按百人用户数计我国也只有美日德的一半。即使是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许多方面的基础设施也都有待完善，以京津冀地区为例，高速网、铁路网，飞机场，城市地下管网，互联网等，都远不能满足需要。况且，还有制度建设方面的基础设施如社保、教育、卫生等，差距都很大。我国千人拥有病床数2012年只是德国的2/3，是日本的不到1/3。而这方面的城乡差别也很大，城乡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均等化还刚刚启动，按公共设施的人均投入比较，城乡比例是16∶1，远高于2.5∶1的城乡收入比。如此基础设施背景下的供给侧改革思路，不可能直接依据成熟经济中的供给学派理论。
三是城镇化程度不同。城市化率从人口区域结构变动角度决定经济规模边界，其制约作用是综合性的，包括制约居民住宅建设、房屋装修、家具装璜等规模，包括为居民区服务的商用场所、写字楼、金融CBD、集中性文化娱乐设施等商业地产规模。我国城镇化还远未完成，目前的名义城镇化率是54%稍多，但按户籍人口计算则只有36%多，现有7.5亿城镇人口中有2.5亿没有城镇户口，属于“离土离乡未进城”的农民工居民，无法享受城镇公共设施及公共服务和市民权利。但是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率都在80%以上，世界平均城镇化水平也在70%多。也就是说发达经济体是一元经济。一元经济中产生的供给学派理论不可能指导二元经济增长中的供给侧改革实践。
四是失业性质与就业态势不同。发达国家作为成熟经济体，由于劳动总量已经达到增长边界，通常是在经济周期变化中出现结构性失业或周期性失业，现代供给学派的任务是消除这两种失业而保证正常生产。我国则不同，我国每年新增就业人数即以千万计，2015年城镇实现新增就业1312万人，预计2016年也需完成相当的就业增量，在这之外还存在4%-5%的城镇登记失业人口以及乡村中大量潜在失业农民。这增量失业与潜在失业并存情况下的供给侧改革，根本不同于现代供给学派所依据的周期波动失业的经济背景。
第三，面对及需要解决的问题不同。各种经济社会理论和政策都是针对特定社会问题，从而适应社会需要的，现代供给学派产生时面对的主要问题是西方世界普遍出现的“滞胀”难题，即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停滞同在，投资需求过度与高失业率并存，凯恩斯等理论学派的需求调控理论对此束手无策，从而催生了现代供给学派理论。然而，这与我国的供给侧改革所面对的问题迥然不同。一般地说，我国提出的供给侧改革从短期看主要针对并要努力解决的是生产质量和效率问题，比如减成本、增效益、补短板、调结构、减库存、降产能，而从长期看主要应当解决如何推动持续经济增长，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主要差异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我国经济与发达经济的增加值质量和财富含量不同。同样新增一个亿的GDP，我国与发达国家GDP的物质财富内容是不一样的，发达经济GDP增加值中的技术含量和产品质量都要更高些。也就是说，从其GDP的物质财富质量内容看，发达经济体可能服务更多人口，或服务同量人口有效时间更长。中美两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可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二者经济效率与质量的差别，材料表明，1975-2015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虽然整体趋势是上升的，但大约只占美国同期的30%-40%，差距还是很大的。
二是我国经济与发达经济的匹配性有差别。很多人关注到我国经济宏观上“三农”落后与非农业现代化的不配套以及人才短缺与提高技术水平的不配套，而没有认识到新增产值中物化产品的不配套问题，比如不同规格机床零部件、不同型号钢材、不同标准水泥、不同尺码电子元器件等等，都有技术上的固定配套比例，如果不匹配即导致闲置甚至长期无用，即大量已经计入GDP总量新生产产品，因配套不全而无法实现实际消费或被在生产中使用，只能增加库存量。这就是通常所指的“木桶原理”。这是我国经济中库存量大大高于发达经济的一个重要原因，从而我国往年GDP增量应当根据库存品实际使用年度和最终报废率而进行折扣。
三是我国重型经济与发达国家轻型经济结构不同。我国经济还是重型、汗水型、资源消耗型，服务业对GDP的贡献率大约为50%，而发达经济体通常达到70%以上；单位原油消耗创造的GDP增量我国约为日德的1/4到1/3。我国经济结构转型的任务很重。在结构调整中我们无法把大量硬件机器装备转移到新行业，如上世纪90年代销毁纺织机具和近年废弃钢铁设备等，而拥有轻型和知识型结构的发达国家，把拥有智慧头脑的人才转移到新行业就能完成。比较而言，我国在推进结构转换过程中损失更大，这些都是GDP的缩减因素。
四是我国经济增加值中比发达经济包含更多补偿性。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如路、桥、楼房等真正实现百年工程，设备坚固耐用，财富日积月累。而我国新生产产值中往往有很大部分是对往年GDP生产中的破坏性伴生现象的补偿，如许多新建公路、市场、场房、居民住宅等常常因质量或规划问题被推倒再建，城区各类地下管网频繁重复施工非常普遍，据建设部统计每年仅因过早拆除房屋导致的浪费超4600亿元。更严重的是全社会关注的环境污染问题，环保部估计其年损失额过万亿。这些在GDP创新过程中的破坏性伴生现象，导致我国经济财富积累缓慢，必需扣除并用新的GDP来补偿。
五是我国经济基数及选择性与发达经济不可比。虽然目前我国经济总量达到10万多亿美元，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人均GDP只有约8000美元；而美国等发达国家则高达5万多美元甚至更高，约为我国的7-9倍。就居民收入水平看，差距更大。我国还没有达到全面小康水平，去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不到4万元，农村则不足2万元，并且还有年均不足3000元的绝对贫困人口7000多万人。显然与富裕的经济体比较，我国经济基数还太小，因此经济供给品的品种、质量、价格、款式、功能等丰富程度就低，体现在供给侧的选择性必然较小，从而难免把某些消费需求挤到国外市场，如日、美发达国家的奢侈品市场等。显然，面对如此经济问题而提出的供给侧改革思路只能以总量增长为目标，必然根本不同于植根于富裕经济基础之上以消除“滞胀”为目标的现代供给学派。
第四，开出的治世药方和政策措施迥然不同。针对发达经济体当年出现的“滞胀”现象，现代供给学派认定其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对社会需求过度干预的恶果。他们认为供给是需求的惟一源泉，供给能够创造需求，没有产品生产和出售就不可能有购买商品的支出。因此只要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产品就不会过剩，失业就不会存在；只要政府不推行货币超发，投资也不会大于储蓄，通货膨胀也不会发生。这样，没有通货膨胀的充分就业均衡就能够实现。因此，极力推崇政府政策应当刺激供给，其中减税是他们提出的最重要政策主张，特别是减低边际税率应当作为至关重要的刺激因素，竭力鼓吹对工资、利润、利息、租金等增加部分所征税率的减低，认为借此能刺激人们多做工作，更能刺激个人储蓄和企业投资，从而促进增长增加就业，抑制通货膨胀，并且宣称减税后政府税收还会增多。总之，供给学派的核心主张就是以减税消除“滞胀”，实现经济总量均衡。
与此不同，针对并解决我国供给侧存在的问题，主要应当诉诸于体制改革，将构成供给侧的生产要素如土地、劳动、资本、科技等所包含的经济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以提供足够的有效供给。这必定是一个复杂的体制改革方案，除了应当继续增加出口、扩大消费等需求以及采取某些“减税刺激”外，需采取的改革措施涉及要素供给的方方面面。土地的供给涉及农民利益及房地产业，因而需要农村改革和房地产市场体制改革；劳动素质的提高需要改革教育培训体制，提高人力资本积累，劳动者数量依赖于生育政策和养老体制的改革；资本积累的提高与资本市场体制、金融体制的改革紧密相关；而科技的供给则直接依赖于科技创新体制、教育体制、分配体制等的改革深化。所以，我国供给侧的问题主要应当依靠体制改革，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解决。这与现代供给学派主张改变刺激调控方式的对策根本不同。
当然，在涉及如此千头万绪的多种改革环节中，也应当抓住一个基本线索，笔者认为主要还是应当抓住资本积累及投资体制的改革，因为供给侧各要素体制的改革都离不开资本积累的支持。如果不是通过货币增发而是通过资本积累及投资体制改革，就能够确定投资方向、激活投资主体，增加各生产要素的有效投资量，供给侧的问题即可解决，经济即可保持稳定增长。具体而言，这些体制改革举措主要集中在如下各方面：加速企业体制改革，推动投资结构和经营结构调整，引导企业投资遵循符合市场需求的方向；继续推进行政体制改革，通过简政放权和商事制度改革，激发民间经济并增加投资主体；推进税收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分税制，中央层面适度增加一些涉及全局均等化的事权和支出责任，而各地方政府则适度增加收入分享权，减少地方政府对土地和房地产财政的依赖；同时也应当借助营业税改为增值税的改革尽可能降低中小企业的流转税负，增加各地方政府和民营企业的投资积极性；改革金融管理体制，发展草根金融，如互助储蓄银行、储蓄贷款协会、信用合作社等在内，为中小民营经济的发展创造条件，增加有效投资来源；加大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推进力度，改变“雷声大雨点小”的现状，消除“甩债务包袱”、“处理”落后企业的心态，应当“靓女先嫁”以优质国有资产吸引社会资本、民间资金投入公有经济，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增加有效投资及有效供给；加快教育科技体制改革，增加人力资本积累，提高科技贡献率，坚定不移地推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包括严厉打击侵权行为，吸引并加大教育科技领域的投资；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土地制度改革，推进城镇化进程，激发更大投资额。这是一系列深刻的社会化基础设施改革，必吸引并积累大量新资本，推动供给侧有效供给。
概括而言，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路根本不同于现代供给学派理论，不能够简单等同或照抄，我们需要结合中国改革与发展的现实情况，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我国以供给侧结构性体制改革为特色的做法和实践，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概括，以发展和创新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从而引导我国经济社会解决当前问题及长远预期，避开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中华崛起、民族振兴的伟大中国梦。
中心学者在《人民日报》发表学术文章
《人民日报》在11月21日第16版刊登了中心学者陈宗胜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特色》。正文如下：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工作的主线。它与西方供给学派在基本内容、产生背景、所针对的问题及采取的对策方面都有本质不同。这些区别也构成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特色。
理论内容：从生产领域加强优质供给
西方供给学派的理论内容主要有两点：一是信奉萨伊定律，即相信供给自动创造需求，主张刺激供给侧以实现充分就业、消除通货膨胀、达到经济均衡；二是批判凯恩斯主义，否定需求自动创造供给的假设，主张市场自动调节，反对政府干预。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内容则是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推进“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从生产领域加强优质供给，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供给体系更好适应需求结构变化，从而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
产生背景：发展中国家转型发展
西方供给学派产生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达阶段，决定经济规模边界的主要变量都已经达到最大。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产生于发展中国家的转型发展阶段，决定经济规模边界的变量大都处于发展之中，是在经济规模还在不断扩张的背景下讨论侧重供给侧还是侧重需求侧管理问题。具体来说，经济背景主要有以下不同。一是人口增长态势不同。人口规模是决定经济增长边界的重要因素。我国人口规模还未达到顶峰，仍然拥有人力资源优势。而大多数发达国家人口规模早已越过峰值，进入人口零增长或负增长阶段，人口和劳动力构成了对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二是基础设施完善程度不同。如果一个经济体的基础设施已基本完善，则此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潜力很可能接近枯竭。近30多年来，我国基础设施有很大改进，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差距，仍具有较大发展潜力。三是城镇化程度不同。城镇化率从人口区域结构变动角度决定经济规模边界，其制约作用是综合性的。我国城镇化还远未完成，2015年我国城镇化率是56.1%，但按户籍人口计算只有约40%，这一水平远低于发达国家城镇化水平。城镇化仍是支撑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动力。所以，西方供给学派完全不适用于我国国情，中国的经济实践只能由中国的经济理论来指导。
解决的主要问题：使我国供给能力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
西方供给学派产生时面对的主要是发达国家普遍出现的“滞胀”难题，即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停滞同时发生、失业率高企。凯恩斯主义等需求调控理论对此束手无策，从而催生了西方供给学派。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面对的问题与之迥然不同，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扩大有效供给，使我国供给能力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具体来说包括以下方面。
一是我国经济与发达经济的增加值质量和财富含量不同。同样新增1亿美元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发达经济增加值中的技术含量和产品质量都比我国经济要更高些。二是我国经济与发达经济在新产品的配套水平方面有差别。一些新生产产品因配套不全而无法实现实际消费或在生产中难以被使用，增加了库存量。这是我国经济中库存量大大高于发达经济的一个重要原因。三是我国重型经济结构与发达国家轻型经济结构不同。我国经济相对而言还是属于重型、汗水型、资源消耗型。2016年前三季度，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8.5%，而发达经济体通常达到70%以上。四是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水平和供给产品的丰富程度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差距。我国作为后发经济体，目前还处于中等偏上收入阶段，而且供给产品的品种、款式、功能等丰富程度较低，消费者的选择性较小。因此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扩大有效供给为目标，通过一系列政策举措，特别是推动科技创新、发展实体经济、保障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政策措施，解决我国经济供给侧存在的问题。这从根本上不同于植根于富裕经济基础之上以消除“滞胀”为目标的西方供给学派。更何况，西方供给学派并没能从根本上解决西方国家的“滞胀”问题。
政策思路：用改革的办法释放要素潜力、推进结构调整
西方供给学派认为“滞胀”的产生主要是政府对需求不当干预的恶果。他们认为，供给自动创造需求，只要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产品就不会过剩，失业就不会存在，主张政府通过减税等政策刺激供给，认为减税可以促进增长、增加就业、抑制通货膨胀，实现经济总量均衡。西方供给学派对市场的迷信并不科学，其治理思路和方法着眼于改变调控方式。与此不同，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立在正确认识和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基础上，主张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将供给侧的生产要素如土地、劳动、资本、科技等所包含的经济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以提供足够的有效供给。在改革中需要抓住一个基本线索，即投资体制改革，确定投资方向、激发投资主体活力、增加各生产要素的有效投资量。同时，继续推进行政体制、税收体制、金融管理体制改革，加大混合所有制改革力度，加快企业体制、教育科技体制、户籍制度、社会保障体制、土地制度等改革，促进经济平稳增长。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上述理论特色，决定了这一改革的有效性和科学性。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中国经济必将产生持续健康发展的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中心学者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学术文章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12月14日第4版刊登了中心学者何自力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美联储加息难以扭转经济颓势》。正文如下：
近期，受美联储2016年12月加息预期影响，全球资本开始加快向美国流动，美元汇率指数一路高启。这是否意味着美国经济真的走向复苏了呢？笔者认为，此番美元汇率高启与美国经济复苏无关，无论美联储降息还是加息都难以扭转其经济颓势。
美国是西方国家中宏观经济政策最保守的国家。一般而言，西方国家宏观经济调控主要采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两大手段，产业政策被认为会扭曲市场和妨碍公平竞争，只在经济萧条等非常时期采用。宏观调控的四大目标是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稳定物价和国际收支平衡。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美国宏观调控更为倚重货币政策。因此，美国通过美联储运用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是常态，也是其宏观经济调控的根本特点。
依赖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是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理论。该理论认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混用容易导致通货膨胀，单纯运用货币政策对货币供应量进行调节，就可以达到既稳定经济、又抑制通胀的目的，只要这两个目标达到了，降低失业率、扩大出口的目标就自然可以实现了。在货币主义理论指导下，美国过度相信市场机制的自动平衡作用，将经济增速的快慢、投资与消费的消长、收入分配的高低、产业结构的变迁、进出口贸易的平衡等统统交给市场去解决，政府只用单一的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这种僵化的市场崇拜和单调的宏观调控方式，导致美国经济发生严重扭曲。其一，去工业化和产业空心化加剧，制造业严重衰竭。其二，金融业过度膨胀，与实体经济严重脱节。其三，少数技术和金融精英占有社会巨额财富，两极分化急剧扩大。其四，贫富差距迅速扩大。其五，政府债台高筑，寅吃卯粮。其六，占主导地位的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低下，经济增速持续低迷。其七，产业竞争力衰竭，贸易赤字居高不下。美国经济的这种扭曲局面，在民主党总统奥巴马上台前就已形成。奥巴马八年任期即将结束，这一扭曲局面非但没有改观，反而进一步加剧。奥巴马政府经济上的失败，是美国选民放弃当选呼声极高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转而将选票投给共和党人特朗普的根本原因。
可见，美国经济面临的不是一个简单的短期性经济周期波动，而是源自所有制关系、分配关系、产业结构、宏观调控等体制机制全面扭曲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这仅靠单一的货币政策是根本解决不了的。在过去一年里，美联储屡屡放风加息，却都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主要原因就是担心美国经济经不起加息的打击。美国2016年三季度GDP年化季增长率修正值为3.2%，创2014年三季度以来新高。但美国三季度个人消费支出（PCE）物价指数仅上涨1.4%，不及预估的2.0%，二季度也仅上涨1.4%。此次舆论预期美联储加息的可能性极大，若真加息了，那也并非美国经济形势好转，且过热到需要加息的程度了，而是面临新当选总统特朗普急于改变美国经济颓势，对美联储低息政策提出批评的压力所致。特朗普主张通过减税、加大基础设施投入、推动制造企业回流，以便复兴美国制造业。人们从特朗普的政策宣示中看到了商业机会，相信特朗普会推动美国经济复苏，拉动通货膨胀，美联储自然会顺势加息以防止经济过热。这是近期美元汇率不断走高的重要原因。
美国经济并不具备加息条件，硬要加息势必打乱美国乃至世界经济的复苏进程。其一，加息引发美元快速升值，进而抑制美国企业的出口。其二，加息会冲击股市和债市，一旦股市和债市同时出现剧烈波动，必然会将本来就复苏乏力的经济进一步拖向衰退。其三，加息会使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资本外流加剧，甚至引发经济危机，严重抑制世界经济的复苏。
美联储加息预期引致美元快速升值，制约美企盈利，冲击新兴市场，拖延世界经济复苏步伐，后果十分严重，国际社会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加以应对。首先，各国要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相互支持，共同制定应急措施，以化解美联储加息造成的冲击。其次，各国金融机构应当加强自我约束，避免货币战。再次，加强国际金融监管，严格规范国际资本的流动，严厉打击国际游资扰乱国际金融秩序的投机行为。最后，国际社会应敦促美国政府和美联储深刻认识其加息政策的外溢效应，要求其调整国内政策时承担大国责任，正视各国关切，维护世界经济稳定。
四、部分学术成果列举
逄锦聚：
1.我国经济发展基本走势和主要矛盾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经济纵横，2016年08期
2.构建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的经济学学科体系、课程体系和教材体系，中国大学教学，2016年08期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论纲，政治经济学评论，2016年05期
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经济研究，2016年10期
5.把握“根”与“魂”开拓新境界，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11期
安虎森：
1.扶贫是提高潜在经济增长率的着力点，安虎森等，党政干部学刊，2016年08期
2.粮食主产区新型城镇化发展制约因素及对策建议，安虎森等，经济与管理评论，2016年05期
薄文广：
1.天津有效对接“一带一路”战略的三“点”建议，薄文广等，天津经济，2016年07期
2.供给侧改革对就业结构的影响及对策，中国国情国力，2016年10期
3.无证照经营原因、逻辑及有效治理分析，中国市场监管研究，2016年10期
4.我国邮轮业发展的区域竞争及天津对策，薄文广等，天津经济，2016年11期
5.国内邮轮经济发展的竞争格局及大连应对，薄文广等，环渤海经济瞭望，2016年12期
6.国内典型城市邮轮发展经验借鉴及对青岛的启示，薄文广等，世界海运，2016年12期
陈宗胜：
与西方供给学派有本质不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特色，理论导报，2016年12期
何自力：
1.论供给管理的特点及其必要性，理论与改革，2016年04期
2.经济学与历史感，政治经济学评论，2016年05期
3.中国方案：世界经济复苏的助推器，红旗文稿，2016年18期
景维民
1.中国国家治理的本质要求及其内在逻辑——国家治理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景维民等，经济学动态，2016年08期
2.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面临的问题及路径选择，杭州（周刊），2016年19期
刘凤义
中国经济学如何研究共享发展，改革，2016年08期
王永兴
中国地下经济治理的应用政策分析，王永兴等，经济与管理，2016年05期
张俊山
用社会再生产理论分析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及结构调整方向，当代经济研究，2016年07期
周立群：
1.区块链在供应链金融的应用，周立群等，信息系统工程，2016年07期
2.工业4.0时代的供应链金融，周立群等，信息系统工程，2016年09期
3.延迟退休、生育政策调整与中国经济增长，周立群等，审计与经济研究，2016年06期
4.把握天津出口结构变化构建对外贸易新优势，周立群等，城市，2016年10期
5.中国生育率下降的制度经济学分析——来自养老社会化的解释，周立群等，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6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