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一、成果概况
二、部分成果简介
1.中心主任在《经济日报》发表学术文章
2.中心副主任在《经济日报》发表学术文章
3.中心副主任在《经济日报》发表学术文章
4.中心副主任在《光明日报》发表学术文章
5.中心学者在《经济日报》发表学术文章
2023年上半年成果简报
一、成果概况
2023年上半年，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取得了丰硕成果。在CSSCI来源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在《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等国内知名报刊发表多篇文章等。主要成果名称如下：
逄锦聚：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当代经济研究，2023年第2期。
逄锦聚：教好学好用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大学教学，2023年Z1期。
逄锦聚、荆克迪：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
逄锦聚：新时代新征程思政课高质量发展的三个关键问题，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2023年第2期。
逄锦聚：从经济学角度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经济日报，2023年3月20日第10版
何自力、王传智：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及其本质要求，经济纵横，2023年第1期。
何自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基点，红旗文稿，2023年第7期。
何自力：大力发展制造业和实体经济，企业观察家，2023年第4期。
何自力：把实践作为检验各项政策和工作成效的标准，经济日报，2023年5月17日第10版。
刘凤义、赵夫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几点思考，理论与现代化，2023年第2期。
刘凤义、方敏：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胡钧的学术思想及贡献，光明日报，2023年5月9日第11版。
刘凤义：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经济日报，2023年1月3日第10版。
张海鹏：探索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践路径，经济日报，2023年2月1日第10版。
孙景宇：在坚定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中推进高质量发展，天津日报，2023年1月30日第9版。
孙景宇：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建构，俄罗斯学刊，2023年第3期。
王永兴：新时代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天津日报，2023年1月25日第4版。
二、部分成果内容
1.中心主任在《经济日报》发表学术文章
《经济日报》在3月20日第10版上刊登了中心主任逄锦聚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从经济学角度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正文如下：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深刻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和要坚持的重大原则。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概括提出并深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党的二十大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
中国式现代化内涵极其丰富，可以从多学科多角度加以理解。从经济学的角度，科学理解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至少有以下几个维度。
一是从战略目标理解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开始，就坚守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把实现现代化作为不懈奋斗的伟大目标。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从战略目标理解和把握，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其根本目的是要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二是从基本经济制度理解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都是建立在其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之上的。党的领导制度是我国的根本领导制度。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这些制度决定着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是中国式现代化得以成功推进的重要保障。
三是从发展道路理解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决定命运。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我们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发展，不走一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
四是从文明形态理解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社会文明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全部有形的与无形的、物质的与非物质的成果的总括和结晶。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
五是从方法论上理解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进一步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和本质的认识，概括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初步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创新，根本上得益于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要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只有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自信自立，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胸怀天下，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也才能保证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不断丰富发展。
六是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理解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意义在于指导实践。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来源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既是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实践的理论指南。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上，要深刻理解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中心副主任在《经济日报》发表学术文章
《经济日报》在1月3日第10版上刊登了中心副主任刘凤义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正文如下：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重要论断是我们党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重要创新，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提供了行动指南。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体现了我国现代化的内在规定性。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这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规定性。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领导力量决定道路方向，中国共产党领导与社会主义现代化之间具有内在必然联系，这是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根本标志。因此，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被纳入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这表明我国的现代化不是固步自封的现代化，而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内在要求和发展趋势的现代化，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中国式现代化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这表明中国式现代化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而是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成果，是党团结带领人民独立自主探索开辟出来的新道路。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体现了我国现代化的本质属性。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特征，这些特征共同指向了我国现代化的本质属性——以人民为中心，这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必然体现以人民为中心。
从领导力量上看，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我们党始终坚持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从制度属性上看，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宝贵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取得巨大成功，必须一以贯之进行下去。从现代化内容上看，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涵盖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为此，党的二十大报告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从世界贡献上看，要拓展世界眼光，深刻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贡献。这些都表明，中国式现代化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造福世界人民，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体现了我国现代化的合规律性。
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这体现出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关系。现代化作为一个系统，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既要抓住主要矛盾，又要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也是把握现代化发展规律的要求。
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从对现代化的要求这个角度看，可以划分为“一般要求”和“本质要求”，前者体现普遍性特征，后者体现特殊性特征。现代化“一般要求”，是指只有具备了一些基本标准才能称一国为现代化国家。目前，关于现代化的标准尚没有统一认识，人们衡量现代化国家有不同分类。例如，从发达程度上分，可分为发达国家、中等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等。对衡量现代化的指标体系，人们也有不同观点。例如，有的提出从人均GDP、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城镇化率等指标来衡量，有的提出以人口发展指标、经济发展指标、社会发展指标等来衡量。尽管各种衡量现代化的指标体系不完全一致，但依然能反映出一些共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的现代化指标体系需与已有的现代化指标体系进行对标。同时，要把握好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包含九方面内容，体现了我国现代化的内在规定性和本质属性，应该在把握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关系中构建我国的现代化指标体系。
唯物辩证法认为，一切存在的事物都由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的矛盾组合而成。我国现代化进程中要善于运用对立统一论，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在不同发展阶段，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也是不同的。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需紧紧围绕这个社会主要矛盾推进各项工作。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中必然包括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内容。其中，高质量发展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方面，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可见，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体现了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规律要求。
3.中心副主任在《经济日报》发表学术文章
《经济日报》在2月1日第10版上刊登了中心副主任张海鹏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探索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践路径》。正文如下：
农业强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基。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着眼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全局大局，系统阐释了建设农业强国、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强调“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从中国式现代化的这些特征出发，农业强国之“强”应体现为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和多元化食物供给能力强，促进农民增收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能力强，促进乡村宜居宜业和美有效治理能力强，促进农业全过程绿色节约可持续发展能力强，为世界粮食生产和稳定供给贡献能力强。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秉持系统观念，探索整体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践路径。
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和多元化食物供给。一是要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坚决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二是要把种业振兴行动切实抓出成效。加强种质库建设和良种研发工作，并注重良种在农业生产中的推广和普及。三是要推进农业机械化、数字化和智能化发展。特别是推动数字化为农业生产、农产品流通和消费等方面全面赋能。四是要树立大食物观。通过向森林要食物、向江河湖海要食物、向设施农业要食物等，多途径开发食物来源。五是要促进农村三产融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遵循市场规律，因地制宜深入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六是要加强合作实现共赢。通过促进小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开展合作，构建全国不同区域的农业协作机制，深度参与国际市场等，实现农业生产和经营方式现代化以及多方共赢。
提升农民生产经营能力和就业水平，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引领农民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要不断增强和拓展农民获得工资性收入及经营性收入的能力与途径。通过搭建就业信息发布、技能培训、权益保障等服务平台，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通过培育和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农民在农业专业合作社或农业企业就业提供更多岗位；通过着力提升小农户经营能力并采用合作和联合的方式融入农业产业链，增加农民经营性收入；通过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和联合，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从制度上保障农民更好分享发展成果，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统筹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促进人才、土地、资金、技术、数据、产业向乡村汇聚，为乡村建设提供支撑；推进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为乡村产业发展营造更好环境；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实现乡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与乡村治理能力提升相互促进。通过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行动、乡村有效治理之间的良性互动，坚持不懈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积极发展绿色农业，强化资源保护与节约利用，推动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需要在农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全过程做到绿色和节约。在生产环节，应重点推广绿色、有机、循环农业耕作方式，减少农药化肥施用量，应用先进的农业科技，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在流通和销售环节，应通过建设现代仓储设施，发展冷链物流、电商直播、精简包装等，实现节约和绿色发展；在消费环节，也要厉行节约、避免浪费。
同时，在建设农业强国过程中，我国要积极承担大国责任、体现大国担当，运用现代农业科技和农业管理方式为欠发达国家提供农业援助和支持，积极参与全球粮农治理，持续为世界粮食生产和稳定供给作出中国贡献。
4.中心副主任在《光明日报》发表学术文章
《光明日报》在5月9日第11版上刊登了中心副主任刘凤义等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胡钧的学术思想及贡献》。正文如下：
【经济学人】
胡钧（1928—2022）是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教育家，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中国人民大学首批荣誉一级教授。他从教70载，始终旗帜鲜明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守正创新、开拓进取，取得丰硕理论成果，形成了独特的学术风格和高尚的育人品格。
在教书育人中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与普及
胡钧1947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积极参与学生运动；1948年11月赴解放区，进入华北大学政策研究室工作；1950年入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在研究生班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1952年留校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1973年分配至北京师范大学工作，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后回校工作。胡钧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一生热爱教育工作，潜心治学，甘为人梯，为党和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栋梁。
胡钧高度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始终强调打好马克思主义理论基本功。自1952年任教职以来，不仅为学生开设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课，还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先后开设“《资本论》与当代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等前沿课程，耄耋之年仍坚持为学生逐字逐句讲授《资本论》。几十年来，由胡钧指导和培养的许多学生都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研队伍的骨干。他在教学研究中勤勤恳恳，言传身教，深受学生爱戴，1990年荣获“北京市优秀教师”光荣称号。
胡钧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普及与宣传工作。1984年，他参与撰写的《〈资本论〉第二卷简要读本》，是各级领导干部学习马克思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重要参考读物。他曾担任中央广播电视大学通用教材《政治经济学》副主编，受教育部聘请主持《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课程教材的大纲和内容审定工作。针对教学过程中的热点难点问题，胡钧主编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热点问题的思考》一书，受到经济理论课教师的广泛欢迎。他曾担任《教学与研究》杂志副主编、教育部《高校理论战线》杂志编委等职务，为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交流与研究作出重要贡献。
坚持以《资本论》方法论指导理论研究和经济实践
胡钧是我国《资本论》研究的重要人物，他特别强调对《资本论》方法论的研究。他从不就理论谈理论，总是把理论归结到方法论的高度，在他看来，“一个科学理论体系中最有价值、最值得珍视的是科学的研究方法。任何理论观点都会带有时代的烙印，在某一个时期要突出理论的某些方面，某些理论观点会不断变旧、过时，而科学的研究方法则是常青的。《资本论》中最宝贵的东西就是其中包含的考察一定社会经济制度的科学方法。”
比如，胡钧坚持以《资本论》方法论为根本指导来认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围绕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1版序言中所说“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这一论断，理论界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产生了争鸣。他认为，虽然生产力起决定性作用，但不能因此陷入机械的决定论。他指出，“马克思一方面指出了生产力、生产方式对生产关系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一方面又强调了生产关系在一定条件下对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因此，有人机械地理解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性质这一科学论点，就是割裂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关系，想当然地认为生产力可以脱离开生产关系而独立发展，事实上人类社会从来不存在脱离生产关系的生产力，《资本论》详细阐述了协作、分工、机器工业等关于生产力的内容是如何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产生和发展的，马克思把这些发展称为“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胡钧强调“新的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强大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并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的伟大成就，充分证明了生产关系调整和发展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他认为，应把社会生产关系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这一方面可以确立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学科中的基础性地位，另一方面也表明政治经济学当前的具体任务是为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指明方向，为党和国家制定大政方针提供理论依据。
再比如，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理解也体现出胡钧对《资本论》方法论的坚持。在他看来，一些人之所以存在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错误理解，根本原因是不理解《资本论》的方法论。胡钧指出，马克思的价值理论超越了资产阶级古典学派，最根本的一点是揭示了价值不是人与物、物与物的关系，而是以物为媒介的人与人的关系，从而揭示了这种生产关系的历史性质，揭示了劳动采取价值形式的特殊的历史条件，这也是无产阶级理论家与资产阶级理论家的本质区别，是辩证法与形而上学、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的根本区别。他指出，“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优于以往的劳动价值学说的根本之点，正是在于马克思在劳动二重性基础上论证了劳动为什么和在什么条件下采取价值这种形式。不理解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这一根本点，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就会失去科学性。”
胡钧对《资本论》方法论的重视并不仅体现在纯学术领域，他深知经济学是一门致用之学，因此始终坚持运用《资本论》的方法论解决经济改革和发展中的现实问题。他认为，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辩证方法具体表现为系统方法和发展方法。马克思把资本主义制度作为一个有机体即作为一个系统来阐述，进而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各要素的内在联系加以分析。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大系统，它包括许多复杂的子系统，包括生产关系、分配关系、交换关系、消费关系，包括工业、农业、商业等。这个生产关系体系从层次上看，包含深层本质关系、中间层次关系和表层关系。只有弄清这样一个复杂大系统的各个要素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它们是怎样有机结合在一起的，才能揭示其运动规律。在这方面，《资本论》是最高范例。胡钧认为，系统方法对探索社会主义经济的内部结构具有极重要的指导意义，例如公有制、按劳分配这些本质要素与商品关系绝不能机械地拼在一起，必须运用系统方法揭示它们是怎样有机地组成社会主义经济结构的、这些要素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地位和功能究竟是怎样的。胡钧还强调，经验在理论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但经验不等于本质，科学的方法是在经验与理论之间架起“中间环节”这座桥梁。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很多范畴，如商品、价值、利润等，不能仅限于直接经验的确认，应搞清楚它们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内在联系。
对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兼容问题作出理论贡献
胡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作出了开拓性研究。1959年他在《红旗》杂志发表《关于全民所有制内部商品价值形式问题》，揭示了公有制的等量劳动交换（按劳分配）与商品经济等价交换之间的本质区别，之后他继续不断深化研究，1989年、1991年和1994年在《中国社会科学》连续发表三篇论文，系统阐释了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为探索公有制内部商品经济关系、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等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基础，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研究作出开创性贡献。
胡钧明确提出，等量劳动互换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深层次的本质关系。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任何个人或集团都不可能凭借其对生产资料的占有而获得特殊经济利益，人们的利益只能通过劳动的等量互换来实现。在此基础上，胡钧对公有制下的等量劳动互换与商品经济的等价交换进行了深刻比较，指出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劳动”的内涵不同。在质的方面，等价交换的劳动包含着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等价交换是私人劳动转化为社会劳动的唯一方式；而等量劳动互换的劳动具有直接的社会性，不需要通过商品交换迂回实现。在量的方面，决定商品价值的劳动量取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受生产客观因素和劳动者主观因素两方面影响；而等量劳动互换中的劳动量只取决于劳动者主观条件决定的“直接社会一般劳动”，这是胡钧提出的新范畴，用以区别于决定价值量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胡钧对等价交换和等量劳动互换两种关系的分析，有着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为研究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兼容问题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问题提供了方法论基础。
关于社会主义还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的深层次原因，胡钧认为，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后商品关系将消亡的论断，揭示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最深层的本质特征。面对社会主义仍存在商品经济的现实，正确的分析方法是要找到公有制内部是否包含了存在商品关系的客观依据，这一客观依据就是“旧的社会分工”。胡钧指出，存在商品关系的一般原因是彼此独立的私人劳动与社会总劳动之间的关系。在经典作家设想的未来社会，全体社会成员在生产资料共同占有的基础上组成一个自由平等的生产者联合体，其中社会与个人是一种直接关系，生产者之间不存在商品交换等中间环节。经典作家的设想是对本质关系的揭示，而不是对经济运行模式的具体描述，并且这种社会形态是与生产力高度发达和人的全面发展相联系的。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还不够发达，个人还只是片面发展的个人，这就决定了旧的社会分工还不能完全消除，劳动者之间仍存在“彼此独立的私人劳动”。因此，全民所有制经济采取了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的企业这样一种生产组织形式，商品关系也就客观成为国有企业联系的恰当形式。现实表明，只要旧的社会分工决定的企业形式存在，商品关系这一形式就不会消亡，就会作为有用的社会经济联系方式而发挥作用。这一论断对于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有重大意义。这一思想在他主编的《社会主义经济的结构、运行与管理》一书中得到充分阐释，该书1991年获得第5届“中国图书奖”。
虽然社会主义企业之间的交换仍须采取等价交换的形式，但这种交换原则与社会主义等量劳动互换是存在矛盾的。胡钧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一直致力于研究如何认识和解决这个矛盾。他提出，通过两个过程可以把等价交换转化为等量劳动互换关系：第一个过程是在企业间建立商品交换关系，企业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主体，让市场评判各种商品的劳动耗费和同类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耗费，达到资源优化配置的目的。第二个过程是社会（国家）把企业因为占有和使用优良的公有生产资料而获得的超额价值即级差收益提取出来，在全社会范围内加以分配和使用，用于满足社会成员的需要。这样就把商品等价交换转换为等量劳动互换即按劳分配。这意味着，等量劳动互换不能通过市场直接实现，但又离不开市场来实现。胡钧的代表作《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集中体现了他的这一理论成果，2001年获得第12届“中国图书奖”。
今天，商品经济可以与社会主义兼容已成为人们的共识。胡钧指出，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关系的前提是对商品经济性质的科学认识。商品经济既不能和私有制或资本主义画等号，也不是所谓“中性”的关系，而是不同社会制度共有的关系。这种“共性”包含两层含义：一方面，商品经济是不同社会制度下共有的表层关系，它是一种特殊的交换方式，本身没有决定制度性质的特殊规定，因而不能成为独立存在的经济制度。另一方面，商品经济本身与特定经济制度的结合不是简单的机械的拼接，而是一种有机结合，因此，必须搞清楚某种社会经济制度的本质利益关系是如何通过与商品关系结合并实现的，比如简单商品经济是通过“等价值交换”、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是通过“等生产价格交换”、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通过“等量劳动互换”来实现人们的本质利益关系的。同样道理，要正确认识市场机制的作用，必须在深层次上理解价值规律。价值规律是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问题，说它简单，是因为就其物质内容来说，不过是节约劳动时间和按比例分配劳动的规律；说它复杂，是因为价值规律的实现形式具有复杂性。胡钧指出，价值规律是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一种形式，但不是唯一形式，计划机制也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形式。理论和实践要求我们不能简单把价值规律归结为按比例分配劳动，而要正确说明后者为什么和如何表现为前者，前者如何实现后者的要求。正是基于科学的方法，胡钧在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计划与市场、政府与市场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都提出了深刻见解。
5.中心学者在《经济日报》发表学术文章
《经济日报》在5月17日第10版上刊登了中心学者何自力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把实践作为检验各项政策和工作成效的标准》。正文如下：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实事求是、尊重规律、系统观念、底线思维，把实践作为检验各项政策和工作成效的标准。这是从工作方法角度对各地区各部门领导干部扎扎实实开展工作，以新气象新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提出的具体要求，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必须深刻领会、认真贯彻。
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基本的观点。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就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深入研究客观规律，用科学的理论指导工作实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我国基本国情，把握世界发展大势，深刻认识客观规律，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理论创新成果。例如，提出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加强党中央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提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提出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建设；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提出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提出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等等。这些深刻的理论洞见和科学论断源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富实践，是新时代新征程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伟大实践的根本遵循。
坚持实事求是精神，用扎扎实实的工作实现宏伟愿景。奋斗创造历史，实干成就未来。党的二十大报告擘画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愿景，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指明了方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宏伟目标不可能靠敲锣打鼓轻轻松松地实现，必须勇于实践、锐意进取，只有通过脚踏实地、坚韧不拔的努力奋斗才能将宏伟愿景变为美好现实，创造出令世人刮目相看的人间奇迹。为了卓有成效地推进和落实各项工作，要着力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矛盾，勇于战胜各种艰难险阻，牢牢把握工作主动权。改进工作作风永远在路上。在新征程的伟大实践中，各级领导干部要勤政廉洁，讲实话、干实事，敢作为、勇担当，不断提高应对复杂形势和艰巨任务的能力；要围绕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加强学习和调研，不断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努力成为领导经济工作的行家里手。
马克思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人的认识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实践，并不能从认识本身得到证明，而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为了推动和开展工作，人们会从实际出发提出工作目标和任务，制定相应的工作计划。毫无疑问，制定周密全面的工作计划对于开创新局面、营造新气象、展现新作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任何工作方案和规划在本质上都是观念形态的东西，要从观念转变为实际的成效，还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人民是实践活动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我们党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的目的，是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增进民生福祉，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党的执政水平和执政成效都不是由自己说了算，必须而且只能由人民来评判”。坚持人民至上，就是要尊重人民群众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把人民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赞成不赞成作为衡量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我们党坚持人民至上，对实践这一检验真理的标准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这对于制定重大发展战略、推动各项事业发展、检验各项政策和工作成效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