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东 刚
摘要：战前日本政府消费支出的总体发展趋势是在较低水平基础上，保持了一种持续、稳定和快速的增长态势，且呈现出阶段性的变动特征和周期性波动；政府消费支出结构变动趋于合理，但军费开支庞大。日本经济近代化的发展，政府职能和作用的扩大和强化，政府财政规模的扩大所导致的消费和劳务的上升，以及军费开支的扩张等因素是导致战前日本政府消费支出总量和结构变动上升的根本性原因。中日两国在政府消费支出总量和结构的变动上存在差异。
关键词：政府消费支出总量；政府消费支出结构；变动趋势
19世纪中叶, 日本长期闭关自守的国门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所叩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完全改变了日本社会的自然历史进程，促成了其封建经济的解体，带来了传统社会所不能容纳的新的生产力和制度安排，直接刺激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开始步入经济近代化的历史进程 。
战前日本经济是过渡型经济形态，即由自然经济转变为商品经济，由封闭经济转化为开放经济。这种特征就决定了日本经济发展过程中需求导向作用的显著和强化。本文拟对这一历史转换过程中日本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消费支出的变动趋势及其特征进行实证性分析，并就中日政府消费支出变动的异同进行比较，进而说明战前日本政府消费支出变动的内在规律，辨析中日两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
一、 战前日本政府消费支出的变动及其特征
政府消费支出是指政府作为消费单位对最终产品和劳务的购买支出，它是总需求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政府消费支出的变动不仅反映在政府消费支出总量的变化，也体现在消费支出结构及其相互关系的变动。战前日本政府消费支出的变动趋势及其总体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政府消费支出总量在较低水平基础上，保持了一种持续、稳定和快速的增长态势，而且呈现出阶段性变动特征
战前日本政府消费支出水平的起点较低，但却保持了一种持续、稳定和快速的增长态势。名义政府消费支出总额由1885年的60百万日元增至1940年的4821百万日元，55年间增加了近80倍，年均增长率达8.3%。实际政府消费支出总额则由1885年的283百万日元增至1940年的3377百万日元，55年中增加了近11倍，年均增加值56.3百万日元，年均增长率达4.6%。其间，日本人均政府消费支出变动程度与总体政府消费支出的发展趋势十分相近，亦呈现出持续上升的增长态势。19世纪80年代初期，实际人均政府消费支出不足5日元，至20世纪初叶，就增至12日元以上，后虽有较大幅度下跌，但从1905年开始又呈现上升态势，1937年增至40日元以上，达到战前历史最高峰。
战前日本政府消费支出总额的不断上升变动态势并非直线增长，而是在曲折的变动中不断上涨，呈现出阶段性的变动特征和周期性波动。对这种阶段性和周期性波动开展深入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把握战前日本政府消费支出发展的本质特征和规律。
我们可以将战前日本政府消费支出的发展变动大体划分为五个阶段， 1887~1897年为第一阶段，其间实际政府消费支出总额由1887年的320百万日元增加到1897年的383百万日元，10年间增加近20%，年均增加额6.3百万日元，年均增长率5.22%。与后几个阶段相比较，第一阶段属于起点高，增长幅度较快的时期。第二阶段是1897~1904年，其间实际政府消费支出总额由1897年的383百万日元增加至1904年的1428百万日元，7年间增加了2.7倍，年均增长率为10.38%，增长幅度均高于各个时期，是50余年中发展最快的阶段，属于战前日本政府消费支出的高速发展阶段。第三阶段是1904~1919年，是继第二阶段高速增长后的一次大幅度下降阶段，也是50余年中发展最慢的阶段。其间实际政府消费支出由1904年的1428百万日元降至1919年的99个百万日元，其间年均下降幅度达-0.14%。第四阶段是1919~1930年，其间实际政府消费支出总额由1919年的994百万日元猛增加至1930年的1476百万日元，11年中增加了48.5%，平均每年增加43.8百万日元，年均增长率达5.73%。在第三阶段低迷下降后，第四阶段开始大幅度上升，显示出良好的上涨走势，属于增幅下降后的稳定上升时期。第五阶段是1930~1938年，其间实际政府消费支出由1930年的1476百万日元增加至1940年的3377百万日元，8年中增加了近1.3倍，年均增长率达5.98%。第五阶段是仅次于第二阶段的政府消费支出增长速度较快的时期，属于第四阶段保持高速增长以后的又一快速增长阶段。
概括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战前日本政府消费支出的总体态势，我们可以发现，其发展阶段经历了初期阶段起点高，快速增长，而后增幅减慢和平稳增长的过程。1887~1938年期间，实际政府消费支出的增长幅度既高于实际国民消费需求的增长速度，也高于同期总需求的增长速度，表现出强劲的增长态势。
（二）政府消费支出结构变动趋于合理，但军费开支庞大
战前日本政府消费支出不断上升的发展趋势，不仅表现在其政府消费支出总量和人均政府消费支出额的上升变动，也体现在政府消费支出结构的变化。所谓政府消费支出结构是指政府各种消费支出在总政府消费支出中所占的比重及其相互关系的变动。从不同的层次和角度，按照政府消费支出的不同，以用途和功能分类可得到不同的划分标准。一般政府消费支出结构的分类标准有三：一是依据经济功能划分，按照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统计口径和方法，将政府消费支出划分为政府购买各种商品和劳务支出、各级政府成员工薪报酬支出和军费开支三部分；二是依据政府部门划分，可将政府消费支出分为中央政府消费支出和地方政府消费支出两部分；三是按照各级政府职能部门划分为具有不同职能特征的具体各政府机构的消费支出。
就战前日本政府总支出和消费支出、投资和军费开支所占比重综观之，战前日本非军事性开支平均占有60%左右的绝对份额，其中政府消费支出亦平均保持在35%以上的比重。自19世纪80年代中叶开始至20世纪40年代，中央政府的消费支出占全部政府支出的比重平均为23.7%，而同期地方政府消费支出所占比重略低于中央政府，达20.2%。自1910年开始，除个别年份外，地方政府消费支出呈现不断上升态势，1935年达到历史最高点，所占比重为28.1%。另据相关资料显示，中央和地方政府消费支出分别占全部政府消费支出的比例亦经历了一种不断变化的过程。1880年中央政府消费支出所占比重为54.1%，地方政府为45.9%，此后地方政府所占比重呈现下降趋势，1900年时仅占37.7%，而中央政府消费支出占62.3%。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地方政府消费支出所占比重不断上升，1920年为44%，1930年超过中央政府，达54.1%，而至1940年又大幅度下降，仅占20.8%，中央政府高达79.2%。由此可见，中央和地方政府消费支出在总体态势上呈现不断上升的同时，其支出结构亦呈现出波动发展的变动趋势，除个别时期以外，中央政府消费支出始终占有较大份额，这充分说明战前日本中央政府参与国家经济活动和发挥政府经济职能的作用日渐显著和强化。
下面我们将按照经济功能划分的标准来考察战前日本政府消费支出结构的变动趋势及其特征。首先看军事费支出状况，战前日本的军事费开支包括直接军费和间接军费，前者包括常备国防费(包括一般会计陆海军省经费和征兵费)、战费(包括临时军费特别会计和陆海军省以外各省的战争关联支出)，后者包括战争关联费(包括军事扶助、军人退休金及恩惠)和军事公债利息。
战前日本军费呈显著不断上升趋势，占全部政府支出的比重平均达35%以上，占政府消费支出的比重亦高达34%，其中1890年为21.5%，1900年为33.7%，1920年为39.2%，1940年高达80.2%。战后，随着非军事化政策的推进，军费大幅度削减，1976年时军费占政府消费支出的比例仅为2.7%。我们还可以发现，在战前日本历次战争期间，如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年)、日俄战争(1904~190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九一八”事变(1913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1937年以后)，军费都呈现大幅度上升态势，其间各时期军费占全部政府支出的比重分别为60.1%(1895年)，73.2%(1905年)，35.2%(1915年)，18.4%(1930年)，50.8%(1940年)。
政府官员的工薪报酬开支是政府消费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政府规模的扩大和政府职能的增强，工薪报酬开支呈现不断上涨的趋势。据统计资料显示，名义工薪报酬支出由1885年的24百万日元猛增至1940年的977百万日元，55年间增加了近40倍，每年增加17.3百万日元，年均增长率近7%；实际工薪报酬支出则由1885年的100百万日元增至1940年的928百万日元，55年中增加了8.3倍，年均增长率4.1%。虽然战前日本政府官员工薪报酬支出总额呈现上升态势，但受到军事开支的挤压，其占政府消费支出的比重却不断下降。以名义值计算，其所占比重由1885年的40%降至1940年的20.3%，实际值则从35.3%下降到27.5%。。
二、 影响战前日本政府消费支出变动的因素分析
政府消费支出不断上升的变动趋势，不是一种个别的、偶然性的短期现象，而是一种普遍的、必然的客观规律，它反映着政府经济活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本质联系。战前日本政府消费支出不断上升的变动趋势，受多种客观条件和因素的影响，从长期分析的角度看，主要有以下诸方面：
（一）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是政府消费支出上升的物质基础
战前日本经济的显著增长是政府消费支出大幅度上升的基本物质条件。据统计资料显示，日本实际GNP总值由1885年的38.52亿日元，增加到1940年的228.48亿日元，55年中增加了近5倍，年均增长率达3.29%；同期人均GNP亦呈现出强劲的上升发展态势，由1885年的101日元增加到1940年的318日元，55年中增加了2倍多，年均增长率为2.1%。其间农业生产总值年均增长达1.34%(1889~1938年)，生产效率增长率达1.56%，对农业产出贡献强劲。日本自19世纪80年代中期成功地实现了工业化起步后，经济迅速发展。广义制造业(工矿业、建筑业、交通、通讯、公共事业等)，战前年均增长率高达6.3%，工业生产指数增长率为5.4%，大大超过同期欧美各国。由上可见，战前日本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为政府消费支出的上升提供了物质基础。
（二）政府职能和作用的扩大和强化是促使政府消费支出不断上升的主要动因
有别于近代中国权力主体对政治目标函数的偏好所导致的传统政治与新式经济不同质、非均衡的特征，战前日本明治政府、大正政府和昭和政府则更多地体现出政治与经济目标的一致，呈现出趋同于资本主义性质的一元化取向，从而促使其政府的政治和经济职能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强于近代中国。1868年明治政府以“殖产兴业”、“富国强兵”为中心开展的明治维新运动，充分利用国家的权力，干预经济，积极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大力推进经济组织的近代化，迈出了经济近代化道路的第一步，从而为资本主义的顺利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此后的历届日本政府都以发展经济，提高国家经济实力为重任，大力推行经济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在同样受到现代西方文明冲击的条件下，不是像近代中国政府群那样被迫地移植西方的制度安排，而是主动、积极地变革制度，改善制度环境，将政府干预手段从传统的以国家直接干预为主改变为依靠制定法规政策制度，创造良好的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等间接的干预为主，建立了新型的近代经济制度和市场体制，实现了工商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近代化，从而使政府的经济职能更加突出，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的范围和程度更加扩展。
（三）政府财政规模的扩大是导致政府消费支出上升
日本在其经济近代化开始之前的19世纪60年代，政府财政收支只有6359万日元。到了70年代，财政收支有所上升，但也基本保持在1亿~1.2亿日元之间，并长期处于顺差状态。19世纪80年代中叶经济近代化起步以后，伴随着政府职能转化和参与社会经济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政府规模也逐渐加大，从而政府财政规模也日渐拓展。战前日本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租税和公债收入，初期租税的比例超过80%，1887年开征收入弹性更高的所得税，使日本政府财政收入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有了大幅度增加。同时伴随着近代税收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财政收入来源逐渐实现了由间接税向直接税的转化，到了1940年，直接税收入已达50%以上，从而使战前日本政府财政规模显著扩大。据统计，1885年政府财政收入为62.2百万日元，财政支出61.1百万日元，财政收支合计123.3百万日元。1895年时政府财政收入为118.4百万日元，支出为91.6百万日元，财政收支合计210百万日元。进入20世纪以后，财政规模快速扩张，1900年时财政收支总额高达553.8百万日元，1910年又达1221.1百万日元，10年中增加了1.2倍。1920年时财政收入达20亿日元，支出15亿日元，合计35亿日元以上。到了1940年财政规模更加扩大，财政收入高达64.4亿日元，支出61.7亿日元，合计126.1亿日元。1885~1940年的55年间，日本政府财政总额增加了101倍，年均增长率8.8%，大大高于同期中国政府财政规模的上涨速度。与此同时，随着战前日本政府规模的不断扩大，政府公务人员的人数也大幅度增加，从而使政府财政规模和工薪报酬开支显著上升。据统计，1880年时政府公务人员人数仅有11.7万人，占全社会劳动力总数的比例为0.59%，1900年增加至40.1万人，比1880年增加了2.4倍，所占总劳动力比例升至1.61%，1920年时又增至101.8万人，比1880年增加了7.7倍，所占总劳动力比例升到了3.73%，1940年时公务人员总数为185.4万人，比1880年增加了近15倍，所占总劳动力比例为5.7%。同时人均公务员收入亦呈现显著的上升态势，1900年时中央政府公务员人均收入为620.3日元，地方政府为108.8日元，平均270.7日元，到了1930年时分别为651.8日元和176.1日元，平均481.9日元，比1900年增加了近80%。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战前日本政府财政规模的显著提高，为政府消费支出的扩大提供了条件，从而使政府消费支出得以快速增长。
（四）政府军事开支的扩张是政府消费支出上升的强有力的推动力量
在战前日本经济发展过程中，军费开支因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九 一八”事变、华北事变、全面侵华战争、太平洋战争而逐渐上升，其占政府总财政支出和总消费支出的比率也不断提高。19世纪80年代后半期到90年代前半期，被日本学者称为“小政府”时代，期间，全部军费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仅为15%~18%左右，规模很小。即使如此，明治政府为了对抗中国清朝政府，仍积极扩充军备尤以扩充海军和修筑铁路、公路以备战时服务的建设项目为急务。中央财政规模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前大约维持在8000万日元左右，甲午战后一下子超过2亿日元，最主要的原因是军费的大幅度增加。战后地方财政增加的势头更猛，到1900年前后其规模已达到战前的3倍。甲午战争后，日本实现了从“小政府”向“大政府”的转变。日俄战争时，军费开支占总财政支出的比重高达74.2%，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也有27.1%之高，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的1937~1940年间，其所占比重达42.7%，1941~1945年间更高达58.3%，其中战时军事开支占总军费支出的比重达94%。实际财政支出亦随军费开支增大而增大，财政支出占GNE的比重，由1888年的12%，上升到1938年的37%[。战前上升的原因无疑是扩充军备及其“转换效应”所致 。
近代中日两国都是中央集权式国家政体，权力主体都可凭借其在政治力量对比与资源配置权力上的优势地位，根据经济和政治目标函数最大化原则而决定其消费支出行为、方向、速度、形式、步骤，并通过隶属于权力主体的各级行政系列加以贯彻实施。但由于两国权力主体政治和经济目标函数的不同——日本政府追求政治和经济双重目标的优化，谋求资本主义制度的最终确立和发展；中国政府以追求政治目标为主，经济目标辅之，导致二者非同质发展——则决定了两国政府消费支出对各自经济近代化的贡献不尽相同。由上可知，伴随着经济近代化的深入，以及近代政府职能和作用的扩大和强化，政府财政规模扩大所导致的消费和劳务的上升以及军事开支的扩张等因素，是导致战前日本政府消费支出总量和结构变动上升的根本性原因。
三、 中国与日本政府消费支出变动的比较分析
在对战前日本政府消费支出变动发展趋势及其总体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了纵向分析后，这里我们再将中国和日本两国对比开展横向研究，进一步探求各自政府消费支出的变动规律及其异同，以期取得完整的认识。
在战前中日两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财政规模和政府消费支出都呈现出不断上升的发展趋势，但两国财政支出和政府消费支出的变动幅度是不尽相同的。1887~1936年间，日本实际财政支出总额由5.37亿日元增加至76.69亿日元，49年中增加了13.3倍，年均增长率达5.6%，其所占GNE的比率亦由1888年的12.1%升至1938年的36.8%，这种财政规模随着经济发展而扩大的倾向被德国经济学家A·瓦格那称之为“经费膨胀的法则”，在日本表现的很充分。而在大体相同的时期内，中国实际财政支出总额则由2.65亿元增加到16.5亿元，49年间仅增加了5.2倍，年均增长率为3.8%，大大低于同期日本财政支出的增长幅度。其所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也比同期日本相距甚远，1887年中国实际财政支出占GNP的比例仅为2.2%，1936年时也不过8%的水平，与日本不可同日而语。
两国政府消费支出的变动及其增长速度也存在差距。日本政府实际消费支出总额由1887年的3.2亿日元增加至1936年的21.35亿日元，49年间增加了5.7倍，年均增长率3.9%，其所占GNE的比重则由1888年的6.7%，上升到1938年的11.8%，其所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由1887年的59.6%降至1936年的27.8%。其中，中央政府实际消费支出由1887年的1.52亿日元，增加到1936年的7.98亿日元，49年间增加了4.3倍，年均增长率3.4%，其所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亦由1887年的28.3%降至1936年的10.4%，其所占政府消费支出的比重亦呈现下降态势，由47.5%降至37.4%。同期地方政府消费支出表现出与中央政府消费支出变动不同的态势，其实际消费支出总额由1887年的1.68亿日元增至1936年的13.37亿日元，49年间增加了近7倍，年均增长率达4.3%，其增长幅度大大高于同期中央政府消费支出的增长幅度。同期其所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亦呈现下降趋势，由1887年的31.3%降至17.4%，其所占政府消费支出的比重却没有下降，而呈现出略有上升的态势，由52.5%升至62.6%。我们再来看看同期中国的情况，中国政府实际消费支出总额由1887年的2.63亿元增加至1936年的12.38亿元，49年中增加了3.7倍，低于同期日本5.7倍的增加幅度，其年均增长率也低于日本，为3.2%，其所占GNP的比重由1887年的2.2%仅上升至1936年的6.2%，上升幅度远不及同期日本。其所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亦不及日本，由1887年的99.2%降至1936年的75.0%。政府财政支出中政府消费支出所占比重居高不下的状况表明，政府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被消耗掉，政府消费扩张所导致政府投资减少的挤出效应颇为显著，从而限制了政府的储蓄规模和资本形成。在国民经济发展方面，中国政府所发挥的作用远不及日本政府。资料又显示，同期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消费支出也表现出与日本不同的情况，中央政府实际消费支出由1887年的1.84亿元增加到1936年的10.03亿元，增加了4.5倍，年均增长率3.5%，与同期日本不相上下，其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则由69.4%略降至60.8%，其所占政府消费支出的比重则由70%升至81.0%。同期地方政府实际消费支出则由1887年的0.79亿元增加到1936年的2.35亿元，49年间增加了近2倍，大大低于同期日本地方政府消费支出的增加幅度，年率亦不及日本，仅有2.2%的增长速度，其所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则由1887年的不足30%降至14.2%，其所占政府消费支出的比重则由1887年的30%降至19%。
从世界经济发展史的角度来考察，政府消费支出的发展演变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变动特征。西方发达国家历史统计资料业已证明，随着近代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国民收入水平不断上升，政府规模不断扩大，政府参与国家经济活动的实力和范围日益扩展和增强，政府消费支出呈现出不断上升的变动趋势，结构也不断趋于合理。这种趋势的变动同样也存在于近代中国和日本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是近代中日两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职能扩大以及政府参与社会经济活动能力和范围日渐扩展和增强的必然体现。但中日政府消费支出总量和结构的变动差异表明，近代中日两国政府对各自国家经济发展的贡献力和参与程度不尽相同，进而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了近代中日两国经济发展的深刻历史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