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地简报

2018年下半年成果简报

发布时间:2019-01-04来源:浏览次数:10

2018年下半年成果简报

一、成果概况

2018年下半年,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包括:中心主任主编的《政治经济学》第六版出版发行;中心学者论文被中宣部评选为高质量文章;在CSSCI来源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求是》等国内知名报刊杂志发表多篇文章等。

二、课题研究

中心周云波教授课题荣获2018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立项

816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公布了2018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评审结果。2018年度基金委共资助面上项目18947项、重点项目701项、重大项目1项、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106项、青年科学基金项目17671项、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400项、创新研究群体项目38项、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项目102项、地区科学基金项目2937项、部分联合基金项目261项、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86项,合计41250项。其余项目正在评审过程中。

其中,中心周云波教授课题“我国城乡居民多维贫困的测量及精准扶贫绩效的评估”获得2018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立项。

三、成果简介

中心学者在《环球时报》发表学术文章

《环球时报》在74日第15版刊登了中心学者何自力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美国正强化新型国家垄断》。正文如下:

盘点特朗普新政的特点,对观察未来走势很有帮助。透过个人变化无常的行事风格,有一点可以看得很清楚,即更大程度地强化国家干预是特朗普新政的主色调。

自上世纪70年代初以来,美国在全世界带头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核心是消解国有经济,削弱国家干预,壮大私人经济,强化市场调节。这套理论很快在资本主义世界泛滥开来,并被许多发展中国家和苏联东欧国家模仿和照搬。但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给这些国家以沉重打击。

后危机时代全世界都在反思新自由主义,美国也不例外,国内主张加强国家干预的呼声越来越高。2009年奥巴马政府上台正逢金融危机肆虐之时,为此它实施了一系列强化国家干预的经济政策,如用7000亿美元救助计划帮助大企业大银行脱困,大力推行再工业化战略等,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2017年,打出“美国优先”旗号的特朗普政府上台,继承了奥巴马国家干预的政策主色调,而且变本加厉。

种种迹象表明,特朗普政府推动强化国家干预,已经和正在改变美国市场经济体制与美国经济的运行轨迹:

其一,美国市场经济运行的传统准则正在改变。特朗普上台以来,要求私人资本从国家利益出发考虑投资活动,大规模减税政策鼓励对内投资,奖励资本回流,限制对外投资。美国私人垄断资本的自由决策行为越来越受制于美国政府的意志和要求,私人垄断资本与政府越来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西方经济学中描述的那个完全靠私人自主决策和市场机制自发作用盲目发展的美国市场经济正成为明日黄花。

其二,美国政府的经济职能不断扩大。美国政府正在大力度实施再工业化和占领重大科技创新制高点战略,对金融资本施以严格管控,对私人垄断资本实施大规模税收优惠,对高科技产业实施最严格保护,对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政府支持力度。政府对国民经济的干预在深度和广度上不断扩大,使得美国经济的国家垄断色彩越来越浓厚。

其三,美国市场经济体制变得越来越封闭。美国政府认为金融自由化、投资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是美国私人垄断资本大规摸对外投资、加快制造业转移海外、不断扩大外包业务的制度原因,是导致产业空心化和巨额贸易赤字的罪魁祸首。特朗普退出TPP、限制外资对美国高科技产业的投资、责令海外企业回归本土、不惜与一大批国家打贸易战,意味着美国放弃了金融自由化、投资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政策,转而实施最严格的保护主义政策。

其四,美国成为经济全球化逆转的主要推手。现有国际秩序是经济全球化的制度基础,对经济全球化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随着美国经济实力的衰落,继续支配国际秩序已经力不从心,故放弃责任甚至破坏国际规则势在必然,将给世界经济复苏和快速发展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特别是美国破坏国际规则的目的,是为了更方便其实施完全服务于自身利益的单边主义政策,将对国际和平及世界稳定构成极大威胁。

美国市场经济体制改变传统运行路径,更大程度地强化国家干预,这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国际国内各种矛盾综合作用的结果,将越来越固化为成形的制度安排,形成新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深刻认识美国市场经济体制这一重大转型,对于观察美国市场经济体制乃至基本制度的发展方向,把握美国经济的走势,预测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演变趋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心主任在《人民日报》发表学术文章

《人民日报》在75日第7版上刊登了中心主任逄锦聚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引领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科学思想》。正文如下: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它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方向、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目的、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以改革开放为动力,是深刻揭示社会经济规律的理论体系,是引领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科学思想,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

确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发展经济,必须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根本保证。在新时代,应完善坚持党的领导的体制机制,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全面提高党领导经济工作的水平,把领导经济工作的着眼点转到推动高质量发展上来。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人民为中心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要坚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部署经济工作、制定经济政策、推动经济发展都要牢牢坚持这个根本立场。要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中,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坚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是对我国和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经验的升华,是对我们推动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总结。要坚持用新发展理念引领我国经济发展,不断破解经济发展难题,开创经济发展新局面。

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也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动力之源。只有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才能构建起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不断增强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经济发展不仅要尊重经济规律,而且要尊重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美丽中国,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

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利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坚决维护我国发展利益,积极防范各种风险,确保国家经济安全。倡导推进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积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产生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适应中国和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回答了时代和实践发展提出的一系列重大而紧迫的课题,具有重大时代价值和指导意义。

中心何自力教授论文被中宣部评选为高质量文章

近日,中宣部理论局对2017年在中央主要报刊发表的535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署名文章进行了评选,最后评选出161篇高质量文章给予资助。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南开大学基地共有2篇文章入选并获得资助,分别为中心何自力教授撰写的《科学认识和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求是》2017年第3期)和刘景泉、张健教授撰写的《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人民日报》201789日理论版)。

中心主任在《光明日报》发表学术文章

《光明日报》在731日第11版上刊登了中心主任逄锦聚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和发展》。正文如下:

改革开放的重大成就之一是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成就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方方面面,理论方面的重大成就之一,是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经济学最大的贡献,是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智慧,包括经济理论界学者们的智慧,确立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根本方法论,并在这一方法论的指导下,创立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妥善处理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的理论;必须根据本国情况走自己的道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等等。这些经济理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宝贵财富,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根本方法论则具有长期的根本性的指导意义。

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辟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实践中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智慧,创立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分配制度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社会主义发展理论,等等。这些理论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由此开创并形成。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全球性问题凸显的外部环境,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等一系列深刻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成功驾驭我国经济发展大局的实践中,创新形成了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这一思想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根本保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发展目的,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以全面深化改革为根本动力,是集揭示经济发展规律、社会发展规律和人与自然关系于一体的理论体系。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指引下,我们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统一领导的理论;坚持围绕经济建设这一中心,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理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树立和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的理论;坚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坚持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坚持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的理论;坚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坚持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理论;坚持主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理论,等等,取得了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成就,推动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不仅有力地指导了我国的经济发展实践,而且开拓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不仅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而且蕴含着现代经济学的一般原理;不仅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指导思想和中国经济学的宝贵财富,也为世界经济发展和经济学创新贡献了中国智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形成,打破了世界上只有一种经济学即西方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神话,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不仅可以创造经济发展的奇迹,而且可以创立立足中国实践又反映现代经济发展规律的经济学。

改革开放的重要经验之一是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实践

改革开放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例如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全部理论与实践的主题;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改革开放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坚持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改革的方向;坚持科学的方法论指导,等等。其中,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实践是重要的经验之一。

实践是理论的源泉,推动理论发展,是检验理论的标准;科学的理论又可以为实践开辟道路,指导实践沿着符合规律的方向前进。改革开放的实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就是这样相互作用,推动着改革开放不断发展并取得成功的。1978年始于安徽小岗村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4年改革中心从农村转向城市后企业改革的展开,价格改革以及其他各个方面改革的跟进,直到今天改革的全面深化,40年来,实践每前进一步都对理论创新提出了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在适应实践要求的进程中从无到有,从不成熟不完善到比较成熟和完善。而一旦形成了科学的理论并用以指导实践,改革开放便以雷霆万钧之力,横扫传统体制的弊端和羁绊,使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解放和长足发展,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新体制得以建立并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提供保障和基础。改革开放的实践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为改革开放实践提供理论指导,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秘诀。

但有人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的经济成就不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指导下取得的,而是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指导下取得的。这是一种本末倒置、不符合实际的看法。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领域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我们确实引进、借鉴了西方经济学理论,特别是关于市场经济、微观运行、宏观运行以及经济增长的理论,但我们对这些理论的基本态度是只能借鉴、决不照搬。西方经济学包含着有益的成分,也包含着不科学的成分,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和危机之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长时间复苏乏力,实际上是对西方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极大质疑和颠覆。即使对西方发达国家有用的理论,由于国情不同,在用到我国经济建设实践时也未必有用。所以,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于我国,只能是有分析地吸收和借鉴,实践中的应用也基本都局限于具体的实务的层面。就改革开放的方向和基本经济制度的完善而言,真正指导我国改革开放走向成功的根本理论、主流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经济理论而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例如,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分配制度的理论,等等,这些理论在西方经济学中根本不存在,又谈何指导?又比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西方主流经济学中比比皆是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只能借鉴来揭示市场经济一般性的内容,但要揭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作为指导的理论就只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在全面深化改革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程中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改革开放无止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完善也无止境。全面深化改革,坚定不移扩大开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都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指导。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未来长期的任务。

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是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为指导,在新时代就是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为指导。

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在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发展性、开放性上下功夫。科学性,就是要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论,在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特殊规律和其中包含的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上下功夫,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的系统经济学说经得起实践和历史的检验。人民性,就是要坚持一切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始终坚持人民立场,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实践性,就是要以时代发展和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提出的重大问题为导向,在实践的基础上认真总结经验,上升为系统学说,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理论指导和支撑。发展性,就是不教条,不僵化,不封闭,不保守,始终站在时代前沿,不断根据时代、实践、认识的发展而发展,不断探索时代发展提出的新课题、回应人类经济社会面临的新挑战。开放性,就是要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潮流,反映和平发展的时代要求,广泛吸收其他国家经济发展经验和经济学发展的有益成果,在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改革发展特殊规律的同时,揭示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发展性、开放性,既是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方向,也是检验一种经济学理论是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基本标准,在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必须长期坚持并努力实现。

中心主任逄锦聚主编的《政治经济学》第六版出版发行

由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逄锦聚担任第一主编,南京大学洪银兴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林岗教授、刘伟教授担任主编,原北京大学校长吴树青教授担任顾问的《政治经济学》第六版日前由中国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该书第六版是党的十九大召开后的最新修订版。教材修订坚持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力求比较全面地反映新时代对政治经济学的要求,吸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取得的最新成果。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增加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论述;修改了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要矛盾的阐释;深化了对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阐述,增加了对新发展理念的阐释;进一步阐释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两个百年”战略目标和一系列新战略;增加了对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阐述;加强了对经济全球化和建设开放型经济、推动全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论述;在体系结构安排上,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做出了努力。

据了解,该书是2000年教育部高教司和高等学校经济学类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组织编写的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是14所高校协同攻关创新的成果。第一版问世后,被推荐作为全国高等学校经济学类、管理学类各专业的共同核心课教材,列入“十五”、“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2005年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是被全国高校使用最多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之一。

中心学者在《天津日报》发表学术文章

《天津日报》在1024日第8版上刊登了中心学者景维民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加快和完善体制机制建设》。正文如下:

天津既要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又要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这种看似两难问题的解决关键在于解放思想,明确发展意识,加快和完善体制机制建设。

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要以体制机制建设为纽带,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构建有效的管理体制机制。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在管理体制机制的构建和完善上,天津要树立京津冀一盘棋思想,重塑体制机制环境,做到分类分主体施治,让人们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形成天津独特发展模式;第二,在管理体制机制的构建和完善上,天津要加快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形成政府、市场和人民不同主体的良性互动,其中,强政府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所在,当然也是天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推手,在这一方面我们应当深入思考,如何通过产、学、研管理机制的完善,处理好基础科学与应用研究的关系,既能发挥天津高校云集、知识集中度高的优势,又能依托产业比较发达,实施精准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政府当前面临的重大课题;第三,针对外部不确定性和国内结构性调整,创新体制机制,找准天津发展点,降低天津发展机会成本。比如,在对房地产产业进行结构性调整的背景下,加大加快推进适老化房产业改造,推动老楼电梯化安装和加快养老院建设等,这既是一项民心工程,又是推动天津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举措;第四,在体制机制构建和完善过程中,天津要完善干部激励约束机制,把有诚信、能干事、干成事、不图名不图利、广大群众认可的干部真正能够选得出来,因为政治路线决定以后,干部是决定的因素。

理论与实践证明,只要解放思想,明确发展意识,构建和完善体制机制,天津就一定能够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心学者在《天津日报》发表学术文章

《天津日报》在1024日第8版上刊登了中心学者刘刚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建构创新生态系统》。正文如下:

从制造城市向创新型城市发展的关键是构建包括政府、大学、科研院所、企业和中介组织在内的多元创新主体相互联系和互动的创新生态系统。

天津经济进入转型的攻关期,如何通过从制造城市向创新城市转型过程中培育新动能,实现经济更高质量发展,是现阶段天津经济能否打赢转型攻关战的关键。

实现经济更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是彻底改变天津经济增长方式,由制造城市转型升级为依靠知识和技术驱动的创新型城市。依靠科技创新推动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深度调整。

第一,实现更高质量增长的关键是落实中央对天津城市发展的功能定位中的“一基地三区”建设。尤其是加快建设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建设,本身就是国家实施“中国制造2025”的重要内容。

第二,从制造城市向创新型城市的转型。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建设依靠的科技创新,科技创新不仅是指新兴技术的产业化,而且指整个城市创新生态系统的培育和发展。

第三,贯彻落实“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和“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前沿城市。从2012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看,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共生共融是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基本特征。其中加快实施包括“中国制造2025”和“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在内的国家战略,成为天津经济转型升级的核心动能,是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动力。

无论从发达国家还是国内先进城市发展的经验看,实现从制造城市向创新型城市发展的关键是构建包括政府、大学、科研院所、企业和中介组织在内的多元创新主体相互联系和互动的创新生态系统。

在创新生态系统中,栖息着三大群落:基础研究、产品开发和技术应用。其中,依托长远战略眼光,基础研究群落负责创造新知识和提出新概念,开发群落则着重于推动产品和服务的开发,应用群落则把验证的技术和产品扩散到相关产业和散布到全世界。创新生态系统概念的提出认识到技术创新是一个非线性的过程,是多元创新主体相互联系和作用、共生共荣的结果。多元创新主体围绕技术集成、产品研发和产业链形成多种多样的合作,任何局部链条和环节都关系着整个系统的运行和绩效。

与创新体系概念不同,创新生态系统的建设是以市场为导向的,更加强调利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推动包括政府在内的多元创新主体之间的互动,实现基础研究到产品研发再到规模生产的自我组织以实现报酬递增。政府的作用不仅表现为增进和弥补市场,而且表现为能够集政治家和战略科学家的智慧提高科技治理体系的顶层设计能力。

在新的发展阶段,天津市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逻辑主线是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与城市转型升级融合发展的历史机遇,以加快建设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为抓手,通过制定和实施创新型城市发展战略,推动实现经济结构的深度调整和增长动能的转换,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天津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

中心学者在《天津日报》发表学术文章

《天津日报》在1024日第8版上刊登了中心学者薄文广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创新制度供给》。正文如下:

从人才、资本、土地、地方政府管理等方面进行制度供给支撑天津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需要结合天津的地情和特点,从人才、资本、土地、地方政府管理等方面进行制度供给支撑天津高质量发展。

1.创新人才供给。高素质人才的流入和集聚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要素。天津对创新人才应采取“调存量”与“强增量”相结合的方式,在人才存量上打造“政产学研金”的战略联盟和利益共同体,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与市场应用,搭建高新技术服务业平台和载体。在人才增量吸引上,应根据我市自身产业特点和高质量发展需求提升人才吸引的精准化水平,尤其是充分利用北京严格控人和雄安严格控产的有利契机,通过城市发展前景以及医疗、教育、卫生、宜居等完善的社会配套服务来精准吸引所需人才。

2.创新资本供给。我市正着力发展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移动互联以及现代装备制造等产业是高质量发展的载体,这些新兴产业在其不同发展阶段需要不同类型的资本介入。应将“海河产业基金”进一步做大,使有效资本供给与产业发展的初创期、成长期、发展期同步匹配,同时结合我市的融资租赁等优势金融产业为新产业在津发展提供资金和渠道支持。针对天津国企“大而不强”的特征,加大国企混改力度,积极吸引非公资本进入,为国企“减脂强身”。同时本着“天津之外都是外”的原则,将“引央企、调国企、强民企、招外企”作为创新资本供给的重要手段,扩大资本供给开放的层次和水平。

3.创新土地供给。天津产业用地存在着区域不平衡和供需不匹配等特征,应深化天津土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土地供给由注重增量转向盘活存量、优化增量并举,切实提高投资强度和产出效益。对于天津一些效益不强的工业园区,适当采取增建、合并、托管等方式进行整合,构建土地产出效益与新增建设用地计划分配相挂钩制度,全面清理低效闲置土地,实行有保有压的土地差别化政策。通过GDP和利润分成等方式强化土地的区级统筹规划,并对符合重点发展区域布局和产业目录导向的用地给予优惠,进一步降低优势产业和优秀企业的用地成本。

4.创新政府管理供给。人才、资本、土地等要素要发挥协同效应很大程度上需要地方政府的高效管理。创新政府管理供给重点应放在为各类市场主体提供精心、专心和用心的服务,由“有啥做啥”向“吃啥做啥”的“店小二”服务转变,助力企业成长。企业在津运营往往需要和政府的多个审批部门打交道,从意向签订—项目引进—项目投产—后期发展的产业发展全过程中,企业需要必须办理的各种手续和要件数以百计,天津应以“只让企业跑一次”为标杆,强化和完善对企业的各种高效服务,让政府及相关部门指导和帮助企业来办理手续,同时加强对各委办局的协同和督办,打造企业全程追踪服务的“天津口碑”。

中心主任在《求是》发表学术文章

《求是》在201821期刊登了中心主任逄锦聚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我国改革开放的鲜明特征》。正文如下:

改革开放40年,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积累了宝贵经验。其中,坚持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是最重要的经验之一,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鲜明特征。

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对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提出过明确的观点。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把全部资本集中到自己的手里后,就要“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的基本观点,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发展是有规律的,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其中生产力是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同时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又具有反作用,适应时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不适应时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就是在这样的基本矛盾作用下不断前进的。

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提出的重大理论课题和实践课题。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奠定了根本制度基础。我国改革开放之前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由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没有得到合理解决,生产力发展受到制约,影响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充分发挥。如何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是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征程,首要任务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首要任务,除了遵循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一般规律外,还由以下特殊因素所决定:首先,这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使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多,使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全面发展成为现实可能。其次,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其主要矛盾所决定。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是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只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社会主要矛盾才能逐步得以解决。再次,由“两个一百年”宏伟目标所决定。生产力发展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终极力量,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没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不可能的。最后,由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所决定。列宁曾指出:“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使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社会主义制度要发挥比资本主义制度更大的优越性,并朝着共产主义崇高目标前进,就必须进一步加快生产力发展。

总之,我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靠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我国谋划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检验一切改革措施成功与否的根本标准。

二、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改革开放成功的重要经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围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根本任务,我们党从农村到城市,从局部到全面,从经济体制到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扩大开放,最大限度集中全党全社会智慧,最大限度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从而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发展。

改革所有制,建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要有基本经济制度作保证。资本主义私有制之所以最终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是因为不适应生产社会化的发展要求;而单一的公有制之所以没有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发挥,是因为脱离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发展状况。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大实际出发,围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根本任务,进行所有制领域改革和产权制度改革,摒弃了单一公有制模式,创新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此基础上,积极探索基本经济制度的实现形式,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和混合所有制经济,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各类所有制经济的积极性,使一切促进生产力发展、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改革经济体制,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发挥价格机制、供求机制和竞争机制的共同作用,虽然具有一定自发性、盲目性,但总体上有利于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资产阶级曾经利用这种形式,“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反复探索,我们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和目标,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实现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的有效结合,从而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体制机制保证,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改革分配制度,建立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科学的分配制度能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不合理的分配制度会挫伤人的积极性。按资分配必然导致贫富两极分化,束缚生产力发展;而平均主义分配,影响劳动者积极性发挥,也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围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我们进行分配领域改革,建立起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完善按生产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兼顾效率和公平,极大调动了经营者和劳动者积极性,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供了分配制度保证。

创新发展理念,实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重大发展战略。改革开放以来,围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根本任务,我们党不断探索,形成了以人民为中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等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理念,并实施了科教兴国、创新驱动发展、可持续发展等重大发展战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实现了我们党在发展理念上的一次深刻变革和重大创新。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引下,我们党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坚持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实施乡村振兴、区域协调发展、军民融合发展等重大战略;创新宏观调控方式,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一步一个脚印地促进了生产力发展。

持续扩大开放,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开放能够促改革、促发展,带来经济和社会的进步。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坚持持续扩大开放,主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从建立经济特区到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从沿海开放到全方位开放,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持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创新对外投资方式,促进国际产能合作,形成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服务网络,加快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使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三、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生产力发展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然而,我国发展仍存在许多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例如,一些核心技术还受制于人,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影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等等。在世界经济发展进程中出现的“逆全球化”潮流和美国挑起的贸易战,更增加了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风险和不确定性。面对新情况新挑战,必须坚定不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持续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一以贯之地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我国改革发展的根本任务。

加快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增强创新力、发展新动能,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和现阶段的重点任务。科学技术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要加快生产力发展,必须加快科学技术的发展。要注重把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同掌握运用和发展先进的科学技术结合起来,大力推动科技进步和创新,不断用先进科技改造和提高国民经济,努力实现我国生产力发展的新跨越。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科技进步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我们必须加快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补上创新短板,破除一切阻碍创新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及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

加大重点难点领域改革力度。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必须站在更高起点上深化重点领域改革,研究推出一批管用见效的重大改革举措,持续增强改革牵引作用,充分激发发展活力和创新活力。要深化市场监管改革,进一步推动“放管服”改革,全面实施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推动“互联网+政务服务”等改革重点任务落地。深化企业改革,进一步深化国企国资改革,进一步鼓励支持引导保护民营经济改革发展,不断减轻企业负担,降低企业成本,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深化宏观领域改革,财政政策要在扩大内需和结构调整上发挥更大作用,货币供给要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和服务实体经济更好结合起来,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深化分配领域改革,解决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做好民生保障,把稳定就业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强化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

加快落实对外开放重大举措。继续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是我国自身发展和造福世界的战略选择。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向纵深发展,加强与各有关国家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创造更有吸引力的外商投资环境,在主动放宽市场准入、扩大进口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开放,落实放宽市场准入的重大举措,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推动建设更高水平的自由贸易试验区,赋予自贸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以自贸区建设带动更高水平的改革开放。积极稳妥推进对外投资,坚持利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创新对外投资方式,继续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

中心学者在《光明日报》发表学术文章

《光明日报》在1031日第10版上刊登了中心学者何自力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中国经济有能力应对挑战》。正文如下:

近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内外部环境出现了一些新变化新情况,国际上唱衰中国经济的声音抬头,国内一些人对经济前景产生迷惘甚至悲观情绪。其实,中国经济基础深厚、韧性强大、动力充足、制度优越,完全有能力应对挑战,行稳致远。

首先,我国经济发展态势长期向好。众所周知,中国自1978年到2017年,GDP连续40年保持年均增速9.5%左右,这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是极为罕见的。随着经济体量的增大,势必出现生产要素成本上升、粗放式投资收益率下降、供给变化不适应需求变化、经济增速下行等新情况,这是经济发展的新常态,符合经济发展规律。面对经济发展新常态,中央及时提出稳中求进总方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稳步推进转结构、调方式、稳增长、惠民生、防风险,取得了显著成效。今年前三季度,面对异常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和国内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任务,我国GDP增长6.7%,就业、消费、投资、外贸、收入等呈现良好上升势头。这表明我们的应对方针是正确的,措施是得力的,实现了经济总体平稳、稳中有进、长期向好的基本面的延续。

其次,我国实体经济强大支撑经济韧性好。判断经济状况要看大趋势,而决定经济大势的基础性因素是产业结构形态。西方国家已经并继续处于去工业化轨道,产业结构中第一产业增加值约占3%,第二产业增加值约占12%,第三产业增加值约占80%,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已经严重衰竭,金融业过度膨胀,来自金融投资的获利成为大公司和居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经济严重虚拟化,这是导致西方国家经济增速普遍低迷,各类经济社会矛盾尖锐化的主要原因。与西方国家相反,我国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拥有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2017年我国产业结构中第一产业增加值占8%,第二产业增加值占40%,第三产业增加值占52%,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占比远远高于西方国家,这是我国经济的强大韧性之所在。一个时期以来我国经济也出现了实体经济中供给与需求失衡、房地产发展与实体经济失衡、金融业发展与实体经济失衡的问题,中央政府积极应对,一方面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另一方面着力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和意愿。目前,钢铁、煤炭等行业去产能成效显著,全行业实现扭亏增盈,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实体经济不断加强,各类风险得到有效控制,我国经济基础牢、韧性强的特性进一步凸显。

再次,创新引领增长动能快速转换。当前世界科技正在酝酿新的突破,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主要内容的第四次产业革命方兴未艾,抢占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的国际竞争异常激烈,谁抓住了本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先机,谁就能率先实现经济动能转换,从而跨入经济发展的快车道。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科技实力大幅增强,科技创新水平加速迈向国际第一方阵。2017年,全社会R&D支出占GDP比重为2.15%,超过欧盟152.1%的平均水平。国际科技论文总量比2012年增长70%,居世界第二;国际科技论文被引用量首次跃居世界第二。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居世界第一,有效发明专利保有量居世界第三。科技进步贡献率从2012年的52.2%升至57.5%,国家创新能力排名从2012年的第20位升至第17位,中国已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大国。今年前三季度,在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11.8%,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长8.8%。这表明,积极贯彻创新驱动战略,大力培育产业竞争力,我国正一步步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目标迈进,新产业快速涌现,新动能加快成长,高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科技创新及由此形成的新动能正在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

最后,我国独特的制度和体制机制保证经济行稳致远。一国经济能否健康发展,关键取决于是否拥有合理有效的资源配置机制。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私人资本的垄断权力过度膨胀,贫富差距扩大,不平等加剧,政治分化,经济停滞,发展失去方向。我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与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相结合,全面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充分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既能够充分调动全体人民的首创精神,释放经济活力和创新潜力,又能够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推动实现共同富裕,提高全体人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伟大创举,实现了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与市场经济优点的有机结合,具有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的强大能力,为我国经济行稳致远发挥了保驾护航作用。

中心学者在《光明日报》发表学术文章

《光明日报》在1128日第2版上刊登了中心学者何自力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跨越“三座大山”,民营经济大有可为》。正文如下:

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指出,“近来,一些民营企业在经营发展中遇到不少困难和问题,有的民营企业家形容为遇到了‘三座大山’:市场的冰山、融资的高山、转型的火山。”“三座大山”形象地表明了当下民营企业面临的困境,但深入分析这些困难和问题的成因,不难发现民营经济面临的困难是发展中的困难,只要跨越“三座大山”,民营经济前途远大,大有可为。

民营经济跨越“三座大山”具有制度优势。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关系合理与否,从根本上决定着经济繁荣和社会和谐能否实现。我国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一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公有制经济与民营经济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有效克服了个人利益与社会共同利益的矛盾,确保共同富裕水平提高和经济平稳快速发展。

改革开放40年来,在基本经济制度有力支撑和正确指引下,我们党广泛动员和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努力调动各种经济成分积极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充分发挥多种经济成分各自的独特优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目前,我国经济正在由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民营经济凭借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有力支撑,完全有能力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努力跨越“三座大山”,在推进结构调整、培育新增长点、加快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中大有可为。

民营经济面临的困难是发展中的困难。民营经济是中国工业化进程的重要推动者,在劳动密集型传统产业中居主体地位。近年来,随着传统产业向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阶段的到来,传统产业投资机会减少,劳动力成本及其他要素成本逐渐提高,产能过剩严重,民营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加大。我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对传统产业过剩产能不是简单化地“一去了之”,而是坚持市场倒逼、企业主体、地方组织、中央支持、综合施策,运用经济、法律、技术、环保、质量、安全等手段,一方面严格控制新增产能,坚决淘汰落后产能,有序退出过剩产能,另一方面鼓励和引导非公有制企业通过参股、控股、资产收购等多种方式参与企业兼并重组,帮助民营经济平稳转型,此举取得显著效果,产能过剩状况大大缓解。可见,民营经济完全可以在产业转型升级中大有作为,重获新生。

我国经济由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对民营经济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民营经济要克服困难,跨越“三座大山”,必须在已有成就的基础上继续苦练内功,强身健体,承担更大责任。民营企业家要树立高度的责任感和自信心,珍视自身的社会形象,把自身的事业发展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弘扬企业家精神,做爱国敬业、守法经营、创新创业、回报社会的典范;民营企业要抓好用好战略机遇,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努力迈向中高端水平,在推进结构调整、培育新增长点、加快转型升级中发挥更大作用;民营企业家要勇于承担社会责任,保持定力,专注创新,为振兴实体经济作出应有贡献。

民营企业靠强身健体跨越“三座大山”势在必行,为民营企业实现“跨越”营造良好环境也至关重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在我国经济发展进程中,我们要不断为民营经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帮助民营经济解决发展中的困难,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变压力为动力,让民营经济创新源泉充分涌流,让民营经济创造活力充分迸发。各级政府要增强服务意识,提高服务水平,在市场准入、审批许可、经营运行、招投标、军民融合等方面,为民营企业打造公平竞争环境,加强政策协调性,细化、量化政策措施,制定相关配套举措,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细、落实,给民营企业发展创造充足市场空间。

中心学者在《天津日报》发表学术文章

《天津日报》在1221日第4版上刊登了中心学者景维民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不断发挥和增强我国制度优势》。正文如下: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指出,“改革开放40年实践启示告诉我们:制度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的问题。”“必须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发挥和增强我国制度优势。”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注重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赋予制度生机和活力;同时,充分利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着力激发制度活力,保障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既是改革开放40年来形成的重要历史经验,也是新时代推动全面深化改革、统揽“四个伟大”的动力源泉。

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中国逐步确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逐步完善以这些基本制度为基础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等各项体制机制。这些制度和体制相互联系、相互协同,形成一整套较为科学系统的制度体系,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极大地调动了亿万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激发制度活力与完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内在统一的。党中央多次强调,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于天津而言,首先,强政府是天津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推进者。强政府的内核在于政府具备充足有效的制度供给和秩序治理能力,从而能够在矛盾尖锐复杂的改革开放期有效掌控社会秩序,应对内外挑战,组织与动员社会资源,推动天津经济从高速增长走向高质量发展。其次,改革开放40年来,天津大力构建混合经济制度,重点突出混合经济结构优化的制度安排。最后,改革开放40年来,天津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取得突破,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持社会安定有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明确了新时代改革开放的科学思维和方法,指导我们正确处理重大关系。要求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既要敢为天下先、敢闯敢试,又要积极稳妥、蹄疾步稳,把改革发展稳定统一起来,坚持方向不变、道路不偏、力度不减,推动新时代改革开放走得更稳、走得更远。

中心学者在《天津日报》发表学术文章

《天津日报》在1221日第4版上刊登了中心学者薄文广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康庄大道》。正文如下: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指出: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党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成就和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优越性和旺盛生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验和证明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和强大推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当代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引领时代发展的康庄大道,必须毫不动摇走下去。

40年光辉历程,极大地发展了中国社会生产力,也充分证明了中国人民

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改革理性,以人民过上好日子为一切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吸收和借鉴先进国家经验基础上,依据中国自身发展状况,在探索中摸规律,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达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改革没有现成的教科书可以照抄,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照搬。40年的实践也表明别人的路,我们搬不来,搬来了也走不通。中国人要把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手中,只有从中国具体国情出发,从百姓最关心、最迫切以及最现实的利益入手,聚焦问题导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改革不适应中国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体制和机制,进一步促进社会解放以及公平正义,我们党带领人民才创造了为世人称赞的中国经济发展奇迹。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党根据中国当时的发展实际以及国内外环境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一条开创性的探索之路。在经历了一些挫折,甚至是磨难中,凝结并形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的改革共识,并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这是党和人民上下求索的精华,也是中国40年实践中的真知,必须长期坚持,绝不动摇。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增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进入并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必须更要发扬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改革精神,敢于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去体验别人看不到的风景。改革意味着创新,意味着对过去的超越,在并不会一帆风顺的前进道路上,我们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增强“四个自信”,构建“想创新、敢创新、能创新”的社会氛围,路径可以借鉴,工具可以模仿,但前进的方向必须笃定。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代、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不断深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拓展。事实和实践证明,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和强大中国。

中心主任在《求是》发表学术文章

《求是》在201824期刊登了中心主任逄锦聚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必须坚持以发展为第一要务》。正文如下:

40年改革开放取得的最伟大成就之一,是我们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今天,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商品消费第二大国、外资流入第二大国,我国外汇储备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事实证明,改革开放作为我国发展史上的一次伟大革命,顺应了历史潮流,把握了时代主题,适应了人民要求,使中国人民在富起来、强起来的征程上迈出了决定性的步伐!

40年改革开放积累的最宝贵经验之一,是必须坚持以发展为第一要务,不断增强我国综合国力。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始终把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根本任务;我们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毫不动摇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发展应该是科学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思想,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环境中,披荆斩棘,克服重重困难险阻,全面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才能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雄厚物质基础。实践证明,坚持以发展为第一要务,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改革开放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法宝。

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升,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够高,核心创新能力还不够强,生态环境保护还任重道远,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脱贫攻坚任务仍然十分艰巨。同时,国际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经济全球化和多边贸易体制受到挑战,不确定因素增加。无论是实现更加平衡更加充分的发展,还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都必须继续坚定不移地坚持以发展为第一要务,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紧紧围绕解决好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坚持以发展为第一要务,继续在深化改革开放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高质量发展这个根本要求,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切实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攻坚战,努力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在发展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坚持向改革要动力、要效率,以发展促进稳定,以稳定为改革发展创造条件。

中心学者张海鹏论文在“中国扶贫改革40周年”主题征文活动中获奖

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全面系统总结我国扶贫改革伟大历程和辉煌成就,进一步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扶贫思想,深化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国务院扶贫办于今年4月开展了“中国扶贫改革40周年”主题征文活动。活动共评选出118篇获奖论文,中心学者张海鹏的论文《创新精准扶贫机制构建三重联合体》获奖。

《创新精准扶贫机制构建三重联合体》一文提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减贫工作取得巨大成就,其中的典型经验就是利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构建了一个扶贫主体之间紧密联系、利益协调、步调一致的扶贫联合体。这一联合体从不同维度可以细分为政府引导支持多方共建扶贫主体联合体,理顺关系创新机制构建脱贫联合体,扶贫产业市场导向建设生产经营联合体。为了让扶贫联合体更好发挥作用,可以从8个方面创新扶贫机制,即干部下乡诊断导航、政府投入作为先导、集体经济优先发展、企业多种方式跟进、资源和要素资本化、金融密切配合支持、贫困户能主动参与、多方共建共享共赢。

四、部分学术成果列举

逄锦聚

1.为改革开放提供坚实的创新理论,天津日报,20188609

2.围绕经济体制改革核心问题攻坚克难,经济日报,201881613版,作者:教育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执笔:逄锦聚

3.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804

4.在发展中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上),中国国门时报,20189303

5.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前线,201810

6.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治经济学评论,201806

7.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时代价值和理论贡献,社会科学辑刊,201806

8.构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三个重大问题,经济研究,201811

安虎森

1.铁路网络规划对我国空间格局影响分析,安虎森等,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809

2.区域协调发展视角下的反贫困政策与实践,安虎森等,治理现代化研究,201805

3.“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企业如何“走出去”——基于“新”新经济地理学的视角,安虎森等,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811

薄文广

1.“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可持续发展研究,薄文广等,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04

2.新时代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的困境分析与应对研究,薄文广等,国家治理,201830

3.地方政府竞争与环境规制异质性:逐底竞争还是逐顶竞争?,薄文广等,中国软科学,201811

陈宗胜

1.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成——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四十年回顾与展望,陈宗胜、周云波等,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804

2.少数民族地区扶贫工作的做法与经验——以天津等援疆单位在和田地区开展扶贫工作为例,陈宗胜等,全球化,201807

3.易地扶贫搬迁:解“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之困局,陈宗胜等,国际融资,201809

贺京同

供给冲击、需求冲击与我国最优货币政策规则,贺京同等,经济评论,201805

何自力

1.美国发动贸易战凸显其霸权主义本质,红旗文稿,201817

2.改革开放政治逻辑与经济逻辑的互动,人民论坛,201828

3.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形成的基本经验,政治经济学评论,201806

刘刚

1.探究创新生态系统的构建与发展,经济参考报,201871107

2.突破创新的“达尔文海”——基于深圳创新型城市建设的经验,刘刚等,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06

3.创新区与新经济的起源关系和动力机制研究——基于北京海淀区独角兽企业的价值网络分析,刘刚等,南京社会科学,201812

刘晓欣

1.虚拟经济的自我循环及其与实体经济的关联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基于美国1947—2015年投入产出数据,刘晓欣等,政治经济学评论,201806

2.高铁开通对城市房地产价格的影响——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研究,刘晓欣等,经济问题探索,201808

孙景宇

全球治理的困境与出路:《帝国主义论》的启示,经济学家,201809

张海鹏

我国农村改革发展典型特征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经济纵横,201811

钟茂初

1.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须从多方着力,人民政协报,201871203

2.以绿色发展推动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群言,201807

3.绿色发展理念融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对策思考,区域经济评论,201805

4.中国城市生态承载力的相对表征——从胡焕庸线出发,钟茂初等,地域研究与开发,201805

5.拉动内需,从何做起,人民论坛,201829

6.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若干问题分析,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