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下半年成果简报
一、成果概况
2015年下半年，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包括：在CSSCI来源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等国内知名报刊发表多篇文章等。
二、课题研究
中心主任携学术团队为国家和地方制定
“十三五”规划提供咨询
为了向国家和地方谋划“十三五”经济社会发展，制定“十三五”规划提供咨询，以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逄锦聚教授为带头人的学术团队，在天津市参事室组织和有关省市自治区参事室支持、参与下，完成了对天津、广东、广西和黑龙江四地区在经济新常态下，稳增长、调结构、转动力的调查研究，形成了总报告和分报告。
该项调查从2015年第一季度开始，9月份结束，历时半年多时间，除了对四省市自治区分别调研外，还先后在黑龙江和广东举行两次研讨会。所调研的四省市自治区有的属于沿海发达地区，有的处于中部和边疆地区，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形成的总报告包括三个部分：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稳增长、调结构、转动力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四省市区应对挑战的主要举措及启示；基本的判断；若干政策建议。总报告已于9月报国务院领导参阅，分报告报地方政府领导参阅。
三、成果简介
中心主任逄锦聚在《光明日报》
发表文章《增强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自觉和自信》
中心主任逄锦聚教授于《光明日报》2015年01月21日15版发表文章《增强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自觉和自信》，其内容如下：
马克思创立的政治经济学虽然主要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但他运用的一些基本范畴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是完全可以应用的，他所揭示的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人类社会运动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和社会大生产规律，例如价值规律、资本积累规律、社会再生产规律等等，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也是完全适用的，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赖以建立的无产阶级、人民大众的立场，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更是适用对包括社会主义社会在内的一切社会经济的分析。
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我们走过弯路，但我们坚持探索适合中国实际的经济学并取得了一些重大进展，如从中国实际出发创造的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理论，妥善处理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各种重大关系理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发挥价值规律作用的理论，等等。所有这些探索和取得的进展，都为其后中国经济学理论的突破和中国经济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发展，对经济学理论的需求日益强烈，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和应用与日俱增。在实践需求的推动下，我国理论界加快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与我国实际相结合，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立场、观点、方法的同时，又有所创新和发展：关于改革方向、目标、道路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理论，经济发展理论，开放理论等。这些理论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来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形成作出了贡献。
中心主任逄锦聚教授
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学术文章
《光明日报》在7月1日15版上刊登了中心主任逄锦聚教授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谋划“十三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把握的几个理论问题》。正文如下：
牢牢把握社会主要矛盾
把握社会主要矛盾，是谋划“十三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我国曾不止一次地做出判断，党的十八大又进一步指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推进任何方面的改革发展都要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在理论上大家对这个判断似乎没有争议，但看看过去某些政策措施，给人的感觉似乎我国的经济已经是过剩经济，社会主要矛盾不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而是需求不足与生产过剩的矛盾。究竟是我们对社会所处阶段和主要矛盾的判断出了偏差，还是实际的政策措施受到了干扰？笔者认为是后者而不是前者。
这里有一个区分现象和本质、短期和长期的方法论问题。唯物辩证法认为，现象和本质并不完全一致，要透过现象看本质；经济运行短期出现的问题也不一定和长期的根本问题相一致，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如果用这样的方法看问题，可以发现，我国经济在某一时段受某些因素影响，某些产业出现产能过剩，那是短时的、个别行业的问题，是结构性问题，而并不意味我国已经是“过剩”经济。出现局部产能过剩的原因不是我国的主要矛盾使然，而是投资导向和市场扭曲的结果。从长期看，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依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相对落后的社会生产依然处在矛盾的主要方面。所以要始终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位，坚持发展是硬道理不动摇。这应该成为谋划“十三五”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点。
客观看待需求和消费不足
承认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逻辑上就要承认需求不足不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问题。
社会总需求由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出口构成。从实际情况看，我国的投资需求几乎从来不存在不足，存在的是投资方向、结构不够合理和效益不够高。出口需求总体是旺盛的，出现过阶段性不足，有出口产品结构和质量的问题，但主要是受世界市场波动的影响。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的一些年份我国出口急剧下降，是典型的证明。
需要重视的是消费需求是否存在不足。消费可分为生产性消费和生活性消费，生产性消费就是投资，所以不再作为问题分析，关键是生活性消费。我国消费率长时间比较低，在某些时段出现生活性消费不足，这是有统计数据支持的。但分析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分配政策不合理、市场扭曲和社会保障等措施没有跟上等原因所致，是属于结构性的消费不足，并不能因此说我国是需求不足的经济。生活性消费是重要的，它体现我国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可以拉动经济的有效增长，所以要重视解决生活性消费问题。解决的途径是要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是分配政策问题就要调整分配政策，属市场问题和社会保障问题就要深化改革，完善制度，要十分审慎地采取刺激总需求的政策。
若干年来，我们比较多地借鉴发达国家的经济学理论和政策，包括需求分析理论和刺激总需求的政策，这当然是应该的，但必须清楚，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发展阶段、制度、社会主要矛盾差异很大，不能把我国的结构性需求不足等同于西方国家的总量性需求不足，更不可轻易效仿西方国家采取超前消费、举债消费等刺激需求的措施。解决我国消费不足的措施可有多项选择，但根本的是要发展生产，以生产促进消费。
牢牢把握经济新常态
我国目前已经进入经济新常态，保持国民经济中高速增长，加快生产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的步伐，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由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主旋律。在世界范围，经济环境仍然比较复杂，机遇和挑战相互交织，时势总体于我有利，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仍然存在的格局不会根本逆转。在国内，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不会变。所以，经济新常态在“十三五”期间会依然持续，变化的会是经济发展质量提高的速度、结构调整的步伐要比“十二五”末期快，创新驱动的力度要比“十二五”末期大。
适应经济新常态，“十三五”期间要牢牢把握经济新常态的变化趋势，因势利导，驾驭、引领经济新常态，促进经济新常态健康发展，关键是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着力创新驱动。
经济发展方式要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重要途径是要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主攻方向是调整优化经济结构。要使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占比上升。优化经济结构的重要环节是优化产业结构，要通过市场的作用和企业兼并重组等形式，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压缩产能过剩产业，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和新兴产业、服务业，逐步增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服务业的支撑作用，着力推动传统产业向中高端迈进。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是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内容。要完善区域政策，促进各地区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共同发展。
牢牢把握经济新常态，要求从要素投入驱动为主转向创新驱动为主，着力提高要素生产率。人是创新活动最活跃的因素，要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把创新积极性激发出来，调动起来。企业是创新活动的细胞，要更多支持创新型企业、充满活力的中小企业，发挥创新驱动的原动力作用，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尽快形成新增长点和驱动力。创新必须转化为经济有效增长和发展，把创新成果变成实实在在的产业活动。
妥善处理质量、效益和速度的关系
这是一个老问题，也是“十三五”必须面对的新问题。牢牢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和经济新常态，不是不要经济增长，而是要适合新阶段新特征的中高速增长，要资源环境人口相协调的经济增长，要有高质量高效益的稳定增长。需要明确，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没有经济增长很难有经济发展，而没有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解决一切前进中的问题就失去了根基，我国在世界地位的进一步提升也就失去了根基。要牢记，我国虽然已是经济总量大国，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还排在许多国家的后头。
要实现中高速增长，就要求把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摆在中心地位，充分发挥优势，挖掘增长潜力，培育发展动力。我国存在大量新的增长点，潜力巨大，要积极发现培育新增长点，使其成为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
我国地域辽阔，东中西部发展的阶段性差异和继起性，是问题，更是优势，要充分发挥这种优势，东中西部相互促进，确保中高速增长。
把深化改革、惠民生紧密结合起来
改革是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基本矛盾，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动力。中央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总体部署后，关键在落实，要围绕破解经济社会发展突出问题的体制机制障碍，提高行动能力，要进一步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加快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
改革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人民。要坚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全面解决好人民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收入、社保、医疗卫生、食品安全等问题，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更实在地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中心主任逄锦聚教授以“聚焦国家急需 做强高校智库”为题
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
《光明日报》在7月14日15版上刊登了中心主任逄锦聚教授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聚焦国家急需做强高校智库》。正文如下：
做强智库，高校既有优势，也有不足。高校要做强智库，就需要坚持不懈，扬长补短，最主要是抓好以下方面：
一要坚持需求和问题导向，聚焦国家急需，选择改革发展中的重大课题作为主攻方向。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明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如何保持国民经济在质量效益的前提下中高速增长，如何实现发展方式由粗放型增长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如何实现经济增长动力由传统要素投入转为创新驱动，如何全面深化改革，有效解决制约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如何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有效改善民生，如何防范金融领域潜在风险、解决环境污染和食品药品安全问题，如何建设开放型经济体系问题等等，都是亟须研究解决的重大课题。
二要妥善处理基本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的关系。既着眼长远性、战略性、前瞻性研究，又着眼当前急迫重大问题的研究，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国家急需包括长远性战略性急需，也包括当前短期性急需。适应这两类急需，不仅要扎实开展具有长期性的基本理论研究，也要开展应用对策研究。高校要做强智库，发挥智囊资政、服务社会的作用，就要妥善处理基础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的关系，在加强基础研究的同时加强应用对策研究，把基础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紧密结合起来，以基础研究支持促进应用研究，以应用对策研究带动基础研究。
三要打破高校与高校、高校与科研机构、高校与政府部门间的界限，加强协同创新。理论与实践结合不够，高校与实际部门联系不紧，是长期制约高校服务功能发挥的问题，也是制约做强高校智库的因素之一。为此，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制定国家重大需求指南，给出协同创新的明确导向，同时尽快制定有关的财政资金管理办法，积极开展高校与高校、高校与科研机构、高校与企业和政府部门的深度合作。
近年来，南开大学与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统计局联合创办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中心积极围绕和适应国家重大需求，突出重大问题研究，坚持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研究相结合，在建设高水平智库、参与党和政府决策咨询、服务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做了有益尝试，在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引领经济新常态、谋划“十三五”经济社会发展等多方面取得重要成果，为党和政府决策提供了有益参考。实践证明，高校智库可以做强，大有可为。
中心主任出席《中国经济学年鉴》出版发布会
7月，“《中国经济学年鉴2013》出版暨《年鉴》发展战略研讨会”在京召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理事长、原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主持会议，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南京大学教授洪银兴，中心主任逄锦聚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张卓元、周叔莲、刘树成、汪同三、李京文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赵剑英，以及全国多家学术期刊负责人出席会议。与会专家学者就《年鉴》的主要内容及未来发展战略等问题展开热烈讨论。
《中国经济学年鉴》是由中国社科院经济学部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大型专业学术年鉴。《年鉴》以年度为基准，系统反映了国内经济学和管理学界在学科发展、理论创新、学术活动等方面的主要动态和代表性成果，从2008年开始出版，至今已出版6卷，在国内外经济学界具有重要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创立后经协商，从2014—2015年版开始，《年鉴》将成为南开大学、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统计局五单位协同创新的重要平台，在内容与形式上以崭新面貌呈现给广大读者，为现代化建设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中心专家就我国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和“十三五”规划连续发声
8月，中心发挥基本理论优势和智库作用，就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行深入研究，连续出版著作、发表文章，为我国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十三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制定建言献策。
其中，中心主任逄锦聚教授在2015年7月1日《光明日报》聚焦“十三五”专栏发表文章《谋划“十三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把握的几个理论问题》，提出制定“十三五”规划一要牢牢把握我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社会矛盾。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位，坚持发展是硬道理不动摇。二要客观看待需求和消费不足。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十分审慎地采取刺激总需求的政策。三要牢牢把握我国经济新常态。加快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着力创新驱动，因势利导，驾驭、引领经济新常态，促进经济新常态健康发展。四要妥善处理质量、效益和速度的关系。新常态不是不要经济增长，而是要求把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摆在中心地位，保持经济稳定的中高速增长。五是把深化改革和惠民生紧密结合。此文的主要观点曾被教育部以《智库专报》报送中央领导参阅。
上述成果发表后，国内人民网、新华网等多家媒体转发，产生重要影响。
中心研究人员何自力教授
在《中国投资》上发表学术文章
《中国投资》在2015年08期上刊登了中心何自力教授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城乡一体化是跨越二元结构的重要途径》。正文如下：
中国要想跨越城乡二元结构，并不存在可以直接模仿甚至照搬的模式，必须探寻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
不存在现成模式
城市与农村的关系如何处理，始终是现代化进程中必须认真面对并需要回答的问题。
城市与农村的关系，本质上是工业与农业的关系，城市与农村关系上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均是由工业与农业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引起的。从历史发展来看，人类社会进入工业化时代后，大工业生产体系与复杂的组织体系和科学管理相结合，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力，工业不但向人们提供了丰富的消费品，而且还提供了大量的工作机会，吸引人群向工业部门集中。与迅速发展的工业相比，农业却由于其生态化的产业属性，加上传统农业社会组织的封闭性、分散性和宗法性的制约，技术进步缓慢，劳动生产力低下，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十分缓慢。这种先进的工业与落后的农业并存的二元结构是城乡二元结构的经济原因，也是城乡关系中一系列问题的根源所在，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或二元结构的存在是所有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国家都难以避免的。
跨越城乡二元结构，是世界各国推进现代化进程的重要任务。从历史角度看，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是以本国的先进工业与发展中国家的落后农业的垂直分工和工农业产品之间的不等价交换为基础的。发达国家拥有高水平的工业，能够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使农业人口流向城市，城市化水平大大提高，但是，这却是以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停留在极低的水平上为代价的。发展中国家工业水平低下，而农业受发达国家的盘剥又难以为工业发展提供足够的资金，导致工业发展缓慢，难以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而土地私有化使大量农民丧失土地，被迫离开农村流入城市，由于难以获得就业机会，有些农民不幸沦为城市流民，造成严重社会问题。发达国家是靠牺牲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跨越二元结构的，这种做法不具有可模仿性。发展中国家受不合理国际分工的影响，跨越二元结构困难重重。显然，就破解城乡二元结构而言，并不存在现成模式。
破解二元结构
中国同样面临着严重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破解二元结构是中国实现现代化必须解决的最重大课题。在破解城乡二元结构问题上，并不存在可以直接模仿甚至照搬的模式。中国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破解城乡二元结构这一重大棋局上，既要解放思想，又要按经济规律办事，决不能盲目照搬西方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做法，不能犯颠覆性错误。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农业现代化经历了一个不断摸索和发展的过程。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关键，是建立合理的土地所有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现代化道路之所以不成功，重要原因之一，是他们走了一条土地私有化的道路，这条路既拖累了工业发展，也将农村置于长期落后状态。今天，许多发展中国家都陷入该困境难以自拔。我国在土地制度选择上，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并始终根据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探索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具体实现形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农村面貌也得到很大改善。目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飞速发展的工业化进程相比，农业的现代化水平还不够高，农民的收入水平还比较低，农村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条件还比较差，这就需要进一步提高农业的现代化水平，进一步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进一步加强农村建设，要实现这些目标，走城乡一体化道路是最有希望的选择。
从各国工业化历史经验看，工业化是与城市化同步进行的。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必然要求农业提供庞大的劳动力予以支持，农业劳动力离开农村流向城市，客观上要求扩大城市规模。但是，城镇化不可能一蹴而就，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在推动中国城乡一体化进程中，让农民处于和城里人完全分隔的状态是不现实的，但是完全把农民的身份转换为城市人，让中国的城市遍地开花，也是不可取的，比较现实的做法是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里，推进城乡一体化，实现城市和乡村共同发展，按照这一新模式，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的核心思路是以城带乡、以工带农，城乡结合，共同发展。在新型城乡关系中，传统的户籍管理制度被取消，农民与市民的隔离被打破，农民与市民的身份可以自由转换；农业继续得到支持和发展，农业与工业的关系是相互支持、相互补充的关系，而非相互替代的关系；农村继续保留，但是农村的公共服务与基础建设纳入城市发展规划，城市与农村统一建设，统一发展。
城乡社区
与城乡一体化发展相适应的农民是亦工亦农的特殊社会群体，与这个社会群体相适应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组织是城乡社区，也就是说，在城乡一体化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亦工亦农的社会群体不是工作和生活在大城市里，也不是继续劳作和生活在传统的分散化村庄里，而是工作和生活在具备良好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条件的城乡社区里，这些城乡社区实行社区化管理体制和运行方式，既有某些现代城市运行和管理的特点，又保留了农业村社的一些特点。城乡一体化条件下亦工亦农社会群体的存在是比较符合中国跨越城乡二元结构的具体实际的，因而是有生命力的。
为了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必须加强城乡社区这一城乡一体化载体的建设，可以采取的措施是：其一，要坚持民生至上，努力改善城乡社区人居环境，大力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衡发展。其二，要大力改善城乡社区人居环境，加快环境综合治理，使城乡社区人居环境明显改善。其三，大力推进城乡社区基础设施一体化，实现城乡空间融合、功能互补、基础设施共享。其四，大力推进城市公共服务向农村社区覆盖，努力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统一化、标准化和均衡化。其五，实行城镇职工医疗、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医疗救助统一化，社区居民参加医保不分城乡，不限身份，不设门槛，做到可选择、可衔接、可转换。其六，实现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完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实行城乡平等的就业政策，推动城乡卫生文化体育事业发展。
中心研究人员何自力教授
在《经济日报》上发表学术文章
《经济日报》在2015年8月28日1版上刊登了中心研究人员何自力教授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中国经济具备中高速增长的潜力动力》。其正文如下：
自2011年以来中国经济呈现持续下行态势，近期股市出现较大跌幅，人民币也呈现贬值态势，面对这些情况，国内外舆论界又有人开始唱衰中国经济。其实，中国经济固然出现与昔日高速增长反差明显的下行态势，股市与汇市也出现一些新情况，但是看经济，既要看现实的表现，也要看发展的基础和趋势。中国经济的基础条件和基本面依然处于良好状态，具备在比较长的时期内保持中高速增长的潜力和动力。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观察中国经济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不能不对世界经济，特别是发达经济体的经济状况有所了解。中国经济正经历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过程，与各国建立了密切联系，形成了中国经济离不开世界，世界经济也需要中国的格局。后危机时代，曾经是世界经济引擎的欧洲、日本、美国经济陷入严重衰退，复苏之路艰难曲折。中国经济在过去30多年间与这三大经济体形成密切联系，中国从这些国家吸收了大量资金和比较先进的技术，同时中国大量质优价廉的消费品和工业制成品保持了这些国家民众较高的生活水平，这种互有需求的经济关系既拉动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也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但是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维系这种关系的背景发生深刻变动，对世界经济影响极大，也成为当前经济下行压力的一个部分。
中国经济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呈现下行态势是客观事实，但是中国经济不会不可遏制地下行，更不会像有些人预言的那样走向崩溃，中国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制止经济下行，并实现经济的中高速增长。这种信心源自中国经济的客观基础和有利条件。其一，中国是世界第一制造大国，显著优势是产业链完整，这是中国经济竞争力的主要来源。中国是工业化的后来者，用30多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200多年走过的工业化道路，成为世界上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的国家，形成了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小到螺丝钉等基础零件，大至通讯、航天、高铁，完整的产业链条确保中国能够牢牢巩固自己在世界工业市场中不可替代的地位，中国完全可以凭借这一巨大制造业优势不断保持和提升竞争力，为实现经济中高速增长提供强大动力；其二，工业现代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四化”并举，特别是信息技术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大幅度提升了加工制造的智能化水平，将会对制造业提质增效产生巨大促进作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将大大提高区域集聚度、产业集聚度，扩大农业产业化经营规模，推动以城带乡、以工带农的城乡一体化水平的提高，产生巨大的投资机会和消费需求，使中国经济获得新的持续发展动力；其三，中国广袤的国土有待深度治理，其中包括江河湖泊的污染治理、土地质量改进和生态恢复、森林和草原的养护和开发等，这些都蕴含着巨大商机，有助于拉动经济增长；其四，广大农村和偏远山区防震等级低下的危房、旧房改造；城镇棚户区改造等是房地产行业发展的新亮点，构成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其五，大中小城市地下排水、输电、送气等管网设施改造和完善已成当务之急，并构成增长动力；其六，中国人口众多，随着收入的增加，对卫生、教育、保健、体育、养老、旅游等的要求会越来越大，形成巨大的消费潜力，对经济有很大的拉动作用；其七，计算机产品和制造程序的改善创新优势显著，移动互联网和移动支付居世界领先地位，智能手机、社交媒体和电子商务的普及水平超过世界任何地方，它们构成了实现中高速增长的无限潜力和动力；其八，高铁技术、核电技术、通信技术以及庞大的装备制造业形成了新的竞争优势，出口竞争力不断提高，对中国经济增长发挥重要的引擎作用。
除了对中国经济实现中高速增长的客观基础和有利条件充满信心之外，我们党和政府正在通过不断改善经济结构，努力转变发展方式，积极深化体制改革，将经济增长的可能动力转变成现实动力，可以切实保证中高速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
一、始终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不动摇。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坚实基础，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就是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及其实现形式的基础上推动并实现发展方式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经济结构由低端向中高端转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中国经济中高速运行的重要制度条件，那种认为只有全盘私有化和完全市场化才能提高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率的观点和主张是完全错误的。
二、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更加宽松的货币政策。市场自发调节机制具有短期性、盲目性和时滞性的特点，面对外部经济环境恶化、经济呈现持续下行态势，单纯的市场调节是无能为力的。因此，必须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综合运用经济的、行政的和法律的手段进行调控。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的债务规模与许多国家相比是很小的，面对经济下行的形势，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是有空间的。与多数国家相比，后危机时代中国的货币政策呈现稳健特点，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一些的货币政策十分必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双管齐下，精准发力，有助于制止经济下行和实现经济中高速运行。
三、切实发挥骨干企业的火车头和助推器作用。我国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仍然是支撑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目前，中国已经形成了劳动密集型产业为基础，资金密集型产业为骨干，技术密集型产业为目标的产业发展格局，与西方只有技术密集型产业一枝独秀，其他产业萎缩凋零的畸形格局相比，中国的产业格局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和竞争力。国有企业经济实力雄厚，运营规模庞大，组织体系严密，人力资源丰富，管理制度严格，适应重化工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对企业制度创新的要求，是最适合劳动密集型、资金密集型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有机统一、协同发展的企业组织形式。在经济新常态下，只要我们高度重视并发挥国有经济对于提质增效、扩大就业、增强国家竞争力的火车头和助推器作用，就能切实保证中高速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
四、高度重视并发挥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关键作用。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是工业化大生产的特殊规律，投资在经济增长中发挥关键作用是这一规律的具体体现，具有客观必然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是通过发展制造业实现的。制造业曾经是西方发达经济体的支柱产业，是投资的主要目标产业，随着去工业化和产业空心化的发生，现在的西方发达经济体制造业已经严重萎缩，投资失去目标和动力，无法拉动经济增长，教训十分深刻。中国正处在产业结构调整、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阶段，但这并没有改变制造业作为经济发展和产业发展的主体和核心的地位，推动以创新为基础的制造业投资将进一步巩固经济增长的物质技术基础，轻视高新技术的投资会导致工业化进程停滞，实体经济萎缩，经济增长缓慢，民生改善失去物质保障。当下，推动中国制造由大变强是当务之急，要加快实施“中国制造2025”和“互联网＋”行动，努力克服创新能力弱、产品附加值不高、管理和销售服务落后、资源环境约束加剧等问题，通过创业创新助推产业和技术变革，通过体制创新增强聚集各类创新资源的能力和内生创新活力，让更多有生命力的前沿技术和新兴产业集群蓬勃发展，铸就中国制造业新辉煌，促进经济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
五、努力打造国际竞争新优势，积极引领经济全球化进入新阶段。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使世界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美国、欧盟、日本的引擎作用已明显减弱，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主要推动力量。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发展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举足轻重，这决定了中国经济不能被动地适应外部经济环境，而应当努力打造国际竞争新优势，积极参与并引领经济全球化进程。打造国际竞争新优势，就是要瞄准世界产业技术发展前沿，加快3D打印、高档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等新技术新装备的运用与制造，以个性化定制对接国内外海量用户，以智能制造满足国内外市场需要，以绿色生产赢得可持续发展未来，突破发达国家先进技术与发展中国家低成本竞争的双重挤压，使中国装备价格优势叠加性能、质量优势，为国际产能合作拓展更大空间，推动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合作发展、共同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作为积极参与和引领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步骤，目前应当做好“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和亚投行建立和运营工作，这不但对推动国际经济秩序创新，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加快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而且对制止经济下行，实现经济中高速运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心主任逄锦聚教授及何自力教授受邀参加纪念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
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
中心主任逄锦聚教授、中心研究人员何自力教授受邀现场观礼。两位教授表示，参加此次举世瞩目的盛典，不只是个人的荣誉，也是党和人民给予南开大学教师的崇高政治荣誉，自己将不辱使命，大力弘扬爱国、团结、奉献、拼搏的抗战精神，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努力为党和国家的教育和科研事业贡献力量。
中心主任逄锦聚教授
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学术文章
《人民日报》在2015年9月18日21版上刊登了中心主任逄锦聚教授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站到时代和实践发展前沿阐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正文如下：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的精华。建设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和教材，是对大学生思想理论教育的重要任务，对于帮助大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掌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具有重要意义。
从2005年《原理》教材编写开始到其后的几次修订，编写组就确定并坚持明确的针对性，即着力回答，马克思主义是在160多年前产生的，今天时代和实践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马克思主义是否已经过时，还会有用吗？为解决这一问题，在贴近实际，增强教材的时代性、实践性和现实针对性方面，这次修订的主要任务，是站到时代和实践发展的最前沿，把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取得的最新理论进展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高度充实到教材中，体现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发展。
一、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从基本原理的高度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一是在绪论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的阐述中，增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等内容。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若干基本观点中，增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概括，关于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概括等。二是教材前三章哲学部分，重点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新论述和理论联系实际的新表述。将有关实践的内容调整到认识论中，突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内容。三是第四章、第五章关于资本主义的论述，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学习政治经济学的有关重要思想，作了较多修改。同时，进一步淡化“史”的痕迹，突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色，突出了原理的特色。四是第六章社会主义部分，重新设计和安排各节、目，以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的有关重要思想，特别是将关于“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内容作为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写入教材，并阐述其重大意义。五是第七章共产主义部分，体现习总书记关于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思想和论述，同时注意避免与《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材中有关内容的重复。
二、充分吸取教师学生的意见建议，进一步增强教材的时代感和教学适用性、可读性。主要有：一是在第二章更好地阐述价值和价值观问题，为大学生掌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理论支撑。同时进一步规范真理相对性和绝对性等相关表述，使之更加简明精当。二是在第四章资本主义部分，删减与中学教材重复的细节阐述，更集中地概括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基本内容和意义，以便于老师教学和学生自学。三是第六章社会主义部分，进一步理顺思路，调整结构，增强理论性，帮助学生更好掌握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四是第七章共产主义部分，对节和目作适当调整，对表述方式作较大改进，以增加共产主义理想对当代大学生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五是各章均删减不必要的文件语言，尽可能以贴近学生的教材语言来讲解道理，并融入习近平总书记若干有特色的生动性表述，以增强可读性。六是进一步调整、精简和优化各章的教学要求、阅读文献和思考题，适当增加知识资料框，使版面更加活泼。
实践和时代发展无止境，理论创新无止境。编写组将不断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紧跟时代和实践发展的步伐，充分吸收实践和理论的最新成果，吸收广大教师学生和读者的意见建议，把教材编写得越来越好。
中心主任逄锦聚教授为高校思政课教师
作教材修订报告
日前，受中宣部、教育部委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研究中心、全国高校教师网络培训中心举行全国思政课教师培训。南开大学教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及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逄锦聚，应邀通过视频为约两万名教师作了题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2015年版)修订中着力解决的重点难点问题”的报告。
逄锦聚教授指出，本次教材修订的主要任务，一是充分体现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高度对教材有关内容进行补充和完善。二是广泛听取、充分吸收高校一线教师对思政课教材的意见和建议，对教材作必要的修改。三是着力改进教材的表述风格，力求在增强可读性、提高吸引力和感染力上有所进展。
对于本次教材修订中的重点难点，逄锦聚教授讲了5个问题。一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高度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高度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二是进一步做到既全面准确地阐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突出教学重点。三是进一步贴近实际，增强教材的时代性、实践性和现实的针对性。四是进一步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又妥善处理三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关系。五是进一步增强教材的可读性和吸引力。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的精华，建设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和教材，对于帮助大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掌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具有重要的意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第一版是2007年出版的，是列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供全国大学生使用的重点教材，至今已经修订了4次，这次修订是第五次。逄锦聚教授任教材编写组首席专家召集人。为修订好教材，编写组认真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和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著作，举行了10省市自治区教师代表和四川省6所高校学生代表的座谈会，对使用教材中遇到的问题和意见、建议进行了调研，在此基础上花了半年多时间对教材进行修订。今年秋季开学，全国高校已用新修订的教材授课。
中心学者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学术文章
《光明日报》在2015年10月14日15版上刊登了中心贺京同、那艺两位学者合著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适度弱化投资趋同有利于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其正文如下：
经济新常态下，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动力之源是什么？投资作为过去高速增长的重要支撑力量，在新常态下应怎样发挥作用？
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去年年末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投资依然是经济发展的关键。然而，目前在认识上存在的一个误区是，很多人倾向于把投资与产能过剩等同起来，因此提出要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投资占比应当下降。其实，消费的增长有赖于居民收入的增长，这又取决于劳动生产率亦即供给能力的提升，为此应不断提高技术水平和人均资本存量，而这些都要靠投资来实现。
从静态看，当年的投资就是当年GDP的一部分，这是各地区或各经济部门努力追求投资增长的原因。但从动态看，投资却存在有效与无效之分。只有有效投资，才能切实提升有效供给能力，亦即为未来奠定符合市场需求的产能基础和技术条件，从而为投资者包括人力资本投资者带来合理稳定的净利润。反之，如果投资无效，则意味着它在以后各年无法产生净利润，那么这种投资虽是本年GDP的一部分，但却相当于投资者进行了一次“等值消费”，与真正消费的唯一区别就在于不产生正效用而已。显然，如果继续在无效投资上追加投资，只会导致产能过剩。但若认为更多投资必将带来产能过剩亦不正确。
从结构角度看，在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中，投资趋同亦即投资向少数行业的集中，是不容忽视的关键因素。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市场对各类物资、产品的绝对需求旺盛而有效供给低下，因此市场的空间巨大。然而，由于物质资源相对匮乏，市场的投资活动难以在所有产业中同时展开，仅能向若干产业集中，借以通过规模效应来实现扩张并盈利，再经由溢出效应带动其他关联产业发展，最终推动经济快速增长。可见，此时投资趋同度越高，市场资源的使用愈有效，经济增长就越快，整个社会的存量资本及物质基础逐渐夯实。然而，随着最初发展的产业产能持续扩大，其利润空间逐渐狭窄。此时，如果市场机制足够完善，那么资源将会自动配置到其他利润丰厚的产业部门，投资开始进入“去趋同化”过程。不同产业之间逐渐形成相互的溢出效应，即互为直接或间接的投入来源或产出去向，这将使规模效应从最初发展的产业领域外化到相关行业领域，于是经济得以跃升至新的上行区间。反之，如果此时市场的作用机制不充分，再加上先验式的政策导向和金融支持等，将导致投资的过于趋同，资源无法分流，而是主动或被动地向最初发展的产业过度集中，于是无效投资激增，产能出现结构性过剩，整个市场的有效供给能力下降，最终使经济增长跌入下行区间。
可见，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投资趋同度是一国保持经济较快增长的关键，宏观上过于趋同的投资结构将导致市场资源的无效使用，从而有碍经济发展。还需强调的是，最优的投资趋同度是一个动态概念，它取决于一国的既有禀赋资源和市场供需条件。因此，某一时期下的最优投资趋同度在另一时期下可能是过度或是不及的。
“去趋同化”是新常态下投资有效推动经济增长的前提
对投资趋同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判断符合多国经济发展的客观事实。根据笔者对OECD主要国家(美、英、法、德、日、澳等国)过去30多年数据的测算，随着投资趋同度提高，各国经济增长率均会呈现先增后减的规律，表现为一个倒U形曲线。
在我国，这一关系也得到了极强的经验支撑。具体而言，在1978年至20世纪末的20多年间，我国经济表现出明显的投资趋同特征，主要反映在农林牧渔、能源类及交通运输业等领域，而这些领域的年均增加值增速也较高，在其带动下，经济增长率达到了年均8.7%的水平。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加入WTO使出口条件得到改善以及住房的商品化改革，我国投资结构出现了新特点，即除了传统的能源类行业之外，投资资源开始向制造业和房地产业汇聚，整个经济呈现“高投资、高趋同”的显著特征，并对其他产业产生明显的溢出效应，其结果是2001-2008年间出现了年均10%的高速增长。根据测算，我国投资趋同度与经济增长率的关系已于2008年前后到达倒U型曲线的拐点，然而近年来的投资趋同度却仍一直处于上升态势，加之全球金融危机又打破了我国既有的市场供需格局，这进一步加剧了过高的投资趋同度对经济增长的负面作用，表现为相关产业供给过多而消费增长乏力的矛盾局面。此时，如果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完善，那么投资将自动完成“去趋同化”过程，逐步进入新的增长轨道。但事实是，我国的市场机制尚不够完善，而且“当年投资产生当年GDP”的短期思维根深蒂固，这使我国的投资趋同度随后仍一直盘踞在高位，与之伴随的恰是2010年后经济增速的下降。
上述事实表明，投资能否在新常态下继续起到推动增长的关键作用，取决于“去趋同化”过程的顺利实现，这进一步要求市场在配置资源的过程中起决定作用。但反观我国过去高增长阶段的发展历程，投资的趋同往往伴随着政府有形之手的明显介入，其侧重点在于解决“当年GDP”问题。当然，无可否认的是，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仅靠市场的无形之手难以将有限资源汇聚于优势部门以形成规模效应，此时由政府提供协调机制以使资源实现集中配置就尤显必要。但当经济步入较快增长阶段时，政府应逐渐成为完善市场机制的建构者和监督人，并将配置投资资源的职能交还市场。
但我国过去高增长阶段的发展事实表明，政府在配置资源的过程中实现了投资主导权的自我强化。由于其激励机制有别于市场，所以当市场利润格局发生改变时，政府的决策惯性使之难以按市场要求来推进投资的“去趋同化”，且在短期增长目标的刺激下，反而会形成虹吸效应而使投资继续涌向供给过剩的部门，甚至引发民营资本的盲目跟随以及金融部门的倾向性支持，于是投资趋同度被进一步推高，整个社会的生产活动趋于放缓。
如果政府此时为了刺激经济而采取宽松货币政策，那么新增的流动性往往会被继续配置于过剩部门。由于利润前景黯淡，这些流动性将转向投机，即以各种渠道涌向资本市场，结果就是资本市场的大起大落。
上述情况说明，继续沿袭以往的投资配置方式，只会加剧投资趋同，从而放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负面作用。换言之，经济增长乏力并非高投资之罪，因为当投资过度趋同时，无论投资多少都将难以发挥其应有作用。因此，在当前经济形势下，适度弱化投资趋同的投资政策导向不乏是一项保持新常态下经济稳定增长的有效方略。笔者测算显示，如果投资趋同度适度弱化能够有效实现，那么我国经济增长的稳定区间将大致为7%～9%。
适度弱化投资趋同的对策建议
推动政府向市场让渡投资职能，同时强化其在公共服务、维护市场秩序等方面的社会职能。政府预算应以公共服务为导向，并逐步退出竞争性领域的直接投资。
促进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为构建完善的市场机制提供制度保障。健全市场的进退机制及奖惩机制，实现微观主体“易于进入、严于监管”的良性市场化氛围。促进针对不同所有制、不同规模企业的法律法规的完备与统一。
政府应慎重提出具体的产业化导向政策，逐步取消对特定行业投资的特惠式鼓励政策，比如免税、补贴、低利率、无偿占用各种经济资源等，这会导致企业的实际成本收益核算失真，从而使低效率企业不易退出，又易引发其他投资主体不计成本地盲目跟进，从而加剧投资趋同，资源配置进一步扭曲。
经济新常态下，全民创新将成为重要的经济发展动力。从广义上看，创新的内涵应包括观念创新、组织结构创新、产业协调创新、技术创新等多个维度的“革命”。狭义的技术创新只是广义创新的一部分，取决于一国长期的知识、人才及资本积累等条件，难以一蹴而就，应视为一个长期过程。因此，从宏观上看，投资的弱趋同化可作为一个考量广义创新的有效指标。
应积极推动市场来引导投资的“去趋同化”，即通过构建规范有序的破产清算机制，强化市场的淘汰功能，使投资主体承担真实的风险与损失。
构建灵活、高效、有风险担当的金融市场，让金融企业以效益和风险自主承担市场主体责任，从而提高产业投资的融资效率，以促进投资的“去趋同化”。
中心学者受邀参加首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
10月10至11日，由北京大学主办的首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召开，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名马克思主义研究学者和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以“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发展”为主题，进行了为期两天的学术研讨。、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逄锦聚教授、中心研究员何自力教授等学者受邀参会。
中心主任逄锦聚教授主持了“中国道路与市场社会主义”中美学者专场对话，在“马克思主义与经济全球化”分论坛以“让经济全球化给全人类带来更大福祉”为题进行发言，并为大会提交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及其世界意义》的书面论文。何自力教授在“马克思主义与经济全球化”分论坛以“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停滞常态化及其影响”为题作了发言。
本届大会共设8个分论坛、3个专场。分论坛讨论主题分别是：“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及其编译”“中国道路与中国话语体系”“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与世界文明的未来走向”“马克思主义与科学文化”“马克思主义与经济全球化”“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专场讨论主题分别为：“落后国家发展道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道路与市场社会主义”“中国近现代发展与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道路与市场社会主义”专场讨论中，学者们就当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经济危机中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理论、马克思的金融分析和经济危机等问题展开坦诚对话、热烈讨论和争鸣，并在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当代意义、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作为对话主持人，逄锦聚作了总结性评论，他说，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共同财富，马克思主义虽然诞生于160多年以前，但对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危机的分析，对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揭示，对于社会主义的预见，至今仍具有巨大现实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成就，以事实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生命力。
逄锦聚教授在分论坛发言中指出，经济全球化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而是世界文明发展的成果。资本主义曾经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但也给经济全球化以毁灭性的的破坏和阻挡。中国对经济全球化的孕育、发展作出了贡献，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来，在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金融、国际合作等领域作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对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经济全球化应该是全世界人民的经济全球化，中国要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并通过自己的努力，趋利避害，促进以人民为本的、和平发展的、公平公正的、互利共赢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全球化，让经济全球化为全世界人民带来更大福祉。
何自力教授在发言中谈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西方经济给予沉重打击，后危机时代其经济复苏乏力，收入两极分化加剧，失业率高企，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节，政府债台高筑，出口能力严重衰竭，这表明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停滞已经常态化。其原因有三：私有制与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经济制度，金钱支撑、运行效率低下的三权分立政治制度及僵化、教条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经济停滞常态化产生严重影响：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持续停滞严重拖累世界经济，导致整个世界经济陷入衰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再是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力量，经济全球化趋势发生逆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局势呈现极端化发展态势，社会动荡加剧，矛盾冲突此起彼伏；战争和风险加大，对中国崛起的遏制和打压加剧。中国承担大国责任的历史机遇来临，中国必须积极参与并主动引领全球化进程，用合作共赢理念打造国际政治新格局和国际经济新秩序。
经过两天的广泛讨论，在闭幕式上与会学者一致通过《首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学者共识》（以下简称《共识》）。《共识》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产物，它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趋势，指明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也是影响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思想之一；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和时代精神；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面对困扰当今国际社会的各种复杂问题，马克思主义是引领人类走出困境、走向光明未来的指路明灯。
据了解，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是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批准，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北京市委市政府指导与支持下，由北京大学主办的国际性学术会议，是汇集全球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世界级学术论坛，是在我国首次举办的世界性马克思主义大会。
《环球时报》在2015年10月17日7版上刊登了中心学者何自力教授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对美联储是否加息不必太焦虑》。其正文如下：
美联储是否加息一直拨动着全球资本市场神经。很多人将其视为悬在世界经济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时刻担心这把剑掉下来。笔者倒是认为，美联储加息与否的影响远没有那么严重，大可不必反应过度。
美国经济一咳嗽，世界经济就感冒，这的确是过去相当长时期内的一种常态化现象。美国将海量美元输送到世界其他地区，构成各国外汇储备，使得美国利率政策的每次调整都对全球资本市场产生重大影响。但现在，美国经济今非昔比，美联储利率调整的空间变得狭小，影响也趋减弱。虽然后危机时代的美国经济处在缓慢复苏中，但这种复苏相当脆弱。量宽和接近于零利率的政策释放大量货币，极大推高美国股市，但美国经济去工业化和产业空心化的状态并未改观。在此背景下，加息对美国来说无疑是步险棋，只会拉低美国经济。
美联储对美国经济真实状况心知肚明，因此不敢轻易加息，对外口风一直都是含含糊糊。一些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根据过去的经验，密切关注美联储动向，神经绷得很紧，生怕美联储一旦加息将使它们陷入资本外流、本币贬值、通货膨胀、经济衰退的水深火热之中。其实，只要仔细考量美国经济的真相，就不必对此太过紧张。
美联储加息并不具备基本条件，但也不能排除其进行试探性加息的可能。虽然负面作用明显，但加息会在振兴美国资本市场、提高资本收益、满足金融资本家的逐利需求等方面起到一定积极作用。鉴于美国影响力和领导力趋于削弱，美国需要通过加息来振作精神。如果美联储在未来某个时点真的加息了，其溢出效应肯定会给新兴经济体乃至世界经济造成冲击，但更严重的后果可能是伤及美国自身，把美国经济拖入新的衰退。而一旦美国承受不了加息的负面影响，它就可能走上降息和量宽的老路，届时国际资本流向亦会发生逆转，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外流形势就会大大缓解。
综上所述，国际社会对美联储是否加息不必反应过度。但美元毕竟是世界储备货币，美国经济复苏缓慢对世界经济整体复苏具有很大制约，因此国际社会还是应采取预防措施。比如，二十国集团，特别是金砖国家、上合组织等应加强协调，制定应急措施以能化解美联储政策调整造成的冲击;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应加快结构调整，增强经济抗危机和抗冲击能力;各国金融机构应加强自我约束，从全球经济稳定的高度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避免货币战等等。
中国城市家庭住房消费调查研究成果
顺利发布
10月24日，中国城市家庭住房消费调查研究的全新成果——《中国住房消费发展报告(1998—2015)》《中国城市家庭住房消费调查报告(2015)》在南开大学发布。
当天，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和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主办了中国居民住房高层研讨会暨中国城市家庭住房消费调查研究成果发布会，中心主任逄锦聚教授，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有关负责人以及国家统计局、中国社科院、南开大学、辽宁大学、山东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与会。
中心研究员周京奎教授为该项研究主要牵头人，其博士生、硕士生为核心成员；同时，项目邀请包括南开大学数量经济研究所、山东大学、湘潭大学等高校的教师加入。
成果基于对我国城市家庭住房消费全面系统的入户调查数据研究而成，样本覆盖全国32个城市，包括家庭户样本2056个、家庭成员样本5201个，并建立了相应的数据库。
《中国城市住房消费发展报告(1998—2015)》共15章，包括“总报告”“住房消费规模”“住房消费结构”“住房消费能力”“住房消费决策”“住房消费政策”等6篇。对1998—2015年住房消费发展进行分析，2015—2016年住房消费发展进行预测，构建住房消费发展指数体系，并分析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提出政策建议。
《中国城市家庭住房消费调查报告(2015)》共10章，包括“住房及基本消费支出”“住房消费偏好与交易信息”“未来家庭住房消费选择”“住房调控政策影响”等。
会上，周京奎教授就调查报告、中国住房消费发展现状及预测、中国住房消费发展指数等进行介绍。
报告特别对房地产税收、限购限贷、房贷政策等近年住房消费中出现的新情况进行调研。调查中，“超过半数的城市居民认为现行的房地产税收政策调整不会对其购房行为产生影响”。取消限购，“55.08%的城市居民认为其购房行为不会受到影响”“54.14%的城市居民认为限贷政策不会影响其购房行为”。报告认为，“在住房价格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取消住房限购、限贷政策对城镇居民住房需求弹性影响有限，但会对居民住房行为结构产生影响。”报告显示，在城镇居民最希望房贷松绑类型分析中，“降低贷款利率是城镇居民最希望松绑的类型，有39.17%的城镇居民认为利率偏高，希望能够降低贷款率；22.32%的城镇居民希望能够下调二套首付比例……”
在未来家庭住房消费选择中，报告指出，“一线城市的城镇居民中
有超过80%认为所在城市房价非常高或者较高”，在对于当前住房市场的评价中，“几乎4/5的城市家庭认为当前购房时机并不合适”。
报告发布了“中国住房消费发展指数体系”，包括住房价格风险、住房消费结构、住房消费增长、住房特征需求、住房消费景气五个指数。其中，“住房价格风险指数”对全国70个城市近五年的住房价格风险进行了评估，根据指数显示: 2015年，住房价格风险排名前10的城市依次为深圳、北京、上海、牡丹江、广州、南宁、昆明、襄阳、锦州、合肥。
周京奎教授表示，该项研究旨在为政府制定住房发展政策，企业制定发展规划，解决住房民生问题方面提供服务。同时，随着中国城镇化建设的发展和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中国住房问题研究由市场层面转向消费层面，希望调查结果能够填补我国城市家庭住房消费领域的空白。
与会人员对该成果进行点评，希望研究团队能够长期坚持这一项目，做好调研指标和人员培训，完善数据库，保持前沿性、科学性、实用性，繁荣学术，服务社会。
中心何自力教授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学术文章
《光明时报》在2015年12月6日15版上刊登了中心学者何自力教授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其正文如下：
用什么样的经济学理论做指导，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成败。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要驾驭好这艘大船乘风破浪，勇往直前，也必须用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做指导。这一理论，除了马克思主义，除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没有别的什么主义，也没有别的什么经济学可以依靠。
我们党历来十分重视理论建设，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不同历史时期，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了一系列独创性的经济学观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改革开放是我们党在当代中国领导全体人民进行的最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我们党在这一伟大实践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理论成果。这些重大理论创新是适应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政治经济学，不但对我国经济发展发挥着重要指导作用，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
我国经济已进入新常态，如何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实践是理论的源泉，我们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的基础上继续进行理论创新，不断形成新的理论成果。以人民为中心是进行经济学理论创新必须坚持的基本立场，为此，要紧紧围绕人民主体地位树立和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要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不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动摇；要努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持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不断缩小收入差距，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要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不动摇，更好实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统一；要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实现互利共赢，努力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劳动人民的经济学，是始终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上发声，维护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经济学。我们一定要牢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努力实现共同富裕作为理论创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努力打造特色鲜明、科学先进、系统成熟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政治经济学学科举行座谈会学习总书记讲话谋划学科发展
日前，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经济学院、经济系、经济研究所联合举行政治经济学学科教师座谈会，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第28次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关于立足中国国情和中国实践，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讲话精神，谋划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和发展。座谈会由经济学院党委书记景维民主持，经济学院院长梁琪，学科带头人、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逄锦聚出席座谈会并讲话。何自力汇报了参与起草政治局讲课讲稿和学习习近平讲话精神的体会。
参加座谈会的教师畅谈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体会，结合我校实际，总结政治经济学学科发展的经验，分析存在的问题，提出进一步加强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意见和建议。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话强调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这是对从事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和教学的教师的巨大鼓舞和殷切期望，也是对全国全党发出的号召，一致表示，要学习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立足我国国情和发展实践，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把我校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学科，为世界范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中心主任逄锦聚在发言中提出，一要珍惜机遇，明确使命。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关于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讲话给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我们要珍惜机遇抓住机遇，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作出贡献。二要发展学科，多作贡献。要进一步改革、建设并发展好政治经济学学科，努力提高学科建设质量、科研和人才培养质量，建设好课程体系和教材体系。要妥善处理当代中国经济实践与理论创新的关系，弘扬中华文明和时代化的关系，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对国外经济学借鉴和中国化的关系，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国特色和国际化的关系。第三，真抓实干，落实措施。要把学习习近平讲话精神落到实处，搞好政治经济学学科发展规划，提出可行措施，真正把政治经济学作为必修课，进一步加强人才培养，加强队伍建设。
四、部分学术成果列举
逄锦聚：
1.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建设更高水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写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增设十周年之际，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年08期
2. 聚焦国家急需 做强高校智库，中国高教研究，2015年08期
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2015年版)修订中着力解决的重点难点问题,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15年09期
4. 谋划“十三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把握的四个理论问题,新重庆，2015年09期
5. 扭住教学中心和提高质量不放松，中国高教研究，2015年11期
安虎森：
1. 我国区域经济理论形成与演进，南京社会科学，2015年09期
2. 破解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与农民就业转型协同发展难题的有益探索——《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与农民就业转型研究》书评，农业图书情报学刊，2015年11期
3.新常态下的“三农”问题，经济与管理评论，2015年06期
4.亚欧“世界岛”和重塑国内外经济地理，甘肃社会科学，2015年06期
5.分析“空间发展”的新方法——德斯米特和罗西-汉斯伯格的动态空间发展模型评述，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5年12期
薄文广：
1.天津自贸区建设与企业转型升级，城市，2015年10期
何自力：
1.城乡一体化是跨越二元结构的重要途径，中国投资，2015年08期
2. 去工业化、去周期化与经济停滞常态化——一个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视角，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04期
3.在国际贸易与生态环境之间架起协调的桥梁——评《环境成本内在化、环境规制及贸易与环境的协调》，天津商业大学学报，2015年05期
4.明确国企定位,慎重对待股权问题，经济导刊，2015年10期
5.中国保持中高速增长可能性与必然性，人民论坛，2015年S2期
6.保持中高速增长是落实“十三五”规划的重中之重，新重庆，2015年11期
7.历史感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命力，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2015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