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一、成果概况
二、部分成果简介
1.中心主任在《光明日报》发表学术文章
2.中心主任在《光明日报》发表学术文章
3.中心副主任在《光明日报》发表学术文章
4.中心学者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学术文章
5.中心学者在《经济日报》发表学术文章
6.中心学者在《天津日报》发表学术文章
2024年上半年成果简报
一、成果概况
2024年上半年，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取得了丰硕成果。在CSSCI来源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在《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等国内知名报刊发表多篇文章等。主要成果名称如下：
逄锦聚：建构中国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光明日报》，2024年1月16日第11版。
逄锦聚：坚持“四个共同”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当代经济研究》，2024年第2期。
逄锦聚、周洁：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科技进步与粮食安全，《经济学动态》，2024年第3期。
逄锦聚、冯泓铭：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国家现代化建设研究》，2024年第2期。
逄锦聚：形成新型生产关系需要把握的几个重大问题，《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4年第9期。
逄锦聚：改革创新为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体制保障，《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4年第3期。
逄锦聚：牢牢把握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目的，《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24年第6期。
逄锦聚：积极探索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中国经济学概论》评介，《光明日报》，2024年6月18日第11版。
逄锦聚：一部对中国经济学研究具有重要启示的力作——《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探索历程》读后，《经济纵横》，2024年第6期。
逄锦聚：推进新时代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几个着力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4年第6期。
何自力：中国经济向好发展的态势不会改变，《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年3月1日第4版。
何自力、彭李政：试析数字资本主义劳资关系的新变化，《当代经济研究》，2024年第3期。
何自力：深化做好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经济日报》，2024年3月28日第10版。
何自力：新质生产力理论的科学内涵和时代意义，《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4年第3期。
何自力、王雪颜：国际经济循环格局调整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意义，《人文杂志》，2024年第6期。
赵华美、刘凤义：数字经济时代资本主义私有制实现形式新样态及其批判，《学术探索》，2024年第6期。
刘凤义、计佳成、刘子嘉：高质量就业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经济纵横》，2024年第6期。
王璐、李晨阳：基于价值自主运动的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上海经济研究》，2024年第2期。
王璐：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谷书堂先生的学术人生，《天津日报》，2024年4月26日第12版。
崔霖、刘巍、张海鹏：基于价值链视角的高校科技创新支撑乡村产业振兴路径分析，《中国高校科技》，2024年第3期。
张海鹏：服务乡村振兴 高校大有可为，《光明日报》，2024年5月6日第3版。
郭金兴：充分发挥我国制度优势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年5月13日第6版。
二、部分成果内容
1.中心主任在《光明日报》发表学术文章
《光明日报》在1月16日第11版上刊登了中心主任逄锦聚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建构中国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正文如下：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提出：“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都是在经济发展上走在前列的城市。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可以研究一下这里面的人文经济学。”什么是人文经济学，为什么要构建人文经济学，我们要构建什么样的人文经济学，如何建构中国人文经济学的自主知识体系？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
构建人文经济学的重要意义
“人文指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人文经济学是经济学、文化、艺术、美学、教育、哲学、历史、法律等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学科，就其研究对象而言，是研究经济与文化相互交融从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学科；从基本学科属性看，它归属于经济学门类。当前，建构中国自主的人文经济学知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一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需要。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为中国自主的人文经济学知识体系建构奠定了实践基础。党的二十大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强国建设、民族复兴需要有人文与经济交叉融合的人文经济学作为支撑，在不断厚植现代化的物质基础的同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物质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
二是繁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需要。人文经济学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长远看，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把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与中国人文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结合起来，实现人文学科与经济学科的融合发展，必将推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更加繁荣发展。
构建人文经济学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人民的理论、实践的理论、开放发展的理论，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建构中国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首先，以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与文化相互关系的基本原理为指导。马克思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恩格斯认为：“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马克思、恩格斯这两段论述是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经典阐释，是指导我们理解和把握经济与文化相互关系的基本原理。按照这一基本原理，经济与文化的关系表现为经济的发展决定文化的发展，而作为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经济的反映，又给予社会经济巨大的影响。
其次，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构建人文经济学，一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把以人民为中心、扎实推进人民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作为人文经济学的出发点、落脚点和主题主线，贯穿人文经济学的整个理论体系。二是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把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紧密结合起来，尤其要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把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多年、新中国成立70多年、改革开放40多年发展史中形成的优秀经济思想、文化思想作为人文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从学理上阐释清楚。三是把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文化思想贯穿于人文经济学的全部知识体系。习近平经济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为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中国人文经济学的构建，必须坚持以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
构建人文经济学的主要着力点
立足中国实践，坚持问题导向，反映时代进步。人文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首先研究人文经济在一个具体国家、每个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才能确立适用于人文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把文化建设摆在全局工作重要位置，推动我国经济、文化发展相互促进，同时不断深化对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建构中国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应在总结好这些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聆听时代和实践的声音，坚持问题导向，讲好中国故事，着力对现代化建设提出的重大课题进行研究，揭示中国人文经济发展的特殊规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人文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
挖掘并弘扬我国促进经济文化协调发展的优良传统。我国有着五千多年悠久历史，在农耕文明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长期居于世界领先水平，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灿烂的文化，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极大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中华民族几千年集聚的知识和智慧，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我们应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弘扬，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努力创新和阐释新范畴。范畴是人的思维对客观事物的普遍本质的概括和反映，任何人文社会科学都需要以范畴为基础。建构中国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创造一系列新范畴，这些范畴可以从我国已有的文化范畴、经济范畴中借鉴并作出新的阐释，赋予新的内涵，例如以人民为中心、高质量发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等。也可以吸收借鉴国外已有的范畴，但不能简单照抄照搬，须从中国实际出发，赋予其新内涵，使之不仅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而且反映人文经济发展的一般性。
着力阐释系统学说，建构科学的体系结构。建构中国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不仅要总结好实践经验，也要总结吸收学术界已有的成果，把这些成果体系化、系统化。应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际，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主线，建立与我国发展阶段相适应的人文经济学体系结构。尝试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经济和文化融合发展的机制和方式，经济和文化融合发展的微观基础，经济和文化融合发展的现代市场体系，人文经济体制的改革创新等方面，对中国人文经济学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阐释，建构起中国人文经济学的自主知识体系。
2.中心主任在《光明日报》发表学术文章
《光明日报》在6月18日第11版上刊登了中心主任逄锦聚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积极探索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中国经济学概论>评介》。正文如下：
洪银兴教授的新著《中国经济学概论》日前由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这部著作是洪银兴教授在长期研究积累的基础上，坚持根植中国大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地位，从中国经济制度、经济效率和效益、经济发展、发展动力、经济安全五个维度初步构建的中国经济学知识体系，为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提供了重要样本。全书坚持用中国理论讲中国故事，研究和阐释中国经济规律，对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站在时代、实践和理论发展的前沿，尝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新中国成立70多年、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举世瞩目，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与实践中取得的这些成就相适应，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也取得显著成绩，学科体系不断健全，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不断提高，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推出一大批重要学术成果，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重大贡献。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展和目标要求相比，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尤其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本书在这方面做出了积极探索，尤其把中国经济学分析的维度划分为五个方面，进一步完善了中国经济学的学术体系。
二是坚持问题导向，回答时代之问。与西方经济学着力强调资源配置不同，中国经济学不仅强调资源配置，而且更加坚持问题导向，更加强调经济学是经世济民之学，更加注重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这是中国经济学的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所在。该书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大经济问题、数字经济时代的重大经济问题、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经济问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大经济问题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并给出了实事求是的理论回答，不仅丰富了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为党和政府做好经济决策、推动经济实践发展，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和学术参考。
三是坚持科学的研究方法。一门学科的建构必须有科学的方法论做指导。该书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研究方法，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运用了抽象分析、辩证分析、问题导向等研究方法，同时也吸取了经济学各学科的具体方法以及西方经济学中有益的研究方法，体现了中国经济学的科学性、发展性、开放性和包容性。
3.中心副主任在《光明日报》发表学术文章
《光明日报》在5月6日第3版上刊登了中心副主任张海鹏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服务乡村振兴 高校大有可为》。正文如下：
前不久，南开大学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工作站首期站长培训班举办，来自全国各省份的132名乡村工作站站长参加培训，取得了良好效果。南开大学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工作站于去年启动建设，目前已在全国建成89个工作站，这是南开大学秉承“知中国，服务中国”传统，在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程中展现南开作为与担当的重要举措。
近年来，全国众多高校都在积极探索多种助农方式，用心用情用力服务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大学于2009年在河北省曲周县设立第一个科技小院，截至2023年，已在全国24个省区市的91个县市区旗设立了139个科技小院；清华大学从2017年开始建设乡村振兴工作站，截至2021年年末已在全国16个省区市设立25个工作站。
高校在服务乡村振兴过程中之所以能够大显身手，与其独特优势密不可分。高校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肩负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重大使命。大规模培养各类高素质人才是高校的根本任务和优势所在，高校在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而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因此，高校既有责任也有能力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培养所需的各类人才，一方面可以直接为乡村培养和输送大量的应届大学生和研究生，另一方面也可以为乡村各类人员继续深造提供业务培训平台。
高校在人才培养过程中长期积累形成了学科和专业优势。在服务乡村振兴过程中，广大乡村为高校师生施展才能提供了广阔舞台，各个学科和专业都有用武之地。比如，化学、生物学、医学、环境学等学科和专业可以在农药研制、水土改良、良种研制、疾病诊疗、环境治理等方面提供科技支撑；建筑学、艺术设计、计算机与网络、人工智能等学科和专业可以在乡村建设、智慧农业、直播电商等方面提供技术支持；经济学、社会学、哲学、历史学等学科可以在乡村产业发展、社会治理、赓续农耕文明和乡村文化等方面提供学理支撑。
高校通过全方位参与和服务乡村全面振兴，在帮助推动乡村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也有助于高校自身实现高质量发展。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过程，既是广大教师和科研人员更好聚焦研究选题，激发研究灵感，检验理论成果的过程，也是高校和乡村实现人才共育与合作共进的过程，从而更好全方位培养人才，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当然，高校在服务乡村全面振兴过程中也有着自身的短板与弱项。比如，存在高校服务供给和乡村现实需求不匹配、高校科技转化渠道不畅、单一高校的资源和实力有限、支持资金不足等问题。针对这些短板和弱项，有些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化解，比如，通过搭建信息共享平台，让高校更加清楚乡村发展需要什么，乡村也可以明白高校能为乡村发展做什么，还可以通过开展交流实现各地经验模式互享互鉴、难点痛点互帮互助及时化解。再比如，通过搭建校际共商平台，实现高校之间的信息共享与业务合作，共同商讨解决乡村发展中难题。对于那些需要较长时间解决的难题，既需要高校持续探索，更需要全社会的积极参与，合力解决。
推进乡村振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高校在服务乡村振兴过程中也要不断总结经验，扎实推进、久久为功，持续发挥重要作用。
4.中心学者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学术文章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3月1日第4版上刊登了中心学者何自力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中国经济向好发展的态势不会改变》。正文如下：
多年来，围绕中国经济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的争论，在国内外舆论界持续发酵。这不奇怪，从一定意义上讲，没有争论反而不正常。那么，到底应该如何看待中国经济的发展状况和未来趋势呢？笔者认为，中国经济在当前形势下面临诸多风险和挑战是事实，但经济韧性强且能保持长期向好发展态势，同样是不争的事实。如果罔顾这些事实，而一味指责唱衰，着实是有失公允甚至别有用心。
中国经济呈向好发展态势
2023年，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国际格局复杂演变，地缘政治冲突频发，外部环境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国内经济周期性、结构性矛盾比较多，自然灾害频发。在这种复杂情况下，中国经济发展表现出强大韧性，保持了向好发展的态势，经济增速、物价水平、就业状况、国际收支状况等指标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一是经济保持增长态势。经济增速是衡量一国经济发展状况的重要综合指标，能够从一个侧面反映经济运行的基本状况和态势。中国经济增速10年来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2022年，中国经济总量呈不断上升趋势，年均增速为6.24%，同期美国为2.11%，欧盟为1.63%，德国为1.23%，日本只有0.54%。2023年，我国经济增速达5.2%，特别是由于基数变大，按照可比价格计算，经济增量超过6万亿元，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一年的经济总量。这一增速不仅高于全球3%左右的预计增速，且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这充分表明我国经济运行状态良好。
二是物价涨势总体温和。物价总体稳定，反映了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随着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的暴发，西方国家经济遭受重创，多国央行的负利率政策并未达到明显刺激增长的预期，反而导致通货膨胀率剧烈攀升，如美国物价上涨8%，英国上涨7.9％，德国上涨6.8％，意大利上涨8.2%。进入2023年，激进加息政策虽抑制了通货膨胀，却再次让各国经济陷入谷底，可谓“按下葫芦起了瓢”。与此同时，2023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较同比上涨0.2%，物价运行总体平稳，不仅与西方国家形成鲜明对比，更对稳定社会预期、提振市场信心具有重要作用。
三是就业优先政策取得显著成效。就业事关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是最大的民生工程。面对外部环境发生的深刻变化，我国及时优化调整稳就业政策措施，2023年全年为企业减少成本超2000亿元，就业补助资金支出超1000亿元。2023年，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244万人，全年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就业优先政策是确保社会大局稳定的压舱石，体现了我们党对改善和保障民生的高度重视。就业状况的显著改善充分证明了就业优先政策的重要性与紧迫性，也表明我国经济状况是健康良好的。
四是国际贸易保持良好发展态势。2023年，我国出口产品结构持续优化，机电产品出口13.92万亿元，同比增长2.9%，占出口总值的58.6%，较2022年提升1.3个百分点。特别是电动载人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和太阳能电池等“新三样”产品合计出口1.06万亿元，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船舶、家用电器出口保持较快增长。2023年，我国外汇市场运行稳中向好，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外汇储备全年稳定在3.1万亿美元以上。上述良好表现充分说明，我国经济回升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整体竞争力依然稳固。
彰显强大韧性和发展潜力
中国经济在2023年回升向好并非偶然，而是源自中国经济的强大韧性和发展潜力，具有客观必然性。具体来说，中国经济在以下几个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独特优势，进而解释了为什么西方经济停滞不前而中国经济风景这边独好。
其一，强大生产能力确保中国经济持续健康稳定运行。西方是历次工业革命的发源地，率先实现工业化使西方经济长期走在世界前列，但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步入“去工业化”轨道，经济整体陷入停滞，表现为经济增速低迷、贫富差距扩大、政府债台高筑、产业竞争力下降、出口能力衰竭、金融危机频发等。我国在充分利用和发挥后发优势的基础上，形成了世界规模最大、门类最齐全、体系最完整、国际竞争力较强的制造业，进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22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达33.5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27.7%，占全球比重已达30%左右，规模连续十几年居世界首位。进入新发展阶段，通过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工业转型升级，促进智能制造和绿色制造，我国制造业的发展质量和效益大大提升，切实发挥了中国经济稳定之锚的作用，确保中国经济行稳致远。可以说，强大生产能力是我国经济韧性强、向好发展趋势不会改变、行稳致远的根本物质技术保障。
其二，基于强大创新能力的高质量发展成为中国经济的主色调。《世界知识产权指标报告》显示，2022年中国专利申请量约160万件，位居世界第一。另据《2023年全球创新指数》显示，中国在全球排名第十二位，其中6个指标排名世界第一；中国拥有24个全球顶级科技集群，在全球顶级科技集群排名中首次跃居世界第一。2022年，中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766.8，较上年增长28.4%。从主要构成指标看，创新驱动指数为336.3，较上年增长15.5%；知识能力指数为193.4，较上年增长5.9%。中国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门类最全的人才资源大国，人才资源总量超2亿人。近年来，我国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速远快于全部投资增速，汽车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工业增加值大幅上升，充分说明中国经济已步入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快车道。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已经由大规模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根本上为我国经济保持向好发展态势奠定了最为坚实的基础。
其三，新一轮技术变革推动中国经济加速转型。当今时代，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是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机，是新一轮国际竞争的重点领域。我国高度重视发展数字经济，大力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技术领先、性能优越的数字基础设施。截至2022年底，全国有110个城市建成“千兆城市”，5G基站累计建成并开通231.2万个，5G终端用户超过4.5亿户，占全球60%以上。算力总规模位居全球第二，每年平均增速超过25%。同时，数字经济规模巨大、发展势头迅速，2014—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从16.2万亿元增加至50万亿元以上，总量稳居世界第二。截至2023年底，我国互联网上网人数10.92亿人，互联网普及率为77.5%，是全球唯一网民规模超10亿的国家。国民经济各行业数字化、智能化发展，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健康稳定运行奠定坚实基础，有力增强了我国经济韧性。
其四，超大规模市场是中国应对外部市场收缩风险的强大底气。中国人口超过14亿，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2万美元，已初步形成超大规模市场优势。2023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拉动经济增长4.3个百分点，较上年提高3.1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82.5%。随着居民收入持续增加，中等收入群体持续增长，中国市场的消费规模还将持续扩大。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意味着拥有巨大内需潜力，为各国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合作机遇，有助于扩大优质消费品、先进技术、重要设备、关键零部件进口，增加能源资源产品和国内紧缺农产品进口，提高本土实体经济和制造业发展水平，为国民经济发展和全球经济复苏注入新动能。超大规模市场和内需潜力优势还能促使竞争力强大的制造业“走出去”，形成内需与外需的良性互动，进而使我国外贸在全球贸易整体表现比较低迷的背景下取得规模稳中有增、质量优中有升的不俗成绩。
其五，从人口数量优势向人口素质提升转化。一个经济体的增长潜力主要由潜在的需求和生产能力决定。据《2024中国经济预测与展望》报告显示，我国农村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36%，另有18%的人口常住城镇，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将提升这部分人群的收入和消费水平。我国有9亿人口拥有初中及以上学历，其收入的提高将带来消费需求的持续增长。另外，我国国民储蓄率保持在40%以上的高位，这些潜在资本供给对拉动投资具有重要作用。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78岁，60岁至70岁健康活跃的老年人约为1.4亿；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阶段的毛入学率分别达91.4%和57.8%。这些表明我国依然拥有比较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能够为经济持续增长提供强有力的人力资源支撑。
制度优势和政策环境保驾护航
首先，坚持和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党的领导是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政治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是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经济工作是中心工作，党的领导当然要在中心工作中得到充分体现，抓住了中心工作这个牛鼻子，其他工作就可以更好展开。”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体现了政治与经济的辩证统一。党的领导为经济改革和发展提供了政治基础和组织保证，确保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能够认真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对经济工作进行顶层设计、总体布局，进而把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转化为领导体制、工作机制和管理方式方法，确保我国经济平稳健康运行。
其次，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我国经济运行和发展的制度基础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所有制方面，公有制为主体决定了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反映了全体人民根本利益的一致性，是经济稳定运行和高质量发展的中流砥柱；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有助于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活力和创造力，为经济发展注入强大动力。在分配制度方面，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个人消费品分配原则，体现了公有制条件下劳动者根本利益的一致性，有利于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和主动性。资本、土地、技术、知识、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激励要素所有者将各类生产要素积极投入社会财富生产过程中，有利于提高要素使用效率。此外，我国创造性提出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局部利益与共同利益、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统一，并在处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关系、政府与市场关系方面积累了成功经验。这些丰富经验为市场经济体制模式创新贡献了中国智慧，为推动经济长期向好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体制机制保证。
最后，坚持科学高效的宏观经济治理。宏观经济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长期的探索和实践过程中，我国坚持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并重，坚持短期调控与中长期调控相结合，坚持国内和国际相统筹，坚持区间调控与精准调控相结合，逐步建立了独具特色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针对近年来宏观经济运行面临的新课题新情况，我国围绕发挥消费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的关键性作用、支撑产业转型升级、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营造良好营商环境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以科学高效的宏观经济治理推动高质量发展，让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宏观政策与微观政策相辅相成，无疑有利于政策叠加红利快速释放，有力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回升向好。
5.中心学者在《经济日报》发表学术文章
《经济日报》在3月28日第10版上刊登了中心学者何自力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深化做好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正文如下：
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五个必须”，体现了对发展规律认识的守正创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习近平经济思想，深化了我们党对新时代做好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深刻把握“五个必须”的科学内涵，对于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必须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
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体现了转变发展方式的内在要求。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国经济发展主要表现为外延式扩张。随着生产要素相对优势出现变化，劳动力成本逐步上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达到瓶颈，推动我国经济从外延式扩张转向内涵式发展势在必行。实现内涵式发展，必须加强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依靠创新引领发展，坚持以提高质量和效益为中心，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体现了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必然要求。当前，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总体上已经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大家期盼有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好的教育、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这就要求我们通过高质量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与此同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发展不平衡表现为各区域各领域各方面存在失衡现象，制约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发展不充分表现为一些地区一些领域一些方面发展质量和效益不够高，存在发展不足的问题，发展任务仍然很重。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必须实现高质量发展。
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新发展理念和高质量发展是内在统一的，高质量发展就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新发展理念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高质量发展实质是创新驱动和引领的发展。高质量发展必须着力破解发展难题和瓶颈，增强发展的整体性协调性。高质量发展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高质量发展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共享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目的，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推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必须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着力扩大有效需求协同发力
供给和需求是经济发展的一体两面，其中任何一个方面出现问题，经济循环都不可能畅通，也不可能实现高质量发展。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主要矛盾已转化为结构性问题，主要表现在供给结构不能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靠“大水漫灌”和短期强刺激已难以化解矛盾，必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供给体系更好适应需求结构变化。为此，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提高供给质量，使供给能力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要促进产业优化重组，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同时，要着力释放内需潜力，扩大有效需求。发挥政府投资撬动作用，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不断提高就业水平，改善居民收入预期、提高消费能力、增强消费意愿，促进消费稳定增长。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着力扩大有效需求协同发力，实现供给和需求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当前，全球政治经济环境深刻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我国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持续快速发展，逐步在市场需求、产业体系、人力资源、基础设施等方面形成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此外，我国还拥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制造业增加值约占全球的30%，规模和效率具有明显优势，大部分产品在国内就可以实现全产业链配套，具备强大的生产能力。随着内需潜力不断释放，国内大循环活力日益强劲，适应形势变化，转变发展思路，把发展立足点放在国内，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成为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要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和强大生产能力的优势，使国内大循环建立在内需主动力的基础上，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
必须坚持依靠改革开放增强发展内生动力
改革的目的是要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我们的改革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的改革，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我们的改革最核心的是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党在推动改革的过程中，坚持正确的思想方法，坚持辩证法，正确处理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关系、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全局和局部的关系、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的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有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是决定中国式现代化成败的关键一招。进入新时代，在继续深化改革的同时，我们着力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大力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积极参与国际分工，更深层次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加快形成与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基本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持续放宽外资市场准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这些举措有力提升我国对外开放水平，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与各国实现互利共赢。新征程上，要以更大的决心和力度推进市场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不断增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活力。
必须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主题，但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我们面临的风险挑战愈加复杂。这些风险挑战是我国由大向强发展进程中无法回避的。这就要求我们认清我国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国家安全面临的形势任务，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没有经济社会发展，就不可能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社会安定有序、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国家生存发展的基本前提，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没有国家安全，就不可能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去。事实证明，发展和安全相辅相成、不可偏废，统一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发展和安全，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任何一方面有明显短板，都会影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统筹发展和安全，就是要在发展中保安全、在安全中促发展。既要通过发展提升国家安全实力，又要深入推进国家安全思路、体制、手段创新，营造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安全环境，在发展中更多考虑安全因素，努力形成在发展中保安全、在安全中促发展的格局，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必须加强战略性、系统性、前瞻性研究谋划，深入思考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的思路举措，深入思考如何把国家安全工作融入国家发展各领域全过程，牢牢掌握国家安全工作主动权。
必须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正是在这一崇高政治目标指引下，中国共产党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和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伟大实践，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代表和体现着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涵盖了最广泛的社会诉求、最多样的人群和思想动态，体现了海内外所有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必须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体现了我们党对新时代新征程自身历史使命和政治责任的深刻把握，为全党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要正确处理好一系列关系。一是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的关系，既要坚持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又要深入探索经济社会发展规律，通过改革创新来推动事业发展。二是处理好战略与策略的关系，既要有高度的战略意识，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战略支撑，又要高度重视策略，为战略实施提供科学方法。三是处理好守正与创新的关系，既要毫不动摇坚持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确保中国式现代化的正确方向，又要大胆探索，努力创新，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四是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中国式现代化既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效率，又要更有效地维护社会公平，更好实现效率与公平相兼顾、相促进、相统一。五是处理好活力与秩序的关系，既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又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形成活跃有序的良好发展环境。六是处理好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的关系，既要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又要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与合作，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空间。
“五个必须”深化了我们党对新时代做好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我们要深刻认识和领会“五个必须”的科学内涵，聚焦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把中国式现代化宏伟蓝图一步步变成美好现实。
6.中心学者在《天津日报》发表学术文章
《天津日报》在4月26日第12版上刊登了中心学者王璐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谷书堂先生的学术人生》。正文如下：
谷书堂先生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学术泰斗，也是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学科的重要开拓者和杰出代表。2016年3月，91岁高龄的谷先生离世，留给我们无尽的哀思和无限的怀念。他的离去不仅使中国经济学界失去了一位政治经济学研究大师，也使南开失去了一位毕生致力于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教育大家。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作为谷先生的学生和同事，我们敬仰他并爱戴他，尊重他也怀念他，既感念他追求学术真理的孜孜不倦，也感念他有容乃大、平易近人的学者风范。如今回想起来，受教于他的谆谆教诲，如沐春风，竟已成为我心中最宝贵的回忆。
与谷先生的相识始于我的读博岁月，我是2001年9月来到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读博士的。二十多年倏忽而过，很多事情都已淡忘，但每每回想起求学与工作中同先生交往的点点滴滴，心中都会无限感慨。我入学时谷先生已过古稀之年，因他在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卓越贡献，退休后又被返聘为南开大学经济学科博士生导师。于是，人生的小确幸就这样降临在我身上，我幸运地拥有了两位导师：一位是报考博士时就已经确定的年轻导师柳欣教授，另一位就是刚被返聘为博士生导师的谷先生。那时，谷先生已经有五年不带学生了。同是谷先生弟子的柳欣老师告诉我，我平时的读书学习主要接受他的指导，学术交流和科研工作则主要协助谷先生。就这样，在忙碌而又充实的博士求学生涯中，我得以多次近距离地接触谷先生的日常工作和学术活动，在无数个或忙或闲的瞬间里见识到他作为经济学家的睿智和教育家的豁达。他对当时经济热点问题的深入剖析，对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问题的谦虚谨慎，对南开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关心忧虑，对莘莘学子的悉心呵护与无限关爱，都让我深深感动。2004年7月博士毕业后，我留校任教，又何其幸运地与这两位著述等身的教授成为同事，在此后的经年岁月里，一点一滴地感受着他们严谨治学的精神和宽厚善良的心地。他们不仅是我的学业导师，更是我一生追随的榜样。
作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谷先生奉行理论研究与客观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坚持深入实践、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并积极主张汲取西方经济学中科学实用的理论与方法。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的诸多领域，如商品经济、价值规律、分配理论、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以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等方面，都具有开创性的研究和丰硕的理论建树。上世纪50年代，谷先生提出“两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共同决定价值”的理论观点和“把物质利益原则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根本经营原则”的理论主张；60年代再论“价值决定”，引起全国范围内的理论探讨；80年代初期，他主持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依据研究”，完成并出版《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系统提出并论证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思想，主张“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应以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理论作为依据”。特别是1987年谷先生率先提出“按要素贡献分配”的观点，始终倾向“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和热烈讨论。这些学术观点为党和国家有关决策提供了理论参考，对推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发挥了重要作用。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当年11月，“影响新中国60年经济建设的100位经济学家”丛书出版，收录近百位对新中国经济建设颇具影响的经济学家，谷先生在列。无疑，新中国经济建设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凝聚着我国众多经济学人的理论、智慧和勇气，而百位经济学家获此殊荣则是对他们所作贡献的最好证明。谷先生自1950年开始执教南开大学，历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等职，数十年间持之以恒、笔耕不辍，紧紧跟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进程积极探索、勇于实践，主要学术思想融入他所主编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北方本”）、《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等教科书中，在经济学专业的青年学子中产生了广泛影响，也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发展与创新。
谷先生一生热爱教育事业，为南开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奉献了毕生心血和才智，他对学科建设的孜孜不倦和包容创新，对教书育人的因材施教和循循善诱，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青年学子。1983年，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恢复建院，谷先生出任第一任院长。一方面，作为学科学术的领军人物，谷先生以重视学术造诣和优良学风为己任，兼具把握时代和实践发展需要的广阔视野。他团结全院师生，发挥政治经济学和世界经济等理论学科优势，在短时间内迅速建设起管理学、金融保险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会计学、旅游学、价格学、数量经济、城市经济学、产业经济学、交通经济等新兴应用学科，使南开经济学学科的总体水平迅速走到全国高校前列，为南开大学的学科布局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另一方面，谷先生不拘一格培养人才的教育理念和身体力行的实践探索，也为我国教育改革事业提供了宝贵经验。他珍爱人才、善聚英才而用之的大家风范有口皆碑，他充分挖掘海外校友、国际友人、合作院校的人才资源潜力，把在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工作过、学术造诣深厚的专家请回南开，创办新的学术机构，开辟新的学科领域。2003年，谷先生弟子中有三位学者同获我国经济学界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这在中国经济学界一时传为佳话，学界谓之“南开现象”。谷先生以教育大家的远见卓识和广阔胸襟，培养造就、吸引会聚了一大批具有强烈责任心与奉献精神的学术精英，为南开经济学的繁荣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师者匠心，止于至善；师者如光，微以致远。不论是在谷先生身边求学读博，还是在南开经济研究所与之共事，他和蔼的面容和温和的话语早已定格为我心中的美好瞬间。他总是精神矍铄、神采奕奕，常常思维跳跃、妙语连珠，对新事物永远充满好奇心和探索精神，近八十岁高龄时还学会了收发邮件和操作电脑，他怡然自得地练书法、弹钢琴，还偷偷告诉我特别怀念西南村早点铺里的炸油条……这些记忆中的温馨片段一点点勾勒出他为人师表下的可爱与善良，让身为弟子的我们时常不由自主地想念他，怀念过去与他相处的珍贵时光。我想，我们从先生身上学到的，不仅仅是专业的经济学理论和知识，更有他科研教学的风格、教书育人的方式以及为人处世的风范。谷先生和他同时代的老一辈经济学人一样，都具有执着的人生方向和事业追求。他总是教导学生们要以国家发展为重，淡泊个人名利，做一个正直坦荡、对社会有用的人，要学会互谅互让、友爱和谐。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2010年，谷先生写下《学习、彷徨、求索——从事政治经济学科研、教学工作60年》一文，回顾自己一生从事科研工作的心路历程，他在文中表达了对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之路必须认真对待、慎重研究的观点，展现了一位学术大家一以贯之的谦虚谨慎和严肃认真对待学术研究的治学态度。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谷先生的治学精神令人感动。今先生虽已远去，但他的学生遍布各行各业，虽天涯海角，然心向往之，亦行将必至。
学人小传
谷书堂（1925—2016），山东威海人，著名经济学家，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等职。曾兼任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执行主席、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常务理事、全国高等教育学会理事、天津市政府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天津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天津市经济学会副会长等职，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卷）》社会主义分册和《当代中国（天津卷）》副主编，并任十余所一流高等院校兼职教授。在学术研究、科研组织、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均有出色贡献，1991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5年获“全国优秀教师”称号。
7.中心学者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学术文章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5月13日第6版上刊登了中心学者郭金兴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充分发挥我国制度优势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正文如下：
制度是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长期发展绩效的重要元素，这是近三十余年经济学界形成的一项重要共识。然而，制度是多维且复杂的。实际上，新古典经济学范式所描述的“理想”的制度条件往往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状况相去甚远。四十余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毋庸讳言，中国的具体制度并不符合“标准理论”或者“理想范式”的描述，这种反差被有些学者称为“中国之谜”。
解开这一谜题的关键，就在于理解经济理论的理想范式是以发达国家的制度为基本背景的，发展中国家所需要的制度条件与之有着明显的差别。国家能力就是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但是长期以来，这一概念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理论中受到的关注有限。国家能力是决定一国发展绩效的关键因素，也是中国过去几十年来取得辉煌成就的根本原因。强大的国家能力是中国制度优势的重要体现，促进国家能力转型与现代化，是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
国家能力是决定经济发展绩效的关键因素
从工业革命以来二百多年的发展经验来看，无论在经济起飞阶段还是经济赶超阶段，无论是先发国家还是后发国家，强大的国家能力都是取得良好经济发展绩效的必要条件。先发国家的国家能力不断增强，从而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长期支持，然而，以西方国家经验为研究对象的发展经济学更为关注的是国家的不当干预，而不是国家能力的匮乏，这与部分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问题有着显著的差异。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一些政治经济学者对东亚模式的研究为回答国家能力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这些研究发现，二战以后发展绩效较为优异的日本、新加坡等并未遵循新古典范式所强调的自由放任的经济发展模式，国家在经济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不仅体现在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上，也表现在与企业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并以市场机制为基础，进行广泛的政策引导并扶持企业的发展上，这被概括为“发展型政府”或者“市场增强型政府”。在分析这种发展模式时，这些学者引入了“国家能力”这一重要概念，一般是指国家实现既定目标的能力。不同国家经济发展绩效的差异并不在于是否了解，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了解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知识，实际上，即使在最为落后的国家，这种知识都是为人所知的，差别在于国家是否有能力实施一些最为基本的发展政策。一个明显的事实就是，鲜有其他地区的国家通过模仿东亚模式而取得成功。
即使如亚当·斯密所言，除了和平、轻赋和尚可容忍的司法管理，从一个最为贫困的国家变成一个最为繁荣的国家，并不需要假借其他的条件。但是，满足这些发展所必需的条件仍需具备一定的国家能力。近些年来，理论和经验研究纷纷表明，国家能力的形成和维持并非轻而易举就能实现，而是需要全社会各个阶层都有参与国家经济发展的意愿，并为夯实国家能力持续进行大量的投资。很多发展中国家长期陷入贫困陷阱之中，并非由于国家对经济的过多干预，恰恰由于缺乏国家能力，从而无法为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支持。
强大的国家能力是我国制度优势所在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凝练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诸多显著优势，比如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相统一等。这些制度优势充分解释了中国强大国家能力的形成原因、基本特征和主要表现。国家能力作为一种制度因素，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的特征。中国国家能力一方面根源于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是一种重要的制度遗产；另一方面则来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因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产物和突出表现。
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不同时期发展和积累起来的组织能力和有益经验，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重新建立起强大的国家能力，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在城乡地区推广教育和医疗体系，实现了初步的工业化，为经济高速增长积累了一定的技术能力。中国政府借助这种强大的国家能力，在改革开放之后不断推进制度变迁，提供更为广泛的公共品和公共服务，维持宏观经济稳定，促进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优化，推动中国经济在过去四十余年实现了经济起飞和经济赶超，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和技术差距，向高收入经济体稳步迈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国家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只有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才能夯实我国经济发展的根基、增强发展的安全性稳定性”，“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不被迟滞甚至中断，胜利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提高了经济社会运行效率，促进了经济结构的持续调整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我国经济实现了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跨越式转变。通过实施精准扶贫战略消除了绝对贫困，使将近一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制度基础。尤其是面对更加复杂严峻的外部冲击和挑战，中国依靠强大的国家能力实现了经济社会的稳定，为成功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以国家能力转型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国家能力具有不同的维度，也具有不同的类型。比如，基础型能力是指国家通过协商、谈判和说服等方式实现自己目标的能力，而强制型能力是指国家无需协商就可以实现自己目标的能力。不同维度或者不同类型的国家能力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发挥的作用也是有差别的。这意味着随着发展模式的转变，国家能力的主要特征和运用方式也需要不断转型，以适应新的发展模式。随着我国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经济增长动力从要素积累、资源重新配置和技术模仿逐渐转向自主创新，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这为国家能力转型提供了内在的动力，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所强调的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正是对这一重大现实问题的回应。
在经济起飞阶段、低收入或者中低收入阶段，一国的后发优势较为明显，主要表现为后发国家与发达国家有着明显的技术落差，因而可以通过将成熟的技术和产品加以推广和应用，从而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产业结构的快速提升。早期的国家能力通过直接作用于物质资本的积累、人力资本的提升和资源的重新配置，可以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效果。但是，在由中高收入迈向高收入水平的阶段，随着技术水平越来越接近世界前沿，自主创新需要在经济增长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与当前“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不谋而合。
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具备高质量的制度环境。这需要运用强大的国家能力培育、维持和发展富有活力的市场经济，使市场机制有效运转，并且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从而推动以“创造性毁灭”为根本特征的各类创新活动，毕竟，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才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动力。数字经济时代，由于经济形态与各个市场、行业、部门和企业相互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复杂，政府在制定和实施经济政策时也需要采集和处理更为复杂的信息，了解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这些都对国家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此外，经济高质量发展也需要不断提高法治化水平，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为国家能力的运用设定可信的制度框架，为市场主体提供明确的政策预期。市场化和法治化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而国家能力的现代化转型与法治中国的建设将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