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一、成果概况
二、课题研究
1.中心主任主编丛书入选“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2.中心主任逄锦聚教授入选教育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及各学科重要论述摘编名单
3.中心主任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经济学经典著作摘编》启动
三、成果简介
1.中心两位学者学术成果入选2021年光明日报理论版百篇热门文章
2.中心学者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学术文章
3.中心学者在《天津日报》发表学术文章
4.中心教师指导作品获第十七届“挑战杯”特等奖一项、三等奖一项
5.中心学者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学术文章
6.中心主任在《经济日报》发表学术文章
7.中心学者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学术文章
8.中心学者在《天津日报》发表学术文章
9.中心主任在《人民日报》发表新书评介
10.中心主任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学术文章
11.中心学者在《经济日报》发表学术文章
12.中心副主任在《经济日报》发表学术文章
四、部分学术成果列举
2022年上半年成果简报
一、成果概况
2022年上半年，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包括：丛书入选“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物规划项目；论文入选2021年光明日报理论版百篇热门文章；在CSSCI来源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在《人民日报》《经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等国内知名报刊发表多篇文章等。
二、课题研究
1.中心主任主编丛书入选“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近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印发《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中心主任逄锦聚教授主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构建丛书》成功入选“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该项目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导，对当代中国改革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经验进行理论总结和学理阐释，同时运用唯物史观，深入挖掘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中的优秀经济思想，籍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设提供历史逻辑和学术滋养。在此基础上，丛书系统概括出符合中国实际的经济学理论范畴，构建和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
近年来，由逄锦聚教授领衔的学术团队，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中取得丰硕成果。团队已出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通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奋斗与创新——新中国经济理论与实践7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等著作和教材。2021年入选国家教材委员会首批中国经济学教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编写团队，完成《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理论创新和基本经验》；在国内高校较早地为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开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课程，形成覆盖本硕博三个阶段的完整课程体系。“十四五”期间，该团队将继续努力，在我校学科建设、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等方面作出新的贡献。
2.中心主任逄锦聚教授入选教育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及各学科重要论述摘编名单
1月10日，教育部公示了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及各学科重要论述摘编拟入选名单，经资格审查、书面评审、综合评议等程序，确定了论述摘编1个总论和10个分论拟入选名单。中心主任逄锦聚教授主编的《分论—经济学》入选。
3.中心主任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经济学经典著作摘编》启动
近日，教育部教材局召开会议，正式启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及相关学科重要论述摘编工作。由南开大学讲席教授、南开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中心、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逄锦聚任主编的政治经济学团队，经教育部教材局资格审查，组织全国专家书面评审、综合评议等程序，被确定承担《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经济学经典著作摘编》的编写，成为全部经典论述摘编1个总论10个分论的入选团队之一和经济学摘编的唯一团队。
据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相关重要论述摘编工作是列入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重大项目，对于打牢专家学者和青年人才理论基础，提升理论素养，进一步巩固马克思主义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中的指导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经济学经典著作摘编》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重要举措，是加快构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必然要求，是加强新时代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教材队伍建设的现实需要。论述摘编旨在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相关学科教材编写、审核、使用、出版、编辑加工等提供基本遵循，为相关学科教师教学和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等高层次人才提供学习材料。它从深入学习研究入手，精编精选。突出权威性，坚持权威准确、原汁原味；突出时代性，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把经典作家重要论述与时代特征、时代要求相结合，立足新时代新要求，回答时代之问；突出针对性，从正在做的事情出发，从新时代所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出发，追根溯源，在经典作家的论述中寻找思想武器，研究解决现实问题。
据悉，南开大学编写团队在逄锦聚教授带领下，认真落实教育部教材局会议精神和编写方案，在前期试编写取得成果的基础上已正式启动编写。编写团队由十二位学者组成，大家一致表示，要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精摘精编，按时高质量完成摘编工作。
三、成果简介
1.中心两位学者学术成果入选2021年光明日报理论版百篇热门文章
近日，《光明日报》理论版发布了2021年百篇热门文章，中心主任逄锦聚教授、副主任刘凤义教授的两篇学术文章入选。
据了解，此次百篇热门文章以公众号平台受欢迎程度为基础，综合社会反响等因素整理而成，选自《光明日报》理论版7个专刊。其中，逄锦聚《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开启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刘凤义《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入选“政治经济学”专刊热门文章。
《光明日报》是中共中央主办、中宣部代管的全国性重要党报、思想文化大报，理论版作为其重要版面，是我国学术界研究宣传阐释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权威理论阵地。
2.中心学者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学术文章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1月19日第3版上刊登了中心学者那艺、贺京同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以投资优化供给结构需关注预期行为》。正文如下：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十四五”时期，乃至今后更长一段时期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这就要求把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通过优化供给结构，改善供给质量，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同时注重需求侧管理，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其中，投资作为需求的重要组成，是从需求侧牵引供给侧的重要抓手，对于优化供给结构具有关键作用。行为经济学研究中的市场主体预期行为研究对发挥投资在优化供给结构中的关键性作用做出了积极探索。
有效投资是优化供给结构微观动力之源
从宏观经济学角度看，一国的总供给在实物形式上表现为各种产品门类的生产供应规模及其结构特征，总需求表现为各种产品门类的需求规模及其结构特征。总供给中能够与总需求相适配的那部分可被视为有效供给。可见，优化供给结构的本质，就在于不断扩大有效供给。进一步看，有效供给又需以相应的产能基础作为实物支撑，即该国总资本存量中能够与总需求相适配的那部分产能基础，这可被定义为有效资本存量。因此，扩大有效供给的前提条件是扩大有效资本存量。一旦将有效供给与有效资本存量相联系，又可进一步将其与市场主体的投资行为相联系。
一般而言，一国的总资本存量取决于各时期净投资的累积结果。投资在短期内属于需求范畴，但从长期看，投资的去向决定了供给的内容，即通过资本积累形成一定产能，从而为未来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提供生产手段。有效投资是从需求端牵引和推动供需适配的重要抓手。据此可构建一个完整的从提升有效投资到形成有效资本存量，再到形成有效供给从而优化供给结构的理论逻辑链条。在这一逻辑链条之下，优化供给结构的本质即在于扩大有效投资。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投资决策主要由微观层面的众多市场主体做出，因而一项投资是否有效，就与市场主体在相关经济环境下的投资活力密切相关，这是形成有效供给、优化供给结构的微观动力之源。此处的投资活力，可理解为市场主体的投资决策对真实社会需求的响应力。如果市场主体的投资活力充足，则市场将自主推动投资资源的动态优化配置，即各类要素资源能够合理地在各产业门类之间畅通出入。反之，相关投资资源将会在市场的某些流通环节发生“卡顿”或“沉积”，从而形成某些行业领域的投资过度或投资不足，最终导致产能出现结构性错配。因而，在微观层面构建激发市场主体投资活力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即可不断扩大宏观层面的有效投资和有效供给，推动实现优化供给结构的总体目标。
实现供给结构优化需重视个体预期行为
对于如何推动实现供给结构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给出了明确的指导方案，即“形成市场主导的投资内生增长机制”。只有培育由市场主导的投资内生增长机制，才能有效推进供给结构优化，而这在本质上属于如何化解市场失灵的范畴。所谓市场失灵，系指市场主体无法依托市场充分有效地调动和配置各类要素资源。在投资领域意指某些有利于推动供需适配的投资行为无法发生，或是某些不利于供需适配的投资行为无法停止，导致无谓损失，未能实现满足社会最优的投资水平。
在传统的经济学观点之下，市场失灵的原因被归结为外部性、市场势力、信息不对称等客观因素。市场失灵原因主要与市场结构以及市场主体的激励机制有关，所以矫正和弥补市场失灵的政策工具，也主要从这些角度切入和展开。这些设计都含有一个潜在假定，即把市场主体预设为理性的决策个体，会客观有效地处理市场可得信息，谨慎计算和权衡成本与收益。所以，政策工具的设计原则仅在于从市场结构上推进竞争、从激励机制上消除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即可。当这些条件得到满足时，市场主体就能快速发现自身的偏好排序和约束条件，并依此开展决策。于是，市场将可自动到达出清状态和资源最优配置。
然而，近年新兴的行为经济学理论指出，基于理性范式的政策设计准则忽视了一个重要环节，即作为市场主体的“真实的人”受其自身认知能力所限，对各类市场信息的感知、处理和使用模式是极为复杂的，深受市场信息呈现方式的影响和框定。在不同的呈现方式作用下，市场主体易于对某些信息产生过度反应或反应不足，于是导致预期行为及相应的决策结果出现系统性的偏向，从而阻碍了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进程，这也可视为一种市场失灵，即所谓的“行为失灵”。
以上讨论所得的启示是，在为了弥补市场失灵而进行相应的政策设计时，应将市场主体的认知局限以及市场信息的呈现方式作为重要考虑变量，不再单纯以“理性人”作为构建市场机制的逻辑起点，而应以“真实的人”的真实认知特征作为起点，充分考虑如何在政策上搭建呈现市场信息的情境架构，完善对市场主体预期行为的引导机制，“助推”市场主体的决策行为趋向于符合市场效率和社会福利目标的选择，构建真正以人为中心的市场交易机制。
突破传统政策干预机制合理引导预期行为
构建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应“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我们认为，构建市场主导的投资内生增长机制、激发市场主体投资活力，也应在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处理上拓展思路，不仅从传统的市场结构和激励机制角度思考政府如何修正市场失灵，还应创新性地从“行为失灵”的角度探索弥补市场失灵的有效途径，即政府应如何在市场机制中引入合理的情境架构，改变市场信息的呈现方式，以此干预市场主体的认知过程，“助推”市场主体的投资决策向提升有效投资的方向调整。可以进一步从加强预期管理、合理引导市场主体预期的角度展开思考。
对于投资活动而言，市场主体的利润预期是影响其投资决策的重要决定因素。在传统经济学观点下，市场主体的预期模式被假定为“理性预期”，即能够有效利用可得信息并做出平均意义上最准确的预测，并依此形成决策。在此假定下，市场投资主体的利润预期也符合理性预期模式。如果市场投资行为偏离了资源优化配置的方向，那么政策干预的目标仅在于如何消除信息不对称、促进公平竞争、清理投资壁垒、拓宽融资途径等，这些都属于从市场结构与激励机制角度修正市场失灵的方式。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市场主体的预期并非是完全理性的，而是呈现出“有限理性”特征，因为认知是具有局限性的。如果信息的呈现方式不当，如对某些冗余信息格外看重，对某些关键信息反而反应迟钝，加之认知模式中所固有的相互模仿与遵从倾向，还可能使预期行为严重趋同，导致市场整体预期出现严重的系统性偏向。
可见，当投资主体在形成利润预期时表现出“有限理性”特征，则意味着市场投资结果将可能会出现“行为失灵”。此时，传统的弥补市场失灵的政策干预机制将不再适用，需要创新性地使用预期管理手段对市场主体行为进行合理引导。一方面，对于市场信息的发布，应推进构建权威发布平台，通过定期发布、应急发布等多措并举的形式，探索实时调整信息强度和密度的可行途径，引导市场主体关注有效信息，推动形成与市场真实需求相契合的利润预期，做出有效投资决策。另一方面，对于各类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应意识到政策内容本身也属于市场信息的一部分，因而需注重加强政策的连续性、前瞻性和应变性，使市场主体能够对政策环境形成稳定预期，从而进一步对利润前景形成稳定预期，以免出现投资行为的大起大落，推动有效投资稳步增长，最终实现以投资优化供给结构的目标。
3.中心学者在《天津日报》发表学术文章
《天津日报》在3月25日第3版上刊登了中心学者刘刚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五年》。正文如下：
随着发展环境的变化，天津经济发展迎来了从高速经济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历史拐点，天津市经济发展步入经济转型期和战略调整期。对一个城市的发展而言，经济转型不仅考验城市制定和实施发展战略的能力，而且考验城市对未来发展的信心和耐力。2017年，市十一次党代会明确提出“加快建设创新发展的现代化天津”，为战略调整期的天津发展指明了方向。如何通过创新驱动实现高质量发展，成为天津市经济转型发展的战略选择和逻辑主线。
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不仅是天津城市发展的内在要求，而且是国家赋予天津的历史使命。经过40多年的努力，天津已经发展为现代制造业城市，转型升级为创新型城市是发展的趋势。从2014年以来国家对天津城市功能定位看，实施创新驱动建设创新型城市是我市发展的战略方向和目标。
在系统思考的基础上，我市把实施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突破口选择在智能科技产业的发展上。2017年6月29至30日首届世界智能大会成功举行，发展智能科技产业，推进人工智能和经济社会的全面融合，建设第四次工业革命先锋城市，成为天津市新的战略方向和目标。同时，向环境污染开战，淘汰落后产能，天津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
新发展战略的实施是一场革命，首先涉及的是思维方式和观念的转变。例如，长期形成的“速度情结”和“增长绩效”观念不仅影响人们的经济转型的信心，而且影响天津经济发展真实图景的判断，甚至出现了唱衰天津的论调。
回顾这五年的发展，我们克服了困难，实现了最初的战略规划和调整，在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越走越宽。在智能科技产业的发展上，2019年10月天津获批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引进包括奇虎360、阿里巴巴、京东、科大讯飞和华为在内的国家级人工智能开发创新平台落户。建立了包括芯片设计、芯片生产、基础软件和硬件开发、网络安全在内的信创产业链。仅仅在河西区新八大里地区，就引进和集聚了包括京东云在内的353家数字企业。2018年9月，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施瓦布主席对新战略引领下的天津城市发展作出了如下评价，“天津是一座具有前瞻性的城市，处于新技术革命的前沿，正将智能科技和创新驱动作为发展的新引擎，在打造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阵容中成为‘首发’城市。”同时，曾经一段时期困扰广大市民的雾霾逐步减轻和消失，水变绿了、天变蓝了、居民的幸福指数提高了。
在五年的时间里，我们正确处理了“速度”与“质量”的关系，深刻认识到对城市发展而言“质量”比“速度”更重要。我们越来越重视科技创新和人才在城市发展中核心引擎作用，把科技创新看作是天津发展的未来立足之处，越来越把政策的重心放在创新创业生态环境的培育上，而不是简单的招商引资。
对天津这座拥有600多年历史的城市而言，五年是短暂的。但是短短五年我们努力开创的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道路，将决定和影响天津城市发展的未来。历史经验往往会告诉我们未来在哪里。1944年11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美国总统罗斯福给战时科学研究发展局所长万尼瓦尔·布什写了封信，希望他思考如何把战时的经验运用于即将到来的和平时期，为美国发展作战略思考。在回应总统提问的过程中，万尼瓦尔·布什完成了《科学：无止境的边疆》报告。在报告中，他提出科学技术是决定美国国家安全、人民健康、就业、更高生活水准和文化进步的根本力量。战后美国要开拓的边疆不再是地理意义的边疆，而是科学的边疆。对于国土面积仅仅11966.45平方公里的城市而言，天津城市发展的边疆同样是科学和技术。
4.中心教师指导作品获第十七届“挑战杯”特等奖一项、三等奖一项
近日，第十七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终审决赛落下帷幕，全国共1300余份作品参与角逐。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中国市场营商环境调查与优化——基于义乌小商品市场4年4000余份调研问卷的分析》项目（以下简称“营商环境优化项目”）获得全国特等奖，《变革与振兴：少数民族地区巩固脱贫成效的策略--基于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的实地调研》项目（以下简称“巩固脱贫成效项目”）获得全国三等奖。
营商环境优化项目团队由张皓月、魏雅璇、郭志达、柴雨辰、钟一鸣、曲美辰、袁新坡、宋佳航8位同学组成，中心孙景宇副教授为指导老师。项目聚焦营商环境优化这一国家重大发展战略，选取全国唯一的国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浙江义乌为调研地，以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为具体调查地点，2016-2019年连续4年针对市场内商户实地开展面对面访谈式问卷调查，累计调查4000多家企业，共计回收有效问卷3874份，形成了营商环境优化微观数据库。调研结束后，团队深入推进研究，根据制度经济学交易成本理论建立动态理论模型，并运用调研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深入探究了制约中国市场营商环境优化的主要因素和破解之道。项目形成3篇学术论文，其中主成果论文发表于重要期刊《南开经济研究》，两篇副论文收录于国际、国内两场学术会议优秀论文集中。研究对中国市场营商环境优化工作提出了具体政策建议，形成多篇政策咨询报告，收录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成果要报》系列。项目团队以实际行动书写南开学子科研报国志向，诠释南开爱国主义光荣传统。
巩固脱贫成效项目团队由刘入源、王睿琦、祝嘉佳、胡翔川、高凌波，在中心副教授姚万军老师的指导下，聚焦地区脱贫策略这一中央重要决策战略，在多次实地调研的基础上，选取北川、凉山等具有代表性的少数民族地区为调研地，以农业产业化、农业生产效率为具体切入点，通过入户走访、问卷、座谈笔录及寻访当地统计局等形式收集数据和信息，累计调查大山深处100余户农户、23座村落，共计获得有效笔录141份，据此提出“扶贫政策—农户自生能力—农业收入”的精准扶贫政策作用机制。“微观”调研结束后，团队继续从县域经济“宏观”层面分析精准扶贫政策作用理论机制的合理性，并进行修正。项目最终形成1篇实证论文、1篇调研报告、1份农业产业发展及培训指导手册，对中国农村农业产业化、示范性培训等工作提出了具体政策建议，获得北川扶贫开发局、北川璇坪乡政府、凉山库莫乡政府等的回函支持、认可、采纳与推广。项目团队奔走于茫茫大山践行南开精神，挥毫于漠漠乡土展现家国情怀。
“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是由共青团中央、中国科协、教育部、全国学联和地方政府共同主办，国内著名大学、新闻媒体联合发起的一项具有导向性、示范性和群众性的全国竞赛活动，被誉为当代大学生科研创新的“奥林匹克”盛会。
5.中心学者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学术文章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4月6日第3版上刊登了中心学者钟茂初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探寻碳达峰碳中和的实现路径》。正文如下：
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国承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以下简称“双碳”目标）。《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和国务院发布的《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都明确提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要坚持“全国统筹、节约优先、双轮驱动、内外畅通、防范风险”方针。本文从碳达峰碳中和的本质内涵出发，探寻实现“双碳”目标的有效路径。
准确认识碳达峰碳中和内涵
准确认识碳达峰碳中和的内涵，要从“可持续发展”理论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现实两个方面出发。可持续发展理论有一个基本原则，即将人类经济活动导致的污染排放控制在地球生态系统的自净化能力范围内，才能保障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及其生态功能的完好与稳定。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现实同样迫切，人类经济活动自工业化以来导致的污染排放（以二氧化碳排放为典型）已经超过了生态系统的自净化能力，使得人类生存环境受到严重影响（最为突出的影响是全球气候温度的持续升高），进而导致地球生态系统及其生态功能的完好性和稳定性承受巨大风险。因此，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必须尽快恢复到可持续发展原则所限定的范围之内。
就二氧化碳排放而言，可持续发展目标是恢复到碳中和水平，即人类经济活动导致的碳排放控制在生态系统对二氧化碳的吸纳能力范围内。要恢复到碳中和水平，现实中意味着要经历两个阶段，首先是尽快终止碳排放不断增加的态势，这一过程就是达成碳达峰；而后，则要使碳排放从峰值逐步减少直至满足碳中和条件，这一过程就是达成碳中和。由此可见，无论是碳达峰还是碳中和，其实质都是要求减少人类经济活动中的二氧化碳排放。原因在于，一是生态系统的碳吸纳能力在中短时期内难以有效提高；二是通过技术手段对碳排放进行末端治理，相对于碳排放规模而言所起作用极为有限。根据碳达峰碳中和的内涵，可以得出以下认知。
第一，碳减排是推进“双碳”目标的根本路径。生态系统的碳吸纳能力在中短期内难以显著改变，走向碳达峰过程中，工业化程度欠发达的区域、工业化程度有待完善的领域可适度增加碳排放，而工业化程度发达的区域、工业化程度已完善的领域均应着力推进碳减排。走向碳中和过程中，整体上必须持续推进碳减排。第二，经济活动中需要实施碳排放额度约束。这一碳排放额度，是由生态系统碳吸纳能力以及达成碳达峰碳中和时间目标所确定。只有碳排放额度的刚性约束，才能倒逼经济活动过程中碳减排得以实质推进。各主体拥有的“碳排放额度”，是“倒逼”各主体选择碳减排行为的根本动力。第三，受“碳排放额度”的刚性约束，经济增长不能依靠劳动、资本、土地等要素的扩张来实现，只能通过技术进步促使“碳排放额度”使用效率的提升来实现。
综合而言，持续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实施碳排放额度约束、碳效率提升三个方面，既是正确认识“双碳”目标的关键点，也是探寻推进“双碳”目标有效路径的关键所在。
全周期统筹“双碳”目标实现
要推进“双碳”目标实现，必须在经济活动过程中持续推进碳减排，并实施“碳排放额度”刚性约束。与此同时，还要兼顾到国民经济系统正常运行、居民收入与就业等社会福祉目标的实现。基于此，本文提出，“双碳”目标的路径是否有效，可借鉴“帕累托改进”概念进行判定。有效原则之一，碳减排过程中，没有对经济社会生产和生活产生任何负面影响；如果有，碳减排带来的效率提升足以弥补。有效原则之二，碳减排过程中，没有使其他利益主体（其他企业、区域或群体）承受成本或损失；如果有，碳减排带来的效率提升足以补偿。
这也意味着，以全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系统考察碳减排时，需考察该路径引致的全生命周期碳排放的变化。否则只是将碳排放转嫁到了生命周期的其他过程或其他环节，该路径对于整体的碳减排而言是无效的。具体而言，考察某一主体的碳减排时，需同时考察该主体是否通过“外部化”等方式转嫁了碳排放，或转嫁了碳减排责任。只有通过合理补偿机制消除了外在影响，才符合有效准则。不仅如此，低碳路径形成的供给能力、改变传统高碳路径而缩减的供给能力，必须符合经济与民生需求。否则，该路径导致的碳减排是以经济运行损失和民生满足损失为代价的，社会福利将因此而受到损害。
在推进“双碳”目标过程中，各种要素不可能显著扩张，要想使碳减排目标和经济民生目标得以兼顾，唯有通过提高各种要素的碳效率来实现。在既有的要素条件下，只有在各个方面各个领域，通过碳效率较高要素对碳效率较低要素的逐步替代来实现。要促使低碳消费群体的持续增加、传统高碳消费群体持续减少，从生态友好型消费群体的育成、从消费者碳排放含量的降低这两个角度去探求；要促使碳效率较高生产能力的形成，并对碳效率较低生产能力实现有效替代；既要逐步增加可再生能源的比重，并对化石能源的使用进行有效替代，也要持续提高化石能源的碳效率。关键在于技术创新，一方面应强化碳减排技术创新的投入，另一方面要区分技术创新的类型——促进经济增长的技术创新和促进碳减排的技术创新并重。
推进“双碳”目标，核心的政策工具是“碳排放额度”；政策成效及预期成效的评判依据是：全生命周期的碳减排、碳效率的提升、碳减排的“帕累托改进”；政策的有效路径是各种要素的“有效替代”。通过产业支持政策推进“双碳”目标，不应简单地支持“发展低碳产业、削减高碳产业”，而应在满足国民经济和民生需求的前提下，将能够提高碳效率水平，或能促使碳效率较高产能有效替代碳效率较低产能的产业低碳化过程确定为政策支持对象。产业支持政策应推行“碳减排挂钩”机制：某主体在增加碳效率较高生产能力时，应挂钩削减相应的传统生产能力。采取“碳排放额度”机制推进“双碳”目标，不应仅从生产领域着手，同时也应积极探索消费领域的“碳排放额度”倒逼机制，特别是要针对建筑、能源、交通等碳排放重点领域探索大宗消费的“碳排放额度”倒逼机制。
发展“碳金融”推进“双碳”目标，一是要从“双碳”目标不可能引致实体经济各种要素扩张的角度，认识到“碳减排”相关金融活动不可能因实体经济要素扩张而形成庞大规模；二是要从实体经济的碳效率提升角度，去认识“碳金融”预期收益的真实基础及其规模扩张的可信基础；三是要从要素的“有效替代”角度，认识“碳金融”业务的本质，即碳效率较高的金融活动对碳效率较低传统金融活动的有效替代。在选择碳捕捉利用与碳封存技术、“碳汇”作为推进“双碳”目标的手段时，不能仅从技术层面考虑，而要考量其经济可行性。在选择合理路径推进“双碳”目标时，要考量这一碳减排路径是否会带来其他污染排放或其他生态环境影响，对此应作出综合权衡。
6.中心主任在《经济日报》发表学术文章
《经济日报》在4月20日第10版上刊登了中心主任逄锦聚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深化改革为共同富裕提供动力和保障》。正文如下：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一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共同富裕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二要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各项制度，为共同富裕提供动力和制度保障。对于前者，笔者曾于2021年9月6日在经济日报发表《科学把握共同富裕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理论文章加以阐述，本文着重谈后者。
改革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强大动力
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领导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根本目的是要调整和改变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环节或方面，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让国家变得更加富强、让社会变得更加公平正义、让人民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在40多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创造了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最为辉煌的成就，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践证明，改革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只有全面深化改革，才能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才能让中国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才能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新成就。到“十三五”规划收官之时，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跃上了新的大台阶，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00万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美元。2021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14万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2万美元，已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在经济发展取得如此成就的同时，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全面从严治党、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政治建设、全面依法治国、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诸方面也都取得了显著成就。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所有这些，都为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使我们有更充分的现实条件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但也要看到，实现共同富裕还面临一些挑战，主要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具体表现为：一是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比虽然近年逐年下降，但2021年仍为2.50；二是城乡居民内部的收入差距较大；三是中等收入群体比重过小；四是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享有不平衡；五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和外部环境影响，当前经济发展还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这说明，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是一项长期任务。在新的征程上，要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更加强大的动力和制度保障。
在改革实践中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根本目的是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围绕这样的目标和目的，要在几十年改革的基础上，立足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建设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有利于全社会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促进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和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需要通过科学的方针政策在实践中实现。在改革发展实践中，这些方针政策包括：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允许一部分人靠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同时先富要带后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需要强调的是，在改革发展实践中进一步贯彻落实好这些方针政策，必须坚持两点论。在所有制上，既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又要坚持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在分配制度上，既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又要坚持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体现在分配政策上，既要坚持按劳分配，又要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因为在多种所有制经济中，人们对生产要素占有的多少不同，所以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结果难免出现先富后富的问题。为使先富后富的差距不要过大，既要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个人靠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又要引导先富起来的地区和个人帮助、带动后富起来的地区和个人，实现共同富裕目标。
在实际工作中，对上述政策的理解不能简单化和片面化。具体分析，“先富”的政策包括三重含义：一是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个人先富起来，二是先富起来的前提是靠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三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和个人要帮助、带动后富的地区和个人，实现共同富裕。现在要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政策当然要发展完善，但根本原则没有变，只要靠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无论什么所有制形式，无论个人还是企业，都要受到鼓励、支持和保护。这里，关键是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如果不是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不管富不富，那都是不允许的。至于如何实现先富起来的地区和个人带动后富的地区和个人，我们已经进行了探索，积累了一些经验，如，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强化东西部扶贫协作等。近来又提出“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等。对于已有的好经验要认真总结，以利于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中更好地运用和进一步完善。对于新提出的“三次分配”，要在实践中及时研究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积极探索其实现的途径和方式。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伟大创造。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促进共同富裕，最主要的是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要深化企业改革，增强市场主体活力；深化市场体系和市场机制改革，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宏观领域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
深化企业改革促进共同富裕，最重要的是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增强企业活力和搞好初次分配。企业是最主要的市场主体，既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大“蛋糕”的主力军，也是通过初次分配分好“蛋糕”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主力军。市场主体的效益如何、初次分配如何，对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至关重要。全面深化企业改革，无疑要分类进行，但目标是要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企业制度，着力探索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实现形式，培育具有活力和创造力的市场主体。要在努力提高企业效益的基础上，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针对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比重较低的问题，要在初次分配中逐步提高劳动所得的比重，以缩小企业内部分配差距。
深化市场体系和市场机制改革促进共同富裕，最重要的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既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释放市场潜力、激发发展动力、促进经济平稳运行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以高质量供给创造和引领需求，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更加畅通，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要围绕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制度规则，整顿市场秩序，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特别是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打造统一的要素和资源市场，健全城乡统一的土地和劳动力市场，加快发展统一的资本市场，加快培育统一的技术和数据市场，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培育发展全国统一的生态环境市场，并推进商品和服务市场高水平统一。以人民群众关心、市场主体关切的领域为重点，着力完善质量和标准体系，着力提高市场运行效率，以调节收入分配，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深化宏观领域改革最重要的是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政府效率，建设有为政府，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要运用合理科学的结构政策，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促进科技创新，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通过政府职能转变，加强宏观政策调节，合理调节城乡、区域、不同群体间分配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通过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整顿收入分配秩序，坚决取缔非法收入，依法保护合法收入，合理调节过高收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和各领域配套改革
实现公共产品的公平享有，是缩小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证。要深化公共服务等领域的改革，建立科学的公共政策体系，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普遍关心关注的民生问题，特别是教育、就业、医疗保障等问题，形成人人享有的合理分配格局。在解决这些问题时，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重点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保障建设，为人民提高受教育程度、增强发展能力创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条件，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并完善养老和医疗保障体系、兜底救助体系、住房供应和保障体系。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仅包括物质生活富裕，而且包括精神生活富裕。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但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因此，要全面深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的改革，特别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要繁荣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学艺术、哲学社会科学事业，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促进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
在系统改革中，要增强改革与发展、改革与安全的平衡性、协调性，增强区域和城乡的平衡性，强化行业的协调性。尤其要在全面脱贫基础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在改革中，要注重发挥经济特区和沿海先富地区改革先行的示范作用，带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改革，通过后富地区的加快改革发展，解决地区之间改革不平衡的矛盾。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进一步深化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就一定能够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稳步迈进。
7.中心学者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学术文章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4月20日第3版上刊登了中心学者郭金兴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助推迈向中等发达国家》。正文如下：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分两个阶段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即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全面论述了第一阶段将要实现的具体目标，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发展战略。在这些目标中，最引人注目的可能就是，在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届时，我国的人均收入将达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鉴于目前中国人口数量超过了所有高收入国家的总和，而且各国人口增长均非常缓慢，这一远景目标的实现意味着，2035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将会达到新的高度。这势必从根本上改变自工业革命以来的世界格局，意义之深远不言而喻。
迈向中等发达国家，要求建立与完善能够促进长期经济发展绩效的制度，国家治理现代化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制度保障。“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同时也是2035年远景目标之一。
稳步迈向中等发达国家
清楚认识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规模和当前中等发达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基本概况，对于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发展目标至关重要。
首先，跨越世界银行的高收入门槛与实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发展目标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一个明显的经济赶超过程。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1997—1999年我国跨越人均国民收入1000美元的低收入门槛，进入中低收入阶段；2008年跨越4000美元的中低收入门槛，进入中高收入阶段；2020年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按照目前经济增速，我国有望在“十四五”期间跨越人均收入1.25万美元的高收入门槛。这是我国经济发展取得重大成就的标志性事件，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一门槛值与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远景目标的标准存在差异。世界银行划定不同收入组别，目的在于确定各国获得国际经济援助的资格和条件，因此，与经济真正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相比，这一门槛值是偏低的。实际上，2019年高收入门槛值仅相当于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和高收入经济体平均水平的31%和28%。显然，即使跨过了世界银行高收入国家这一门槛，距离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发展目标，仍有实质性差距。
其次，长期以来，发达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速都保持在1.5%左右，若要在有限的时间内显著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必须保持更快的增长。我国在过去三十余年间实现了8%以上的增速，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990年不到OECD国家平均水平的5%提高至2019年的36%，其成就是显著的。因此，要在未来15年实现接近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发展目标，仍然需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提高经济发展的数量和质量。从经济研究的角度，显著缩小与发达经济体的相对收入差距，而非仅仅跨越世界银行所确定的基本维持不变的绝对收入门槛，才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标志。正如有关“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从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来看，从中等收入经济体跃升为发达经济体，殊为不易。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50多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只有大约20%成功实现了这一跨越，但是也有大致相同比例的国家重新跌回低收入经济体的行列。与经济增长相比，真正发展成为经济发达的高收入国家，无疑将会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
与发达国家明显的技术和收入水平差距是驱动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实现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赶超，客观上要求中国尽快实现经济发展方式和创新模式的转变，要求我们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这一发展背景与发展模式的转变，意味着以往有效的战略、政策和制度必须进行重要的调整和完善，而国家治理现代化则是实现这些转变的根本性制度保障。
释放国家能力的制度优势
后发优势是决定后发国家经济增长潜力的关键因素，但是，能否将这一潜力转变为现实，主要取决于国家能力。在后发优势比较明显的赶超阶段，对于如何实现进一步的发展，相关的理论较为成熟，而且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在这一阶段，维持公共秩序、促进市场发育、完善基础设施、提供公共服务、促进资本积累，乃至直接动员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都是实现经济起飞和维持高速增长的重要措施，而强大的国家能力有助于政府更好地完成这些目标。
在任何时期，都有一些国家与中国一样具备后发优势，但是这些国家很少能够实现与中国相同规模的发展绩效，主要原因就在于中国拥有强大的国家能力，这正是我国制度优势最为根本的特征。
这种强大的国家能力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坚强的组织和领导。在百年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中，中国共产党积累了丰富的领导经验，培养了优秀的人才队伍，形成了强大的组织和动员能力，这为中国国家能力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是以这种国家能力为基础，在党的领导下，新中国成立以后推行了一系列社会制度的变革，迅速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建立了独立的和完整的工业体系。在1978年以后，我国适时调整发展战略，实现了经济体制转轨，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断予以完善，激发了巨大的增长潜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顺应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我国先后提出了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全面依法治国等重要思想，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进行了重要调整。根据国内外形势变化，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进各类经济社会制度变革，维护和平和稳定的经济社会秩序，这正是中国国家能力和制度优势的重要体现。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继“四个现代化”之后提出了第五个现代化，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以之作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内容。这既是对我国长期以来发展经验的凝练和提升，也契合现代发展理论的最新成果，即对于经济发展而言，关键在于国家能力的建设与正确运用。“现代化”也意味着我国当前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还有待完善和提高，以便更好地满足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
从本质上来讲，国家治理现代化正是要提高制度的质量和适应性效率，以应对中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时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从而为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和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
要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目前中高收入阶段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意味着发展模式和发展动力的重大转变。因此，与之相适应的具体制度、政策和战略也要进行相应的调整，这集中体现为国家治理体系的转变和治理能力的提升。在经济起飞和赶超阶段，要素资源优化配置和模仿型技术进步是驱动增长的主要动力。在新发展阶段，经济发展方式将更为依赖规模收益和自主创新，这与“十四五”规划中强调的两个重大发展战略有密切的联系，即以强大的国内市场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实现上述发展战略的基础。
构建新发展格局，一方面，要建设强大的国内市场，促进国内市场进一步统一和商品与要素流通，增强消费在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提高投资效率。这既需要政府在传统的道路交通、网络信息、市政工程等硬件基础设施方面进行更新和改造，也需要政府在营商环境、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软件基础设施方面提供更好的保障。另一方面，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需要更少地依赖出口导向政策，提升基于规则的治理水平和能力。以自主创新为基础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意味着创新模式需要根本性的转变。自主创新需要在技术前沿进行自由的探索，因此，需要对创新主体的权利给予充分的制度性保障，协调创新受益者和受损者的利益，建立既能激励创新又能实现经济社会稳定的创新体系。
总之，对于形成新发展格局，顺利实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远景目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都将发挥基础性的制度保障作用，其理论逻辑和实现路径，有待更为深入的研究。
8.中心学者在《天津日报》发表学术文章
《天津日报》在4月25日第9版上刊登了中心学者何自力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正文如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深刻认识这一重要论断的理论内涵，对于准确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成熟和完善，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是党的伟大创举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未来社会，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生产活动有计划进行，商品货币关系消亡。但是我国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必须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生产力，市场经济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如何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就成为必须破解的难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创新性思考为破解这一难题提供了科学的理论遵循。
如何看待市场经济的性质是首先需要解决的理论难题。传统观念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画等号，习近平总书记对市场经济的性质做出新的论断，他说：“经济发展就是要提高资源尤其是稀缺资源的配置效率，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投入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获得尽可能大的效益。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习近平总书记将市场经济看作资源配置机制，揭示了市场经济的本质，为正确利用市场经济提供理论指导。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通过价格机制、供求机制、优胜劣汰机制等进行资源配置，市场主体根据价格信号自主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为谁生产；市场将社会资源自发分配到社会生产各个部门，使社会供给与社会需求保持一致；市场激励市场主体通过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等提高劳动生产率，获取最大利润。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问题十分突出，发展市场经济是解决发展问题的重要手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市场经济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有助于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让市场主体有更多活力和更大空间去发展经济、创造财富，推动资源配置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
市场经济能否与社会主义兼容是又一个重大理论课题。传统观点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截然对立起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社会主义’这个定语。之所以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坚持我们的制度优越性，有效防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基础上的市场经济模式，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尖锐对立，少数私人资本占有巨额社会财富，贫富差别和不平等不断扩大，个别垄断组织的生产具有高度的组织性，而整个社会生产则处于无政府状态，正是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尖锐对立决定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必然伴随着日益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和频繁发生的经济危机的弊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是解决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矛盾的正确途径。市场经济主要靠市场主体对个体利益的追求实现资源配置，社会主义则是全体人民共同利益的制度保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重要作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和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富裕，使个人利益与社会共同利益实现有机统一，既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又确保社会长期稳定。对我们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的探索实践，习近平总书记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二、党的坚强有力领导是政府发挥作用的根本保证
政府与市场关系是经济体制的核心问题，能否科学认识和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直接关系到经济体制改革的成败。
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鼓吹市场与政府二元对立的观点，宣扬市场自发调节机制可以实现市场供求关系的自动平衡，政府干预则会扭曲市场机制，造成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事实胜于雄辩。上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实施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大力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片面夸大市场调节，严重削弱国家干预，导致去工业化加速，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节，经济增速低迷，贫富差距不断扩大，阶级对立日益加剧。总结西方市场经济发展的教训，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实际，习近平总书记对政府与市场关系提出了创新性认识，指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一科学论断破除了政府与市场二元对立的错误观点，实现了我们党对政府与市场关系认识的新推进。
在处理政府与市场的辩证关系中，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主要方面。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最大弊端是政府难以有效发挥宏观调控和经济治理职能，传统集中计划经济体制的严重缺陷则是政府直接进行资源配置，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要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优势出发加以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仍然要坚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党和政府的积极作用。”“在我国，党的坚强有力领导是政府发挥作用的根本保证。”这些论断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科学认识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提供重要理论指导。其一，坚持党的领导，是政府更好发挥作用的根本保证，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离开了党的领导，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就失去了强大的政治基础。其二，坚持党的领导，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就是要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加强市场活动监管，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社会稳定，促进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其三，坚持党的领导，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就是要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坚持和发展党的政治优势，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我们要坚持和发展我们的政治优势，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好发展。其四，坚持党的领导，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就是要完善国家经济治理体系，确保党对经济工作的顶层设计、总体布局，把党对经济工作领导转化为领导体制、工作机制和管理方式方法，把党的领导主张和重大决策部署转化为法律法规和政策法令，认真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确保国民经济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健康稳定运行。
三、增强党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
大力增强党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好发展，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客观要求。
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改革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的改革，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面临一系列复杂问题和重大挑战，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认真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学懂弄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只有这样才不会在前进道路上迷失方向，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加强党领导经济工作制度化建设。党的制度建设是提高决策能力和执行能力的根本保证。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它既高度重视民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又注重在民主的基础上统一思想、统一目标、统一行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工作是中心工作，党的领导必须在中心工作中得到充分体现，党的各级组织要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不断提高推进改革开放、领导经济社会发展、提高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效益的能力和水平。
提高党领导经济工作法治化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些地方和部门还习惯于仅靠行政命令等方式管理经济，习惯于用超越法律法规的手段和政策来抓企业、上项目推动发展，习惯于采取陈旧的计划手段、强制手段完成收入任务，这些办法必须加以改变。党的领导干部要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带头依法办事，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
增强党领导经济工作专业化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高度社会化、高度专业化的经济形式，要驾驭好、领导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具有高超的专业化能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国经济发展到今天的水平，做好经济领导工作，必须有专业化能力支撑。可以说，专业知识和素养不扎实，实际工作岗位历练少，对实际问题钻研不深，是很难适应不断变化的新形势新任务的。为此，党的领导干部要胜任工作，不说外行话、不干外行事，就必须下大力气完善知识结构、增长实践才干，努力成为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行家里手。
加强学习提高理论水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有利于我们掌握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认识经济运动过程，把握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更好回答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我国发展进入新阶段，对党领导发展的能力和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加强学习，增强把握和运用市场经济规律、社会发展规律、自然规律的能力，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推动我国经济发展行稳致远。
9.中心主任在《人民日报》发表新书评介
《人民日报》在4月27日第9版上刊登了中心主任逄锦聚的新书评介，文章题目为《深化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史论〉简评》。正文如下：
洪银兴等撰著的《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史论》一书，已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比较全面地回顾了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对党在各个时期的经济思想及其发展演进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该书分为5篇，分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经济思想、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期党的经济思想、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与曲折发展中党的经济思想、改革开放时期党的经济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的经济思想。该书以大量翔实的史料为基础，充分体现“史”的底色；同时突出对经济思想的提炼与分析，充分体现“论”的特征。该书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作了比较全面深入的研究阐释，为我们从百年党史的视角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提供了有益参考。
10.中心主任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学术文章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5月24日第5版上刊登了中心主任逄锦聚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百年经济思想创新的深刻阐释》。正文如下：
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带领中国人民砥砺奋斗，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创新，指引着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光辉前景，谱写了一曲波澜壮阔的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的壮丽凯歌。总结党带领人民百年奋斗的历程和基本经验，由顾海良教授和邹进文教授带领的学术团队从经济学的角度，完成了《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史（1921-2021）》的研究和写作，日前已公开出版发行。
该著以编年史为线索，回溯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思想螺旋式上升的发展历程，总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过程，对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的理论脉络、历史脉络和逻辑脉络进行了深刻的阐述。著作的出版，对于以史鉴今，弘扬优秀经济思想，繁荣学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该著坚持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揭示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理论创新的主题和真谛。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是先进知识分子挽救中华民族于水火之中的思想武器。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百年来一以贯之地坚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围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懈奋斗。全书坚持这样的主题，阐述各个历史时期党的经济思想的探索历程和取得的成就，实现了党的经济思想史和实践奋斗史重大主题的统一。
该著坚持以唯物史观总结党的百年经济理论创新史，提供了编撰经济思想史的方法论范例。全书坚持实事求是，史论结合，论从史出，所以得出的结论具有坚实的史实依据，令人信服。正如该书所说：“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根本上就是要掌握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认识经济运动过程和把握发展规律。”该著作给予读者的，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探索取得的成就，同时也是研究经济思想史的方法论启迪。
党的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总结党的经济思想史，是为了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我们正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前进，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阶段新任务，挑战和机遇并存。该著作的出版，有助于我们学习和牢记中国共产党百年的初心和使命，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埋头苦干、勇毅前行，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11.中心学者在《经济日报》发表学术文章
《经济日报》在6月9日第10版上刊登了中心学者何自力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如何理解“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正文如下：
前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强调，“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党的十八大以来，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始终是党领导经济工作的重要要求。实践证明，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关系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关系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实现，对稳定宏观经济大盘、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至关重要。我们可以从科学内涵、方法论等方面，对其进行深入理解。
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是宏观调控的重大创新。宏观调控是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任务是促进重大经济结构协调和生产力布局优化，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减缓经济周期波动影响，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对宏观经济运行实行区间调控意义重大：一是有助于发出宏观调控预警信号。对宏观经济波动进行及时有力的调控是确保国民经济稳定运行的先决条件。确定经济运行的合理区间，就等于划定了宏观经济运行的预警线，一旦发现主要宏观经济指标的波动偏离合理区间，相关机构就可以快速启动调控机制，避免经济陷入危机。二是有助于稳定市场预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稳定市场预期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运行的重要条件，经济运行的合理区间是市场主体观察宏观经济运行态势的重要窗口，明确经济运行的合理区间有助于稳定市场预期，提振市场信心，避免不必要的恐慌。三是有助于提高宏观调控的有效性。区间调控将经济波动视为一个量变过程，着眼于调控目标在合理区间的波动，只要调控目标的波动
越过设定的合理区间，就达到了宏观调控的目的。这符合经济规律，有助于提高宏观调控的效果。
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是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在宏观调控中的具体体现。“稳”与“进”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稳中求进，就是依托稳定谋发展，借助发展求稳定。在宏观经济治理中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稳”的重点是稳住经济运行，确保经济增长、就业、物价、投资、贸易等不出现大的波动，确保金融不出现区域性系统性风险，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进”的重点是调整经济结构，深化改革开放，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坚持创新驱动，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稳”与“进”是相互促进的。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才能为调整经济结构和改革开放创造稳定宏观环境；调整经济结构和深化改革开放取得实质性进展，才能为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创造良好条件。
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需要统筹加强需求和供给管理。政治经济学原理认为，社会生产按比例发展是客观经济规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运行的平衡，既要求总供给和总需求的总量平衡，也要求总供给和总需求的结构平衡。相应的，在宏观调控体制上要求实现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的有机结合。只有这样才能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实现社会生产按比例发展。我国宏观调控要求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具体体现为要求经济增速、物价、就业、国际收支、经济结构、收入分配、区域发展、生态环境等指标在规定的合理区间波动，以保证国民经济协调稳定运行。为此，一方面在宏观调控中加强需求管理，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进行有针对性的引导，发挥需求对供给的拉动作用；另一方面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实践证明，我国宏观调控将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结合在一起，着力实现总供给和总需求的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为保持我国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提供了有效保证。
12.中心副主任在《经济日报》发表学术文章
《经济日报》在6月27日第11版上刊登了中心副主任刘凤义的学术文章，文章题目为《如何认识资本特性和行为规律》。正文如下：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既是一个重大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既是一个重大实践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关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关系改革开放基本国策，关系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关系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我们需进一步深化对新的时代条件下我国各类资本及其作用的认识，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发挥其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
资本是什么？这个问题可以有多种回答：资本是一种经济活动中的要素；资本是一笔能用来赚钱的钱；资本是厂房、机器……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厘清这个问题要从资本的本质来认识。
资本具有物质形态和价值形态。我们说资本是厂房、机器、劳动力时，是指资本的物质形态；我们说资本是一笔钱，能带来价值增值时，是指资本的价值形态。资本就是在物质形态和价值形态的交替变化中周而复始运动的。在生产活动中，资本购买生产资料等并将其转化为生产要素，但资本的本性并不是想参与生产活动，而是想直接获利。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逐利是资本的本性。资本家作为资本的人格化代表，主观上有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动力，客观上面临市场竞争的压力。这使资本的运动呈现出两面性：一方面，不断改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强市场竞争力，在客观上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资本的增殖欲望也带来一系列社会矛盾和问题，出现了两极分化、经济危机、生态危机等。
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设想社会主义条件下可以搞市场经济，当然也就无法预见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对待资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既然是市场经济，就必然会产生各种形态的资本。改革开放40多年来，资本同土地、劳动力、技术、数据等生产要素共同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繁荣发展作出了贡献，各类资本的积极作用必须充分肯定。现阶段，我国存在国有资本、集体资本、民营资本、外国资本、混合资本等各种形态的资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本是带动各类生产要素集聚配置的重要纽带，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要发挥资本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
先看公有资本。一方面，公有资本作为一种市场要素是要追逐利润的，并且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另一方面，公有资本具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属性，这在公有制企业中的资本所有权、劳动条件、劳动时间、劳动福利、劳动保障等各个方面都有体现。因此，公有资本既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在市场中实现保值增值，也按照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的根本目的和内在要求，不断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再看非公有资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本运行的社会条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使得资本的运动规律发生了新变化。非公有资本的生产经营活动既要考虑满足资本增殖的目的，又要符合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的根本目的。
对此，要历史地、发展地、辩证地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存在的各类资本及其作用，加强新的时代条件下资本理论研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要坚持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各类资本发展营造更加有利的市场环境和法治环境，引导资本的发展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此同时，要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为资本设置“红绿灯”，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防止资本野蛮生长，更好发挥其促进科技进步、繁荣市场经济、便利人民生活、参与国际竞争的积极作用，使之始终服从和服务于人民和国家利益。
四、部分学术成果列举
逄锦聚
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新飞跃，经济学家，2022年01期
2.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协同推进共同富裕，政治经济学评论，2022年01期
3.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程中坚持党的全面领导，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2022年01期
4.科学把握共同富裕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中国经济评论，2022年Z1期
5.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理论创新的辉煌成就和伟大意义——访南开大学讲席教授逄锦聚，逄锦聚、赵春玲，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2022年02期
6.一部系统研究新时代我国产业转型升级问题的力作——《新产业革命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交汇下的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研究》评介，经济与管理评论，2022年02期
7.《资本论》基本原理与中国共产党百年的继承创新，南开经济研究，2022年05期
何自力
1.土地制度改革、农业生产方式创新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何自力等，上海经济研究，2022年01期
2.习近平加强党对经济工作集中统一领导思想研究，何自力等，政治经济学评论，2022年01期
3.中国共产党百年领导经济工作的重要理论与实践经验，何自力等，经济纵横，2022年02期
4.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乔晓楠、何自力等，南开经济研究，2022年05期
5.民营家族企业创新运作对双循环的正面影响，何自力等，中国商论，2022年11期
6.统筹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04期
7.正确认识和把握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和实践途径，红旗文稿，2022年12期
刘凤义
1.树立“大思政课”观 推动新时代思政课高质量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2022年01期
2.中国《资本论》研究会第23届年会综述，荆克迪，刘凤义，经济学动态，2022年02期
3.论马克思消费理论的两个维度及其现实意义，刘凤义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2年03期
4.从劳动力再生产视角看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刘凤义等，当代经济研究，2022年03期
5.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科学内涵的内在逻辑，刘凤义等，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2年03期
6.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资本积累的新动向及其矛盾，刘凤义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2年03期
周云波
1.数字经济发展的人力资本结构效应研究，周云波等，经济与管理研究，2022年01期
2.薪酬水平与企业效益的协同效应关系——基于异质性的分析视角，周云波等，商业研究，2022年02期
3.科学研究中因果推断的方法、应用与展望——以个体健康研究为例，周云波等，人口与经济，2022年02期
4.新时代背景下的共同富裕:挑战与路径选择，周云波等，西南金融，2022年04期
5.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研究，周云波等，理论与现代化，2022年03期
6.“共同富裕”视角下的中国农村多维贫困——来自CHIP 2013-2018的证据，周云波等，经济科学，2022年03期
7.共同富裕视域下的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研究——基于城-城流动人口的比较分析，周云波等，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22年07期