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报道 | 纪念南开大学荣誉教授谷书堂先生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暨第六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论坛平行论坛报道之一

2025年10月11日下午，纪念南开大学荣誉教授谷书堂先生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暨第六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论坛平行论坛的平行论坛在南开大学举办。本届论坛由南开大学主办，由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南开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承办。

来自吉林大学的孙尚斌汇报了题为《现代新国企论：本质与生成逻辑》的论文。论文认为，从本质出发，现代新国企是国有资本在国有企业改革深化中由“形式生成”转变为“实际生成”的物质承担者，其内置市场与科层两类调节方式，并内生于体制型契约。在数字化革命与全球供应链收缩背景下，有必要在保证特殊利益一面打造“体制型—市场型”混合契约结构，在保证共同利益一面调整“人格化—制度化”混合权威结构。

来自南开大学的张子彧汇报了题为《Why Has China Been Able to Resist the Trend of Deindustrialization?》的论文。论文基于马克思资本循环理论，阐释了不发达国家去工业化的现象。这一现象是因为不发达国家产业资本不得不以依附的方式参与全球产业资本运动。中国虽然也短暂地出现了去工业化现象，但由于中国经济具有相对独立坚实的工业基础、有政府参与的超大国内市场规模优势、对资本账户的审慎管理方式等特殊条件，使其参与全球产业资本运动时保持了一定的独立性，能够成功抵御去工业化趋势。

来自吉林财经大学的张文慧汇报了题为《新型生产关系的发展逻辑、动力机制与构建路径》的论文。论文以新型生产关系为主题，系统探讨其发展逻辑、动力机制与构建路径。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指出新质生产力的跃升对生产关系变革提出了系统性要求。新型生产关系的构建是一项系统工程，由多重动力协同驱动。面向实践，必须坚持“先立后破、稳中求进”，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塑造适配中国式现代化要求的新型生产关系。

来自天津工业大学的倪蕊汇报了题为《财政和货币政策视角下耐心资本对企业韧性的影响研究》的论文。论文以2012-2023年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双重视角，探讨了耐心资本对企业韧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论文发现耐心资本通过提供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显著增强了企业的运营韧性和风险承担能力。财政政策（政府补助）通过风险分担机制，进一步增强了耐心资本对企业韧性的正向作用；而紧缩性货币政策则削弱了耐心资本的积极作用。

来自兰州财经大学的田旺杰汇报了题为《新质生产力背景下人文经济学的相关理论、比较优势》的论文。论文认为，人文经济学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构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迈出的关键一步。人文经济学的理论构建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之上，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义”与“利”，“个人”与“集体”等关系，其理论基础是在生产力发展基础之上的生产关系，目的构建是实现共同富裕，与西方经济学所追求的“个人利益最大化”是有本质的区别。

第二节由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刘佳丽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赵敏副教授作为主持人和点评人，来自山东财经大学、河北大学、湘潭大学等高校的论文入选作者进行了汇报。

来自山东财经大学的陈泽同汇报了题为《复杂—简单劳动视域下人工智能生产政治经济学分析》的论文。论文认为，随着人工智能广泛应用于生产领域，它驱动复杂劳动简单化与简单劳动消弭化，导致劳动价值创造趋向二极化，并在资本逻辑主导下加剧劳动异化。论文基于马克思复杂—简单劳动理论，剖析当下劳动形态转变、社会影响及资本主义制度根源。论文认为，劳动异化等困境源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无法容纳生产力发展。

来自河北大学的王乃馨汇报了题为《数字政府建设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了吗？——基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视角》的论文。论文将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内生化至传统的国民收入框架内，由此形成广义居民收入差距，并在此基础上系统探究了数字政府对广义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政府可以缩小广义居民收入差距，且这一结论在处于东部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更好、创新水平更高的省份更加显著；数字政府可以通过扩大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和提高政府透明度，有效帮助低收入群体克服就业和创业障碍，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广义居民收入差距；此外，数字政府建设对缩小普通居民收入差距具有空间溢出效应。

来自湘潭大学的杨原林汇报了题为《长期主义的力量：耐心资本如何塑造企业抗风险能力》的论文。论文基于2013–202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检验耐心资本对企业抗风险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耐心资本通过提高失败容忍度、缓解短期融资约束、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四条路径显著增强企业抗风险能力，且在成长期和成熟期企业、非国有企业、高竞争区位、高风险承担及相对中小规模企业中对抗风险能力的塑造作用更为突出，同时企业数字化转型与战略激进度会进一步强化耐心资本的积极效应，而金融错配会削弱这一效应。

来自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的代法涛汇报了题为《耐心资本与生产结构演进：一个新质生产力的分析框架》的论文。论文认为，“科技-产业-金融”循环是新质生产力的内生机制。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发展耐心资本”和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为“科技-产业-金融”循环的形成创造了条件。论文认为，运用马克思的生产结构理论分析科技与产业的关系，揭示二者间存在的双向互动，其解释力远超演化经济学所提出的“技术→经济”和新结构经济学所提出的“产业→技术”这种单向的经济学逻辑。在此基础上，论文构建了一个耐心资本与生产结构“科技-产业”互动的三维螺旋环流模型，解释了新质生产力的内生动力，从而找到更加科学合力理的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战略路径与政策设计。

来自西南财经大学的刘子嘉汇报了题为《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劳动力质量：理论内涵与经验测算》的论文。论文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系统阐释了劳动力质量的理论内涵，指出其本质是劳动力基本属性的实现程度，核心在于劳动者生活需要的满足。研究构建了包含生产、消费、交换与分配环节的综合评价体系，采用CRITIC-熵值法对我国劳动力质量进行量化测算。结果显示，我国劳动力质量总体呈增长趋势但增速放缓，存在阶段性特征与发展不平衡问题，并提出应从人口结构、个人生产力与劳动力市场机制三方面推动劳动力质量持续提升。

平行论坛二以“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 为主题，共包含10篇论文。第一节由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赵新宇和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评论》副主编赵峰作为主持人和点评人，来自吉林财经大学、湘潭大学、中共陕西省委党校等高校的论文入选作者进行了汇报。

来自吉林财经大学的李震汇报了题为《数字技术赋能现代化大农业的困境解析与突破路径》的论文。论文认为，数字技术赋能现代化大农业面临推广困境，其根源在于市场机制的内在矛盾：价格机制排除普通农户的现实需要，竞争机制导致企业决策保守。传统政府干预模式下，政府、企业与农户策略互动陷入低水平震荡，致使农业数字化进程迟滞。破解困局需政府升级干预方式从制度设计切入，通过以优化基建投入为代表的路径，完善市场运作框架，推动数字技术在农业领域的有效应用。

来自湘潭大学的张洋汇报了题为《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抗风险能力的影响》的论文。论文基于2013—2023年沪深A股民营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系统考察了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抗风险能力的影响及其机制。论文认为，国有资本参股民营企业现象较为普遍性，国有企业相对较强的抗风险能力，这对于提升民营企业抗风险能力具有重要作用。论文还探讨了国有资本的逆风险调节作用与其提升民营企业抗风险能力的异质性等问题。

来自中共陕西省委党校（陕西行政学院）的何隽驰汇报了题为《数智化发展与相对过剩人口的逻辑重构》的论文。论文认为，在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深度渗透的背景下，制造业智能化与服务业数字化正推动劳动形态发生深刻变革，传统产业后备军逐步演化为具有高度依附性的“数字劳动者”，构成相对过剩人口在当代的新表现形式。基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劳动对资本从形式隶属到实际隶属的演进逻辑，结合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与智能机器的普遍应用，剖析了数智时代相对过剩人口的生成机制；并进一步通过实证数据验证智能技术对劳动力需求的替代效应，揭示其结构性影响；最后，立足于共同富裕目标，提出应从数据要素分配机制改革、数字技能普惠性培训与社会保障制度创新三个维度推进治理体系的重构。

来自华中农业大学的贺宏伟汇报了题为《要素重构、模式变革与制度创新：新质生产力赋能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三重机理》的论文。论文主要从三个层面分析新质生产力赋能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作用机理。其一，在要素层面。新质生产力通过培育新型劳动者、植入智能工具和拓展资源边界，全面提升了农村经济的生产要素质量。其二，在模式层面。新质生产力推动生产经营方式从传统经验型向智慧化转变，产业形态从单一农业向三产融合演进，服务方式从自我服务向平台赋能转型。其三，在制度层面，则催生了适应数字经济发展要求的产权制度、治理制度和分配制度创新。三个维度相互支撑、协同作用，共同构成了新质生产力赋能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完整机理。

来自上海社会科学院的谢智彬汇报了题为《空间正义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国式现代化的空间政治经济学逻辑》的论文。论文以空间政治经济学理论为分析基点，揭示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非正义性根源，论证中国式现代化通过社会主义制度优势重构空间生产关系，在城乡融合、区域协调与全球治理中实现空间正义的创新路径。中国式现代化通过空间正义的制度化实践，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空间异化的历史性超越，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新的空间维度。

第二节由兰州财经大学财政与税务学院党委书记柳江和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乔晓楠教授作为主持人和点评人，来自浙江省委党校、南开大学、吉林财经大学等高校的论文入选作者进行了汇报。

来自浙江省委党校的孙雪芬汇报了题为《我国中央银行制度的演化逻辑、理论遵循与历史贡献——基于历史制度主义与政治经济学的分析》的论文。论文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央银行制度不断完善，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论文系统梳理与阐释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中央银行制度的历史演进，揭示这一制度演进变迁的主要特征，并进一步提出我国中央银行制度进一步完善的战略方向。

来自南开大学的牛语童汇报了题为《Powering Responsible Growth: How Ultra-High Voltage Transmission Fuels Firms’ ESG Improvement?》的论文。论文研究了在中国能源粗放利用与供需错配的困境下，能源基础设施如何影响企业的多维ESG表现。基于2009-2019 年 A 股数据、28 个特高压项目，利用多期 DID 模型分析，发现特高压通过节能减排提升环境绩效，通过促进创新、创造就业、增加财政贡献加强社会绩效，对治理绩效无显著影响，在高污染行业等特定样本中存在更强效应。

来自吉林财经大学的李文楠汇报了题为《人工智能赋能服务业就业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效应研究》的论文。论文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角度出发，结合我国当下政策和发展现状，基于2010-2022年中国30省份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发现：人工智能对本地服务业就业有正向促进，但对邻地区存在显著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区域发展不均衡问题突出。城镇化是关键的调节变量。论文建议从完善就业保障、构建人工智能适配型职教体系、推动区域协同三方面施策，以化解人工智能对服务业就业的替代冲击，强化其创造效应，促进服务业就业高质量发展。

来自湖南湘江研究院的周希禛的汇报了题为《国有企业科技创新功能理论依据、现实考量与具体定位》的论文。论文认为，国有企业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核心载体，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目标，承担基础研究、共性技术攻关等使命。其科技创新功能由国有经济的制度性与战略性使命决定，旨在以先进生产关系推动生产力跃迁。实践中，其科技创新功能可从布局领域、技术演化阶段、国家战略多维度定位，且功能可融合交叉。国有企业还具备知识溢出、重大技术预见、开放式创新组织者等优势，能与其他创新主体构建协同生态，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澎湃动力。

来自浙江师范大学的马梦飞汇报了题为《数字虚拟资本的生成逻辑与治理困境：<资本论>思想的当代阐释与启示》的论文。论文认为，《资本论》虚拟资本思想立足剩余价值学说与资本增殖逻辑，以货币资本化、资本虚拟化为关键环节，基于这些思想可以更为深入地揭示数字虚拟资本的基础特征、本质内涵。在新时代金融强国建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中国实践背景下，应依托生产资料公有制保障虚拟资本制度属性，深化虚拟资本市场监管体制改革，推动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以经典理论回应现实问题，为防范金融风险、助力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平行论坛三以“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为主题，共包含9篇论文。第一节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孙咏梅教授和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梁俊尚老师作为主持人和点评人，来中山大学、吉林财经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等高校的论文入选作者进行了汇报。

来自中山大学的于诗文汇报了题为《消费驱动的合理性：理论辨析与经验考察》的论文。论文围绕中国“高投资、高储蓄、低消费”增长模式是否应转向消费驱动的争论，系统检视了支持转型的三大理据。跨国消费率比较假定各国经济增长模式趋同；消费不足论与中国现实相悖；投资驱动不可持续论则低估了其突破积累边界的作用。这些争论本质是发展自主权与西方中心范式的理论交锋。中国过去依靠生产性投资实现了高速增长与独立自主，未来更应优化投资结构以推动技术进步，以此构建收入与消费的良性循环，捍卫多元现代化路径。

来自吉林财经大学的李雯羽汇报了题为《马克思合理农业视角下的农地“三权分置”改革：三重逻辑、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的论文。论文以马克思合理农业思想为视角，聚焦农地“三权分置”改革，论证其理论、历史、实践三重逻辑的统一性：理论上契合产权结构、生产方式等要求，历史上是生产关系适配生产力的演进，实践上破解小农户分散经营等难题。论文进一步指出改革面临集体所有权收益薄弱、经营权流转藏风险、承包权“固化”影响公平效率的困境，最后从组织、产权、要素层面提出优化路径，为农业现代化提供制度参考。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的郭哲汇报了题为《“技术-制度”视角下中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建设》的论文。论文指出数字经济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比重，但目前仍受实数融合、数据赋能、共同富裕等问题制约。在我国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现实背景下，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需要在“技术-制度”视角下得以重新审视，这表现数字技术的应用助推了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现实活力，但同时，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数字经济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来自河南师范大学的屈漫漫汇报了题为《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对县域新型城镇化的影响研究》的论文。论文从共建、共享与共生三个方面构建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从直接影响与间接影响两部分阐释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对新型城镇化的作用机制，通过实证分析得出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对新型城镇化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在中西部、非贫困县与劳务输出省中比较明显，且能通过提升财政支出水平、资本集聚水平以及劳动力集聚水平赋能新型城镇化。

来自南开大学的彭李政汇报了题为《数智机器、智能制造与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基于数字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比较分析》的论文。论文指出，数智机器相较于传统机器具有结构上的特殊性，这影响了机器在劳动过程中作为不变资本的作用方式和效果。在数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应用数智机器发展智能制造，受到资本主义固有局限性，以及技术条件、成本收益、人类劳动者自身优势等限制，并因资本主义去工业化而面临推广困境，存在大规模投资与实际生产力提高有限的矛盾。以此为鉴，中国发展智能制造，应夯实科技创新技术基础，协调好劳动者与数智机器的关系，处理好智能制造与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的关系，坚持发展耐心资本。

第二节由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何召鹏和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王永兴副教授作为主持人和点评人，来兰州财经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天津大学等高校的论文入选作者进行了汇报。

来自兰州财经大学的袁菲汇报了题为《新质生产力对生产与分配的重构效应研究——基于马克思主义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的视角》的论文。文章从价值与使用价值的辩证关系出发，说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使用价值分配以价值分配为中介。基于该观点通过构建数理模型探讨新质生产力对生产与分配领域的影响，并纳入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在价值与使用价值创造上的差别。在生产领域，复杂劳动与新型要素有机结合推动价值与使用价值创造率双升；在分配领域需要构建新要素收益共享机制和劳动复杂化促进机制，才能在新质生产力背景下平衡好公平与效率。

来自南京师范大学的聂嵩汇报了题为《Bridging the Data Divide: Data Factor Marketization and Corporate Cash Holdings》的论文。论文以“数据交易平台建设”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法，系统评估了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对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数据要素市场化显著降低了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这一结果表明数据要素流通在改善企业财务结构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研究结论揭示，数据要素的高效流通不仅重塑了企业的融资环境，也为企业流动性管理提供了新的制度动能，对推动我国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具有积极意义。

来自天津大学的杨晓东汇报了题为《缩小南北差距的现实动因、掣肘因素与行动路径》的论文。论文指出，缩小我国南北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紧迫任务。当前，南北差距突出体现在投资分布失衡、人才配置失衡、产业结构分化和人均收入差距方面，已成为影响区域协调发展的突出短板。面对该现实掣肘，亟需构建起有利于要素自由流动、空间高效联动、产业集群重塑和利益合理分配的现代化治理体系。尤其应着力建立南北区域要素对流机制，推动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市场化配置和均衡适配，完善跨行政区协同治理机制。通过激发南北双向赋能、合作共赢的新型互动关系，将现存的发展势差转化为可持续的增长动能，从而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坚实支撑。

来自南开大学的辛雨雪汇报了题为《新型能源基础设施的家庭增收效应——来自特高压输电工程的经验证据》的论文。论文基于CFPS数据库，运用多期DID实证考察特高压工程对家庭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特高压建设使家庭人均收入平均提高3.8%（约301.82元），总收入提升约1189.17元；东部地区、输入地、城镇以及经营性收入、较高收入家庭的增收效应更显著；传导机制主要为企业薪酬增长和创业就业拓展机制。论文从微观家庭视角揭示特高压的民生红利，为新型基础设施的共同富裕效应提供量化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