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一、成果概况
1.中心主任在《人民日报》发表学术文章
2.中心主任在《浙江日报》发表学术文章
3.中心主任在《经济日报》发表学术文章
4.中心主任在《经济日报》发表学术文章
5.中心副主任在《经济日报》发表学术文章
6.中心学者在《经济日报》发表学术文章
7.中心学者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学术文章
8.中心学者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学术文章
2023年下半年成果简报
一、成果概况
2023年下半年，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取得了丰硕成果。高峰先生的遗著《积累与演变：20世纪以来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在CSSCI来源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在《人民日报》《经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等国内知名报刊发表多篇文章等。主要成果名称如下：
高峰：《积累与演变：20世纪以来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经济科学出版社，2023年7月。
逄锦聚：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方法论和方法，《经济研究》，2023年第8期。
逄锦聚等：拓展文化经济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学术圆桌），《人民日报》，2023年9月4日第9版。
逄锦聚：把握习近平经济思想的要义和精髓，《经济日报》，2023年11月3日第11版。
逄锦聚：在改革开放中推动高质量发展，《经济日报》，2023年11月27日第11版。
逄锦聚：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浙江日报》，2023年8月14日第7版。
逄锦聚、龙禹玺：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政治经济学评论》，2023年第6期。
逄锦聚：关于深化“大思政课”综合改革的几点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2023年第3期。
逄锦聚：做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排头兵，《今晚报》，2023年11月26日第5版。
何自力：厘清保持制造业占比基本稳定的理论内涵，《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8月1日第3版。
何自力：简评《我以我血献轩辕》，《政治经济学研究》，2023年第3期。
何自力：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理论贡献，《经济日报》，2023年10月25日第10版。
何自力：不断完善和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前线》，2023年第12期。
刘凤义、方敏、王声啸：胡钧先生的学术思想及贡献，《政治经济学评论》，2023年第4期。
刘凤义：在经济规律体系中深入理解和把握高质量发展，《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年第7期。
刘凤义、潘璐：构建满足人民需要的国家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研究，《内蒙古社会科学》，2023年第5期。
刘凤义：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是必然要求，《经济日报》，2023年11月7日第11版。
刘凤义、计佳成、冯志轩：论国民经济整体循环中的国有企业利润形成机制——一个基于马克思主义线性生产框架的经验研究，《政治经济学评论》，2023年第6期。
周云波、王浩泽、郭金兴：共同富裕目标下全面缩小城乡差距研究，《财经科学》，2023年第11期。
周云波、王浩泽：外出务工与农村家庭电商创业——基于中国农村电子商务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江西社会科学》，2023年第8期。
张俊山：准确认识《资本论》对资本的辩证否定，《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7月18日第4版。
孙景宇：共同富裕对新发展阶段对外开放的内在要求，《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
孙景宇：准确把握“三个统筹”的重要要求，《天津日报》，2023年12月22日第9版。
乔晓楠、马飞越：支持与规范并举：促进民营资本健康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改革》，2023年第7期。
乔晓楠、王奕：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回顾“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23年第5期。
乔晓楠、张文劲、瞿王城：城市蔓延与城投债规模——一个空间政治经济学的视角，《金融市场研究》，2023年第9期。
乔晓楠、冯天异：地租理论与数字平台企业的租金研究，《政治经济学季刊》，2023年第3期。
乔晓楠：兼顾效率与平衡的区域发展路径，《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9月26日第3版。
乔晓楠、李欣：劳动报酬占比、劳动报酬差距与共同富裕——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逻辑与测度分析，《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6期。
乔晓楠、王奕：“一带一路”以对外开放新格局打开区域协调发展新局面——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改革与战略》，2023年第5期。
张海鹏整理：“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暨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研讨会综述，《天津日报》，2023年12月4日第9版。
二、部分成果内容
1.中心主任在《人民日报》发表学术文章
《人民日报》在9月4日第9版上刊登了中心主任逄锦聚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拓展文化经济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学术圆桌）》。正文如下：
①“从根本上说，文化是由经济决定的，经济力量为文化力量提供发挥效能的物质平台。然而，任何经济又离不开文化的支撑”。
——习近平：《文化是灵魂》，选自《之江新语》
记者：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文化与经济从来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紧密联系的。我们应该怎样理解和把握文化与经济之间的关系？
逄锦聚：从一般意义上说，经济是指人类社会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诸环节在内的社会生产和再生产活动。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是指社会意识形式（哲学、政治、法律、艺术、道德等）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经济作为人类生存发展最基础的活动，是与人类的产生、发展同时产生和发展的；文化无论是广义还是狭义上的，都是伴随人类社会经济活动而产生和发展的。
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看，经济发展决定文化发展，文化是一定社会经济形态的反映，又显著影响社会经济发展。二者相互作用，共同推动人类社会前进。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论述，是理解和把握文化与经济关系的基本原理。需要指出的是，文化可以分为先进文化和落后文化。先进文化对经济发展起正向的、促进的作用，落后文化对经济发展起阻碍的甚至破坏的作用。
我国历史上形成了“盛世修典”“盛世修文”的传统，在经济繁荣和社会安定基础上编纂经典、加强文化建设，同时又以文化建设促进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这当中就包含着文化与经济相互促进的深刻哲理。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强调经济基础作用、指出“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的同时，也强调文化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提出“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推动高质量发展，文化是重要支点”“应对共同挑战、迈向美好未来，既需要经济科技力量，也需要文化文明力量”等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把握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提供了思想和行动指南。
②“所谓文化经济是对文化经济化和经济文化化的统称，其实质是文化与经济的交融互动、融合发展。”
——习近平：《“文化经济”点亮浙江经济》，选自《之江新语》
记者：从古至今，我国一直既重视物质发展，也重视精神文化提升。我国在文化与经济融合发展方面形成了哪些经验和启示？
逄锦聚：我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农耕文明长期居于世界领先水平。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我国形成了灿烂的文化，比如，关于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关于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思想，关于经世致用、知行合一、躬行实践的思想，关于俭约自守、力戒奢华的思想，等等。这当中，也蕴含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难题的重要思想。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硬，取得了重大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把文化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在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实践中，我们深化了对文化与经济融合发展的规律性认识，比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经济、文化相互协调共同发展；坚定文化自信，坚持走自己的路，把中国经济发展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实现文化上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经济思想的挖掘、阐发，并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其与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秉持开放包容，善于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培育和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新时代经济发展提供丰厚滋养；等等。
③“我们推进理论创新是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而不是坐在象牙塔内的空想”。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
记者：目前，学术界在文化经济研究方面取得了哪些重要成果？
逄锦聚：近年来，我国文化与经济交叉融合研究取得的成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理论研究方面，界定了文化产业、文化事业、文化经济的范畴，阐释了文化经济的特点及其与文化事业的区别与联系，阐释了发展文化产业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之间的关系；等等。政策研究方面，提出了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公共服务体系、引导促进文化消费、重视扩大文化出口等方面的思路措施。学科建设方面，提出文化经济学的范畴，初步构建文化经济学的理论架构；部分高校开设文化经济学的相关课程、编写文化经济学的教材、试办文化经济学的专业。这些成果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了智慧和力量，也促进了我国文化经济的深入研究和发展。
④“既要物质富足、也要精神富有，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崇高追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
记者：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深化文化经济研究，可以从哪些方面、哪些领域着力？
逄锦聚：加强文化经济研究，需要在以下主要领域和方面着力：一是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中有关文化与经济关系的研究。二是加强对当代中国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积极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实践经验的总结。三是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经济发展与文化繁荣相互促进相关内容的挖掘和阐发。四是加强对国外文化经济发展状况和经验的研究。五是对文化经济学相关范畴进行界定。六是总结和提炼文化经济运行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以此为基础构建系统学说。这需要多学科联合攻关，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和突破。
⑤“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
记者：在新时代，我们应该怎样加强文化经济理论建设，更好为文化与经济融合发展提供学理支撑？
逄锦聚：在新时代加强文化经济理论建设，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学习借鉴一切有益的人类文明成果，促进经济学与文化、艺术、美学、教育、哲学、历史、法律等学科交叉融合，建设立足中国国情、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经济学。具体来说，需要把握好以下几个带有根本性、方向性的方面：
一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充分利用好三种理论资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建设的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中形成的优秀经济思想和文化思想；国内外理论界已经取得的文化经济学理论成果。
二是坚持人民性、科学性、实践性、开放性的统一，坚持问题导向，运用科学方法论，着力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与经济融合发展实践进行分析，深化对我国文化经济发展的规律性认识，并在此基础上揭示文化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
三是努力确立和阐释新的范畴。范畴是人的思维对客观事物的普遍本质的概括和反映，加强文化经济理论建设既需要创新提出一系列新范畴，也可以在吸收借鉴国内外已有文化范畴、经济范畴的基础上赋予其新的内涵，使之不仅具有鲜明中国特色，而且反映文化经济发展的一般性。
四是推进文化经济学的体系化、学理化发展。围绕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经济发展、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等，对我国文化经济学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比如：历史文化传承与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的结合，文化与经济融合发展的机制、方式、微观基础、市场体系、宏观管理等，文化经济增长，文化经济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在此基础上建构中国自主的文化经济学知识体系。
2.中心主任在《浙江日报》发表学术文章
《浙江日报》在8月14日第7版上刊登了中心主任逄锦聚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正文如下：
在经济学领域的同龄人中，我开始学习经济学比较晚。读大学之前，尽管每天都与经济发生关系，但并未接触作为一门科学的经济学。考入大学，开始读的是英语专业，后转入政治专业学习，但花大力气自学的是经济学。1981年，我考取了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政治经济学专业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已近40年。这40年，我主要研究的方向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市场经济与中国经济改革、宏观经济运行及调控、经济发展等，进入21世纪后，在继续这些研究的基础上，主攻方向则向政治经济学发展创新和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集中。
一
为什么研究方向向着政治经济学发展创新和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集中？这首先是时代和实践发展提出的要求，同时也与南开长期形成的传统和名师的影响有关。
世界发展史表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自主的根本经济理论为指导，充其量只能跟在别国后面走，很难自立于世界强国之林。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经济学界出现过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还是以西方经济学为指导的争论。作出回答的首先是时代和实践。在长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我国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为指导，对于西方国家的经验和经济学，倡导学习和借鉴，但绝不奉为圭臬、照抄照搬。
无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还是学习借鉴西方经济理论，目的都在于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所以要在继承已有的理论基础上，创新形成合乎中国实际的中国经济学自主理论体系、话语体系和知识体系。这是时代和实践发展的要求，也是时代和实践发展得出的结论。
这样的结论与南开大学百年形成的办学传统高度吻合。南开大学经济学科曾是汇聚何廉、方显庭等西方名校博士任教的学科，也是最早立足中国大地，借鉴西方理论，倡导“中国化”“民族化”的学科，是近代中国最早从中国实际出发编写第一部《财政学》教材的学科，是国内最早开展物价调查和统计分析、编制物价指数，并用英文传播到世界，产生重大影响，至今蜚声海内外的学科。在长期的办学中，南开形成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和知中国服务中国的优良传统。新中国成立初期，在高校院系调整中应用经济学成建制地划出，但南开的政治经济学、世界经济学仍然是国内最具影响力的学科。改革开放以来，南开经济学科适应经济社会发展之急需，发挥理论经济学优势，大力发展应用经济学、管理学，为国家为人民培养了大批人才，贡献了大批高水平的科学研究成果。
南开经济学有优良传统，更有名师。我读研究生的导师是著名经济学家谷书堂教授，导师组还有蔡孝箴教授、朱光华教授、贾秀岩教授，为我们开课和讲座的有滕维藻教授、钱荣堃教授等。这些名师以身垂范，坚守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宗旨，坚持为人民富裕为国家强盛培养人才。他们谙熟教育规律，思想解放，开放办学，鼓励年轻人为国为民学习，勇于创新，很多教育理念和办学举措都开国内经济学教育先河。
南开的优良传统和导师们的思想，深深影响我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使我在做学问中、在教学中，始终保持一种清醒。每写一篇文章，发表一种言论，开一门课，都首先想到是否合乎中国的实际，是否合乎客观规律，是否对人民对国家有益。这是我经过长时间积累，最终致力于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
要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积我几十年的体会，首先要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立足中国，透彻地把握国情，把学问做在中国大地上。
理论来源于实践，受实践检验，在实践中发展，这是被反复证明了的道理。实践上升为理论有两种主要途径：一种是亲身实践，通过实践经验的总结上升为理论；一种是借鉴他人实践并通过实践经验的总结上升为理论，这就是通常说的调查研究。
我高中毕业后没能直接上大学，而是回农村生活工作了14年，种过地，做过木工，做过中小学教师，也做过工人。这十几年的亲身实践很重要，不仅使我对中国当时社会条件下农业农村农民有了深刻的了解，而且在我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中打上了永不磨灭的印记。在后来的经济学研究和教学中，每每涉及“以人民为中心”“共同富裕”“乡村振兴”“城乡协调发展”等等，我总感到有一种特殊感情和责任感。它促使我不仅要把经济学文章、专著、教材写在中国的大地上，而且要尽可能写到人民群众的心里。
因为有了这段终身受益的亲身实践，尽管时代发生了变化，但我还是赞成学经济学的青年学生在学期间最好有一段不同形式的亲身实践。
调查研究也是一种有益的实践。工作再怎么忙，通过调查研究向实践学习是必须坚持的。实践是亿万人民群众的实践，而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真正动力。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坐在屋子里、在书本上创新是有局限性的。调查研究可以使自己感触到时代和实践发展的脉搏，可以发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提出的真问题，可以学习到广大群众的智慧，从而为经济学理论创新提供丰富的新材料和不竭的推动力。
几十年来，我坚持利用一切机会调查研究。我的学位论文就是通过参与当时国家体制改革研究会对改革试点城市重庆、武汉、常州等的调查，总结这些城市改革开放的经验写成的。记忆犹新的是上世纪90年代进行的关于京津经济一体化的调查研究和形成的建议，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形成做了前期的研究。近年我还利用到浙江大学、嘉兴学院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对当地乡镇、农业大户、民营企业、社区进行调研，对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进行实地考察，收获很大。调研当然不限于国内，也包括对国外经济的考察。1995年我曾参与天津市的代表团对日本现代物流业进行考察，通过考察学习借鉴国外现代物流经验，与大家一起编制了天津物流业发展纲要（建议），这是我国较早的地方性物流发展纲要。我切身体会，调查研究对于克服自身理论认识的局限性，从鲜活的实践中汲取智慧，促进经济学理论创新，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意义重大。
三
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继承、借鉴前人的理论成果并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对于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也非常重要。
首先是继承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是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政治经济学是其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是科学的理论、人民的理论、实践的理论和开放发展的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在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我国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的胜利，创造了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社会长期稳定发展的世所罕见的奇迹。因此，首先要继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同时要在继承的基础上，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创新发展。
其次是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经济思想。中华民族有深厚的文化传统，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是我国的独特优势。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经济思想的挖掘和阐发，把具有当代价值的经济思想弘扬起来，使中华民族优秀的经济思想与当代经济发展相适应，与现代经济发展相协调。
再次是对世界人类文明成果的借鉴。我们要构建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既具有中国特色，也具有人类文明的一般性。借鉴和吸取世界各国经济学的有益成分，为我所用，对于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是有益的。以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学为例，这些国家的经济学对于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分析所采取的一些方法和得出的理论，包含有科学的成分，借鉴和吸取这些科学的成分，对于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和发展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是有益的。当然，其中有些基本假定并不符合我国国情，所以要吸取精华，弃其糟粕，而决不可食洋不化、照抄照搬，更不可把它作为指导我国经济建设实践的根本理论。
对于西方国家的经济学，读研究生期间和工作后利用出国讲学的机会，我曾下力气学习过，1994年参加中国青年经济学家代表团赴美国，也曾对美国经济学的发展状况和美国经济学的教育进行过考察，访问过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十几所经济学比较领先的大学，这次考察和在考察基础上形成的考察报告对借鉴国外经济学、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推动中国经济学教育改革发挥了作用。
四
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一个探索的过程，需要多学科、众多学者共同努力才可能实现。
中国经济学是由多学科构成的科学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担负揭示经济规律、提供具有指导意义的基本理论的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构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我作为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和教学的众多学者中的一员，曾经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提出过一些主张。包括：
坚持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导，充分利用好三种理论资源；立足中国实践，坚持问题导向，反映时代进步，讲好中国故事，揭示中国经济特殊规律和人类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着力对中国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提出的重大课题进行分析，特别是要加强对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经验、中国理论的阐释，力求揭示经济发展的规律性；努力阐释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经济发展新理念和中国式现代化等为核心的新范畴；着力阐释系统理论学说，如加强党对经济发展统一规划和全面领导的理论，社会主义本质和以人民为中心的理论等；尝试构建以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主线，建立与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相适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结构等等。在提出主张的同时，我和同事们也做了一些尝试，撰写了一批研究性的文章，撰写出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通论》等专著和教材。但这些成果是初步的，为适应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需要，还需要进一步深入和完善。为此，我愿和大家一起作更大的努力，为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添砖加瓦，贡献力量。
3.中心主任在《经济日报》发表学术文章
《经济日报》在11月3日第11版上刊登了中心主任逄锦聚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把握习近平经济思想的要义和精髓》。正文如下：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习近平经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把握习近平经济思想的要义和精髓，并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坚持和发展习近平经济思想，对于实现党的二十大确定的奋斗目标和根本任务，具有重大意义。
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习近平经济思想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高度，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做好新时代经济工作指明了正确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习近平经济思想内涵极其丰富，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战略谋划和统一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国进入了新发展阶段，新发展阶段就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阶段；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明确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等等。
习近平经济思想具有鲜明的科学性、人民性、时代性、实践性、开放性，为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了原创性贡献。对此，重点可从以下方面深入理解。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始终把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和使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人民至上，从奋斗目标、发展理念等多方面论述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其原创性的贡献主要在于：一是把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作为新时代奋斗目标，赋予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新的内涵。他提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二是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他强调，“我们要始终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这既是我们党领导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新发展理念的‘根’和‘魂’”。三是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人民立场，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虚心向人民学习，倾听人民呼声，汲取人民智慧，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让全体中国人民和中华儿女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共享幸福和荣光”。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五位一体”、战略布局是“四个全面”，在总体上为我国经济的发展确定了战略方向、战略目标和战略措施。围绕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们的任务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当然我们建设的现代化必须是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实际的”“我们党领导人民不仅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而且成功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把中国式现代化目标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联系在一起，作出原创性论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理论指南。
创造性地提出新发展理念，明确经济发展的主题和第一动力。新时代我国经济要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是前人未曾遇到的重大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及其相互作用，深刻把握世情、国情变化，适时提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回答了关于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阐明了我们党关于发展的政治立场、价值导向、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等重大政治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党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坚持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全党全国要统一思想、协调行动、开拓前进”。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青海代表团审议时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创新发展，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是国之利器，国家赖之以强，企业赖之以赢，人民生活赖之以好。中国要强，中国人民生活要好，必须有强大科技。新时期、新形势、新任务，要求我们在科技创新方面有新理念、新设计、新战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加快各领域科技创新，掌握全球科技竞争先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学技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国家前途命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人民幸福安康。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科学技术解决方案，更加需要增强创新这个第一动力。”习近平总书记还提出，“发展数字经济意义重大，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关于新发展理念以及对于经济发展主题和第一动力的新观点，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作出了原创性贡献，不仅为我国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而且对后发国家的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
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整个进程中，我们要牢牢把握习近平经济思想的要义和精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
建立在科学方法论基础上的科学理论体系
习近平经济思想是建立在科学方法论基础上的科学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21世纪世界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总书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解决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课题过程中，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将“一个结合”丰富和发展为“两个结合”，并强调坚持好、运用好一系列立场观点方法，实现了方法论的新飞跃。
对于“两个结合”的方法论，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进行了深入阐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要运用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中国的问题，而不是要背诵和重复其具体结论和词句，更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一成不变的教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着眼解决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作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得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形成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更好指导中国实践”。同时，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必须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
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要坚持“两个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并坚持好、运用好一系列立场观点方法。对此，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六个必须坚持”，包括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必须坚持胸怀天下。其中，人民至上体现根本立场，自信自立体现精神特质，守正创新体现理论品格，问题导向体现实践要求，系统观念体现科学方法，胸怀天下体现世界情怀。这“六个必须坚持”，贯穿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贯穿于习近平经济思想。
习近平经济思想方法论方面的创新是对长期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升华。在经济工作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出改革方法论和经济工作的具体方法，强调“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必须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增强辩证思维、战略思维能力，努力提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的本领”。新时代，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指引下，我们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系统观念，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稳中求进，加强战略定力，坚持运用底线思维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把握时代大势，抢抓机遇，顺势而为，确立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战略目标和战略举措。
正是有了“两个结合”的方法论基础和一系列科学的立场观点方法，习近平经济思想能够指导新时代现代化建设实践不断取得成功，并在实践发展中永葆生机活力、放射真理的光芒。新发展阶段，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我国和世界经济形势还会发生深刻变化，新的问题会不断出现，但只要坚持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导，以科学的方法论不断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就一定会立于不败之地，取得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成功。
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
牢牢把握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核心要义和科学方法论，目的在于应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并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经济思想。
一是坚持和加强党对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党的领导直接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最终成败。要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党和国家事业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确保党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确保我们在前进道路上拥有团结奋斗的强大政治凝聚力、发展自信心，汇聚起14亿多人的磅礴力量，确保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不移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通过全体人民共同努力，一起迈入现代化。
三是坚定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在当前经济面临新挑战的复杂形势下，更要增强信心，坚持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四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要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发展素质教育，促进教育公平。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
五是一以贯之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完善分配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坚持多劳多得，鼓励勤劳致富，促进机会公平，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财富积累机制。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上取得新突破。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
六是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要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实施全面节约战略。深入推进能源革命，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
七是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科技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八是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是全面发展的现代化。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要坚持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全面推进，为人类社会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
4.中心主任在《经济日报》发表学术文章
《经济日报》在11月27日第11版上刊登了中心主任逄锦聚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在改革开放中推动高质量发展》。正文如下：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新时代新征程，必须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一是推进企业改革。经营主体是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天津出台了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二十九条举措，有效促进了民营企业发展。同时，进一步加大国企改革力度，发挥国有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和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作用。
二是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不断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市场准入制度、公平竞争制度、社会信用制度等，不断优化营商环境。破除阻碍要素资源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大力发展要素市场，增强新型生产要素流动的活力，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天津按照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改革开放先行区的定位，在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方面迈出了坚实步伐。
三是深化有利于促进新质生产力形成和发展的体制机制改革。要摒弃主要靠要素投入驱动经济发展的思维定势，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以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驱动经济发展。新质生产力是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生产力。要全面深化改革，促进科技创新和技术应用，促进劳动者与生产要素更好结合，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天津教育科技发展有很好的基础，要进一步发挥这些优势，加大对各类人才尤其是高层次创新人才的培养和吸引力。
四是完善分配制度。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推动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劳动报酬提高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基本同步。
五是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要充分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促进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着力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提升政府的服务和监管能力。
六是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要推进高水平开放，加快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天津具有集空运、海运、陆运于一体的现代流通优势，要按照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的定位，做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排头兵。
5.中心副主任在《经济日报》发表学术文章
《经济日报》在11月7日第11版上刊登了中心副主任刘凤义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是必然要求》。正文如下：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工作都必须坚定自觉坚持党的领导。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政治和经济之间存在着辩证关系，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决定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同时又反作用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乃至于起到决定性作用。”政党作为上层建筑诸要素中强有力的组织形式，对经济基础产生直接和有力的反作用。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只有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才能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政治保障，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是尊重政治和经济辩证关系的必然要求。
顺应社会化大生产规律
现代社会之所以采取政党领导下的政治制度，与社会化大生产密切相关。社会化大生产具有以下特点：一是产品社会化。这种生产的目的不再是仅仅用来满足自己的需要，更主要的是通过交换方式满足社会的需要。二是生产资料使用社会化。在社会化生产方式下，生产资料不再归个人或家庭使用，而是归以机器大工业为基础的大批劳动者集体使用。今天的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更是打破了以工厂为界限的生产资料使用方式，进一步提高了生产资料使用的社会化程度。三是生产过程社会化。社会化生产条件下，整个生产过程都是在一定社会分工体系下完成的，这就要求生产者之间必须进行协作，协作使得生产者之间成为紧密相连的利益共同体，能否协调好各方之间的关系，就成为能否提高生产效率的关键。
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存在着矛盾，这个矛盾的实质是资本家阶级狭隘的利益界限与社会化大生产所要求的经济社会调节以及公共利益范围的扩展之间的矛盾。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科学揭示表明，资产阶级政党无法协调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除了不断爆发周期性经济危机外，还出现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一些发达国家陷入政治、经济、社会、价值观等系统性的危机之中。
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符合社会化大生产的规律要求。社会化大生产程度越高，客观上要求生产的协调性越高。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通过全社会范围内的中长期规划和重大比例关系安排，保证和引导产业之间、部门之间的平衡协调发展，不仅有利于解放生产力，为社会化大生产创造条件，也有利于推动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企业内部可以保证生产的协调性和有组织性。通过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把企业党组织内嵌到公司治理结构之中，能够确保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及重大部署得到真正贯彻和执行，为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和政治保障。可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是顺应社会化大生产规律的内在要求，有利于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
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与资本主义制度结合形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结合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是价值规律，但对价值规律的具体运用和把握，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有显著区别。
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资产阶级宣扬自由市场经济，价值规律自发起作用，资本充分利用价值规律追求自我扩张，哪里赚钱就奔向哪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探索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市场经济，是尊重和运用价值规律，同时又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克服价值规律局限性的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伟大创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
我们党坚持把注重顶层设计与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结合起来，不断探索政府与市场如何有机结合发挥作用，努力在实践中破解经济学上的世界性难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优化营商环境。”这些要求和部署，有利于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有效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从实践上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市场机制不是万能的；从理论上看，市场经济存在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因此，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发挥好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也要提高党和政府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我国，党的坚强有力领导是政府发挥作用的根本保证。”我们党驾驭市场经济的根本目的是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利用市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时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驾驭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是必须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不动摇。二是必须推动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创新宏观调控的方式方法，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提高宏观经济治理的能力和水平。三是通过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不能驾驭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能不能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从根本上讲取决于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发挥得好不好。”由此可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是探索和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必然要求，必须在利用好市场经济的长处和驾驭好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规律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追求。建设什么样的现代化、怎样建设现代化，是每一个追求现代化国家的执政党要探索和回答的问题。提起现代化，人们容易囿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这是因为人类现代化确实始于西方。长期以来，人们对现代化的衡量标准主要是以工业化发展水平为标志来构建的，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一个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但却难以反映这个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比如在西方现代化中存在的经济危机、生态危机、两极分化等问题，与人类追求的现代化梦想背道而驰。因此，必须破除“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
对现代化发展规律，必须站在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结合本国国情加以探索。政党作为引领和推动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力量，有责任对一系列现代化之问作出回答。执政党执政的基础、执政的理念等，都直接关乎现代化的性质、目标、价值取向和发展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明了人类现代化发展需要思考和解答的问题。第一，关于推动现代化的根本力量和最终目标是什么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进现代化最坚实的根基、最深厚的力量。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因此，现代化发展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第二，关于现代化发展道路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品’，也不是非此即彼的‘单选题’”。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决定了现代化道路也必然具有多样性，因此，追求现代化的国家之间必须互相尊重各自的道路选择。第三，关于现代化进程中国家之间关系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任何国家追求现代化，都应该秉持团结合作、共同发展的理念，走共建共享共赢之路”。人类现代化发展过程不应是零和博弈而应是互利共赢，因此，各国走向现代化应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携手同行。
中国共产党一百多年来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始终不渝探索现代化发展规律，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既基于自身国情、又借鉴各国经验，既传承历史文化、又融合现代文明，既造福中国人民、又促进世界共同发展。党的二十大概括提出并深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现了我们党对现代化发展规律的新认识。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第一，有利于确保中国式现代化的正确方向。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信仰信念、政策主张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这就要求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让全体人民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增强获得感和幸福感。第二，有利于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凝聚力量。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能够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回应人民关切、体现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精神，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创造性，把全体人民的智慧汇聚成推动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第三，有利于应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风险挑战。现代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党和国家事业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全力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困难和挑战，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6.中心学者在《经济日报》发表学术文章
《经济日报》在10月25日第10版上刊登了中心学者何自力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理论贡献》。正文如下：
习近平经济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形成的宝贵思想结晶，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指导新时代经济发展实践形成的重大理论成果，具有独特的理论品质和鲜明的原创性，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深刻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运动规律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通过揭示一定生产力基础上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运动及其规律性，阐明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分配关系、消费关系的本质特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运动规律具有重要指导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修课”“现在，各种经济学理论五花八门，但我们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能是别的什么经济理论”。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中国经济建设实际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分析和回答经济建设实践中面临的新问题，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运动规律，推动经济理论创新，指导经济建设实践。
习近平经济思想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深刻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特征和科学内涵。一是坚持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要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根本保证。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三是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要用新发展理念引领和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不断破解经济发展难题，开创经济发展新局面。四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为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发展壮大民营经济提供制度保障，着力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五是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着力实现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统一，推动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六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既发挥好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七是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善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
习近平经济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奠定坚实基础，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理论指导。
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在具体的经济研究活动中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坚持唯物辩证法，强调从客观实际出发，透过现象看本质，揭示在经济现象背后起作用的对立统一规律、量变质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等，阐明经济关系发展和变化的规律和趋势。二是坚持科学抽象法，强调借助人大脑的抽象力开展经济研究活动。一方面从具体到抽象，透过现象看本质，在占有大量经验材料的基础上，对经济现象进行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去伪存真的深入分析，发现经济现象背后的运动规律；另一方面从抽象到具体，将抽象的理论范畴和概念再现为具体的社会经济过程，使人们能够从理论与实际的紧密结合中深刻把握发展规律。三是坚持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强调要从历史条件和历史环境出发深入研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在此基础上提出系统的经济范畴和经济理论。社会生产关系发展和变迁的历史过程是经济理论的基础，经济理论则是社会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变迁的历史过程在思维中的再现。一种经济理论是否科学，归根结底要看它是否科学地反映客观经济规律。
习近平经济思想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运动规律，同时又在实践中探索和提出了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这六个方面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的重要体现。
一是坚持人民至上。强调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党的理论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开展经济研究要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体现全体人民的共同意志，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二是坚持自信自立。强调党的百年奋斗成功道路是党领导人民独立自主探索开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篇章是中国共产党人依靠自身力量实践出来的。开展经济研究要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加深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认识和把握，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丰富独创经验升华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新的贡献。
三是坚持守正创新。强调我们从事的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开展经济研究既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牢牢把握经济研究的正确方向，又要紧跟时代步伐，顺应实践发展，深入研究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发现新情况、思考新课题、研究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凝练新观点、构建新理论。
四是坚持问题导向。强调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只有抓住事物的矛盾，认识事物运动的内在规律，才能自觉地引导和推动事物的发展和变化。开展经济研究要准确研判形势，善于把握大势，找准问题发生的源头和规律，提出有效的解决办法。深入研究生产、分配、流通、消费过程中存在的新问题，着力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努力破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提出解决问题的新思路新办法。
五是坚持系统观念。强调万事万物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只有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才能把握事物发展规律。开展经济研究要立足我国现代化建设实践，把握好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辩证关系，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理论指导。
六是坚持胸怀天下。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开展经济研究要立足中国、放眼世界，深刻把握全球发展大势，深入研究全球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提出并形成一系列理论创新成果，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作出贡献。
习近平经济思想所体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既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继承，又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宝库中丰富哲学智慧的发扬，对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开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习近平经济思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立足中国基本国情，深入探索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运动规律，形成了一系列原创性成果，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重大贡献，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第一，创造性地提出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党是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经济工作是中心工作，党的领导当然要在中心工作中得到充分体现，抓住了中心工作这个牛鼻子，其他工作就可以更好展开。不断增强党领导经济工作的能力，确保改革和发展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持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这一重要思想深刻揭示了加强党的领导与推进中国经济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内在联系，深化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第二，创造性地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我们党带领中国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要让全体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全体人民的共同事业，要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成果由全体人民共同分享，要把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检验各项工作的标准。创造性地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刻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依靠力量以及党领导经济工作的评价标准问题。强调“抓民生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我们党的奋斗目标”“让人民共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发展成果，有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深刻阐释。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靠力量的深刻阐释。强调“我们党的执政水平和执政成效都不是由自己说了算，必须而且只能由人民来评判”，是对党领导经济工作评价标准的深刻阐释。这一重要思想既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人民为中心的客观必然，又体现了我们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新发展的主观自觉。
第三，创造性地提出推动高质量发展。经济研究不能脱离实际，不能闭门造车，要坚持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只有对特定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生产力状况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进行深入研究，才能形成科学的经济学说。我国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基础上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解决发展问题始终是我们党面临的重要课题。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进入新时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我国经济发展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推动传统的重速度和规模的发展方式向重质量和效益的发展方式转变势在必行。这一重要思想深刻揭示了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客观必然性，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面临的新课题新任务，为党领导经济工作明确了方向，也为推动经济理论研究指明了方向，对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深入诠释，揭示了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鲜明主题、制度基础、战略举措，形成了一系列破解发展难题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第四，创造性地提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艰苦奋斗，深入探索适合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所有制、分配制度以及资源配置方式，逐步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项制度并列，都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深刻揭示了现阶段我国所有制关系、分配关系、交换关系的本质特征及其运动规律，深化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形成和发展规律的认识。
第五，创造性地提出树立和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创新发展注重解决发展动力问题，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协调发展注重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要在创新驱动基础上促进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协调和空间布局合理，经济发展比较平稳，不出现大的起落。绿色发展注重解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要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开放发展注重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要善于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共享发展注重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要顺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新发展理念是一个整体，要完整把握、准确理解、全面落实。创造性地提出新发展理念，深化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
第六，创造性地提出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供需两端同时发力、协调配合，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一方面，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潜在增长率，推动经济发展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不断优化供给结构，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以高质量供给满足日益升级的国内市场需求；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着力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这一重要思想深刻揭示了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供给侧与需求侧的新变化新特点，阐明了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客观必然性及其规律性，深化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经济运行规律的认识。
第七，创造性地提出大力发展制造业和实体经济。制造业是我国经济命脉所系，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必须始终高度重视发展壮大实体经济，抓实体经济一定要抓好制造业。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这一重要思想深刻揭示了加强制造业和实体经济发展的客观必然性，阐明了制造业和实体经济在提高国家经济竞争力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深化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促进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协调发展规律的认识。
第八，创造性地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发生深刻变化，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必须着力扩大内需，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确保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畅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循环，推动全方位高水平开放，不断增强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重要思想深刻揭示了我国经济发展环境、条件、阶段的新变化新特征，阐明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客观必然性，深化了我们党对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必要性的认识。
第九，创造性地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发展和安全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两轮，两者内在统一、相辅相成。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没有经济社会发展，就不可能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社会安定有序、人民安居乐业。没有国家安全，就不可能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统筹发展和安全，既要通过发展提升国家安全实力，又要深入推进国家安全思路、体制、手段创新，营造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安全环境，在发展中更多考虑安全因素，努力形成在发展中保安全、在安全中促发展的格局，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这一重要思想深刻揭示了新时代新征程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客观必然性，阐明了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基本思路，深化了我们党对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确保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顺利推进的认识。
第十，创造性地提出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的中国方案。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既为全球发展提供强劲动能，也带来一些新情况新挑战。要更加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加快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要积极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以推动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为契机，进一步激发进口潜力、放宽市场准入、推动多边和双边合作深入发展，增强对外资的吸引力。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这一重要思想阐明了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的中国方案，深化了我们党对经济全球化规律的认识。
习近平经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对新时代经济发展实践作出的系统理论概括，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在经济领域的集中体现，是立足国情、放眼世界、引领未来的科学理论，是党和国家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为做好新时代经济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和领会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丰富内涵和方法论，深刻理解和把握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精神实质，用习近平经济思想指导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7.中心学者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学术文章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7月18日第4版上刊登了中心学者张俊山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准确认识<资本论>对资本的辩证否定》。正文如下：
逐利通常被视为资本的天性，但这一认识隐含了资本拜物教的观念，似乎资本对利润的追求是一种无可厚非的自然现象。这种观念妨碍着人们继续探索资本逐利本性的社会根源、手段措施、阶级矛盾、社会后果等。关于资本，马克思说：“既然它生出剩余价值的运动是它自身的运动，它的增殖也就是自行增殖。它所以获得创造价值的奇能，是因为它是价值。它会产仔，或者说，它至少会生金蛋。”但这并不能证明马克思就认为“资本能增殖”。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运用科学抽象的方法从事物混沌的表象入手，经过一步步抽象，逐步扩展和深化对事物的认识，最终达到对事物真实性质的把握。这个抽象过程是经历若干阶段进行的，在分析的初期阶段形成的抽象只是抓住事物最具代表性的标志属性，而非更隐蔽、更有决定意义的属性。因此，揭示更深刻内容的过程，就是对事物一般抽象形式上仍存在的片面性进行否定的过程。这种否定是辩证的否定，是深层属性对表层属性的否定、本质属性对现象属性的否定，有助于使事物的本质逐步显现、使认识在本质上接近事物的全貌，达到对事物属性的科学把握。
下面，笔者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对资本的分析过程，谈谈他对资本范畴的辩证否定。从第二篇开始，资本进入了马克思的考察视野。资本最初以货币形式登场，是“资本的最初的表现形式”，“每一个新资本最初仍然是作为货币出现在舞台上，也就是出现在市场上”。接下来，马克思通过比较资本与货币运动形式，揭示出作为资本的货币与作为一般货币的货币的不同，由此否定了货币就是资本的认识。这个否定是辩证的否定，即否定了货币是资本，但同时又肯定了资本与货币的联系，资本要采取货币形式来运动。否定货币是资本并不意味着资本与货币没有关联，这种否定中包含着肯定，就是辩证否定的表现。那么，货币是如何成为资本的呢？马克思指出，“作为货币的货币和作为资本的货币的区别，首先只是在于它们具有不同的流通形式”。这样马克思就把分析引到资本的运动形式上，提出了G—W—G’的运动公式，进而揭示了货币作为资本运动的目的和结果是通过运动带来剩余价值。这就找到了资本的标志属性——价值增殖，进而把资本的概念向科学的方向推进了一步。
但是，“资本是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就是要增殖”“资本天生就有逐利性”等并没有揭示出资本增殖的来源、原因、过程乃至社会后果。所以，不能把“资本能增殖”当成对资本认识的最终结论。马克思在第四章揭示了资本会产仔、会下金蛋后，接着指出了资本总公式的矛盾，这实际就是对“资本会产仔、会下金蛋”的辩证否定过程，即进一步揭示为什么资本会产仔、下金蛋，以及资本幼崽、金蛋的来源。因此，马克思在第四章第三节指出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原因——劳动力转化为商品。劳动力转化为商品的直接原因就是“在商品市场上找到自由的工人”，“劳动力占有者不得不把只存在于他的活的身体中的劳动力本身当做商品出卖”。但关于市场上为何会出现自由的工人，马克思只提到“这种关系既不是自然史上的关系，也不是一切历史时期所共有的社会关系”。在第一卷第七篇，他用大量历史事实揭示了使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分离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随后，他在第二卷讲道，“作为G-W（A+Pm）行为的基础的，是分配。所谓分配，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消费资料的分配，而是生产要素本身的分配，其中物的因素集中在一方，劳动力则与物的因素相分离，处在另一方”。这才是劳动力转化为商品的根本原因，也是货币转化为资本的终极原因。这些分析为进一步认识资本、揭示资本自行增殖的神秘性奠定了基础。
在第五章，马克思深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内部，揭示出是工人的剩余劳动创造了剩余价值，并非资本自行增殖。在生产过程中，作为资本的那些物质要素根本没有增殖，而是劳动创造了包含着剩余价值的新价值。在第六章，马克思以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为题，说明了资本的不同部分在资本价值增殖中的作用，彻底否定了“资本能增殖”的观念，牢固确立了剩余劳动创造剩余价值的结论。这两章的分析表明，生产过程结束后，与预付资本相比的额外价值，同前置中购买的不变资本毫无关系，实际上根本不是资本在增殖。在第七章，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可变资本也是固定不变的价值，之所以成为“可变”资本，是这个价值“为发挥作用的劳动力所代替，死劳动为活劳动所代替，静止量为流动量所代替，不变量为可变量所代替”。而这种“代替”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作用。“资本能增殖”被剩余劳动创造剩余价值所否定，这是对资本的认识在否定中的进一步发展。从这一否定也可以看出，那种“资本能增殖，但增殖的价值不是资本创造的，是劳动创造”的说法，是把认识不同阶段的概念并列起来了，犯了恩格斯所批评的“认为马克思进行阐述的地方，就是马克思要下的定义”的错误。既然已经明确了价值是劳动创造的，还依然要强调“资本能增殖”，是在实际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还没达到明白而合理的程度，因而思想还被资本拜物教严重束缚的结果。
马克思在第五、六章否定了“资本能增殖”，但否定的是“资本作为物能增殖”，保留了资本仍表现为自行增殖的价值这个属性，所以体现为辩证的否定。他在第七章指出，“从资本主义生产的观点来看，这全部进程是转变为劳动力的那个原来不变的价值的自行运动。过程及其结果都要归因于这个价值。因此，如果说90镑可变资本或自行增殖的价值这个说法看来是矛盾的，那么它只是表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固有的矛盾”。这就要求进一步说明为什么资本会表现出“自行增殖”，由此揭开资本增殖的秘密。马克思在第五章分析劳动过程时，指出了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特殊性：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是资本家消费劳动力的过程。资本家凭借对生产、生活条件的占有，控制了劳动过程及劳动成果，他们的控制手段——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就是占有额外价值的直接原因。这种情况形成的社会意识形态就是“资本能增殖”。可见，资本价值增殖的属性来自劳动过程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不是任何其他生产关系），二者之间有着内在的、本质的联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资本的本质，资本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物化存在。劳动创造价值，但并不必然表现为资本的增殖。只有在资本家凭借对生产、生活条件的垄断占有，控制劳动过程、占有劳动成果的情况下，他们垄断的生产条件才成为资本，劳动创造的价值才表现为资本的增殖。可见，价值增殖不是资本的天性，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推动下产生的现象。
在揭示了剩余劳动创造剩余价值以后，马克思仍不断强调资本价值增殖的属性。例如，他在第八章讲道，“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但这里已经是在对资本主义剥削关系有清晰认识后所说的本能。这种本能不是天然的，而是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关系在资本运动中表现出的性质，是资本拜物教的性质。因此，虽然马克思后来一直在强调资本价值增殖、自行增殖，但都是在揭露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阶级本质，并不证明他认为世间有一种东西叫资本，它天然就是要增殖、天然就会增殖。资本的拜物教意识想使资本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脱钩，论证资本永恒存在的努力，并没有认识到马克思在科学抽象过程中对资本范畴的辩证否定。
8.中心学者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学术文章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8月1日第3版上刊登了中心学者何自力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厘清保持制造业占比基本稳定的理论内涵》。正文如下：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强调保持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基本稳定的重大命题，引起了学界的热烈反响和讨论。那么，我国为何要提出保持制造业占比基本稳定，如何认识保持这一占比基本稳定的深刻意义，又该如何做到占比基本稳定？笔者拟对这些问题谈谈认识。
西方国家正步入“去工业化”轨道
西方发达经济体率先走上工业化道路，迄今已有200多年发展历史。纵观西方国家工业化的发展历程，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是工业化的成长阶段（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60年代）。在这一阶段，蒸汽机和纺织机得以发明和广泛使用，棉纺织、煤炭、炼铁、铁路等工业形态出现和发展，人类社会进入了“蒸汽时代”。其间，英、法、德、美等国相继完成工业革命，英国凭借棉纺织业优势建立了世界霸权。
二是工业化的成熟阶段（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在这一阶段，电和内燃机得以发明并广泛使用，推动电力、钢铁、石化、汽车、飞机、造船、装备、基础设施、家电等产业出现和快速发展，人类进入了“电气时代”。此时，美国成为超级工业大国，取代英国确立世界霸权地位。
三是“去工业化”阶段（20世纪70年代初到2008年）。“去工业化”是指一个国家业已形成的制造业优势走向萎缩和衰落的态势。这一阶段最显著的特点是传统产业优势丧失，高新技术产业面临挑战。在许多西方国家，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主要成果即棉纺织业、服装业、煤炭开采等或关停，或转移别处，第二次工业革命形成的主要产业，如钢铁、造船、装备、化工、家电、基建等，规模大大萎缩，竞争力严重下降，飞机和汽车制造的垄断地位严重动摇，高科技产业如计算机、半导体、通信、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的技术领先地位受到挑战。
目前，西方国家制造业增加值在GDP中占比很低，大都在20%以下，包括金融、保险、咨询、信息、广告、批发、旅游、餐饮、酒店、家政在内的服务业占比达到80%以上。西方国家步入“去工业化”轨道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由此导致的后果也非常严重，如本国制造业失去竞争优势、技术创新能力衰竭、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严重脱节、失业率不断提高、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政府债台高筑、货物贸易赤字不断扩大，乃至金融危机频繁发生，经济陷入持续停滞困境。
正确认识“去工业化”现象的本质
“去工业化”现象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一些学者对其成因和后果进行研究，提出了多种观点。有观点认为，随着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制造品需求稳定甚至增加，将导致制造业劳动力减少，推动“去工业化”进程；有观点认为，工业制成品的国际竞争迫使本国企业采用更有效率的生产方式，导致制造业劳动力减少，引致“去工业化”效应；也有观点认为，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推动制造业向海外转移，导致产业空心化，是“去工业化”的主要诱因；还有观点认为，一国自然资源丰富会导致经济发展过于倚重资源开发和贸易而轻视甚至排斥制造业发展，进而导致“去工业化”。这些观点尽管出发点各异，但落脚点相同，都认为工业化进入成熟阶段后，制造业占比下降而服务业占比上升是必然趋势，因而将“去工业化”视为一般规律。
其实，上述观点存在一个严重的方法论错误，即忽视了生产关系对制造业占比变化的影响，将发生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特殊经济规律错误地看成产业自身演变的一般规律。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视角来看，“去工业化”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结果，必须从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去认识。“去工业化”并不是制造业自身演变的规律，而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运动所决定的制度性规律，具有客观必然性。其一，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规模扩大与劳动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萎缩之间的矛盾，导致现实问题加剧，迫使资本离开制造业转入非制造业领域，或者离开本土转移至国外，导致“去工业化”。其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随着技术进步，越来越多的劳动者被更加先进的机器所替代，成为相对过剩人口，被迫从事服务工作，服务业相对于制造业的规模越来越大。其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大量资本有机构成低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面临淘汰，在推动“去工业化”进程的同时，导致本国制造业体系完整性丧失、规模不断萎缩。其四，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逐利动机推动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而对外直接投资的大规模发展必然导致国内制造业投资锐减，出现产业空心化，以致推动“去工业化”。其五，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传统制造业被淘汰后留下的生活必需品供给空白主要依靠对外贸易来填补，由此导致货物贸易赤字不断扩大。这表明贸易赤字的上升不是“去工业化”的原因，而是“去工业化”的结果。总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基础上，工业化完全是在资本的推动下进行的，制造业占比变化背后的推动力量是资本，制造业在本质上是资本逐利的手段，为资本谋求最大利润服务。当制造业不能给资本带来高额利润时，就必然遭到资本的无情淘汰。换句话说，制造业占比下行并不是制造业过时了，而是不能给资本带来高额利润而遭到淘汰或转移至他国。“去工业化”进程由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所决定，是西方国家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
以高质量发展助力制造业占比基本稳定
我国用70多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200多年的工业化道路，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取得的重大成就。现在我国已经形成世界最大规模的制造业体系，拥有强大制造业已成为我国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赢得国际竞争优势的关键。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立足对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认识，明确指出“一个国家一定要有正确的战略选择，我国是个大国，必须发展实体经济，不断推进工业现代化、提高制造业水平，不能脱实向虚”。为此，他特别强调，“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发展壮大实体经济，都离不开制造业”。这些重要论述为我们深刻认识制造业的重要性，推动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遵循、明确了目标。我们要深刻吸取西方国家“去工业化”的教训，加强对实体经济和制造业重要性的认识，不断增强我国制造业核心竞争力。
防止“去工业化”现象，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必须确保制造业占比基本稳定。目前，我国依然是世界制造大国，但从历史发展看，占比有所下降。我国制造业占比在2012年为31.5%，到2022年为27.7％，下降了3.8%。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是我国生活性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发展，服务业增加值的占比快速上升，使得制造业占比相对下降。这一变化与西方国家制造业严重萎缩、制造业向国外转移造成的“去工业化”有着本质的不同。但必须看到，我国存在“去工业化”的风险因素，如一段时期内，大量社会资金流入房地产领域，在推高房地产泡沫风险的同时，严重制约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发展；金融脱离实体经济自我循环、自我膨胀，导致资本配置失衡以及贷款难、贷款贵等问题严重制约中小企业发展；制造业内部存在高端产能不足，低端产能过剩，供给结构和供给质量与高品质需求不匹配，以致影响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等等。这些风险若得不到有效化解，势必诱发“脱实向虚”和“去工业化”现象发生，推动制造业占比进一步下降。这无疑会削弱我国制造业业已取得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影响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目标的顺利实现。
所以，必须采取强有力措施保持制造业占比基本稳定，切实筑牢和提升我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那么，制造业占比维持在多高合适呢？综合考虑制造业发展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密切关系，笔者认为，作为宏观经济治理和产业政策调控的目标，我国制造业占比最低应稳定保持在30%的水平上。这就要求我们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以构建新发展格局为战略支撑，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
一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保持我国制造业占比基本稳定，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制度保证。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坚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相结合；着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和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富裕；积极规范和调节各类市场主体经营行为，确保市场主体的个体利益与社会共同利益保持一致，着力避免导致“去工业化”的各类风险因素。
二是要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传统制造业是我国实体经济的主体部分。在数字经济时代，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必须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实现传统制造业的智能化、数字化改造。为此，要加快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研发与应用，以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推动传统产业生产、管理和营销模式变革。
三是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近年来，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取得了较快发展，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智能手机等产业发展位居世界前列，应在保持既有领先地位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强做优。同时，还要加快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高端装备、绿色环保以及航空航天、海洋装备等产业，做大做强产业集群，着力壮大新增长点，形成发展新动能。
四是要提升制造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产业基础能力方面，要加强关键核心技术和重要产品工程化攻关，尽快在核心基础零部件及元器件、关键基础材料、关键基础软件、先进基础工艺、创新环境建构等方面实现重大突破。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方面，一方面大力锻造产业链供应链长板，增强产品和服务质量标准供给能力；另一方面，补齐产业链供应链短板，促进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不断增强产业链配套水平、供应链效率和自主可控水平、本土企业价值创造能力等综合竞争力。
五是要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大力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的效能，是保持我国制造业占比基本稳定的关键。要加快金融体制改革，优化融资结构和金融机构体系、市场体系、产品体系，为实体经济提供更高质量、更有效率的金融服务。引导金融机构把更多资源投向以高技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代表的制造业重点领域，更好满足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对金融服务的需求。
六是要促进制造业在国内有序转移。制造业无序外流是“去工业化”的重要推手。当前，促进产业在国内有序转移，优化区域产业链布局，有助于化解产业安全风险。积极探索区域间产业合作新路径、新方式，结合不同产业的特性和发展阶段，引导其向符合发展条件的地区转移，同时从各地区的区位条件和资源禀赋出发选择产业承接重点，形成各区域产业发展相互促进、协同发展的格局，确保我国制造业优势得到保持和充分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